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经济学现象例1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定价:35.00元

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话题带有典型的民间和草根特点,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就身边和日常发生的事,比如通货膨胀、股市盘整、楼价飞升等发表个人意见,似乎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近很近。而欧美情况正好相反,GDP、CPI、失业率、采购经理指数等经济数据,只是被财经界人士所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中难得谈论这些,哪怕是加税减税、物价补贴政策这些与人们日常紧密相关的事,也很难引起一般市民的兴趣和关注。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2

看图表，LKI指数第一个底部是2005年底，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则于2005年6月见底，深圳综合指数于2005年7月见底。深圳成分指数则较晚见底，正是2005年12月，由于深发展（目前已经改名平安银行）的权重相当大，与LKI指数非常吻合。

LKI指数第二个底部是2008年底，中国股市则于2008年10月底11月初见底。时间上非常吻合。2012年第三季，LKI指数出现第三个底部。这一次，LKI指数领先中国股市见底。因为过去中国股市投资者整体素质较高，对于股市的分析具有前瞻性；但现在股市机构投资者唯PMI或者GDP数据马首是瞻，作为投资前提，因此中国经济成为中国股市的晴雨表，所以中国股市滞后中国经济十分正常。

前两次见底之后，LKI指数迅速回升，力度大，因此股市见底后回升速度及幅度以相当可观；但这一次LKI指数见底后出现反复，当前机构投资者以经济数据为投资依据，因此股市表现反复亦非常合理。前两次底部出现之后名唤“强复苏”，这一次底部之后却是“弱复苏”。原来崩溃亦可称为“强崩溃”或者“弱崩溃”，萧条则亦可分为“强萧条”与“弱萧条”。

这几次底部周期，其实与基钦周期大致吻合。2008年底的底部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底部略为提前；去年的底部则延期到达。平均起来，周期的长度相当合理。谈及周期，10多年前我在本刊文章中多次讨论过。

首先是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乃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市场经济存在平均10年的周期波动。这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被后人称为「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时注意到经济事物存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指危机或恐慌并非独立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阶段中的一个，三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其反复出现形成周期现象。他指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行为、储蓄习惯及人们对可利用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

另外，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在1923年出版的《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提出了一种40个月为一个循环的短周期理论。这种短波理论被称为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基钦根据美国和英国1890-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在40个月中出现了有规则的上下波动发现了这种短周期。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种短周期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一种方法，并用存货投资的周期变动和创新的小起伏，特别是能很快生产出来的设备的变化来说明基钦周期。他认为3个基钦周期构成1个朱格拉周期。通常朱格拉周期称为中周期，而基钦周期称为短周期。

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基钦周期，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个基钦周期。第三个基钦周期结束时间大约是2015年前后。野村证券经济学家认为中国2015年爆发金融危机，大致与朱格拉周期底部有关。以上证指数为例，我们看看股市周期：

第一个基钦周期底部是1992年11月；

第二个基钦周期底部是1996年1月，间隔38个月；

第三个基钦周期底部是1999年2月，间隔37个月；

第四个基钦周期底部是2002年1月，间隔35个月；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3

初级宏观经济学是继初级微观经济学之后所有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它也是一系列后续主干课程如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等的理论基础，其作用承上启下、其地位举足轻重。初级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知识涉及面广、抽象程度高却又与现实联系紧密等特点，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大多数都会反映无论是理解内容还是完成习题都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付出比同期其它经济管理类课程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开设定位明确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背景下，进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积极探索无疑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根据多年研习、教学初级宏观经济学的体会，拟在教材选择、内容确立和教学实施三个方面展开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论述。

一、教材选择

关于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学生的反馈意见很通俗、却很在理：遇上一个好的老师是学生的福分，但不是每一届学生都有这样的福分，其实，如果有一本好的教材，老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已经有数也数不清的宏观经济学本土教材，但称得上优秀者恐怕凤毛麟角，大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定位不明确，初级、中级搅合在同一本书里，两个级别的内容都没有讲清，两个级别的要求都没有达到。幸好近十几年来，国内出版社大量翻译、出版了由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撰写的教材，业已涵盖宏观经济学的所有三个级别，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常见的属于初级层次的就有9种，见表一。与本土教材相比，上列外版教材具有定位明确、内容翔实、体例活泼、印制精美等等优点，更容易被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接受。笔者认为，在现阶段缺乏科学合理的本土教材的情况下，从表一中选择一本作为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指定教材或指定参考书，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上列外版教材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沃尔什的《经济学（下册）》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而目前使用量最大的应该是曼昆的那本，如该书中译本第4版封三所介绍的，前三版的中译本自1999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国内选用最多、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笔者在本校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一直采用这本教材，每一届学生几乎都会有同样的反映：曼昆的书是经济管理类教材中自己平时还想翻翻看看的一本。

二、内容确立

对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课程内容必须在两个层面加以确立,一是课程的主要理论框架，二是课程的主要特点。

(一)课程的主要理论框架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授课对象通常是低年级的本科生或专科生。经过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学生，已经积累了一些零散的经济知识，同时，基于若干年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对宏观经济的某些方面已经有所感受。但是这些知识只能称为经济常识，而绝不是作为经济学专门学科的宏观经济理论。因此，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掌握、理解并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实现从经济常识到科学理论的质变。结合授课对象和教学目的，再综合参考表一所列外版教材，笔者认为一门保质保量的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应该具有表二以模块结构表示的主要内容。如果课时较少而不得不对上述内容作出删减，可以略去模块5、9、10、13。

(二)课程的主要特点相对于确立课程内容，把握课程特点可能更加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采取的教学方法。初级经济学不像中级以上经济学那样注重理论逻辑性、注重定量分析，而是更加重视经济学直觉的培养，也就是一个经济学道理能否尽量用大白话讲清楚。初级宏观经济学也有模型，常用的模型见表二，但是阐述同样一个经济问题，初级课程主要使用举例、类比方法，以文字描述和不带数量的图形模型作为工具，回避使用微积分，中级课程主要使用逻辑推理方法，以方程描述和带数量的图形模型作为工具，一些地方开始使用微积分。这是每一位从事经济学教学的教师必须领会的不同级别经济学的重要区别，而且需要一以贯之地指导日常教学。

