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困境例1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

西部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挑战。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西部地区的基本特征。2010年我国共有贫困人口2 688万，其中，西部地区1 751万，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66%[1]。2010年我国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2.8%，西部的贫困发生率高达8.3%[1]，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几乎是东部地区的17倍。在国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新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就有9个[2]。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贫困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东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贫困人口的分布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由1998年48%上升到2010年65.9%。

西部地区贫困现状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上看，目前西部的贫困现状与自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贫困人口规模的减少，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我国贫困人口当前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远地区， 这就使得我国的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间存在高度重叠[3]。同时，贫困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如果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能在经济和生活上脱贫，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乃至破坏。而单一的生态保护治理政策或脱贫政策都难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因此，反贫困应从生态环境入手[4]，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结合，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案例区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概念，对生态建设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耦合关系[5]、生态灾害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6]、以及贫困地区生态服务功能建设[7]等方面进行了部分案例地区的研究。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生态扶贫内涵的系统诠释，对整个西部地区如何实施生态扶贫研究较少。本文将深入分析西部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并系统性地提出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的基本模式和政策建议。

1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与贫困的耦合关系

贫困既是生态环境脆弱的产物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由于生态环境脆弱，生产条件差，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低；而越是贫困的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依存度越高，生产方式落后，决定了只能采取一些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来开发那些相对容易开发的水土、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不易开发的自然资源又无力开发，落后的生产技术使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商品经济落后，贫困必然发生。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使人口压力持续增加，迫使人们高强度地、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生态退化乃至荒漠化，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破坏，使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质量下降，产出减少，加剧贫困。这样就使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陷入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图1）。西部贫困的发生以及贫困程度的大小与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国家环境保护部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中国最贫困的人口多生活在环境破坏最为严重，自然恢复能力最低的地区，西部地区的有70%的贫困县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贫乏的自然资源以及对外交通不畅是导致西部地区贫困的综合因素。其中，恶劣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质灾害频繁，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地貌不平坦，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可利用耕地面积少；气候条件恶劣，干旱、高寒制约农作物的生长。

首先，西部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灾害高发区。地震、泥石流、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灾害是导致受灾地区贫困和返贫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恶劣的气候环境制约了多种农业作物的生长，造成植被单一，生命系统脆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长期影响。特别是极端气候灾害对居民生命财产、农业生产活动、社会基础设施等造成极大损失，而且给灾后恢复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其次，贫困地区多与高山、丘陵相伴随，这种地形决定了耕地数量少、可利用土地和水资源少，农业的自然条件差。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以及农业生产土地资源贫乏，土壤肥力差，这使得土地的单位产出低、总产出量少。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低，制约了集约经营。农业生产的低产量和不稳定，不仅使政府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减少，而且致使扩大再生产的经济积累很少。

1.2集中连片贫困区多位于主要生态功能区，绿色贫困问题突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地区9个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和禁止开区域，承担着为国家或地区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义务。这些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丧失许多发展机会、付出机会成本。同时，以农牧业为主，耕地和草场的限制开发，打断了农牧民广种薄收和扩大放牧面积的增值路线；排污和环保指标的定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导致这些地区的多数居民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成为绿色贫困人口。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农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却因地理区位差，远离经济中心，限制了优势资源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联系，对外交通等联系不畅，同样让当地居民陷入贫困，成为贫穷的“世外桃源”。 总体来看，西部大多数贫困地区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生态功能定位制约了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开发，甚至一些重要生态功能区群众也成为“生态贫民”的尴尬局面。

1.3地区贫困加剧生态退化

贫困地区经济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决定了粗放式的发展路径，农业上广种薄收，毁林开荒，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畜牧业不断萎缩，加剧生态退化，使本来就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低端工业决定了能耗与污染大，过分依赖矿产资源开发，产业链条短，矿产资源利用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例如，部分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型煤炭企业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撑和大型战略投资者的带动，只是进行原煤、洗煤生产，经济效益低下，能耗排污大，产业单一化，不仅破坏当地环境污染，而且增加了地质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居民环保意识不强，环境整治力量薄弱。居民生活质量不高，要求他们注重环境污染与承载力协调发展是不现实的，而且贫困地区财政收入低，经济实力弱，不能够也不愿意支持昂贵的环境治理费用。

2西部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挑战

2.1西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因灾返贫率高

目前西部地区尚存在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水平差的边远山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灾返贫率高。大部分集中连片贫困区山大沟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长期面临干旱、洪涝、泥石流、冰雪、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导致返贫率居高不下。2008年四川因地震和雪灾造成返贫、致贫人口60.5万人，其中汶川地震就使58万人返贫。青海贫困农牧区常年返贫率13%左右，灾年25%，重灾年50-60%[8]。甘肃舟曲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和贫困双重地区，在短短三年之内经历了“汶川地震”和“舟曲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短暂恢复的社会经济建设再一次遭到重创，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同时，该类地区地处偏远山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进行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由于大多数贫困县农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大灾大返贫，小灾小返贫”成规律性发生。

2.2经济基础落后，扶贫资金缺乏

西部贫困地区普遍生产方式单一， 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对水土等自然资源依赖大，随着人口的增加造成对环境的破环压力不断增大。同时，西部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基础差，地方财政能力弱，扶贫资金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省级和地方资金十分有限，资金供给远不能适应贫困地区实际发展需要，与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如甘肃省扶贫整村推进中每个村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0-70万元，而实际需要100-120万元，扶贫资金缺口较大。此外，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能力弱，资金缺口依然庞大。

2.3劳动力素质低下，自我脱贫能力弱

西部地区不但是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知识贫困和人力贫困最突出的地区[9]，各类教育水平均不同程度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西部地区盲率高达11.37 %， 远高于全国7.1%的平均比重。西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年，也低于全国8.3年的平均水平。全国有35%的学龄儿童在贫困地区，但只有4%的大学生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只有40% 的初中毕业生能够继续接受高中教育[10]。同时，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不高，学生营养不良状况也很突出，直接或间接地对未来劳动力素质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相当落后，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也难以给贫困地区劳动力提供有效的实用技能培训。

教育水平落后和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导致西部贫困地区的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力素质长期低下，接受新技能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差，缺乏足够的生存能力，难以在收入较高的城镇非农行业就业。与此同时，较低教育水平和较差的卫生条件造成了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现象，加剧了贫困人口结构的恶化。

2.4扶贫资金分散，难以产生有效合理

由于扶贫项目归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我国的扶贫资金处于多部门管理状态。例如：发改委系统管理的以工代赈资金、交通部门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科技部门管理的生态建设资金等。各部门在扶贫项目安排、资金区域投向上常常相互独立，没有协调，造成资金投入在区域布局上的分散化，且单独部门的资金投入有限，影响了扶贫效果。

2.5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节

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是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两项主要任务，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任务在空间上存在高度重叠。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西部地区已经开展了多项生态治理工程和扶贫开发工程，但很多的生态建设工程很少考虑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也很少考虑生态建设，使得当前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脱节。因此，兼顾减贫和改善生态环境双重目标，亟需探索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生态和扶贫“双赢”的道路，实施生态扶贫开发战略。

3生态扶贫的内涵与模式设计

3.1生态扶贫的内涵

生态脆弱是我国西部最大的特色，贫困是最大的问题，生态因素是西部贫困的根源之一。要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使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最佳途径就是生态扶贫。所谓“生态扶贫”就是要坚持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的原则。结合生态综合治理和保育项目，挖掘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性就业岗位，为当地贫困农牧民劳动力提供生态就业机会，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生态移民与劳务输出等扶贫开发方式，减轻人口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转变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生存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减压增效，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对于短期难以外迁的贫困人口，实施智力扶贫，提高教育程度，推动教育移民，增加未来非农就业能力。

