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金融论文例1

【关键字】西部县域金融;金融制度创新与发展;西部经济与增长

一、引言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新制度经济学(NewlnstitutionEconomics)的一个基本问题,也被我国的改革实践所证实,“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就较好地解读了制度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JognN.Drobak,JognV.C.Nye,2003)。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一直被人们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并且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对于金融制度的解释,国内学者撰文定义的较多,但从纯粹制度学的角度考察,金融制度实际上是有关金融交易、组织安排、监督管理及其创新的一系列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规等构成的规则集合,其实质是为调节人际关系并总在金融领域存在的行为规则,金融制度创新或变迁的激励来源于风险的规避和利润的追求。研究表明,金融制度既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工具。进一步说,金融制度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成为促进经济进步有力而有效的工具(范恒森,2000)。仔细审视我国的改革,应该说,我国以渐进式推进为基调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各项改革推进到今天已进入攻坚阶段,正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从金融实践看,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进一步深入推进十分困难,有些经济学者认为金融体制或金融制度问题是其“瓶颈”,也是其“突破口”。所谓“瓶颈”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是指目前现有的金融制度安排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制度变迁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率为零的状况(陈宗胜,2000),金融制度亟待创新与发展,特别是西部县域金融制度亟待创新与发展。为此,本文选取四川省达州市所辖的A县、B县和C县3个县为一组样本个案,对西部县域金融制度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以试图通过本案例的研究,探索中国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最优路径。

二、一般描述:基于制度变迁的实证考察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sC.North)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会使一个经济中某些原来有效的制度安排变成不是最有效的,新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被创造出来以取代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变迁是由于新的、有利的经济机会而产生的。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渐次深入,西部县域金融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变迁轨迹。

(一)从金融趋同到市场退出:改进的资源配置

样本表明,西部县域金融制度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渐改进低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反映在金融趋同向市场退出的变化进程之中。

1.金融趋同:资源的浪费。一般地,金融的聚集程度应与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资源的空间流转水平相匹配(Florence,1948)。调研发现,西部县域金融组织种类和金融产品的趋同性特征十分明显,导致了县域金融在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多元化、差异化金融需求的同时,也增大了同一社区金融同业竞争的压力、进而形成了事实上的资源浪费。一是金融组织在空间分布上十分均衡。除1个样本县将城市信用社归并到当地农村信用社外,其余样本县都设置了人行、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县支行、城乡信用社、邮政储蓄9类金融机构。金融组织种类的设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无关,呈“互挤型”的区域金融聚集状态,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二是金融产品在纵向服务中基本同质。县域银行业机构主要经营存贷款主营业务和中间业务两大类,金融产品同质性较强。在县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城乡信用社经营的业务差异不大,在县以下的农村,农行营业所、乡镇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都主要经营存款业务。

2.市场退出:资源的改进。近年来西部地区的部分县正在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策略,这种退出,一定意义上说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改进,但同时又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力度的削弱。一方面,在保持金融组织种类不变情况下的网点撤退。1997年至2002年样本县6年时间分别撤销159个、降格133个基层营业网点,而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特别是2001年农村撤销或降格的网点数最多,达142个,占撤销或降格总数的48.6%。一方面,在加大资金组织力度情况下的资金运用权限的上收。主要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县支行的贷款权限较以前大大减小,只能发放小额质押贷款和部分足值资产的抵押贷款,其余新的贷款发放或者建立新的信贷关系均须逐笔、逐项上报各自的市级分行,甚至省级分行。

(二)从金融剩余到金融流失:区域的经济视角

1.金融剩余的产生。样本显示,西部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城乡居民以储蓄存款为主要形式产生和聚集了大量的金融剩余,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农户储蓄剩余。1993年到2002年样本县农户储蓄存款余额每年以10%～30%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同期农户贷款余额占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之比从1993年末的77.5%下降到了2002年末的50.6%,特别是2001年末这一比例降低到了26.33%。可见,农户在为金融机构提供储蓄的同时得到的贷款支持呈逐年下降趋势,由此形成农户储蓄剩余。需要说明的是农户储蓄存款的20%～40%是农户用自己的劳动通过在区域内或区域外务工的方式形成的。同时,小额农贷需求与县域经济发达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源于小额农贷额度设计不合理而出现了小额农贷需求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样本县受到了限制,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剩余的积累。第二层面,银行存差剩余。近几年样本县银行存贷差呈迅速扩张的趋势,特别是1998年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表现得更为明显。2002年末样本县银行存贷款差额达33.77亿元,占当年各项存款余额的1/3强,即使剔除缴存存款准备金、邮政储蓄、贷款核销等因素后,仍有17.57亿元的可贷资金,分别占当年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的19.47%和31.17%,于是在农户储蓄剩余基础上最终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剩余。

2.金融流失的渠道。从样本调研看,西部县域地区大量的金融剩余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到了县域外。一是邮政储蓄。样本县邮政储蓄余额从1993年的7741万元逐年发展到2002年末的89485万元,增加了近11倍,年均增速达20%以上,邮政储蓄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之比在6%～12%之间,邮政储蓄年净增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年净增额之比9年时间有7年都在9.5%～23%之间。二是资金上存。样本县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县支行和农村信用社将县域内组织的大部分资金上存到了各自的上级行社。2002年样本县上存资金净增额达46130万元,分别占当年存款净增额和贷款净增额的68.25%和73.7%。三是异地拆贷。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A县和B县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异地贷款、拆借的方式违规将县域内组织的部分资金投向了区域外,而且金额较大,从1997年的28848万元逐渐剧增到了2002年的51081万元。这两个样本县的外拆、外贷资金余额与同期各项贷款余额之比一直保持在11%～14%之间。

(三)从资产恶化到经营亏损:低效的营运结果

西部落后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经营效果一直不理想,资产质量差,经营亏损金额较大,成为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变迁的显著特色。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1.巨额的不良贷款。2002年末样本县的不良贷款余额近30亿元,是当年存款余额的1/3和贷款余额的1/2强。最近10年,1995年以前不良贷款占比相对较低,此后基本上都在50%左右,经济条件越差的样本C县不良贷款占比越高,有的年份甚至高达60%以上(见上图)。

2.较差的经营效益。与巨额的不良贷款相对应的是较差的经营效益,除A县在1993年和2002年获得了很少的盈利外,样本县多数年份是亏损,亏损金额从1994年的2492万元逐渐剧增到1998年的17635万元,随后有所好转,但1999年～2001年亏损金额仍在1.1～1.3亿元之间。

(四)从正规金融制度到非正规金融制度:制度的供给缺口

1.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不足。理论上讲,市场上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可以达到一般均衡,人们对现有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就能够接受并愿意保持下去。在我国县域金融制度的发展初期,国家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正规金融制度的设计较好地实现了一般均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转轨,初始均衡状态被打破,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金融制度需求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现有正规金融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体现为正规金融组织体系从区域内集中的资金不能较好地满足区域内巨大的资金需求。