三、教学实施

选择教材、确立内容之后，为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还需注意专业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和经济数据的本土化问题。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4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精通统一战线历史，做到心明眼亮，同时还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掌握统战工作的个中门道，善于处理各种复杂敏感问题，努力成为行家里手。这一重要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学指明了方向。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统一战线学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手段，还有必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等层次，实现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因此，汲取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是统一战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定位，乃是运用科学方法对个体、人际和群体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并为社会问题与人际矛盾提供解决之道的学科。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不同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都可以在这个学科中找到对应的认识、解释、预测和控制，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在统战工作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中，社会心理学理论同样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需要统战工作者去探索和研究。换一个角度来说，只要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同人的思想状况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作，在实践中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心理学理论的运用。统战工作本质上是争取人心的工作，要富有成效地做好统战工作，统战工作者就必须与党外人士交心、交友，去深入地了解人、理解人，做一个洞察人心与人性的行家。有选择地吸纳社会心理学中的某些动态的、实用的、具有辩证思维的理论元素，对于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近年来的实践与思考，我们尝试拈出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的“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重要概念及其在统战工作中的应用，试作探讨如下。

一、“舍己的自动适应”：思想交流中的无意识误述

社会心理学理论所说的“舍己的自动适应”，指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即一个人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思想、体悟、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这些思想、体悟等等虽然在主观上好像是出自于内在的思考，但其实是外面加诸于其人的。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常能发现，有许多人自以为在主动而自发的思想、行为，其实并不然。当他们说“我认为”时，这句话似乎很明确而肯定，似乎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认为的”是否正确，而不是“我是否在表达意见”。但一经用心理学原理来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其中往往隐藏着“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某些人也许在大庭广众前侃侃而谈，但实际上并没有表达任何自身的意见，只是不知不觉在复述环境传递给他的某种看法。这种基于“舍己的自动适应”的意见表达实质是一种无意识误述。“舍己的自动适应”与催眠状态非常类似。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师都知道，如果向一位被催眠者施以催眠术，向其灌输一种思想，被催眠者在醒来以后，往往会把处于催眠状态时灌输给他的思想当作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催眠中暗示某人，当他在催眠后醒来，他会感到非常口渴；结果，这人在醒来会真的感到口渴而立即找水喝，但实际上当时他并没有处于口渴状态。像这样的情形在催眠中屡见不鲜，施催眠术的人可以暗示说，一杯咸盐水是一杯香甜的橙汁，于是受催眠者便会像喝橙汁一样津津有味地喝起咸盐水；施催眠术的人暗示说，受催眠的人手指断了，于是受催眠者就真的显现出痛苦的表情。“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在统战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举例来说，比如市委统战部曾组织几个党外人士召开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参加座谈者中有一位是阅历丰富、久经考验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另有两位是政治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目前党外人士对本市正在推进的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建设持何种意见，于是便向参加座谈者请教。我们还知道，这几位参加座谈的党外人士都已听到了最近市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的有关报道。对统一战线建设具有深入感悟的那位年长的党外代表人士思考一番，他考虑到当前的形势要求、本地的具体情况、党派组织的独特优势等因素，加以斟酌，然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可能会想到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的报道内容，并引用了媒体中的有些消息来支持他自己的意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意见和建议是他自己的思想产物，是他自己的看法。两位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中，有一个人可能知道他自己并不很清楚当前统战工作的有关情况，而且也觉得座谈之时也无法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因此，他坦白地回答说：“我不能提供什么意见，我知道的就是，市委统战工作会议是如此这般的部署。”另外一个年轻党外人士则不同。他相信他对统一战线知道得很多，虽然实际上他不过浮光掠影地知道一点情况而已，但他认为他必须有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因此，他想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的意见讲了出来，其实，他的意见不过是媒体报道的消息而已。当请教他这样说的理由时，他会告诉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等等，他得到了这个结论。从表面上来看，这位年轻党外人士的行为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密切地予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统战理论与实践现，这位年轻党外人士只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媒体的报道和提法。可是，由于他觉得必须表示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忘记了，他是在重复媒体报道的权威意见，故而相信，他的这个看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获致的。而实质上他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也是虚假的理由，其目的是想使他的意见显得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自以为这是自己的意见，其实不过是不自觉地承袭媒体和权威人士的意见。也许他的意见是对的，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是欠妥的，可是无论如何，对的并不是“他的”意见。我们观察党外人士对于若干事情的意见时，常常可以发现到上述类似现象。比如说，我们向一位正在读报学习的党外人士，请教对某一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他的”意见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然而，他却相信，他所说的乃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在问题上，也经常发现“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本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200多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自认有的占30%以上，其中一大半信仰佛教。经调查发现，对真正的宗教教义，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其实并不笃信；他们的信佛，更主要是出于一种从众心理和功利性目的。有位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在受访时就明确表示：“我平时信佛，对佛教的具体内容压根不懂，只是看到周围很多人都在信，觉得心诚则灵，也就信了。自己深感只要多做善事，行善积德，一定会有福报。”这样的所谓和宗教人士追求定向和献身的需求，其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也是很不真实的。虽然行善积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上的扶贫济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来说也有负面作用，与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方向也是背离的。对此，统战部门应加强引导，帮助他们克服这种“舍己的自动适应”，真正在思想上和人格上独立起来，从似是而非的转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之中。从上述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去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在于洞察这个思想，是否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结果，而不仅仅在于这个思想的内容，是否是正确。比如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例子中，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的意见可能是欠妥的，而那个重复媒体报道的年轻党外人士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虚假的思考也可能是非常合逻辑与合理的，但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行为，却由种种非理性及主观的因素所决定。这种合理化行为可能与事实、与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但是它本身在外表上却常常是言之成理的。各种“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之所以在本质上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不是这项行为的真正动机。总之，在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引导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既要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更要知道他们“如何地思想”。凡是由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永远是鲜活的。所谓鲜活，不一定是指别人未曾想到的，而是指思想的人真正把思考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发现在外界或内心中的一些真实事情和切身感悟。因此，统战工作者如能深入了解和把握“舍己的自动适应”这一社会心理学内涵，将大大有利于与统战对象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仅靠一个人的话是否合逻辑，是不能判断出他的话是否是出于衷心的，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动机。

