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1

一、制定条例的经过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是我国劳动保障法律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劳动法制建设民主化的重要体现。随着企业和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深入，我市劳动关系和劳动矛盾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类劳资纠纷和投诉举报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运用工会这种组织形式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加强职工劳动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制定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地方性法规，对于发挥各级工会依法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作用，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是2006年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调研项目。2006年10月，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请的条例草案。会后，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在临安市召开了有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监督、公安、卫生、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参加的座谈会，并在分别征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的基础上，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和修改，形成条例草案修改稿，提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对条例主要问题的说明

条例共二十三条，分别对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内容、监督原则、监督机构、监督程序和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

(一)关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原则。工会依法享有劳动法律监督权，但工会的这种群众监督和行政执法权不同，不具有强制力。为了保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有效进行，条例第四条规定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原则，即“依法监督、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同时在第六条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劳动和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工商、卫生、质量技术监督、司法行政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支持工会做好劳动法律监督工作”。

(二)关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内容。劳动法、工会法对工会实施劳动法律监督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对监督的内容并没有予以明确。条例从杭州实际出发，在第七条具体规定了工会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十一种情况进行监督，包括劳动者就业权利保障的情况、履行集体合同的情况、劳动者参与用人单位民主管理的情况等方面。

(三)关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机构和职责。目前，我市已建立三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2002家，具体承担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条例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确定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或监督小组，并分别规定了县级以上工会设立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和基层工会设立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小组的职责。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2

要正确适用法律，必须明确法律的效力层次和适用范围。法律的效力层次，是指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法律的适用范围，是指法律对人的效力、对事的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要正确适用法律，就必须根据法律的效力层次和适用范围去适用。

根据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的规定，对法律的效力层次和适用范围主要规定如下：

1．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的规章；省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内较大的市的政府规章。

2．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3．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裁决。

4．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决定或者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5．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级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6．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级政府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7．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

8．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9．法律、法规、规章一般不溯及既往，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和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不再必然高于上级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以往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必然高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995年12月27日《关于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适用于该市行政区域内问题的复函》 (下称《复函》)的规定，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适用于该市行政区域内(包括宝安、龙岗两区)但法规中有关国家赋于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方面的规定只能适用于所属经济特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在非经济特区宝安、龙岗两区实施时，如果与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发生冲突，应适用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复函》没对深圳特区规章在宝安、龙岗两区的适用问题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广东省法规和政府规章没有规定的事项，宝安、龙岗两区可参照执行深圳特区规章的规定。“参照执行”不同于“适用”，所谓“参照执行”是指对某一事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广东省法规和政府规章没有规定的，才执行深圳特区规章的规定。否则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广东省法规和政府规章的规定。

下面分门别类，一门一门法律，一个一个问题地细谈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和理解问题。

一、有关工伤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有关工伤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有：《劳动法》(法律)、《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特区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市政府规章)，《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 (省级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省政府规章)，《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劳动部规章)。《劳动法》只是对社会保险作了强制性和原则性的规定，而对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等事项都没有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这些事项只要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详细规定(下面就社会保险的法律规定弓用《劳动法》时不再重述)。目前国家尚无统一的《工伤保险条例》，而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对工伤保险适用范围、工伤认定和范围、工伤费的缴纳比例、工伤保险待遇高低、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主体和方式等事项都规定不同。例如同一工伤事故兼有商业保险赔偿和民事赔偿时，三种补偿或赔偿可否兼得?上面几个法律文件的规定都不相同。《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待遇、商业保险赔偿、民事赔偿可全部兼得；《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除医疗费和丧葬费不重复支付外，其他工伤保险待遇照发；《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只补足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部分。究竟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哪个规定?

根据《复函》的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与《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发生冲突时，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但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的规定，当《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还是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还得由国务院决定或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也许有人认为，按以往有关法律的规定，地方法规的效力当然高于

部门规章，宝安、龙岗两区自然应当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但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并非如此。当然，根据地方法规优先适用的原则，对《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没有规定的事项，宝安、龙岗两区还得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根据《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城镇个体经济组织都必须依法为本单位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员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尚有不少用人单位未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或者只为部分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二、有关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有关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有：《劳动法》、《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法规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 (特区法规)、《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 (省级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省政府规章)。目前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养老保险条例》，广东省和深圳特区的养老保险法规、规章都是在《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实施后制定的，是对《决定》的具体化，与《决定》的规定是一致的。根据《复函》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与《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发生冲突时，应适用《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 2000年12月22日修正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有两处最引人注目的修改，一是修改前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适用于整个深圳市行政区域(包括宝安、龙岗两区)；修正后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适用于深圳特区内的企业及其员工，宝安、龙岗两区参照执行。二是修正后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增加规定了养老保险争议的仲裁时效为两年(《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没此规定)。之前，各级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裁决，普遍认为社会保险是强制性保险，不应受《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六十日仲裁时效的限制，所以多数裁决都要求用人单位补交多年养老保险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社会保险事项发生争议，一方申请仲裁是否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因为社会保险事项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凡因劳动争议申请仲裁，就得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不应适用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因为社会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办理，不应受

时效的限制。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因社会保险事项争议申请仲裁应受仲裁时效的限制，从2000年12月22日修正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员工对所在企业迟交、少交和不交养老保险费的情况，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和有关部门投诉，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规定看，社会保险事项争议也应受仲裁时效的限制，只不过是此条规定的仲裁时效与劳动法规

定的仲裁时效不同而已。笔者认为，从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作变通规定是可以的。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仲裁时效。另外，笔者认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只是仲裁时效(包括诉讼时效)，从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宝安、龙岗两区的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和劳动部门投诉，由社保部门和劳动部门责令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应当不受《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仲裁时效的限制。

根据《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城镇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都必须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还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

三、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我国现行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只要还是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 1993年10月，原劳动部提出了《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意见》，在试点地区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合理负担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覆盖城镇全体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深圳市作为我省医改试点较早的城市，1996年5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住院医疗保险、综合医疗保险、特殊医疗保险三种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方式，具有深圳市户口的员工和退休人员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根据《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劳务工尚未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劳务工也无需负担医疗保险费。 1998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法规性文件)，要求城镇所有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笔者认为，广东省和深圳市都应当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精神，尽快进行医疗保险立法，规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目前，《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和《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都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

根据《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适月于深圳市内所有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所属在职职工、离退休人员和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的失业人员。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还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医疗保险费。

四、有关失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有关失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有《劳动法》、 《失业保险条例》 (行政法规)、 《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 (省政府规章)、《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 (特区法规)。由于《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是1996年11月颁布的，其内容与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有许多抵触之处，其中最大的抵触是《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j》规定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仅限于具有特区常住户口的员工，而《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没有户口条件的限制，只要是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箩都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笔者认为，深圳市应当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尽快对《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进行修改。广东省人民政府已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对《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进行了修正。目前，《失业保险条例》和

《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都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而《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则不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但《失业保险条例》和《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没有规定，而《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有规定的事项，宝安、龙岗两区可参照执行。

根据《失业保险条例》和《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失业保险规定适用于我国境内城镇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用人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职工按本人工资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大部分的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失业保险。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失业保险费。

五、有关生育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目前有关生育保险的

法律规定只要是原劳动部的1995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由于《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对女育保险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的比例，而广东省和深圳市都没有按照《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难于实际操作，可以说在广东省、深圳市，生育保险立法还是一片空白。目前，在广东省和深圳市，对女职工的生育待遇保护，只要是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行政法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省级法规)、《广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实施办法》(省府规范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特区规章)。这些法规、规章，除《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不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但可参照执行)外，其他均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我们认为，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都应尽快进行生育保险立法。

六、关经济补偿的法律、法规、规章

在此，笔者主要就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在宝安、龙岗两区，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按员工工龄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或称生活补助费)的问题谈下自己的观点。《劳动法》没有对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按员工工龄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或称生活补助费)的问题作出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 (特区法规)和《深圳经

济特区劳务工条例》 (特区法规)也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但《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属部门规章，下称《意见》)第38条却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国家另有规定的，可以从其规定。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 (行政法规)第十七条、《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规章)第二十九条、《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规章)第二十一条却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仍应当按员32t_龄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或称生活补助费)。究竟在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员工是否仍享有经济补偿？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 《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属于行政法规，其效力高于劳动部规章，我们认为，全民所有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仍享有经济补偿口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二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和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的规定，笔者认为，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除全民所有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外的其他员工，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是否享有经济补偿，不能由仲裁员和法官自由裁量。如果有些仲裁员、法官适用广东省劳动规章的规定，裁决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应当给员工经济补偿；而有些仲裁员、法官却适用劳动部规章的规定，裁决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不给员工经济补偿；那么就有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口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依原劳动部《意见》第99条和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由省、市的劳动行政部门将情况报劳动社会保障部，由劳动社会保障部报国务院法制局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国务院法制局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裁决，并通知制定机关。

笔者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发现，深圳市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普遍是适用原劳动部《意见》的规定，不支持劳动合同期满的员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的。根据目前劳动用工的实际情况，为免用人单位规避对员工的经济补偿，并从经济补偿的“补偿”性考虑，笔者认为，《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关于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仍应当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更为合

情合理，而原劳动部《意见》关于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则相对不合情理。例如，一个在某用人单位工作了九年的月薪数千元的员工，因用人单位的原因，他一直与用人单位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想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关系，则依法用人单位应当给该员工数万元的经济补偿；如果用人单位想规避对员工的经济补偿，则其与该员工签订一年或几个月的劳动合同，等劳动合同期满后再终止与该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则依原劳动部《意见》第38条的规定，无需给该员工任何经济补偿。但如果离合同期满之日还差一天，甚至只差一小时或半小时，用人单位解除了与该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则又要给该员工数万元的经济补偿。可见，不考虑劳动者的工龄，只根据劳动合同期满与否来决定是否给员工经济补偿是相当不合理的。经济补偿的性质只要是其“补偿”性，员工在某用人单位工作多年，为该用人单位奉献了多年的青春，依情依理该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其工龄长短给予相应经济补偿。我们认为，《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关于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仍应当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更为合情合理。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普遍适用原劳动部《意见》的规定(不适用广东省劳动规章的规定)，裁决不支持劳动合同期满的员工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的做法，无论依情依理依法，都值得商榷。

笔者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还注意到，在深圳市，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普遍不支持劳动者要求将加班加点工资计作工资的请求。根据原劳动部《意见》第53条和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

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我们认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应当包括加班加点工资。

七、有关工资支付的法律、法规、规章

在此，主要谈下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时，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的适用问题。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主要有：《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 (原劳动部规章)、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原劳动部规章)、《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 (省级法规)、《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 (省政府规章)、《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特区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条例》 (特区法规)o而这些法规、规章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时，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问题，却有不同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究竟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

先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法律规定。

原劳动部《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除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工资外，欠付1个月以内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20％赔偿金；欠付3个月以内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50％赔偿金；

欠付3个月以上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100％赔偿金。《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第十五条、《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第三十六条、《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条例》第二十条却规定，应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每日按低于部分总额的1％赔偿或补偿给劳动者。

从上面规定可知，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问题，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的规定并不一致。笔者认为，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深圳特区适用《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条例》的规定是没有争议的；但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实在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还是应当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国务院决定或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裁决。

再谈用人单位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法律规定。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和《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第十四条、《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却规定，用人单位逾期或者未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从超过规定时间的第六日起，每日按欠发工资的1％赔偿劳动者经济损失。

