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护建议例1

但这些劳动法规及相关政策真正的落实情况又是如何呢？经过广泛调查，听取意见，总体情况尚好，但也是喜忧参半：

1.从各方面报道及相关的社会调查来看，各行业、各部门在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及权益方面的履行情况各不相同，参差不齐。目前，执行情况最好的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女职工各方面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基本按照法律政策规定执行；其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的女职工与企业签定劳动合同的比例在企业中最高，这些企业的工会组织比较健全，由工会出面召开职工大会，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定集体劳动合同，依法签定的劳动合同对职工和企业具有约束力，而集体劳动合同的内容比较全面，他把女职工劳动权利保护内容写在合同中，加上工会组织比较健全，劳动合同基本都得到了履行。一些私营企业在保护女职工权利方面做得比较欠缺，大部分私营企业不与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即使签定了劳动合同对女职工权利保护方面也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全面落实。

2.能重视女职工“五期”劳动保护。从生理特征来看，女职工有特殊的生理，女职工有“月经、怀孕、生育、哺乳、更年期”等生理特点，需要特殊的“五期”保护。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单位能遵守《劳动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对孕期的职工能给予适当的照顾，特别是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职工，一般不安排夜间工作和加班，对怀孕期的费用一般全部报销，女职工生育后能按法律规定享有产假休息期，但在一些外企、私人企业执行就不那么理想，有些单位明令不招用女职工，有些单位在女职工结婚后即解除劳动合同。

3.大部分患病职工都能及时得到治疗。一般企业都能定期对妇女进行体检，且都是免费用，对查出患病职工，大部分单位都能及时治疗，在这方面事业单位的执行情况约占99%，国营企业执行较好，但私营企业及外企执行就不是那么理想。

存在问题：

1.女职工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合法保护。女职工劳动权益是女职工最基本的权益，是男女职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参与社会的基础和保障，然而由于大部分女职工的文化程度不高，从事的职业层次偏低，自我保护意识差，维权能力低，即使权益受到了侵害也不知道，还是那种老概念，觉得自己的地位低，工作难找，工资收入少一点是应该的，一些单位老板正是利用了她们的这种心态，降低她们的收入，即使在同一行业、同一工种中技术熟练程度相同的劳动者获得的收入都不一定相同。另外，在女职工进入婚嫁期、生育期时，终止与其续定劳动合同的现象比较多，这样女职工因生育而失业的情况不少。

2.企业在组建工会时未能做到工会组织与女职工委员会共同组建。一些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按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同时，往往忽略女工委会员的组建，致使女职工委员会在保护女职工权益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3.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在事业单位、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单位，正式员工的工资都处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之上，各方面的待遇都较好，但一些私营企业，特别是纺织企业，女职工大多从事一线工作，工作单一，工作时间长，经常加班加点，国家规定是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大多不能执行，这些假日的权利，职工基本不能享受，女职工更甚，对加班加点工资的支付情况，压低工资标准现象较为严重，测定计件工资的标准低，发放量就低不就高。这样，女工工资收入较低，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累计也不过只有上千元，个别的甚至更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

4.女职工怀孕期间、产假期间的待遇得不到保障。“生育险”规定：女职工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其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女职工生育或流产，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产假，产假期间由企业按原工资发给职工，生育保险基金以生育津贴的形式对企业予以补偿。由于一些企业不与职工签定劳动合同，不缴纳生育保险基金，致使女职工产假期间享受不到相关待遇，即使有的企业缴纳生育保险基 金，由于对工资的构成没有统一的认识，考虑到自身企业的利益，也未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缴纳，导致女职工的享受待遇有高有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有的企业对女职工的医疗费都不能彻底解决，致使生育保险的相关规定形同虚设。

5.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不健全。虽然现在一些单位对哺乳期、孕期、产期特殊利益进行了保护，但在硬件设施方面做得还非常不够，比如一些企业的哺乳室、女工冲洗室已名存实亡，甚至取消；妇女普查工作不能正常开展，有的只检查部分计生项目，不是所有妇检项目；新进职工就业的体检工作除部分服务行业外，基本不体检等等。

6.部分用人单位在招工中存在性别和年龄的歧视。有些单位除纺织企业外，基本上是录用男的多，录用女的少，用年轻的多，用年长的少。有的企业在招工时明令已婚面临生育龄的不招，即使招了也明确规定必须服务多少年方能生育，或者在聘用期不得生育；有的企业用工制度不规范，不与女职工签定劳动合同或虽签劳动合同，也没有女职工特殊保护和社会保险内容。

建议：

1.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力度。九十年代，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了极大提高但在女职工的权益保障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如何进一步提高女职工的维权能力呢？通过培训、新闻媒体、热线电话、设摊咨询等形式进行宣传，通过广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特别是重点向企业经营者和在岗的女职工进行宣传；通过宣传提高经营者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提高广大女职工遵纪守法的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使受到侵害的女职工敢于诉讼、寻求保护，缓解工作压力。

2.加强工会组织的在维护女职工管理方面的责任。由于我国现有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部分民营企业没有工会组织，即使建立了工会组织，也没有专职人员管理，有的建立了工会组织，也没有建立女委员会，这样职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对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力促成立工会组织与女工委员，有专人负责，上级工会组织要真正行使其职权，监督下级工会组织，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之家，切实维护职工的权益。

3.进一步督促企业与职工签定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职工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部分省份劳动合同条例的实施使各类企业劳动合同签定明显提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企业不愿与女职工签定劳动合同，作为工会组织应配合有关监督部门一起督促企业遵守法律，即使履行其义务，与女职工签定劳动合同，把女职工劳动保护内容写进合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劳动保护建议例2

一、劳动立法的发展状况

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颁布后，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基本形成了以《劳动法》为核心，多层次法律规范并存的劳动立法格局。劳动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劳动法律制度基本得以建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就业涉及到劳动者最基本的利益。中国就业人口庞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劳动立法必须将劳动者的就业作为法律保障的重点和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对劳动者的就业特别是妇女就业做了规定，内容包括：国家保障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机会；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妇女在四期内受到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这些规定对于劳动者的平等就业、就业保障，特别是自主择业给予了保障。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就业。截止2001年底，全国人口总数为127627万人，城镇就业人口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2.8%，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注：本文数据来源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提供的数据，中国劳动保障报，2002年5月9日。）

（二）建立并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有企业中试行劳动合同制。《劳动法》颁布后，这一制度已在城镇各类企业中广泛实施。《劳动法》对订立劳动合同的原则、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等基本内容作了规定。此外，前劳动部还出台了《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等规章，使劳动合同制度趋于完善。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明确了劳动者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保障了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标志着我国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用工制度基本建立。目前，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制定了本地方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对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推行集体合同制度

为形成企业劳动关系自我协调机制，保护劳动者整体的合法权益，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并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和规章包括：《劳动法》、《工会法》、《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近年来，集体合同制度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推行，而且也在国有企业中逐步推广。截止2001年底，全国企业签订并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备案的集体合同已达65万多份。

（四）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建立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一个成功经验。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2001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并召开了第一次部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苏等25个省、直辖市以及深圳、大连等城市已建立地区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五）完善劳动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劳动法》为核心，内容涉及工时、休息休假、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劳动定额、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劳动标准体系，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规章，对规范工资分配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全国已基本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有1万多户企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了工资指导线，88个城市了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到2001年底，城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年平均递增5.5%.