二、“社会焦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心理学上来说，焦虑是人们遇到矛盾和困难时出现的一种情绪反应，通常由于情绪或心理上的内在冲突，引起忧虑和不安。而社会焦虑，则又称为群体性焦虑，主要是指某一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这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价值取向多元、人心飘浮不定的社会氛围中，社会焦虑这一现象也经常在某些统战成员中普遍呈现，尤其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这一现象比较突出。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焦虑问题组织过专题调研。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似乎和“焦虑”一词有着很大距离，他们拥有金钱、事业、名誉，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勇于进取、精明强悍、春风得意的形象，被认为理所应当拥有富足的生活和极大的幸福。但调研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焦虑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不仅是个体现象，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反应。这种焦虑既和当前的经济大气候、发展大环境有关，也与个体人格的发展密切相关。对这些思想和精神状况，只有从社会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最直接可见的是当前因企业经营环境引发的焦虑。当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严峻的全球经济动荡和竞争力加剧的市场大环境，压力巨大，很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宏观形势心存忧虑，对当前的融资难、高成本、高税负、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解决信心不足，这是导致产生心理焦虑的一个主要根源。例如在调研访谈中，淮安本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就说：“平常人觉得我们老板很风光，其实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近10年来，我感到企业的发展比之前10年有明显恶化，不像过去那么顺风顺水。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严，银行对企业的压榨也越来越大，民营企业不找关系、不打点，基本不可能贷到款。有时很怕自己走错了一步，资金链断裂，就此倒下去站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亲眼看到多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近年来谋求上市，企业几乎脱了一层皮，经常有媒体的‘黑记者’来敲竹杠，中国的舆论氛围差，咱们也惹不起。整天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心理压力很大。”以上这一段话，颇能说明当前引发某些民企老板心理焦虑的环境因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群体性焦虑还有政策执行的原因。近年来国家和省市与时俱进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战略，连续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某些政府部门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依然区别对待，扶持政策的执行层面存在着较大阻力与较多问题，政策兑现的“天花板现象”、“弹簧门现象”严重影响到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面对某些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和不公正待遇，大多选择忍耐和顺从，长时间处于矛盾状态中，产生心理焦虑也就在所难免了。另外还有人际关系引发的焦虑。有些民营企业家坦言，社会人情淡漠，生意场竞争激烈，围绕身边的人大多抱有利益交换目的，缺少真正的心与心的交流。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使其他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从而加重仇富心理，虽然社会公众在意识层面上都能认识到，富人并不是坏人，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增加之时，富人就会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对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感到自身是处于一个仇富情绪围绕的环境中，自然难以保持心境的平和。如果深入分析，这种群体性心理焦虑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总之，必须探根求源，才能有效地加以引导。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工作，除了积极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化理想信念教育，还需针对他们特有的焦虑状况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将焦虑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也是当前统战部门亟需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条件具备，还可邀请职业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进行专业疏导，以帮助他们洞察焦虑的内在根源，更好地克服焦虑，调适心态。

三、“社会品格”：引发群体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因

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社会品格的概念乃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品格结构的特质，其形成的基本因素是一个团体共有的生活经验、方式及社会实践。“社会品格”这一概念的本质是品格的动态性，这种品格对于某个群体来说，乃是共同的品格特质，它有效地决定着该群体成员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是一个群体中多数份子的人格结构之基本核心。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中，如何引导某一群体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积极性的、创造性的力量，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品格加以研究。就社会心理学的动态意义而言，品格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由于人们的需要必须动态地适应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人的精神于是形成。反过来说，品格也决定每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因为除了纯逻辑的因素外，思想都是受思想者的品格结构所左右，包括整个理论系统与单独的观念，诸如合作、协商、求同存异等，也都是受思想者的人格结构所左右。社会品格这一理论概念，对于统战工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用和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品格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结构，它不仅凭借简单的体力能量而出现，还会以一种心理能量的特殊形式而出现。例如，一个具有攻击和暴力倾向的群体成员，必定具有好斗的品格以及虐待、对抗的激情。而一个热爱和平的社会组织的成员，必定具有反对暴力以求协作的意愿。社会品格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地回答目前统一战线理论中尚未充分论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什么某些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优越意识不能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有效？为什么不同民族、阶层的个体间冲突会延伸到群体从而导致矛盾的激化？这类问题的答案往往就存在于社会品格的现象之中。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许多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各有一种特殊的个性，只有以此特性为基础，许多观念才能得以发展和成为有力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协商与合作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式，可是如果向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介绍政治协商的观念，将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人具有一种不同的个性结构，因此，他们很难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协商和合作的原因，即使他们懂得我们的语言，也无法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样地，一些组织及具有和分子同样品格结构的人，都认为任何相信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群众可以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人士，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谎。由于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品格，对他们而言，如果生命是无痛苦和无灾难的，简直和自由平等是一样令人难以想像的。再以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为例。近年来，淮安市委统战部对网络意见人士组织了重点走访调研，发现这一群体人员的构成虽然呈现多样性，但却具有共同的社会品格。他们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草根人物，大多数是或自认为是某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具备较大影响力，但是通过网络平台却成了广受公众关注的信息者；他们写作能力强、反应快、观点尖锐，意见常常偏激而可行性不强。在当前不太健康的网络环境中，保持异见并与主流舆论唱反调，往往更能使“眼球经济”获得成功，博得更多的点击率，这也是许多“大V”的成功之道。对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市委统战部将“网络意见人士品格”定义为个人的、价值多元的、批评型的、激进的、分散的、缺乏服从和合作观念的品质的累积，并且是一个动态的结构。经分析研究认为，如果简单地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改变它，这一结构可能会通过语言暴力，或者通过故意沉默而表现出强烈的抵制；如果试图采用经济上的优惠措施来解决，恐怕也很难对它产生任何效果。针对此种状况，统战部门决定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开展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充分利用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的特殊身份，运用统一战线具有的这一特殊的“话语权”功能，在多个场合开展了一系列思想引导工作，结果显示这一做法比党政机关的行政手段更为有效。工作实践证明，与网络意见人士打交道，不仅要学会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通过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等方式加强与代表性人士的联系，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品格结构，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对于其他统一战线成员来说，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还是民族宗教界人士群体，同样也是如此。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多跟不同群体交朋友。就统战工作而言，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和思想多元，面对面广量大的各类统战对象，统战部门的思想引领工作只有深入了解把握各方面成员的社会品格、心理状态，才能精心定制具体而微的专门方法，起到打动心扉、登堂入室的效果。通过加强对社会品格的研究和积极引导，使某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品格和此类群体在社会中所从事的客观工作相适合，人们的行为就会成为有建设性的正能量，而这种有建设性的正能量对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是不可缺少的。以上对“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概念的探讨及其应用，只是我们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统战工作的一个初步探索与尝试。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向来是密不可分的，广阔的统一战线可以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鲜活的社会实验室，而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吸纳也必将为统一战线学的创新发展注入更加新鲜的血液。