2.非正规金融制度的补充供给。面对县域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缺口,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活动在县域内自发地活跃了起来,而且具有长期的生命力和较强的信用约束,违约案件十分少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域资金供求矛盾。从对657户城乡居民户的样本分析可以看出,35.15%的农户和58.41%的县城居民有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形式主要以向同一社区的私人借贷为主,用于临时性的经营生产和生活资金周转。在有民间借贷行为的调查对象中有43.97%的没有利息,有利息的,年利率一般在10%～30%以内,为正规金融组织的2～6倍。从借贷规模看,县城地区的借贷金额多数在10000元以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借贷金额多数在5000元以上,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活动越频繁。

三、逻辑命题:来自变量禀赋的合理推演

制度是一个涵盖很广的范畴,不仅包括体制、政策和法规,而且还包括道德、伦理、观念和习惯等。因此,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很多,既有东中西部共同的特性,也有西部地区特有的自身特性。本文主要从影响制度变量的自身禀赋特质出发,对西部县域制度的变迁演进做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共同的因素进行深层次分析论证。

(一)区位禀赋劣势——金融的约束

1.经济落后:区位的约束。样本显示,作为地处西部的县域地区,不具有东部沿海县域地区的诸如口岸、平原等先天的区位优势,以山地与丘陵地形、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传统农业占据主体等为主要特征的区位劣势,导致了区位经济长期滞后于东部发展。2002年,人均GDP西部地区仅为5382元,而中部、东部地区分别为6973元、13328元,中部、东部分别是西部的1.3倍和2.48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为597元,与中部差不多,但东部为3011元,东部是西部的5.0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西部为1776元,而中部、东部分别为2279元、3885元,中部、东部分别是西部的1.28倍和2.19倍(见下表)。落后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孵化出发达的金融。

2002年东中西部部分经济发展指标比较

单位:亿元、%、元

─────────┬──────┬──────┬──────

│项目│西部│中部│东部│

├─────────┼──────┼──────┼──────┤

│国内生产总值(GDP)│15715.35│31377.96│70371.56│

├─────────┼──────┼──────┼──────┤

│其中:第一产业│19.18%│16.44%│10.66%│

├─────────┼──────┼──────┼──────┤

│第二产业│42.44%│46.40%│55.56%│

├─────────┼──────┼──────┼──────┤

│第三产业│38.38%│37.16%│33.78%│

├─────────┼──────┼──────┼──────┤

│人均GDP│5382│6973│13328│

├─────────┼──────┼──────┼──────┤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597│596│3011│

├─────────┼──────┼──────┼──────┤

│农民人均纯收入│1776│2279│3885│

─────────┴──────┴──────┴──────

注:①东中西部数据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数据整理(没有统计数据),样本县数据根据各县统计局数据整理。②东中西部按传统划分方法,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省区市;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9省区;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省区市。

2.环境欠佳:观念的约束。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县域经济相伴而生的是思想观念落后所造成的投融资环境较差,限制了西部县域金融资源向本地内源化投资的有效转化。一是信用环境亟待改善。西部部分地区信用文化缺失,企业和个人逃废银行债务现象较严重。2002年末样本县企业和个人逃废银行债务余额高达17492万元(占同期贷款余额的3.1%)、利息10292万元,逃废债企业户数多达120户,其中91户、占75.83%的企业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二是金融案件执结率较低。1993年到2002年样本县金融胜诉案件涉案金额共计22166.8万元,其中得以最终执行的涉案金额仅为9341.5万元,占胜诉案件涉案金额的42.14%,而同期样本县共支付诉讼费用469.6万元,占胜诉案件执行金额的5.03%。三是中介部门收费偏高。客户到银行贷款,按规定要到工商、房管、国土等中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程序繁琐,重复评估,收费偏高。据调查,在样本县以125万元的足值资产按80%抵押银行贷款100万元计算,需要客户支付13927.25元的各种行政规费(不含保险费用),正常合理的贷款需求受到影响。

(二)共同变量异化——西部的分析

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无论是东部、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制度变迁之初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因素,如金融改革与实践都是在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下进行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是国家所有的。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身禀赋特质的不同,从而造成了制度变迁结果的大相径庭。

1.相同改革路径:不同变迁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县级农村经济金融领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农村经济制度的诱致性改革模式,农村先后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与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两次制度性变革;一种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改革模式。农村信用社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开始,先后经历了1乡1社、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农行的基层网点、中央银行直接领导管理的农村乡镇“储蓄信贷机构”。农村经济领域的两种改革模式的不同步,必然演绎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不相协调性。面对这同一初始状态,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优惠的政策支持,按市场效益和效率原则吸收了大量来自西部的金融资源,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逐渐抵消了初始状态的不相协调性。而作为西部地区,自身禀赋明显处于劣势,在经济不发达中的金融成长受到限制,源于农村的金融剩余流出县域外成为必然,金融资源在县域内难以自动地实现合理配置。

2.相同初始产权:不同分化结果。从更深层次看,只有从金融产权形式的效用函数出发,才能深刻而准确地理解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1997,张杰)。由于我国金融产权初始状态是公有金融产权形式,国家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合乎逻辑地呈现出一种“刚性依赖”。这种依赖性,集中通过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贷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体现出来,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和经营亏损。由于东部县域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产权体制的变迁既迅速又到位,部分地抵消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不良贷款和经营亏损。而西部县域地区,由于自身禀赋劣势而造成的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发育迟缓,国有企业产权分化进程较慢,必然地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大、占比高、经营亏损多、时间长等问题。调研表明,最近10年样本县尽管经过了资产剥离、核呆等行政手段,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余额占样本县贷款总余额的比例一直在40%～80%之间,而国有企业50%以上的贷款演变成了不良贷款。

四、行为集合:立足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与制度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根据成本费用与收益分析权衡决策的,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DouglassC.North,1994)。如前所述,现有的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因此,在西部既定条件下如何设计好一个最优的县域金融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我国西部县域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

(一)制度安排平台:经济的内涵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县域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是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起点和终点,县域金融制度的设计必须以此为平台,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关键在要素的增加和收益率的提高。因此,西部县域地区要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增加或引入的要素特别是可变要素在西部收益率较以前、甚至较东部有所提高,通过要素量与质的变化,尽可能挖掘西部潜力,促进西部经济的内涵增长,加快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一是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形成西部经济发展较强的初始推动力;二是地方政府要加快机构的改革,实行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促进民间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三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提高企业素质,规范县域经济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促其逐步发展壮大;四是夯实信用基础,优化投融资环境,注重西部信用体系的建设;五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对农业这个弱质产业进行扶持,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培育农村金融的持续增长源泉。

