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的特征例1

2011年河北省人均GDP最低的10个县（市）是：威县、任县、曲阳、南和、唐县、广宗、平乡、涞水、巨鹿、海兴。从这十个县的地域分布来说，2009年，有5个县（市）属于邢台，两个县属于保定，两个县属于张家口，一个县属于承德。因此，如果从贫困县的地域分布上来说，连片分布表现的比较明显，邢台市下辖17个县（市），5个县（市）居于河北最贫困的县（市）行列，而且这5个县（市）在地域上是毗邻的，这也说明了在这5县（市）中有一些共同因素制约了其发展。另外，5个县（市）在地域上也呈现鲜明的特征，保定市所辖唐县与曲阳均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脉地区，张家口所属康保与沽源以及承德所属围场均处于燕山山脉北部。山区交通不便，缺乏资源制约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2011年，最贫困的10个县（市）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邢台仍然占据其中6个，保定占据其中3个，沧州占据其中1个，邢台与保定贫困县的连片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如果从产业特征上来说，这些贫困县大都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不发达，一些县虽然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但并非是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这说明在缺乏资源以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很难接受大城市的产业扩散，无法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集群，而在粮食价格普遍偏低以及农民拥有土地数量极少的情况下，以农业为主无法支撑起县域经济的发展。

如果继续对河北省不发达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排名进行分析，同样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情况。邢台市的威县、任县、南和、广宗、平乡、巨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位于河北省的106位、84位、77位、124位、104位、123位。其排名虽然并不算高，但是没有一个位于最后十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处在后十位的县（市）为顺平、阜平、曲阳、唐县、阜城、饶阳、赞皇、灵寿、丰宁、围场。如果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市）中，保定占据4个，衡水、石家庄与承德各2个。但是如果从地域特征来说，除衡水所属饶阳、阜城位于平原地区外，其余地区全部是山区，其中保定、石家庄所属6县全部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脉，承德所属两县全部位于坝上，其贫困的连片特征也非常明显。对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几个县可以看出，邢台所属各县虽然交通不便，也缺乏工业，但是在具有良好农业耕作条件的情况下，其粮食、棉花、油料、猪肉人均产量位于全省前列；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市），由于地处山区，耕作条件恶劣，人均粮食、棉花、油料、猪肉产量也位于全省后列，这就使农民缺乏收入来源，结果造成农民收入极低。如果继续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较低的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县的特征基本上是两个，即一是位于山区，交通不便，资源缺乏，耕地面积少；二是位于平原地区的农业县，除了农业之外工业极不发达。

2河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与问题

通过对河北省最发达与最不发达的县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出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面临的问题。

（1）河北省县域经济对自然资源依赖较为严重。河北省人均生产总值排名前十位的县（市），大部分依赖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开采与加工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将数据继续扩展到县域经济30强，这个特征会更加明显，在30强中，有16个县（市）属于单一的矿产资源型县域经济体，其矿产资源采选和加工业（包括矿产采掘业、选矿业、加工业以及相关低端制造业）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80%以上，呈现出对矿产资源的高度依赖[1]。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数据对比来看，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的县（市）其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来说并不高，这也说明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并没有使当地获得相应收益，反倒是通过本地工业获得发展的县，其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了本地居民。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取得发展的县域经济体也面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河北迁安市黑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5%，武安市矿产资源就业人员占全县就业人员的35%以上，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85%以上[2]。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极端单一造成的潜在问题是一旦遇到经济波动，则县域经济就将面临极大风险，甚至会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

（2）接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是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河北省县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除了依托自然资源获得发展的县（市）之外，另外一些较发达的县（市）在地域上大部分分布在大城市周边，接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获得发展。如三河、香河、大厂处于京津走廊之间，接受北京的经济辐射获得了快速发展；鹿泉、藁城、正定、晋州等县则是接受了石家庄的经济辐射获得快速发展。与依托资源发展的县域不同，这些县域经济一般具有更加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居民的知识、技能与收入等随着产业的发展也获得了提升。但是这些县域经济中除三河、藁城在全省排名比较靠前外，其余县域经济在全省发展并不处于突出地位，这也说明了河北省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较弱，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3）河北省一些具有知名特色县域产业集群的县（市），其县域经济在全省仅处于中上水平。河北省县域经济中具有很多驰名全省甚至全国的产业集群，如清河羊绒、高阳纺织、白沟箱包、容城服装、肃宁皮毛等。具有这些产业集群的县（市），其在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全省经济排名中大多处于30～60名的位置。与前两类县（市）相比，这些县（市）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甚至直到今天其中很多县（市）依然不通铁路，其发展更多依赖于本地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本地市场机制、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也获得了较大提升。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以全国著名的“三巾”之乡高阳为例，其三巾产量虽然占到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其产业仍然处在众多中小企业无序竞争的状态，造成在技术水平提升与品牌建设上的滞后，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却越来越构成对企业成本的压力，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3]。

（4）缺乏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不发达县（市）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与一些相关研究都表明河北省较贫困的县（市）从地域分布特征来说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脉、坝上地区以及中南部平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缺乏具有本县特色的工业产业集群，这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尤其明显。河北省中南部地处内陆，距离交通线有一定距离，缺乏大城市的带动辐射。这些县大多拥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些县粮、棉、油无论是从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上均名列全省前茅，但是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这就说明第一产业无法支撑起一个县经济迅速的增长。当然，农业生产条件不佳的太行山脉及坝上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更加无法发展起有特色的本地工业，导致这些地区成为全省最贫困的地区。

3河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县域经济的发展分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这并不必然造成县域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应从总体上谋划，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县域经济水平。不能够通过抑制强县发展人为拉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应继续提高其县域产业竞争力，而经济弱县则应加快发展，一方面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吸引外部投资；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鼓励劳动力与人口转移，提升经济弱县的富裕程度。

（1）破除县域产业发展中的体制。县乡政府在我国行政体制中处于最低级别，导致县域经济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局面，县域产业在发展中比城市产业遭遇更多不利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使县域产业与城市产业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取同样的权利，从而有利于县域产业的发展。具体包括完善财政体制，明晰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减轻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省级政府应加大对县域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帮助完善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对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实施与完善省管县改革，通过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县域发展。同时，还应改革金融体制，重点鼓励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发展，鼓励县乡政府扩大教育、科研投入，提升本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2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后，全国各界关注县域经济，专家学者研究县域经济，许多省、区、市还制定了有关县域经济的政策，县域经济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快速发展。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县域经济承担着如此多的历史重任，可以说，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辽宁省是县域经济大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内涵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竞争力是县域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县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相比于其他县市所具有的集聚、争夺、整合和转化资源，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县域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能力。本文认为，县域经济竞争力具有丰富的内涵，不能只评价经济实力，应考虑多方面发展潜力，主要包括综合经济实力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人才与科技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和发展竞争力七个方面。