总之，积极地创造性地汲取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精髓，将其恰当地应用于统一战线有关现实问题的“深耕细作”，这是破解当下统战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的又一个新的有效途径。

作者:刘志勃 单位:淮安市委统战部研究室

参考文献：

[1]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郭德俊.动机心理学：理论与实践[M].人民教育出版，2005.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5

表面上看，这两种解释都颇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破绽。虽然英国、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世界所瞩目，大量的外国资本纷纷涌入中国内地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中心有逐步东移的迹象，因此破解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谜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话题。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经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最有资格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正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

其实，中国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绝缘，与我们的“伪经济学家”太多和学界风气不正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比较国外经济学家和国内经济学家的区别时，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缺陷：

一、国外经济学家是用计量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表达经济学的观点和看法的，而中国的经济学家是用嘴来解释经济现象，表达自己观点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侃侃而谈，而一些并没有任何研究成果的人就是因为谈得多而被封或自封为所谓的“知名经济学家”。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6

引言

通过仔细认真的观察就会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现象的存在是十分普遍的，也是无处不在的，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把所得到的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去，就会得到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和独特的见解，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理性和多彩。

一、羊群效应

1.从众现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肯定存在这样的现象，当你经过一家餐饮店，门口有三个人在排队，根据人们的先入为主和固有的思维习惯就会使你产生这家餐饮店一定很棒的想法，于是你业就会在这家餐饮店排队，后来再一些人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也会产生相同或者相似的想法，于是大家都会在这家餐饮店前排上队，人们的这种行为被叫做羊群效应。所以根据上述的分析而得出，产生上述星巴克现象的原因是具有一定的羊群效应的。

2.现象分析

羊群效应就是把别人的某些行为作为评判一种食物的好坏的标准，并且以此来做是否要效仿的决定，这样的过程行为就是羊群效应，客观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个体从众和跟风的现象，羊群效应并不遵循主流金融理论，它是一种行为金融学中的一种较为典型的情况。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实际的生活中，羊群作为一种组织身份分散的群体，日常的行为就是没有统一方向的左撞右撞，但是如果出现一头羊朝着一个方向行动起来，群体中其它的羊就会紧随这头羊跟上去，并不会考虑到前进的方向是否存在危险或者更嫩的草。通过上述形象的表述，就很容易理解羊群效应的本质，就是着重的描述人们的从众的心理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比较容易引起盲目的从众进而被骗或者是失败。羊群效应还是社会群体中人们有着向着相似的想法和行为的方向发展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反应就是：例如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对于某一决策的想法多数人是比较相似并且持支持态度的，而剩下的少数人并不会考虑决策本身的正确与否而变得支持这项决策。

二、广告效应

1.明星广告现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告是随处可见的，夸张点的描述只要我们可以到达的地点就会有广告的出现，而种类繁多的广告中，明星代言是企业对于广告效应中的重要想象，当然明星代言也起到了很好的提高知名度的作用，广告中的广告词的朗朗上口也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对于产品的推动作用。

2.现象分析

由于这种明星代言的广告效应从侧面体现了某些信息，明星代言费的高低侧面反映着企业产品质量的好坏，如果代言明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有一定的粉丝群体和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娱乐行业的有一定的地位，由于明星的代言就会使企业的销售量得到很大的提升，也对企业形象和知名度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请明星代言广告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的手法，会使产品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其知名度得到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请到的明星的知名度、粉丝群体、社会影响力和在娱乐行业地位的重要性都会直接影响产品的价格和形象，粉丝群的作用也带动着产品销售量的增长。整体来讲，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明星代言人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着产品的形象，明星代言人对于产品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如果明星代言人随着形象的改变很可能也会改变绝大数消费者的口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品的设计方向，也会对产品的营销模式产生变化。

三、学校小吃整改现象

根据各大学校的小吃街的存在，小吃街周期性的就会提供一切新的口味进入小吃街这个小市场和进行整改，在增加了营养餐的同时，小吃的价格都在上涨，上涨平均幅度在150%左右，但是不符合需求法则现象就是，虽然小吃的价格普遍的都的上涨了，但是针对消费者的行为来说，人数不但没有下降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上升，针对这种现象来说，传统的需求法则并不能对其进行解释，下面我们从经济学的另一角度分析思考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针对上述现象的产生可以依据经济学的原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提升了消费者的偏好，相比于整改之前，小吃街的食品的价格虽然比较低但是质量并不能达到我们的口味要求，但是在小吃街整改以后，逐渐的达到了一定消费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相对于我们其他消费的场所而言，小吃街的整改明显相较于其他我们常去的场所产生了一定的优势，所以就阿合两方面而言，都使消费者的偏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2)通过周期性的增加小吃的种类，就会使一定数量的潜在的消费者变成小吃街的实际消费者，并且对于食堂等固有的小吃种类，小吃街整改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垄断的地位。(3)近些年，随着人们的消费水平的增加，学生的消费开支也有了一定的增大，对于劣质品而言，会使需求曲线朝着左边移动，而产生消费者的数量增加的现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实用性的学科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行为经济学已经作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和合作交流的纽带，行为经济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人们日常生活的推动和影响。不论是本文所提到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分析，还有生活中的理财、工作和消费等方面，处处散发着行为经济学的智慧，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通过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就有引起巨大的经济学理论的可能，通过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在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是得我们的生活宾得更加的多彩与理智。

参考文献

[1]董志勇.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下册)[M].北京大学出版,2007.

[2]李元宝.人人都能成为生活中的经济学家[J].人力资源,2013(4).