(二)制度安排思路: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金融制度的安排与设计的思路上,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实用性。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思路可设定为:在鼓励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基于市场原则发展的同时,加大对西部县域政策性金融的优惠扶持力度,限制金融资源外流,强化区域金融服务功能,实现西部县域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这种制度安排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国家政策倾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西部倾斜的金融政策最容易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实现,西部经济制度与金融制度改革的不同步,也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倾斜支持,西部县域经济跨越式、追赶型发展客观上更需要国家在调度资源包括金融资源上给予倾斜。二是商业性金融不是支农扶弱的效用函数,而政策性金融是“三农”的必须。商业性金融具有一般意义上工商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共同特征,寄希望于商业性金融对支农有多大贡献并不现实,近年来商业银行积极收缩农村阵地,就是其商业化改革而形成的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真实体现。即使是在发达的国家,如法国,一般商业银行同样也不愿意进入农村地区和农业信贷市场。从国际经验看,当经济处于发展阶段而非发达阶段时,不是依赖商业性金融,而是大大强化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效利用农业政策性金融杠杆,使美国始终保持其先进农业大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以“制度贷款”的方式,通过政策性金融对农业进行了大力扶持。三是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面临非正式制度障碍。合作金融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农户是否客观地存在“合作共济”的基础——“乡绅”参与和诚实参与,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户要具有自发的“集体理性”前提,合作金融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进一步看,合作金融的终极目标是利用团队合作的方式,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即所谓的“农村信用社没有自己独立的效用函数,而是各成员效用函数的累加”,正是合作精神的体现(王自力,2002)。事实上,基于农户的自身素质较低、小农经济的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和传统型农业占据县域经济主体地位的现实状况,合作金融在调查的样本县缺少真实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也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最大的非正式制度障碍。样本县95%的农户从没有参加、也不想参加当地农村信用社的社员代表大会。

(三)制度安排路径:金融的机制再造

1.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强化:由单一转向综合。政策性金融具有填补资本市场空缺、对公共产品的倡导性和贯彻政府经济政策的特殊职能。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劳动生产力低下,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在国外农产品输入冲击下更加脆弱,所以强化支持“三农”的政策性金融十分必要。因此,随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对在样本县仅仅收购稻谷一种粮食的农发行的职能作用必须给予重新定位与调整,把农发行办成综合性的执行政府意图的支农金融机构,集中支持国家粮棉等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扶贫开发和发展中间业务等方面,把原来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的支持西部农村发展的职能承担过来,通过政府扶持项目强力拉动民间资本、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及其他金融形式逐步从事符合政府意图的贷款和投资。

2.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源重组:由撤退转向整合。强制性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降低资金上存比率,限制县域资金通过上存渠道流出县域外。在机构的撤退上,可规定一个存贷比例,对当地贷款发放能够达到这个比例的,可保留此机构继续为当地服务;在当地贷款达不到这个比例的,可迫其退出县域经济领域,让出存款市场,限制本地资源外地化。适当考虑对支持西部县域经济的商业银行进行减免税收及相关费用,让商业银行有利可图,自觉地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西部农村县域。

3.西部农村合作金融的定位:由模糊转向确定。弱质产业融资与政策性金融支持是一对共生体,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因为农户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国家政策的内在需要,也是农户获取生存的需要,二者的一致性导致了农村金融天然具有政策性金融的特质。因此,如何定位农村信用社非常关键。一是在职责定位上,农村信用社一定要立足于农村地区,认真履行为“三农”服务的职责,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在功能设定上,可考虑既有政策性业务功能,又有商业性业务功能,在寻求满足“三农”发展的金融工具的创新上有所发展。国家对政策性业务可适当给予财政补贴,这也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农业的基本做法;同时通过业务范围的界定,适当发展商业性业务,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性业务的盈利机制来弥补政策性业务的亏损。三是在资金运用上,通过制定严格的管制政策,坚决限制本地资金外地化,引导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必须用于支持和发展“三农”。

4.邮政储蓄机构的机制建设:由“吸血”转向“输血”。邮政储蓄的“吸血”功能主要体现在吸收的存款上存人民银行成为基础货币,而未能及时有效地投入到当地,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向农村返还邮政储蓄资金的“输血”机制。一是鼓励邮政储蓄自主运用资金,购买国债,或者是购买政策性金融券,特别是可以购买农业发展银行的债券,把农村资金运用到农业、农村。二是通过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返还,但要严格操作。三是建立县域金融机构与邮政储蓄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但要注意长期资金定向关系的借贷风险问题。四是时机成熟的时候,可将现有的邮政储蓄机构改建成邮政储蓄银行,定位于为县域经济服务,自主灵活运用资金。

主要参考文献:

[1]JognN.Drobak、JognV.C.Nye,张宇燕等译.新经济制度前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范恒森.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张杰.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有金融体制及其变迁过程[J].金融体制改革,1997(12).

县域金融论文例2

（二）县域金融运行态势良好，金融支持“三农”力度加大。2013年，64个县（市）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1.1%，与全省各项存款同比增速持平；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3%，较全省各项贷款同比增速低1.4个百分点。存贷比的平均水平为64.8%，较全省全口径存贷比高出2.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县域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90.6%，较2012年高出2.6个百分点。超半数的县（市）该指标数值在80%以上，有16个县（市）涉农贷款比重超过90%；从涉农贷款增速上看，涉农贷款同比增长14.7%，高于县域地区各项贷款增速1.4个百分点。县域金融资源基础逐步改善，64个县（市）万人银行类机构网点布放为2.1个，较上年增长16.7%；每个行政村POS、ATM、电子终端布放数平均值为14.2个，较上年增长50.8%，是2011年的2.3倍，整体县域金融服务便利性与前两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加大，社会信用环境有所改善。各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公众征信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诚实守信的意识，让信用意识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对信用记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人民银行建立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量迅猛增长，在贷款审批、拓展信范围和产品创新、防范信贷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调查问卷显示，近年来，各县（市）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地区信用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社会公众对信用环境满意度有所提升。

（四）中心城市辐射作用较强，特色县市综合排名靠前。在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总体排名（见附件）中，哈尔滨地区和牡丹江地区分别有4个县（市）排名在前20名，说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影响，起到了带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发展均衡的作用。同时，部级农村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总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克山县坚持“政府主导、央行推动、多方参与、共赢受益”的工作机制，建立全省首家县域信用信息中心，信用环境洼地效益凸显，2013年，位居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排名第一位，较上年相比较有大幅提升。口岸城市绥芬河市、全国百强县肇东市金融生态综合排名均位于全省前20名。

二、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环境相对薄弱，限制其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支撑。近几年，县域经济虽然能够保持一定比例增长，但经济总量占比偏小。2013年，64个县（市）GDP总量仅占全省的48.9%，县域公共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21.7%。县域经济以农为主，二、三产业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心城市，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较落后，部分地区水利设施存在利用率低、防灾减灾能力差的现象。受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二）金融发展环境欠佳，制约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组织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多层次、多类型的融资需求。县域金融市场不发达，投融资结构单一。大部分县域企业自有资本金不足，资金来源大量依靠银行贷款及少量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农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着保险品种少、风险的覆盖范围小、赔付率低、对风险的分担能力不足等问题。