由上面的规定可知，存在深圳市法规与广东省法规发生冲突、广东省法规与劳动部规章发生冲突的问题，在宝安、龙岗两区，究竟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根据《复函》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的规定，但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是应当适用《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的规定，还是应当适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还得由国务院决定或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裁决。据笔者所知，深圳市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争议案件，普遍适用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规定；而对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3

中图分类号：D9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35-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已经于2007年6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

一、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

劳动合同法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后的1996年就已被列入国务院立法日程，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当时积极参加了草案的起草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1998年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工作暂时搁置，直至2004年底重新启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的近20万条意见中，有近70%是职工反映的。立法机关高度重视职工意见，特别是全总代表职工反映的上百条意见建议，绝大多数得到了立法机关的认可和采纳，并在法律条文中给予体现。2005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组织全国12个法律院校的18位专家教授进行劳动合同法草案研究的课题。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145票赞成，一个未按表决器高票通过了劳动合同法[1]。这样的一个结果说明了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以及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原则和整个内容的架构，在立法机关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结果。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建立了集体调整的新起点，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整体劳动关系的转型。

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争议

（一）反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主张和理由

2009年，就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周年之际，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黑龙江召开的第九届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呼吁果断停止执行劳动法。

张维迎说，劳动法损害的是工人利益，因为它让工人找工作更难。“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结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表示，“如果一个企业变成‘干活的不如捣乱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所以应尽快停止劳动合同法。”与之相似的观点认为，该法的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倒退，是计划经济的回归。

2009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一场经济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面倒”批评劳动法，有些专家甚至表示，业界已对劳动合同法应放宽的意见达成共识。会议上，包括高盛集团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都表示，劳动法为企业生存带来困扰，胡祖六甚至认为该法实施过于超前。

与部分理论界专家形成呼应的是实践中的声音。最为典型的是来自广东省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茵的意见。张茵联名37名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常州长兴集团董事长汤燕雯、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宗申等也通过提案要求修改该法。这些意见认为，现有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权利保护过度，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自，有必要通过条例重新平衡劳资双方关系[2]。还有企业家认为法律实施提高了企业成本，减少了社会就业，引发企业倒闭，进而导致政府税收减少和民众就业困难。

2009年全国政协法律类提案数量中有三分之一与劳动合同法暂停实施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部具体法律有如此集中的意见，在近年来全国两会提案中比较罕见。

对企业家而言，特别是对很多劳动密集型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劳动争议仲裁中可自由裁量的空间变小，企业承担的举证责任更为严苛。劳动合同法给企业的用工带来较大的压力，部分企业减少劳动用工数量，以降低运营成本。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旗帜，信誉与业绩良好，但其仍然通过内部劳动用工的调整实现规避法律的目的，形成轰动一时的“华为事件”。

理论界和企业界反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理由，概括地说，是劳动合同法大大增加了用工成本，导致企业关闭、撤资。劳动合同法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过度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反对意见主要有三：一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不应仅仅是保护劳动者，而是应和民事合同法一样保护劳动关系双方的权益。二是劳动合同法确立的劳动标准太高，脱离了我国国情，将削弱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导致低素质劳动者的失业，使大量中小企业面临困难。三是该法体现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用工行为的过度干预，将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凝固化、行政化，使企业丧失用人自。

（二）支持劳动合同法实施的主张和理由

面对反对的声音，2009年1月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在《东方早报》撰文称，“如果暂缓执行劳动合同法，就是改革倒退。”乔新生的论文集中阐述了支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的理由，成为理论界支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的典型理论。

乔新生认为，在现存的法律体系中，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立法机关没有启动法定程序修改或者废除法律，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要求暂停执行或者变通执行现行的法律。

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能仅仅考察这个国家是否颁布了法律文件，而应该考虑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是否严格依法办事。如果法律不被遵守，那么，即使有非常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个国家也不能称其为法治国家。

近年来，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劳动合同法、刑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整分配机制的作用。尽管这些法律还存在深层次的问题，但是，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毕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为了发展经济，而擅自修改、变通或者暂停使用这些法律，那么，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失衡的现象将会更加严重。

劳动者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护，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权利意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假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足够多的劳动者代表；假如法律规定地方党政机关决策之前，必须征求劳动者的意见，那么，一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不会如此放肆，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就会有所减少。

所以，在社会利益调整的大变革时期，必须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逐步限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敦促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

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普遍形成这样一个轨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不断拉大；在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时候，弱势群体的利益总是受到损害；在经济发展困难时期，最先牺牲的都是弱势群体。中国的改革能否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已经不仅仅是衡量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中国是否真正成为法治国家的重要尺度。假如我国的改革不能实现在民的原则，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保护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那么，改革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矛盾，改革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

乔新生认为，各级行政机关能真正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就可以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各级司法机关秉公办案，不能随意修改法律[3]。

三、劳动合同法实施争议的平息

2008年3月10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说，目前劳动合同法实施还不足三个月，它不是一个修改问题，而是一个要认真贯彻执行的问题。孙宝树的言论清晰表达了政府的态度。

与政府基本同步的是，立法机关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态度，200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报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贯彻法律不容置疑，检查结果验证了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应该理直气壮、不容置疑地贯彻实施。检查组认为，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对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认为，对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最大冲击，是出口导向的企业失去了外部市场，失去了订单，就出现了工厂企业经营困难。劳动合同实施后，劳资双方的劳动合同意识显著提高。劳动合同法将成为扭转长期以来我国强资本弱劳力的标志性拐点，通过国家意志力的形式，缔造一种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4]。

此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争议逐渐平息，劳动合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热点。

四、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近况

客观审视劳动合同法实施的争议，在当代中国强资本弱劳动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旨在矫正失衡的劳资关系。精神层面上，法律的实施使劳动者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和集体意识不断增强。制度层面上，法律的运行初步建立了劳动合同制度，推动了中国劳动关系由个别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型。

伴随着劳动合同法实施争议的平息，劳动合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热点，由于法律规定不够严谨等多方面原因，有些规定特别是关于劳务派遣的相关规定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职工队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务派遣泛滥，成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中最突出的问题。于是从法律上严格规范劳务派遣制度，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转而成为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热点。

201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修法内容虽仅涉及劳务派遣的规定，却受到了空前关注。此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就立法草案公开征集意见，一个月之内收到了55万条立法建议，创下了中国立法史上的新纪录，足见社会各界对于劳务派遣立法的参与度之高。劳务派遣之所以引人关注，源于劳务派遣过去几年的畸形发展，让很多劳动者深受其害，亟欲通过修法彻底清除劳务派遣之恶。

时至今日，劳动合同颁布之初是否实施、是否修改的争论渐渐远去，成为历史，但是重温这段历史，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劳动合同法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理性地认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进而明确我国的劳动用工标准，强化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增加劳动者的自治和维权能力，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1]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注释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4

要正确适用法律，必须明确法律的效力层次和适用范围。法律的效力层次，是指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法律的适用范围，是指法律对人的效力、对事的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要正确适用法律，就必须根据法律的效力层次和适用范围去适用。

根据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的规定，对法律的效力层次和适用范围主要规定如下：

1．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的规章；省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内较大的市的政府规章。

2．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3．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由国务院裁决。

4．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决定或者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5．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级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6．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级政府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7．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

8．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9．法律、法规、规章一般不溯及既往，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和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不再必然高于上级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以往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必然高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995年12月27日《关于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适用于该市行政区域内问题的复函》 (下称《复函》)的规定，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适用于该市行政区域内(包括宝安、龙岗两区)但法规中有关国家赋于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方面的规定只能适用于所属经济特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在非经济特区宝安、龙岗两区实施时，如果与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发生冲突，应适用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复函》没对深圳特区规章在宝安、龙岗两区的适用问题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广东省法规和政府规章没有规定的事项，宝安、龙岗两区可参照执行深圳特区规章的规定。“参照执行”不同于“适用”，所谓“参照执行”是指对某一事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广东省法规和政府规章没有规定的，才执行深圳特区规章的规定。否则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广东省法规和政府规章的规定。

下面分门别类，一门一门法律，一个一个问题地细谈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和理解问题。

一、有关工伤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有关工伤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有：《劳动法》(法律)、《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特区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市政府规章)，《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 (省级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省政府规章)，《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劳动部规章)。《劳动法》只是对社会保险作了强制性和原则性的规定，而对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等事项都没有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这些事项只要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详细规定(下面就社会保险的法律规定弓用《劳动法》时不再重述)。目前国家尚无统一的《工伤保险条例》，而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对工伤保险适用范围、工伤认定和范围、工伤费的缴纳比例、工伤保险待遇高低、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主体和方式等事项都规定不同。例如同一工伤事故兼有商业保险赔偿和民事赔偿时，三种补偿或赔偿可否兼得?上面几个法律文件的规定都不相同。《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待遇、商业保险赔偿、民事赔偿可全部兼得；《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除医疗费和丧葬费不重复支付外，其他工伤保险待遇照发；《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只补足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部分。究竟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哪个规定?

根据《复函》的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条例》与《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发生冲突时，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但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的规定，当《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还是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还得由国务院决定或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也许有人认为，按以往有关法律的规定，地方法规的效力当然高于

部门规章，宝安、龙岗两区自然应当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但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并非如此。当然，根据地方法规优先适用的原则，对《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没有规定的事项，宝安、龙岗两区还得适用《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根据《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城镇个体经济组织都必须依法为本单位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员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尚有不少用人单位未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或者只为部分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二、有关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有关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有：《劳动法》、《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法规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 (特区法规)、《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 (省级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省政府规章)。目前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养老保险条例》，广东省和深圳特区的养老保险法规、规章都是在《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实施后制定的，是对《决定》的具体化，与《决定》的规定是一致的。根据《复函》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与《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发生冲突时，应适用《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 2000年12月22日修正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有两处最引人注目的修改，一是修改前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适用于整个深圳市行政区域(包括宝安、龙岗两区)；修正后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适用于深圳特区内的企业及其员工，宝安、龙岗两区参照执行。二是修正后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增加规定了养老保险争议的仲裁时效为两年(《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没此规定)。之前，各级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裁决，普遍认为社会保险是强制性保险，不应受《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六十日仲裁时效的限制，所以多数裁决都要求用人单位补交多年养老保险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社会保险事项发生争议，一方申请仲裁是否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适用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因为社会保险事项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凡因劳动争议申请仲裁，就得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不应适用六十日仲裁时效的规定，因为社会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办理，不应受

时效的限制。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因社会保险事项争议申请仲裁应受仲裁时效的限制，从2000年12月22日修正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员工对所在企业迟交、少交和不交养老保险费的情况，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和有关部门投诉，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规定看，社会保险事项争议也应受仲裁时效的限制，只不过是此条规定的仲裁时效与劳动法规

定的仲裁时效不同而已。笔者认为，从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作变通规定是可以的。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宝安、龙岗两区应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仲裁时效。另外，笔者认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只是仲裁时效(包括诉讼时效)，从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发，宝安、龙岗两区的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和劳动部门投诉，由社保部门和劳动部门责令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应当不受《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仲裁时效的限制。

根据《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城镇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都必须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还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

三、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我国现行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只要还是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 1993年10月，原劳动部提出了《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意见》，在试点地区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合理负担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覆盖城镇全体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深圳市作为我省医改试点较早的城市，1996年5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住院医疗保险、综合医疗保险、特殊医疗保险三种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方式，具有深圳市户口的员工和退休人员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根据《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劳务工尚未建立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劳务工也无需负担医疗保险费。 1998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法规性文件)，要求城镇所有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笔者认为，广东省和深圳市都应当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精神，尽快进行医疗保险立法，规定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目前，《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和《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都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