3.2生态扶贫模式设计

3.2.1原地生态扶贫模式

对于位于农牧业生产条件较好或区位条件较好（如：地区经济中心郊区）地区的贫困人口和少数民族地区因文化、教育等差异难以移出的贫困人口实施原地生态扶贫开发。原地生态扶贫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加大生态建设扶贫力度，引导部分农牧民向生态工人转变。结合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公益林补偿、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及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挖掘生态建设与保护就业岗位，为生态保护区的农牧民提供就业机会，使当地农牧民直接参与到生态保护和治理工程中，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例如在澳大利亚卡卡度国家公园的环境管理中，绝大部分的公园生态环境保育项目都是雇佣当地土著民众参与实施，一方面保护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有了持续的生计来源。此外，要根据当地环境资源承载力，积极促进农牧民放弃原有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引导部分农牧民成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重点加强林业防护生态工人、节水灌溉生态工人、退耕还林生态工人及植树造林生态工人等培养，稳步推进生态工人队伍建设。

（2）推进特色生态产业扶贫发展，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发挥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积极培育草畜、中药材、果品、瓜菜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鼓励和帮助龙头企业按照市场运作的方式，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和扶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通过特色生态产业加大贫困人口的收入。如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以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扶贫为特色的“晴隆模式”既解决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又解决了生态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充分肯定。

积极打造特色农业重点品牌，特别是贫困地区绿色产品认证、原产地认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保证每个重点品牌产品有广告策划方案、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宣传品牌，在全社会形成品牌效应，促进拓宽产品市场，实现生态产业农户可持续收入增长。加快贫困地区生态旅游、节水产业等其他生态产业发展，千方百计吸收当地农牧民劳动力。

（3）积极拓展整村推进工程，促进农村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整村推进是原地扶贫的重要方式，在整村推进中科学把握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及农村环境优化间的关系，以县域为重点，鼓励多方整合资源，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实行水、电、路、气、房和优美环境“六到农家”工程。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实施清洁能源、卫生厕、卫生厩、路旁植树、道路及庭院绿化等环境优化项目。对贫困村相对集中的地方，可连片制定规划，实行整乡、整流域、整片区扶贫攻坚的整体推进，提升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规模效益。采取考核奖励、建立产业协会、扶贫互助社等方式，加强对已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村的后续管理，巩固扶贫成果。我国在“十一 五”期间整村推进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国家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整村推进仍然作为国家专项扶贫的重要内容之一。

（4）加强“3+9+3”教育，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未来劳动力素质，推动生产方式转变。立足长远，切实加强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全面提升未来贫困人口素质水平，实现劳动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双提高。通过创造条件，整合力量，尽力实施贫困地区农村孩子3年学前教育，解决外出务工农民孩子安全入园入托问题；彻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大教育设施建设，推进基础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努力发展义务教育后3年的生存技能培训，增强贫困地区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就地工作能力。2007年开始，甘肃省扶贫办在全国首先启动了贫困家庭“两后生”（初中后和高中后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劳动技能培训工程。2009年，甘肃省又在此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免费，并成立了甘肃省贫困地区“两后生”职业教育培训集团，从而加大了甘肃省农村贫困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截至到2010年甘肃全省共培训“两后生”6万人，其中已毕业就业2.8万人。据跟踪抽样调查，接受过中长期技能培训的“两后生”与未培训的一般劳动力相比，每月工资差距在一倍以上。“两后生”培训已成为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和首要选择。

3.2.2离地生态扶贫模式

以水源涵养林区、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风沙及荒漠化威胁严重、生态环境脆弱、重要生态功能地域等区域为重点， 进一步推进生态移民范围和补助力度。重点实施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质灾害频发、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就地脱贫无望的贫困人口向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转移； 加大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当地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输出力度。而对处于地质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劳动力人口，积极探索实施和支持劳务移民，促进就业地落户安家。离地生态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

（1）拓宽生态移民范围，加大跨省移民力度。继续扩大移民搬迁范围，探讨有计划的跨区域国有农垦系统安置模式，尤其加大汉族人口的跨省外迁。如：甘肃河西地区向新疆建设兵团的移民安置，一方面减轻了河西地区的生态压力，另一方面，移民的生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收入增加。生态移民要以选点为基础，以建房为前提，以工作为根本，以文化融合为目标，切实保证生态移民人口在新安置区的长住久安，杜绝“迁后返贫”和“重返原籍”现象。

（2）拓宽贫困人口进城增收渠道，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就近转移。积极发挥各贫困县自身优势，千方百计拓宽贫困地区群众向当地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转移。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小城镇建设和移民搬迁相结合，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和二三产业发展，选择县城、重点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乡村旅游开发区，对生态移民进行集中安置。例如：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建设的移民新村紧邻镇政府，并配套建设农民返乡创业园。通过移民新村与工业园区建设的结合，形成“移民-就业-经济发展”的循环机制保障了迁移人口的后续生计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移民缺乏新的就业技能，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满足企业用工的基本要求；搞好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技术工种与熟练工种、进厂培训与引厂入县培训、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专业培训与务工常识法律知识培训结合，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由数量型向质量型、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化。对于自发的进城务工人员，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居住条件，逐步实现稳定转移。

（3）鼓励贫困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鼓励贫困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有序劳务输出，从根本上缓解当地人口和环境资源压力。健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劳务培训体系，整合培训资源和培训资金，推进培训方式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借助政府力量在东部沿海地区创建劳务合作平台，拓展劳务输出渠道，开展订单培训，扩大劳务经纪人队伍规模。如甘肃省采取政府组织、市场运作的办法，开展农民工培训，建立劳务基地，拓宽劳务市场，每年输出农民工都在230万人次以上，人均纯收入2 000元左右。仅2008年上半年，甘肃就组织省外劳务移民1.87万人。外出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做到“输出一个劳力，省下一份口粮，学会一门技术，带回一笔钱，养活一家人。由于劳务输出直接瞄准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使得劳动力转移成为贫困家庭稳定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许多地方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健全农民工工资保障、就业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是贫困地区农民工长期稳定外出打工的重要保障。

4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西部地区贫困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同时，劳动力素质低下也是造成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结合，实施生态扶贫战略，它是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的重要途径。根据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生态扶贫可分为原地扶贫和离地扶贫两种不同的模式。为了更好的实施生态扶贫战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控制人口增长，加强教育投入

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西部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对保护环境、减少贫困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教育移民”缓解生态压力，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解决西部贫困，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减少贫困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中去。但是，教育是决定能否转移和找到工作的决定因素。因此，从长远看，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核心。

（1）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采取优先和优惠的政策措施，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县、乡、村，在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的安排和计划生育事业费的投入上予以重点考虑和重点扶持。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优先、优惠政策，通过利益导向机制，调整人们的生育观念。减少人口压力。

（2）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居民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更加重视劳动力技能型培训，重点面向市场需求的具有证书、实用技术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积极实行“订单式”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稳定的非农就业能力，提高收入水平。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东西联合培养计划，鼓励东部与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联合办学，面向西部农村招生，并对贫困地区学生实行免费的中等职业教育。鼓励东部高等学校与西部贫困地区高校联合办学，为贫困地区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3）实施教育移民，缓解生态压力。通过对贫困脆弱生态地区实行区外教育、区外就业的措施，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异地生存能力，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主动迁移代替强制性移民搬迁，从而减少当地生态压力，实现人口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2建立扶贫部门与生态保护部门统一协调机制，促进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1）尝试建立省级扶贫部门与生态部门联系会议机制，确立两个部门管理事项的宏观调控机制及监督协调机制，统筹扶贫资金和生态建设资金，实现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有机统一。对于生态功能与贫困重合地区，确保生态建设项目中生态补偿部分与当地扶贫开发项目相衔接，实现生态扶贫效率的最大化。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促进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有效地打破“部门割据”与“条块分割”的局面，切实落实财政扶贫与生态建设资金报账制、项目公示公告制、招投标制、竣工验收制和定期审计检查等制度，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以县（市、区）为重点，基于连片贫困区集中开发与解决突出生态问题的项目资金渠道不变、用途不变原则，建立和完善资金整合机制。

（2）将扶贫开发中的“以工代赈”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通过“以工代赈”工程，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水利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将“以粮代赈”和“退耕还林还草”相结合，积极执行“以粮代赈”政策，解决贫困人口温饱，同时，继续完善和执行国家无偿向退耕农户提供粮食、生活费补助等退耕还林政策，提高退耕农户补助。鼓励贫困地区创建新的保护生态建设和“以工代赈”结合工程。不仅仅局限于退耕还林、还牧、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只要关乎生态恢复、生态保护的项目，国家均以奖励和资助并重的政策，协助这类工程的开发、实施建设。

