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论文例1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化高速发展社会，有关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决策者们的热切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我们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一、基本情况

XX县位于我省东北部，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中游右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国家一类客货运输口岸和江海联运港口。全县行政区域面积6739平方公里，边境线长249.5公里，总人口8.1万。县辖3镇6乡,73个行政村,5个国营林场，境内还有一个中直企业乌拉嘎金矿，一个省属国营嘉荫农场。XX县是我省北部主要麦豆产区之一。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林业施业区面积550万亩,有林地面积36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境内有大小河流56条，可养殖水面1.8万亩，总体地形地貌为“八山半水半草一分田”。由于开发较晚，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拥有以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和黑龙江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神州嘉荫恐龙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景区，特别是恐龙山曾因出土过鸭嘴龙、霸王龙、翼龙等多种恐龙化石而闻名于世，也因此被称为“恐龙之乡”。20__年被批准为部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20__年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命名。

近年来，XX县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培育壮大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强化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机制，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三色经济”（以“双高”优质大豆种植、水稻种植为主的“金色经济”、以绒山羊产业为龙头的“银色经济”和以民有林为重点的“绿色经济”），实施“三项工程”（工业富县工程、非国有经济强县工程和旅贸兴县工程），实现“三个突破”（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上形成新的突破、在创建优良经济发展环境上形成新的突破、在财政增收上形成新的突破），努力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总体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__年，县属生产总值完成97397万元，同比增长15.6。农业总产值实现64776万元，同比增长11.2。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3830万元，同比增长30.1，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财源建设先进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8399万元，同比增长7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6801元，同比增长8.0。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4380元，同比增长9.5％。

二、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要开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富民强县作为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解放思想、团结求实，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都必须从县情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必须紧紧抓住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专题推进，集中攻坚；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营造环境，改进作风，强化服务；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赢得民心，汇聚合力。这既是工作经验总结，也是今后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把握的基本准则。

尽管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我县地处边陲，开发较晚，无论是从经济总量、人均GDP还是财政总收入与全省先进县市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总量小，竞争力较弱。二是稳定而强大的主体财源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财政收入的增加远滞后于其支出的不断扩张，使得县级财政只能疲于应付人头费用，用于改善城乡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社会事业的资金有限，财力紧张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三是从产业内部结构看，县域传统种植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而优质高效农业占据比重相对较小，尽管近几年效益农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有所发展，但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的普及率不高，导致产出率低，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造成较大影响。四是产业化进程较慢，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发展相对滞后，专业化生产、公司化经营的产业化链条不健全，产业化程度较低，影响了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五是工业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精深加工企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对产业发展的牵动力不强。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以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工作面貌迎接新的考验，全面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三、对策与建议

作为边陲小县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虽然缺少诸多竞争优势，但只要找准县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

（一）立足县情实际，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要坚持县域经济特色型原则，科学选准发展定位，正确把握县情县力，充分发挥资源、地缘和生态等比较优势，围绕优势产业创特色，围绕特色创名牌，从而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 竞争优势的过渡转化。

一是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作为农业县，要立足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新格局。我县全辖耕地总面积131.62万亩，后备土地资源126万亩，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要效益，重点发展优质大豆生产，北药开发，建设生态农业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做大做强特色规模基地建设。

二是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我县拥有33.6万亩草原，636万亩林地，年产大豆、玉米秸杆约30万吨，发展以绒山羊为主的畜牧业优势明显。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提质增效目标，在认真总结和吸取内蒙古养殖绒山羊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效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把舍饲、半舍饲、围栏圈养、划区轮牧和人工种草、青贮种植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地避免林牧矛盾，做到既加快发展又有效保护环境，加快主辐换位进程。同时，从县情实际出发，发挥林业资源优势，将民有林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强力推进，在组织领导、舆论宣传、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等方面全力倾斜，使民有林业得到快速发展。

三是发挥口岸优势。抓住全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的有利契机，积极推动双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扩大出口的有关政策，制定更加优惠的对俄开放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类经济成份开展对俄经贸活动，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拓俄方市场，开展木材采伐、农业劳务合作等贸易活动。将围绕俄方市场需求，以本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积极建设蔬菜瓜果和肉类出口生产基地，与俄方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扩大对俄出口。同时，努力提高嘉荫口岸联检部门的服务质量，降低收费标准，营造宽松环境。

四是突出旅游特色。积极对外宣传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和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依托森林界江、岛屿湖泊、边境口岸、地质遗迹、革命老区、采金生产、鄂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推出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特色旅游线路，开发森林生态游、界江风光游、科普教育游、假日休闲游、脉金观览游、异国风情游及漂流、狩猎、垂钓、游泳、滑雪等多种旅游产品。进一步开发中俄国际旅游，积极开辟稳定成熟的过境游线路，努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和综合接待能力，尽早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将嘉荫打造成集生态旅游与边境旅游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来嘉荫进行科学考察、观光旅游、投资创业，通过人流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实现“以游兴贸、以贸促游”。

五是强化财源建设。按照“围绕经济抓财政”的原则，大力培植财源，重点抓好以农副山特产品、林木和矿产品加工、绒山羊、北药、旅游业等项目为核心的财源体系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征缴方式，加大重点税源、税种、行业、业户的征收力度。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的原则，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使用效益。深化财税改革，建立税收通报制度。进一步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严格返还审批程序，杜绝预算外资金失控、流失现象，使预算内外资金形成合力，保证财政平稳运行。

（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激发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县域经济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增强自身活力的客观要求，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有限的资源要素配置达到最佳状态。

一是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要牢固树立“工业富县”的观念，坚持把推进工业化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要培养出一批农副、山特产品、林木产品、矿产品等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增强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要注重工业产业的结构优化，积极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二是以民营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企业产权改革，以民营化作为发展体制和经济体制创新的方向，依靠机制创新激发经济活力。从观念、资源、政策、环境、措施等多方面寻找差距，放手放胆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研究制定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明确思路和有效措施，真正给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经营、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培植一批加工型、外向型、科技型和规模型民营企业大户，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对上争取技术改造及贴息项目，从市场准入、项目提供、人才输送、维护权益、信息和金融服务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环境。

三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增加非农人口比重。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重点工程，坚持建管并重，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突出城镇的集聚作用，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向城镇聚集，重点突出与种养业、畜牧业等特色产业的配套作用，将小城镇办成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中心，形成贸工农一体化发展，进而推进二次创业的良好局面。

（三）积极改善发展环境，为实现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不是封闭经济，只有打破落后意识，对外开放，主动走出县外引资金、引技术、引人才，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子才能越走越宽。作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边境县份，惟有营造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才能吸引投资者。为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引资与引智、引技并重的理念，把改善发展环境放在突出位置。

一是创新用人机制。要把县域经济发展紧缺人才的引进纳入统一计划，切实营造事业留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氛围。突出强化重德才、重政绩、重公论的用人导向，选准配强县、乡党政正职，优化县、乡班子结构，提高班子中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例，激发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动力。强化县直机关干部与乡镇干部交流，切实提高县乡干部熟悉经济工作成员的比重和各级干部的综合素质。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优化软环境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镇功能，以良好的城市形象，吸引外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筑金巢，引金凤”。要进行市政建设和公益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城镇供热、给排水、供电、道路、环境卫生、绿化美化等基础条件，不断强化对城镇建设的日常监督管理，通过环境改善和城市功能的日趋完备，使嘉荫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引来更多的投资者。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广开就业、再就业渠道，把发展绒山羊养殖、北药开发、绿色食品等优势特色产业，以旅游、边贸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功能，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鼓励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继续实施“4050”再就业援助工程，重点安排特困人员上岗就业，使特困人员的就业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提高低保对象的低保水平，进行分类施保，应保尽保，完善工资统一发放制度，严格审核程序，确保不拖欠在岗职工工资，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工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县域经济论文例2