二、县域经济竞争力主成分分析结果

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的评价辽宁省各县市的发展状况，有利于认识自我，探讨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是在经济竞争力的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设计的，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朱允卫、杨万江，2003），把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充分考虑在内，形成了指标总数为46的县域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表1 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以上评价体系的指标众多，有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性，因此利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别综合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主成分分析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解释多变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求出少数几个主成分，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不相关（高惠璇，2005）。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辽宁省44个县进行分析，得结果如下：

1．综合经济实力竞争力：提取两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接近80%，说明2个主成分能概括绝大部分信息。第一主成分对地方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四个方面有绝对值较大的系数，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变量的原始含义将它定义为经济支付能力因子，其特征值贡献率高达51.95%。第二主成分包含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变量，将之定义为收入水平因子，并不是决定县域综合经济实力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力：可以提取两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89.56%。第一主成分对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金融保险业比重、高新技术产值比重有解释能力，将它定义为工业化程度因子，特征值贡献率达53.42%。第二主成分代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3．企业竞争力：可以提取三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86.74%。第一主成分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新产品产值率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可以取名为企业的创新与竞争能力，特征值贡献率高达46.94%。第二主成分包含产品销售收入一个指标，第三主成分也只包含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一个指标。

4．人才与科技竞争力：提取两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86.95%。第一主成分结合了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教育支出比重、科技人员平均经费、企业研发经费四个指标，根据其含义，取名为社会知识与技术积累水平因子，特征值贡献率为52.53%。第二主成分代表了万人科技人员数和专利申请数的信息，被称为技术研发能力因子。

5.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可以提取三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81.3%。第一主成分把工业用地产出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万元产值固体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五个指标纳入其中，根据其原始含义将之定义为工业发展的社会成本因子，特征值贡献率为45.92%。第二主成分包括了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人均公共品比例两个指标的信息，被称为城乡福利水平因子，特征值贡献率为18.42%。第三主成分包括了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的信息，称为工业能耗水平，特征值贡献率为16.92%。

6．基础设施竞争力：提取了两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79.02%。第一主成分代表了旅客周转量、公路密度、新增固定资产额、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竣工房屋建筑面积五个指标，可以定义为固定投资水平因子，特征值贡献率为58.1%。第二主成分代表了百户拥有电脑数、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数、电话普及率三个指标，可以视为信息技术普及水平，特征值贡献率为20.92%。

7．发展竞争力：在提取的三个主成分中，第一主成分包括了大部分信息：劳动力流动性、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外贸出口额增长率、出口净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五个指标，根据其含义定义为经济外向程度因子，特征值贡献率为37.37%。第二主成分：恩格尔系数、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千人医院床位数被定义为医疗卫生水平因子，特征值贡献率为16.16%。第三主成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人均贷款余额被定义为社会储蓄水平因子，特征值贡献率为13.87%。

表2 辽宁省县域经济竞争力综合排名

原始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2005，辽宁省统计局。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3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091-01

中国的县制历史久远，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型于秦朝。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一直延续至今，县制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功能与经济作用。从古至今，县域始终是我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立郡县以来，历朝历代无不特别重视县域的治理，治理好县域历来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之策。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最基层，县（市）是国家的根基，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在我们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郡县治，天下安;郡县丰，天下富。

但是，“县域经济”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在过去，县域经济常常依附在大的区域规划中，很少被单独提及。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对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进行重新审视，从更高层面设计与深化改革，更加科学地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经济策略由效率优先转向注重均衡发展;经济布局实现了“由面到点”，即由东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区域总体规划转向局点――县域经济，经济政策更多的表现为由城市经济向县域经济侧重的转换，尤其是“十一五”规划开始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表明发展县域经济成为新的时代特征。2002年党中央发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以来，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步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此前县域经济之所以很少被提及是因为过去的县域经济更多表现为农业经济，缺乏作为个体研究发展样本的意义。现在意义上的县域经济已不局限于农业经济，它是一种综合的经济形态，而且越来越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跟过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县域经济概念越来越与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等工作结合起来，县域经济内涵越来越丰富，充满着活力，蕴涵着希望。随着我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命运与前途。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四化同步关键在县域，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一方面县域经济既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又有独立的功能系统;既有城市经济特征，又有农村经济特色，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扩大内需增长潜在的市场，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主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从统筹城乡的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统筹发展的重要环境和着力点，是直接操作的平台，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县域是城镇化进程的主战场，它不仅被认为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关系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

更为重要的是，在未来县域经济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将更加多元和深刻。一方面，它作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肩负着产业支撑的重任。另一方面，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会议的要求，县域有相当一部分还要保留农村的形态，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任。所以，并不夸张的说，中国已进入了县域经济时代。县域经济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日渐突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科学地落实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的现实课题。因此，深刻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顺应县域经济发展趋势，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从而推进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县域经济腾飞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县域经济，就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重要推动，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也就是说，首先，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其次，县域经济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资源禀赋相关联。再次，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具有开放性。最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县域经济不等同于城市经济，也不同于农村经济，包含着丰富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

一、县域经济不是“干部经济”，而是市场经济

县域经济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与政策引领，更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协调作用，“两只手”要各归其位不能偏颇。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规范确立“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与“看得见的手”的指导性作用的关系。县域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不是“领导干部经济”，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关键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县域经济在许多地方出现“翻烧饼”现象，呈现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指标经济模式，就在于县域经济在发展思路上受决策者的影响很大，由于领导决策层的不断更换，在发展思路上缺少长期规划，发展规划随着决策者的更换而反复变化，出现了“多变型”的县域经济。不是以市场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而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去创造所谓的“洼地效应”，一个决策人一个思路，这种发展不会稳定更不会持久。发展县域经济要科学规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政府着重进入“市场失灵”领域，从根本上解决“越位”、“缺位”等问题。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让所有人充分发挥创造潜能，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形成“老百姓经济”。

二、县域经济不是“诸侯经济”， 而是开放经济

县域经济是市场化决定的区域经济。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其行政区域为组织范围，以当地的资源、地理条件为发展经济的基础，经济发展相对独立。县域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这一特定区域进行，县域的经济管理权限也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区域界限明确。但是县域经济并不是只能布局于县域这个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不能画地为牢，在小圈子里搞“鸟笼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县域经济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没有国界，更没有县界。县域经济是开放型经济，而不是封闭的“诸侯经济”，更不是县域各乡镇经济的简单相加。县域管理是有边界的，但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流向则顺应市场的规律。县域经济不是行政地理空间范畴，而是经济区域的概念。许多地方出现“政府经济圈”现象，就在于发展县域经济囿于一个县域行政边界之内设计、运作。结果导致县域经济结构雷同，发展路子类似，在政策优惠上互相拼杀，在资源整合上互相掣肘，在产业区域分工上不协调等。县域经济是一个区域性、开放性兼备的经济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与县之间，县与大中城市之间相互辐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新态势日益加深，县域经济的外延发挥必将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范围。县域经济要适应市场竞争和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全国范围乃至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跳出县域边界范围发展经济，将县域经济与区域经济融汇，从区域发展空间入手来谋划自身的发展，确立竞争优势。经济发达县的一条普遍的经验就是发展县域经济把培育支柱产业、培育专业市场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顺应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和开放型经济的思路来提高区域块状经济的发展水平。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4