（六）健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导致劳动争议的数量不断上升。为及时依法处理劳动争议，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确定了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和“一调、一裁、二审”的处理程序。截止2001年底，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3192个，专职和兼职仲裁员近2万个。从1993年至2001年底，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8万件，涉及劳动者236.8万人，结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注：统计数字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劳动立法有待完善的问题

我国劳动立法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成绩，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初步建立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有：

劳动立法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这主要表现在：虽然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但是一些重要的调整劳动关系急需的法律还没有出台，如《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险法》等。由于缺乏法律的统一规范，使得在这些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可依，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决定了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往往成为权利的被侵害者；有的问题只能依据政策加以调整，有些领域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或者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或者立法的层次不高，有些法律还出现对同一问题规定的不甚一致，导致在实际运用中认识不统一而影响了法律的贯彻实施。如《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这一规定明显体现出，签与不签集体合同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因此实践中相当一些企业以该条为依据拒绝与企业工会签订集体合同。而新修改的《工会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并且在第53条将“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平等协商的”行为确定为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显然，《工会法》的规定已将签订集体合同作为一种义务性规范。然而两个法律规定的不一致直接导致工会与企业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已在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行中特别是非公企业中显现出来。　劳动立法所覆盖的劳动者范围还比较窄。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目前《劳动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只适用于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

其他劳动者则不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内。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劳动法的同等保护，突出表现在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不相互衔接；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劳动者不能平等地享有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发生的人事争议未能与劳动争议处理适用同样的法律程序和尺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已提上日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都将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平等竞争，因此都迫切需要劳动法的保护。而目前劳动立法的适用范围远不能满足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也不利于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劳动立法中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之处还需要加强。劳动法律与民事法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存在隶属关系，用人单位拥有对劳动者的管理权，加上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者无论在建立劳动关系前还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均处于弱者地位。而劳动法就是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其根本宗旨，因此劳动立法应在其内容上有别于民事法律，突出维护劳动者权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目前一些重要的劳动法律法规中，由于适用了民事法律的原则，诸如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导致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使劳动者在订立、变更、续订和履行劳动合同时均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犯。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明显滞后。我国统一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立于1993年，1994年《劳动法》对这一制度在予以肯定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时至今天，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实行了近10年，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这包括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周期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少案多、不堪重负，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对仲裁申诉期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明确规定，劳动者胜诉后难以执行等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将难以应对不断攀升的且日益复杂的劳动争议，这不仅将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提升改革成本，甚至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三、完善劳动立法的思路

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多样的局面，以及加入wto后资本与劳动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我国劳动立法应与时俱进，适时作出调整和完善，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首先，应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专门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如《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障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并及时修改《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吸收目前地方立法中的成功经验，使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趋于统一，构成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从而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其次，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今后，劳动立法应朝着统一立法的方向发展，不仅应将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类型的企业及劳动者纳入劳动法范围，使其在同等条件下平等竞争，而且随着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加快和逐步完善，应将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劳动者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形成除国家公务员和实行公务员系列以外的所有劳动者均适用劳动法，使劳动者都无差别地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此外，劳动立法应区别于民事法律，在立法中要向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倾斜，以实现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和劳动关系的实质平等，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第三，强化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维护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益的重要手段。《工会法》将这项制度作为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方式。我国目前已有关于集体合同的法律和规章，但力度不强，缺乏刚性。今后的劳动立法一方面应制定统一的集体合同法，减少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应在制度上有所强化，使集体合同制度真正发挥维护劳动者整体权益的目的。这包括对企业工会提出的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要求企业方不得拒绝；拖延或拒绝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应承担法律责任，并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和程序；促进区域性集体合同和行业集体合同的建制和发展；具体规定因签订集体合同和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处理机构和程序等。

劳动保护建议例3

一、劳动立法的发展状况

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颁布后,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基本形成了以《劳动法》为核心,多层次法律规范并存的劳动立法格局。劳动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劳动法律制度基本得以建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就业涉及到劳动者最基本的利益。中国就业人口庞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劳动立法必须将劳动者的就业作为法律保障的重点和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对劳动者的就业特别是妇女就业做了规定,内容包括:国家保障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机会;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妇女在四期内受到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这些规定对于劳动者的平等就业、就业保障,特别是自主择业给予了保障。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就业。截止2001年底,全国人口总数为127627万人,城镇就业人口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2.8%,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注:本文数据来源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提供的数据,中国劳动保障报,2002年5月9日。)

(二)建立并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有企业中试行劳动合同制。《劳动法》颁布后,这一制度已在城镇各类企业中广泛实施。《劳动法》对订立劳动合同的原则、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等基本内容作了规定。此外,前劳动部还出台了《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等规章,使劳动合同制度趋于完善。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明确了劳动者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保障了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标志着我国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用工制度基本建立。目前,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制定了本地方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对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推行集体合同制度

为形成企业劳动关系自我协调机制,保护劳动者整体的合法权益,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并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和规章包括:《劳动法》、《工会法》、《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近年来,集体合同制度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推行,而且也在国有企业中逐步推广。截止2001年底,全国企业签订并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备案的集体合同已达65万多份。

(四)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建立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一个成功经验。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2001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并召开了第一次部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苏等25个省、直辖市以及深圳、大连等城市已建立地区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五)完善劳动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劳动法》为核心,内容涉及工时、休息休假、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劳动定额、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劳动标准体系,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规章,对规范工资分配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全国已基本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有1万

多户企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了工资指导线,88个城市了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到2001年底,城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年平均递增5.5%.

(六)健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导致劳动争议的数量不断上升。为及时依法处理劳动争议,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确定了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和“一调、一裁、二审”的处理程序。截止2001年底,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3192个,专职和兼职仲裁员近2万个。从1993年至2001年底,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8万件,涉及劳动者236.8万人,结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注:统计数字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劳动立法有待完善的问题

我国劳动立法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成绩,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初步建立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有:

劳动立法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这主要表现在:虽然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但是一些重要的调整劳动关系急需的法律还没有出台,如《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险法》等。由于缺乏法律的统一规范,使得在这些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可依,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决定了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往往成为权利的被侵害者;有的问题只能依据政策加以调整,有些领域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或者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或者立法的层次不高,有些法律还出现对同一问题规定的不甚一致,导致在实际运用中认识不统一而影响了法律的贯彻实施。如《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这一规定明显体现出,签与不签集体合同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因此实践中相当一些企业以该条为依据拒绝与企业工会签订集体合同。而新修改的《工会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并且在第53条将“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平等协商的”行为确定为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显然,《工会法》的规定已将签订集体合同作为一种义务性规范。然而两个法律规定的不一致直接导致工会与企业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已在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行别是非公企业中显现出来。 劳动立法所覆盖的劳动者范围还比较窄。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目前《劳动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只适用于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其他劳动者则不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内。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劳动法的同等保护,突出表现在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不相互衔接;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劳动者不能平等地享有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发生的人事争议未能与劳动争议处理适用同样的法律程序和尺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已提上日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都将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平等竞争,因此都迫切需要劳动法的保护。而目前劳动立法的适用范围远不能满足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也不利于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劳动立法中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之处还需要加强。劳动法律与民事法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存在隶属关系,用人单位拥有对劳动者的管理权,加上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者无论在建立劳动关系前还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均处于弱者地位。而劳动法就是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其根本宗旨,因此劳动立法应在其内容上有别于民事法律,突出维护劳动者权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目前一些重要的劳动法律法规中,由于适用了民事法律的原则,诸如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导致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使劳动者在订立、变更、续订和履行劳动合同时均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犯。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明显滞后。我国统一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立于1993年,1994年《劳动法》对这一制度在予以肯定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时至今天,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实行了近10年,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这包括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周期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少案多、不堪重负,劳动争议仲裁程序

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对仲裁申诉期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明确规定,劳动者胜诉后难以执行等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将难以应对不断攀升的且日益复杂的劳动争议,这不仅将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提升改革成本,甚至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三、完善劳动立法的思路

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多样的局面,以及加入wto后资本与劳动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我国劳动立法应与时俱进,适时作出调整和完善,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首先,应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专门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如《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障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并及时修改《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吸收目前地方立法中的成功经验,使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趋于统一,构成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从而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其次,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今后,劳动立法应朝着统一立法的方向发展,不仅应将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类型的企业及劳动者纳入劳动法范围,使其在同等条件下平等竞争,而且随着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加快和逐步完善,应将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劳动者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形成除国家公务员和实行公务员系列以外的所有劳动者均适用劳动法,使劳动者都无差别地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此外,劳动立法应区别于民事法律,在立法中要向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倾斜,以实现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和劳动关系的实质平等,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第三,强化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维护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益的重要手段。《工会法》将这项制度作为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方式。我国目前已有关于集体合同的法律和规章,但力度不强,缺乏刚性。今后的劳动立法一方面应制定统一的集体合同法,减少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应在制度上有所强化,使集体合同制度真正发挥维护劳动者整体权益的目的。这包括对企业工会提出的协商签

订集体合同的要求企业方不得拒绝;拖延或拒绝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应承担法律责任,并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和程序;促进区域性集体合同和行业集体合同的建制和发展;具体规定因签订集体合同和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处理机构和程序等。

第四,重新审视和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目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关注,重新审视并对其加以完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重点应考虑:建立或裁或审、裁审分轨的争议处理体制,以解决劳动争议处理耗时耗力,不利于劳动者维权的问题;在法律上界定个人争议和集体争议、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并对不同争议设置不同的处理程序,以便能对涉及集体劳动权利可能造成社会隐患的争议作出快速反映,及时处理;改革劳动争议诉讼制度,包括成立劳动法庭专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设置适应及时处理劳动争议的诉讼程序,完善证据规则,以及吸收社会有关人士作为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等,以使诉讼成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最终和有效的法律屏障。

劳动保护建议例4

一、劳动立法的发展状况

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颁布后，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基本形成了以《劳动法》为核心，多层次法律规范并存的劳动立法格局。劳动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劳动法律制度基本得以建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就业涉及到劳动者最基本的利益。中国就业人口庞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劳动立法必须将劳动者的就业作为法律保障的重点和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对劳动者的就业特别是妇女就业做了规定，内容包括：国家保障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机会；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妇女在四期内受到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这些规定对于劳动者的平等就业、就业保障，特别是自主择业给予了保障。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就业。截止2001年底，全国人口总数为127627万人，城镇就业人口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2.8%，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注：本文数据来源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提供的数据，中国劳动保障报，2002年5月9日。）

（二）建立并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有企业中试行劳动合同制。《劳动法》颁布后，这一制度已在城镇各类企业中广泛实施。《劳动法》对订立劳动合同的原则、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等基本内容作了规定。此外，前劳动部还出台了《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等规章，使劳动合同制度趋于完善。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明确了劳动者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保障了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标志着我国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用工制度基本建立。目前，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制定了本地方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对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推行集体合同制度

为形成企业劳动关系自我协调机制，保护劳动者整体的合法权益，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并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和规章包括：《劳动法》、《工会法》、《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近年来，集体合同制度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推行，而且也在国有企业中逐步推广。截止2001年底，全国企业签订并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备案的集体合同已达65万多份。

（四）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建立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一个成功经验。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2001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并召开了第一次部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苏等25个省、直辖市以及深圳、大连等城市已建立地区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五）完善劳动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劳动法》为核心，内容涉及工时、休息休假、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劳动定额、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劳动标准体系，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规章，对规范工资分配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全国已基本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有1万多户企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了工资指导线，88个城市了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到2001年底，城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年平均递增5.5%.

（六）健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导致劳动争议的数量不断上升。为及时依法处理劳动争议，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确定了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和“一调、一裁、二审”的处理程序。截止2001年底，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3192个，专职和兼职仲裁员近2万个。从1993年至2001年底，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8万件，涉及劳动者236.8万人，结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注：统计数字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劳动立法有待完善的问题

我国劳动立法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成绩，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初步建立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有：

劳动立法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这主要表现在：虽然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但是一些重要的调整劳动关系急需的法律还没有出台，如《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险法》等。由于缺乏法律的统一规范，使得在这些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可依，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决定了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往往成为权利的被侵害者；有的问题只能依据政策加以调整，有些领域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或者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或者立法的层次不高，有些法律还出现对同一问题规定的不甚一致，导致在实际运用中认识不统一而影响了法律的贯彻实施。如《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这一规定明显体现出，签与不签集体合同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因此实践中相当一些企业以该条为依据拒绝与企业工会签订集体合同。而新修改的《工会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并且在第53条将“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平等协商的”行为确定为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显然，《工会法》的规定已将签订集体合同作为一种义务性规范。然而两个法律规定的不一致直接导致工会与企业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已在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行别是非公企业中显现出来。　劳动立法所覆盖的劳动者范围还比较窄。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目前《劳动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只适用于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其他劳动者则不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内。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

不到劳动法的同等保护，突出表现在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不相互衔接；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劳动者不能平等地享有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发生的人事争议未能与劳动争议处理适用同样的法律程序和尺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已提上日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都将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平等竞争，因此都迫切需要劳动法的保护。而目前劳动立法的适用范围远不能满足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也不利于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劳动立法中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之处还需要加强。劳动法律与民事法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存在隶属关系，用人单位拥有对劳动者的管理权，加上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者无论在建立劳动关系前还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均处于弱者地位。而劳动法就是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其根本宗旨，因此劳动立法应在其内容上有别于民事法律，突出维护劳动者权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目前一些重要的劳动法律法规中，由于适用了民事法律的原则，诸如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导致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使劳动者在订立、变更、续订和履行劳动合同时均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犯。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明显滞后。我国统一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立于1993年，1994年《劳动法》对这一制度在予以肯定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时至今天，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实行了近10年，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这包括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周期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少案多、不堪重负，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对仲裁申诉期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明确规定，劳动者胜诉后难以执行等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将难以应对不断攀升的且日益复杂的劳动争议，这不仅将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提升改革成本，甚至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三、完善劳动立法的思路