根据《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适月于深圳市内所有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所属在职职工、离退休人员和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的失业人员。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还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医疗保险费。

四、有关失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有关失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有《劳动法》、 《失业保险条例》 (行政法规)、 《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 (省政府规章)、《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 (特区法规)。由于《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是1996年11月颁布的，其内容与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有许多抵触之处，其中最大的抵触是《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j》规定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仅限于具有特区常住户口的员工，而《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没有户口条件的限制，只要是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箩都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笔者认为，深圳市应当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尽快对《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进行修改。广东省人民政府已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对《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进行了修正。目前，《失业保险条例》和

《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都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而《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则不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但《失业保险条例》和《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没有规定，而《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条例》有规定的事项，宝安、龙岗两区可参照执行。

根据《失业保险条例》和《广东省职工失业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失业保险规定适用于我国境内城镇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用人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职工按本人工资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据笔者所知，宝安、龙岗两区大部分的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失业保险。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这些用人单位为全体员工缴纳失业保险费。

五、有关生育保险的法律、法规、规章

目前有关生育保险的

法律规定只要是原劳动部的1995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由于《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对女育保险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的比例，而广东省和深圳市都没有按照《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难于实际操作，可以说在广东省、深圳市，生育保险立法还是一片空白。目前，在广东省和深圳市，对女职工的生育待遇保护，只要是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行政法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省级法规)、《广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实施办法》(省府规范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特区规章)。这些法规、规章，除《深圳经济特区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不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但可参照执行)外，其他均适用于宝安、龙岗两区。我们认为，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都应尽快进行生育保险立法。

六、关经济补偿的法律、法规、规章

在此，笔者主要就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在宝安、龙岗两区，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按员工工龄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或称生活补助费)的问题谈下自己的观点。《劳动法》没有对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按员工工龄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或称生活补助费)的问题作出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 (特区法规)和《深圳经

济特区劳务工条例》 (特区法规)也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但《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属部门规章，下称《意见》)第38条却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国家另有规定的，可以从其规定。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 (行政法规)第十七条、《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规章)第二十九条、《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规章)第二十一条却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仍应当按员32t_龄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或称生活补助费)。究竟在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员工是否仍享有经济补偿？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 《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属于行政法规，其效力高于劳动部规章，我们认为，全民所有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仍享有经济补偿口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二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和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的规定，笔者认为，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除全民所有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外的其他员工，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是否享有经济补偿，不能由仲裁员和法官自由裁量。如果有些仲裁员、法官适用广东省劳动规章的规定，裁决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应当给员工经济补偿；而有些仲裁员、法官却适用劳动部规章的规定，裁决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不给员工经济补偿；那么就有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口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依原劳动部《意见》第99条和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由省、市的劳动行政部门将情况报劳动社会保障部，由劳动社会保障部报国务院法制局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国务院法制局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裁决，并通知制定机关。

笔者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发现，深圳市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普遍是适用原劳动部《意见》的规定，不支持劳动合同期满的员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的。根据目前劳动用工的实际情况，为免用人单位规避对员工的经济补偿，并从经济补偿的“补偿”性考虑，笔者认为，《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关于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仍应当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更为合

情合理，而原劳动部《意见》关于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则相对不合情理。例如，一个在某用人单位工作了九年的月薪数千元的员工，因用人单位的原因，他一直与用人单位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想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关系，则依法用人单位应当给该员工数万元的经济补偿；如果用人单位想规避对员工的经济补偿，则其与该员工签订一年或几个月的劳动合同，等劳动合同期满后再终止与该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则依原劳动部《意见》第38条的规定，无需给该员工任何经济补偿。但如果离合同期满之日还差一天，甚至只差一小时或半小时，用人单位解除了与该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则又要给该员工数万元的经济补偿。可见，不考虑劳动者的工龄，只根据劳动合同期满与否来决定是否给员工经济补偿是相当不合理的。经济补偿的性质只要是其“补偿”性，员工在某用人单位工作多年，为该用人单位奉献了多年的青春，依情依理该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其工龄长短给予相应经济补偿。我们认为，《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关于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仍应当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更为合情合理。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普遍适用原劳动部《意见》的规定(不适用广东省劳动规章的规定)，裁决不支持劳动合同期满的员工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的做法，无论依情依理依法，都值得商榷。

笔者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还注意到，在深圳市，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普遍不支持劳动者要求将加班加点工资计作工资的请求。根据原劳动部《意见》第53条和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

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我们认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资应当包括加班加点工资。

七、有关工资支付的法律、法规、规章

在此，主要谈下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时，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的适用问题。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主要有：《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 (原劳动部规章)、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原劳动部规章)、《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 (省级法规)、《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 (省政府规章)、《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特区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条例》 (特区法规)o而这些法规、规章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时，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问题，却有不同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究竟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

先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法律规定。

原劳动部《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除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工资外，欠付1个月以内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20％赔偿金；欠付3个月以内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50％赔偿金；

欠付3个月以上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工资的100％赔偿金。《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第十五条、《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第三十六条、《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条例》第二十条却规定，应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每日按低于部分总额的1％赔偿或补偿给劳动者。

从上面规定可知，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问题，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的规定并不一致。笔者认为，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深圳特区适用《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条例》的规定是没有争议的；但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实在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非经济特区的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还是应当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国务院决定或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裁决。

再谈用人单位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法律规定。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和《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第十四条、《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却规定，用人单位逾期或者未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从超过规定时间的第六日起，每日按欠发工资的1％赔偿劳动者经济损失。

由上面的规定可知，存在深圳市法规与广东省法规发生冲突、广东省法规与劳动部规章发生冲突的问题，在宝安、龙岗两区，究竟应当适用哪个法律规定?根据《复函》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应当适用《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的规定，但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宝安、龙岗两区是应当适用《广东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的规定，还是应当适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还得由国务院决定或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裁决。据笔者所知，深圳市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如何赔偿或补偿劳动者损失的争议案件，普遍适用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规定；而对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5

实施草案甫一州台，便如《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时一样引起了轩然大波。

劳资再度博弈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各地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大增加，由于法律规定尚有不明确之处，更为争议的处理增加了难度。2007年6月29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出台，随后，便引发了“华为门”、“沃尔玛辞工”等诸多事件。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仲裁也大幅增加。一些县、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今年头3个月处理的劳动争议就接近去年全年的总数，而有的区县受理的争议开庭日期已经排到了今年6月份。

南京市一些法院的资料也显示，自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生效以来，到法院打劳动争议官司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仅南京市秦淮区法院今年前4个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即为89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1％，而玄武、六台等区法院此类案件同比增徒数甚至更高。

在今年两会期间，更是有企业家代表对《劳动合同法》中一些条款表示异议，政协委员张茵建议取消无期限合同条款，而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达成集团主席马介璋在全国两会的主要提案就是就《劳动合同法》中的部分条款表达意见，他认为《劳动合同法》应该缓行两三年。

对于《劳动合同法》不同阶层、不同部门的声音都不一样，不仅企业和劳动者的声音不同，研究人员的意见不同，甚至大企业和小企业、国企和民企、不同地区的企业所持观点也有不小差异。在沸沸扬扬的争论中，草案不仅要消除企业经营者的忧虑，更要坚持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场，草案的出台是为了提高《劳动合同法》的可操作性，必须做到有效规范争议的处理，并获得劳资双方的认可，因此，实施条例的制定工作始终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

条例草案由国务院法制办面向公众征求意见之举表明决策者的谨慎态度。知情人士透露，企业发出的最大声音是“用工自由没有了”。

劳动合同法草案从一审稿到二审稿被认为是由“天上”到“地下”、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变，专家称“从来没有哪部法律中的利益博弈表现得如此明显”。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似乎如出一辙。

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从一审草案到最终出台的方案被称为对劳动者的保护是从90度的倾斜到45度的倾斜，但依然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倾向于劳方权利的法律。而在实施“条例”公布后，引来的是一片“向企业妥协、弱化维持劳动者权益”的声音。

据悉，条例草案制定工作自2007年下半年就开始启动，去年底，今年初，国务院派出近10支调查组，到各地调研对《劳动合同法》的反馈以及实施意见。前往各地的讲查组，调查非常细致，听取当地工会、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将不同利益方的观点平衡后最后才制订出草案。牵头起草“草案”的国务院法制办曾多次再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并数易其稿。也许是因为争议激烈，其颁布的日期也由传说中的今年春节前后一再推迟，坊间一度传闻该条例将在五一期间正式颁布，和当初劳动合同法草案出台过程极其相似。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召开了一个有关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贯彻实施的座谈会。业内人士称，在45条的实施条例草案出台之前，最初是一个包含60多个条款的细则，多方征求意见。而后是一个由22个条款组成的实施条例草案，也征求了多方意见。始自《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争议问题，在细则制定过程中依旧延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草案在近半年的调研之后，终于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更大范围的民众意见。草案所公布的实施条例是采纳了各方意见之后对《劳动合同法》的细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告诉记者：“实施条例是为了让劳动合同法更具可操作性，其实不管是劳动合同法还是实施条例，都很难说是向哪方倾斜，而是在找一种平衡。以劳动者保护作为出发点这没什么问题，这点一直没变，一般情况下，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这是劳动法的法理所在。大家都不满意也很正常，如果只有一方满意才是不正常的。各方面意见要广泛听取，但要看哪些意见是可行的，哪些意见只是出于利益考虑。在双方利益的博弈中，法律制定要跳出利益关系，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

细化与误读

不管是新的《劳动合同法》还是这次实施条例，各种观点总是争论激烈，社会力量也自动分成了偏劳方和偏资方两派。除了完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观点外，更多的不满似乎源于对《劳动合同法》和实施条例草案的误读。

讨论比较热的“允许解除无固定期限合同的14种情形”受到众多攻击，很多人对“草案”中规定的解除情形心存不满，甚至有人认为“草案”砝码已明显偏移至资方。而去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资方最有意见的问题之一也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认为这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影响了企业的用工权等等。而实际上“草案”并未扩大或削减用人单位的“解除权”，“细则里出现的14种情形，没有哪一种是新规定的，这14种情形在《劳动合同法》中全有，现在只是把散落其中的条文放在了一起，转换了一种表述的方式。”常凯说。无固定期限合同也是劳动合同，不是终身制的“铁饭碗”，此前企业存在误读，现在只是改变一下表述方式，却又引来了另一方的质疑。劳方的质疑和资方的不满反映…双方对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误解。

常凯告诉记者，一个法律颁布后就很难改了，要启动修法程序才行，任意修改是违法的，现在再说修改《劳动合同法》是基本法律观念的薄弱。新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到现在约5个月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因为还缺少实施细则。有关部门已明确表态，劳动合同法现在不是修改问题，而是执行问题。实施条例草案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草案不会变相修改劳动合同法，不会将劳动合同法和一些规定通过条例而松动和软化，只是对劳动合同法的细化，

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实施条例草案对《劳动合同法》中一些模糊和容易造成误解的地方进行了明确规定。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飞行员辞职事件，问题的关键就是航空公司以前期培训大量投入为名向辞职的飞行员索要高额赔偿金。《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但什么是“专项培训”?“草案”详细规定：用人单位一次性或者12个月内累计为1名劳动者支出超过本单位上年度平均工资30％的费用进行培训的，视为提供了专项培训费用。这种培训费用包括有支付凭证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的差旅费，以及因培训产生的其他直接费用。

“草案”同时规定，在五种特定情况下，用人单位解除约定服务期的劳动合同时，劳动者须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其中包括劳动者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等等。