一、评析原理

第一，评析意义。城镇化的本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现代化水平。

第二，评析原理。目前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单一指标法，通过一个最能反映本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定量描述城镇化水平。国际和国内的通用方法是计算城镇人口比重，尽管这个指标较好地描述了人口向城镇聚居的状况，但由于体制上的差异，直接用这个指标测量我国的城镇化存在很大问题。二是综合指标法，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小城镇建设，而是伴随工业化过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地域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科学评价某一地域的城镇化水平时若只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反映城镇化程度，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因此，本文将采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建立并运用分层次评价模型及相应指标体系，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分异特征进行测度分析。

二、评析模型与方法

（一）评析模型

城镇化是大部分农村人口逐步脱离农业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与数量增多、非农产业获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进而引起农村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乃至思想观念变化的动态过程。有鉴于此，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基本原理，可以构建包含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四方面的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分层次综合测评模型：

u=a×p+b×c+c×j+d×i ①

①式中：u、p、c、j、i分别表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a、b、c、d为权数，且a+b+c+d=1。

（二）指标体系

基于前述测度原理和模型，建立起由综合层——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内涵层（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和指标层的三层架构。其中综合层起导向和约束作用，以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u）加以表征；内涵层旨在明晰县域城镇化的多维内涵支撑，分别以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p）、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c）、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j）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i）加以表征；指标层则包括了依据上述原则与思路所选择的11个具体指标（见表1）。

（三）评析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指标间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屏蔽效应，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规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正规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变换，其公式为：

bi=（ii-imin）/（imax-imin）②

②式中：b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标准值；i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值；imax、imin分别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最大和最小值。

2、分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内涵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因此，加权平均分析法来分别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相应的算法公式为：

p=0.3×u1+0.4×u2+0.3×u3 ③

c=0.4×u4+0.3×u5+0.3×u6 ④

j=0.4×u7+0.4×u8+0.2×u9 ⑤

i=0.5×u10+0.5×u11 ⑥

3、合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综合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将公式①中的a、b、c、d权重值修正为0.2、0.3、0.3和0.2，据以进行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即：

u=0.2×p+0.3×c+0.3×j+0.2×i ⑦

三、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一）数据采集处理

由于部分相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存在一定时序不连续性，本文主要对2008年度海南经济特区16个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异特征进行评析。数据以《海南统计年鉴2009》（海南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为主要采集来源，并与16个县域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相互校验，从而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上述处理步骤，根据公式②-⑦可以计算得出16个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见表2）。

（二）分异特征分析

结合表2中的海南经济特区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及排名，按照0.4及以上、0.3-0.4、0.2-0.3、0.1-0.2的分级标准，将2008年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分成四个量级（见表2），并绘制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示意图（见图1），据以考察和分析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1、差异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县域个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排名第一位的昌江县（0.4900）与排名最后的乐东县（0.1370）综合指数差距达0.3530。二是量级群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各量级之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群体性差距也分别达0.1045（ⅰ、ⅱ量级之间）、0.1005（ⅱ、ⅲ量级之间）和0.0591（ⅲ、ⅳ量级之间），而ⅰ、ⅳ量级之间平均综合指数差距则达0.2641。

2、失衡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指数具有一定失衡性。首先是内部结构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内涵层指数排名位序存在一定程度错位。其次是地域空间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地域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分布着3个ⅰ量级县域（文昌、琼海和万宁市）和2个ⅱ量级县域（陵水和保亭县），而且都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市县；西部只有1个ⅰ量级（昌江县）和1个ⅱ量级县域（东方市），这两县市都是海南经济特区由来已久的工业强县。余下的大部分ⅲ、ⅳ量级县域则大致处于中间过渡地带（见图1）。

3、线路趋向性。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大都临近线路（东西线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东西线海榆公路）分布，而且除定安县为内陆型县域之外，其余8个均为临海或滨海县域，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交通线路和海岸线趋向性（见图1），表明交通线路（陆、海）及其衍生区位条件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助推因素。

4、反垂直地带性。7个较低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ⅲ、ⅳ量级）近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乐东县除外），尤其是中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也基本分布在周围的沿海滩涂地带（定安县除外），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反垂直地带性，即海拔高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低（见图1）。表明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地形仍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并成为县域乃至全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5、中心趋向性。由图1可以看出，地处海南岛北端的海口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周边的文昌市、定安县和澄迈县3个县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均较高，均属于ⅰ、ⅱ量级，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和第6位。地处南端的三亚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旅游、创意经济中心，其周边的4个市县城镇化综合指数也较高，尤其是陵水县和保亭县，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属于ⅱ量级，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9位。这表明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中心趋向性，即临近区域中心城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亚作为新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对周边市县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差异性、失衡性、线路趋向性、中心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构成了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分异特征。这既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来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客观结果，也是深入和准确探究未来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尤其是城镇发展努力方向和障碍因素的认知起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的差异性与失衡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均衡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任务；而中心趋向性、线路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周边市县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推动交通线路沿线市县发展等未来地区城镇发展的努力方向和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1、赵显洲.基于城市化本质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j].北方经济,2007(7).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5

关键词：空间结构模式 因子分析 空间统计 空间变差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对县际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能够更详细地了解区域差异的特征，为更准确地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广东县域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一）数据选取

本文采用广东省2009年统计资料，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财政收入、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人均GDP、面积等六个指标为基本分析变量，对广东省67个县市进行空间结构模式分析，探索空间集聚的规模和程度。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

（二）概括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对变量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因子提取，而后进行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选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载荷矩阵。结果显示，前两个主成分变量解释的累积百分比达到75.51%，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公共因子在人均GDP、第二产值比重、GDP、财政收入上的载荷值都很大，可视为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因子；在面积和总人口上有很大载荷值，可视为规模因子。

图1表明：一是广东省县域的经济因子值的频率分布是偏态的，数据背离中心性，形态缺乏对称性；规模因子值的频率分布接近正态分布；二是经济因子值分布的区间大于规模因子，说明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于县市规模的分异程度；三是经济因子的峰度系数为11.72，有较广离群分布的“肥尾”特征，更具有较窄集簇分布的“尖顶”特征，规模因子的峰度系数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小，说明规模因子的值相较于正态分布相对分散，左侧有拖尾特征，但程度较弱；经济因子的峰度系数大于规模因子，说明少数县、市的经济变异程度较大，但大多数县域经济指标呈集聚式分布。