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多样的局面，以及加入wto后资本与劳动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我国劳动立法应与时俱进，适时作出调整和完善，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首先，应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专门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如《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障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并及时修改《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吸收目前地方立法中的成功经验，使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趋于统一，构成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从而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其次，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今后，劳动立法应朝着统一立法的方向发展，不仅应将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类型的企业及劳动者纳入劳动法范围，使其在同等条件下平等竞争，而且随着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加快和逐步完善，应将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劳动者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形成除国家公务员和实行公务员系列以外的所有劳动者均适用劳动法，使劳动者都无差别地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此外，劳动立法应区别于民事法律，在立法中要向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倾斜，以实现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和劳动关系的实质平等，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第三，强化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维护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益的重要手段。《工会法》将这项制度作为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方式。我国目前已有关于集体合同的法律和规章，但力度不强，缺乏刚性。今后的劳动立法一方面应制定统一的集体合同法，减少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应在制度上有所强化，使集体合同制度真正发挥维护劳动者整体权益的目的。这包括对企业工会提出的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要求企业方不得拒绝；拖延或拒绝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应承担法律责任，并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和程序；促进区域性集体合同和行业集体合同的建制和发展；具体规定因签订集体合同和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处理机构和程序等。

第四，重新审视和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目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关注，重新审视并对其加以完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重点应考虑：建立或裁或审、裁审分轨的争议处理体制，以解决劳动争议处理耗时耗力，不利于劳动者维权的问题；在法律上界定个人争议和集体争议、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并对不同争议设置不同的处理程序，以便能对涉及集体劳动权利可能造成社会隐患的争议作出快速反映，及时处理；改革劳动争议诉讼制度，包括成立劳动法庭专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设置适应及时处理劳动争议的诉讼程序，完善证据规则，以及吸收社会有关人士作为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等，以使诉讼成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最终和有效的法律屏障。

劳动保护建议例5

一、劳动立法的发展状况

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颁布后，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基本形成了以《劳动法》为核心，多层次法律规范并存的劳动立法格局。劳动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劳动法律制度基本得以建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就业涉及到劳动者最基本的利益。中国就业人口庞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劳动立法必须将劳动者的就业作为法律保障的重点和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对劳动者的就业特别是妇女就业做了规定，内容包括：国家保障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机会；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妇女在四期内受到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这些规定对于劳动者的平等就业、就业保障，特别是自主择业给予了保障。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就业。截止2001年底，全国人口总数为127627万人，城镇就业人口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2.8%，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注：本文数据来源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提供的数据，中国劳动保障报，2002年5月9日。）

（二）建立并普遍实行了劳动合同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有企业中试行劳动合同制。《劳动法》颁布后，这一制度已在城镇各类企业中广泛实施。《劳动法》对订立劳动合同的原则、劳动合同的期限、劳动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等基本内容作了规定。此外，前劳动部还出台了《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等规章，使劳动合同制度趋于完善。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明确了劳动者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保障了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标志着我国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用工制度基本建立。目前，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制定了本地方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对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推行集体合同制度

为形成企业劳动关系自我协调机制，保护劳动者整体的合法权益，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并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律和规章包括：《劳动法》、《工会法》、《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近年来，集体合同制度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推行，而且也在国有企业中逐步推广。截止2001年底，全国企业签订并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备案的集体合同已达65万多份。

（四）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建立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一个成功经验。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2001年8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并召开了第一次部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江苏等25个省、直辖市以及深圳、大连等城市已建立地区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五）完善劳动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劳动法》为核心，内容涉及工时、休息休假、工资、禁止使用童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劳动定额、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劳动标准体系，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规章，对规范工资分配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全国已基本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有1万多户企业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了工资指导线，88个城市了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到2001年底，城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年平均递增5.5%.

（六）健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导致劳动争议的数量不断上升。为及时依法处理劳动争议，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确定了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和“一调、一裁、二审”的处理程序。截止2001年底，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3192个，专职和兼职仲裁员近2万个。从1993年至2001年底，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8.8万件，涉及劳动者236.8万人，结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注：统计数字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劳动立法有待完善的问题

我国劳动立法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成绩，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初步建立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有：

劳动立法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这主要表现在：虽然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但是一些重要的调整劳动关系急需的法律还没有出台，如《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险法》等。由于缺乏法律的统一规范，使得在这些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可依，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决定了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往往成为权利的被侵害者；有的问题只能依据政策加以调整，有些领域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或者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或者立法的层次不高，有些法律还出现对同一问题规定的不甚一致，导致在实际运用中认识不统一而影响了法律的贯彻实施。如《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这一规定明显体现出，签与不签集体合同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因此实践中相当一些企业以该条为依据拒绝与企业工会签订集体合同。而新修改的《工会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并且在第53条将“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平等协商的”行为确定为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显然，《工会法》的规定已将签订集体合同作为一种义务性规范。然而两个法律规定的不一致直接导致工会与企业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已在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行中特别是非公企业中显现出来。　劳动立法所覆盖的劳动者范围还比较窄。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目前《劳动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只适用于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其他劳动者则不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内。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

不到劳动法的同等保护，突出表现在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不相互衔接；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劳动者不能平等地享有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发生的人事争议未能与劳动争议处理适用同样的法律程序和尺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已提上日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都将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平等竞争，因此都迫切需要劳动法的保护。而目前劳动立法的适用范围远不能满足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也不利于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劳动立法中突出保护劳动者权益之处还需要加强。劳动法律与民事法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存在隶属关系，用人单位拥有对劳动者的管理权，加上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且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者无论在建立劳动关系前还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均处于弱者地位。而劳动法就是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其根本宗旨，因此劳动立法应在其内容上有别于民事法律，突出维护劳动者权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目前一些重要的劳动法律法规中，由于适用了民事法律的原则，诸如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导致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使劳动者在订立、变更、续订和履行劳动合同时均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犯。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明显滞后。我国统一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立于1993年，1994年《劳动法》对这一制度在予以肯定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时至今天，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实行了近10年，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这包括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周期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少案多、不堪重负，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对仲裁申诉期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明确规定，劳动者胜诉后难以执行等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将难以应对不断攀升的且日益复杂的劳动争议，这不仅将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提升改革成本，甚至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三、完善劳动立法的思路