我国的县域经济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经济单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当前国民经济体系构架中，县域经济仍然占据基础地位，起着不容轻视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有关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不断受到各方关注，其中县域金融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更一度成为讨论和议论的热点话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列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将“壮大县域经济”，“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事项再次提上重要日程。所有这些启示我们有必要把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相关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 一、发展县域经济意义重大 县作为行政建制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据说已有27个世纪的历史， “起源于春秋， 推广于战国，定制于始皇”。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正式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就构成了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两千多年历朝历代无所断废，是最为稳定的国家行政基础，并有着“郡县治，天下兴”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继续实行了县的行政建制。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县还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系统中一个重要层次，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绵长的历史沿革中我国县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000至1600个之间。当代，按不同统计口径和说法：1996年全国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区）的数目为1696个；1999年中国县级总数2109个（又一说，目前我国有近3000个县级单位）。 县域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农村到中心城镇包括县城都属于县域经济的范畴。资料显示，目前2200左右个县域单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一说有10多亿人口生活在县域内），县级经济（不含地级市中的县级区）约占全国GDP总量的70%；从山东省的情况来看，2000年前后全省17个地级市，分辖139个县（市、区），其中县级市33个、市辖区45个、县61个。县级（含市、区）经济多年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80%以上（高焕喜2002.9）。就是在青岛这样一个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范围，其县域经济产值还占其GDP的60%以上（《县级经济管理研究》2002.2期）。可见，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县域经济以其自身的发展支撑着县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它解决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吃饭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当前和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对实现全国十几亿人口都能过上小康生活的奋斗目标，意义深远。 县在我国处于“乡之首，城之尾”，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综合体，是所辖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向上连接城市、向下辐射乡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功能，也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纽带。县域经济作为构成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单元，是一个产业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完整、运行及调控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功能完备的经济系统。其基本特征，一是辖领我国全部农村地区，农业经济据基础地位，是历史造就的我国农民社区的天然领地，从而使得长期以来倍受关注的所谓“三农”问题集中在县域，反映在县域，也必须最终解决于县域；二是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总数的75%在县，全国中小企业中更有近98%之数在县，县域内企业多属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基础深厚，二、三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正是要靠这样的众多企业承担起实现农村工业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历史性重任；三是全国小城镇基本都在县属领域，县城本身就是国家小城镇建设规划中的重点和主体目标，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四是我国东西部以及省域、地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东部一些相对发达起来的县域经济和各地率先转型的县市经济，可以为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很好的示范作用。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充分的机遇，强大的动力，深厚的潜力。 当前和今后，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联，融入其中，受益于 斯。我们看到，十六大报告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论述到农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时，从新的视角积极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指明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还具体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这种跳出农业看农业，着眼城镇带农村的发展大思路，预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前程。城镇化在有效提升县域经济层次的同时，会使金融资源聚集、集中、富集，为县域金融增长提供有利条件。相关资料显示， 1981年时我国有建制镇2678个，2000年为19692个，近20年中增长了7.35倍；镇域总人口从1981年5840万上升到1998年36733万，增加了6.29倍。近10年来，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000多万人，占同期转移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城镇化水平一般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的。2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00年36.22%，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到2001年，我国已有设市城市663个，建制镇近2万个，城镇人口近4.8亿人，城镇化水平进一步达到37.7%。1998年，世界各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而中国当年为3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6个百分点。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水平要从目前的37.6%提高到50%，城镇人口从现在的4.8亿增加到7亿，人均住房水平要从现在的21平方米提高到35平方米。据专家测算，这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资金需求（《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6）。 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城乡发展存在“二元”结构的矛盾。“二元”结构矛盾的重要表象之一是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展迅速而城镇化发展滞后。二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至今尚未解决好“三农”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农村人口比重太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1%，明显高于43.1%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多地少，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因此，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据资料，一国人均GDP水平进入1000—5000美元区间时，也正是一个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走完这个过程，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韩国只用了25年。目前我国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刚好跨入了这一过程。有专家研究认为，在现阶段，城镇化每年可以为农村提供1亿多个就业岗位，每年可以为农村增加7000亿元以上的非农业收入（《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7））；如果经过5到10年的努力，仅使现有每个县城都能发展成为10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全国就至少可以凭此再转移1亿以上农村人口，那将对农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陈锡文 新华社北京2001.4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50%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张卓元 《经济参考报》2002-11-28）。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看，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需要小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信息、资金等服务，另外，中国小城镇与乡镇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乡镇企业的结构升级和素质提高也需要借助小城镇的扶持，只有小城镇上规模上档次，才能带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总之，不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中国的经济就难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发展。 有人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需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大县域经济。我国东西部的差距（也可引申到同一省域范围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从区域经济学上讲，是作为其经济体系细胞单元的县域经济的差距。据报道，在第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将全国2073个县域经济（其中西部有1075个）的基本竞争力划分成从A到J十个等级，从评价结果看，西部的 县域经济在实力最强的A级中只占5%，在最弱的J级中则占86.8%。在行政区划上，西部的县（旗）单位有905个，占西部县级单位总数的84.2%，县域人口比例达81.3%（新华网2002-08-27）。从现实情况看，县域经济在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系中一般属于相对薄弱部位，是影响总体经济发展指标水平的降减因素；但是如果从发展眼光看和辩证分析，这些当前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县域经济，也可能正是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后发优势所在，竞争潜力优势所在，是这些地区实现赶超战略的力量源泉。因此可以说，西部大开发将会历史地逻辑地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正如一位河北省省长前不久所指出的，对于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基础在县，潜力在县，希望在县。” 二、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遭遇金融抑制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县域经济就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近年来，如何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所谓县域经济竞争力实质应该是县域单位通过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以获得比较优势的能力。其中，金融要素在现代县域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中起着核心性作用。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所谓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服务如果不能有效地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金融抑制， 限制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当代社会的资源可以说越来越金融化（以前的资源是很物质化的），人们调动一个社会潜在的资源、经济体系的资源是通过金融体系来完成的（吴晓求2002)。一位外国学者曾针对我国的有关情况指出，在国内市场资源的整合上，金融业可以使城乡经济结合在一起，也可以把中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广泛地推动经济发展，这正是金融业起到的关键作用。种种迹象表明，金融业在哪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强，发挥得更好，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会更强劲、更稳定。推动金融部门的发展就等于是推动稳定，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稳定性起到了很大作用。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人们担心地看到，近年来我国较大范围地并日趋严重地出现了银行贷款向城市集中，以致大量资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这种资源配置显然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县域经济发展受阻，势必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较长时期以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区域，其特征大都表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实际情况表明，所谓投资拉动，对于大多数地方和经常性情况下，是靠信贷资金大量和及时投入的拉动。没有良好的金融环境，没有金融的大力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地方政府调控辖内经济的职能也不会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对于地方经济的投资拉动，除了信贷资金的投入，还可以有财政、民资和外资等方面的投入，但对于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来说，这些投资是可望不可及的或者如同杯水车薪。就县级财政情况来看，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9年中国2109个县级单位中，亿元县有593个，一般县480个，财政补贴县则多达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亿元，平均地方财政收入只有4563万元，严重入不敷出，人均GDP仅为257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3%，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21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3%）。虽然全国县市财政收入已由1994年的9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636亿元，年均增长18.2%。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 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高达60%以上。现在全国城镇县以下的农村，尚且有50％以上的县不能够按时发工资（2003-02-21《中国经营报》）。县级财政基本上还是“吃饭财政”，没多少余力去搞建设。可见总体上县域经济要指望靠大量财政资金投入进行拉动，至少在当前阶段是不具备条件的。但财政不强并不等于在金融方面也将无所作为。因为金融部门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金， 包括众多企事业单位尤其是蕴藏于民间的大量资金， 乃至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外源性融资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如苏北滨海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县，2001年县财政收入不足1.5亿元，但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却发展势头强劲，各项存款净 增10亿元以上，增长16.4%，并且全县农村信用社当年一举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30万元(《金融时报》2002年8月26日) 。又如山东临沂地区在1984年时尚有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贫困村3390个，1985年蒙阴、平邑等六个山区、库区县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扶贫的贫困县。但到1995年，临沂市在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整体脱贫，1999年底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的取得， 固然得益于国家政策及多方面因素， 这当中值得指出的是， 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农业银行临沂分行先后投放8.6亿元的信贷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应该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 近几年临沂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山东省内大体处于中下游水平，而农行临沂市分行的经营业绩在全省农行系统始终位居前列 (据2003年1月2日《金融时报》报道资料) 。 但就是在金融支持方面，近些年来县域经济正遭遇到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发表的《2002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当前县域金融服务仍存在薄弱环节。近4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精简县级支行1782个。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调整，也相应减少了在县级经济中的贷款。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级基本没有机构。股票上市也很难轮到中小企业。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县域经济中的主要金融服务机构。虽然近几年贷款增加较多，但仍无法弥补资金缺口。(《金融时报》2002年8月2日) 人们看到，引发县域金融所谓退潮危机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大举撤并县及县下机构网点，同时大幅度调整信贷资金营运战略。四大国有银行撤并县行，酝酿于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998年，央行“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对四大银行机构的撤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四大银行的退出农村，削减了银行的营业包袱，增强了盈利能力，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所谓农村“金融空洞”的现象。 各商业银行年报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1年间，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由1997年底的15251家下降到2001年末的12529家，减少了2722家。其中，中国银行撤并县支行246家，县支行总数比1997年末减少22%；中国建设银行累计净减少营业网点4000多个，其中削减县及县辖网点3601个；中国工商银行则撤并了8700个分支机构；中国农业银行由于网点最多，因此撤消的网点数量也最多——最多时农行有近6万家网点，目前农行仅余下4.4万家。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统计调研资料，自1997年末到2000年末，全辖（山东、河南）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共减少机构6794个，机构的撤并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下区域，其中支行及支行以下退出机构约占机构减少总数的99.4%。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级及以下机构后，县域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现实情况大体为，县级城市的主角是农业银行，县域乡镇以及农村的主角是农村信用社。而工行、建行、中行等虽然在大多数县级仍保留着支行编制(尚未及撤并，有的已降格)，但已把经营的重点更多地转移至大中城市以及沿海地区。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农业银行的经营重心也一直在不断进行转移：机构设置上，大量撤并农村县以下的营业机构，努力向大中城市增设网点；资源配置上，将内部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等重点向金融资源富集的城区行倾斜；管理机制上，提升系统内经营重心，上移核算单位，上收基层营业所乃至县支行的贷款审批权；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众多乡村小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大客户、行业垄断性客户、城镇高收入群体客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公司客户等。虽然目前看农业银行还是主要以农村业务为主（2000年初，全行各类机构网点5.6万个，各类员工67万人，70%的人员和业务都在县及县以下）。然而近年来从总行到分支行，都在不断考虑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今后的农业银行朝什么方向发展，市场定位在哪里。朱总理2000年4月在江苏考察时提出，农行要逐步从农户、农民个人贷款领域中退出，让出一块市场给信用社。这被看作是为农行调整市场定位和发展思路带来了新的机遇。农总行已经做出决策部署，要逐步构建农业银行自身新的组织体系，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撤并低效网点，阶段性目标是从2000年后的三年内 把达不到保本点的网点全部撤并，而这些基层网点大部分是分布在农村地区。据一份行内文件报告，截止到2001年11月20日，山东省农行系统近三年来共撤销营业机构1832个，基层营业机构总数已由1998年的3946个减少到2114个，精简比例达46.4%。其中设在农村乡镇的营业机构剩下813个，仅占全省农村乡镇总数的47%，且大多位于沿海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营业机构仅有195个，占当地乡镇总数的32%，在个别地区这个占比已不足20%。] 相关资料显示，总量不足仍是当前制约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地区差和农村信贷资产总量不足。近年来，针对内需不足问题，央行采取适度或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农村经济所对应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仍低于城市地区。农业总产值与农村广义货币供应量比率为1：2.3；而工业总产值与城市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比率为1: 2.5。而且，农村信贷资产总量明显不足。农村地区人均信贷水平显然低于农业人口人均产值。 很多人已经看到并指出，在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一个最大的资金“抽取器”是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出县域产生的空缺，似乎被邮政储蓄网点的迅猛扩展填补， 不少基层邮政局将邮政储蓄作为新的业务和效益增长点，邮政储蓄余额急剧上升。据披露，从1986年在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以来，邮储到目前已经发展营业网点2万多个，在全国1700多个县、市实现了通存通兑。2001年邮政系统存款余额为5911亿元，其中3781亿元是从县及县以下吸收的。目前已拥有6100亿元的储蓄额的邮政部门成了仅次于四大银行的第5大储蓄机构。邮政储蓄的发展，并没使农村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农村，还使农村本来紧张的资金外流。有央行官员估算，邮政储蓄金额约有70%来自农村，有4000多亿的资金流入城市，还有一种较保守的估算，邮政储蓄资金30%来自农村，按这个比例计算，农村流出的资金也有2000亿元。邮政储蓄快速扩张的原因就在于其低廉的布点成本和经营成本。它依托原有邮局网点，开设储蓄代办点的开设成本几乎为零，而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坐吃央行的利差。目前邮政储蓄转存央行的利率4.6008%，而据央行估算，目前邮政储蓄组织存款的综合成本约为2.91%，就是说，其净利差收入率在1.69个百分点左右。 此外，由于各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调整中实行系统内信贷权限上交，法人客户贷款审批权集中到二级分行以上，县域内分支机构存差不断扩大，导致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了在储蓄大于投资因而整体上信贷资金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国家银行对县域及农村地区的贷款发放总规模却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部分地区的基层商业银行基本上成了“储蓄银行”，银行将储蓄资金系统内上划并拨付到资金需求大的经济发达区域，从中获取资金利差，而当地企业的合理融资要求却无法得到保证 (2002.6.24《中华工商时报》) 。央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及，县级各类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吸收资金6000多亿元，在农村放贷3000多亿元，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范围吸存后通过系统内上存流出农村的资金约为3000亿元。再从国有银行的贷款结构看，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结果影响到县域地区整体贷存比例下降，显示出农村信贷资金供需失调。 有专家估算，加上邮政储蓄，农村地区每年的资金流出高达5000多亿。有调查发现，豫、鲁、浙三省许多农区60%—70%的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流向城市和工业区。由此使发展县域经济缺少资金的现象更加普遍，贷款难、融资难越来越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对此，有关专家呼吁，应当切实保护县域资金资源，必须尽快建立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 乡镇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它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但近期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据资料，2001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增幅高于全国GDP增长0.7个百分点，但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为6502亿元，比全国各项贷款余额的增幅低5.3个百分点。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30.4%。但2001年，乡 镇企业贷款占全国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5.9%。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现在乡镇企业从其它渠道获得资金也都相当困难。乡镇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经不是某一方面的，而几乎是全面的融资难（新华网2002-08-21《中国经济时报》） 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县域退出应该说是一种市场行为。其动因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出自实行商业化经营的需要。按照经济核算原则，它必须从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和领域退出，而把自身有限经营资源尽量转向金融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和领域，以求获取最佳经营效益。二是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为了应对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可能大举进入，以及国内其它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更多产生和更大扩张，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明显地感受到生存与发展压力，必须抓紧实行经营战略调整，抢占有利阵地，同时通过精简机构网点、裁减冗员等措施改善自身组织机构体系和提高系统管理效率，增强经营实力，以求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三是对外部信用环境恶化和经营风险因素加大做出必要的规避和防范反应。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域企业破产转制过程中，政府鼓励企业逃废金融机构债务，社会信用状况恶化，国有银行的正当利益不能得到保护，促使银行或撤出机构，或决定停止向当地放款以示制裁。如工商银行利津支行因有贷款关系的43户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逃废银行债务现象严重等原因，于1999年9月整建制地退出了该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粗略统计，近年来湖北省襄樊市1250家企业集中破产改制，包括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等湖北省各家金融机构在内的30多亿债权化为乌有，而各家债权银行对破产方案提出异议，均被驳回。又据2002年8月21日《金融时报》报道，在湖北某地，曾经有个地方官员在当地一次企业改制会议上说：“趁企业改制把银行债务一笔勾销。这好比是‘最后一顿晚餐’，不吃白不吃。”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襄樊市是前几年逃废金融债权的重灾区。金融机构把该市列为信用高风险区，并大量收缩授权授信。人民银行报告分析，几年时间，该地区金融机构少投放贷款100亿元。还有前不久有记者对河南潢川县城出现“信用荒芜”的情况调查显示，由于长期来信用环境的恶化，银行几乎停止了对许多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贷款，目前四大银行在该县的支行，只有农行一家还有一些贷款，其余三家均停止了对该县所有企业贷款。一位支行长告诫下属，“麻雀捏死也不要让它飞了”。另一位行长说，“许多个体工商户都是骗子”。再一位行长说，“当前的情况是贷款投一个死一个，所以我们有了资金就上存或者买国债”。（《本周金融信息》2002年25期、29期）] 从理论上说，银行机构一旦不愿放款，就意味着信用创造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经济发展也就丧失了必不可少的外在推动力。可以断言，在一个“逃废债”盛行的地方，不管是一个乡、一个县，还是一个省，绝对不可能有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新华网2002-10-22《中国经济时报》）。 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实行向大中城市战略性转移后，农村金融的重担就逐步落在农信社肩上。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及县联社共有法人机构约42000个，各类服务网点28万个。央行统计显示，截止2002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8673亿元， 占整个金融机构存款的12%；各项贷款余额13595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的十分之一。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为5511亿元，占农信社各项贷款的比重为40.5%。问题在于，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分支机构，而没有新的其它金融机构补充进去，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县域经济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度出现有人所指的金融抑制或者说金融服务空洞化现象。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金融主体后，规模实力和能力有限，要想让它充分弥补县域经济范围内出现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或融资需求缺口，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虽然从1999年以来，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很大的再贷款支持，再贷款限额到2002年底前已经超过1000亿元，并且在指导和帮促农村信用社面向广大农民发放小额农贷和农户联保贷款等工作中成效显著，但是一方面从总量上看仍然抵补不了邮政储蓄和各家银行从县域抽走的资金，另一方面当前农信社的努力注 重于缓解农民和农业贷款难的问题，也还是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中不断增长的更多的各种金融服务需求，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这种情况已经明显地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县域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不能使这种局势尽快得到扭转，更会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全局。 [据“信合情”网站报道，央行在2000年初开始推行农户联保贷款和小额信贷。目前最新的数据表明，全国共有约90％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小额信贷，约49%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联保贷款。又据2002年12月1日《金融时报》刊文披露，截止到9月末，江苏省农信社已向87.1859万户农民发放了小额农户贷款， 向59.4045万户发放了农户联保贷款， 加上其它方式的贷款， 经审核获得农信社贷款的农民户数为184.42万户。这个数字在江苏省1314.74万户农户总数中所占比例为14%；绍兴农信社联社在2000年的一次调研中发现，富裕起来的农民掏出三五千块的种子、化肥钱已不在话下，但要上规模、上档次地投资效益农业、优高农业、观光农业，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没有金融的支持仍有困难。“贷款难”仍然是横在广大农民致富路上的一道门槛 (《金融时报》 2002.11.26) ；再据2002年12月31日《金融时报》报道，截止到2002年11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773.8亿元，农户联保贷款余额275.8亿；近5000万户农户获得了小额信用贷款，1000多万户农户获得联保贷款支持，两项合计受益农户总数达6000多万户，占有贷款需求农户数的49%，占全部农户数的25%。] 