[3]茅于轼.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学[J].决策探索(上半月),2011(3).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7

以小窥大，六个字当可概括五常教授的经济学方法论要点：之一，行内中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张教授则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认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再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后者是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之二，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张教授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即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但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一定要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缺乏科学的解释力。

有人说，张五常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经济学传教士”。就说这本《新卖桔者言》，文笔轻松，但却力透纸背。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纷呈，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中国的体制改革……落笔处看似很细小，但其背后的视野却是一个百废待兴、锐意改革国家的全方位形象，而经济学200多年的知识脉络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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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梅河口市是森利资源遭到人为破坏较严重的地区，尤其近20年来，一部分人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大肆砍伐林木，违法销售木材，使很多有林村原有的森林植被消耗殆尽，有的个别村屯砍树种玉米多年，甚至已达到了沙化程度。可见，几年的肆意破坏，要想再恢复林地正常，至少也需要半个世纪。

可是，眼前的利益是改变大多是人行为的重要因素，从近几年的现象看出，凡是国家投资补助的造林地，近十来年的努力，90%的得以恢复，现已郁闭，生长良好；但对于没有投资补助或投资补助较少的林地，就出现了“年年植树不见林”的现象，有的地块，十几年来“栽栽补补”，树苗品种换了几次，大都是因火烧秸秆烤死、受药害毒死、人畜踏压弄死，这就是“林粮间作”的必然结果。

特别是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大了林地回收工作，营造林面积猛增，年度造林绿化任务量加大，在全面退耕还林问题上出现了诸多的困难，比较突出的就是：

1）在杜绝“林粮间作”后，农户种植耕地面积减少，收入降低，所以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植树造林就失去了“及时性”和“普遍性”；

2）严禁林粮间作后，没有了眼前效益，即使进入国家工程的造林地，政府发放了补助的苗木，但很多农户不经心，在栽植期间搁置时间长、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造成了成活率不高，反复补植现象严重，加大了农民的投入，从而使很多农户处于消极管理状态。

当地政府为了调动起造林户的积极性，在林下经济上下功夫，开展了林药间作、林菜间作等项目，激励农户“以短养长”来实现林地植被的恢复。此项之举是否科学；是否对林业事业的发展有效；是否真正的实现“林业产业化结构模式”。当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先要搞清、弄懂党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精神，才能探讨林下经济如何搞，怎样兼做、搭配才能科学合理，这就是我们各级政府当前亟待商榷和解决的课题。

1林下经济开发的条件

1.1林下经济的开发利用

首先要明确开发利用的对象是“林下”，确切的说是林木的“下面”空间，不要误认为：是林地就可以搞的经济开发。这是不严谨的，要谨慎在未成林地和幼林地里大搞兼作性的经济开发，这是因为，大多数林地对林木的生长能力已经很脆弱。

1）从回收的小片荒、流失的采伐迹地情况来看，原有地类性质完全改变。尤其在近些年大量种植玉米上，原土层流失、土质沙化现象严重，树苗生长条件严重破坏，生存能力极低，如再搞“兼作性”的经济作物开发，如不科学管护，又不实地实情，势必对林苗生长造成严重伤害；

2）自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目前现存的有林地，大都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栽植的落叶松、樟子松、杨树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地类是小片荒地，林木生长能力低下，一般已不适应林下经济的开发利用。如能合理施肥，种植一些多年生草本经济类植物，对林木的生长还会有一定的好处。如大桦树村在及时更新的红松造林地里种植大黄，就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

1.2实地实情，科学探讨，是开发林下经济的不败之举

1）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和对比，我市原姜家街乡的林下参，生长好、质量优，远销全国各地。之所以能形成规模，主要是有无污染的天然林分，人工林更新及时，黑色的腐殖土土层较厚，平均在25㎝以上，透水性好，植被丰富，保墒能力强。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不匮乏，因此，生长条件好，产出就增加，收入自然就会提高；

2）同样是种植林下参，在双兴乡娄山村，在天然林下也种植了一片林下参，由于林木大都是以椴树、曲柳等阔叶为主的林分，虽植被较好，腐殖土层较厚，但地涝，渗水性能差，造成成片人参染上黑斑病、锈腐病。

2林下经济间作物的确定

1）树立高度的科学分析理念，不盲从跟进，以实验基地的形式，总结收集可靠适地资料，因地制宜，严格要把握住林木、间作植物相互促生的方法。其实在有林地下散养一些鸡、鸭、鹅类的小动物，或在林地空间圈养一些大型动物，也是林下经济的一种，但必须是依林木为主，既要和森林要收入，也要确保森林的生态安全；

2）有林地的林下经济开发，目前大都以一两年全株采挖的草本植物为主，如：川贝、桔梗、地龙骨、细辛等，如在多年生的草木本植物、菌菇类上下功夫，效果会更好，如；软枣子，山葡萄，山芹菜、木耳等菌菇类，尤其是松树伞，也会获得较高的经济价值；

3）在未成林的造林地上开发经济作物，一定要坚持在不影响林木生长的前提下进行。既要留足林木生长的空间，也要注意农药的危害，最好采取只施肥、谨用药的方法，适当种植一些无蔓、矮棵、不影响林木生长的蔬菜类。树趟子间只能种植一个正常垄，这样，既能以短养长，也能使林地不能随意放牧而保护树苗。

3林下经济开发管理与制约

1）每项工作的开展，管理体制事关重要，各环节的管理制度要细腻完善，这是每项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因此，首先要有专家小组考察论证，提出科学有效地实施意见，而后行政部门根据实地状况，制定严格的运作制度，确保林下经济开发项目的科学操作；

2）对管理人员，要完善岗位责任制度，也就是定点、定人员包片（乡、镇）管理，按责任制度标准、计划、步骤稳步实施，抓好各环节的操作，尤其是较大的林下经济开发项目，要及时监督，及时与专家、学者和已形成规模的种植户沟通，实现“上一个项目，实现一个目标”目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农民“伤不起”；我们的林地更是“伤不起”；

3）在零散的林地搞林下经济的开发，要实行一村或一沟、一坡式的运作模式，农户的林地可以集中管理，形成几户联营的形式，这样，管理方便，遇事能及时集中处理，而且能及时的统一思想，以集体的力量，及时化解一些现实的矛盾，如：“地边地沿儿”问题；材料使用、运输销售等一些不预见问题。使一些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相互协作，必然能使林下经济的开发利用形成一种规模。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9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 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和“”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 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城市人实际上是“单位人”，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的单位人的身份常常有非常悬殊的差异，有时甚至互不往来，甚至互不通婚。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待遇许多情况下都极不相同。这就必然造成单位语言状态的差异，形成大量的单位语言岛现象 ③。

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超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冷战背景和要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宏伟志愿，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采取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的方针。在中国建设资金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汲取积累，来超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超前建设大批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区。在工业化初期人才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精英，建设一个个新兴工业区，并且使这些工业区成为浮现在周围大片落后农村之上的一个个现代化孤岛。同时，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所有渠道，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福利政策、福利设施和财政分配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成为两种不同身份的国民，分别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而这种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远远超过了城市里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异，农民在实际上沦为二等国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近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是号召“农业学大寨”（即自力更生）。利用这些政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资金匮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建设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体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隔的超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几乎停留在中世纪，与大片新发展的工业区、城市区形成了巨大反差。（许多学者认为，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和半饥饿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出现一个个语言文化孤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③。