又比如劳务派遣。《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在具体执行中，因“三性”规定不够清晰，劳务派遣成为不少企业变换用工主体。撇开与员工劳动关系从而规避相关责任的“法宝”，而细则草案对劳务派遣基本封死了规避漏洞，对适用情况做了非常狭窄的解释，规定用工单位一般在非主营业务工作岗位、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工作岗位，或者因原在岗劳动者脱产学习、休假临时不能上班需要他人顶替的工作岗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希望以进一步收紧适用条件的手段以减少劳务震撼数量。

中国以前就有《劳动合同法》，但是因为在某些地方缺少可操作性，有很多漏洞可钻，而且违法成本太低，导致用工单位有法不依，法律形同虚设。新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施条例草案则是进一步细化法律，堵住所有漏洞。

新的起点

根据珠三角各地制造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珠三角有8000多家企业关闭、撤并和撤离。一些企业主和学者再次对《劳动合同法》提出质疑，认为《劳动合同法》大大增加了用工成本，是导致企业关闭、撤资的主要原因。

常凯告诉记者，他和大量企业家聊过这个问题，也在珠三角做过实地调查，按照老板们的话说，企业倒闭或转移主要有五大原因：首先是人民币大幅升值，而且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升值压力，这对出口制造企业来说。影响巨大。其次是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造成一些中小企业出口减少。第三是两税合一使外商投资企业税率普遍上升10％左右。第四是因为国际经济不景气。还有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口红利变薄等诸多因素。《劳动合同法》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只是影响企业的很有限的一个原因。

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大多数属于微利经营，相当一部分处于亏损边缘。长期以来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维持在10％以下。在上述市场和政策环境下，一些企业出现困难甚至倒闭是必然的。有企业界人士表示，把新的《劳动合同法》当作导致破产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那些企业显然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即使没有这一法律它们也必死无疑。

企业不规范，对企业未必有好处。一些企业家缺乏劳动法制观点，仅把劳动当作节省成本的手段，这是难以取得长远发展的，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时，很多国内的企业并不重视，也没有任何提议。而再法律颁布后，却有了意见，相比之下，企业再征求意见时都很积极参与，而再颁布后，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执行的问题，这就是差距，从长远看劳动合同法将促使企业与劳动者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从根水上讲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劳动合同法一方面使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企业转变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增强持久竞争力提供了契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不应仅仅是保护劳动者，而是和民事合同法一样保护劳动关系双方的权益。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6

一、引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不少外资企业来华投资，而且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入境就业。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还将大力开展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工作，这都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涉外劳动争议纠纷呈现了上升趋势。据上海市媒体报道，自2004年初至2005年4月底，上海工会系统法律机构共为8100余名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提供了法律服务，其中仲裁、诉讼及非诉讼调解劳动争议案件331起，处理来信298件，法律咨询6200余人次。

   从进入仲裁、诉讼等司法程序的纠纷来看，涉外劳动合同纠纷中通常涉及问题的焦点是应当适用那一个国家的法律来调整，以及在解决此类纠纷时，中国的劳动法对这些雇员是否适用，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是否只能适用中国的《劳动法》等。目前，无论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是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犹豫不定，究其原因是因为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有效的调整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涉外民事关系：（一） 民事关系的一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国际组织、外国国家； （二） 民事关系一方的住所、经常居住地或者营业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三） 民事关系的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争议标的物移转越出一国国界；（四） 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由此可以推论得出涉外劳动关系表现形式有：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在华代表处雇用中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在华代表处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外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而形成的关系。

   可见，涉外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之一具有涉外因素时的劳动关系。

三、我国现行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的规范

   由于我国《合同法》、《劳动法》等基本法律并未设立涉外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故司法实践中，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如何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确定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处理方式。

（一）涉外劳动合同纠纷只能适用我国的《劳动法》

这一观点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如下：

1、我国《劳动法》第2条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我国的《劳动法》。因此，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及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法》的各项规定，从事劳动和工作，其劳动合同的订立与签订、工作时间与休假、工资和社会保险与福利等等均应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办理。

2、根据我国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6年联合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应与在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被聘用的外国人发生劳动争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处理。

3、根据1994年2月21日劳动部颁布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应当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内地用人单位和受聘雇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劳动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办理。

4、我国《合同法》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这里，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应当涵盖《劳动法》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因此，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劳动关系应当受制于我国劳动法。

（二）首先应当确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就合同及处理合同争议应当适用的法律达成协议，以及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该协议是否有效；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应当在综合分析整个案件的基础上，适用与劳动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这一观点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如下：

1、我国《合同法》第126条明确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外国人之间缔结的劳动合同显然属于涉外劳动合同，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2、《合同法》中有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虽然与《劳动法》中的规定相抵触。但是，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很显然，在涉外劳动合同问题上，《合同法》的规定应当优先于《劳动法》中的相关规定。

至于其他的规定，如《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均为行政法规或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合同法》，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后者优于前者 。

 （三）两种观点分歧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时能否适用外国法

涉外劳动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或双方通常为外国人，或合同的缔结地或履行地在外国，当事人选择的诉讼地或仲裁地往往带有一种偶然性，如果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一味地坚持适用法院地法，不仅会降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影响多边国际合作的发展。

   因此，在不违反本国劳动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适用外国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四、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国际立法和实践

   纵览国际立法和实践，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各国立法具有如下特点：

（一）、有限度地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涉外合同纠纷不仅符合合同的本意，而且能使当事人预见其法律行为的后果，有利于明确和稳定合同关系，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涉外合同争议的迅速解决。

   目前，许多国际条约都视其为处理涉外合同纠纷的首要原则。

（二）、在缺乏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适用劳务实施地和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于涉外合同的法律，或因违反法院地国家法律中对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使得当事人的选择归于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法律通常规定该合同适用与该合同有一定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并且，在有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确保劳动者享受最完善的劳动保护措施等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及国际公约规定在如果劳动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应当适用劳务实施地国家的法律和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为相比较其它的因素，劳动者为履行合同从事劳务的国家以及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地法律通常是当事人.熟悉的或应当熟悉的法律，是与劳动合同有比较密切联系的法律，适用该法律有利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劳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在解决劳动合同争议纠纷时占有重要地位

   劳动合同相比一般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者在劳动期间的职业安全、健康保障、工作时间、公共休假、最低报酬、妇女、儿童、残疾人权益等问题均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公共秩序，因此，许多国家在劳动法中对上述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并赋予其强制力，规定在其境内履行的劳动合同必须遵守该国的相关规定，以确保该国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以实现。 五、关于完善我国涉外劳动合同法律的建议

   对比国外的立法和实践，不难看出我国在涉外劳动合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分歧。这种现状如果不改变，不仅将影响司法部门公正地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对营造一个开放的、公正的、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吸引海外人才会产生消极影响。根据我国实际，如何完善涉外劳动合同立法，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劳动合同法》，并在其中以专章形式规定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

   多年来我国《劳动法》与《民法通则》、《合同法》之间的关系未理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劳动合同纠纷。同时，非常遗憾的是，《劳动法》作为一个基本法律，未设立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本人认为，《劳动合同法》应当是《劳动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则是《劳动合同法》必不可少的章节。实践中涉外劳动争议较为常见且关系复杂，故建议在劳动合同法中专列一章规范涉外劳动关系。

   至于具体的《劳动合同法》以及《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文的指定，则应承袭我国传统原则，并根据我国实际，吸纳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以适应当前劳动力流动加剧的趋势。

   总之，应当明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的重要地位，允许当事人在解决纠纷前的任何时候，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无效，应当适用合同中规定的雇员实施劳务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与此同时，还应当对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做出明确的限制，以保证雇员享有有关国家法律中对劳动者的强制性保护措施。

（二）、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司法实践部门准确理解我国《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在《劳动合同法》以及《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制定之前，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实践部门准确理解我国《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其实，早在198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涉外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就做出了规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明确指出，涉外劳动合同纠纷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未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时，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在通常情况下，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的法律。但是，根据1999年《合同法》第42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16日颁布的废止1999年底以前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三批)，《涉外经济合同法》及原依据《涉外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做出的司法解释已不再适用。

   在无法立即修改《合同法》以及《劳动合同法》、《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制定之前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司法实践部门准确地适用我国《合同法》、《劳动法》，是目前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适用法律原则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考虑制定《国际私法法典》，以适应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发展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国际私法采取了分散立法的方式，国际私法规范散见在不同的法律之中，这样难免出现法律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例如，《合同法》规定法院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涉外合同纠纷。但是《劳动法》明确规定其适用于在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劳动合同应当符合《劳动法》的规定。非法典式的分散立法方式造成已制定的国际私法规定缺乏系统性，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许多国际私法中的一般问题在法律中成为空白。除此之外，一些现行的国际私法规则简单、抽象，缺乏操作性。

因此，可以考虑制定我国的《国际私法法典》，以适应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发展的需要。

六、结语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完善我国调整涉外劳动合同关系的立法，是法制的需要，也是稳定涉外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的立法者应当为此加倍努力。

参考文献

[1] 论完善我国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单海玲，2003年4月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7

一、引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不少外资企业来华投资，而且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台港澳人员入境就业。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还将大力开展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工作，这都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涉外劳动争议纠纷呈现了上升趋势。据上海市媒体报道，自2004年初至2005年4月底，上海工会系统法律机构共为8100余名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提供了法律服务，其中仲裁、诉讼及非诉讼调解劳动争议案件331起，处理来信298件，法律咨询6200余人次。

从进入仲裁、诉讼等司法程序的纠纷来看，涉外劳动合同纠纷中通常涉及问题的焦点是应当适用那一个国家的法律来调整，以及在解决此类纠纷时，中国的劳动法对这些雇员是否适用，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是否只能适用中国的《劳动法》等。目前，无论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是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犹豫不定，究其原因是因为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有效的调整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涉外民事关系：（一） 民事关系的一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国际组织、外国国家； （二） 民事关系一方的住所、经常居住地或者营业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三） 民事关系的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争议标的物移转越出一国国界；（四） 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由此可以推论得出涉外劳动关系表现形式有：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外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在华代表处雇用中国人在中国工作、外国公司在华代表处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外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中国公司雇用中国人在外国工作而形成的关系。

可见，涉外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之一具有涉外因素时的劳动关系。

三、我国现行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的规范

由于我国《合同法》、《劳动法》等基本法律并未设立涉外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故司法实践中，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如何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确定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处理方式。

（一）涉外劳动合同纠纷只能适用我国的《劳动法》

这一观点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如下：

1、我国《劳动法》第2条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我国的《劳动法》。因此，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及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法》的各项规定，从事劳动和工作，其劳动合同的订立与签订、工作时间与休假、工资和社会保险与福利等等均应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办理。

2、根据我国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6年联合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应与在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被聘用的外国人发生劳动争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处理。

3、根据1994年2月21日劳动部颁布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应当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内地用人单位和受聘雇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劳动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办理。

4、我国《合同法》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这里，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应当涵盖《劳动法》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因此，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劳动关系应当受制于我国劳动法。

（二）首先应当确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就合同及处理合同争议应当适用的法律达成协议，以及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该协议是否有效；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应当在综合分析整个案件的基础上，适用与劳动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这一观点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如下：

1、我国《合同法》第126条明确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外国人之间缔结的劳动合同显然属于涉外劳动合同，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2、《合同法》中有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虽然与《劳动法》中的规定相抵触。但是，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很显然，在涉外劳动合同问题上，《合同法》的规定应当优先于《劳动法》中的相关规定。

至于其他的规定，如《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均为行政法规或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合同法》，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后者优于前者 。