三、建设一个县域金融体系 1. 已有人强烈认为，当前的农村金融饥渴是件值得焦虑的事，而对其的发展思路至今还在争议之中，政策也尚未明确。农村金融已处在危机中。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过激，但由此反映出需要解决县域金融领域现实存在问题的紧迫性还是应当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现在看，从县域经济的角度研究传统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可能是一条新的路径。 目前我国县域金融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伴随着银行行为转变和资金外流现象而出现诸多“贷款难”的问题，尤其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企业、个体民营企业以及相当多的农民很难指望能从正规的银行机构贷到款。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和造成这种局面，各方面有着不同的说法和解释。企业、农民及地方政府反映县域经济主体取得贷款难，埋怨银行部门门槛高，存在信贷歧视，不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银行方面强调按照有关信贷原则目前在县域经济领域难以发放贷款，因为优良客户或项目稀缺，放款风险大，经营成本高，不会有丰厚利润；有关金融监管当局提出的一个看法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领域存在“不作为”的现象（指的是发放贷款不积极）。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对县域经济不作为，但另一方面对县域信贷市场的垄断和存款资源的瓜分并没有减少 (《金融时报》2002年10月23日)；专家学者们一般会从客观角度分析问题，指出近几年来，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整性受到削弱，功能作用出现萎缩的迹象。最终归结到融资机制或体制即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所在。根本性问题可能在于，我们缺少一个能够与县域经济特点和需求相适应的且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性的县域金融体系——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形成的城乡分割的金融体制，到了一定时候或者一定条件下，就会使得作为城乡结合部以及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县域经济，在得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上被“边缘化”。 中国的人口70%以上在县域及其所辖农村。没有农村这个广大市场的开发和县域经济的全面振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就会出现问题。而县域经济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相对发达的金融业。显然，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要求，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重新构建一个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又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县域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讲，解决县域金融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县域经济领域中融资需求和信贷供给两方面的情况，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使后者适应前者。为此，提出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县域金融体系和融资机制的问题应该是顺理成 章的。 2. 现实大量情况表明，县域经济发展对融资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信贷供给则明显短缺。有关调查材料披露，2002年山东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浙江农业贷款缺口约为125亿元，对宁波万户农户问卷调查发现有59%的农户缺资金，河南滑县有205个村成了“零贷款村”。与这种情况相并行的是，民间融资活动广泛存在。有调查反映，温州民间借贷占整个资金市场总量的1/3，而河南南乐县1999年来新增民间借贷超过银行贷款规模（民间借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利贷）。 以上情况还可启示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就是需要正确估价县域经济或农村地区对金融业发展的承载力，尤其是对发展商业性金融的承受力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的潜意识中，县域和农村经济领域相对欠发达，产业层次相对较低，政府、企业、个人收入相对较少，金融资源相对贫乏，因此不能对金融业在县域中的发展寄过高希望，尤其是不可能成为商业性金融组织理想的生存与发展之地。前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从县以下撤并机构，可能会被当成一种“验证”从而进一步强化这种意识。 现在看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不能绝对化，需要做出辩证地思考。比如说到目前为止，虽然全国范围内已有数以万计的基层网点从农村地区撤并，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在绝大多数的县城都分别设有支行，加上普遍设立的农村信用社县联社，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城市信用社，少数地方出现的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向县辖延伸的机构，以及个别县市已经试点建立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合作银行等，再算上邮政储蓄，每个县的正规金融机构少说也仍然有5—7家，如果算上在乡镇一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社，则会多达十几、二十几家，因此有人认为县域金融机构数量仍然过多，超出了一般县域经济现有的金融承载力；但另一种说法是，随着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从农村收缩，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2000年城市信用社被分类处置等，农村金融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虽然在部分乡镇仍然有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存在，但从提供贷款的意义上讲，在县以下农村基本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了。因此目前农村金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金融机构的单一化，导致金融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不足。以上两种看法各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设定条件不一，而导致观点似乎迥异。其实应该说，目前县域金融机构的数量，是“多”与“少”的问题并存——多的可能是国有银行等大银行的机构，少的可能是地方性、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主要矛盾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结构。 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有怎样的实体经济结构，就应当有怎样的金融结构，如此才有可能实现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同时降低金融服务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是区分为不同层次的，也需要不同规模层次的金融机构与之相匹配。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中小规模的企业在数量上都会占绝对大的比重，国外一般都会形成与之匹配的金融结构。如在日本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占97%，意大利有中小型银行9万多家，美国近万家银行中95%是资产在5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中小银行一般为地区、社区和行业银行，与其服务的中小企业彼此关系密切，信息十分了解，信任程度高，能建立长期业务往来，互惠互利。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规模结构与实体经济企业规模结构很不匹配。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有20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工业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经济总量60%和40%，提供大约75%城镇就业岗位，但缺乏为之匹配服务的金融机构。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加起来也就100多家，集中于大中城市，放贷集中于大企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收缩、贷款权限上收之后，县区经济成了金融“空洞”，那里是中小企业生长地。尽管央行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但成效不大，关键是缺乏与其匹配的金融机构(《经济参考报》2002-12-11)。 3. 进一步地说，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是不需要金融，反而是更渴望得到金融服务与支持，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依然风行，不能解释为什么信贷支农和信贷扶贫问题在国际上也一直是受到关注的话题。问题只在于，他 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金融组织，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以及怎样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信贷支持。 有一种说法，农村金融市场上难以发展商业金融，农民也无力承受商业化金融的利息。但是，有人对中国村庄农户实地的调查显示，农民不仅能够承受商业化金融的利息，而且其还款率也可以大大超过农村的非农企业。《开放时代》曾发表文章说，在农村，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借贷。因为有调查发现，越是穷的地方，高利贷市场的利率越高。经济学家茅于轼 9年前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创立了一个农村基金会进行试验，据茅于轼介绍，开始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加上一部分捐款搞了一个20万元的基金（目前发展到30万元）。“亲戚朋友借钱给我， 我一年给他6%的利息， 借来的钱借给农民， 一年12%的利息（注：这个利率比现在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基准利率要高出一倍多）， 我有6%的利息差， 这个利息差就可以足够支付我管理人员的工资， 而且还有一点剩余——一年除掉全部费用净赚1万”。这个基金会目前的状况是，还款率达90%多，延期的不到10%，真正还不起的只有3%，基本上没有坏帐(《本周金融信息》2002.13期)。还有一个事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96年12月开始在河南省南召县的两个村庄进行小额信贷扶贫试点，成立一个南召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具体负责放收贷款管理。放贷的资金来源为社科院募集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贷款（年利率1.2%）、台商捐款等低息或无偿资金，扶贫社从社科院借入资金利率为3%，向农户贷出利率为8%，中间5%的利差凭以维持拥有21名员工的扶贫社的生存和自负盈亏。1999年南召县扶贫社累计放款1000多万元，实现收入42万元，利润约14万元，扶贫社员工月工资达到400元左右（《中国金融年鉴》2001）。以上事例显示的奇怪逻辑是，即使是扶贫性质贷款的利率甚至可以高过一般商业性贷款利率；金融资本即使在非常贫困落后环境中也能获得必要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甚至获得盈利。其实这也可能正是一些地方民间、地下金融长期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足够高的利息收入和充分低的经营成本。据说茅于轼的那个基金会只聘请了一个人进行管理，最大的费用就是对这位经理人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性支出了。这是那些所谓正规金融机构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它们难以在农村、民间一些领域扎根、生存。因而有学者表示，农村信用社如果按正规商业模式运作，也就将无法真正面向广大农户提供服务，因为对众多的生计型小农，商业银行无法提供符合自己经营理念的服务。“小额信贷”不符合商业银行的成本约束。商业化的正规金融不可能与小农经济相对应，最终必将退出无利可图的农业信用领域。农业银行虽叫“农”，但实行商业化后已离开了农民。农村信用社如果改变为农村商业银行，迟早也是要离开农村的。以上情况反映的是在乡村或贫困落后环境中发展商业性金融面临的一种有趣的“相悖”性现象。 [人们总说农业贷款利率要低，其实农民们现在从农信社那里贷款也难以享受到利率优惠。据反映，目前人民银行对农信社再贷款利率一年期为2.25%，农信社发放农业贷款一年期的基准利率为5.31%，但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利率可以上浮40—50%，达8.775%，比城里工商企业和个体户从银行借钱做生意的利率还高。又据悉，2002年3月12日开始，央行在浙江、黑龙江、吉林、福建、内蒙古5个省、自治区的8个农村信用社进行利率浮动试点，被允许的存款利率浮动范围是30%，贷款利率浮动范围是100%。对此有人解释说：“农村信用社既要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又要控制经营成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利率浮动，二是政府给相应的政策和补贴。但中国有财政预算的约束，同时对金融机构自身发展也不利，因此，只有利率浮动这条路”（唐仁健）。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贫困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汪三贵经过测算认为，在中国一个小规模的信贷机构需要20%左右的利率才能补偿操作成本 (《南方周末》2002.10.18 )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表示，农村信用社要走向良性循环，关键是利率问题，只有放开利率，农村信用社才有出路。但是笔者认为，利率过高显然与支农、扶贫的政策相悖，怎么办？可行的办法可能是政府或社会建立一个有效的贴息机制。] [我们一直强调要反对高利贷，但对于什么是高利贷，现实中却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和介定标准。从理论上说，高利贷首先是一种“超经济”的剥削，即利息率超过利润 率、借贷利息高于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剥夺必要劳动的现象。这个概念抽象地阐释并不难理解，但要做出具体认定却很不容易。假如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是10%，那么借贷利率超过10%就可认定为高利贷，这只是一般而言。问题在于在个别借贷场合，情况会很复杂。借入方可能会有20%乃至以上的利润率，也可能只实现5%甚至更少的利润率，还可能是根本不会有利润产生的必要生活消费借贷，那么它们对同样10%的利率是否高利贷的感受会截然不同。还有地区差别，人群差别，就是说在此地或此部分人群可以承受的借贷利率水平，对于彼地或彼部分人群来说就可能是不能承受的。还有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以及道德的因素等，比如在既定的国家、地区或地方社区，会形成约定俗成的、公认的标准，用以判定某一笔借贷是否高利贷。此外高利贷的标准还可能随时间变化。可见，在我们这里，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要想对多高的利息率就是高利贷做出明确、统一的规定，无论是法律的还是行政的，尚需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例如，2003年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首次向公众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结果。当年1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加权平均后的民间贷款月利率为9.347‰；此项调查共涉及民间借贷328笔，金额5666万元，最高利率为月息20‰，最低利率为月息5‰。调查结果还显示，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12个月居多；各类借贷中，家用消费的平均利率最高，企业借给个人的平均利率最低；从地区来看，各地区间利率水平有较大差异，且经济发达程度与利率成反比。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很难对某笔借贷是否高利贷做出具体判定。因此现实地看，限制高利贷的事情应当放到地方上去做，放到县级和乡镇。办法上宜多用疏，少用堵。] 从国际范围看，通过信贷手段支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甚至实行信贷扶贫已普遍被认可为通行的和有效的做法，许多国家都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并不乏成功经验，致使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也予肯定并予效法。世界闻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简称GB），就是以小额扶贫贷款起家的。作为世界扶贫贷款的先驱，GB为发展中国家扶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GB从1976年开始在一个村对42名最穷的农户每人贷款27美元进行小额信贷实验，到1983年在孟加拉被批准成立扶贫银行，经历过1/4世纪的风风雨雨，发展到今天，GB已成为孟加拉农村地区最大的一家银行。乡村银行目前资本金的7%来自政府，另外93%全部来自借贷贫困成员。因此，可以说乡村银行是穷人拥有的银行，尤其是贫困妇女自己的银行。更引人注目的是，GB的还贷率高达98%(《经济参考报》2003-1-16)。又据法新社2002年11月18日报道：世界银行今天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它决定采取一项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即通过增加农业地区的贷款，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根据这项战略，2003和2011年，世界银行提供给农业地区的贷款将会每年增长20%，也就是增加4亿美元。世界银行的这项新战略涉及所有农业地区，目的是要推动农村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增长是低收入国家的收入能否增加的关键（《参考消息》2002年11月20日）。同时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目前尚有2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总数约为2.5亿—3.5亿人，五六千万户，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农村人户。如何满足这部分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需求——他们缺乏抵押和担保能力， 一直是困扰政府的难题之一。据介绍，印尼的做法是对商业银行采取强制性措施，要求必须有一部分资金投入农村。《中国改革》杂志社主编、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根据对农村金融10年来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解决的惟一办法是发育综合性的社区合作，包括信用合作，这是东亚小农社会解决农户信用问题的普遍经验(2002.10.18《南方周末》) 4. 因此依笔者之见，我国县域不但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事业，而且需要建立健全起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县域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需要由不同质类、不同层次、多样化金融机构组成，如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其中商业性金融的发展应是个关键问题，理想而完善的县域商业金融组织体系应该由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社区融资机构以及民间金融组织共同组合而成。进一步的想法是，在这个理想组合中，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进一步撤并机构，在每个县保留一家支行就够了，地方商业银行、社区合作金融和村落互助性融资组织应成为县域金融体系主体，民间金融力量则应当 成为有益的补充，需要抓紧创造条件放开发展。要认识到，正是这种地方的、社区的、村落的小银行或金融组织以及民间借贷活动，才是与县域经济和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它们的发展亦将有效地遏制长期困扰县域经济发展的农村资金外流问题，而建设和完善县域金融体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形成农村资金回流和保障机制。 从建设或完善新的县域金融体系的角度，前期及当前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从县下地区撤出机构，可能正是一个良好局面的开端。这个趋势最好能够继续下去，一方面可以对地方产生新的银行或金融组织造成刺激，另一方面也正好为这些新生银行或金融组织腾出必要发展空间。而从较长远看，我国的县域可能会成为最适宜地方和民间金融成长的“乐土”——外资银行进军中国市场，几乎不可能照顾到县域；国有商业银行一类大银行，出于成本利润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考虑，对在县辖的发展兴趣会继续减退；而种种迹象表明，县域经济发展势将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相对新“亮点”，可以支持这个判断的要素有：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小城镇建设及城镇化战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战略、振兴农村经济开发农村市场和广大农民奔小康的战略等等。随着这些战略的逐步推开和深入实行，总体上说县域经济发展前景将十分看好，社会金融资源会日益丰厚，对金融业来说则意味着无限商机。 从现实情况看，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而一时造成县域信贷主体缺位问题的最好办法，应是首先抓紧着手组建一些新的地方性中小金融组织。对于地方性小规模金融机构乃至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审批权可以进行逐级下放，对此有关当局及政策上要更加放开一些。也不必过分担心县域经济的所谓金融承载力问题。如同有人所提到的，与欧洲相比，我们一个县的规模已经是相当大了。澳门和香港只弹丸之地， 但澳门有40多家银行，香港有100多家银行。剔除各种不可比因素，作为第一步，在我国大多数的县域至少都可以先成立一家为之服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然后区分不同情况，把权力放下去，让各地根据需要与可能发展相应的社区银行和民间金融组织，以求有效解决县域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 [2001年11月，张家港、常熟、江阴三地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被认为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性一笔。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不单只是我国银行体系中又多出一个序列、苏南地区又多出几家商业银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的出现，对农村金融机构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象征性意义，也说明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会对对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当然，由于农村商业银行对所在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的依存度很大，加之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差异极大，苏南的这种模式虽可借鉴，但不可照搬。尤其是简单地把农村信用社升级到农村商业银行的路子，解决了县域内有了地方性商业银行的问题，但是原先的农村信用社没有了，实际上并没有使县域的金融机构有新的外延增长] 5. 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因此有专家认为，既然农村金融仅靠信用社难以满足，不妨将“地下金融”加以监管后合法放开。但在监管有限的条件下，放开“地下金融”会不会加剧金融风险，也有不少人表示忧虑。（2002.11.25《经济参考报》） 关于在县域放开发展民间金融组织，其实这样的民间金融组织及其融资活动一直存在着，近些年来在若干地方愈加活跃并日趋显形化，只是尚未给予其合法地位。在正规金融机构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缺乏的情况下，各种民间金融形式就必然会或明或暗地更加发展起来。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非常之多。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中国改革》杂志社主编、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通过对15个省40多个村的调查进一步证实，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其中高利贷发生频率是85%，高利贷中33.8%是生活性借贷，另外29%是必须支付给教育、医疗等部门的消费，只有11%用于农业生产。又据一位当地官员介绍，目前在温州苍南县，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来源于民间借贷的占45%左右，企业自有资金占35%左右，银行贷款只占 20%左右。民间信用和融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担保抵押借贷、民间票据贴现、各种呈会、互助会等。在资金紧缺而银行信贷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这些融资方式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新华网2002-08-20《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必亮根据他的调查认为，目前在农村活跃的是非正规金融，以民间信贷、高利贷、会（抬会、标会、轮会、合会）等形式存在，其中有些是很好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小规模经营，立足社区，以小客户为主，有相当部分运行成功，对创造农村就业，促进农村脱贫以及分散金融风险起到很好的作用。温铁军甚至提出，在农村金融中，真正扮演主力军角色的可以说是高利贷。他说，农村信用社既然不能根本回到合作制的性质，已经“异化”为政府的官方银行，那么，大力推进民间金融不容迟疑。(2002.09.26信合情网) 有人认为，民间“非法”融资活动的禁而不止，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金融体系缺陷造成的。首先，有需求就会产生供给，由于现有融资渠道不足以为众多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民间融资活动具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加上民营企业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又至关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对大量“非法”融资活动必然会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时至今日，连中央监管部门也不得不对规模庞大的非正式融资市场采取默许的态度。温州等地区的实践证明，真正由民间主体从事的融资活动因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较高的投资效率，反而有利于金融的稳定(《经济参考报》2003-1-22) 现在看，让一些“地下”金融浮出水面，将其积极引导转变为正当的民间金融组织的时机基本成熟了。从十六大的有关精神看， 已经放宽了民间资本进入各种市场的限制。现实中的社会融资需求、民间资本积累、信用知识普及、金融人才成长、国家政策指向，以及监管当局的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等等，各方面的条件应该说也大体具备了，缺少的只是把这件事情正式提上决策日程，尽快付诸行动。笔者非常赞成人民银行杭州支行一位研究员的主张，就是“放手让人民办金融”。他说，这是对国家某领导人“放手让人民办经济”的合理引申。浙江金融、尤其是市县级金融这些年的成绩，在这位专家眼里都要归功于民营化，当然出现的问题也源于此 (《国际金融报》2002.9.24) 。 目前来说，对发展民间金融的最大顾忌已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是比较现实地出于对金融风险问题的担忧。对此需要慎重，但也不能把它当作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踌躇不前。只要能够尽快提上决策议程，金融监管当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方面等，相信会很快拿出相应监管、管理办法来的。关键是要相应地向各级地方放权放责。比如说，可以允许通过地方立法或者出台相关行政法规，对县域、乡镇乃至农村村落的民间金融组织的设立、运营、终止等行为做出规范，赋予地方政府（直到乡镇乃至村委会）和监管部门相关职责，对其加强窗口指导和监督管理，必要时出以援手，或对其进行重组、接管以至有序的破产清算等。总之只要我们能够负责任地把它们管起来，风险是可以防范、化解的。 [所谓“地下金融”的现实情况究竟如何？以下材料看来主要来自浙江、福建一带：（1）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曾作过统计，自1995年以来，温州现金净投放每年都在60亿元以上，证明老百姓手持的现金量惊人。仅去年上半年，温州城乡居民的私人存款余额达55亿元，另外私人拥有外币8亿美元。温州市工商联人士介绍说，温州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靠民间借贷发家的。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共有16.7万家，资金来源60%靠民间借款。（2）浙江乐清市虹桥镇是一个经济强镇，镇上有24家金融网点，各项存款14亿元，贷款8亿元，保守估计民间借贷日均余额4亿元；大荆镇地处半山区，该镇双峰乡平原村上百户人家，每户都做同一产品“铁皮枫斗”，每户至少要80万资金，大户要300-400万资金，全村约需资金1亿元左右，基本都是向社会借贷。（3）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曾经作过调查，福建平和县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民间借贷，规模在7000万元左右；而龙海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则有5000万元左右。（4）据福建泉州市计委副主任叶舒扬介绍，泉州市民间资金用于炒股的有近80亿元，加上购买国债的资金一共有140亿元左右，而今年上半年居民的储蓄存款是446亿元，这些还是“显形”的民间资金，加上隐蔽的“标会”等，泉州的民间资金至少 也有600亿元。（5）福建石狮市鸳鸯池布料市场年成交额达到100亿元，市场内550多家经销商向银行贷款的不超过50家。一位干了近10年布料生意的商人说，他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做生意全靠自有资金和向朋友临时借以及企业之间相互拆借。（6）民间金融活动十分活跃。目前仅福建沙县民间标会“体外”循环的资金就达5.2亿元—5.8亿元，民间标会在当地相当盛行。一些青年婚嫁消费以及出国留学等也靠民间标会来筹集资金。福建宁德市民间标会资金约占居民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多。（7）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融资“主渠道”。广东澄海市一家工艺玩具厂厂长说，当地民间借贷十分平常：“我厂自有资金2000万元，生产旺季时需要流动资金约4000万元，不足部分主要靠民间借贷”(《国际金融报》2002年1月18日) 。面对以上情况，有许多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质上，目前在有些地方，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已不是信用社，而是民间金融。] 6. 另外，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和金融当局应加强对县域社会信用观念教育，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减少信贷风险，推进县域银行及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在建设、完善县域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为了切实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主体获取贷款难的问题，建立健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信用担保机构也实属必要。县域企业贷款难的实质是担保难，如能在乡镇一级成立担保公司一类中介机构，情况肯定会大为改观。报载，自1999年以来，为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在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和全过程的参与下，山东、河南两省在省、市、县、乡镇四个层面上相继成立了45家信用担保机构，今年上半年累计已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762笔，担保额为18.2亿元。效果是明显的(《金融时报》2002年10月23日)。另有，苏北沭阳县桑墟镇成立担保公司的实践可以给我们有益启示。据介绍，该镇中小企业担保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是股份制性质的法人企业，公司发起时，企业认股十分踊跃，全镇有50多家企业要求入股，镇政府为求慎重，只筛选了23家企业作为首期股东，注册资金68.5万元，实到资本金59万元。担保公司成立以来，已先后为22家入股企业提供了贷款担保。到2002年2月末，22家企业通过担保累计获得农村信用社贷款410万元，贷款余额188万元，是2001年4月末的5.22倍，最高峰时贷款余额270万元，是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的4.58倍。运作期间有3家企业出现未能按期还款，其中一家通过变卖设备归还了贷款本息，目前仍有两家企业的贷款正在追要中，金额26万元。桑墟镇担保公司的成立初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担保公司成立前，桑墟镇信用社以发放小额农户贷款为主，对企业贷款发放十分谨慎，而且额小面窄，信贷结构较为单一。担保公司成立后，中小企业贷款总量和比例均较快提升，信贷结构逐步多元化。2002年2月末，剔除使用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因素，该镇信用社中小企业贷款比重达37.3%，比2001年2月末上升了3.4个百分点。(《金融时报》2002年6月3日)) 7. 最后需要说明，县域金融体系的重构，应当是建立在对现有农村信用社体系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现行农信社上可以提升为农村商业银行，下可以分解转化为乡村民间、民营借贷组织。在一些地方农村信用社如能继续保持其合作性和社区性特征，依然可能成为县域金融新体系中的主体、主导因素；另外，县域内国家政策性银行机构功能的完善，以及地方政府对支农、扶贫、开发性贷款采取财政贴息（进而论之，建立起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政府或社会“贴息机制”，可能也是县域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等优惠、扶持政策的制度化或法制化建设，也是在建立健全新的县域金融体系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另行探讨。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报载，2002年9月19日来自央行的消息说，农信社新的改革方案即将出台。据说国务院对全国农信社下一轮改革取向已经基本肯定了三种模式：农村商业性银行模式、县级联社为一级法人的模式以及县乡两级法人的联社模式——在工业化进程较快、对农业信贷要求不多的东部地区，将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改为银行的依据是各地农信社的规模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江苏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块"试验田"将作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的范式；在农业、养殖业占 主导地位、农民对农业信贷要求较高的地区，则可以考虑第二或第三种模式。具体讲在经济较发达、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采用由原来的县联社、乡镇信用社两级法人改为县联社一级法人的运作体系；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依然维持