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多样的局面，以及加入wto后资本与劳动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我国劳动立法应与时俱进，适时作出调整和完善，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适应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首先，应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专门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如《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社会保障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并及时修改《劳动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吸收目前地方立法中的成功经验，使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趋于统一，构成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从而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其次，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今后，劳动立法应朝着统一立法的方向发展，不仅应将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类型的企业及劳动者纳入劳动法范围，使其在同等条件下平等竞争，而且随着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加快和逐步完善，应将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劳动者也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形成除国家公务员和实行公务员系列以外的所有劳动者均适用劳动法，使劳动者都无差别地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此外，劳动立法应区别于民事法律，在立法中要向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倾斜，以实现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和劳动关系的实质平等，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第三，强化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维护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益的重要手段。《工会法》将这项制度作为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方式。我国目前已有关于集体合同的法律和规章，但力度不强，缺乏刚性。今后的劳动立法一方面应制定统一的集体合同法，减少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应在制度上有所强化，使集体合同制度真正发挥维护劳动者整体权益的目的。这包括对企业工会提出的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要求企业方不得拒绝；拖延或拒绝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应承担法律责任，并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和程序；促进区域性集体合同和行业集体合同的建制和发展；具体规定因签订集体合同和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处理机构和程序等。

劳动保护建议例6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劳动关系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会利益关系，是影响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工会法劳动法赋予的天然使命，是履行维护职责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工会作为广大劳动者的组织，是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中的功能体现如下：

一、工会在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方面的功能是促进就业和平等签约

一是促进职工就业和再就业。十报告指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劳动关系设立过程中，工会的功能在于促进职工就业和再就业，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和履约率，实现和保护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关系稳定。工会在设立劳动关系中的职责在于：督促用人单位包括劳务公司与职工依法签定和履行劳动合同，指导和帮助职工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人员签定劳动合同。工会法第20条规定，“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帮助指导签订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合同条款内容；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履行劳动合同的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等。此外，劳动合同期限较长的，可以约定试用期；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权益在被派遣的工作岗位受到损害的，由劳动力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用人单位的缔约责任和后合同义务。用人单位具有告知义务，要求其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希望了解的其他与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情况。二是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维护劳动者整体的合法权益，调整和改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发展。集体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职工方代表就劳动关系的设定、履行、调处仲裁，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有关事项，通过平等协商签订的规范劳资双方行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稳定劳资关系的综合的和单项的规范集体劳动关系书面协议或契约。工会拥有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签定集体合同的权利，劳动法第33条第1款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第33条第2款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工会法第6条第2款规定，“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第18条规定，“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推行平等协商和企业集体合同制度，以改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将集体合同制度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健全企业管理体制结合起来，在已经独立建立工会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行企业集体合同和区域性集体合同制度，工会代表职工每年与企业签订一次集体劳动合同。集体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保障了职工在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工会在健全劳动标准体系方面的功能是依法可以要求用工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强化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

劳动保护建议例7

按照会议通过的议程，会议首先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茂林关于畜牧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这部法律草案。

现行农业税条例自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通过实施以来，对于贯彻国家的农村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条例实施已近50年，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为推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适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取消农业税是必要的。按照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起将全部免征农业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积斌就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议案作了说明。

刘积斌说,我国已经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良好工作基础。根据中央决定,2004年,免征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了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其他省份进行了降低农业税税率试点,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6个省份自主决定免征了农业税。2005年,中央继续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全面取消牧业税,并明确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按照中央改革精神,2005年有20个省份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使免征农业税的省份达到了28个。这些省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免征农业税的实践,为取消农业税积累了经验。

我国财政已经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财力条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1％。随着减免农业税进程的加快，据初步统计，2005年全国剩下的农业税及附加约15亿元。因此，取消农业税对财政减收的影响不大。

刘积斌说，按现行体制和政策安排，农业税为地方税，取消农业税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负担，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助。2004年减免农业税中央财政安排转移支付216.6亿元。2005年新增加转移支付140亿元，为农村税费改革和全面取消农业税提供了财力保证。

近年来，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一些修改刑法的议案，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刑法的建议，内容涉及惩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犯罪、商业贿赂行为的犯罪，以及其他犯罪；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刑法有关规定的适用问题，也存在不同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和关于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草案、关于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草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安建就这三个草案作了说明。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行政强制法的起草工作从1999年开始启动。在多次调研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行政强制法草案，并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就草案作了说明。

信春鹰说，行政强制方式包括行政强制措施方式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草案将行政强制措施的方式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暂时性限制；对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查封；对财物的扣押；对存款、汇款、有价证券等的冻结；强行进入住宅；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草案将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分为：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代履行；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执行罚；划拨存款、汇款、兑现有价证券；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针对现实生活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草案规定行政机关实施检查、调查等监管活动进入生产经营场所、查询企业的财务账簿、交易记录、业务往来等事项，“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实施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进入公民住宅扣押公民个人财产抵缴行政收费；除违禁物品外，在市容监管中行政机关不得扣押经营者经营的商品”。

我国现行规范护照申请、签发和管理的行政法规，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外交部、公安部内部执行的护照签证条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护照签证条例的规定已不能适应护照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亟须通过制定专门法律对护照的种类、签发对象和申请程序等加以规范。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就护照法草案作了说明。

曹康泰说,我国现行护照种类为3类4种，即：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和普通护照，其中普通护照又分为因公普通护照和因私普通护照。草案在保持3类护照不变的前提下，将因公普通护照调整到公务护照的范围，更名为公务普通护照，规定：乡科级正职以下公务员和人民团体、实行编制管理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因执行公务需要使用公务护照的人员持用的公务护照，称为公务普通护照。

为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经广泛征求意见，在总结我国劳动合同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拟定了劳动合同法草案，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受国务院委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就草案作了说明。

田成平说,草案对用人单位恶意欠薪、拖欠经济补偿的,除规定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外,还规定了逾期不支付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赔偿金。

关于劳动合同的订立,草案明确了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并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已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双方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有其他意思表示外,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当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反证明的以外,以有利于劳动者的理解为准;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除劳动者本人也有过错的情况外,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会议还听取了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就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秘鲁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的议案所作的说明，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和有关任免案等。

副委员长王兆国、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傅铁山出席会议。国务委员唐家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列席会议。

12月25日,出席会议的人员在分组审议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时表示，为推进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适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依法取消农业税非常必要，建议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经审议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委员们还建议在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同时，应当明确税收征收管理法、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中有关农业税的条款不再适用。

12月27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时表示，通过立法方式保护劳动者权益，既要注意通过制定法律强制性条款将签订劳动合同确定为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义务，又要注意运用经济惩罚手段提高违法成本，引导用人单位主动履行自己的义务。

吴邦国委员长参加分组审议。

委员们认为，由劳动法确立的现行劳动合同制度施行11年来，对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分配式的劳动用工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劳动用工制度，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必须看到，目前还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合同期过短、合同内容不规范、执法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必须通过制定劳动合同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来解决。目前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劳动合同法草案总结了我国现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经验，并借鉴了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框架合理，基础很好，建议尽快加以修改、完善，争取早日通过，以更好地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委员们还就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当天下午,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当前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的报告，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情况的报告；听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拟提请表决的畜牧法草案、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和两件关于刑法有关规定的解释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这四件法律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吴邦国委员长出席会议。会议由许嘉璐副委员长主持。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报告了当前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曾培炎说，“十五”时期，我国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高，能源消费结构有所优化，能源产业技术装备水平逐步提高，能源节约和环保取得进展，能源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能源立法工作明显加强。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能源领域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暴露，能源供给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将认真对待，采取综合措施，统筹加以解决。