（三）县域空间结构模式分析

本文分别利用Moran`s I指数和Geary`s C指数作为检验变量间互相依赖水平的指标，探索广东省县域空间分布的结构特征。

1.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由表1可知，规模因子具有空间正相关性。规模因子的Moran`s I和Geary`s C的估计值分别是0.2060和0.7793，属于正相关范围，且相关性显著。这意味着广东省县域之间的规模因子在空间上呈现为一种集聚现象。经济因子比规模因子具有更强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经济因子的Moran`s I和Geary`s C的估计值分别是0.4267和0.5332，相较于规模因子检验值接近于空间不相关临界值0和1，经济因子的检验值显示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且P值说明了相关性的显著。经济因子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即高值区域与高值区域相邻，低值区域与低值区域相邻。

2.局部自相关测度。为了进一步探索区域单元上的经济因子与相邻局部小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采用局域空间关联性指标Local Moran`s I来测度其相关性。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6

一、评析原理

第一，评析意义。城镇化的本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现代化水平。

第二，评析原理。目前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单一指标法，通过一个最能反映本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定量描述城镇化水平。国际和国内的通用方法是计算城镇人口比重，尽管这个指标较好地描述了人口向城镇聚居的状况，但由于体制上的差异，直接用这个指标测量我国的城镇化存在很大问题。二是综合指标法，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小城镇建设，而是伴随工业化过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地域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科学评价某一地域的城镇化水平时若只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反映城镇化程度，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因此，本文将采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建立并运用分层次评价模型及相应指标体系，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分异特征进行测度分析。

二、评析模型与方法

（一）评析模型

城镇化是大部分农村人口逐步脱离农业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与数量增多、非农产业获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进而引起农村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乃至思想观念变化的动态过程。有鉴于此，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基本原理，可以构建包含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四方面的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分层次综合测评模型：

U=a×P+b×C+c×J+d×I ①

①式中：U、P、C、J、I分别表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a、b、c、d为权数，且a+b+c+d=1。

（二）指标体系

基于前述测度原理和模型，建立起由综合层——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内涵层（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和指标层的三层架构。其中综合层起导向和约束作用，以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U）加以表征；内涵层旨在明晰县域城镇化的多维内涵支撑，分别以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P）、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C）、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J）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I）加以表征；指标层则包括了依据上述原则与思路所选择的11个具体指标（见表1）。

（三）评析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指标间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屏蔽效应，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规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正规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变换，其公式为：

Bi=（Ii-Imin）/（Imax-Imin）②

②式中：B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标准值；I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值；Imax、Imin分别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最大和最小值。

2、分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内涵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因此，加权平均分析法来分别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相应的算法公式为：

P=0.3×u1+0.4×u2+0.3×u3 ③

C=0.4×u4+0.3×u5+0.3×u6 ④

J=0.4×u7+0.4×u8+0.2×u9 ⑤

I=0.5×u10+0.5×u11 ⑥

3、合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综合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将公式①中的a、b、c、d权重值修正为0.2、0.3、0.3和0.2，据以进行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即：

U=0.2×P+0.3×C+0.3×J+0.2×I ⑦

三、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一）数据采集处理

由于部分相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存在一定时序不连续性，本文主要对2008年度海南经济特区16个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异特征进行评析。数据以《海南统计年鉴2009》（海南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为主要采集来源，并与16个县域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相互校验，从而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上述处理步骤，根据公式②-⑦可以计算得出16个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见表2）。

（二）分异特征分析

结合表2中的海南经济特区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及排名，按照0.4及以上、0.3-0.4、0.2-0.3、0.1-0.2的分级标准，将2008年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分成四个量级（见表2），并绘制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示意图（见图1），据以考察和分析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1、差异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县域个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排名第一位的昌江县（0.4900）与排名最后的乐东县（0.1370）综合指数差距达0.3530。二是量级群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各量级之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群体性差距也分别达0.1045（Ⅰ、Ⅱ量级之间）、0.1005（Ⅱ、Ⅲ量级之间）和0.0591（Ⅲ、Ⅳ量级之间），而Ⅰ、Ⅳ量级之间平均综合指数差距则达0.2641。

2、失衡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指数具有一定失衡性。首先是内部结构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内涵层指数排名位序存在一定程度错位。其次是地域空间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地域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分布着3个Ⅰ量级县域（文昌、琼海和万宁市）和2个Ⅱ量级县域（陵水和保亭县），而且都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市县；西部只有1个Ⅰ量级（昌江县）和1个Ⅱ量级县域（东方市），这两县市都是海南经济特区由来已久的工业强县。余下的大部分Ⅲ、Ⅳ量级县域则大致处于中间过渡地带（见图1）。

3、线路趋向性。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大都临近线路（东西线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东西线海榆公路）分布，而且除定安县为内陆型县域之外，其余8个均为临海或滨海县域，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交通线路和海岸线趋向性（见图1），表明交通线路（陆、海）及其衍生区位条件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助推因素。

4、反垂直地带性。7个较低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Ⅲ、Ⅳ量级）近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乐东县除外），尤其是中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也基本分布在周围的沿海滩涂地带（定安县除外），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反垂直地带性，即海拔高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低（见图1）。表明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地形仍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并成为县域乃至全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5、中心趋向性。由图1可以看出，地处海南岛北端的海口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周边的文昌市、定安县和澄迈县3个县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均较高，均属于Ⅰ、Ⅱ量级，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和第6位。地处南端的三亚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旅游、创意经济中心，其周边的4个市县城镇化综合指数也较高，尤其是陵水县和保亭县，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属于Ⅱ量级，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9位。这表明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中心趋向性，即临近区域中心城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亚作为新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对周边市县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差异性、失衡性、线路趋向性、中心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构成了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分异特征。这既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来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客观结果，也是深入和准确探究未来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尤其是城镇发展努力方向和障碍因素的认知起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的差异性与失衡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均衡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任务；而中心趋向性、线路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周边市县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推动交通线路沿线市县发展等未来地区城镇发展的努力方向和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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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的特征例7

县域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属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通常说来它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县域经济的发达与否最能折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苏北地区5个省辖市，24个县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根据江苏省苏北地区的特点，充分考虑资料的可得性及客观性，建立体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开放程度、人才资源和环境保护这五方面内容共1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一、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的基本步骤如下：

一是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指标（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二是确定因子变量。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来确定主因子的个数。三是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够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四是计算各县、市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

二、数据处理和分析

根据spssl6.0运行结果，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情况如表2所示。kmo给出了抽样充足度的检验，是用来比较相关系数数值和偏相关系数是否适中的指标，其值越接近1，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bartlett检验用来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时是否是单位阵，如果结论是不拒绝假设，则表示各个变量是各自独立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此时的kmo值为0.771，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bartlett球形检验sig.的取值是.000，表示拒绝该假设。