县域经济论文例3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常德地区1988年撤消，建立常德市后，县域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发展中存在着经济回升基础不牢固，城乡居民增收压力较大，工业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资源环境和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加大对常德市县域经济的研究，将有利于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实力。

一、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共有县级行政单位9个，其中县域单位为6县1市，包括安乡县、汉寿县、澧县、临澧县、桃源县、石门县和津市市。常德市总面积为18190平方千米，县域国土面积1544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84.9%。2009年末，常德市总人口达到616.69万人，其中县域总人口为492.79万人，占总人口的79.9%。2009年常德市完成地区CDP为1239.2亿元，其中县域CDP总值为 646.79亿元，占常德市CDP总值的52.19%，只有桃源县、澧县、石门县三个县的CDP超过100亿元，其中桃源县以CDP总值为118.4亿元，位于湖南省2009年GDP总量第15名的县市；湖南省2009年人均GDP为20226元，常德市人均GDP为达到22496元经济学论文，而常德市县域人均GDP只有15571元，分别为湖南省平均水平的76.98%，常德市平均水平的69.21%，且只有津市市的人均GDP超过2万元。2009年常德市完成财政总收入70.0亿元，其中县域财政总收入为27.7089亿元，占常德市财政总收入的39.58%，财政总收入超过7亿元的县(市)有津市市l个，2009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910元，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909元，而常德市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810.57元，均低于湖南省和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只有汉寿县、澧县和临澧县过5000元；略超过湖南省和常德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84.31元，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59元，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996.42元，均高于湖南省和常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有澧县和临澧过20000元。桃源县和安乡县的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工业总产值。

目前，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不强，经济规模小，竞争力较弱，突出表现为大多数县域为农业经济，其发展水平仍然是低水平，低层次的。

二、影响常德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1、县域基础设施条件差，竞争能力弱

由于常德市位于湘西北地区，属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缺少对外开放的地缘和人缘优势。同时，常德市又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县域工业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加上各县（市）财力不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造成交通、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明显落后，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

2、产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工业化程度仍然较低

常德市农民在县域居民中占有较大份额，农业和农村经济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缺乏鲜明个性，产品、产业结构趋同，停留在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上，而工业企业少而不大，特别是龙头企业和拳头企业少，支柱产业发展缓慢，知名度、市场影响力、辐射范围十分有限，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和产业化经营效益，对县域经济拉动力较弱，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

3、人才匮乏

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是人才匮乏。目前，常德市县乡创业人才、实用乡土人才严重短缺，劳动力素质不高，大多数农民缺乏发家致富的实用技术和技能。区域内懂市场、懂经济、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管理人短缺才，造成农民增收缓慢。

三、促进常德市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更新发展思路，抢抓发展机遇

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动力。目前，常德市县域经济已从原来低层次、“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逐步过渡，经济发展已进入市场配置资源、需求引导生产、质量决定效益的新的发展阶段，但县域经济基础薄弱，自主发展能力不足。因此，常德的各区县市应牢牢把握紧紧抓住中部崛起，以及湖南“3＋5”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机遇，积极承接“长株潭”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经济学论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资源型工业为支撑，以集群化发展为手段，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大力优化工业结构，提高工业效益，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推动常德县域经济加速发展。