4.3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1）培育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立足资源优势，面向国内外市场，培育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和设施农业的发展，千方百计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开发和培育“绿色、优质、安全、高产”的农产品，形成一批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品牌化、生态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做到扶贫和生态建设的有力结合。

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依托一批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辐射，由农村合作组织引导与管理，形成区域性产业。在政策上给予龙头企业优惠，资金上给予补助。

（2）因地制宜的发展民族和地方手工业和特色生态旅游业。依托当地独特的文化、人文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以生态旅游业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同时，大力挖掘地方传统民族产品，鼓励民族特色工业和地方手工业的发展，加大对相关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

（3）打造绿色品牌，实现“绿色利润”还民。以无公害、无污染、无破坏为原则，立足绿色资源和文化资源，创建西部绿色品牌，涵盖农业产品、旅游产品、服装和文化创意。注重技术创新、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到产品包装等环节，以企业宣传构架西部绿色品牌体系，将西部贫困地区打造成为未来大众消费、休闲的绿色品牌。

同时，始终以广大农牧民作为全过程的参与实施者和最终受益者，在发展特色农产品和绿色产业时，以广大农牧民为主体，农村产业为依托，做到解决生计，增加收入，改变传统低端污染型工业发展思路；地方政府应做好鼓励农民创业环境和劳务输出组织工作，做好产品的宣传、销售渠道、引资等环节。依托绿色资源、发展绿色产业、收获“绿色利润”是贫困地区最有效的可持续生计的根本举措。

4.4完善生态移民的制度安排

建立跨省生态移民统筹管理联络机构，由省级政府统筹管理生态移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并且保证移民安置地基本住房用地和农耕用地需求，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引导相关市县（区）采取与对口市、县（区）衔接、与园区管委会衔接、与用工企业衔接、与培训学校和劳务基地衔接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组织生态移民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凡是人均收入低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移民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并针对不同年龄移民人口，开展相应社会福利服务。移民迁入地相关部门确立以生态移民就业稳定率、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保率作为工作考核指标，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为生态移民享受良好的生计条件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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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困境例2

人口增长周期长,发展惯性大,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开发式扶贫。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较为复杂。简要说如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存能力等，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因素。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内在因素又是发展的诀定因素。若扶贫重物不重人，重人则不重人的技能开发，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率和质量，已取得的扶贫效果也难以维持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者的综合素质，由被动救济到主动脱贫，由不会脱贫到有能力脱贫。若如此，会大大提升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廉价的低素质人力资源以及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和物质资本高成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在短期内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过度开发等原因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采取经济、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多种手段，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的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少生快富。以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和主要目标，重点扶持低收入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开发科技含量，拓宽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普及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返贫率。六、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农村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物质贫困，同时粗放经营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即生态贫困加剧；而物质贫困，资金不足，收入低下，无力去投资教育和改善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同时也告诉我们，单一的扶贫措施，即使某一方面或两方面暂时缓解，也会受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导致扶贫效率的不经济。因此贫困是精神、物质、生态均有待提高的集合体，必须从三个方面综合治理。过去反贫困只注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生活条件的相对提高等物质贫困，但如果只注重物质扶贫，则极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追求脱贫的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盲目上马扶贫项目，管理粗放，造成扶贫的泡沫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损坏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增加经济财富，同时还加强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而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长期、更艰巨、难度更大。在扶贫效益评估上，过去我们一直将生产总值、总收入或平均收入值等作为主要指标，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层和增加幅度，农村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等指标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经济指标都注重扶贫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注重社会精神财富的增加，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善、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条件，包括环境条件、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这样才能自立和发展。

七、加大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农民进镇“门槛”。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结合起来，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真正安居乐业。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坚持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改制成混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的公司制企业，搞好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等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增量，围绕农村特色资源，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农业企业，培育一批新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广阔空间。

建立外出打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推出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辟“返乡创业园区（特区）”，鼓励返乡创业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对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引进外资的，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予以重奖。

坚决废止不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法规，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劳务经济快速发展保证了农民增收，减轻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但是，在发展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纠正和疏导。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鼓励外出务工就是放弃农业，因而态度消极，工作被动。有些致富的群众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长远打算。目前，农村的市场中介组织稀缺，劳动力流动盲目无序，有些外出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劳务输出成本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机制不活，束缚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二是进城门槛高，特别是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流动难度更大，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也很高。

八、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劳务经济以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劳务经济炒热、叫响，特别要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劳务输出的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宣传回乡创业的先进典型，高频率、多批次地劳务信息，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的关注，形成重视劳动力转移，关注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浓厚氛围。要总结交流打工经验，表彰回乡创业典型人物，把劳务经济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加强引导力度，促进大循环，实现大转移。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巩固和完善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由政府牵头，部门实施的劳务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目标、利益捆绑考核运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确定专人专施劳务信息搜集、传递，本地劳务人员管理、维权等事务，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联网，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渠道。

要强化劳务输出市场管理，坚持劳动力市场审批制度，净化劳务输出程序，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行为，坚决取缔非法中介组织和“地下”网点，严厉打击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打工人员的行为。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打工人员；定期交流劳务信息，形成纵横交错，四是加强劳动力输出服务保障，改进服务模式。及时调整服务重点，扩大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向劳动力就业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伸，开展打工人员社保工作，切实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实行扶贫式培育劳务经济，鼓励扶持劳务输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有外出打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力支付打工的基本费用。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外出打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劳动部门实行信息收集、考察、、人员招聘、护送、跟踪服务管理一条龙服务，输出质量高，信誉较好。能人带动主要依靠当地经济能人通过承包性质，在外招揽劳务后，组织本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出风险不大，但整体收入不高，大多数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自发外出打工，他们靠“亲带亲、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打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九、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001一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立了走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这是国家从脱贫致富的源头，以持续发展的理论，确立的国家10年扶贫工作战略和任务目标。

当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各类培训和劳务输出以及信息化、学习型社会培育多个方面，而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只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人口观念，人力资源开发才可以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即人力资源开发不力造成的。提高人口素质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根据贫困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开发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人口迁移、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综合加以考虑,制定和采取积极有效的计划和措施，切实地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真正地将充沛的人力资源转化成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资源优势。

劳动教育困境例3

[作者]邵志忠，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2－0170－008

对于贫困的研究旨在寻找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不管是规范性研究还是实证性研究，大多采用因果论方法，就是找出致贫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指出消除致贫原因的反贫困建议。一个地区的贫困作为一种已经存在了长时间的社会现象，必然有导致该地区贫困的种种原因。如本人系列论文所论述的，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既有自然资源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等。贫困除了外部因素所致，还有更为关键的内部因素，而人力资源因素是导致贫困的至关重要的内部因素之一。

一、相关概念

人力资源是与自然资源或物力资源相对应的概念。人力资源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或者表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人力资源的本质是人所具有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可以统称为劳动能力。

人力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力资源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者能力的总和，即处在劳动年龄的已直接投入建设和尚未投入建设人口的能力的集合。狭义人力资源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拥有实际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包括非个人原因暂时未从事劳动的人口，狭义的人力资源等同于劳动力。

《辞海》对人力资源的表述：人力作为一种资源，其本身不仅具有价值性，而且在经济活动中还可以带来价值的增加，即它是资财之源。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如自然资源、金融资源和信息资源等不同，它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的资源。

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数量是指从事有用工作的人数，即劳动能力的总人口数；质量一般指人口的素质，指国民人口的身体素质、智力、文化、精神面貌等。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配置机制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有人认为人力资源也是人力资本，然而两者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迁移、就业信息等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和水平的总和。”人力资本是指人的一种能力，它是由人的体能和智能构成的一种资本，具有生产性作用。是指经资本投资形成的，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资源、调整发展战略及市场应变能力。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稀有性和有用性，以一定数量的人口形态表现出来。人力资本则是经过教育、培训等方式的投入而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智力、技能等的总和。因此，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程度说，可将人力资本理解为人力资源质量，但与人力资源的质又完全不同，它是人力资源质中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部分，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更大。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提出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著名论断，是有关人力资本思想的最早体现。而西方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奠定的。他发表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960年)、《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年出版)、《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出版)、《经济增长与农业》(1968年出版)、《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研究的作用》(1971年出版)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他在人力资本理论上的地位。舒尔茨在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中，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对教育、保健、人口的迁徙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的增长和平均健康寿命的延长，都是资本的形式。舒尔茨经过长期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的意识，而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缺乏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数量；土地等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的高低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他认为，所谓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因此他提出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极大地有助于经济繁荣和增加穷人的福利。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很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短缺、人力资本质量低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本两个层面分析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因素。