三、确定公共因子和载荷矩阵

对上述选取的18个指标，运用软件分析可得到18个指标的相关矩阵及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3）。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选出三个主因子。计算结果为：旋转前的3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个公共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61.998%，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9.586%，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9.092%。

由于计算原始指标的初始载荷矩阵发现各个因子的典型代表指标不是很突出，其实际意义难以得到合理解释。故需对因子进行旋转，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经过25轮正交旋转，因子旋转不改变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旋转后的3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主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53.582%，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35.653%，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18.281%。

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1主因子在x4、x6、x7、x8、x9、x10、x11、x14、x15指标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依次是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中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统称之为县域经济实力因子；第2主因子在x14上载荷较高，这指标是反映县域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称之为县域经济活力因子；因此我们第3主因子在x17指标上载荷较高，称之为县域经济环境因子。

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县域经济可持续实力因子f1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37.811%，故其权重为0.37811；县域经济可持续活力因子f2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的35.653%，故其权重为0.35653；县域经济可持续环境因子f3的权重同理为0.18281，3大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贡献率为80.677%，分别计算各个县、市的综合因子得分并排序，得到江苏省苏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f=（37.811*f1+35.653*f2+18.281*f3）/80.677

从总得分来看，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淮安市排在前4名，得分为正。其中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的得分又遥遥领先于第4名淮安市，领先幅度分别在1.1和0.9分以上。从因子来看，盐城市是29个县、市中唯一3个主因子得分均为正的城市，可以说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各方面发展都十分均衡。连云港市除了在第3 因子得分不甚理想、其余因子得分均较高，尤其是在第2因子得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而第2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开放程度，从这个角度看来与连云港市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而徐州市在权重最高的第1因子得分极高，领先于盐城市2分左右，由于在第2因子上的落后，也使徐州市在总分上稍稍逊色于连云港市，但是还是能见徐州市经济实力的优势（见表4）。

苏北县域经济之间产业结构、产业构成都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要充分考虑原有产业基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充分利用县域资源、地缘、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项目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特色经济，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和工艺，注重增加科技含量，由过去的初级加工向深度加工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又依靠区域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各县主导产业之间形成互补、联动。这种基于不发达县域之间的集群可以有效地培育县域工业基础，改善投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是苏北县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形成统一市场的必由出路，也是苏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合理途径。

参考文献：

1、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2).

2、沈正平,翟仁祥,李九全.中国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4(4).

3、赵莹雪.广东省县际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3(4).

4、陈俐谋.重庆市县域综合实力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8

关键词:县域投资环境 评价 空间差异

投资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拥有的影响和决定投资运行系统健康成长并取得最优(预期)效应的各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有机复合体。根据对象的差异,投资环境研究可分为面域投资环境和点投资环境研究两种。点投环境的研究是区域投资环境研究的基础。县域作为区域经济的基本单位,可以抽象为点。对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并从空间上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各个县域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在空间上的差异,为从宏观上进一步改善各县域投资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

(一)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结合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的发展现状,按照全面性、科学性、差异性、系统性、综合性、可比性及可量化的原则,以湖北省76个县级行政区划(包括39个县、21个县级市、3个省直管副地级市、12个县改区、1个林区)为研究对象,并综合各专家的意见,选取了6大类、16小类,共37个指标作为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按照1-5的等级进行赋值;按照“是”为5,“否”为1的方法赋值。其他指标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08》。

(二)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原因是县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众多,计算复杂,根据投资环境的系统性,不同属性的因子又相互关联。而且,投资环境具有主导性,某些居主导地位的因子指标,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投资环境的本质特征。因子分析法的步骤是:首先构建原始指标矩阵,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求解协方差矩阵,利用计算出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以及方差贡献率。再次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和特征值选取主因子数,并计算第K个因子的载荷。最后由因子载荷矩阵和标准化后的指标值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县域投资环境竞争力的综合得分。

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及空间分析

(一)评价结果

运用SPSS13.0,按上述步骤对数据进行处理。根据特征值大于1,以及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出了前13个主因子F1～F13,这13个主因子有较大载荷且能够解释总方差的86.125%。接着以主因子的特征值作为其权重计算投资环境得分:

S =12.014F1 +3.242F2 +1.777F3 +1.669F4+1.627F5+1.601F6+1.581F7 +1.482F8+1.460F9+1.446F10+1.443 F11+1.287F12+1.237F13

经过计算得出湖北省76个县域投资环境得分排序(见表2)。

(二)空间分析

湖北省各县域投资环境得分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和沿交通干线指向性,这与湖北省的地形结构特征和县域经济发展程度较为吻合,呈现出由中部地区高,两边低,由中心平原区向四周山区递减的梯度变化分布特征。

江汉平原、交通干线和长江沿岸和中心城市周边是投资环境好的县域集中分布区。投资环境得分在60分以上的28个县域,绝大部分都位于长江、汉江和汉丹铁路线组成的“Y”形区域内。这一区域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基础条件较好,交通便利。虽然有少数县域不在这一区域内,如麻城市,但是其发展成为京九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在这28个县域中,有9个是湖北省投资环境最好的县域,得分在80分以上,占总数的11.84%。其存在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位于城市周边,如潜江、仙桃、天门、孝南离武汉市只有一小时车程,江夏、黄陂是武汉的两个郊区,大冶、曾都、松滋也都分别靠近黄石、襄樊和宜昌这三个湖北副中心城市。

得分在40-60之间的县域有29个,占总数的38%。其投资环境在湖北属于中等水平,主要分布在鄂东、鄂南低山丘陵区和鄂西江汉平原向大巴山地过渡区域。这些县域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第一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制约了投资环境的提高。但由于交通等条件的改善,促使其投资环境也相应得到优化。如京九铁路的贯通,使位于大别山区的县域与外界的交流增强,招商引资获得巨大发展。

另有19个县域得分在40分以下,是湖北投资环境落后的地区。从空间分布来看,这19个县域中,有15个分布在鄂西山区,并且多是部级贫困县。这些县域山地面积广大,基础条件很差,交通十分不便,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其他4个县域中,崇阳县和通山县也同样由于位于偏远的鄂南幕阜山区,投资环境改善有限。而团风和江陵两县则是分别从原黄冈地区和荆州市新成立出来的,经济起步较晚,从而导致投资环境落后的状况。

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空间优化对策

江汉平原上投资环境较好的县域,应加强对周边大城市的依托,以网络化开发为主导模式。这些县域在投资环境各要素的建设上,要始终与各大城市相衔接,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分享大城市经济辐射带来的好处,从而提高自身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处于中等的县域,要紧紧抓住交通条件比较优越的特点,采取点轴开发模式。具体来讲,鄂东大别山区的县域要进一步发挥京九铁路带来的优势,随州、襄樊周边县域要围绕汉江与汉丹线提升投资环境,宜昌、荆州附近的县域要紧紧依靠长江这个一级轴线,襄樊-宜昌之间的县域投资环境的发展则需要焦枝铁路的带动。