（三）两种观点分歧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时能否适用外国法

涉外劳动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或双方通常为外国人，或合同的缔结地或履行地在外国，当事人选择的诉讼地或仲裁地往往带有一种偶然性，如果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一味地坚持适用法院地法，不仅会降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影响多边国际合作的发展。

因此，在不违反本国劳动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适用外国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四、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国际立法和实践

转贴于

纵览国际立法和实践，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各国立法具有如下特点：

（一）、有限度地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涉外合同纠纷不仅符合合同的本意，而且能使当事人预见其法律行为的后果，有利于明确和稳定合同关系，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涉外合同争议的迅速解决。

目前，许多国际条约都视其为处理涉外合同纠纷的首要原则。

（二）、在缺乏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优先考虑适用劳务实施地和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于涉外合同的法律，或因违反法院地国家法律中对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使得当事人的选择归于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法律通常规定该合同适用与该合同有一定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并且，在有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确保劳动者享受最完善的劳动保护措施等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及国际公约规定在如果劳动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应当适用劳务实施地国家的法律和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为相比较其它的因素，劳动者为履行合同从事劳务的国家以及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地法律通常是当事人.熟悉的或应当熟悉的法律，是与劳动合同有比较密切联系的法律，适用该法律有利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劳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在解决劳动合同争议纠纷时占有重要地位

劳动合同相比一般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者在劳动期间的职业安全、健康保障、工作时间、公共休假、最低报酬、妇女、儿童、残疾人权益等问题均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公共秩序，因此，许多国家在劳动法中对上述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并赋予其强制力，规定在其境内履行的劳动合同必须遵守该国的相关规定，以确保该国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以实现。 五、关于完善我国涉外劳动合同法律的建议

对比国外的立法和实践，不难看出我国在涉外劳动合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分歧。这种现状如果不改变，不仅将影响司法部门公正地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对营造一个开放的、公正的、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吸引海外人才会产生消极影响。根据我国实际，如何完善涉外劳动合同立法，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劳动合同法》，并在其中以专章形式规定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

多年来我国《劳动法》与《民法通则》、《合同法》之间的关系未理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劳动合同纠纷。同时，非常遗憾的是，《劳动法》作为一个基本法律，未设立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本人认为，《劳动合同法》应当是《劳动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则是《劳动合同法》必不可少的章节。实践中涉外劳动争议较为常见且关系复杂，故建议在劳动合同法中专列一章规范涉外劳动关系。

至于具体的《劳动合同法》以及《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文的指定，则应承袭我国传统原则，并根据我国实际，吸纳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以适应当前劳动力流动加剧的趋势。

总之，应当明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的重要地位，允许当事人在解决纠纷前的任何时候，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无效，应当适用合同中规定的雇员实施劳务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与此同时，还应当对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做出明确的限制，以保证雇员享有有关国家法律中对劳动者的强制性保护措施。

（二）、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司法实践部门准确理解我国《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在《劳动合同法》以及《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制定之前，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实践部门准确理解我国《合同法》、《劳动法》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其实，早在198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涉外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就做出了规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明确指出，涉外劳动合同纠纷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未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时，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在通常情况下，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的法律。但是，根据1999年《合同法》第42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16日颁布的废止1999年底以前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三批)，《涉外经济合同法》及原依据《涉外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做出的司法解释已不再适用。

在无法立即修改《合同法》以及《劳动合同法》、《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制定之前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指导司法实践部门准确地适用我国《合同法》、《劳动法》，是目前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适用法律原则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考虑制定《国际私法法典》，以适应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发展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国际私法采取了分散立法的方式，国际私法规范散见在不同的法律之中，这样难免出现法律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例如，《合同法》规定法院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涉外合同纠纷。但是《劳动法》明确规定其适用于在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劳动合同应当符合《劳动法》的规定。非法典式的分散立法方式造成已制定的国际私法规定缺乏系统性，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许多国际私法中的一般问题在法律中成为空白。除此之外，一些现行的国际私法规则简单、抽象，缺乏操作性。

因此，可以考虑制定我国的《国际私法法典》，以适应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发展的需要。

六、结语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一个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完善我国调整涉外劳动合同关系的立法，是法制的需要，也是稳定涉外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的立法者应当为此加倍努力。

参考文献

[1] 论完善我国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单海玲，2003年4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送审稿）》，2005年4月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8

    当劳动者以劳动部[1994]481号文件《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关于“经过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的具体规定为依据，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时，用人单位则以劳动部〔1995〕309号文件《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0条（下称劳动部[1995]309号《意见》第100条）关于“地方或行业劳动部门发现劳动部的规章之间、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或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相矛盾，一般适用‘新文件优于旧文件’的原则”的规定为依据抗辩，说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在先，而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在后，按照劳动部[1995]309号《意见》第100条关于“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相矛盾，一般适用‘新文件优于旧文件’的原则”的规定，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优于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所以按照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的规定，还是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诉辩双方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笔者认为，作为不属于规章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中第20条的规定，直接对抗了《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违背了《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根本宗旨；而劳动部[1995]309号《意见》第100条，不符合立法的基本逻辑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现将一些粗浅的看法归纳如下：

    一、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违背了《劳动法》的立法原意

    解除劳动合同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当事人单方按法定解除或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依主体的不同，分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两种类型。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按《劳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协商解除：“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第二种，按《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因劳动者过失，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2、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4、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三种，按《劳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非因劳动者过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1、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3、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第四种，按《劳动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经济性裁员。即用人单位在因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因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30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法》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即用人单位在第一、第三、第四种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这既体现了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限制，更体现了对劳动者基本利益的保护。特别是第二十六条中关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在解除劳动合同时，仍要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更加突出地体现了《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基本利益予以充分保护的立法意愿。

    在法定的情况下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的“应当”性规定，是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出发，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打折扣的余地，不存在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很显然，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的“可以”性规定，直接对抗了《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的“应当”性规定，明显地违背了《劳动法》的立法原意，与《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宗旨背道而驰。

    二、两条规定与劳动部颁行的规章相互矛盾

    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为，“经过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第十条的规定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百分之五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可见第五条是秉承《劳动法》的精神和宗旨，按照《劳动法》的原则性规定，做出的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细则性规定，是强制性规定。第十条则是为了保证第五条的实施而做出的惩戒性规定。

    在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中也规定：“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法》和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显而易见，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的“可以”性规定，与上述《办法》和《意见》是相互矛盾的。

    劳动部[1995]309号《意见》第98条规定：“法律适用、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遵循下列原则：（1）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效力高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效力高于其他规范性文件。（2）在适用同一效力层次的文件时，新法律优于旧法律；新法规优于旧法规；新规章优于旧规章；新规范性文件优于旧规范性文件。”

    显然，该《意见》第100条关于“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相矛盾，一般适用‘新文件优于旧文件’的原则”的规定，与第98条的规定也是相互矛盾的。

    三、两条规定均不符合立法的基本逻辑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众所周知，“可以”与“应当”两词在法律上的意义是特定的。“可以” 性法律条款带有任意性，可酌情适用。而 “应当” 性法律条款是强制性的，必须执行和照办。“可以”性条款不能对抗而只能服从于“应当”性条款，这是立法的基本逻辑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另外，按照从法律、法规、规章到规范性文件层级递减的原则，在制订下一层级的规定时应当服从上一层级的规定，不应当修改和对抗上一层级的规定。特别是在制订下一层级文件中的“可以”性条款时，更不能修改和对抗上一层级文件中的“应当”性条款。这也是立法的基本逻辑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在强制性法律中规定的权利是可以处分的，而义务是不可以处分的，这更是基本的法律规则。

    国家法律《劳动法》和部门规章《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都以“应当”性条款做出了在特定情形下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强制性规定。这既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也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却使用规范性文件，以“可以”性的条款，在没有设立类似“劳动者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对经济补偿金支付请求”等前置条件的情况下，规定“劳动者按照《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国家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身份赋予了用人单位免除自身法定义务的权力，剥夺了劳动者主张和处分自身法定权利的权力。这完全违背了立法的基本逻辑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按照法律适用的规则，当下一层级的规定与上一层级的规定相抵触、相冲突时，下一层级的规定是无效条款。应当适用上一层级的规定，而不能适用下一层级的规定。虽然在劳动争议领域其法律适用的规则有其独特性，但在一般情况下，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相矛盾时，也不应当适用“新文件优于旧文件”的原则。因为只有法律、法规、规章才是裁判依据，而其他规范性文件只是用于参照而已。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如某规章的某些条款急需修改但新的规章尚未出台时，也只能用规范性文件通知暂停使用，而不能借用“新文件优于旧文件”的规则，用规范性文件来直接修改规章。否则，便是乱了章法。所以，劳动部[1995]309号《意见》第100条规定，更是违背了立法的基本逻辑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四、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违背了正常的基本的事理逻辑

    《劳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此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即双方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通过协商，一致同意提前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行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最大特点是双方完全自愿，一致同意。对于协商一致的过程和结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当然都是自愿的，否则不可能协商一致。所以，区分由谁在先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已经没有实在意义。

    再者，不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由谁在先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都是劳动合同的解除人。虽然在协商解除的情况下双方各有单方提出权、平等协商权、否定权、同意权，在这里双方的地位、权力、作用应该是对等的，但由于双方主体性质的不同，同意的权力体现在处于被管理者的弱者地位的劳动者方面是一般的解除同意权，体现在处于管理者的强者地位的用人单位方面则是解除决定权。在《劳动法》第二十八条中关于“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以及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中关于“经过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表述中便体现了这一特点。

    而劳动部[1996] 354号《通知》中第20条的规定，却违背了正常的基本的事理逻辑，把《劳动法》第二十四条列明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这种一体性行为，按照劳动合同主体由谁在先提出解除要求的不同而一分为二，然后再制造出不同的政策来区别对待，实在有些令人费解。

    五、上行下效，省级劳动部门走得更远

    在劳动部[1995]309号《意见》第100条的指引下，劳动部出台了[1996]354号《通知》第20条的规定，依上行下效的惯例，省级劳动部门也先后出台了类似的规定。

    例如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关于妥善处理劳动关系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一条第四款第六项中规定：“由于个人原因，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这种涵盖更多更加含混的词句，从表面看来似乎在于保护职工由于企业原因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企业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实际上却赋予了用人单位更多的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和权利。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用人单位在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多少找出一点个人原因，企业便有了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了。这比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规定的违法性有过之而无不及。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关于妥善处理劳动关系若干问题的意见》附件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样本中，竟赫然列出：（1）由职工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不给予经济补偿金。（2）由企业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给予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为＿＿元。以格式合同的方式，用“不给予”和“应当给予”这种相对应的断然性词语，把“可以”直接演变成了具有确定性和强制性的“不”和“应当”，严重误导了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在违背《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的道路上比劳动部[1996]354号《通知》第20条的规定走得更远。

    六、建议对两条规定予以废除或修改

    如果劳动者按照《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为了减少麻烦，放弃了对部分利益的追求，在同意不支付、或明确表示自愿放弃支付请求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则可以相安无事。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根据劳动部[1995]309号《意见》第100条和[1996]354号《通知》第20条以及省级劳动部门的类似规定，在劳动者既没有表示同意不支付，也没有明确表示自愿放弃支付请求的情况下，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造成劳动者的不满，而引发劳动争议。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9