二、人力资源与贫困

1、人力资源短缺、内生力不足

人力资源短缺、内生力不足是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致贫的重要因素。在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短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数量不足；二是人力资源质量低。

在贫困的农村，受过正规教育的专业人才缺乏，高素质的劳动者数量少。尤其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型适用人才缺乏。如红水河流域各县市，专业技术人员在劳动者总量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我国现有人才配置机制和城乡之间巨大的反差，不利于专业人才流向农村，特别是贫困的农村。

人力资源结构及分布不合理是贫困地区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力资源结构可分为人才能级结构、人才年龄结构、人才与产业结构等几方面。按照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比较合理的人力资源能级结构比是：高级、中级、初级三个能级的人才是1:6:14的结构比较合适。而我国高级人才实际量少，初级人才也不足。而人才主要分布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极度缺乏实用型人才，这种人才布局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限制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

从人才年龄结构看，比较合理的人才年龄结构应是高级人才质量高而且年纪较轻，中初级人才人力充足、稳定。我国现存人才资源在年龄结构有两大弊端：一是高级人才队伍老龄化比较严重，中初级人才衔接不上。据统计，高级人才中55岁以上的占人才总数的43，4％。二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1966－1976年10年间少培养约160万人才，出现了10年人才的短缺。

从人才产业结构看，发达国家三大产业中的分布是，第一产业约占5％，第二产业约占15％，第三产业约占80％。我国劳动力目前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是，第一产业约占65％，第二产业约占20％，第三产业约占15％。以从事三大产业人员比例分析，从事第一产业人数占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从事第三产业人数偏少，与发达国家从事这两个产业的人数比例正好相反，表明我国的生

产方式仍处于比较粗放的初级阶段。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大化瑶族自治县，2006年全县总人口422647人，其中农业人口368078人。全县劳动力人数为209516人，其中女劳动力99032人，占全县劳动力47.27％；从事第一产业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132112人，占全县劳动力63.05％；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劳动力6430人，占全县劳动力3.07％；从事商业饮食业劳动力5161人，占全县劳动力2.46％；其他劳动力65813人，占全县劳动力31.41％。外出打工人员47750人，占全县劳动力22.79％。

内生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即人的发展能力。罗晓梅认为“这种能力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系统转化为资源动力要素后的‘内化”’。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系统可分为生态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公共与社会私人生活结构、文化结构等。阿马亚蒂・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取向是集中注意扩大生产能力方面人类主体作用，反对相对贫困的根本措施是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因此，需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的发展能力，激发其内生力，从而改变贫困面貌。

由于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缺乏，高素质的劳动者数量缺少，导致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有效供给不足，难以形成较强的自生内力，使贫困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况。人力资源缺乏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2、人力资本素质水平低

人力资本素质水平低是致贫的另一重要因素。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差主要表现在人口的生理素质差和科学文化素质及技能差。就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的生理素质而言，主要是“孤、弱、病、残、痴”的人口占劳动总人口数的比例比较大。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石山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大片地区严重缺水，饮用水质极差，人蓄共饮情况非常普遍。生态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极差，严重影响当地村民身体健康。一些地方成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高发区。

科学文化素质及技能差。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广西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在全区总人口中仅占2.3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2个百分点。全国每十万人口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555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广西仅为968人和16％。以红水河流域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务员接受教育情况为例，2009年12月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公务员人数总计870人，其中少数民族804人，女性180人，有硕士学位1人，学士学位20人，研究生学历8人，大学本科学历387人，大学专科学历390人，中专及以下学历75人。作为政府公务员，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员具有硕士、学士及研究生学历占公务员总数的3％，大学本科学历、大学专科学历占公务员总数的89％，中专及以下学历占公务员总数的8％。呈现高学历过少，低学历不足的状况。按照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比较合理的人力资源能级结构比是：高级、中级、初级三个能级的人才是1:6:14，二者比较有一定差距。而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更为有限，据有关资料显示，广西农村住户从业人员56％左右是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是文盲。虽然有一部分青年农民接受过学校教育，不是文盲，但却是科盲，原因是他们在校期间没有学过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成为新一代有文化无技术的农民。这种人力资源结构对于乡村社会发展很不利。

造成这种科学文化低素质的原因是教育的落后和培养对象的非科学性，而教育的落后与教育投资不足有必然的关系。2000－2004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17427.5亿元，其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为5227.5亿元，仅占总支出的30％左右。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西部地区2005年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8.08的平均水平，广西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远未达到这一水平。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县由于财政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使该县基础教育发展缓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步履艰辛。全县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各1所，普通中学14所，小学附设初中班7所，完全小学154所，教学点382个，乡均6.7所完小，16.6个教学点，村均1.04所完小，2.6个教学点；在校生1515个班35688人，校均2.8个班67人，与国家规定的农村完全小学校均6个班240人相去甚远。红水河流域的忻城县现有教育资源情况为：高中1所，完全中学1所，初中2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职业中专1所，小学130所，下辖232个教学点，特教学校1所。现有中小学校舍352604平方米，其中危房面积62237平方米，硬件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教育资源条件比较有限的背景下，农村孩子上学比例仍不容乐观，以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为例，全县2008年上学适龄儿童41729人，小学毛入学率94.9％，初中学龄孩子20850人，毛入学率79.8％，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为47％。从官方统计数据分析，仍有一部分适龄儿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享受学校的正式教育。不算中途辍学的人数，大化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教育落后、教育投资不足，导致经济落后，形成“贫困――经济落后――受教育少――科技文化素质低――经济落后――贫困”的恶性循环。

按照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纳克斯(Ragnar Nurkse)的“贫困循环”理论解释，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就在于资本供给不足，即资本短缺。这种资本短缺在贫困国家和地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资本的供给方面人均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必然造成资本不足，从而使劳动生产率低下；二是低劳动生产力导致低收入，低资本的形成。因此，贫困地区资本投入不足，资本短缺，导致人力资本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下，低劳动生产力导致低收入，从而使贫困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的状况。人力资本素质水平低，成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3、常住人口结构不合理，呈女性化趋势

石山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差，贫困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外出打工是解决目前贫困状况的一种途径。因此，很多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以此解除经济压力和改善生活。同时，由于山区土地资源有限，导致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外转移的状况。

因此，作为人力资源的农村常住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出现了留守人群现象，这些人群基本上由老、小、弱、病、残、妇组成，呈现一种趋于弱势群体的状态。有学者称之为“386199”部队，比喻农村留守人群这一特殊的群体。“38”指妇女，“61”意为儿童，“99”(重阳)代表老人，尤其贫困地区这种现象非常明显。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文乡良美村艾佬屯，是一个典型的居住在石山地区的壮族屯。该屯有24户，89人，其中劳动力57人，经常外出打工人员33人，年龄在17－42岁之间，其中17－25岁有14人，26－35岁10人，36岁以上6人，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男性21人，女性11人，女性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3.3％。留守社区的