（三）行政环境建设有待提高，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作用尚须加强。各县（市）普遍没有出台债权保护方面的法规或行政规章，对逃废债的打击力度不够。金融案件及民商事案件执行标的实际到位率较低，执法效率低下、司法执行难、执行周期长。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司法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不够充分，影响对金融债权的维护。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农村金融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稳步定发展。

（四）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引导作用不强。县域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中介服务不规范，部分现有中介机构服务不规范，手续繁杂，收费偏高，存在指定评估、重复评估、重复登记的现象，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障碍。资信评级机构的资信证明可信度不高，缺乏公信力，使金融机构无法甄别评级报告的合理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制约了农村信用环境的改善。

三、改善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领导作用，助推金融生态环境战略建设。发挥地方政府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广泛开展“金融生态模范县”建设工作，出台有利于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地方法规或行政规章，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依法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奠定物质基础。因地制宜，以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契机，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建立以工富县、以商活县、以旅游强县等为特点的适合自身发展的多样格局，奠定金融生态环境中县域经济这一坚实的物质基础。

县域金融论文例3

（一）致力市场开拓驱动金融创新。

一是开拓权益融资领域。与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合作，开展股权登记托管和挂牌交易；推动企业与保荐机构签约，达成新三板市场上市意向。二是尝试电商融资服务。按照“政府推动、企业催动、市场促动”的思路，建设电商集聚区，培育电子商务龙头企业。与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合作，建立通山农畜产品电子（网络）交易市场，为县内农畜企业和合作社提供网上销售渠道。三是开展碳汇融资试点。立足碳汇资源丰富的县情实际，与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合作，在全省率先开展碳交易试点，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融资。

（二）致力主体培育支撑金融创新。

通过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推荐会员机构，帮助县内规模以上实体企业建立董事会制度和现代财务管理制度。引导各类资本成立贷款中介组织，支持企业开拓资本市场。成立行业联合担保公司，担保融资总额达15.5亿元。借力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和核权划股，以股权替代房产、机器设备、土地等有形资产，作质押融资。

（三）致力要素保障服务金融创新。

一是健全金融体系。通过出台财政资金和税收补助、开辟金融管理“绿色通道”等优惠政策，推进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中介机构在通山设立分支机构，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5家。二是畅通市场信息。建立县域金融工程网、企业信息库，及时县域金融信息和企业资本、产业资源运行现状，服务企业融资，促成有需求的企业、项目与武汉资本市场交易平台进行对接合作。三是优化信用环境。规范县域信用秩序，推进“企业信用工程”、“农村信用工程”和“社区信用工程”建设，建立了覆盖所有农户和县域企业的征信体系，优化了全县金融生态环境。（五）致力多方合作共推金融创新。县委、县政府成立县域金融工程推进领导小组，出台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奖励办法，组织政银企对接活动，大力推进县校合作，高校专家团队先后30多次深入通山城乡和项目企业建设一线，开展调研、座谈、培训等系列活动，为县域金融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二、主要经验：“四个坚持”

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谋划县域金融的发展，通山县域金融工程积累了四个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坚持”。

（一）坚持金融领先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金融先行。通过杠杆效应，金融能够盘活县域资源；通过企业整合，金融可以帮助县域壮大优势产业；通过创新，金融能够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通山县把发展金融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来抓，整合县域金融资源和产业资源，集中财政资金，为企业进行增信，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扩大社会融资规模，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明显加快。

（二）坚持引资与引智相结合。

在实施县域金融工程中，通山县充分借助高校的智力资源，为金融创新发展进行顶层设计，让象牙塔里的研究成果接上地气。2012年初，武汉大学经管学院和通山县政府签订了县域金融工程试点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武汉大学帮助通山县制定了《通山县域金融工程研究、设计与实施方案》，运用工程的系统性和结构化的思想，利用金融手段，促进产业与金融相互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三）坚持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

通山县整合政府、金融、企业三方相关资源，找准结合点，发挥财政性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调动金融机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着力开展金融产品研究与创新，量身定制了一批金融创新产品，如助农贷、助保贷、助商贷、助贫贷、股权质押贷等产品，有力推动了银行信贷规模连年实现历史性突破。（四）坚持培育市场主体。企业是融资的主体。通山县注重培育市场主体，推动一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提升企业品质，扩大有效需求。同时，引导企业转变融资观念，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尝试在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之外，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找到匹配的融资渠道。目前，通山县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14家企业，融资2.1亿元，形成了“通山板块”，对其他企业具有典型带动作用。

三、借鉴推广：“三个结合”

通山县域金融工程试点对通山县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学习借鉴通山经验应抓好“三个结合”。

（一）抓好经验借鉴与二次创造的结合。

推广通山经验，一方面要将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精神内核提取出来，吸收进去，指导当地实践。另一方面在吸收借鉴这些精髓的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特点和产业发展需求，不断注入新的养分和血液，进行二次创造，在做好当地县域金融工程总体方案、路线图设计的同时，要根据县域产业特色进行有益的创新实践和改革，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县域金融发展模式，让通山经验在本地发展壮大、开花结果。

（二）抓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结合。

破解县域经济融资难题，除了发挥传统银行体系的支持作用外，还要努力打造多层次、多业态的资本市场体系，抓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结合。一是发挥信贷融资的主渠道作用，提高县域贷存比。要适应湖北省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通过引导鼓励全国性银行机构开拓县域市场，充分挖掘地方法人机构的信贷投放潜力等多种方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高县域贷存比，让资金更多地留在县域用于当地。二是进一步拓展放大资本市场功能。县域企业进入区域性资本市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挂牌企业可以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向银行进行融资，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向金融市场融资，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的方式吸引战略投资者。这些资金的引入将为县域企业发展注入活力。当前，重点是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到“新三板”和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