4.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长距离跨省份调配上。中央政府几乎能够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劳动力。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业移民，即为了建设新兴工业区而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调集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支援内地建设，上海市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不含家属）217804名（《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57页）。许多新兴工业城区实际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移民城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与周边的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语言区，形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洛阳工业区，与洛阳老城区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但在语言状态上，在经济、文化、城市规划、建筑式样、居民成分、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980年，中国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区的人口占了城市总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见王朔1999《看上去很美》、2000《无知者无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移民，对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发展和变化，同样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显然，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和分析，深刻认识计划经济社会的极端特殊性，理解“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理解单位是我们调查、分析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的有计划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的性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城市语言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规律。

三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中国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

1.注意区分城市的不同单位。掌握不同单位的不同性质，是分析不同单位出现不同语言状态的最关键因素。要注意区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注意区分中央直属单位和地方单位，注意区分新建单位和搬迁单位（参见笔者洛阳市及河南省调查1997a,1997b,2002a，见注释④⑤），细密地分析一个单位的职工籍贯、文化构成，认真地研究单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为此，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方志（厂志、单位志、区志、市志、省志）和年鉴（单位、区、市、省）资料，掌握单位职工籍贯、文化计算机统计数据和单位居民区派出所户籍计算机管理统计资料，从中分析单位性质、特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不同单位的不同语言状态的出现原因。十分幸运的是，198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国开始新史志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志运动。中国各重要单位、各省市的志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版。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安派出所和所有重要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建立了居民或职工的户籍与人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项条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1980年代，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整顿（也包括事业单位），使“”中长期混乱的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全国企业单位的管理正规化，各种数据也科学和完备，为我们进行企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所以，现在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改革的加速，近年来，原有的企业形态正在迅速演变和消融，这一黄金时代即将消失。另外，我觉得，真正理解单位语言现象的特殊性，还需要在单位中去亲身体验，深入观察、感知单位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语言观念有哪些具体表现与具体特点，产生了哪些特殊变化。否则可能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与分析它的语言状态。中国社会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单位现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单位人”和单位文化、单位生活的实证性研究和具体描述还非常少。仅凭数据有时很难真正把握和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意思的是，小说家王朔却在他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这种单位社会（具体是位于“新北京”——北京复兴门外地区——的总参军训部大院及海军大院），描绘了这种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单位社会中的单位人的特殊的生活、文化、观念以及语言状态。在形象描述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方面，王朔已经走在了前面。理解单位的语言，也需要这样具体与形象的场面，才不会被数字所淹没，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单位现象与单位文化、单位语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注意区分单位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中国工业移民社会中，第一代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有一致的语言选择，而由于单位的特殊性质，第二代人（即在单位出生、长大的）却容易出现一致的语言选择。因此，掌握单位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是了解单位语言状态的关键。有的描绘新兴城市语言现象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叫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单位，更没有注意分辨单位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语言。不划分单位，不划分代别，笼统地谈论新兴城市的语言，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不彻底沉下去，用相当的时间去熟悉和了解新兴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和语言选择历史，就看不出水面下的层次分明、激流汹涌；而看不出这种社会的语言是怎样划分层次的，就不可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语言的大海中辨别出它的语言发展的真正道路和内在秘密。研究新兴城市的语言岛，必须牢牢抓住单位的第二代人，抓住单位的子弟学校（没有子弟学校或子弟幼儿园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产生单位语言岛现象）。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只有通过对单位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才能够正确把握；而对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必须在大量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和隐身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反复验证，结合其他资料，认真分辨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人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单位的初始状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需要深入了解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行政、干部调配渠道（中央还是地方）与职工队伍构成（籍贯、文化等等）情况，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各个阶层相融合的现象，了解单位子弟学校成立初期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收集初始状态中各种语言搏奕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文化与人员调配等情况，特别是单位小学初创时期的学生家庭背景（父母的文化、籍贯、经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等），常常对一个单位子弟语言状态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犹如一支部队，在创建时期，它的特殊战斗作风一旦形成，那么无论其人员怎样变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变动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战斗作风一般都会长期延续下去，保持住自己特殊的战斗力（擅长野战、攻坚或者防御，如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单位子弟学校在创建初期，常常依靠很少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做酵母，逐渐同化大批工人子弟，发育膨胀出迥异于周边地区或其他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革，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一个原点（有特殊生命力的点）开始，逐渐向周围蔓延。许多精神、文化、语言现象的传播和继承，依靠口口相传和大量心理暗示（包括行为、表情、语言等方面的暗示）和环境氛围暗示，造成信息的不断复制、传播和放大。这种效应的机理，它在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大量语言岛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单位的初始状态（发生变革的原点）、单位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以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初始状态，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和研究，在成堆的资料与大量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剖析出语言选择的真正原因和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要下苦功去寻找单位初创时期的建设者和子弟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他们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情况，使我们茅塞顿开，在纷纭复杂的信息中发现正确的思路。

4.注意宏观（全国城市语言文化状态）、中观（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微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状态）相结合。没有对宏观、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微观的研究常常不能深入，也无法真正认识其语言状态的原因和意义。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毛病之一。不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对中国城市语言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进行。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中国经济史、工业史、移民史和社会发展史，理解和认识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具体单位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的原因。所以现在最需要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与思考，尽快探明研究的总体框架，弄清楚研究的战略边缘和战略纵深究竟有多大，然后再一步步落实细节。另外，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看，中国计划经济背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代化（语言的统一等等），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市场经济背景相比，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同时，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语言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在1950-1980年代工业化初期就超前出现了大量标准语语言岛，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它又在整体上减慢了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的步伐。那么综合起来应该怎样评价？另外，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单位语言岛现象，对工业化中期、后期的语言发展将起什么作用？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5.清晰地认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单位语言岛现象，还必须注意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为我们所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性质、不同面貌的语言文化状态一经对比，常常立刻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与魅力，立刻为人所理解和感悟。其别重要的，是内地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城市的对比研究；以及难度更大的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有内地与沿海城市、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两条语言分界线（见笔者2002b）。这两条语言分界线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眼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分界线两边单位语言岛的对比调查。同时，我们对行业语言（铁路、钢铁、纺织、机械、煤炭、建筑、军队等等）的对比调查也在积极进行。这里面有意思的现象非常之多，牵涉的因素也特别复杂，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活跃的大脑思维。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所出现的单位语言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提出我们的思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中必然有局限和谬误，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2003.10初稿 2004.2.29再稿