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一直备受非议，有学者认为该法将会大幅度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也有学者批评该法的制度设计过于超前。在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产生了重大冲击，有人哀叹《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更有很多企业提出要修改甚至暂停实施《劳动合同法》。[1]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2009年，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相继出台有关劳动争议审判的司法指导意见，积极介入劳动关系调整，试图重新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这些司法指导意见明显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如何评价《劳动合同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应当如何正确地实施《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劳动立法？能动司法或者司法能动主义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对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作用？对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这一论断入手，具体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WwW.133229.CoM然后，本文以苏、浙、沪两省一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为例，分析地方司法机关对劳动争议法律适用问题所作出的最新调整措施，指出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司法能动主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更需要加强劳动法的贯彻实施，而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质上放松了劳动法的实施力度，有可能诱发各地在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赛”。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自从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宣告破产以来，这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就席卷全球，不仅在美国就造成了数十家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倒闭，甚至连冰岛、乌克兰、巴基斯坦、阿根廷、希腊这样的主权国家都一度濒临破产。[2]这场危机已经成为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大衰退。2009年6月1日，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公司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标志着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3]虽然各国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但是直到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警告各国小心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到来。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劳动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出现了减产、停产甚至破产的现象。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倒闭，另外40%的中小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4]2009年一季度，全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同比增长了28%。[5]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2008年下半年江苏全省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达178件，比上半年高出25%。从企业类型上看，破产企业多为受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市场需求波动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资源能耗密集型企业。[6]

为了尽快摆脱经营困境，企业往往会千方百计降低用工成本。按照对职工的影响程度不同，降低用工成本的方法主要包括降薪、放无薪假、调岗、裁员，等等。这些方法损害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很容易诱发劳动争议，从而使得我国劳动关系越来越紧张。2008年，中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争议案件96. 4万件，是2007年的1. 8倍。[7]同一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高达28. 6万件，比2007年增长了93. 93%。[8]200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近17万件，同比增长30%。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因此比中西部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更加明显。2009年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分别达41. 63%、50. 32%和159. 61%。[9]2008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了127. 21%，而2009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因为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了92. 78%。[10]

劳动争议案件的全面爆发，一方面反映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也给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带来了沉重的办案负担，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开庭日期甚至排到了半年之后。[11]一些企业借口国际金融危机而肆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大多数劳动者对企业的不法行为却无可奈何，“维权难”问题日益突出。个别劳动者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加上法律程序时间过长，干脆就采取了私力救济的方式，酿成了一些血案。[12]这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依法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司法能动主义趋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现象的压力下，很多地方司法机关纷纷开始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尺度进行调整。2009年年初以来，长三角地区的苏、沪、浙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公布新的司法指导意见，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原有的司法解释重新加以解释，事实上放松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具体而言，三省市司法指导意见基本上都涉及劳动合同变更、拖欠加班工资、规章制度的效力等问题，下面着重就这三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放宽变更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用人单位往往采用调岗、降薪等方式降低用工成本，因此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调岗、降薪等做法都属于变更劳动合同行为，应当经过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企业不能单方面做出变更合同的决定。但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需要，三省市法院都扩大了企业单方面变更合同的权利。

江苏省高院在2009年2月的指导意见将变更劳动合同视为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依据其劳动规章制度或双方的书面约定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应当对调整劳动者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13]该指导意见要求法院审理因劳动合同变更引起的纠纷，要在坚持充分保护劳动者生存权的前提下，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换句话说，只要不影响劳动者的“生存权”，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变更劳动合同。2009年12月的江苏《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用人单位可以用任何的“文字记载”或者“实际履行行为”来变更合同，劳动者以未采用书面形式变更为由主张无效的不予支持。[14]这不仅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甚至也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合同变更的一般法理。[15]

上海《意见》重新解释了《劳动合同法》第35条所规定的“书面形式”，认为“发给劳动者的工资单、岗位变化通知”等都属于“书面形式”，因为随着劳动合同的持续履行，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本身就必然会不断变化。如随着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增加，其休假、奖金标准发生的自然变化等等，都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因此，对于用人单位依法变更劳动合同的，只要能通过文字记载或者其他形式证明的，可以视为“书面变更”。按照该《意见》，劳动合同可以因为“自然变化”而变更，对于岗位变更，企业只要采用“岗位变化通知”等形式通知了劳动者，就可以变更合同，不需要双方专门协商。在这方面，上海与江苏实质上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即把调岗减薪等行为视为企业的单方权利。[16]

浙江省高院也放宽了“书面形式”的认定标准，浙江《意见》规定，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一般应经劳动者同意。如没有变更劳动合同主要内容，或虽有变更但确属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必需，且对劳动者的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变更的，劳动者有服从安排的义务。[17]也就是说，只要不存在不利于劳动者的情况，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比较而言，浙江省高院的解释对劳动者是最有利的，因为该解释虽然允许企业不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合同，但是原则上该变更应当有利于劳动者。

（二）从严掌握加班工资的裁判标准

加班工资争议多年来都是我国劳动争议的主要类型之一，大多数劳动争议中都有追讨加班工资的请求。虽然加班工资争议表面上并不属于劳动合同争议，但是在实践中，加班工资争议往往与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或终止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视为劳动合同履行争议。由于很多企业多年没有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近年来企业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被迫大规模裁员或者降薪，这引发了劳动者向企业追索加班工资的浪潮。而且，加班工资争议通常具有集体争议的特征，也就是说，即使只有少数职工与企业发生争议，但是他们身后还有很多的职工在观望。一旦少数职工胜诉，可能会诱发大批职工群起起诉，从而导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江苏和浙江高院在新的指导意见中都顾及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加班工资争议的举证责任、保护范围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有利于企业的调整。

江苏省高院2009年2月出台了《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对于因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加班工资引发的争议，应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如果约定的薪酬较高且明确不再另行支付加班工资的，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加班工资的请求应当不予支持。

2009年12月的江苏省高院与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对加班工资的认定标准与证据规则做出了重要调整。首先，该指导意见支持企业主张工资中包含固定的加班费，只要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计件工资中的劳动定额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18]其次，该指导意见还允许企业未经审批就实施不定时工作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制，法院对此种情形下对劳动者的加班费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可以“酌情计算劳动者加班工资”，并“对工作时间进行合理的折算”。[19]最后，该指导意见支持用人单位提供未经过劳动者签字确认的电子考勤记录作为证据，但是劳动者提供的电子考勤记录如果未经用人单位事先批准则不予支持。[20]该规则在权利义务的配置方面显然是不对等的，用人单位在举证责任方面获得优越于劳动者的地位。这些解释收紧了加班工资的认定标准，过分偏袒用人单位一方，明显地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色彩。

2009年4月出台的浙江《意见》主要是规定了加班工资的仲裁时效和举证责任两个问题。对于仲裁时效，该《意见》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加班工资发生争议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二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算。[21]对于举证责任，该《意见》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劳动者证明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持有的，人民法院应责令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2]对于有无支付加班工资的事实，该《意见》规定应由用人单位对其已经支付加班工资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已支付的工资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可认定其中不包含加班工资：①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②计件工资有劳动定额且定额明显不合理的。[23]这显然是允许用人单位在合同中把部分工资约定为加班工资，只要符合最低工资标准，且定额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用人单位即可利用该规则规避支付加班工资的责任。

上海《意见》没有涉及加班工资裁判尺度，但是法院内部对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同样存在着争议。实践中，上海法院主要是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来实现对工资争议实体权利保护期限的限制，即用人单位有义务对两年内的加班工资负举证责任；超过两年的加班工资争议，则由劳动者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

（三）降低规章制度的民主程序要求

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24]从而确立了规章制度必须要遵守“合法性、民主程序、公示”三个要件的原则。《劳动合同法》第4条在最高院2001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民主程序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企业大多数管理水平低下，民主管理意识不强，因此，很多企业规章制度并不符合上述三个要件。如果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操作，企业败诉的风险极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省市法院对规章制度问题做出了重新的解释，降低了对民主程序的要求。

江苏《指导意见》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如果经过《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且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的，可以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制定、修改规章制度，经法定民主程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若该规章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且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的，可以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25]这意味着，不论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还是实施后，未经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法，并且已经向职工公示或者告知，法院就可以将其作为判案的依据。

浙江《意见》在规章制度方面同样地放宽了“民主程序”的要求。该《意见》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虽未经过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集体合同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未经过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民主程序的，一般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决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集体合同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且劳动者没有异议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26]

另外，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浙江《意见》把“劳动纪律”作为对用人单位处罚劳动者的依据，规定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岗连续超过15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已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无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27]事实上，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劳动纪律”在立法中已经被规章制度所取代。不仅《劳动合同法》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中删除了“劳动纪律”条款，而且国务院也于2008年废止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因此，浙江《意见》允许企业在没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以“劳动纪律”为由处罚劳动者，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上海《意见》同样涉及到在规章制度缺失或者无效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如何处罚劳动者的问题。与浙江《意见》不同之处在于，上海《意见》不仅从《劳动法》中找出了“劳动纪律”这一“僵尸条款”，而且还从民法中找出了“诚实信用原则”这杆大旗。该《意见》指出：“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除了规章制度的约束之外，实际上也存在很多约定的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如《劳动法》第三条第2款关于‘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等规定，就是类似义务的法律基础。在规章制度无效的情况下，劳动者违反其必须遵守的合同义务，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规定为由提出抗辩的，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与浙江省《意见》一样，都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推动企业加强规章制度建设的精神。

从全国来看，长三角地区各级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趋势并不是孤立的，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类似的司法指导意见，对劳动争议处理的司法裁判标准作出了重要调整。这些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司法指导意见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但是其能动程度则有所不同。其中那些对加班工资等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如果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不论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也不论价值取向如何，都属于积极地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不违反宪法关于司法机关权限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司法指导意见对于“书面形式”、“民主程序”等问题所作出的解释，事实上已经突破了立法的本意，虽然有利于企业摆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营困难，但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司法行为，而是带有“法官造法”性质的司法能动主义行为。

三、司法能动主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和局限

各地司法机关在劳动争议处理方面出台的司法指导意见，基本上都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出台统一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化的司法能动主义，这样的司法能动主义将会导致各地司法标准的不统一，最终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我国现行体制对司法能动主义尚缺乏有效的约束，加上地方司法机关受地方政府影响很大，地方化的司法能动主义还可能导致各地在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从对企业规章制度的民主程序要求可以看出，首先是2008年广东省高院出台的《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放松了对民主程序的要求，紧接着浙江、江苏等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出台了类似的意见。可以预见，《劳动合同法》第4条关于民主程序的要求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虚置一旁。

事实上，司法能动主义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即使在司法能动主义发源地的美国，尽管司法能动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对司法能动的辩护和批评的争论却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批评者主张法院应当坚持司法克制，认为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是把实行终身制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意志凌驾于民选的国会之上，将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宪政体系，最终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夫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坚信司法能动主义是一个不幸的现象，如果没有它美国将变得更美好。”[28]

我国传统法制中包含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因素，传统社会的地方官员集司法、行政等功能于一身，其运用法律的过程往往十分主动，不仅要开庭审案，而且还负有调查取证、调解、思想教化等职责，几乎是无所不包。建国初期所宣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但是，中国传统司法方式也带来了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司法专断、引发司法腐败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府和社会对司法腐败的担心，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废止了齐玉苓案的批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最高法院对于司法能动主义的谨慎态度。[29]