县域金融论文例4

作者：张辛雨 单位：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要创新精简思路，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的“改造”优于“撤并”，把县域相应的分支机构逐步改造成以经营微小企业、小企业和个体户业务为主的专业零售支行，或者将所属县级支行整体移交给当地农村信用社。此外，央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商业银行处理好“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的关系，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为县域经济服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一是结合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与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郊区农村信用社，改造成农村股份制或合作制商业银行。二是进一步强化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符合“三农”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三是积极发展多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适当降低门槛准入条件，通过加强培训确保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四是允许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县域分支机构，进一步丰富服务县域经济的金融机构体系。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明晰产权关系，完善股权设置，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满足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强化约束机制，严格风险监控考核，建立健全风险校正和市场退出机制；同时增强服务功能，根据不同地区发展不同模式；适当采取国家扶植、地方政府负责制。积极拓展县域非银行金融体系随着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县域经济对金融服务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更高要求，因此，要积极拓展县域非银行金融体系。一是要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建立健全县域农业保险体系；二是要拓展县域资本市场，建立信托、租赁、信用担保、咨询等机构，以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强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县域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连续出台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定向费用补贴、农村金融业务税收优惠等一系列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的扶持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大县域金融服务创新力度金融创新是金融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只有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金融才能与经济同发展。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县域金融也要不断创新，以增强其服务功能。要主动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切实加大县域金融开放度，实现金融机构类型多样化创新服务。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建设，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可考虑适当降低税率扶持。二是发挥货币政策的扶持功能，加强支农再贷款的力度；三是发挥农业银行主力军作用，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四是农业发展银行在大型农产品的流通和加工领域适当发挥其政策性作用。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工业主导型产业模式，即农村工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产值比重较高，工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已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工业主导县的金融支持应侧重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优化县域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采取一些特殊的扶植政策。例如，县域金融机构可以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宽贷款准入门槛，完善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等。服务业主导型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是我国服务业主导县呈现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应注重对旅游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首先，县域金融机构应支持旅游产业链的发展，综合考虑旅游产业链的资金投向，合理分配贷款资金。其次，县域金融机构要改进和创新服务方式，满足旅游者的金融需求。例如，实现各银行的联网和拓展针对旅游者的消费信贷。最后，大力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现代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鲜明的特征就是经济金融化，这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县域经济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县域金融作为执行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环节，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杠杆作用。本文从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匹配发展视角，探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金融对策分析。面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县域金融等突出问题，构建合理的金融组织体系、大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并针对县域经济中不同产业模式进行金融支持。

县域金融论文例5

一、金融支持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早已成为金融实践研究领域之焦点问题。且已在以往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被充分证实。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

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

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人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

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

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

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一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

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

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

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

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

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

2.市场性金融支持

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

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

1.金融制度支持

县域金融论文例6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推进，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县域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成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国民经济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县域企业融资的重要政策保证，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也为重庆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研究其各自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下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关键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是一个高水平、高标准和发展相对平衡的小康。这些要求需要我们县域层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协调整个重庆市经济的繁荣高速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总体增长。而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实现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区县经济的支持和扶持。同时县域经济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更应当把发展本区县特色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之研究都相对较少。且在对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领域中又大多是关于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关系研究，所以较之本文的一个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作用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卓国庆（2008）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他强调按照公共财政的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未对公共金融的价值取向做阐述，而且价值取向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其影响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时不具有差别研究的作用。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其发展壮大有赖于高效便捷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相关的县域经济、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制度基础。刘家凯、杨若召（2008）结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怎样有效的促进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首次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作为一个共同作用作为研究。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继出现有关于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类文章。郭翔宇（2004），将县域经济的理论思考、县域经济的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地基础，本文将继续研究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杨花英（2010）是以海南为例对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来发展县域经济，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极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为西南地区等落后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研究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是结合西南地区的区域特点和重庆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说

通过对重庆市“一圈两翼”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以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九个区县进行实证研究。将这九个区县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状况与财政金融政策相结合以及其他因素的总和对GDP的影响，并从这九个区县经济发展与财政金融政策中总结出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总结出并发现规律。重庆作为西南片区的重点建设城市和直辖市之一，有着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庆市的38个区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对各区县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些地区财政政策作用表现更明显，在另一些地区金融政策表现更明显，但总之财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对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作用，且影响都是同向递增的。在探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九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并以这九个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规律加以借鉴并运用于重庆市其他各区县，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合起来找出一条促进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00～2011）。并从重庆市38个区县中选取了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潼南县、万州区、丰都县、开县、黔江和彭水九个区县，选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区统计数据还未统计结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个经济指标，其中部分地区的部分数据来自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一共选取了540（>30）个数据，因此属于大样本数据，符合选取数据的科学性原则。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并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对象并总结规律。

（2）变量说明（单位均是亿元）。1）自变量：FIN、SAV、AGR、INV。2）因变量：GDP。

（3）变量的处理。由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报告的数据所保留位数不统一，我们在选取数据时统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且在选取后的数据进行检查时，都会保证数据的R-squared尽量无限接近于1，几乎所有的检验数据结果都会在介于0.8～0.9之间，与此同时保证所选取数据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实证研究

（一）经济模型的建立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时主要是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GDP的影响，同时横向选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对比变量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GDP增长的方向和程度。满足以下关系式：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常数量、财政、金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国民生产总值GDP，FIN：财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额，AGR：农业，收入INV：固定资产投资，a：影响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财政收入系数，c：金融存款余额系数，d：农业收入系数，f：固定资产投资系数）

另外，财政有收支两个方面、金融也有收支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论文主要从财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论文中换算成经济指标即财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过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来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转化到财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数据的检验

（解释：这些都是对这九个地区2000～2012年所取各数据的variable值的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确的。）

（三）结果分析

（1）图表分析

1）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

图1

（图1通过对这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荣昌县、潼南县、丰都县、开县、黔江区和彭水县从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很缓慢。而渝中区、渝北区和万州区这三个地方GDP的上升比较明显，且渝中区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不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九个区县财政收入（FIN）纵向比较分析

图2

（图2通过对九个区县财政收入的纵向分析，可以看出从2000～2006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但从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统筹城乡计划实施后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得到显著上升，其中渝北区变现更加显著。这说明结合区县当地的实际情况，财政政策的有力实施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且财政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致同向正相关关系。）

3）九个区县金融存款余额（SAV）纵向比较分析

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额从2000～2007各区县都呈上升趋势，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转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从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金融政策对渝中区和渝北区这两个地方影响更加明显。）

（2）线性分析（以万州区为例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收入对GDP的影响）

图4

（横轴表示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存款余额和农业收入。纵轴表示GDP，在相同的时间年段内，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的推动作用，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由于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故，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不起决定性影响。）

（3）数据的代入

通过数据的代入，观察规律可以看出：

1）当经济指标因为突然原因而发生下降变化时，软件EQUATION计算得出其前的系数就为负数。2）当经济指标逐渐变少，且不断趋近于0时，其前的系数也将变为0。3）财政政策系数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4）金融存款余额系数b大于0，且介于0～2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5）农业收入系数d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e其变化是相当不稳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系数和金融存款余额系数都在相对确定和稳定的范围内，故其影响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收入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和国家金融价值取向，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金融）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是县级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内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机构树立了“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的支持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6年后，统筹城乡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金融机构开始发挥其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经济产业农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以及开始重视信贷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时也间接地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撑和帮助。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借助财政政策支持来发展并壮大县域经济。此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直接决定着县级公共财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财政实力又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与金融（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阻碍县域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如下机制和模式：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与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从而刺激县域经济的增长和扩大。