投资环境较差的县域,应该选择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乡镇作为突破口,培养投资环境建设极点。然后以这些极点为中心,沿交通轴线向周边乡镇扩散,从而带动全县的投资环境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等。

参考文献:

1.邓宏兵,张振二.区域投资环境研究[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1

2.周玉翠,廖荣华,冯灿飞.湖南城市投资环境比较研究[J].热带地理,2003,23(1)

3.陈文成.县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及评价方法[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05,23(4)

4.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4,(2)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9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13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17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贫困问题所困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力度，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1978-2000年，在体制改革、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和八七扶贫攻坚三个阶段后，中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数由2.5亿减少到3000万，基本实现了到20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挑战。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强调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加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部级贫困县是国家实施经济扶持的县级行政区特定称谓，研究其经济发展效益时空差异是科学制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1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贫困地区形成原因和反贫困政策的研究主要从财政、金融政策着手。樊丽明等，张克中等，储德银等从财政分权和政府转移支付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李似鸿、王小华等研究了金融供给和农村信贷等金融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张立冬、谢婷婷研究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与反贫困的关系。章元等总结了中国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中，降低贫困的经验，认为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附加值低的农业未必是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好方法。中国需要通过城市倾向政府推动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让贫困农户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蛋糕”。上述研究主要是利用省层面的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对贫困和反贫困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王艳慧、钱毅乐等以连片特困区扶贫终点县为例研究了县级层面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潘竟虎、贾文晶等对中国部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进行了研究。周侃，王传胜等从贫困地区资源承载能力的角度对贫困县进行地域类型识别，提出了差别化的脱贫政策建议。上述研究考察了部分或全部部级贫困县。对部级贫困县的相关问题从空间分异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实际上，贫困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效率偏低，单位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不高。但是，目前没有研究从全部贫困县出发研究贫困县发展的效率。

本研究从发展效率角度出发，以592个部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投入一产出指标体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以GIS作为空间计量测度工具，分析县域经济的发展效率空间分异与时空演化，以期为精准指导贫困县域地区经济的高效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了便于了解国家贫困县整体经济差异，分别选取了2002年和2013年公布的592个贫困县名单中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投入主导型测量方法。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从业人员人数和用地面积及县域人口四个投入指标，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生产的资本投入量，人口和单位从业人员人数衡量生产的人力投入量，用地面积衡量城市生产的土地投入量。产出变量选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贫困县的总体经济效益。

所有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县域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等。县区界线、县城位置等获取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400万数据库。

2.2研究方法

2.2.1数据包络分析（DEA）

本文采用基于投入导向的变动规模报酬DEA模型（BCC模型）：

其中，0为标量，它所表示的经济意义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投入技术效率TE，λ为I×1常数向量；1≤Φ

2.2.2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

ESDA是得到学界认可的较为理想的数据驱动分析方法，已被广泛用于区域差异的研究中。

引入Getis-OrdG*i来判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高值与低值集聚状况。

Getis-Ord局部统计可表示为：

其中xi是要素j的属性值，wij是要素ij之间的空间权重，n为要素总数，且G*i统计是得分，因此无需做进一步计算。

2.2.3加权标准差椭圆（SDE）

SDE可以从中心性、展布性、密集性、方位和形状等五个维度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整体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过程。SDE面积反映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范围；SDE中心反映经济要素空间分布整体在二维空间上的相对位置（重心）；长轴的方向（方位角，即正北方向与顺时针旋转的长轴之间的夹角）反映其在二维空间上展布的主趋势方向；长、短轴的比值可以体现要素空间分布的形态；单位标准差椭圆上分布的空间要素总量可以体现其在二维空间上展布的密集程度。

3部级贫困县发展效率区域差异时空分析特征

3.1部级贫困县分布变动

图1为2002年与2012年两年592个部级贫困县的分布情况。

比较调出的县与调入的县主要所在的省份以及调出调入县的个数，会发现内蒙古、陕西和山西这三个省同时进行着贫困县的调出与调入，而且{出与调入个数相当。调整后的部级贫困县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按所属省区来看，云南最多，其次是陕西和贵州。

3.2总体分异特征

本研究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和加权标准距离方法，基于592个县域的空间区位（经纬度），用该城市的对应效率分量要素指标值表示相应的权重，计算各城市效率的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和标准距离，以表征其空间格局，并通过对比不同时期标准差椭圆各分量的变化，探索中国城市效率空间格局变化的时间演进特征。

SD面积反映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范围；SDE中心反映经济要素空间分布整体在二维空间上的相对位置（重心）；长轴的方向（方位角，即正北方向与顺时针旋转的长轴之间的夹角）反映其在二维空间上展布的主趋势方向；长、短轴的比值可以体现要素空间分布的形态；单位标准差椭圆上分布的空间要素总量可以体现其在二维空间上展布的密集程度。

由图2可知，通过标准差椭圆5个维度的前后对比，可见相对于2002年，2012年标准差椭圆的分布方向向北旋转6°，形状相似度较高，规模略微增大，其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这说明贫困县覆盖面积的增大，也体现了扶贫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

2002年DEA有效的46个县级单位主要位于以下三大区域（见图3）：①青藏地区，包括青海省6个县级单位，自治区3个县级单位，以及青海四川交界处的得荣县。这一区域贫困县的特征是基本全部为藏族聚集区，人口非常稀少，人口最多的县也不超过五万人。区域经济特色比较明显，总体人口和资源投入比较低，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相对较高。②燕山一太行山区、吕梁山区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主要包括河南省的3个县，河北的7个县和山东的5个县。这一区域贫困县的特征是人口数量比较多，大部分县人口达到一百万左右。这一区域通过充分挖掘人力资源优势，经济发展态势得到了初步的改变。③西北高原地区，主要包括陕西3个县，内蒙古自治区5个县级单位、甘肃2个县级单位和山西省1个县级单位。这一区域贫困县的资源比较丰富，部分地区通过资源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到2012年，上述46个DEA有效的县级单元已经有33个县退出了部级贫困县的范围，其比率要远远高于总体的比例。2002年DEA综合效率排名后20位的县级单位中，主要集中在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包括甘肃省的4个县；山西省的3个县；陕西省的2个县；宁夏的2个县。上述地区资源比较匮乏，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使得该区域发展效率低下。到2012年上述20个DEA综合效率靠后的县级单位只有5个退出了部级贫困县范围，远远低于总体的比例。