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司法能动主义又重新获得了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提出了“能动司法”的概念，“主要被用来表述中国各级法院在当下世界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背景下的各种积极作为。”[30]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的具体含义可能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实际上是相同的概念。[31]长三角地区各级法院在“能动司法”方面相对比较突出，例如江苏三级法院普遍设立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司法应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调查研究，开展分析研判，共形成调研报告679份，向党政机关和企业提出司法建议1256份，江苏高院还出台了《关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司法应对措施》，并就相关审判工作和案件审理出台10余份文件。[32]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动司法”概念的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最高法院对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其他劳动立法，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司法指导意见，而是把制定具体指导意见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司法机关。而地方司法机关由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以及劳动法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在制定司法指导意见时往往偏重于帮助企业缓解经营困难。虽然企业经营困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经营风险的范畴，企业应当通过分散投资、购买保险、冲抵公积金等方式予以消化。如果企业通过降薪、裁员等措施把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劳动者，这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同样，政府或者法院亦不可采用临时政策或者司法裁判的形式，让劳动者分担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目前由于地方司法能动主义的蔓延，已经影响到《劳动合同法》的统一贯彻实施，并且造成了新的社会公平问题。

长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大众实际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大量劳动者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那么扩大内需就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研究报告，我国居民劳动报酬1983年占gdp的56. 5%，此后连续22年下降，到2005年已经降低到36. 7%。[33]这说明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的低工资为代价的。因此，只有加强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各项劳动立法的贯彻实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才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对策。

回顾历史，劳动立法不仅不是度过经济危机的障碍，而恰恰是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如果没有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也就不可能制定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1936年的社会保障法和1938年劳动标准法，这些法律对于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现代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典范。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7. 25美元，并且强调超过40小时的加班都应当支付1. 5倍的加班工资。从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可以看出，贯彻实施劳动法对于应对金融危机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所以，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仅不像有些人所讲的“生不逢时”，而是“未雨绸缪”，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帮助我国企业完成了用工体制的调整，从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冲击。在当前出口困难的形势下，继续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等劳动立法，并且积极制定一部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险法》，乃是我国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尽管有些学者将《劳动合同法》视为企业的一项负担，认为该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应当修改或者废止；[34]也尽管《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理想主义等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法的实施效果，[35]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立法是完美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立法程序解决。司法机关的权限是“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解释和运用规则”，[36]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无权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法院都不应该通过司法能动主义的形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扭曲立法本意，甚至做出与立法本身截然相反的解释。

注释:

[1]参见关怀：“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是对法律的误读”，载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编：《新法下劳动关系与争议处理前沿问题解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7页。

[2]see ambrose evans-pritchard，financial crisis：countries at risk of bankruptcy from pakistan to baltics，at the website：http：// telegraph. co. uk/finance/financetopics/financialcrisis/3174217/financial-crisis-countries-at-risk-of-bankruptcy-from-pakistan-to-baltics. html （ last visited on july 12，2009）.

[3]参见“梅新育：通用破产保护是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最惨’标志”，载和讯新闻网2009年6月1日http：//news. hexun. com /2009-06-01/118204214. 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4]参见凤凰卫视：“社科院：40%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倒闭”，载http：//news. ifeng. com /mainland/200906/0618_17_1208771. s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一季度企业破产案上升28%”，载《京华时报》2009年6月21日。

[6]参见“金融危机致江苏企业破产案骤升”，载《法制日报》2009年2月23日。

[7]参见尹蔚民：“站在新起点，迎接新挑战：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科学发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专刊》2009年第4期。

[8]参见王胜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中国政府网http：// gov. cn/test/2009-03/17/content_1261386. htm，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9]参见“上半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呈井喷态势”，载财经网http：// caijing. com. cn/2009-07-13/110196787. 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3日。

[10]参见“应对金融危机，浙江探路‘能动司法’”，载长三角企业网http：// c3.j cn/info/detail/37-15087. 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11]参见“广州劳动仲裁案件数量飙升，排期已到明年9月”，载《信息时报》2008年12月7日。

[12]例如，2009年6月15日发生在广东东莞市的刘汉黄刺杀台商案，便是前述新类型案件的典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刘汉黄与厂方最大的劳动争议就是，他入职还不到一个月即发生伤残，但企业方以还未上保险为由拒绝赔偿。参见“刘汉黄刺杀台商始末”，《财经》2009年第14期。

[13]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2009年2月2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委会第5次会议讨论通过。

[14]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9年12月14日《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4条。

[15]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7条和第78条，合同变更应当经过当事人协商一致。如果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而按照江苏《指导意见》的解释，对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的仍然可以认定为变更，显然不符合《合同法》。

[16]目前上海法院虽然认为调岗减薪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但是也承认需要协商。例如，在浦东法院召开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争议疏导与化解研讨会上，上海浦东法院陈雪明副院长就提出，调岗减薪、缩短日工作时间减薪、待岗等，可归属为企业形式经营自主权的范畴，通过采取集体协商机制来解决。纯粹的减薪、减薪休假及无薪休假，应采取以劳动合同双方协商为主，集体协商为补充的原则。参见《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10日。

[17]参见浙江省高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2条。

[18]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9年12月14日《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23条。

[19]同上，第24条。

[20]同上，第26条。

[21]参见前注[17]，第13条。

[22]同上，第30条。

[23]同上，第31条。

[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 14号，第19条。

[25]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9年12月14日《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8条。

[26]前注[17]，第31条。

[27]同上，第45条。

[28][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9]有观点认为，2008年齐玉苓案“批复”被废止可能标志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司法能动”为潜在目标的司法改革方向已发生根本转变，而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司法克制”（或曰“司法保守”）或将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背景和方向。参见吕明：“从司法能动到司法克制：略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之变”，《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

[30]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1]同上注。

[32]参见“探求能动司法的规律、规则和规范—— ‘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12日。

[33]参见“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载《新京报》2010年5月12日。

常见的劳动法律法规例10

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一直备受非议，有学者认为该法将会大幅度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也有学者批评该法的制度设计过于超前。在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产生了重大冲击，有人哀叹《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更有很多企业提出要修改甚至暂停实施《劳动合同法》。[1]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2009年，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相继出台有关劳动争议审判的司法指导意见，积极介入劳动关系调整，试图重新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这些司法指导意见明显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如何评价《劳动合同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应当如何正确地实施《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劳动立法？能动司法或者司法能动主义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对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作用？对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这一论断入手，具体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然后，本文以苏、浙、沪两省一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为例，分析地方司法机关对劳动争议法律适用问题所作出的最新调整措施，指出这些措施具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司法能动主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更需要加强劳动法的贯彻实施，而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质上放松了劳动法的实施力度，有可能诱发各地在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赛”。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自从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宣告破产以来，这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就席卷全球，不仅在美国就造成了数十家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倒闭，甚至连冰岛、乌克兰、巴基斯坦、阿根廷、希腊这样的国家都一度濒临破产。[2]这场危机已经成为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大衰退。2009年6月1日，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公司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标志着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3]虽然各国政府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但是直到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警告各国小心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到来。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劳动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出现了减产、停产甚至破产的现象。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倒闭，另外40%的中小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4]2009年一季度，全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同比增长了28%。[5]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2008年下半年江苏全省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达178件，比上半年高出25%。从企业类型上看，破产企业多为受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市场需求波动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资源能耗密集型企业。[6]

为了尽快摆脱经营困境，企业往往会千方百计降低用工成本。按照对职工的影响程度不同，降低用工成本的方法主要包括降薪、放无薪假、调岗、裁员，等等。这些方法损害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很容易诱发劳动争议，从而使得我国劳动关系越来越紧张。2008年，中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争议案件96. 4万件，是2007年的1. 8倍。[7]同一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高达28. 6万件，比2007年增长了93. 93%。[8]200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近17万件，同比增长30%。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因此比中西部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更加明显。2009年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分别达41. 63%、50. 32%和159. 61%。[9]2008年，浙江全省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了127. 21%，而2009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因为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了92. 78%。[10]

劳动争议案件的全面爆发，一方面反映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也给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带来了沉重的办案负担，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开庭日期甚至排到了半年之后。[11]一些企业借口国际金融危机而肆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大多数劳动者对企业的不法行为却无可奈何，“维权难”问题日益突出。个别劳动者由于法制观念淡薄，加上法律程序时间过长，干脆就采取了私力救济的方式，酿成了一些血案。[12]这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依法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司法能动主义趋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现象的压力下，很多地方司法机关纷纷开始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尺度进行调整。2009年年初以来，长三角地区的苏、沪、浙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公布新的司法指导意见，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原有的司法解释重新加以解释，事实上放松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力度，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具体而言，三省市司法指导意见基本上都涉及劳动合同变更、拖欠加班工资、规章制度的效力等问题，下面着重就这三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放宽变更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用人单位往往采用调岗、降薪等方式降低用工成本，因此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调岗、降薪等做法都属于变更劳动合同行为，应当经过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企业不能单方面做出变更合同的决定。但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的需要，三省市法院都扩大了企业单方面变更合同的权利。

江苏省高院在2009年2月的指导意见将变更劳动合同视为用人单位的“用工自”，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依据其劳动规章制度或双方的书面约定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应当对调整劳动者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13]该指导意见要求法院审理因劳动合同变更引起的纠纷，要在坚持充分保护劳动者生存权的前提下，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用工自。换句话说，只要不影响劳动者的“生存权”，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变更劳动合同。2009年12月的江苏《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用人单位可以用任何的“文字记载”或者“实际履行行为”来变更合同，劳动者以未采用书面形式变更为由主张无效的不予支持。[14]这不仅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甚至也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合同变更的一般法理。[15]

上海《意见》重新解释了《劳动合同法》第35条所规定的“书面形式”，认为“发给劳动者的工资单、岗位变化通知”等都属于“书面形式”，因为随着劳动合同的持续履行，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本身就必然会不断变化。如随着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增加，其休假、奖金标准发生的自然变化等等，都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因此，对于用人单位依法变更劳动合同的，只要能通过文字记载或者其他形式证明的，可以视为“书面变更”。按照该《意见》，劳动合同可以因为“自然变化”而变更，对于岗位变更，企业只要采用“岗位变化通知”等形式通知了劳动者，就可以变更合同，不需要双方专门协商。在这方面，上海与江苏实质上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即把调岗减薪等行为视为企业的单方权利。[16]

浙江省高院也放宽了“书面形式”的认定标准，浙江《意见》规定，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一般应经劳动者同意。如没有变更劳动合同主要内容，或虽有变更但确属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必需，且对劳动者的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变更的，劳动者有服从安排的义务。[17]也就是说，只要不存在不利于劳动者的情况，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比较而言，浙江省高院的解释对劳动者是最有利的，因为该解释虽然允许企业不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合同，但是原则上该变更应当有利于劳动者。

（二）从严掌握加班工资的裁判标准

加班工资争议多年来都是我国劳动争议的主要类型之一，大多数劳动争议中都有追讨加班工资的请求。虽然加班工资争议表面上并不属于劳动合同争议，但是在实践中，加班工资争议往往与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或终止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视为劳动合同履行争议。由于很多企业多年没有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近年来企业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被迫大规模裁员或者降薪，这引发了劳动者向企业追索加班工资的浪潮。而且，加班工资争议通常具有集体争议的特征，也就是说，即使只有少数职工与企业发生争议，但是他们身后还有很多的职工在观望。一旦少数职工胜诉，可能会诱发大批职工群起，从而导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江苏和浙江高院在新的指导意见中都顾及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加班工资争议的举证责任、保护范围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有利于企业的调整。

江苏省高院2009年2月出台了《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对于因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加班工资引发的争议，应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如果约定的薪酬较高且明确不再另行支付加班工资的，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主张加班工资的请求应当不予支持。