女性较多，社区呈现女性化趋势。该社区主要由唐、韦两大姓氏和黄、梁、陆等姓氏组成。从人类学角度分析，该社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辅，少数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和残缺家庭极少。很多家庭缺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如果将主干家庭比喻为三角形，而少了男性这一“角”的三角形是残缺的，不稳定的，因此构成残缺的主干家庭。也就是说，残缺的主干家庭的所有生产劳动主要由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承担，这种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是不合理的，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周福林在《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中指出，农民工外出，留下老人、孩子、妻子在农村家庭，在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留守家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底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达到11823万人。排在前三甲的省份是河南、四川和安徽，分别有1500万、1370万和1000万的农民外出打工。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者中，己婚比例为81.7％。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白南生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样，以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1.3亿计算，外出农民工中已婚人数为10621万人，从已婚人数中减去举家迁移的人口大约3900万，则已婚流动人口中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21万，再以70％男性计算，则留守妇女人数达到4700万。”大化瑶族自治县2009年末外出就业广东、福建、海南、江苏、上海等地人数为12433人，其中女性为4658人，女性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37％左右。也就是说，外出务工人员男性居多，女性只占少数，大多数女子留守农村。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魏翠妮经过一年多对农村留守妇女的调查，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看，农民工群体转化为城市居民尚需时日，按照目前总和出生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即使城市化率达到60％，仍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若5亿人中有2.5亿劳动力，农业生产仅需1.5亿劳动力，还有1亿左右剩余劳动力需要在城里打工，这部分人基本维持家庭分居模式。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就业弹性系数必然下降，城市吸纳农民工能力将会减少，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而农村地区不能容纳更多的剩余人口，就决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作为临时工在城市与农村间钟摆式移动。因此从以上两方面分析，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将继续存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

农村妇女作为农村建设主要的人力资源，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特点：

第一，相对落后的就业观念，影响了她们外出劳务的决策。红水河流域贫困地区的妇女大多认为自己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出去以后不知道从事什么工作，不敢于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工作。“小富即安”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有饭吃就行，没有必要出去受苦，因此选择留在家务农，从事能够增加家庭收入的种田、种菜、养猪、养鸡等传统农业。即使出去工作，在就业区域选择上“离土不离乡”的传统观念，也使她们不愿意到离家远的地方打工，大多选择本地短期就业。在就业领域上，也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对于新兴的服务行业如家政服务，她们认为是“伺候”人的工作，工资不高，不如在家务农。

第二，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造成人力资本收益的不平等。社会性别(gender)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概念。“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性别是指人们所认识到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即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等责任。这些差异和关系会因各种具体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且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不同差异的理解，或者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性、女性的不同的群体特征和行为差异。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男强女弱”。这种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分工模式被农村的男性和女性所内化，成为他们行动的自然而然地选择。同时也是女性选择留守家庭的意识根源。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以及“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模式，造成社会上“男强女弱”事实。因此女性比男性缺少很多的机会，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机会，形成男性与女性在人力资本收益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三，人力资源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养低。红水河流域石山地区的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在小学四、五年级水平，少数读到初中，高中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还有不少文盲、半文盲。同时她们接受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也非常有限。通常劳动力市场将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劳动能力的一项指标，因此，这些人群因受教育有限，缺乏劳动技能，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基础和发展潜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影响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第四，红水河流域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与外界接触少，信息量有限，影响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其知识结构不合理，影响她们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学习和选择，较难适宜激烈的市场竞争，较难改变目前的生存现状。她们的社交范围局限于本村或邻村，交往人员基本是亲戚、邻居、同学等，在以经济利益为前提，以经济活动为载体的经济活动中，较难体现妇女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

4、人力资源的“群体无意识”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考察“什么是资本主义”中，通过分析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不同群体的性格特征发现，不同教徒的群体由于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存在不同的财富态度与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此，他创造了通过人群性格分析其创造财富能力的理论方法。韦伯指出，近代西方世界具备了使资本主义得以高速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且得到来自外部的偶然的推力，使社会得以转型。尤其是在希腊、罗马与基督教传统文化熏陶中的西方人，促使他们在宗教改革、实验方法与数理方法的结合、民法与商法的健全等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使社会得以转型，迫使人群自身性格群体再创造，这一过程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形成中的文化的、人的因素。

韦伯群体性格分析是分析认识社会群体的重要理论工具。弗洛伊德的本能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布留尔的集体表象学说为我们研究群体无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中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是目前分析群体性格的主要工具之一。所谓群体无意识就是某个时期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但又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到的意识。是人类个体存在的一种社会共同性，同时也是特定人群的社会共通性的主体性存在。其表现形式是通过个人而存在，而个人始终是作为社会的人，作为社会的成员进行活动，个人身上所凝聚的社会关系赋予个人力量，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生产关系，还有心理、精神的关系。

当群体无意识与客观规律、社会规范、现实生活条件相吻合时，就可以成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一股推动力，推动社会历史的进程，同时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民众，促进社会进步。而当群体无意识中落后的、偏激的因素得不到改造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支配力量时，就会给社会历史的发展造成

障碍甚至带来灾难。

有学者认为，贫困地区缺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从本质上看，最缺的是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可以理解为社会已经形成，由法律法规或其他权威文件规范的制度，而与之相反的“非正式制度”则指没有进行规范的、人们业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思想、观念等。这些实际上是群体无意识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关系紧密。社会是处在自然环境中，我们在研究社会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和条件时，不能脱离自然环境孤立地进行。优越的自然环境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以自身的能动性反作用于自然界。反之，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和阻碍了人自身良性发展，使人出于被动的发展境地。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分析，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贫困山区所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狭窄，在这种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生存成为最大的问题，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依附非常强烈，农耕文化的积淀浓厚，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延续力。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的农耕文化具有以下特点：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为了克服缺水、水患、风灾、虫害等自然灾害，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足不出户，生活相对简单。又因缺乏与外界的沟通，难以得到外界的关注和支持，生活和生产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从而造成人们思想观念封闭和保守，墨守陈规。而守土、守旧的观念，使人们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形成人们对经营和发展的心态往往是粗放经营，成本意识淡薄，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农业生产在习惯的模式中周而复始地低效率运行。靠天吃饭成为当地农业最主要的特点，由于资源条件非常有限，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自然条件的情况下，人们只有靠天吃饭，因此产生宿命的观念，满足于既有的经验，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顺应自然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从而人的创造力很低。并产生“等、靠、要”的心理，滋生懒惰的习惯。在这样农耕文化背景下构成了贫困地区的群体性格特征。

从整体上看，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守土守旧、墨守陈规，平均主义、害怕风险，不是个别人、个别阶层、个别群体的问题，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因此形成一种群体性文化氛围，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体现。这种群体无意识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贫困现状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认为贫困是老天爷注定的，与所生存的环境有关。因此形成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宿命观，对贫困现状无可奈何，默默承受。不能积极寻找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处于贫困现状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第二，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一代又一代地陷于贫困的生适境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能地排斥开放与交流，使农民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的思维习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折射出小生产者的自私的心理，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群体无意识的反映。而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户籍区别、地域限制、行政条块分割和其他政府干预以及后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客观上造成的一家一户孤立经营的格局，也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群体无意识。

第三，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给不能自足的贫困环境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极端贫困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浓厚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意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他们最普遍的生活场景。生产结构单一，基本上是“户户种田、人人种地”的自然经济状况。种田种地是为了满足自身家庭所需，鲜有打破常规而冒险进行多种经营的情况。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这种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观念不仅渊源流长，而且根深蒂固。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群体无意识的体现。

第四，红水河流域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重传统、重经验，生活节奏慢、期望值低。其生产和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来源于传统、过去的经验的日积月累，代际传承。自然经济的低效率和长期的低产出，使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低。生活节奏很慢。人们的生活期望值低，只求填饱肚子，不求生活质量，饮食结构单一，生活内容贫乏单调。而认同传统、长者权威、经验至上，是贫困人群必然的认知选择。这是该区域生活方式上的群体无意识状况。

群体无意识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下，导致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同时影响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和对贫困的认识，他们没有意识到贫困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通过人的能力来改变的。从而形成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群体无意识性格特征，这种群体无意识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从另一角度分析，这种群体无意识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从而延续了贫困。前面提到人力资本是由人的体能和智能构成的一种资本。是个体所拥有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要让个体这一能力增强，即人力资本得以有效提高，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投入。处于群体性文化氛围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目前的环境状况下，除了有效改变生存环境，促使环境有利于人类的发挥的同时，还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从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看，一个人具有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不是先天具备的，而是后天投资形成的。因此，需要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投入，才能使人力资本得到提升，才能使人力资源发挥有效的作用。而贫困地区的人们没有重视教育、培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的投入非常有限，从而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限制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这种人力资源的群体无意识性格特征得以在贫困地区延续，人们对贫困就不能正确的认识，贫困在人们看来习以为常，也没有意识到贫困需要改变，或者没有办法找到改变的途径和方法，人因此变得麻木而满足于现状，缺乏一种内生动力，缺乏改变贫困现状的动力和行动自觉。一旦缺乏主动性，人们在人力资本上缺乏投入的意识，或投人变得很吝啬，从而制约了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没有改变贫困的自主意识和自觉行为，将使贫困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况，客观上使贫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