2012年DEA有效的45个县级单位主要分布在以下四个区域：①四川青海交界处。其中包括四川5个县，青海2个县。这一区域也基本上是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集聚区，人口相对稀少，区域经济特色比较明显。人口和资源投入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效率较高。②燕山一太行山区、吕梁山区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主要包括河南6个县，河北3个县。原来这一区域的山东省已经全部退出了部级贫困县范围。这一区域的特点是人口非常集中，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经济发展效率也相对较高。③西北高原地区，主要包括陕西省5个县，山西省4个县，甘肃省2个县，以及新疆自治区3个县级单位。这一区域的基本特征是煤炭等资源比较丰富，通过资源开发推动经济增长较快。④云南省共5个县。云南省主要依靠发展旅游等特色经济使得上述部级贫困县通过较低的投入获得了经济较高的增长。2012年DEA综合效率排名后20位的县级单位主要集中在贵州和甘肃两省，其中包括贵州8个县，甘肃6个县。这两个地区贫困县最大的特点是特色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发展缺乏产业支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综合2002和2012年部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效率的情况，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①特色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部级贫困县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贫困地区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利用好上述资源可以促使贫困地区真正实现经济的成长发展。②贵州、甘肃两省成为中国未来扶贫开发的难点所在。这两个省份地理位置闭塞，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贫乏，缺乏可以支撑经济内生发展的支撑。

3.3局部自相关性分析

为分析部级贫困县在空间上的相互关联类型，依据样本县与其相邻县的空间关系，在5%显著水平下，把各县归为下述4类（见图4）：①HH型。县域自身与相邻县域经济发展程度均较高，二者呈正相关关联。或称扩散型。②LL型。县域自身与相邻县域经济发展程度均较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联。或称萧索型。③LH型。县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而相邻县域发展程度较高，空间上表现为中心低而四周高的负相关联特征。或称空心型。④HL型。县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相邻县域发展程度较低，二者负相关关联性显著，空间上表现为中心高而四周低的关联特征。或称极化型。从县域数量分布来看，2002年LL型>HH型>HL型>LH型。2012年是LL型>HH型>HL型>LH型，与2002年相比，类型排序没有变化。

2002年扩散型县相对集中三大区域，包括青藏高原地区、内蒙古中部地区、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山地平原区。2012年扩散型县相对集中在青海四川交界区、山西内蒙古陕西三省相互交界区域。这些区域与当年DEA有效区基本重合，这说明DEA有效区有比较明显的空间邻接效应。

2002年萧索型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六盘山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2年萧索型主要分布在滇桂黔石漠化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相比2002年，2012年萧索型区域的面积有所减小。萧索型区域基本为集中连片特困区。

空心型和O化型的县域数目均较少，空间分布也趋于破碎化和分散化，无明显特征。

3.4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可进一步侦测出空间集聚的明显位置及区域相关的程度，找寻哪个县域对于全局空间自相关的贡献度更大，并可揭示Moran's I的全局自相关在何种程度上掩盖了局部的不稳定。本文分别计算了2002和2012年各县域人均GDP的局域空间关联系数Getis-OrdG*i，并借助ArcGIS软件将结果空间化。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对两个年份的局域G*i统计值进行聚类，划分为热点、次热、次冷和冷点区，得到经济差异空间格局的热点演化图（见图5）。

整体来看，2002-2012年间，部级贫困县县域经济的热、冷点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2年，热点分布范围较小且相对集中于晋冀鲁交界地区。2012年的热点区分布则相对集中，原有的热点区几乎全部存在，新的热点区大都由次热点区转变而来，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等西北连片区、青海以及四川与青海交界区。2002年的冷点区存在四大片，其一是陕甘宁为核心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其二是云贵川广交界地带的高原山地区；其三是南疆地区，其四为内蒙古北部和黑龙江南部地区。冷点区在10年间也有大幅缩小的趋势。2012年冷点区空间上大幅缩小，分布更趋于碎片化且主要分布在滇桂黔石漠化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区。陕甘宁为核心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冷点转化为热点及次热点。2002-2012年热点和冷点分布区域的大幅度调整说明经过长时间的扶贫开发以及贫困县自身发展环境的改变，部级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态势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4结论

本研究综合利用加权标准差椭圆（SDE）、局部自相关性分析、Getis-Ord G*i热点分析等方法对2002年和2012年592个部级贫困县经济增长的DEA综合效率进行了空间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相对于2002年，2012年标准差椭圆的分布方向向北旋转6°，形状相似度较高，规模略微增大，其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说明部级贫困县覆盖的面积在扩大，扶贫开发的政策在不断完善。西南地区成为目前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县域经济的特征例10

中图分类号：F1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46―06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县域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板块或区域经济单元，是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一种区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具体说县域经济是在行政县地域范围中，对内以县城为中心、以村镇为轴点、以农村为落点独立发挥综合经济功能的宏观经济单元；对外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具有灵敏反映的微观经济单元。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独特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关注和研究，县级行政区域潜在的经济功能作用开始得到发挥。“县域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被写进党的文献，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提高农民收入中起着关键作用。

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在于根据县域自身的综合优势或独特优势，遵循一定的经济理论合理定位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以加快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由于历史、经济、资源、人文、区位和市场等经济要素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性，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仅是发达县域经济和欠发达县域经济存有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各个县域经济发展也极不一样。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就存在着比其他欠发达县域更为突出的贫困和环境问题。因此，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就存在特殊性。以此为研究目的，本文试图利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贵州民族县域的经济特征，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角度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进行探讨和实证分析。

一、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分析

贵州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是一个相对概念，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献中，欠发达包含有比较的意思，即有些是比较发达的，有些是比较不发达的，而且隐含着有潜在的，目前尚未开发的能力。所谓欠发达地区，根据陆立军教授的观点，是指受历史、区位、观念等条件的限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但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具有较大潜力，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尚未受到严重破坏，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有可能实现高速发展的区域。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相对一般欠发达地区而言更为落后。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成份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毛南、蒙古、仫佬、羌、满族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1477．55万人，占贵州总人口的37．85％，是全国少数民族超过千万的三个省区之一。200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1．065％，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6．12％，而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人均GDP，又仅为全省的84．24％，一些民族县域如平塘县人均GDP仅仅只有全省的46．62％。贵州人口密度高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8亩，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的59．67％，城镇化水平比全国低16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比全国滞后10到18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有限。贵州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1170米左右，全省境内山峦起伏，地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景观独特，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原山地区域。历史上，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地带，喀斯特式贫穷和山区型资源环境是形成县域经济特征的基本元素。据此，对民族县域经济特征进行分析，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人均可耕地少、传统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规模发展的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效率低，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主要目标；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的状况，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平台过小；城镇化进展缓慢，二元经济明显，农民增收困难，贫困群体庞大；人力资源素质低，主要是农民文化素质低；离中心城市较远，受幅射影响弱；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市场观念薄弱；还有就是地面资源优势趋同等。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也显现有相对的优势特征。首先是后发优势强，随着交通、信息、市场等要素条件的改善，县域内潜在的特色优势逐渐显现，合理利用比较多样、丰富的资源和抓住相对广阔的市场，县域经济就可以上台阶；其次，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山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而使生态环境尚未被破坏、丰富的自然资源保存比较完好，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再有就是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绕过发达地区走过的弯路，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二、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