曾培炎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资源相对短缺制约了能源产业发展;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能源技术相对落后影响了能源供给能力的提高;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对我国能源供应的影响较大。他阐述了我国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能源产业发展方针，并介绍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和保障能源安全需要认真抓好的几项工作：全面推进能源节约，努力增加国内能源供应，切实加强能源安全生产，不断提高能源技术水平，进一步扩大国际能源合作，加快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大力加强能源法制建设。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报告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关情况。张国宝表示，两年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取得良好开局，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编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总体规划；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搞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总结东北振兴经验，推进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崛起。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椿霖所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所作的关于拟提请表决的法律草案修改意见和审议结果的报告。畜牧法草案根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作了修改；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关于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草案，关于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草案也都进行了审议。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通过上述法律草案。

副委员长王兆国、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列席会议。

12月28日下午,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劳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等。

吴邦国委员长出席会议。会议由顾秀莲副委员长主持。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计划,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以签订和执行劳动合同、落实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和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等劳动者权益保障内容为重点,从今年9月开始,对劳动法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何鲁丽副委员长报告了这次执法检查的有关情况。她说,劳动法实施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没有得到全面执行,拖欠工资现象仍时有发生,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尚未形成;超时加班现象比较普遍,劳动条件差；社会保险覆盖面窄,欠缴保险费现象严重;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不足,劳动争议处理周期长、效率低。

何鲁丽还就进一步贯彻实施劳动法、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出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入贯彻劳动法及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大力推行积极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切实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抓紧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参保问题；强化劳动保障监察，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抓紧制定有关法律，加快劳动法制建设。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利用发函、专题研究、座谈会、邀请代表列席有关会议等多种形式，充分听取、认真研究代表在议案中提出的意见，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朱丽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恩柱，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毅分别向本次常委会全体会议报告了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代表依法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执行代表职务，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有关机关、组织负有办理代表建议的职责。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各承办单位、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办公厅针对代表提出的对代表建议“重答复轻落实”的批评，紧紧围绕提高办理实效这一中心，采取了以下措施：改进代表建议的交办工作；建立健全承办代表建议的责任制度；加强与提建议代表的沟通；加大代表建议的督办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晔晖向会议报告关于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处理情况时表示，今年代表提出的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并答复了代表，代表建议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代表们普遍对今年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给予了肯定。

副委员长王兆国、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出席会议。国务委员华建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列席会议。

12月29日下午,会议经过表决，通过畜牧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决定免去张春贤的交通部部长职务、任命李盛霖为交通部部长，完成各项议程后，在人民大会堂闭会。国家主席签署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号主席令，分别公布了畜牧法、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和关于交通部部长的任免决定。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和关于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于2006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国和秘鲁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的决定。还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关于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公告,十届全国人大现实有代表2980人。

会议表决通过，任命黄镇东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正午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法棠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台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云龙、唐天标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王云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任命王万宾、刘振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吴邦国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从2004年开始进行减免农业税试点，并确定从2006年起全部免征农业税。本次常委会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这一税种，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将推行城乡统一税制。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当前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的报告。吴邦国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战略重点，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高效利用资源、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吴邦国指出,劳动法执法检查是今年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一个重点。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审议了执法检查报告,普遍赞成报告的内容,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严格执行劳动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用工行为,落实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积极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劳动保护建议例8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又称劳动争议处理体系，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形成的有机整体。”②但反观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笔者认为存在种种弊端，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此做一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目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不足之处

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是采取“一调一裁二审”的单轨体制，即劳动争议发生后首先由当事人向本企业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或当事人不愿调解的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只有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才可向人民法院。但仔细考虑，结合实践，发现此种体制存在如下的弊端：

（一）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难以成为处理争议的有力角色，缺乏足够的权威和影响力，劳动者对其缺乏信任，调而不解，难以达成合意，效果较差。

设在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尽管由工会代表、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三方组成，但实际上很难代表职工利益。“由于当前工会组织功能未能达到《工会法》上所设计的标准甚至某些设在用人单位的工会几乎只是企业内部的一个福利发放机构，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在人事权、办公经费、场所等诸方面受制于用人单位，根本没有能力为劳动者维权，从而使企业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开展不力，不仅不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相反，可能会拖延劳动争议的解决，从而导致双方矛盾的扩大化。”③更不用说在实践中，非公有制企业中老板或亲戚担任工会主席的情况不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发生企业的工会主席作为企业一方的人与劳动者对簿公堂的现象。④而且，在目前情况下，职工代表由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恐怕也很难代表职工利益。

（二）劳动争议仲裁也弊端多多。

首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性质决定了其难以中立，往往会偏向企业一方。

根据《劳动法》第8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代表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担任。”同时《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也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由它负责办理仲裁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因此，在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由此可见，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不能等同于行政机关，也不同于仲裁机构，而是二者兼而有之，而且行政机关的性质要强一些。因此很难保证其不受行政干预，以保证仲裁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有相当学者将劳动争议仲裁当成一种行政裁决行为。⑤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各地为了维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违法行为往往是宽容的，劳动争议出现后，难以保证其不偏向企业一方。

其次，仲裁员的素质普遍偏低，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目标之建立相背。

随着司法考试的进行，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步建立，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均纳入这一范畴。而劳动争议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行为，其仲裁员并未有此方面的要求，其准入要求较低，难以保证高效、公正地作出裁决。

再次，不利于及时有效的解决劳动争议，导致重复性劳动，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也难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所以设置劳动争议仲裁前置，主要是考虑到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多，标的小，案情简略的特点，为节省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而实际上这一做法反而导致了诉讼成本的增加。根据法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后，劳资双方应在60日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一般应当在60日内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的15日内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应当在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的还可延长6个月，需要延长的还可申请批准。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可在15日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在立案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的还可延长。细细算来，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走完全部程序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只要一方尤其是用人单位愿意，完全可以拖延时间。这还不算在实践中，部分劳动争议仲裁员不依法办案，任意延长仲裁期限。⑥而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言，谁有精力、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场“马拉松”似的诉讼。在背着诉讼包袱的同时，就业的压力就更大了。

“同时，法律并没有对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的衔接作出相应的规定，法院审理工作从头开始，造成了一事重复审理，不仅浪费了诉讼资源，也增加了当事人解决劳动争议的成本。”⑦一旦劳动争议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原先劳动争议仲裁阶段的工作均缺失了意义，法院将从头审理，无疑造成资源浪费。

而且在仲裁前置阶段，由于仲裁机构没有查封、扣押和先于执行财产的权力，给一些企业主逃匿和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或恶意拖欠工人工资，增加了劳动争议的周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使部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

综上所述，正如周林彬教授所言：“如果两种救济方式在救济规范的安排上无实质差别时，允许相关主体在选择了一种救济规范时保留对另一种救济方式的选择权必然导致资源利用的无效。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在救济规范的安排上并无实质的差别，因此允许二次选择是不合理的。”⑧