2、立足县域农业自身的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应以农业繁荣为前提。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县域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结合县域实际，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目前，常德市形成了以桃源县、澧县等为主的粮食产区；以澧县、安乡县等为主的棉花产区；以各县城郊及石门高寒山区为主的优质蔬菜产区；以石门县、桃源县等山丘区为主的柑桔产区；以桃源县、石门县、临澧县等省定烟叶生产区为主的优质烤烟产区；以山丘区自然草场和滨湖滩涂草场为主的草畜区。因此，各个区县要充分利用各地的优势 ，以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为方向，打造生态品牌,加快农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步伐，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农业产业化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经。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产品加工，常德市的各个区县要延伸农业产业链，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连接点，作为农业产业调整的重点，作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3、发挥县域旅游资源的优势，带动区域发展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以快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扩大开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加快区域脱贫致富。常德市的西北部属于武陵山系的低山区，挺拔俊秀；西南部为雪峰山余脉，逶迤绵延；东部为洞庭湖平原。沅水、澧水两大河流横贯境内，支流众多，具有水乡的特色，这些特征造就了区域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常德市的各个区县应发挥区域内旅游资源的优势，强化各级政府对旅游发展的认识，完善旅游服务系统，进行旅游开发的招商引资，将常德建设成为以山水田园风光为主体的观光、休闲度假、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旅游城市，从而促进常德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县域工业可持续发展。

由于常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矿藏开采与加工的相互依存关系。发达的农业、丰富的矿藏资源，为常德的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形成了以加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而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常德市各个区县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观念，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重点建设好县域内的主要工业与工业园区（见表1），合理促进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

表1. 常德市县域主要工业与工业园区统计表

 

县域名称

主要工业

主要工业园区

安乡县

造纸、棉纺、油脂化工、橡胶、建材、机械、

安乡县工业园区

汉寿县

纺织、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机械制造、食品加工

汉寿经济开发区

澧县

水泥、煤炭、氧化锌、芒硝、农产品深加工、轻工业机械制造

澧县工业园

临澧县

水泥、烟花、食品、陶瓷、机械、纺织、食品

太平工业园、安福工业园

桃源县

铝业、农产品加工、纺织、建材、电力能源、机械制造

创元铝业工业园、漳江、热市、陬市工业小区

石门县

电力、食品、建材、化工、机电、硅砂（石膏）

石门县工业园区

县域经济论文例4

石油型县域是指主要依靠石油资源作为建城的基础或发展的依托，15%以上的劳动人口以直接或间接从事石油资源的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1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依靠石油资源获得的行政区域。

我国典型的石油型县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区，通常在一些大型石油型县域经济周边，例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所辖的肇州县、山东的东营市所辖县市、陕西吴旗、志丹等县市、新疆的库车县等，数量为460多个，占我国县级行政单位总数的21%。县域经济处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时代。

从石油资源储量以及开采加工的程度来划分，石油型县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准备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目前中国约2/3的石油型县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因此，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是目前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客观要求。

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主要由两部分协调发展的结果，主要包括系统要素本身固有的“内禀自然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其他要素的反馈制约作用。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理论轨迹可用S型Logistic曲线来表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主要受到石油型县域经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石油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禀增长率（科技进步率）和人口、资源、环境限制容量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主要的限制因素是逐渐枯竭的石油资源、县域环境容量和科学技术水平。

石油资源的逐渐减少直接制约着石油型县域经济的经济增长

石油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产业长期以来是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而这种典型的资源型工业结构过于单一、布局分散、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很弱。石油资源的储量、品质和环境条件决定着县域主导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命周期。因此，石油产量的递减首先就影响到经济增长，自1997年以来，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形势日趋严峻。例如，胜利油田近10年来原油产量以每年60万吨的速度递减，大庆油田每年减产幅度为150万至200万吨，仅2003年石油产量的下降就导致工业增加值减少79.8亿元，县域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受到威胁。

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单一产业结构严重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加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单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发展趋向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由于石油产业“一柱擎天”，长期忽视对关联产业和接续产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多元化发展严重滞后，地方经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很小，城市化水平不高。例如盘锦市，其油气采掘业的GDP一直占全市总量的50％以上。对油气采掘业的高依赖程度造成产业结构单一，特别是工业门类狭窄、加工深度低、产业链短，尽管油田以外的地方经济每年都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但全市经济增速也只能达到7%至8％左右，在全省14个市排名中已跌落至最后一位。

石油资源的粗放式经营造成石油型县域经济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到2020年，我国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届时石油供需缺口约2.5亿吨。同时，年均9%左右的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促使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约12%。而近10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7%，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面对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必须加强油气勘探开发与加工的力度与广度。在目前粗放式经营和低效增长方式下，对石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加工，会更加恶化石油型县域生态环境。主要表现是草原植被大量破坏，草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的面积日益扩大，城市地下水下降和水体污染等。例如大庆，在石油开采过程中破坏了大量的油田植被，油田开采区草原荒漠化面积已达95%，地下水的漏斗区高达5500平方公里。

石油资源的特性越来越制约县域和谐社会的建设

石油型县域经济的区位偏离和分散布局直接导致了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分散管理，社会化管理程度低。随着石油减产和企业减员增效，居民收入下降、城镇失业率增加，每年有数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直接影响了这些县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例如大庆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为5.6:1。

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从Logistic曲线的微分方程可以看出，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扩大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容量。因此，本文提出石油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依靠科技创新，优化石油产业结构、做强接续替代产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城镇功能转型。其中，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以大庆肇州县为例，第一阶段应健全县域科技创新体系，将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力量，同时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第二阶段应完成资源型县域向综合型县域、自我服务型县城向区域中心型城市、矿区型城市向生态型城市转型，全面建设小康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模式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核心在于通过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改变县域对石油资源的过高依存度，实现单体石油资源优势向多元整体经济优势的转变。其思路是立足石化产业、延伸和拓展产业链，加大高新技术对石化产业的改造，同时发展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体的产业。

加强石油资源勘探的广度和深度，增加可采储量三轮资源评价最终结果显示，松辽盆地北部石油资源储量为90.26亿吨，而目前只探明了57亿吨；预测天然气资源储量为1.17万亿立方米，而目前探明率不足5%。因此，油气勘探开发潜力很大，依靠科技进步，合理开发石油资源，能够为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赢取充裕时间和资金支持。

依靠科技创新延长和拓展石化产业链遵循相关性原则和高级化原则，通过对单一石油资源开发产业进行产业纵向发展和技术改造，优化工艺路线、调整产品结构，延伸和拓展油气产业链，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石油资源加工的附加值，实现现有资源效益最大化，增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实力，从而带动本地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接续替代产业遵循潜力性原则和主导性原则，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整合现有科技资源，以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石油产业为手段，培育农牧产品深加工、机械制造、纺织、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接续产业新的增长点和产业整体竞争能力，提高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层次。

稳步发展生产服务业，为油气及炼油化工业等提供保障从技术和装备上看，工程技术服务、生产服务长期形成的技术、装备等优势，为油田自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依托自身优势，努力提高钻探技术服务水平，同时积极进入城市建设和民用建筑市场，开拓国内外供电、供热及电、热工程建设服务市场，能够形成若干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强化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的服务功能石油型县域的城镇功能都是为石油开采企业服务的，对周边地区没有辐射力、吸引力和带动力。通过加快发展交通、流通、通信、文化、体育、医疗、旅游、教育等新兴、高水平的第三产业，推进油区城市化和油区服务产业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使社会功能进一步健全。

生态环境保护模式

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在于对石油开采和加工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综合防治。其思路是首先将生产经营方式由原来的资源—产品—排弃物—污染物的线性经济，逐步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循环经济，同时进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改善城市大气质量和水环境、美化人居环境；其模式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工业、加强污染综合防治。

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建设规模一流、生态一流、效益一流的石化工业基地。按照一体化理念，统筹区内的产品项目、公用辅助、物流传输和环境保护，实现上、中、下游企业间物质与能量逐级传递，资源循环使用，建立起完整的生态工业链。聚集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骨干企业。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的示范引导作用，带动县域各类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全面贯彻推广HSE和ISO9002体系，加快形成节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综合防治力度。通过改造、整合现有基础设施，努力在城区范围内构建完整的中水回用和废物再利用系统，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良好基础。开展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和重点防治，改善和美化人居环境，增大城市绿化面积，努力建成部级生态县。

县域经济论文例5

一、走近县域经济

1、农民老李的烦恼

5月，中原大地，阳光明媚。田间油菜花香，阵阵扑鼻而来。

位于中原L县的农民老李没有“五一黄金周”的闲情逸致，而是满脸愁容。5月5日，记者在他们村西田间见到老李时，他与老伴正在原是苹果园的自留地上栽种棉花。

“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的苹果树全砍掉了。”老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没办法，因为苹果根本不赚钱。5年前，县里说，种苹果发财，我就腾出几块地栽上苹果树。我们村很多户都种了。可是，等到我们的苹果结果的时候，市场已经不太好，卖不出钱了。苹果上市的时候，没有销路，我就骑车去几十里以外的邻县村庄卖，一块钱十多斤，一天下来卖完还不足8块钱。卖不完的，有的坏掉了，有的干脆喂猪了。其他村民也像我一样，并没有发财。”

老李指着周围的田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原来这一大片地都是苹果园，现在都砍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丰产，不能丰收。”

老李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讲了另外一个“烦恼”：“10年前，县里组织村支书到山东寿光参观学习，回来后，就号召大家盖蔬菜大棚，种菜发家致富，当时，因为看到人家寿光种菜赚大钱了，所以我们劲头很足，一下子乡里盖了很多大棚，我也盖了四个。可是，一年后，种菜又赔钱了。因为不懂技术，而且我们这里的土质也不太肥沃。随后，又把所有的菜棚给拆了。”

说到这儿，老李苦笑着问：“谁能给我们农民指出市场在哪里？怎样投资？”

2、田老板的伤心事

同是L县的田老板原来在L县的一家“很赚钱”的工厂当工程师。后来，那家工厂由于经营不善，1993年破产。田老板这位工厂的“能人”成了“无业游民”。

1994年，田老板开了一家生产编织袋的工厂，随后几年，销路甚广，利润一路攀升。可是，2003年已经关张。

“现在，全县有20多家编织袋厂，大家产品都是一种，就只好拼价格，价格大战往往打得不亦乐乎，最终落个几败俱伤的结局。”田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L县的其它一些编织袋厂大部分已经关闭，有的已债台高筑。

据调查还发现，县域工业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设相互攀比等造成了县域经济特色不足，相互竞争，内部出现混乱，导致发展受阻。很多小企业处于同一加工层次、加工环节，很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应当考虑如何形成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从平行关系向立体和互补过渡，加强内部的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

令田老板提不起精神的还有一桩“倒霉事”：2003年2月，县里提出“养牛”项目。田老板一时兴起，按每斤4元买了150头牛。当时预计今年价格会涨到每斤5元。

“又泡汤了。现在价格才3块多，另外，由于2003年遭灾，饲料很贵，比如，麦秸以前每公斤8分钱，现在却涨到每公斤两毛五分钱。牛是长大了，可是价格一点也‘牛’不起来。现在，所有的牛都还在圈里。”田老板懊恼地说：“估计今年底就会倒闭。”

据了解，当时，L县一共建了15个养牛场，准备投资1000多万。可是，至今，分文未到。而2003年L县建的养牛场几乎都倒闭了。

“光号召，没有引导，资金不到位，形不成规模，怎么发展？”田老板满腹怨言，“我当时建的养牛场是养400头牛的规模。把养牛场建好了，却没钱买那么多头牛。”田老板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我在寻找机会干别的。但是，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几家银行对民营企业几乎不贷款，不过，听说一家银行给正在修的高速路贷了2个亿。”

说起资金，老李也一筹莫展：“贷款真难。我的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挣的钱，还有借的一部分，都赔了。怎么办呢？”

“没有金融支持，光‘小打小闹’，能做大吗？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资金匮乏，缺乏后劲。”L县一位退休的某银行行长坦言。

3、L县的困惑

其实，无论老李还是田老板，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是L县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如何发展和如何定位？L县政府的几届领导没有停止过苦苦的思索。

据了解，L县下辖10多个乡（镇），400多个行政村，70多万人口，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就是其最根本的资源，最大的特色。因此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整个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目前，L县在工业化进程中还远未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与全国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事实上，L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有陇海铁路经过，公路四通八达，220国道、106国道和310国道在县城交汇，连（连云港）霍（新疆霍尔果斯）高速与日（日照）南（南阳）高速公路在该县交汇，形成了以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道路为脉络的交通网络体系。

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却没能使L县发展起来呢？刚从外地谈判投资项目回来的L县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电话采访时颇有感触：“又没有谈成，关键是投资环境没有竞争力，没有吸引力。目前，‘软硬件’都不够成熟。我们这里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连观念都很难沟通，投资方会来投资吗？工业没有基础，又没有资金，怎么发展？”

“行政负担也太重。由于没有像样的企业，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想到政府部门工作，不少单位严重超编，有的甚至几倍超编。”该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据调查，L县现任副县长11个，最多时仅副县长就多达17个。

另外，L县是个农业大县，矿藏等资源缺乏似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可是，该县一位刚刚退休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实，农产品本身就是资源。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

在采访中，人们普遍把“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据了解，L县在三年内，换了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

田老板也认为：“他们哪有心思抓发展经济。由于班子不稳定，特别是主要领导频繁调换，致使一套成熟的发展思路难以全面彻底实施，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项目选择上不讲实效。”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不少县的领导班子经常换，思路也总是变，对发展战略的实施很不利。”他说，我们不要因班子调动，就动摇了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

刘福刚认为，一个县整个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县域的建设，它的灵魂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战略问题是核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应该集中考虑的问题，有一个好的战略，就有了灵魂，全盘棋就会活起来。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如何定位？专家认为，县级政府的合理定位，对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谓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对于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代行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县域经济的尴尬