所谓县域经济产业定位是指在县域内合理确定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主导产业又叫支柱产业，经济史表明，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总会有某些产业的份额迅速增大，并有较高的生产率、较快的增长速度，以致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必须有相应的经济理论指导，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这些理论要解决诸如主导产业的定位产业、主导产业的定位方向、主导产业的定位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等问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就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体系。由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和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决定，形成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概括为：以产业定位为内核，结合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陷井理论说明了支柱产业的优化选择；产业结构理论说明了三次产业从“一、二、三”向“三、二、一”转移的非农化的发展方向；产业集群理论说明了产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说明了产业的运作方式。其框架结构如下图所示：

1．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比较利益法则，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根据比较利益法则，假定在两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中，即使一个地区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比另一个地区的效率都低(与其他地区相比都处绝对劣势)，仍然存在互利贸易的基础。这第一个地区应当专业化生产和售出绝对劣势比较小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绝对劣势比较大的商品(这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从系统上看可以视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基础理伦。它要解决的是县域经济产业这个子系统在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系统中如 何定位的问题。依据该理论，每一子系统只有找到自己的资源特色并发挥出这种比较优势，才能在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许多实证显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经济环境下，存在着比较优势陷井。从欠发达山区县域看，最容易跌入的陷井有三种：一是急于把优势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对市场的短视，对优势产业错误定位；三是历任县域主官出于对优势产业的偏好和政绩需要，优势产业定位是一任一定。由此，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陷井存在选择上博弈，其结果对产业定位至关重要。

2．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在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转移上，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假设看，发展中国家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一个是传统的、人口众多的、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特征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经济是剩余劳动经济。第二个部门是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这个部门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接受农村剩余劳动的部门。这一模式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提高。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教授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关系的规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深化了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的研究，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众多的研究表明三次产业互为因果，互为市场，彼此存在供求关系，呈“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趋势，转变的动因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般情况，城市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高，农村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低，经济落后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困难，城市消费溢出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三次产业上就是“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和非农方向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

3．产业集群理论。空间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切经济活动在什么地方进行和为什么在这些地方进行均受一定规律的支配。从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外部经济理论和韦伯在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集聚经济理论的提出，到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产业集群概念的提出，空间经济学理论不断地在演进。波特指出：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而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引起广大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经济学研究热点，原因是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存在外部效应、竞争效应、自组织效应、溢出效应等内生动力。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和实践有别于西方建立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上的集群理论，立足于国情和各地的区域实际，形式多样，如浙江县域经济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经济”的区位型产业，即依靠地理条件确定产业定位并构建区域性的产业带或产业集群的方式存在。欠发达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存在着规模小、效率低、投入少、竞争弱等问题，利用好产业经济学的这一前沿理论，借鉴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经验，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

4．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在众多的发展经济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由于“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更为严重地存在，国家(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起发动、组织、指导甚至控制的作用。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政府与市场结合型，政府主导型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规制经济理论强调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规制行为要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和整体福利的增加。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封闭经济转为开放经济，因此，县域经济产业的市场定位超出了地区小市场和国内的单一市场，地区性的产业发展将更多地与国际和国内的大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市场的需求种类和需求弹性选择主导产业并确定产业的定位。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反过来，政府对产业的强力主导也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实行市场运作，要把避免“市场失灵”作为市场运作的基准原则。

三、贵州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平塘县产业定位实证分析

平塘县是典型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部级贫困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815．6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4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1．05％。辖9个镇，10个乡，241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30．0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8．01万人，占总人口的59．91％。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苗族。主要矿产有煤、铁等十余种。近年来，摆脱贫困成了平塘县历届党委政府蝉精竭虑的首要大事，在几年来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加深对县情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的把握和认识，平塘县对县域内支柱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进行了合理定位。

1．在资源禀赋的比较选择上，三次对主导产业进行了优化。从“烤烟、畜牧、旅游”到“畜牧、旅游、烤烟”再到“旅游、畜牧、烤烟”的比较优化选择，这个选择的科学性在于：一是基于对平塘县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比较优势认识，规避了“穷种烤烟”等比较优势陷阱，找准了一条开拓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发展路子。由特殊地质地貌构建的自然生态和民族风情等特色旅游资源构成了平塘五大旅游绝品。①以掌布“救星石”世界地质奇观为主要特色的国家地质公园，②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项目建设优选场地组成的中国最大的大窝凼漏斗群景区，它由岩溶漏斗、落水洞、天坑以及溶洞组成的，既是观赏和研究漏斗的最佳地，又是体验天文科学奥秘的最佳处，③以“玉水不夜天”山水实景剧场演出的卡蒲毛南族风情展示文化旅游，④以甲茶南国风光为主的度假休闲旅游，⑤以拉安峡谷生态为主的体验旅游；二是基于对我国已进入人均GDP1，700多美元时期，“体验经济”和“休闲经济”呈快速成长势态的市场认识。统计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就会产生体验和休闲需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踏入休闲经济发展的门槛。而城市人均GDP要数倍于欠发达地区从而产生消费溢出，成为体验和休闲产业的主要消费源；三是基于对该县地处中心城市省会贵阳的幅射圈内，容易吸引投资和城市的消费溢出的区位优势的认识，目前贵州旅游线路从产品空间分布已形成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的精品旅游线，平塘正处在向南沿伸至广西的绿色喀斯特和布依、水、瑶民族文化旅游线上，交通状况良好。正是这个定位使旅游产业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一举获得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国家地质公园、AA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自然遗产四张“名片”，完成了省内其它景点用二十年才走完的发展 历程，有力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结合县情实施“农业稳县、工业强县、三产活县”的三次产业发展战略。典型的农业经济是平塘县的根本县情，城镇化水平不到10％，2005年，平塘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45：23：32，人均GDP为23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50元。近年来，以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为目标，实现产业结构向“三、二、一”转移的具体措施有：一是依托城镇发展三产。通过设立工业聚集区，扩大城镇规模，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力争县城人口达到5万人，由此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活跃县域经济；二是实施非公经济活县战略。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全县个体工商户2477户，私营企业由2001年的17户增加到34户，非公经济纳税在县级财税收入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三是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2％，对GDP的贡献率为45．19％，拉动经济增长5．41％，是一、二、三产业中拉动力最强的；四是创造条件促进城乡就业。几年来农村劳务输出近5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0．43万人次。平塘县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到“十一五”末，第一产业年均递增2．48％，第二产业年均递增15．1％，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5．48％，一、二、三产业的结构由目前的45：23：32调整为31．2：28．8：40，城镇化水平达到30％的产业结构的非农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