最后，劳动争议仲裁缺乏有效监督。

虽然我国《劳动法》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了劳动争议仲裁的基本制度，但对劳动争议仲裁如何监督却缺乏必要的和有效的机制，长期以来仲裁处于自我监督的状态，而这种监督模式无疑是少有实效的，因此“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仲裁得不到及时的改正，一些不公平现象得不到及时解决，这样一来不仅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障，而且不能保证办案质量，影响仲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⑨且其任意延长审理期限，均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而这正是劳动者所怨言颇多之处。

（三）民事庭审理劳动案件也未能最终合理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随着劳动用工的市场化，劳动案件还会越来越复杂，数量越来越多，目前法院将劳动争议案件放在民事审判庭审理的机制难于迅速简便而又低廉地处理这些案件。二、修改和完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之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不少学者提出，在我国应建立“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双轨制体制。学者为何抱住仲裁不放，笔者认为主要出于如下方面的考虑：

第一、诉讼导致对抗，而仲裁却能走向协调，

第二、仲裁能给当事人带来成本低、迅速、便捷的程序利益，而诉讼不能。

第三、有利于开源分流，减轻诉讼的压力，以保护司法的权威和地位。

而实际上使仲裁具有终局效力并未见得就如学者们所言的那么理想：

首先是对仲裁能促进二者的协调而言，其实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申请仲裁时，双方已无多少协调空间可言；其次，就实际情况而言，劳动争议仲裁所具有的快捷方便低廉由于其自身缺欠而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而是恰恰相反；再次，就目前的情况，实行“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双轨制，当事人选择了仲裁就不能再选择诉讼，可能会导致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难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经过事实的考验，最终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又集中到法院，“或裁”恐怕只会成为摆设；最后，由于劳动争议仲裁的终局性和判断性，可能会使败诉方承担较大的风险，因此必然要求仲裁员具有较高的素质，例如商事仲裁的仲裁员基本都是该行业的专家，而反观我国现状，显然无法满足。

因此笔者建议，建立劳动基层法院，将劳动争议案件集中由其管辖，并规定全部适用简易程序，取消劳动争议仲裁，其理由如下：

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节省诉讼资源。

出现了劳动争议，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讼，减少仲裁的环节。而且法院可以适时地采用查封、扣押和先于执行财产等措施，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⑵有利于弥补劳动者举证能力弱的欠缺。

劳动者处于弱势的相对地位，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以及各种保险费用交纳、财务等情况都由用人单位掌握，一旦发生争议，劳动者在证据取得与占有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设立劳动法院后，人民法庭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以弥补劳动者举证能力较差的欠缺。当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有此种职权，但是由于其性质使然，很难得到相关单位或个人的配合，因此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⑶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

根据《劳动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在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60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超过60日的，不予受理。根据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那么如果当事人超过60日才提起仲裁申请的，将永远不能获得司法保护。相反，如果设立了劳动法院，在处理劳动案件时则可依民法通则的规定为两年的诉讼时效，从一定程度上讲，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结语

当然，要切实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需要一系列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层面上加于完善，无论是法律制度或是经济制度。也需要从观念层面上不断地提高全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的形成，才是真正的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们能做的，并且切实有效的并不多，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毕竟，劳动者才真的是我们的上帝。注释：

①陈志杰《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载《福建法制报》2003年2月17日第2版

②《由各案看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8期，转引自《经济法与劳动法》（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2年第2期，第51页。

③实践中此种情况并非少见，最近的可参阅2003年第6期《政府与法制》第15页。杨树鄂与西北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资方的人即为工会主席。

④高艳《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现状与完善》，载《行政与法》2003年第4期，第58页。

⑤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⑥而实践中，一个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时间长达8、9个月甚至一年多的并非少见。

劳动保护建议例9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又称劳动争议处理体系，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形成的有机整体。” ②但反观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笔者认为存在种种弊端，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此做一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目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不足之处

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是采取“一调一裁二审”的单轨体制，即劳动争议发生后首先由当事人向本企业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或当事人不愿调解的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只有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仔细考虑，结合实践，发现此种体制存在如下的弊端：

（一）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难以成为处理争议的有力角色，缺乏足够的权威和影响力，劳动者对其缺乏信任，调而不解，难以达成合意，效果较差。

设在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尽管由工会代表、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三方组成，但实际上很难代表职工利益。“由于当前工会组织功能未能达到《工会法》上所设计的标准甚至某些设在用人单位的工会几乎只是企业内部的一个福利发放机构，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在人事权、办公经费、场所等诸方面受制于用人单位，根本没有能力为劳动者维权，从而使企业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开展不力，不仅不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相反，可能会拖延劳动争议的解决，从而导致双方矛盾的扩大化。” ③更不用说在实践中，非公有制企业中老板或亲戚担任工会主席的情况不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发生企业的工会主席作为企业一方的人与劳动者对簿公堂的现象。④而且，在目前情况下，职工代表由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恐怕也很难代表职工利益。

（二）劳动争议仲裁也弊端多多。

首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性质决定了其难以中立，往往会偏向企业一方。

根据《劳动法》第8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代表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担任。”同时《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也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由它负责办理仲裁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因此，在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由此可见，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不能等同于行政机关，也不同于仲裁机构，而是二者兼而有之，而且行政机关的性质要强一些。因此很难保证其不受行政干预，以保证仲裁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有相当学者将劳动争议仲裁当成一种行政裁决行为。⑤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各地为了维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违法行为往往是宽容的，劳动争议出现后，难以保证其不偏向企业一方。

其次，仲裁员的素质普遍偏低，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目标之建立相背。

随着司法考试的进行，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步建立，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均纳入这一范畴。而劳动争议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行为，其仲裁员并未有此方面的要求，其准入要求较低，难以保证高效、公正地作出裁决。

再次，不利于及时有效的解决劳动争议，导致重复性劳动，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也难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设置劳动争议仲裁前置，主要是考虑到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多，标的小，案情简略的特点，为节省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而实际上这一做法反而导致了诉讼成本的增加。根据法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后，劳资双方应在60日内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一般应当在60日内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的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在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的还可延长6个月，需要延长的还可申请批准。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可在15日内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在立案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的还可延长。细细算来，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走完全部程序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只要一方尤其是用人单位愿意，完全可以拖延时间。这还不算在实践中，部分劳动争议仲裁员不依法办案，任意延长仲裁期限。⑥而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言，谁有精力、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场“马拉松”似的诉讼。在背着诉讼包袱的同时，就业的压力就更大了。

“同时，法律并没有对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的衔接作出相应的规定，法院审理工作从头开始，造成了一事重复审理，不仅浪费了诉讼资源，也增加了当事人解决劳动争议的成本。” ⑦ 一旦劳动争议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原先劳动争议仲裁阶段的工作均缺失了意义，法院将从头审理，无疑造成资源浪费。

而且在仲裁前置阶段，由于仲裁机构没有查封、扣押和先于执行财产的权力，给一些企业主逃匿和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或恶意拖欠工人工资，增加了劳动争议的周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使部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