2009年12月的江苏省高院与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对加班工资的认定标准与证据规则做出了重要调整。首先，该指导意见支持企业主张工资中包含固定的加班费，只要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计件工资中的劳动定额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18]其次，该指导意见还允许企业未经审批就实施不定时工作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制，法院对此种情形下对劳动者的加班费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可以“酌情计算劳动者加班工资”，并“对工作时间进行合理的折算”。[19]最后，该指导意见支持用人单位提供未经过劳动者签字确认的电子考勤记录作为证据，但是劳动者提供的电子考勤记录如果未经用人单位事先批准则不予支持。[20]该规则在权利义务的配置方面显然是不对等的，用人单位在举证责任方面获得优越于劳动者的地位。这些解释收紧了加班工资的认定标准，过分偏袒用人单位一方，明显地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色彩。

2009年4月出台的浙江《意见》主要是规定了加班工资的仲裁时效和举证责任两个问题。对于仲裁时效，该《意见》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加班工资发生争议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二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算。[21]对于举证责任，该《意见》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劳动者证明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持有的，人民法院应责令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2]对于有无支付加班工资的事实，该《意见》规定应由用人单位对其已经支付加班工资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已支付的工资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可认定其中不包含加班工资：①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②计件工资有劳动定额且定额明显不合理的。[23]这显然是允许用人单位在合同中把部分工资约定为加班工资，只要符合最低工资标准，且定额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用人单位即可利用该规则规避支付加班工资的责任。

上海《意见》没有涉及加班工资裁判尺度，但是法院内部对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同样存在着争议。实践中，上海法院主要是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来实现对工资争议实体权利保护期限的限制，即用人单位有义务对两年内的加班工资负举证责任；超过两年的加班工资争议，则由劳动者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

（三）降低规章制度的民主程序要求

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24]从而确立了规章制度必须要遵守“合法性、民主程序、公示”三个要件的原则。《劳动合同法》第4条在最高院2001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民主程序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企业大多数管理水平低下，民主管理意识不强，因此，很多企业规章制度并不符合上述三个要件。如果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操作，企业败诉的风险极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省市法院对规章制度问题做出了重新的解释，降低了对民主程序的要求。

江苏《指导意见》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如果经过《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且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的，可以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制定、修改规章制度，经法定民主程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若该规章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且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的，可以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25]这意味着，不论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还是实施后，未经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法，并且已经向职工公示或者告知，法院就可以将其作为判案的依据。

浙江《意见》在规章制度方面同样地放宽了“民主程序”的要求。该《意见》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虽未经过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集体合同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未经过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民主程序的，一般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决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集体合同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且劳动者没有异议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26]

另外，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浙江《意见》把“劳动纪律”作为对用人单位处罚劳动者的依据，规定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岗连续超过15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已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无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27]事实上，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劳动纪律”在立法中已经被规章制度所取代。不仅《劳动合同法》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中删除了“劳动纪律”条款，而且国务院也于2008年废止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因此，浙江《意见》允许企业在没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以“劳动纪律”为由处罚劳动者，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上海《意见》同样涉及到在规章制度缺失或者无效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如何处罚劳动者的问题。与浙江《意见》不同之处在于，上海《意见》不仅从《劳动法》中找出了“劳动纪律”这一“僵尸条款”，而且还从民法中找出了“诚实信用原则”这杆大旗。该《意见》指出：“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除了规章制度的约束之外，实际上也存在很多约定的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如《劳动法》第三条第2款关于‘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等规定，就是类似义务的法律基础。在规章制度无效的情况下，劳动者违反其必须遵守的合同义务，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规定为由提出抗辩的，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与浙江省《意见》一样，都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推动企业加强规章制度建设的精神。

从全国来看，长三角地区各级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趋势并不是孤立的，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类似的司法指导意见，对劳动争议处理的司法裁判标准作出了重要调整。这些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司法指导意见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但是其能动程度则有所不同。其中那些对加班工资等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如果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不论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也不论价值取向如何，都属于积极地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不违反宪法关于司法机关权限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司法指导意见对于“书面形式”、“民主程序”等问题所作出的解释，事实上已经突破了立法的本意，虽然有利于企业摆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营困难，但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司法行为，而是带有“法官造法”性质的司法能动主义行为。

三、司法能动主义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和局限

各地司法机关在劳动争议处理方面出台的司法指导意见，基本上都带有司法能动主义的特征。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出台统一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是地方化的司法能动主义，这样的司法能动主义将会导致各地司法标准的不统一，最终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我国现行体制对司法能动主义尚缺乏有效的约束，加上地方司法机关受地方政府影响很大，地方化的司法能动主义还可能导致各地在劳动标准方面的“探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从对企业规章制度的民主程序要求可以看出，首先是2008年广东省高院出台的《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放松了对民主程序的要求，紧接着浙江、江苏等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出台了类似的意见。可以预见，《劳动合同法》第4条关于民主程序的要求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虚置一旁。

事实上，司法能动主义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即使在司法能动主义发源地的美国，尽管司法能动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对司法能动的辩护和批评的争论却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批评者主张法院应当坚持司法克制，认为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是把实行终身制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意志凌驾于民选的国会之上，将会破坏三权分立的体系，最终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夫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坚信司法能动主义是一个不幸的现象，如果没有它美国将变得更美好。”[28]

我国传统法制中包含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因素，传统社会的地方官员集司法、行政等功能于一身，其运用法律的过程往往十分主动，不仅要开庭审案，而且还负有调查取证、调解、思想教化等职责，几乎是无所不包。建国初期所宣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但是，中国传统司法方式也带来了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司法专断、引发司法腐败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府和社会对司法腐败的担心，司法能动主义实际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废止了齐玉苓案的批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最高法院对于司法能动主义的谨慎态度。[29]

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司法能动主义又重新获得了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提出了“能动司法”的概念，“主要被用来表述中国各级法院在当下世界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背景下的各种积极作为。”[30]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的具体含义可能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实际上是相同的概念。[31]长三角地区各级法院在“能动司法”方面相对比较突出，例如江苏三级法院普遍设立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司法应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调查研究，开展分析研判，共形成调研报告679份，向党政机关和企业提出司法建议1256份，江苏高院还出台了《关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司法应对措施》，并就相关审判工作和案件审理出台10余份文件。[32]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动司法”概念的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最高法院对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实施《劳动合同法》及其他劳动立法，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司法指导意见，而是把制定具体指导意见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司法机关。而地方司法机关由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以及劳动法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在制定司法指导意见时往往偏重于帮助企业缓解经营困难。虽然企业经营困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经营风险的范畴，企业应当通过分散投资、购买保险、冲抵公积金等方式予以消化。如果企业通过降薪、裁员等措施把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劳动者，这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同样，政府或者法院亦不可采用临时政策或者司法裁判的形式，让劳动者分担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目前由于地方司法能动主义的蔓延，已经影响到《劳动合同法》的统一贯彻实施，并且造成了新的社会公平问题。

长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大众实际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大量劳动者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那么扩大内需就无异于缘木求鱼。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研究报告，我国居民劳动报酬1983年占gdp的56. 5%，此后连续22年下降，到2005年已经降低到36. 7%。[33]这说明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的低工资为代价的。因此，只有加强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各项劳动立法的贯彻实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才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对策。

回顾历史，劳动立法不仅不是度过经济危机的障碍，而恰恰是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如果没有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也就不可能制定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1936年的社会保障法和1938年劳动标准法，这些法律对于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现代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典范。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7. 25美元，并且强调超过40小时的加班都应当支付1. 5倍的加班工资。从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可以看出，贯彻实施劳动法对于应对金融危机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所以，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仅不像有些人所讲的“生不逢时”，而是“未雨绸缪”，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帮助我国企业完成了用工体制的调整，从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冲击。在当前出口困难的形势下，继续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等劳动立法，并且积极制定一部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险法》，乃是我国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尽管有些学者将《劳动合同法》视为企业的一项负担，认为该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应当修改或者废止；[34]也尽管《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理想主义等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法的实施效果，[35]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立法是完美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立法程序解决。司法机关的权限是“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解释和运用规则”，[36]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无权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法院都不应该通过司法能动主义的形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扭曲立法本意，甚至做出与立法本身截然相反的解释。

注释:

[1]参见关怀：“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是对法律的误读”，载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编：《新法下劳动关系与争议处理前沿问题解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7页。

[2]see ambrose evans-pritchard，financial crisis：countries at risk of bankruptcy from pakistan to baltics，at the website：http：//www. telegraph. co. uk/finance/financetopics/financialcrisis/3174217/financial-crisis-countries-at-risk-of-bankruptcy-from-pakistan-to-baltics. html （ last visited on july 12，2009）.

[3]参见“梅新育：通用破产保护是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最惨’标志”，载和讯新闻网2009年6月1日http：//news. hexun. com /2009-06-01/118204214. 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4]参见凤凰卫视：“社科院：40%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倒闭”，载http：//news. ifeng. com /mainland/200906/0618_17_1208771. s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一季度企业破产案上升28%”，载《京华时报》2009年6月21日。

[6]参见“金融危机致江苏企业破产案骤升”，载《法制日报》2009年2月23日。

[7]参见尹蔚民：“站在新起点，迎接新挑战：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科学发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专刊》2009年第4期。

[8]参见王胜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中国政府网http：//www. gov. cn/test/2009-03/17/content_1261386. htm，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9]参见“上半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呈井喷态势”，载财经网http：//www. caijing. com. cn/2009-07-13/110196787. 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3日。

[10]参见“应对金融危机，浙江探路‘能动司法’”，载长三角企业网http：//www. c3.j cn/info/detail/37-15087. htm，l登陆时间：2009年7月12日。

[11]参见“广州劳动仲裁案件数量飙升，排期已到明年9月”，载《信息时报》2008年12月7日。

[12]例如，2009年6月15日发生在广东东莞市的刘汉黄刺杀台商案，便是前述新类型案件的典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刘汉黄与厂方最大的劳动争议就是，他入职还不到一个月即发生伤残，但企业方以还未上保险为由拒绝赔偿。参见“刘汉黄刺杀台商始末”，《财经》2009年第14期。

[13]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2009年2月2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委会第5次会议讨论通过。

[14]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9年12月14日《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4条。

[15]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7条和第78条，合同变更应当经过当事人协商一致。如果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而按照江苏《指导意见》的解释，对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的仍然可以认定为变更，显然不符合《合同法》。

[16]目前上海法院虽然认为调岗减薪属于企业经营自，但是也承认需要协商。例如，在浦东法院召开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争议疏导与化解研讨会上，上海浦东法院陈雪明副院长就提出，调岗减薪、缩短日工作时间减薪、待岗等，可归属为企业形式经营自的范畴，通过采取集体协商机制来解决。纯粹的减薪、减薪休假及无薪休假，应采取以劳动合同双方协商为主，集体协商为补充的原则。参见《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10日。

[17]参见浙江省高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2条。

[18]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9年12月14日《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23条。

[19]同上，第24条。

[20]同上，第26条。

[21]参见前注[17]，第13条。

[22]同上，第30条。

[23]同上，第31条。

[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 14号，第19条。

[25]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09年12月14日《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8条。

[26]前注[17]，第31条。

[27]同上，第45条。

[28][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9]有观点认为，2008年齐玉苓案“批复”被废止可能标志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司法能动”为潜在目标的司法改革方向已发生根本转变，而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司法克制”（或曰“司法保守”）或将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背景和方向。参见吕明：“从司法能动到司法克制：略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之变”，《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

[30]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1]同上注。

[32]参见“探求能动司法的规律、规则和规范—— ‘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12日。

[33]参见“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载《新京报》201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