依据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理解，县域经济的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的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的经济（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刘福刚也指出，“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它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一方面承载着农村发展的重担，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经济冲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9亿，而且从全国来看，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出路在于县域经济，它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出口。”刘福刚说。

1、找不着“北”？

县域经济本来具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越来越迷失方向。和L县面临的情况一样，许多县城对自己的发展定位模糊，有撤县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发展卫星城的，有盲目地扩大城区面积，一味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甚至机械地借鉴其他县域发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反而导致了发展的落后、资源的浪费。这种夹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中间的经济板块，它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

L县似乎还在“瞄准”。

田老板说：“现在，我们县没有一个工厂，原有的几个工厂都已经倒闭，无一‘幸存’。

乡镇企业更是糟糕。仅有的几个工厂，也都是民营的。”

老李也表示：“现在，不知种什么能赚钱。整个县的农业没有特色，没有规模，难以成气候。”

目前来讲，也许L县的困惑正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惑，而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1980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1990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03年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中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2、城市化的诱惑

“郡县治，天下安。”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惟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5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

刘福刚说：“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对本县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和全局的关系。县域经济的定位一定要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跳出县域，从别人的眼光、从市场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县情况自我定位。”

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扰，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得到的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

其实，市场经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谁能够率先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平等、竞争、效率”的市场经济观念，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配套改革，实施阳光政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而政府也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学会用经营的理念、竞争的法则、调控的手段驾驭县域经济，切实从主要由政府当主角，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发展，转到由民营经济当主角，靠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上来。

2、打好“特色经济”牌

定位准确其实也即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县域经济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打好“特色经济”这张牌。

老李不解地问：“我们县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苹果、葡萄、大枣，可是怎样发展电视上讲的‘特色经济’，让我们百姓富起来？”

“我们还在探索。希望尽早走出一条‘特色’路。”L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

刘福刚认为，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人才，而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的自然资源。所以，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必须依据其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和名牌产品。另外，他强调，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对调整县域经济结构，培育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要破除“大而全”、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益，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照此思路，城镇化建设浮出水面。

3、小城镇之路

现在，L县被所在省确定为25个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该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让农民进县城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途径。小城镇在县域经济中所起的辐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城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县域小城镇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加快小城镇建设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刘福刚认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目标中，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他还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而小城镇经济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坚持把小城镇建设当作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龙头，当作工业化的载体和民营化的平台，从而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重点发展县城和有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重点中心镇，增强小城镇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向强镇集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另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小城镇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落脚点，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

五、县域扩权

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扩权已是箭在弦上。

据子解，省管市、市管县（市）的财政管理模式，将被湖北省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部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二是目前县（市）一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绝大部分县（市）依靠省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三是部分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四是省对县（市）的财政信息和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准确、不够及时，难以加强对县（市）财政的有效监管。

而“浙江现象”似乎早已证明“市管县”是如此多余。浙江省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地、县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区一级（市）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且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

2003年11月23日，由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所等负责评定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揭晓，浙江省获27个席位，占1/4强。县域经济占浙江省GDP的7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实力及其增长却反而没有县域经济实体那么快那么强。

国内其他省市一般是强（地）市弱县（市），浙江为何截然相反？浙江省农办、浙江省财政厅和（地）市、县（市）财政局负责官员认为，浙江这一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很大关系。与浙江省财政的“省直管县”相适应，“地级市的权力逐渐弱化”，并实现“市县分治”，即“市”只管理自身，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对于为什么浙江要省管县，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表示“只有强县才能富民”。

可以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新思路。应该以民为本，抓住当地区域的比较优势，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将农村的资源、城市的消费和当地的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良性循环的城乡协调经济。惟有此才能真正撑起21世纪的中国经济。

资料1：

资金成就三门特色

人们每当提起浙江三门，自然会想起三门海水养殖业�“三门青蟹”。然而，托起“三门青蟹横行世界”的正是三门农村信用社。有了资金的扶持，才有了今天的特色三门。

三门海水养殖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初，由于缺经验、缺技术、缺资金，加之受自然风险、市场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养殖业”和“高风险”是同名词，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三门县农村信用社看到养殖业的潜在力量，认定海洋经济必将成为该县未来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期间三门农信社不断投入信贷资金扶持农民发展海水养殖业，使养殖户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亏损到盈利的全过程。

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同时，三门县信用社意识到一个相当大的农贷市场已经出现。因此，信用社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明确了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在农村，推出了一系列适合当地实际的支农新举措。此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三门县信用社逐渐重视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使农业生产从每家每户单干形式的生产经营中，走上产供销一条龙、销售有保障的农业规模生产轨道。信用社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28家，占全县农业龙头企业的78%，贷款额达1160多万元。其中的涛头养殖公司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公司+农户”的养殖新模式，受到省领导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涛头模式”。

资料2：

灵宝市的县域经济之路

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1990年代后期，由于受市场疲软等因素的影响，灵宝的两大支柱产业黄金和果品受到严峻挑战，经济开始步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低谷。面对这一形势，灵宝市委、市政府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积极推进“五大特色经济发展”，在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进行了有益探索。

大力发展特色工业。灵宝市始终坚持把工业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以由依靠资源上项目向依靠科技办工业转变为方向，产业抓骨干，企业上规模，产品创名牌，努力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骨干工业群体。积极做大做强黄金、铅业、铜业、镁业四大地下产业和果品加工、中药材加工、林板纸一体化、草牧加工四大地上产业等工业产业，使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灵宝是传统农业大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三农”，难点也是“三农”。近年来，灵宝市坚持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发展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装备提升农业，促使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了无公害苹果、优质大枣、速生杨、食用菌、优质烟叶、绿色蔬菜、优质中药材、优质牧草等规模优势。二是着眼探索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子，建成了集科技、经济、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1200亩高科技业示范园一期工程，科技含量走在全省前列。

县域经济论文例6

一、走近县域经济

1、农民老李的烦恼

5月，中原大地，阳光明媚。田间油菜花香，阵阵扑鼻而来。

位于中原L县的农民老李没有“五一黄金周”的闲情逸致，而是满脸愁容。5月5日，记者在他们村西田间见到老李时，他与老伴正在原是苹果园的自留地上栽种棉花。

“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的苹果树全砍掉了。”老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没办法，因为苹果根本不赚钱。5年前，县里说，种苹果发财，我就腾出几块地栽上苹果树。我们村很多户都种了。可是，等到我们的苹果结果的时候，市场已经不太好，卖不出钱了。苹果上市的时候，没有销路，我就骑车去几十里以外的邻县村庄卖，一块钱十多斤，一天下来卖完还不足8块钱。卖不完的，有的坏掉了，有的干脆喂猪了。其他村民也像我一样，并没有发财。”

老李指着周围的田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原来这一大片地都是苹果园，现在都砍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丰产，不能丰收。”

老李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讲了另外一个“烦恼”：“10年前，县里组织村支书到山东寿光参观学习，回来后，就号召大家盖蔬菜大棚，种菜发家致富，当时，因为看到人家寿光种菜赚大钱了，所以我们劲头很足，一下子乡里盖了很多大棚，我也盖了四个。可是，一年后，种菜又赔钱了。因为不懂技术，而且我们这里的土质也不太肥沃。随后，又把所有的菜棚给拆了。”

说到这儿，老李苦笑着问：“谁能给我们农民指出市场在哪里？怎样投资？”

2、田老板的伤心事

同是L县的田老板原来在L县的一家“很赚钱”的工厂当工程师。后来，那家工厂由于经营不善，1993年破产。田老板这位工厂的“能人”成了“无业游民”。

1994年，田老板开了一家生产编织袋的工厂，随后几年，销路甚广，利润一路攀升。可是，2003年已经关张。

“现在，全县有20多家编织袋厂，大家产品都是一种，就只好拼价格，价格大战往往打得不亦乐乎，最终落个几败俱伤的结局。”田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L县的其它一些编织袋厂大部分已经关闭，有的已债台高筑。

据调查还发现，县域工业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设相互攀比等造成了县域经济特色不足，相互竞争，内部出现混乱，导致发展受阻。很多小企业处于同一加工层次、加工环节，很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应当考虑如何形成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从平行关系向立体和互补过渡，加强内部的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

令田老板提不起精神的还有一桩“倒霉事”：2003年2月，县里提出“养牛”项目。田老板一时兴起，按每斤4元买了150头牛。当时预计今年价格会涨到每斤5元。

“又泡汤了。现在价格才3块多，另外，由于2003年遭灾，饲料很贵，比如，麦秸以前每公斤8分钱，现在却涨到每公斤两毛五分钱。牛是长大了，可是价格一点也‘牛’不起来。现在，所有的牛都还在圈里。”田老板懊恼地说：“估计今年底就会倒闭。”

据了解，当时，L县一共建了15个养牛场，准备投资1000多万。可是，至今，分文未到。而2003年L县建的养牛场几乎都倒闭了。

“光号召，没有引导，资金不到位，形不成规模，怎么发展？”田老板满腹怨言，“我当时建的养牛场是养400头牛的规模。把养牛场建好了，却没钱买那么多头牛。”田老板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我在寻找机会干别的。但是，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几家银行对民营企业几乎不贷款，不过，听说一家银行给正在修的高速路贷了2个亿。”

说起资金，老李也一筹莫展：“贷款真难。我的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挣的钱，还有借的一部分，都赔了。怎么办呢？”

“没有金融支持，光‘小打小闹’，能做大吗？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资金匮乏，缺乏后劲。”L县一位退休的某银行行长坦言。

3、L县的困惑

其实，无论老李还是田老板，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是L县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如何发展和如何定位？L县政府的几届领导没有停止过苦苦的思索。

据了解，L县下辖10多个乡（镇），400多个行政村，70多万人口，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就是其最根本的资源，最大的特色。因此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整个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目前，L县在工业化进程中还远未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与全国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事实上，L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有陇海铁路经过，公路四通八达，220国道、106国道和310国道在县城交汇，连（连云港）霍（新疆霍尔果斯）高速与日（日照）南（南阳）高速公路在该县交汇，形成了以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道路为脉络的交通网络体系。

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却没能使L县发展起来呢？刚从外地谈判投资项目回来的L县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电话采访时颇有感触：“又没有谈成，关键是投资环境没有竞争力，没有吸引力。目前，‘软硬件’都不够成熟。我们这里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连观念都很难沟通，投资方会来投资吗？工业没有基础，又没有资金，怎么发展？”

“行政负担也太重。由于没有像样的企业，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想到政府部门工作，不少单位严重超编，有的甚至几倍超编。”该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据调查，L县现任副县长11个，最多时仅副县长就多达17个。

另外，L县是个农业大县，矿藏等资源缺乏似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可是，该县一位刚刚退休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实，农产品本身就是资源。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

在采访中，人们普遍把“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据了解，L县在三年内，换了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

田老板也认为：“他们哪有心思抓发展经济。由于班子不稳定，特别是主要领导频繁调换，致使一套成熟的发展思路难以全面彻底实施，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项目选择上不讲实效。”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不少县的领导班子经常换，思路也总是变，对发展战略的实施很不利。”他说，我们不要因班子调动，就动摇了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

刘福刚认为，一个县整个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县域的建设，它的灵魂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战略问题是核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应该集中考虑的问题，有一个好的战略，就有了灵魂，全盘棋就会活起来。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如何定位？专家认为，县级政府的合理定位，对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谓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对于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代行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县域经济的尴尬

依据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理解，县域经济的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的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的经济（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刘福刚也指出，“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它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一方面承载着农村发展的重担，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经济冲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9亿，而且从全国来看，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出路在于县域经济，它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出口。”刘福刚说。

1、找不着“北”？

县域经济本来具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越来越迷失方向。和L县面临的情况一样，许多县城对自己的发展定位模糊，有撤县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发展卫星城的，有盲目地扩大城区面积，一味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甚至机械地借鉴其他县域发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反而导致了发展的落后、资源的浪费。这种夹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中间的经济板块，它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

L县似乎还在“瞄准”。

田老板说：“现在，我们县没有一个工厂，原有的几个工厂都已经倒闭，无一‘幸存’。

乡镇企业更是糟糕。仅有的几个工厂，也都是民营的。”

老李也表示：“现在，不知种什么能赚钱。整个县的农业没有特色，没有规模，难以成气候。”

目前来讲，也许L县的困惑正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惑，而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1980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1990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03年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中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2、城市化的诱惑

“郡县治，天下安。”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惟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5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

刘福刚说：“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对本县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和全局的关系。县域经济的定位一定要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跳出县域，从别人的眼光、从市场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县情况自我定位。”

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扰，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得到的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

其实，市场经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谁能够率先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平等、竞争、效率”的市场经济观念，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配套改革，实施阳光政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而政府也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学会用经营的理念、竞争的法则、调控的手段驾驭县域经济，切实从主要由政府当主角，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发展，转到由民营经济当主角，靠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上来。

2、打好“特色经济”牌

定位准确其实也即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县域经济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打好“特色经济”这张牌。

老李不解地问：“我们县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苹果、葡萄、大枣，可是怎样发展电视上讲的‘特色经济’，让我们百姓富起来？”

“我们还在探索。希望尽早走出一条‘特色’路。”L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

刘福刚认为，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人才，而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的自然资源。所以，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必须依据其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和名牌产品。另外，他强调，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对调整县域经济结构，培育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要破除“大而全”、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益，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照此思路，城镇化建设浮出水面。

3、小城镇之路

现在，L县被所在省确定为25个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该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让农民进县城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途径。小城镇在县域经济中所起的辐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城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县域小城镇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加快小城镇建设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刘福刚认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目标中，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他还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而小城镇经济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坚持把小城镇建设当作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龙头，当作工业化的载体和民营化的平台，从而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重点发展县城和有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重点中心镇，增强小城镇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向强镇集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另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小城镇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落脚点，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