综上所述，正如周林彬教授所言：“如果两种救济方式在救济规范的安排上无实质差别时，允许相关主体在选择了一种救济规范时保留对另一种救济方式的选择权必然导致资源利用的无效。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在救济规范的安排上并无实质的差别，因此允许二次选择是不合理的。”⑧

最后，劳动争议仲裁缺乏有效监督。

虽然我国《劳动法》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了劳动争议仲裁的基本制度，但对劳动争议仲裁如何监督却缺乏必要的和有效的机制，长期以来仲裁处于自我监督的状态，而这种监督模式无疑是少有实效的，因此“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仲裁得不到及时的改正，一些不公平现象得不到及时解决，这样一来不仅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障，而且不能保证办案质量，影响仲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⑨且其任意延长审理期限，均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而这正是劳动者所怨言颇多之处。

（三）民事庭审理劳动案件也未能最终合理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随着劳动用工的市场化，劳动案件还会越来越复杂，数量越来越多，目前法院将劳动争议案件放在民事审判庭审理的机制难于迅速简便而又低廉地处理这些案件。

二、修改和完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之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不少学者提出，在我国应建立“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双轨制体制。学者为何抱住仲裁不放，笔者认为主要出于如下方面的考虑：

第一、诉讼导致对抗，而仲裁却能走向协调，

第二、仲裁能给当事人带来成本低、迅速、便捷的程序利益，而诉讼不能。

第三、有利于开源分流，减轻诉讼的压力，以保护司法的权威和地位。

而实际上使仲裁具有终局效力并未见得就如学者们所言的那么理想：

首先是对仲裁能促进二者的协调而言，其实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申请仲裁时，双方已无多少协调空间可言；其次，就实际情况而言，劳动争议仲裁所具有的快捷方便低廉由于其自身缺欠而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而是恰恰相反；再次，就目前的情况，实行“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双轨制，当事人选择了仲裁就不能再选择诉讼，可能会导致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难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经过事实的考验，最终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又集中到法院，“或裁”恐怕只会成为摆设；最后，由于劳动争议仲裁的终局性和判断性，可能会使败诉方承担较大的风险，因此必然要求仲裁员具有较高的素质，例如商事仲裁的仲裁员基本都是该行业的专家，而反观我国现状，显然无法满足。

因此笔者建议，建立劳动基层法院，将劳动争议案件集中由其管辖，并规定全部适用简易程序，取消劳动争议仲裁，其理由如下：

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节省诉讼资源。

出现了劳动争议，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减少仲裁的环节。而且法院可以适时地采用查封、扣押和先于执行财产等措施，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⑵有利于弥补劳动者举证能力弱的欠缺。

劳动者处于弱势的相对地位，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以及各种保险费用交纳、财务等情况都由用人单位掌握，一旦发生争议，劳动者在证据取得与占有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设立劳动法院后，人民法庭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以弥补劳动者举证能力较差的欠缺。当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有此种职权，但是由于其性质使然，很难得到相关单位或个人的配合，因此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⑶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

根据《劳动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在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60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超过60日的，不予受理。根据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那么如果当事人超过60日才提起仲裁申请的，将永远不能获得司法保护。相反，如果设立了劳动法院，在处理劳动案件时则可依民法通则的规定为两年的诉讼时效，从一定程度上讲，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结语

当然，要切实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需要一系列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层面上加于完善，无论是法律制度或是经济制度。也需要从观念层面上不断地提高全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的形成，才是真正的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们能做的，并且切实有效的并不多，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毕竟，劳动者才真的是我们的上帝。

注释：

①陈志杰《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载《福建法制报》2003年2月17日第2版

②《由各案看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8期，转引自《经济法与劳动法》（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02年第2期，第51页。

③实践中此种情况并非少见，最近的可参阅2003年第6期《政府与法制》第15页。杨树鄂与西北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资方的人即为工会主席。

④高艳《论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现状与完善》，载《行政与法》2003年第4期，第58页。

⑤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⑥而实践中，一个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时间长达8、9个月甚至一年多的并非少见。

劳动保护建议例10

一、充分认识构建和谐劳动人事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劳动人事争议数量将处于高发的态势。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劳动人事争议，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化解劳动人事争议，是各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劳动人事争议风险防范工作的紧迫感、艰巨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把劳动人事争议风险防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提高劳动人事争议风险预防

自《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实施后，对劳动争议解决的模式和标准作了重大的调整：如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有效性、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中的告知义务、试用期与劳动合同期限的关系、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劳动合同的效力及解除条件、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等劳动关系立法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对用人单位内部管理的各个方面甚至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巨大影响。如果说《劳动合同法》 在劳动用工的各个阶段对劳动者的实体权利进行了充分保护的话，那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则在劳动争议的各个环节对劳动者的程序权利进行了完备的保护。2010年，《社会保险法》和新《工伤保险条例》相继出台。《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使社会保险制度更加稳定、运行更加规范，使各相关方面，特别是广大劳动者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而新《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是贯彻实施 《社会保险法》的重要内容，新《工伤保险条例》对《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填补了事业单位等人员参保的制度空白，使工伤保险的惠民政策更具有可操作性，提高了工伤待遇水平，对推进《社会保险法》的贯彻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必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动形成和谐的劳动人事关系，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几部新法出台后，各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乃至经营管理模式势必受到深远影响；劳动人事关系将更加复杂、劳资双方利益冲突将更加明显，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将明显提高。发生劳动人事争议纠纷，用人单位该如何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应对劳动人事法律这种巨大变化，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而又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根据预测，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人单位面临的劳动人事争议将呈高位运转态势，社会保险类争议案件将会上升，有效预防和应对劳动人事争议将会是用人单位的重要任务。因此，尽快调整或变革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提升用人单位的劳动人事争议预防技能，将是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以务实创新精神，切实做好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仲裁工作

解决劳动人事争议，在劳动人事争议发生前建立预防为主的风险防范和利益协调机制，在劳动人事争议发生后建立渠道畅通的诉求表达机制，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上建立调、裁、诉紧密衔接的矛盾调处机制，有效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在工作中要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在管理理念上，向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转变；二是在管理环节上，向更加注重源头治理转变；三是在管理方式上，向更加注重协调协商解决转变。

笔者认为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1、调整工作方式，将重点办理案件转变为争议预防与处理并重。在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劳动人事争议风险预防与应对，显得尤其重要。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劳动人事风险增加，在争议还未出现前就应做好相关预防工作，将会事半功倍。具体有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加强宣传工作，扩大社会影响。要适应时展的需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仲裁需求，充分利用网络、期刊简报、各种媒体以及走进用人单位等途经，加强对劳动人事及仲裁法律法规的宣传，以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让当事人及广大劳动者了解劳动人事仲裁知识和仲裁程序。二是加强培训工作，提高业务素质。对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采取举办短期专业培训班或专题讲座的方式，对典型劳动人事争议案例进行分析、交流，提高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队伍的业务素质，真正把纠纷解决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强监督工作，规范用工行为。仲裁机构要加强与劳动监察机构的协调、沟通，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用工，引导劳动者依法维权，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律观念和劳动人事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