（2）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来保持适度的经济的增长。

（3）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与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尽可能地避免通过膨胀的同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总之，运用稳健财政政策保证适度经济增长，运用稳健金融政策保证适度货币供应既利于遏制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来保持并促进县域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克服财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虽然不同的区县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模式以及区域特征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机制和模式进行的。一方面，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起推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促进作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金融政策实施越好，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作用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结论及其展望

（1）研究结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统筹城乡的区域计划，有利于更好地缩短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这一宏伟目标。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仅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且当两者配合作用时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且其影响是同向正比的关系。结合九个区县各自当地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比如相对比较发达的渝北区与相对比较落后的潼南县，它们同是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规划城市，但两者经济的发展对财政金融政策的依赖程度却大不同。在促进渝北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政策起着最关键性地作用，但财政政策依然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潼南县而言，则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区县财政金融政策对其经济的发展影响具体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重庆市其他28个区县。

（2）研究展望。以往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滋生了更多的经济膨胀和持续混乱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帮助区县一定程度上扫清这些障碍并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平衡和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者共同的作用会更好，更快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未来社会经济会更加高速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随着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而更加的复杂多变。所以，了解并运用好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重要。只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不断实践和与不断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县域经济才会更加的发展和发达。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辟和发展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来，使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杨花英.财政金融支持下的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以海南省凤凰县为例.2010.

[2] 卓国庆.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2009.

[3] 陈中杰，王泸宁.对金融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的政策建议.2009.

[4] 石盛林.我国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研究[D].2011.

[5] 袁建岐.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2006.

[6] 游祖勇.中国县域经济与政府行为分析[M].2000.

[7] 张奋勤.县域经济发展与规划[M].2000.

[8] 熊耀平.县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战略[M].2001.

[9] 梁吉义.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M].2002.

[10] 王盛章，赵桂溟.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战略[M].2002.

[11] 姚高宽.县域经济发展探索[M].

[12] 啸风.县域经济调查与研究[M].2002.

[13] 刘剑英.县域经济发展论[M].2003.

县域金融论文例7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

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1．政策性金融支持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2．市场性金融支持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1．金融制度支持金融制度支持是研究各种金融制度、政策对经济所产生作用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区域金融政策、金融开放程度、金融法律和金融组织的形式等方面的制度。2．金融总量支持金融总量支持是以多个金融相关指标为依据，研究某个选定区域的金融机构规模大小、投资总量额度、货币资金量多少等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3．金融结构支持金融结构支持是以金融机构的布局不同，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金融工具不同等差异，从而支持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压抑往往可能造成其经济的落后，甚至停滞。政府通常是给区域金融机构提供一些激励制度，刺激金融机构提高货币数量、吸收存款，促使相关机构增加租金机会，从而利用创造的租金机会，来调动国民经济相关机构的投资、生产及储蓄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区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是有力的金融支持，两者关系密切。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而金融制度、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的差异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故通过金融发展来转变落后的金融现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为一条根本途径。三、金融支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处于主导地位。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发展水平能从根本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落后地区亦如此。

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就是县域的金融发展。

县域金融论文例8

自2012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辽宁经济更是陷入了中低速增长状态。县域经济作为辽宁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新常态时期继续发挥其作用，使得辽宁经济适应新常态。鉴于金融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保证辽宁县域经济的活力，应该重新审视县域金融的作用。本文则以此为研究出发点，为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指明方向，提供对策建议。

一、系统观的SFE框架概述

（一）SFE的涵义

SFE分别是指金融结构（Structure）、金融功能（Function）和金融效率（Efficien-cy）三个方面。金融结构（白钦先，2003）是指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从可计量的角度，金融结构包括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金融功能（白钦先和谭庆华，2006）包括由服务功能和中介功能构成的基础功能；由资源配置功能形成的核心功能；由经济调节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组成的扩展功能；由以上功能为基础，产生的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和公司治理作用于微观层面的以及引导消费、区域协调和财富再分配作用于宏观层面的衍生功能。其中核心功能和扩展功能一起构成了金融的主导功能。金融效率（沈军和白钦先，2006）可分为长期效率和短期效率。长期金融效率是通过金融功能的扩张和提升而实现的；短期金融效率则在于金融基本功能的实现程度。总之，金融效率是从金融功能方面进行考察的，即，金融服务于经济的程度，体现的是金融适应效率。

（二）系统观的SFE框架内涵

在系统观的SFE框架下，进行具体研究时要本着以下核心思想。第一，把握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金融结构决定金融功能和效率，而金融效率要依靠金融功能的发挥而实现，反之，金融效率又是检验金融结构合理性和金融功能实现程度的标准。对于金融的这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扩展与提升都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实现金融自身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第二，就金融功能而言，强调其整体性和关联性。由于金融是个复杂的系统，因此金融系统具有整体涌现性，即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所以，对于金融功能的研究应从整体入手，并要考察各个功能间的相关关系。第三，就金融效率而言，强调金融适应效率。由于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进而金融系统是复杂适应系统，所以相对于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的适应效率更重要。第四，对金融效率的研究，宏观效率是关键。但在研究方法上，应基于系统观的视角，采用从微观金融效率过渡到宏观金融效率的方法。

（三）评价

就对金融领域而言，系统观的SFE分析框架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理论基础。特别对于金融领域的研究瓶颈，如本文所研究的县域金融功能提升问题，探寻出可行的破解思路。SFE框架在于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不应只拘泥于研究对象本身或其所涉及的某一方面。此外，该分析框架还强调了系统中最重要的是效率，特别是适应效率，这也为我们确立了评价金融经济问题的新标准。

二、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及研究思路

1.变量选取由于辽宁县域金融结构较单一，间接金融独大，故金融指标方面只考察存贷款指标。此外，经济指标只考察该县域的经济增长情况。相关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2.研究思路由于金融功能难以量化，所以可以根据SFE框架所阐述的金融结构、金融功能和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对金融功能进行研究。基于上文所选取的变量，本文将分别考察辽宁县域金融规模和辽宁县域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果两者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则可以说明作为连接两者的桥梁———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的充分或不足。

（二）数据选取

本文以辽宁省新民市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沈阳统计信息网公布的2002～2013年沈阳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原始变量的异方差影响，同时方便分析结论的表述，对变量GDP、FIR和DC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时间序列分别是lnGDP、lnFIR和lnDC。