劳动教育困境例4

    许多孩子学习条件不错,本身素质也好,但学习成绩不佳。究其原因,多数是怕苦怕累,欠勤奋好学所至。在一个家庭中,家长除了营造一个勤奋好学的氛围外,还要精心培养孩子的恒心和毅力,要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比如,要孩子早睡早起,无论什么情况,都要认真落实。如果家庭没有严格的生活制度,父母约人在家里打牌至深夜,早晨睡懒觉,不能按时开饭,家里的东西摆放杂乱无章,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要想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的。其次,要培养孩子的进取心。面对当今世界人才的激烈竞争,尽早开发孩子的智力和才能、用知识武装孩子头脑势在必行。所以要培养孩子树立起永远进取、追求竞争的思想,最后还要给孩子以具体的帮助。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许多这样那样的困难,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走出困境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同样的道理,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失去信心时,家长要帮助孩子解决困难,并耐心的鼓励:困难是暂时的,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孩子遇到失败而灰心丧气时,家长要及时的伸出热情之手,鼓励他:失败是成功之母,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当孩子见异思迁,不愿做艰苦努力时,家长要以长辈的经验告诫他们: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最终将一事无成。当孩子因某种挫折感到气恼或沮丧时,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和迁移其消极情绪,尝试着把它转化成中性的甚至积极的体验。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遇到的问题,看看其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有意义的因素,让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想要在学习上获得满意的成绩,就必须朝着既定的目标勤奋努力,持之以恒。俄国物理学家列别杰夫说:“平静的湖水,练不出强悍的性格;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历史上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名人,在困难的环境里,不但没有泯灭成才的意志,相反,使他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环境并改造了环境。只要父母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以积极的心态来应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孩子的生活就会时时处处充满阳光。

    2、以正确的观点引导孩子

    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可谓尽心尽力,成了孩子发展的总导演。在中国,孩子不好好学习是家长最棘手的问题,家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家长就对孩子持否定态度。“学而优则奖”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家长鼓励孩子学习的常用手段。而美国家长给孩子的奖品从来不以考分来衡量,美国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是通过“按劳取酬”的方法刺激孩子做家务的。所以美国的孩子参加劳动从不厌倦,而是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中国的孩子并不比美国的孩子差,他们也有劳动的渴望,对一切事情都充满好奇,都想动手做一做。一个男生曾经这样对我说:平时在家里大人们总不让我干活,说是好好学习就行了,有时也真想尝试劳动是什么滋味、想体会一下劳动的乐趣。由此可见,中国的家长让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太少了,以至于出现家务劳动“理所当然”的由父母包办代替的不正常现象。他们认为孩子参加劳动,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得不偿失。在家里不鼓励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孩子参加学校的公益劳动,家长也不支持,寻找理由不让孩子参加,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体力劳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仅是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也不仅是进行道德教育,而且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惊人的、丰富的思想世界,这个世界激发着儿童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情感”可见,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劳动教育,必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家长应该清楚,劳动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休戚相关。试想,看着用自己的双手洗干净的衣物、餐具、打扫整洁明亮的房间;望着校园中用自己的双手栽培的花卉、小树,孩子们心中那份对于“劳动创造一切”的情感体验,不是会远远胜于滔滔的说教吗?实践证明,在家里获得正确的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会很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专业教育。凡是在家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则会遭到各种失败。所以要培养孩子在良好的劳动习惯中,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劳动教育困境例5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02

未来的22世纪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和多种逆境挑战。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也就是今天的幼儿要能适应将来的时代的竞争和挑战就必须具有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优秀的品德和处理各种关系的应变能力。而今天的幼儿素质与这一要求相差甚远，表现在身体上：肥胖、瘦弱、缺乏毅力、体力和耐力；心理上：任性、懦弱、自私、蛮横、自我中心、经不起挫折；生活上：依赖、懒惰、浪费。这一严峻的事实，已引起了社会、家长和幼教界的深深忧虑。所以，家长和教师应给孩子一定的逆境教育，增强她们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到了22世纪，他们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主人，才能真正担负起建设富强和谐社会的重任。

所谓逆境教育，是指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根据幼儿身心发展教育的需要，创设或利用某种环境，提出某种难题，要幼儿动身、动心、动脑、动手来解决矛盾。这就要对他们进行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勇于实践、经受挫折、克服困难、摆脱依赖的教育，使他们逐步形成有承受困难的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有迎着困难上的坚强意志。要达到这种要求，必须进行下列的教育：

一、身体磨练教育

幼儿的身体开始比较软弱，身体各器官各系统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都较差，因此，每一个生活环节，都要成人们精心护理，以保证身体得到充分的发育。造成很多家长和老师产生错误的认识，认为幼儿身体软弱，就必须对他们提供过于美满的物质条件和保护。有了这种认识，往往会适得其反，成了“扼杀”幼儿身体健康成长的“元凶”。这种错误的认识，在于全然忽视幼儿生命力之强盛的一面。幼儿从三岁开始，其机体已具备一定程度的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在适度变化的逆境中变得强大，而在不变的平衡顺境中则会丧失。国内外的教育家都明确这个道理。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国外也有人说：“你如果是一个明智的母亲，当你的孩子摔倒时，不要去扶他。”法国幼儿园，在大雨天要孩子们撑伞，穿拖鞋到雨中走路，以锻炼在雨中的活动能力。日本幼儿园的逆境教育则更突出，他们在日常教育中安排了“棍棒对击”的内容以培养幼儿的承受能力，以及对突然而来的打击的应付能力；在很冷的天，让幼儿穿一条短裤在阳光下活动，以活动增加热量抗衡冷空气，进行“裸身锻炼”等等。这是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为了增强幼儿的食欲、偶尔有意识地让他们饿一点是必要的。俗话说：“欲求小儿安，三分饥与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适当的“劳累”对幼儿的身体发展也是有益的。现代幼儿几乎与劳累绝缘，肌体懒散，肌肉无力，不仅妨碍了身体的发育，而且还会影响智力开发和艰苦耐劳的品质培养。节假日的徒步郊游、爬山等是让幼儿体验劳累的最佳活动。另外，在家或幼儿园，让幼儿参加空气浴，阳光浴和冷水浴等以提高孩子的身体素质。适度的体育锻炼能提高孩子的灵活性和顽强的意志增加生活情趣，发展思维能力，避免他们成为体胖行拙的“胖墩”。

二、心理挫折教育

挫折是指主体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活动过程中受到阻碍或干扰，致使目标不能实现而引起的一种心理情绪体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活内容。社会生活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不少成年人，经不起生活的挫折。一旦出现问题，悲观失望，对生活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从小一帆风顺，没有经受过挫折。因此在幼儿时期对他们进行一些挫折教育，无论是大是小，持续的时间是长是短，都会对他们一生的行为有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孩子还小，不能进行挫折教育，我认为对幼儿进行心理挫折教育的关键是适当地掌握挫折的质和量。注意掌握下面四点：（1）强度：以幼儿在他的意志推进下，凭借自身的心智和体力能够克服为限；（2）坡度：由易到难，从底层次的挫折向高层次挫折发展，形成一条较长的倾斜线；（3）跨度：一个挫折持续的时间控制在意志调节功能不疲软的有效范围之内，超过了这个范围，老师和家长有责任帮助幼儿排除障碍；（4）密度：挫折出现的频率不要太多，偶尔为之，随生活自然发生为宜。