附注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人口变迁，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1950年代以来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资料和文章非常多，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教训。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各方面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和人口的迁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识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心已经确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周秦-明清），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在5%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1911年为6%左右，1949年为10.6%，2001年为37.66%。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50年，将达到70-80%左右。（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5%左右。20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90%，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都已达到或接近80%，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人类即将越过城乡人口比例的拐点。）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将有4-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变。中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政府已明确下决心建设以郑州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左右，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许昌等周边21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原城市群。在这个城市连绵带里，2020年计划达到3000万城市人口，实现“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其中洛阳城市人口计划由现在的100多万发展到300万，郑州市计划发展到500万。河南省户籍政策正在做大幅度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如果中国未来20年不出现大的波折，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③ 关于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

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李汉林《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一些议论》，《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潘乃谷、马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蔡?P《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刘吉瑞《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通讯》第2期；王洵《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但是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研究成果。

④关于洛阳市调查的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和《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或.gs（中国工业革命与语言文化现代化）。

⑤关于河南省的调查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和《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网站上的各篇文章经过修订，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各种提法以网站上的文章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志书类：各省省志（人口、方言、机械、纺织、煤炭、冶金、化工、军工、电子、电工、铁路、建筑、城市建设等卷）；各城市市志；各工业区区志；各厂厂志，及有关专业志等。以上志书均1985—2002年间出版。

2.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2），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有关城区统计年鉴，各重要企业年鉴，单位年鉴及有关专业年鉴。

3．《当代中国》丛书类：《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铁道事业》、《基本建设》、《城市建设》等；《当代中国的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甘肃》等等。丛书撰写计划由中央政府提出，并专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统筹，由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写作班子，按照统一的标准编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85年后陆续出版，共达200余卷，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套最完整、最系统、最权威的基础资料。

4 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 曾壁钧等《新中国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7.《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8. 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9.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0..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

11.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

12.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13.蔡?P《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4.东北师大主编《世界经济地理》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

15.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崔功豪 ：《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工出版社，1992年版。

17.《中外城市研究》兰州大学城市研究中心，1991年版。

18.同济大学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

19.陈松岑1999《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0.靳洪刚1997《语言获得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徐大明等1997《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祝畹瑾1992《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23.罗杰瑞1995《汉语概论》语文出版社。

24.梁德曼1985《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现状和未来》，《方言》1985年第3期。

25.郭友鹏1990《湖北十堰市普通话与方言的使用情况》，《中国语文》1990年第6期。

26.杨晋毅等1997a《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

27.杨晋毅1997b《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

28.杨晋毅1999《试论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1期。

29.杨晋毅2002a《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

30.杨晋毅2002b《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90《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郎文出版公司。

常见经济学现象例10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  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毛泽东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  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人民公社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城市人实际上是“单位人”，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的单位人的身份常常有非常悬殊的差异，有时甚至互不往来，甚至互不通婚。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待遇许多情况下都极不相同。这就必然造成单位语言状态的差异，形成大量的单位语言岛现象 ③。

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超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冷战背景和毛泽东要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宏伟志愿，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采取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的方针。在中国建设资金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汲取积累，来超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超前建设大批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区。在工业化初期人才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精英，建设一个个新兴工业区，并且使这些工业区成为浮现在周围大片落后农村之上的一个个现代化孤岛。同时，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所有渠道，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福利政策、福利设施和财政分配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成为两种不同身份的国民，分别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而这种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远远超过了城市里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异，农民在实际上沦为二等国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近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是号召“农业学大寨”（即自力更生）。利用这些政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资金匮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建设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体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隔的超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几乎停留在中世纪，与大片新发展的工业区、城市区形成了巨大反差。（许多学者认为，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和半饥饿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出现一个个语言文化孤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③。

4.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长距离跨省份调配上。中央政府几乎能够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劳动力。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业移民，即为了建设新兴工业区而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调集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支援内地建设，上海市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不含家属）217804名（《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57页）。许多新兴工业城区实际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移民城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与周边的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语言区，形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洛阳工业区，与洛阳老城区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但在语言状态上，在经济、文化、城市规划、建筑式样、居民成分、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980年，中国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区的人口占了城市总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见王朔1999《看上去很美》、2000《无知者无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移民，对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发展和变化，同样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显然，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和分析，深刻认识计划经济社会的极端特殊性，理解“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理解单位是我们调查、分析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的有计划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的性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城市语言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规律。

三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中国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