五、县域扩权

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扩权已是箭在弦上。

据子解，省管市、市管县（市）的财政管理模式，将被湖北省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部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二是目前县（市）一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绝大部分县（市）依靠省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三是部分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四是省对县（市）的财政信息和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准确、不够及时，难以加强对县（市）财政的有效监管。

而“浙江现象”似乎早已证明“市管县”是如此多余。浙江省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地、县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区一级（市）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且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

2003年11月23日，由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所等负责评定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揭晓，浙江省获27个席位，占1/4强。县域经济占浙江省GDP的7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实力及其增长却反而没有县域经济实体那么快那么强。

国内其他省市一般是强（地）市弱县（市），浙江为何截然相反？浙江省农办、浙江省财政厅和（地）市、县（市）财政局负责官员认为，浙江这一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很大关系。与浙江省财政的“省直管县”相适应，“地级市的权力逐渐弱化”，并实现“市县分治”，即“市”只管理自身，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对于为什么浙江要省管县，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表示“只有强县才能富民”。

可以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新思路。应该以民为本，抓住当地区域的比较优势，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将农村的资源、城市的消费和当地的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良性循环的城乡协调经济。惟有此才能真正撑起21世纪的中国经济。提升农业，促使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了无公害苹果、优质大枣、速生杨、食用菌、优质烟叶、绿色蔬菜、优质中药材、优质牧草等规模优势。二是着眼探索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子，建成了集科技、经济、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1200亩高科技业示范园一期工程，科技含量走在全省前列。

县域经济论文例7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土地资源承载力本文所采用的模型借鉴封志明等建立的土地资源承载力（LCC）模型［9］，反映了区域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定粮食消费水平下区域粮食生产力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来度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标准，国内外大部分专家把400kg／人作为我国营养安全标准，本研究也采用这一标准，即Gp＝400kg／人。

2．2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为实际人口与基于人粮关系计算出的土地可承载人口数量的比值，可反映实际人口与土地资源承载力之间的关系。根据LCCI值的大小，参考国内大部分学者的分类标准，以LCCI的值为1作为粮食盈余和粮食亏缺（人口超载）的分界线，可将不同地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划分为两大类型区域。

2．3GDP密度GDP密度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产生这些GDP的土地面积之比。

2．4协调发展的几种类型为探讨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组合关系将这些地区分为4种类型，具体的类型名称及分类标准如表2。（1）高水平协调型（H－H型）。GDP密度高于全省平均值，且土地资源承载力大于1的地区。这种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速度快，土地资源产出率高，承载力大，人均农用地面积十分有限，粮食亏缺，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土地投入产出比高，主要集中分布在大中型城市。（2）土地粗放利用型（H－L型）。GDP密度低于全省平均值，且土地资源承载力大于1的地区。这种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土地资源承载力大，虽然占用了大量农用地，在土地利用方面属于粗放式发展，但单位面积的土地资源产出率低，人口超载，发展效果不明显，人地矛盾突出，经济发展方式为不可持续。主要集中分布在大中型城市的周边地区。（3）土地集约利用型（L－H型）。GDP密度高于全省平均值，且土地资源承载力小于1的地区。这种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速度快，土地资源产出率高但承载力偏低。土地利用方式表现为集约式利用，粮食有盈余，人地矛盾不突出，经济发展方式为可持续发展。主要集中分布在农用地资源相对丰富且距离发达地区较近的地区。（4）低水平协调型（L－L型）。GDP密度低于全省平均值，且土地资源承载力小于1的地区。这种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土地资源承载力小，单位面积的土地资源产出率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粮食有盈余，经济发展方式为低水平均衡发展，主要集中分布在偏远的山区。原始数据均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1997－2013年），为便于统计分析，本研究将各市辖区合并为一个区域考虑，如长沙市包含所有下辖的6个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

3结果分析

3．1粮食总产量及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根据建立的LCC模型和LCCI模型，利用湖南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1997—2012年湖南省粮食总产量及LCCI变化图（图1）。由图1可知：（1）全省粮食总产量呈总体增长趋势，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基本持平，介于0．9～1之间，表明全省粮食略有盈余，土地资源承载力介于临界阶段。且粮食总产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的大小。（2）全省粮食生产与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的变化可以分为3个阶段：①1997－2000年，粮食产量平稳期。期内粮食生产较为稳定，均在平均值以上，土地资源承载力较大；②2001－2003年，粮食产量减产期，期内粮食总量连续减产，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连续上升，其中2002年和2003年达到1．06和1．09，均超过临界值1，人粮关系趋于紧张，出现人口超载的现象；③2004－2012年，粮食产量波动增长期，期内粮食产量总体呈增加趋势，2009年及2010年略有下降，2011年和2012年又继续增加，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均小于1，且大部分低于平均值，人粮关系较为缓和，粮食略有盈余。基于前期人粮关系的分析，可以预期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湖南省的粮食生产总量的发展趋势为稳中有升，基于人粮关系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基本不变，处于粮食临界盈余状态。

3．2各县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根据前文建立的相关模型，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2000、2004、2008、2012年4个不同时点湖南省各县域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并进行归类分析，其变化特征如下：（1）从数量上看（表3），粮食盈余的县域个数为2012年最多，共有70个，2008年最少，共有54个，人口超载的县域个数为2008年最多，共有46个，2012年最少，共有30个，4个时段中一直处于人口超载的县域有28个，4个时段一直处于粮食盈余的县域有46个，其余26个县域有时人口超载、有时粮食盈余。为进一步从空间上找出全省各县域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分布规律，将4个时段一直处于粮食盈余的县域划为粮食盈余区，4个时段一直处于人口超载的县域划为人口超载区，4个时段有处于人口盈余、人口超载或粮食盈余划为动态平衡区，并制成一张土地资源承载力多年综合评价空间分布图（图2）。（2）从空间上来看，各县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分布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人口超载区：主要分布在设区市所在地和湘西地区。主要是因为设区市人口稠密，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农业所占比重较小，粮食生产不足，人口严重超载，而湘西地区系武陵、雪峰两大山脉和云贵高原环绕的山区，地势崎岖不平，土壤肥料严重不足，可供耕作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粮食生产受极大影响，人地矛盾突出。粮食盈余区：主要分布在环洞庭湖地区、湘东地区及衡阳、永州等市的部分县市，这些地区地势平坦，水资源相对充足，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是湖南省主要粮食生产区，人地矛盾相对缓和，粮食有盈余。动态平衡区：主要分布在湘南地区、怀化和邵阳市的部分县市，这些地区地处丘陵地带，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粮食产量波动较大，粮食供应与人口承载处于动态平衡。

3．3基本特征从时间上来看（图3），高水平协调型的数量基本不变，在9～11个之间，土地粗放利用型的数量先增加后减少，2000年和2004年均为30个，2008年为38个，2012年为21个，土地集约利用型的数量呈增加的趋势，2000，2004、2008年均为5个，2012年为8个，低水平协调型的数量先减少后增加，2000年为54个，2004年为55个，2008年为49个，2012年为63个。概况起来，湖南省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关系变化特征为。（1）2000—2004年处于缓慢变化阶段。期间各种类型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原因是该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较缓慢，城市化水平不高，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程度较小。（2）2004—2008年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期间土地粗放利用型数量增加，低水平协调型数量减小，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不断加大，各城市地域盲目扩张，大量耕地被无序开发，土地利用率下降，经济发展模式为粗放式发展。（3）2008—2012年处于集约式发展阶段。期间土地粗放利用型的数量减少，低水平协调型和土地集约利用型的数量增加，主要原因是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现象得到遏制，单位面积的GDP产值不断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显著。从空间上来看（图3），具有以下特征：（1）高水平协调型（H－H型）主要分布在设区市所在地（除吉首、怀化和张家界），且多年分布状况不变，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土地资源利用率高，但由于城市人口多，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极大，粮食生产不足，土地资源承载力严重超载。（2）土地粗放利用型（H－L型）主要分布在湘西及湘中部分地区，湘南地区的分布先增加后减少，这些地区经济相对较落后，土地资源利用率不高，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受影响。（3）土地集约利用型（L－H型）分布区域不大且多年分布状况变化不大，主要分布在常德、益阳和永州部分县市。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土地资源承载力较低，人地矛盾不突出。（4）低水平协调型（L－L型）分布区域较广，主要分布在湘东地区和环洞庭湖地区，湘中地区的分布面积先减少后增加。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粮食生产富足，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土地资源承载力较低。

3．4战略思考基于以上分析，就湖南省不同区域的特点，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1）高水平协调型（H－H型）区域适当放缓经济发展速度，充分考虑土地资源承载力，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数量，另一方面要提高城市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用地的规模，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率。（2）土地粗放利用型（H－L型）区域应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土地资源的优化整合，以此同时，还应改善土壤质地条件，提高土壤肥力，因地制宜合理选择粮食品种，扩大粮食种植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3）土地集约利用型（L－H型）区域应继续发挥粮食生产优势，第一产业比例应保持基本不变，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低端产业应及时转移或升级，以增加单位面积的GDP产出率，提高区域竞争力。（4）低水平协调型（L－L型）区域应在不破坏耕地的基础上加大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充分发挥潜在土地资源的作用，增加第二三产业的比例，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快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县域经济论文例8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外出打工的主体既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包括前往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来自中小城镇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这里所说的外出打工者或打工者的含义比一般所说的农民工的含义更加宽泛。打工既包括受雇于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也包括在上述城市或地区的自我雇用,如自己或合伙开办小餐馆、小建材店、承包小旅馆等。

对于外出打工的现象,大多数研究文献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及为城市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角度去探讨的。也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外出打工与县域经济的关系问题,如蔡文著认为发展县城经济的实质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样实际上是将外出打工视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以减轻县域经济发展的负担的重要途径。王培根、龙泉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分析的深度上挖掘不够。凌斌、王勇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论述了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理论讨论层面,实证分析和数据运用比较薄弱,而且只是关注回乡创业,回乡创业实际上仅是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之一。

外出打工者的原籍地大多在县城及县城以下的镇和乡,本文旨在讨论外出打工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影响的机制和途径以及对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有怎样的推动作用等。

由于外出打工者的消费、投资等活动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只能主要采用与打工者面谈或访谈的方式以获得相关数据和第一手资料。由于笔者生活和工作所在地及旅游、工作的关系而到过的城市,还有由于笔者及亲戚原籍地的关系等,这种访谈在上海、苏州、深圳、海口、厦门以及江西省的永修县、德安县、进贤县,安徽省的泾县、青阳县等进行。在上海、深圳等上述城市访谈的打工者来自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在永修县、泾县等上述县访谈的外出打工者(或访谈其家人、亲戚)外出打工的省及城市有上海、深圳及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当然,外出打工的城市有的也位于中部区域,如江西的打工者前往安徽某个城市打工。

二、打工者知识的积累、传播与返乡投资

按照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来自劳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边干边学”。从边干边学的角度看,打工者的打工过程无疑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过程,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艺的学习在不少方面是其他学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因为从知识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是指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如语言、文字等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达的知识,后者则是指那种与一定的情境、过程相联系的,难以通过符码系统表达的知识,如技艺高超的厨师的厨艺、某些生产工艺技术等就属于隐性知识。当然,这两种知识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同一知识体中往往既包含显性知识,也包含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常常需要通过一定指导下的“边干边学”和“边学边干”来实现。打工者的打工过程及其目的——返乡投资不仅实现了显性知识从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县域的传播,而且实现了隐性知识的上述流向的难度较大的传播。

打工者的知识积累不仅来自打工过程本身,而且来自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个文化环境、先进观念等,这即是所谓的打工会开阔眼界,更新观念。

打工所积累的知识为打者寻找和发现家乡的商机提供了能力和胆略,如江西省永修县城的第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就是曾在上海某房产中介公司打工的返乡投资者所开;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几家洗车点之一,是曾在深圳某洗车场打工的返乡者所开。又如安徽省青阳县城最早的少数几家电脑修理公司之一,是曾在上海从事过电脑修理业务的返乡者所开。此外,外出打工的积蓄,则为他们返乡投资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基础。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打工者的知识积累率和资金积累率与打工的集聚度密切相关。外出打工的集聚现象不仅存在于打工的空间构成方面,还存在于打工的行业或工种构成方面。在我们所实地调查的输出打工者的许多地方,往往是少数人到某地去打工,会带动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很多人也前往同一个地方打工;往往是少数人外出打工从事某一职业,当地其他人也外出从事同种职业。如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的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者曾一度集中外出生产糖果;江西安义县外出打工者则以加工塑钢、铝合金门窗闻名。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包头路(殷行路至民星路段)、松花江路(双阳路至黄兴路段)及抚顺路等处,安义人开设的塑钢及铝合金门窗型材加工、销售店几乎是一家连着一家。在深圳市的一些企业,也常可发现同一企业的打工者大多来自同一地方的现象。

打工集聚的原因可从老乡提供的信息的便捷性及带来的安全感等方面解释。打工集聚的效应则主要体现在:(1)信息和生产经营工具等的较好共享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了“老乡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效应;(2)提高了市场知名度,降低了市场需求方的信息搜寻成本;(3)增加了与企业或雇佣方的谈判力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打工者的经济利益,这在目前打工者利益屡受侵犯的情况下尤显重要;(4)有助于加快打工者的知识积累,因为集聚可以促进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互补,从而增进打工者的共同知识。

打工者的知识如何向原籍地传播?怎样对原籍地的县域经济产生回馈效应呢?一是通过人员流动、信息交流给县域经济注入新的知识、理念等。一个值得咀嚼的现象是,较有成就的外出打工者在原籍地的家人、亲戚也往往会在当地经商小有成就。二是通过外出打工者的返乡投资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如截止到2009年4月初的不完全统计,江西省安义县共有27家建材类企业,拥有塑钢生产线400条,铝型材生产线26条,均为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兴办,其产值占全县GDP的12.36%①,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对于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打工者的知识回馈方面,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春节期间外出打工者的大规模返乡探亲效应。春节期间,返乡的打工者走亲访友、品茶欢宴、促膝交谈。他们谈论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观念意识、打工的经历、学习的技艺及家乡的投资机会等,于是,春节期间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超大平台和知识传播的超大课堂。春节后,外出打工的流向和流量往往会根据新的信息有所调整,一些外出打工者常常会决定是否在家乡投资,甚至当地企业的一些经营思路、经营理念等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