三、生活自立教育

幼儿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生活经验少，又缺乏安全知识，饮食起居都需要成人的妥善安排和照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幼儿生活的一切必须由父母和老师包办，并不意味着连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的机会也不给。须知，幼儿的生活自立能力正是在“蹒跚学步”之中由孱弱走向强大。在美国，孩子从小时起，父母就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独立活动。一岁多的婴儿，基本都是自己吃饭。父母将孩子绑在高椅上，把食物放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让孩子自己用小叉小刀及至小手去大吃大嚼，绝对看不到父母端着碗追着孩子喂饭的情景。周岁左右，便开始独睡一间，不要大人陪睡觉，父母只是偶尔看一两次就行。

让幼儿参加一些适度的家务劳动和进行生活自我服务，可以从小就养成他们的劳动习惯，从小就尝到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喜悦，并使他们懂得事情的成功都凝结着艰辛，从而珍惜自己和他人的劳动成果；幼儿通过自我服务，更容易理解和体谅父母，更容易感到自己的独立位置，有利于培养其关心他人的良好品质和提高自我生存的能力；幼儿通过自我服务还可以使他们的意志得到锻炼，使他们养成坚强的性格，增强他们的体质。幼儿从三岁开始就有一种成长，自立的冲动，他们经常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也喜欢单独完成某项任务，他们也确实可以做好一些家务活和自我服务的劳动。而其中的关键是要有成人正确的指导，教以正确的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现实困境教育

当今世界，面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困扰，人们生活在重重危机困境中。这些困境，不可避免地要在幼儿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构成幼儿生活的环境，而且是幼儿成长走入社会所直接面对的。然而，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却总是排斥这些真实存在的困境，构成层层堡垒，隔绝幼儿同周围真实环境的接触。父母为孩子营造了一个个“安乐窝”，幼儿园是一个个童话般的世界。幼儿生活在洁净、平和、美丽、富庶的王国里，这里没有饥饿、罪恶、斗争；也不要奋斗、忍受、机智；是一个远离尘世的“桃花园”。这对保护幼儿的身心，促进其向美好人格发展固然很必要，但是，也正是这种“真空无茵”环境，使幼苗失去了抵抗社会现实困境“细菌”的能力。一旦现实困境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会惊恐万状，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有必要对幼儿进行适度的现实困境教育，从小培养幼儿的危机意识，适应能力，勇敢品质和乐观态度。现实困境教育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开展：

劳动教育困境例6

我国高校教育资助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形成了多种形式并存的“奖、贷、助、补、减”五项合一的资助体系。然而目前高校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将工作重心放在资助工作的各项资助管理,对如何发挥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则关注较少,缺乏对贫困生应有的鼓励与引导。我们应该认识到,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只是资助工作的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才是资助工作的深层目的和最终诉求。因此,高校应该通过精神帮扶、调整资助结构、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等来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以达到全面育人的目标。

一、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因此,做好高校贫困生的帮扶工作,必须在学生资助的基础上注重对资助学生的情感关怀,达到全面育人的目标。

虽然国家和高校通过一系列举措,在经济上资助贫困生,使他们不再为生活费和学费而发愁,能够安心学习。然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认识到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以育人为中心,大学生资助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育人环节,一个良好的育人契机。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加强“育人”,把对做好贫困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工作作为资助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职责之一。

二、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育人功能

1.注重精神帮扶

在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基础上,如何解决因经济上的弱势引发的相关问题。就需要各高校积极创新帮扶手段,全面提升贫困生的各种能力,达到育人的目标。要提升受资助学生的各项能力,首先要注重对贫困生的精神帮扶。在“物质扶贫”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扶贫”。有的学生虽然得到了资助,但是内心任然有挫败感和失落感。这种心理,使贫困生不易养成自强拼搏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有的贫困生得到资助后仍不奋发努力,很难处理好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面对人生的挫折时也很难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因此,学校一方面用经济手段帮助贫困生解决实际困难、渡过难关。另一方面,要详细掌握贫困生的总体情况和个体情况,注重精神帮助,引导贫困生正确的对待逆境,克服依赖性、养成自立自强的优秀品质。要把国家的、社会的关爱帮助,化为自己努力奋斗的强大动力。

要在贫困生中有针对性地开展“抗逆”教育,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以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自己的现状,正视生活上的困难和逆境,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引导贫困生正视贫困,认识到没有经济上的贫困,只有知识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贫困,应珍惜贫困生活为自己带来的精神财富。同时,学校、社会要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勤工助学等各种渠道增强自我“造血”的能力,培养他们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意识和品格,这才是育人的根本。

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坚持资助与教育并举,助学与育人并重的帮扶理念,不仅给贫困学生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激励和能力上的提升,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2.调整资助结构

学校在奖学金评选过程中,通过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以优秀学生的事迹鼓励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奋发学习,获取奖学金为自己缓解家庭的困难;在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中,加强诚信教育,培养学生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助学金发放中,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树立感恩回报社会的意识。在各项资助工作中,要特别发挥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通过劳动实践,不仅提高了勤工助学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方法,改变了大学生们过去对体力劳动的偏见,同时也增强了对同学劳动成果的尊重和保护意识,培养了勤工助学学生敬业爱岗精神和吃苦耐劳品质。

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心理上不再有被施舍的感觉,有利于克服自卑感,培养其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勤工助学,让学生了解劳动的艰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增强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立、自强意识以及感恩意识。通过勤工助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为其日后走向社会就业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工作经验,增加其自信心。

3.构建和谐校园文化

大学生由于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家庭,教育背景和家庭经济状况各异,必然导致学生中容易出现贫富差距、消费差距与心理差距。这些差距使经济困难学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容易挫伤他们的自尊心,产生消极的思想,影响健全人格的形成,同时冲击他们经过多年主流教育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高校应高度重视这一校园现象,特别是它对经济困难学生心理产生的不利影响,积极探索实施弱化差距感的措施,实现“环境化贫”。

高校要强化校园文化建设,把“全面发展,全体成才”的全员育人目标融入到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中,建立一种民主、文明、平等、相互尊重的校园文化氛围,向学生提供和谐交流平台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使经济困难学生在一种宽松的、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支持,在交流中感受到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和人与人之间真挚感情,把自己融入到集体中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同时,学校可通过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刻苦学习,带动校园的学风建设;通过经济困难学生的勤俭节约的风尚,端正学生的消费观念,让经济困难学生特有的文化反过来影响整个校园文化的建设。学校还要积极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加入社会的公益活动,使他们在公益活动中增强感恩和回报意识;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参加,让他们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增强认知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树立自信心,提高适应能力,塑造健全健康的人格。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理解资助育人内涵。注重精神帮扶、调整资助结构、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摆脱精神上的贫困,具有健全而独立的人格,从而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黄少玲.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德育考量[J].思想教育研究,2009,(8).

劳动教育困境例7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劳动教育困境例8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46-03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90%以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了缓解贫困,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前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日渐突出,贫困家庭几代人都长期陷入贫困无法摆脱。2006年3月,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改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这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传递现象,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族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要想破解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路径,提高反贫困绩效,就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复杂原因,从而将反贫困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环境性因素

2006年半数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而山区往往与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差相联系。2006年贫困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5%,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1.1%,亩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1%,这一切反映出贫困人口所处的自然环境耕地资源少,生态环境差,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此生存条件下,农村贫困人口世代难以摆脱贫困的梦魔。

二、制度体制性因素

制度体制性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决定性因素。

1.户籍制度。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1984年,国家颁布相关法规,允许农民进入县城以下集镇入户,稍后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直到2004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才有了较大的松动。但总体而言,对农民的管制依然严格。

近五十年严格户籍管制,成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基础,给广大农民造成了严重伤害。一方面,固化的二元结构,使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相反,在国家实行的城市偏向、工业偏向政策下,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抽走了上千亿元的农业资金,从而在这种体系下农民大量陷入绝对贫困。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和创业空间。户籍管制使农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尽管现在对农民进城务工给予一些优惠,但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或当地的“常住户口”,在就业方面仍然不畅,就更不要奢谈进城创业的机会。这导致广大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难以实现,造成国家人力资源浪费。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由于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民利,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城乡群体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成分间难以转换,且社会对不同成员分别给予不同的对待,所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民的子女和后代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使农民这一职业与身份在代际之间世袭和传递。这种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原因。