（三）实证检验

首先，对lnGDP和lnFIR建立一元线性模型为：lnGDP=β0+β1ln（FIR）+ε（1）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的OLS估计式为：lnGDP=12.92195-1.881491ln（FIR）（2）t=(14.43054)(-8.490171)R2=0.923159F=72.08301（2）式表明，在样本期间，金融相关率（FIR）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减少1.8%。可以得出新民市金融规模越大，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尽管该地区的金融规模在扩大，特别是存款额逐年增长，但是增加的存款更多的是流向了该地区以外，并没有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服务。这也符合当前我国以农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县域经济状况。同理，lnGDP和lnDC的OLS估计式为：lnGDP=20.04017-3.725678ln（DC）（3）t=(4.832063)(-3.545840)R2=0.676950F=12.57298（3）式表明，在样本期间，存贷比（DC）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减少3.7%。该结论表明新民市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存款转化为贷款越多，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其原因之一在于贷款的对象是经济效益较差的产业或部门，从而导致这种贷款越多，反而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抑制了其他效益较好的产业或部门获得贷款，进而既影响了这些产业或部门的产出又影响了金融部门自身的盈利，最后造成该地区总体生产总值的下降。此外，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贷款的流失，虽然该地区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比例较高，但是绝大多数贷款都流向了该地区以外，并没有服务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导致新民市存贷比越高越不利于其经济增长。

三、结论及路径建议

（一）结论

1.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总体发挥情况从定性的角度看，辽宁县域金融没有起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其发展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从定量的角度看，金融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金融效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致，且金融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更大，这说明金融功能在一定金融规模的基础上，没有通过较高的金融效率发挥出来。2.具体表现第一，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导致资金外流。这是辽宁县域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原因，即，金融规模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二，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导致资源配置无效。这是解释为什么存贷比越高，贷款规模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即，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3.原因分析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不足的原因如下。第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不可否认，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使得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和数据时间跨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可能会对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影响。但该结论至少可以证明，在辽宁县域中存贷款金融业功能发挥的情况。第二，辽宁县域金融规模与经济规模不相适应。进入新常态时期甚至在次贷危机之后的相关数据就不乐观，表明金融在辽宁县域经济中的作用有限，因此发展就不好。虽然金融规模在总量上逐年增长，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规模还是不足。如图1所示，除了2006年和2007年之外（从2006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按新口径统计，会造成数据上有些异常），绝大多数年份的金融相关率都在0.5左右，表明金融规模只占经济规模的一半左右。第三，辽宁县域金融增速与经济增速不相适应。2006～2013年，辽宁县域经济和金融的年平均增速分别为29.1%和13.6%。相对于辽宁县域经济而言，辽宁县域金融不仅在规模上与其不相适应，而且在增速上也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这表明辽宁县域经济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

（二）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路径建议

总体上，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路径，应以提升辽宁县域金融主导功能为目的，以优化金融结构和提高金融效率为手段。具体而言，应按以下建议开辟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路径。1.激发资源配置功能目前，辽宁县域金融发展出现了瓶颈现象，表现为一味的扩张金融机构规模和种类，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不显著。一方面，就辽宁县域金融自身而言，虽然扩张金融机构规模和种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县域地区商业银行的不足，但是这种做法仍只拘泥于金融基础功能的扩张上，没有起到将金融功能向更高层次推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就当前辽宁县域经济发展而言，县域经济正向着多元化产业的方向发展，相对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传统县域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只限于服务和中介等基础功能，而涵盖了现代农业、高科技工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县域经济则需要金融发挥诸如资源配置、风险规避等主导功能。2.强调金融适应效率在金融功能从基础功能向主导功能提升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要实现金融自身的发展，也不能只是为了金融自身的发展，而是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提高金融适应效率。以往对于金融效率的研究更多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在新常态时期，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角度，应着重强调金融适应效率。在衡量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情况时，应以其金融适应效率为标准，既要看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又要看金融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只有保证经济的质和量同时提高的金融功能提升才是适应经济的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白钦先,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J].金融研究,2006(07).

[2]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一个基于系统科学的新视角[J].财贸经济,2006(01).

[3]洪银玉,李蕾.县域金融业多元发展的策略———以辽宁为例[N].金融时报,2013-02-04.

县域金融论文例9

由于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并对经济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因此，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县域经济的金融抑制现象十分明显，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以及农民贷款难的现状都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以十精神为指导，深化改革县域金融机构，有效遏制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外流现象，积极动员县域居民储蓄并促进其向投资的转化，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持续的资本支持，同时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发挥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支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包括县级市、旗等）为区域范围，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不同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1中国自古便有“郡县治，天下无不治”，“民乃邦之本，县乃国之基”的说法，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中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近9亿是农村人口，基本上居住在县域经济范围之内，因此，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大局。

（二）县域金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县域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关于县域金融的功能，有这样的表述：“金融的最主要功能是将社会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获得金融支持的前提之一是具有投资回报的潜力……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应主要依靠财政资源，金融资源的使用必须坚持回报性和可持续性，前提是市场化运行……所以对‘三农’的支持或‘反哺’从根本上讲必须依赖财政力量，其他人力、物力、金融的支持都需要财政的补偿……我国农村目前虽然仍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但和城市一样，也需要所有家庭都具有创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都需要金融支持。”2

（三）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货币金融变量在实体经济中只充当“面纱”角色，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现代经济学派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各种可能的关系，或是促进或是阻碍，在二者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上存在分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显著，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产生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论，面对的是高度开放的环境和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因而很少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来研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国外没有县域金融的概念，但对可以构成县域金融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研究较多。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基本上无区分，因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弗农・拉坦认为，农村信贷补贴最明显的后果是逐渐损害了金融市场的生存能力，导致信贷机构活力衰退。苏布拉塔・加塔克认为，发展中国家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营业活动的正规性、乡村银行数量的不足以及营运成本等使其一般不会把农民视为有信誉的顾客，致使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步。国内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地区特色，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也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但同时研究成果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我国的金融市场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

二、当前我国县域金融的基本情况

目前，认清我国县域金融的发展现状并从中找寻金融支持的新思路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农业大国，而县域经济又是中国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一种弱势经济，要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必须找出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是用不到全球3%的GDP生产能力解决占全球1/9的人口的现代化问题，任重道远。

（一）资金制约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资本是最关键的制约因素。无论是在市场经济或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解决资本约束的最有效途径都必须重视和发挥金融的调节作用。在中国，偏颇保守的金融管理制度使县域经济发展得不到现代金融服务的有力支持，使“三农”发展全面搁浅，加剧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危机。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额的比例1995年为7.10%、1996年为2.90%、1997年为4.40%、1998年为5.10%、1999年为4.90%、2000年为5.10%，这同农业15%的GDP贡献以及62%的人口、66%的劳动力和90%以上的国土维持面积不相称，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目前，不仅县域企业融资困难，而且县域‘资本失血’和‘资金倒流’现象非常严重……县域内的某些自有资金由于趋利性流向大中城市……财政出资太少，自我积累太慢，银行贷款太难，社会集资太险，唯一的途径是外力突破-招商引资，但是县域招商引资的环境无法同市辖区相比。”3资本准备不充分、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抑制现象明显