参照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家Fujita和Thisse提出的涉及两区域的知识增长模型,这里假定全国分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两部分或两区域,可得到县域经济的知识形成公式为:

Kh=[h(i)βdi+ηh(j)dj]1/β,0<β<1,0≤η≤1

其中,Kh为县域经济的知识总量,β为人们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知识互补参数,它反映了经济活动主体及其掌握的知识的异质性,sh为县域经济的员工份额,相应的,1-sh为城市经济的员工份额(包括打工者),h(i)和h(j)分别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中的员工的个人知识,i=1,2,……n;j=1,2,……n。η为区域间的知识扩散强度,一般与空间距离成正向变动。η越小,代表了城市经济中的知识对县域经济的传播、输入越少,越困难。

打工者在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之间的频繁流动及对知识的传播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的空间距离的阻碍性影响,提高了上式中的η值,从而增大了Kh值,即增进了县域经济中的知识总量。

三、打工者的消费、投资回馈与城镇化

外出打工者的消费对于县域经济的注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返乡期间的消费;二是打工收入回流转化为家人、亲戚的消费。由于外出打工者返乡的高峰期是每年春节,出外打工者人数多的县便出现了消费十分繁荣的“春节经济”现象。表1和表2是通过访谈和调查所得。

表1和表2的样本数据相差较大,除了与打工者打工地区的收入水平有关外,可能主要与对打工者取样的职业特性有关,而这又取决于在两个地区对于不同打工群体进行访谈、调查的便捷性差异。根据表1显示的数据,如果一个县有3000人春节返乡,仅春节期间在原籍地的直接消费就达:1017元×3000人=305.1万元。

除了消费外,不少外出打工者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资金积累后,往往返乡在农村建房或在县城购房、购商铺。这在笔者所调查的前述各县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江西省永修县城最大的新建小区——建昌城市花园的不完全统计,该小区共分三期建有1118套住房,大约35%为外出打工者或外出打工者的直系亲属所购买。

在县城购房置业的外出打工者中一部分为原县城的居民,更多部分为原居住在该县农村和其他小镇的居民,他们在外出打工一定年限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创业能力后,往往选择在县城投资开店、购房置业。所以说,外出打工的重要回馈效应之一是促进和加快了县域经济的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可由图1来简略地表示。

这里举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是一个历史名镇,镇上原来中年及中年以下的居民,大约有1/3已经迁往县城和其他城市,镇上现在的居民绝大部分为来自吴城镇管辖的松门村、松丰村、荷溪村、河东乡等乡村的农民。永修县城则有越来越多的住户,原为该县其他小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或农民,永修县城甚至有一条街道曾被称作“农民街”,因为最初这条街的两边居住的几乎都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

根据江西安义县公安局提供的户籍人口资料及对乡镇流出人口的摸查,到2007年,外出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外出打工)达90071人,占该县总人口的33.6%。外出人口的返乡投资和返乡购房使该县的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20.19%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6.03%②。

外出打工的群体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在打工所在地或其他地方安家置业,不会回到原籍地。但不管选择在何处定居,都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原籍农村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城镇定居,原籍小城镇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大中城市定居。

归纳对江西的永修县和安义县,安徽的泾县和青阳县等回家乡定居的21名打工者的访谈,返乡定居的动因可表示,在外地买不起住房,外地的生活成本高及小孩入学问题是外出打工者返乡定居的最主要原因。

四、政策建议

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并不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强化和吸收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考虑的相关政策措施有:

第一,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不应将外出打工或进城打工仅仅视作是补充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也应该从发展我国庞大的县域经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要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打工者的经济利益,减少甚至消除拖欠、克扣打工者的工资的不合理现象,减少和规范外来打工者在城市设店、谋生的管理税费,以便城市经济通过打工者的途径更好地回馈县域经济。

第二,大力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春运能力,尽可能地让愿意返乡过年的打工者能够如愿。因为正如前述,打工者的春节返乡在信息交流、知识传播、消费支出、投资决策等方面对县域经济发展都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外出打工者的原籍所在地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交通建设。从对外出打工者的访谈和对一些县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基础设施越好,交通越便利的地方,外出打工者越多,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也就越强。

第四,访谈中还发现,在外以单独或合伙开店形式打工以及受雇于人的技术性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创业的能力较强,可能性较高。而那些技术性含量不高的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和自我创业的能力较低。原籍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选择那些有助于这类外出打工者就业的投资项目,以便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因为这些打工者在该行业毕竟还属于原籍地的“熟练”劳动力。

第五,改进和加强对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的金融支持。调查和访谈显示,打工者返乡投资的资金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积累和向直系亲戚的借款,享受到的来自银行系统的金融支持十分有限。这既降低了打工者返乡投资的积极性,也制约了返乡投资的规模与层次。因此,在县域经济体系内,应重视发展小额贷款机构和合作信用社,以便更好地吸引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创业。

注释:

①②资料来源于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政府网。

[参考文献]

[1]PaulM.Romer.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licalEconomy,1986,October.

[2]FujitaandThisse.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3]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蔡文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县域经济的发展[J].商业研究,2005,(24).

县域经济论文例9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坚实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构建我国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最大限度地把县域的发展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性措施来认真落实，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和根本之道。我国县域国土面积大，人口多，2011年全国县域GDP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因此，县域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我国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环保GDP，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好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加强社会建设，完善县域城乡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等重点难点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与县域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联系紧密 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和谐离不开发展，发展也需要和谐，在发展中增进和谐，在和谐中促进发展，这是齐头并进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发展县域经济，增加物质财富是推动县域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在县域范围内紧紧抓住发展这个解决一切矛盾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地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县域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就现实而言，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分配不公的矛盾在县域范围内凸显 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考验中暴露得比较充分，集中体现在城乡差距明显拉大问题上。有专家作过测算，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而有可能会是6倍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地区特别是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2003年，有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县，人均GDP超过三四千美元，而中西部的一些经济落后县还处于温饱阶段，有的甚至还没有摆脱贫困。实事求是地说，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是我国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但如果不能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妥善加以解决，将会危及经济、社会的稳定，特别是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很显然，造成县域范围内的城乡差距和市民与农民的贫富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分配不公，譬如有些地方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有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获取暴利，有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实际上是对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农民利益的一种严重损害和盘剥。 (二)农业大国和小农大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县域范围内一时难以改变 农村人口多，农业分散经营等问题加剧了县域特别是农村发展在分享工业化成果上的矛盾。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公共资源占有不公，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太少，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比如，2002年全国农村还有184个乡镇、5万多个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还有33％的村庄没有喝到饮用水，自来水通村率也不到50％。乡村公共医疗卫生条件退化，传染病出现扩大蔓延趋势，甚至在我国已经灭绝的血吸虫病又死灰复燃。这些问题的出现，造成了县域内广大农民行路难、饮水难、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进城难等等。在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问题的过程中，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房地产开发日益升温，而带来的却是向农村、向农民强制性地征地，克扣法定的补偿标准和推诿就业安置等，致使农地纠纷、拆迁矛盾、就业困难等问题加剧。从环境保护的情况来看，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城市，而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严重缺乏，农村污染的治理 更是面临着点多、面广、治理难度大、投资缺的尴尬局面。 (三)“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极大地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农业产业化不发达，农业增产不增收的情况时有发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例如，1998～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1897亿元，只占28.7％。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年久失修和老化，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支持农业、农村、农民政策不到位，农业补贴少使不少地方粮食增产而农业不能增效、农民不能增收。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再加上非农产业发展不平衡，很多农民的非农就业渠道不畅，非农收入增加不多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消费水平低(如表中所反映的情况)，农村市场启动难。而农村经济发展的困难重重和效益低下，又直接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不快、规模不大、效益不好，对推动县域社会发展基础保障作用难以发挥。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表 年份 农民收入 市民收入 城乡比 农民消费 市民消费 城乡比 (元) (元) 乡=1 (元) (元) 乡=11985 397.6 739.1 1.86 317.4 673.2 2.121990 686.3 1510.2 2.2 538.1 1278.9 2.41995 1577.7 4283.0 2.71 1310.4 3537.6 2.72000 2253.4 6280.0 2.79 1670.0 4998.0 2.992001 2366.4 6859.6 2.9 1741.0 5309.0 2.992002 2475.6 7702.8 3.1 1834.3 6029.9 3.292003 2622.0 8472.2 3.23 1943.3 6510.94 3.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360、386页。 (四)农村社会发育不完全，科、体、文、教、卫的基础设施 严重缺乏，再加上腐败和黑恶势力在一些县、乡、村的客观存在，使部分县乡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环境不良，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也受到严重的制约和影响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作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之一，其发展状况如何，对于完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县域范围内，中西部不少县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发展规模不大，质量和效益不好，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农村的普遍缺乏，致使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农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和实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化管理的角度来看，很多问题与乡村两级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比较薄弱、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管理机制不活、漏洞较多等有关；与农村科教文卫事业落后，农村居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法治意识淡薄，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宗族及黑恶势力抬头、封建迷信盛行等有关；也与不切实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不认真落实中央有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系列扶持农业、农村、农民政策有关，等等。事实上，从县域这个层面上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做大做强县域经济，不提升城乡协调发展的水平，不优化广大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将无法完成。 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物质前提，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一个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在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决定物质满足的水平，而物质水平的丰裕程度决定了人们在精神方面的现代化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域特别是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能力与活力，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直接相关的。县域经济属于地域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范畴，是县域内经济结构和经济运动的总和，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处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据《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反映：2003年，我国县域平均人口45.53万人，县域GDP平均为32.0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21亿元。县域占据了四分之三的人口，六成的经济总量，三分之一的市场和八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因此，发展县域经济，是增加县域财富、实现县域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从各地特别是各县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县制宜、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贯彻公平、公正原则，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县乡两级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突破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体制性因素阻碍。著名的“诺斯悖论”指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就我国目前的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而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县域和谐社会的构建的绩效如何，与县乡两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行政能力强弱、政府制度好坏直接相关。要把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来抓，进一步转变县乡两级政府职能，要通过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具体问题，把体制、机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认真清理在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认识下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按照统筹区域、城乡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要求，进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在建立公共利益的表达机制、完善政府的回应机制、规范信息公开制度的同时，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切实规范县乡两级的政府行为，提高办事效率。在农村要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总之，必须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依法行政、科学民主决策、行政管理等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为促进县域经济的大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农村和谐社会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第二，“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不断优化县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政策环境。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县乡两级财政的困难，切实扭转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是 增强县域经济保障能力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了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中央财政收入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翻了一番还多。据有关专家估算，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8000亿元。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既能够有效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状况，为农村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资金，并为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又能加大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力度，彻底改变靠“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经济起飞”要求的资本积累的传统做法，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第三，创新农业结构调整思路，积极推进现代农业，扶持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夯实基础。我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人增、地减、水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围绕推进现代农业，坚持走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主的农业产业化道路来谋篇布局，在结构特色化、经营产业化、生产标准化、城乡一体化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农村工业的优势，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拉长农业产业链，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发挥乡镇企业在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开拓国内外市场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方面蕴藏着的巨大潜力，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和农产品附加值；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县域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改良品种、节水灌溉、科学使用肥料、农药等，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增强教育能力，通过采取上述综合措施，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能力，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开辟新的途径。 第四，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提供有效载体，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开辟新的路径。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根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从国情、省情、县情出发，科学地认识我国的要素禀赋，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必须根据县域人口众多、劳动力科技文化等偏低的实际，坚持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城镇就业率为抓手，正确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就业容量的关系，始终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解决农民就业这个民生之本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内涵、功能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实施县域工业化战略；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市场主体运作规则，依靠科技进步和起点高、区位条件好的工业园区的作用，加快县域工业企业的改组、改造，提高县域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县域内积极稳步地推进城镇化；要切实运用好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县域城镇化的成果，依托县城和中心镇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支撑作用，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为农民转变为市民、工业与农业、农村与城镇的和谐协调发展不断开辟新的路径。 第五，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纠正片面的工业化战略，在促进农业、农村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和稳定发展。要深化城市和城镇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深化农村改革，尤其要在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探索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使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与工业、城市、市民的发展享有同等的待遇，分享到共同创造的成果；认真总结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巩固和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全面推进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和流通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大力推进户籍管理、土地等制度的改革；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就业制度，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 能培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切实减轻农业、农民的负担，支持保护农业、农民，为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稳定机制创造条件；要讲究科学与效率，维护公平与正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县域特别是农村社会管理水平；要坚持按生态和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要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依靠科技革命和信息化的力量，不断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努力促进县域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运行，加速县域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第六，因地制宜、因县施策，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通过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村保障性分配问题，为县域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依托。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大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居民交通、通讯、饮水、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工作任务。县级政府要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支持下，逐步解决县域居民特别是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的就业、基本公共医疗和义务教育等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逐步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十分关注县域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坚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在确保低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等落到实处。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减轻县乡两级财政向农村公共设施、特别是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投入的压力，为县域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协调发展夯实基础。 综上所述，现实中反映出来的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和谐社会不协调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省情、县情、民情有关，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有关，与县域内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与县域经济的发展质量、规模和效益有关。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五统筹”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推进区域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提高县域构建社会主义农村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真正为广大农民创建一个安全稳定、安居乐业、生态宜人、生活殷实、欣欣向荣的幸福家园。

县域经济论文例10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著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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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本

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著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