2.农地制度。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解不开的情结。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基于土地的所有权结构,而所有权结构是农民的交换权利束的首要影响因子。改革前,中国实行制度,土地和生产资料归公社统一所有和使用,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严格受到限制,各种获得收益的机会远离农民,由此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获得了一定收益权,劳动热情高昂,土地产出率提高,收入增长。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现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安排已不能满足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曾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农地安排,很难再显现其发展动力。农地产权的不清晰、不稳定性以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只能实行的土地超小规模平均化经营模式,都使得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动力减弱,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对农地征用的不规范甚至是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使得弱势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依赖,而陷入贫困的泥潭,父辈的贫困很容易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身上复制。

3.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在二元经济体制模式下构建的,不可避免体现二元的弊端。在改革前,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及其家属享受以“二高一低”(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企业保障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相对完善的保障服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城镇地区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合作医疗在绝大多数地方宣告破产,只剩五保户供养,社会救济面进一步变窄,救济水平偏低,且时有时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但从现实情况看,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参保人员较少,能享受养老保险金的比例更小。2006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不足5400万,只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按理说,农村医疗保险应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覆盖率低,参保人少,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户比例仅达

37.7%,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101元,人均报销医药费只有2.4元,仅相当他们当年医疗支出的2.2%。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有不到30%的人能享受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至少还有5亿多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障。医疗保障还主要来自家庭,而仅靠家庭的经济实力是很难保障的,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性和脆弱性。在农村“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村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户。

4.市场制度。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加上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造成其现金收入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销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中国在农村产品流通制度上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进行农产品流通。虽然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松动,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定价,但仍有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掌握。这种流通中的政府干预容易造成供求关系紧张,且不利于贫困农户根据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调整结构,使贫困农户遭受损失,难以实现脱贫,并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5.教育制度。在开放型社会,贫困人口可通过后天努力(如接受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破除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79年就曾指出,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非资源的贫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人的质量的提高,教育是关键,中国农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制约,致使受教育权弱化,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存在着极不协调的状况,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城镇居民享受公共财政拨款建设的中小学校,享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而农村居民却长期承担义务教育的各项费用,教育负担事实上把农村大多数孩子排斥在基础教育之外;同时现存的高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不合理的社会排斥功能,致使农村居民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教育资本,使他们的弱势长期处于恶性的代际循环之中,难以自救。

三、文化性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研究墨西哥贫困地区、家庭、个人等案例比较研究中发现,文化因素往往是导致贫困产生延续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会形成一整套特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往往导致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离,这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贫困个体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形成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受到恶劣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许多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听于天命而不是穷则思变,奋力改变生存状态,致使劳动效率低下,养成了“等、靠、要”的信赖性心理;此外,还受到一些遗风陋习的影响,对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强烈的排斥感,使得贫困在_些地方根深地固,世代承袭。

四、家庭因素

1.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经济状况对子女儿童时期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经济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614元,比上年增长11.2%,但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纯收入为869元,比上年增长1.1%,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2%。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收入低下,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尤其是种植业。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农业投入少,生产耕作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难以引进先进科技投入生产,生产在低水平下循环,收入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突破。家庭经济状况的不佳,使得家庭开支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农业投入和基本的生活消费开支,难以保证子女的教育投入和营养支出,从而导致子女成年后由于儿童期的教育和营养的欠缺而失去其竞争的优势,从而复制着父辈的生活境遇。

2.父母受教育程度。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而且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甚至社会。最一般的情况是教育的代际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儿童未来教育成就。不少学者研究证实,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成年后的就业机会以及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成正比,并通过收入水平的高低体现出来。

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父母,观念陈旧落后,思想保守,对市场经济不适应,不愿冒险外出打工经商,也缺少参加新技术培训的机会,无法掌握现代农业种养新技术,仍然按祖辈传下来的老办法耕种土地。2006年农村贫困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在户主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为6.3%,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为3.4%,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为1.8%,在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仅为0.8%,由此可见,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密切的联系。

3.家庭规模。一般而言,在个人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或家庭总人口越多,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低。当前,中国贫困农户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负面影响而以难以提高。2006年,贫困农户户均家庭规模5.4人,低收入农户户均5人,均远高于全国农户4.1人的平均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家庭规模在1～4人时,贫困发生率较低;家庭规模在5人时,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大致相当(2.3%);当家庭规模为6人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均在4%以上,此种家庭规模势必影响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的速度。

4.家庭社会网络资源。家庭社会关系的强弱是家庭生产能力和经营战略的基础,也是他们克服土地、劳动力、资金短缺困难和获得借贷等的基础。但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社会关系主要靠天然的亲缘、族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而由于贫困家庭的亲威网络较薄弱,难以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援助。

五、个人因素

1.个人受教育程度。国外学者曾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和教育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要高于文盲或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劳动者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文化素质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增强,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减少失业的威胁。

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较低,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为1.8年,其中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14.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更低,其中,贫困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年。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过低,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就大,靠自身摆脱贫困的希望就更渺茫,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2.个人劳动技能素质。劳动力个人生产技能高低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个人生产技能越高,收入也就越多,而由于贫困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再加上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较少,甚至是贫困农户由于观点的落后和保守尚未形成培训意识,而使得贫困劳动力仍然以祖辈遗传下来的耕作技术和水平进行劳作。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但2006年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仍比较低,为21.3%,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明显偏低,分别为13.8%和14.8%,这意味着仍有86.2%的贫困农户和85,2%的低收入农户仍以低劳动产出率的耕作方式对有限的土地进行传统的小农式的耕作,可预想其劳动收入的低微。

3.心理素质。由于贫困农户长期在贫困的折磨中生存,而无法改变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往往会产生贫困心理,即被相对剥夺的感觉,表现出自卑、抑郁、忧虑、沮丧、嫉妒、怨恨和苦恼等心理问题。一方面,他们可能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情感体验,缺乏对生活的激情和改变命运的动力,而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消极对待生活,将贫困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由于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而将因贫困所产生的怨恨归罪于父母、家庭乃至于社会,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定。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是以上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应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1]王　瑾.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8,(1):119-122.

劳动教育困境例9

1、产业扶贫：贫困户有8户发展果业种植，黄桃面积35.8亩，政府补贴资金每亩1000元，发放资金35800元；林场正在改造茶园面积300余亩，作为两个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基地，并安排贫困户抚育生产。

2、教育扶贫：今年贫困学生高考专科录取新生3人，每位贫困学生材料都上报到市扶贫办及市教育局，由市教育局发放教育帮扶资金补助3000元/人，林场给予500元/人奖励。同时申报吉安贫困学生教育临时救助3000元/人，井冈山旅游中专2人“雨露计划”资金3000元/人，以上教育帮扶资助资金20000元。幼儿园全日制9年义务教育、高中学生13户14人，教育扶贫资助资金25900元，共获得教育帮扶资金45900元。

3、保障扶贫：49户贫困户中有37户55人享受低保政

策。

4、健康扶贫：49户184人，贫困户2018年新农合、商业医疗保险、新农保缴费全部由政府统一代缴，市内就医全部一站式报销住院费，市外就医报销人员在井冈山市民中心医保窗口进行二次医疗报销。

5、 安居保障：所有贫困户住房经维修已达安全标准，

其中贫困户25户96人，已于2016年移民，安置在罗浮梦想家园和幸福家园，并为每户移民户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月工资700元，与市劳动就业局签订了三年合同。

6、美丽乡村建设：两个点财政资金共60万元，进行饮

用水改造、入户道路硬化、居住环境美化。村庄环境整治，财政资金共55万元，对村庄道路、桥梁、排水沟等进行维修、改造、整治。以上项目的建设施工，安排村里的理事会牵头负责，带领村民自主施工，贫困户劳动力优先安排做事，在家门口可以赚到劳动工资。

7、生态保护工程：林场新增乡道公路的边沟清沟除草、防火线维修、防火林道维修等共计15万元，优先安排贫困户劳动力，增加劳动收入。

8、村级集体收入：整合土地资源今年以来达到村收入2万元。入秋以来，林场安排两块茶园110亩+230亩，分别给两个村作为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基地，由村干部负责管理，优先安排贫困户劳动，进行抚育、修剪、补植，明年春天即可采茶出售，产生经济效益。

劳动教育困境例10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