1.注意区分城市的不同单位。掌握不同单位的不同性质，是分析不同单位出现不同语言状态的最关键因素。要注意区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注意区分中央直属单位和地方单位，注意区分新建单位和搬迁单位（参见笔者洛阳市及河南省调查1997a,1997b,2002a，见注释④⑤），细密地分析一个单位的职工籍贯、文化构成，认真地研究单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为此，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方志（厂志、单位志、区志、市志、省志）和年鉴（单位、区、市、省）资料，掌握单位职工籍贯、文化计算机统计数据和单位居民区派出所户籍计算机管理统计资料，从中分析单位性质、特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不同单位的不同语言状态的出现原因。十分幸运的是，198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国开始新史志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志运动。中国各重要单位、各省市的志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版。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安派出所和所有重要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建立了居民或职工的户籍与人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项条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1980年代，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整顿（也包括事业单位），使“文革”中长期混乱的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全国企业单位的管理正规化，各种数据也科学和完备，为我们进行企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所以，现在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改革的加速，近年来，原有的企业形态正在迅速演变和消融，这一黄金时代即将消失。另外，我觉得，真正理解单位语言现象的特殊性，还需要在单位中去亲身体验，深入观察、感知单位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语言观念有哪些具体表现与具体特点，产生了哪些特殊变化。否则可能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与分析它的语言状态。中国社会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单位现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单位人”和单位文化、单位生活的实证性研究和具体描述还非常少。仅凭数据有时很难真正把握和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意思的是，小说家王朔却在他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这种单位社会（具体是位于“新北京”——北京复兴门外地区——的总参军训部大院及海军大院），描绘了这种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单位社会中的单位人的特殊的生活、文化、观念以及语言状态。在形象描述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方面，王朔已经走在了前面。理解单位的语言，也需要这样具体与形象的场面，才不会被数字所淹没，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单位现象与单位文化、单位语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注意区分单位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中国工业移民社会中，第一代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有一致的语言选择，而由于单位的特殊性质，第二代人（即在单位出生、长大的）却容易出现一致的语言选择。因此，掌握单位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是了解单位语言状态的关键。有的描绘新兴城市语言现象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叫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单位，更没有注意分辨单位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语言。不划分单位，不划分代别，笼统地谈论新兴城市的语言，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不彻底沉下去，用相当的时间去熟悉和了解新兴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和语言选择历史，就看不出水面下的层次分明、激流汹涌；而看不出这种社会的语言是怎样划分层次的，就不可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语言的汪洋大海中辨别出它的语言发展的真正道路和内在秘密。研究新兴城市的语言岛，必须牢牢抓住单位的第二代人，抓住单位的子弟学校（没有子弟学校或子弟幼儿园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产生单位语言岛现象）。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只有通过对单位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才能够正确把握；而对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必须在大量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和隐身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反复验证，结合其他资料，认真分辨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人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单位的初始状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需要深入了解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行政、干部调配渠道（中央还是地方）与职工队伍构成（籍贯、文化等等）情况，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各个阶层相融合的现象，了解单位子弟学校成立初期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收集初始状态中各种语言搏奕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文化与人员调配等情况，特别是单位小学初创时期的学生家庭背景（父母的文化、籍贯、经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等），常常对一个单位子弟语言状态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犹如一支部队，在创建时期，它的特殊战斗作风一旦形成，那么无论其人员怎样变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变动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战斗作风一般都会长期延续下去，保持住自己特殊的战斗力（擅长野战、攻坚或者防御，如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单位子弟学校在创建初期，常常依靠很少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做酵母，逐渐同化大批工人子弟，发育膨胀出迥异于周边地区或其他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革，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一个原点（有特殊生命力的点）开始，逐渐向周围蔓延。许多精神、文化、语言现象的传播和继承，依靠口口相传和大量心理暗示（包括行为、表情、语言等方面的暗示）和环境氛围暗示，造成信息的不断复制、传播和放大。这种效应的机理，它在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大量语言岛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单位的初始状态（发生变革的原点）、单位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以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初始状态，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和研究，在成堆的资料与大量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剖析出语言选择的真正原因和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要下苦功去寻找单位初创时期的建设者和子弟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他们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情况，使我们茅塞顿开，在纷纭复杂的信息中发现正确的思路。

4.注意宏观（全国城市语言文化状态）、中观（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微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状态）相结合。没有对宏观、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微观的研究常常不能深入，也无法真正认识其语言状态的原因和意义。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毛病之一。不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对中国城市语言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进行。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中国经济史、工业史、移民史和社会发展史，理解和认识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具体单位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的原因。所以现在最需要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与思考，尽快探明研究的总体框架，弄清楚研究的战略边缘和战略纵深究竟有多大，然后再一步步落实细节。另外，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看，中国计划经济背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代化（语言的统一等等），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市场经济背景相比，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同时，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语言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在1950-1980年代工业化初期就超前出现了大量标准语语言岛，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它又在整体上减慢了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的步伐。那么综合起来应该怎样评价？另外，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单位语言岛现象，对工业化中期、后期的语言发展将起什么作用？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5.清晰地认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单位语言岛现象，还必须注意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为我们所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性质、不同面貌的语言文化状态一经对比，常常立刻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与魅力，立刻为人所理解和感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内地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城市的对比研究；以及难度更大的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有内地与沿海城市、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两条语言分界线（见笔者2002b）。这两条语言分界线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眼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分界线两边单位语言岛的对比调查。同时，我们对行业语言（铁路、钢铁、纺织、机械、煤炭、建筑、军队等等）的对比调查也在积极进行。这里面有意思的现象非常之多，牵涉的因素也特别复杂，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活跃的大脑思维。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所出现的单位语言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提出我们的思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中必然有局限和谬误，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2003.10初稿 2004.2.29再稿

附注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人口变迁，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1950年代以来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资料和文章非常多，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教训。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各方面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和人口的迁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识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心已经确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周秦-明清），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在5%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1911年为6%左右，1949年为10.6%，2001年为37.66%。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50年，将达到70-80%左右。（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5%左右。20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90%，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都已达到或接近80%，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人类即将越过城乡人口比例的拐点。）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将有4-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变。中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政府已明确下决心建设以郑州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左右，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许昌等周边21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原城市群。在这个城市连绵带里，2020年计划达到3000万城市人口，实现“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其中洛阳城市人口计划由现在的100多万发展到300万，郑州市计划发展到500万。河南省户籍政策正在做大幅度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如果中国未来20年不出现大的波折，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③     关于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

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李汉林《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一些议论》，《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潘乃谷、马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刘吉瑞《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通讯》第2期；王洵《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但是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研究成果。

④关于洛阳市调查的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和《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lkwy.8u8.com或lyc56.cn.gs（中国工业革命与语言文化现代化）。

⑤关于河南省的调查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和《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网站上的各篇文章经过修订，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各种提法以网站上的文章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志书类：各省省志（人口、方言、机械、纺织、煤炭、冶金、化工、军工、电子、电工、铁路、建筑、城市建设等卷）；各城市市志；各工业区区志；各厂厂志，及有关专业志等。以上志书均1985—2002年间出版。

2.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2），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有关城区统计年鉴，各重要企业年鉴，单位年鉴及有关专业年鉴。

3．《当代中国》丛书类：《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铁道事业》、《基本建设》、《城市建设》等；《当代中国的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甘肃》等等。丛书撰写计划由中央政府提出，并专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统筹，由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写作班子，按照统一的标准编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85年后陆续出版，共达200余卷，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套最完整、最系统、最权威的基础资料。

4 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 曾壁钧等《新中国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7.《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8. 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9.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0..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

11.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

12.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13.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4.东北师大主编《世界经济地理》北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

15.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崔功豪 ：《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工出版社，1992年版。

17.《中外城市研究》兰州大学城市研究中心，1991年版。

18.同济大学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

19.陈松岑1999《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0.靳洪刚1997《语言获得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徐大明等1997《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祝畹瑾1992《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23.罗杰瑞1995《汉语概论》语文出版社。

24.梁德曼1985《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现状和未来》，《方言》1985年第3期。

25.郭友鹏1990《湖北十堰市普通话与方言的使用情况》，《中国语文》1990年第6期。

26.杨晋毅等1997a《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

27.杨晋毅1997b《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

28.杨晋毅1999《试论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1期。

29.杨晋毅2002a《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

30.杨晋毅2002b《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90《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郎文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