农村资金通过多种渠道流到城市，造成“失血”，使县域资金供给的来源短缺，并且长期不能形成自我“造血”功能，县域经济发展巨大的金融需求无法满足，县域金融供求矛盾突出，导致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我国县域经济之所以发展滞后，一方面和我国金融管理系统长期以来在资源配置上重城市经济、轻农村经济的思想偏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当前我国县域的财政金融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县级政府财政单薄、金融抑制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稳步增长。尽管我国已经形成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在广大的农村依然普遍存在着农民贷款难、金融机构收缩涉农业务的现象。例如，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已经不再承担县级以下农业贷款业务；农业发展银行只是在流通环节支持粮食收购；截至2010年10月，邮政储蓄银行仅在全国29个省市的部分地区开办小额贷款业务，县域覆盖面积微乎其微。

三、现行金融运行体系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原因

马克思说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高度融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没有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支持的经济不可能有规模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有竞争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我国县域金融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现行金融运行体系和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协调，金融供给远远满足不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矛盾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巨大的资金需求与有限的资金供给的矛盾；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功能金融机构设置与目前县域金融机构单一的矛盾；县域经济发展所需多样化金融服务与金融服务体系单一供给的矛盾；国家对县域经济的政策倾斜与金融操作歧视的矛盾。

形成目前县域金融运行体系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局面的原因既有经济、金融方面的，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还有体制方面的。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宏观发展战略上国家对县域金融重视不够。在我国近几年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对县域经济这一层次重视不够，政策扶持不力，使县域经济及其结构调整在金融支持上遇到了障碍，形成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抑制问题；二是金融企业本身素质限制。我国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远高于国际正常水平，而国际金融环境瞬息万变，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使我国金融业疲于应付，没有精力来认真研究县域金融服务问题。加之目前县域金融机构信贷

资产质量普遍不高，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使县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三是县域社会信用环境差，导致政府、银行和企业关系紧张，阻碍了县域金融业稳健运行和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四是部分金融体制改革措施给县域金融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五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受产业政策的限制，金融在县域经济结构调整中无法作为，一些较好的项目因规模较小而批不下来，一些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因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支持而前景黯淡。

综上所述，县域金融和县域经济发展是共生、共存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金融为县域经济的发展筹集资金，通过相应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县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达到稳定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目的。要解决金融抑制问题，如何“开源节流”很重要，笔者认为，一方面应积极探索建立县域资金的回流机制并扩大渗透力度，综合治理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外流现象；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县域金融创新，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为招商引资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和信用环境。也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议国家财政、农业发展银行发行中长期农业发展债券，对农户提供中长期贷款等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则祥.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J].经济学研究，2003，（07）.

[2]陈先勇.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3]韩守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对河南、安徽的调查[J].农业经济，2012，（09）.

[4]刘玲玲等.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2006汇丰-清华经管学院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王双正.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6]许桂红.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7]闫恩虎.县域经济论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8]杨荫凯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出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脚注：

县域金融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4（7）-0049-05

一、前言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在县级行政区划内开展金融中介服务和提供融资活动的总称。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能更好地为“三农“服务，满足其金融需求。新疆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促进县域经济的平衡增长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及收敛性有利于掌握新疆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及发展趋势，为制定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国家金融制度不同决定其金融体系的收敛性也不相同。如Magda Bianco， etc.（1997）对六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金融体系历史演变及特征进行了对比，发现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收敛性是有限的，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代表不同的均衡结果，对经济的非金融特征起补充作用。二是家庭金融资产的微观层面。如Bartiloro 和 De Bonis（2005）研究1995-2002年欧盟 12 个国家的居民金融资产占GDP 的比重，结论是12个国家之间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β收敛，说明欧洲12国的金融资产占GDP 的比率演进相同，金融结构趋于相似。Bruno 和 De Bonis（2008）对1980-2005年 OECD 九个国家的家庭金融资产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进行研究，结论是金融资产、股票、保险和其他产品之间存在收敛性。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李敬等（2008）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是城乡差异，其次是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和省际间金融发展差异；且东中西部间金融差异有加速扩张的趋势。石盛林（2010）以金融相关比率指标测算了我国县域金融发展的β收敛，研究结论是我国金融发展收敛速度依次为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政策外力是影响区域金融收敛速度的重要因素。陆文喜（2004）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收敛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征。赵伟和马瑞永（2006）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β绝对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特征。陈恩和黄桂良（2010）研究了1978-2008年广东区域金融的情况，结论是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不存在σ收敛和β绝对收敛，区域金融呈现β条件收敛和马太效应。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微观层面；国内的区域金融的差异及收敛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或省际之间的对比，对县域农村金融发展的水平及收敛性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已有的文献也主要使用单一指标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县域金融的发展水平。

本文在以上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一是建立五个维度九项指标体系衡量县域金融发展水平，避免单一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缺陷；同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以避免主观人为因素的影响。二是对2006-2011年新疆85个县（市）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收敛性进行测算和分析，为新疆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测算

选择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权重并计算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研究多变量族的少数线性组合（新的变量族）来解释全部变量的协方差结构，挑选最佳变量子集，简化数据，提取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法，新变量之间不相关，新变量方差尽可能大，但新旧变量方差和保持不变。其步骤如下：

（1） 指标标准化采用如下公式：

主成分分析分法的分析步骤比较规范，各原始指标的权重不带人为主观意识，比较客观科学，便于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二）收敛性的测算

（1）σ收敛。σ通常指研究对象的标准差，σ收敛就是指即研究对象的标准差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σ收敛检验公式为：

三、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现状

（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选择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反映金融机构和服务人员覆盖面）、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基础性储蓄和信贷服务）、金融服务覆盖面（农村地区获得信贷服务的农户比例和中小企业比例）、农村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信贷贡献率、存款资源在农村地区信贷比例）和金融信贷业务质量（农村地区不良贷款率）五个维度九项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见表1。

（二）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以2006-2011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88县（市）农村金融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县（市），最终选择85个县（市），占新疆全部县（市）96.59%，能够代表新疆县（市）状况，共计510个研究样本。主要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中万人拥有服务人员数、百元GDP贷款贡献率和存款资源运用水平三项的标准差较大，说明这三项指标方面85个县（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三）新疆县域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1、新疆县域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新疆县域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相关数据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2006-2011年新疆农村金融的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万人拥有服务人员数、百元GDP贷款贡献和存款资源运用水平先提高后下降，存在波动、总体趋势有所降低，但人均贷款水平和人均储蓄存款水平也存在波动，近年来不断提高，总体发展趋势不断向好，百元GDP不良贷款额不断降低，金融机构信贷质量也不断提高。

2、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疆2006年至2011年85个县（市）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九项指标选择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0%以上的四个主成分（2006一2011年年都选择了四个主成分）进行降维处理，确定指标权重，再依据特征根和标准化的数据计算每年新疆85个县（市）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PSS16.0软件，具体计算过程略）。表4是新疆85个县（市）2006-2011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新疆85个县（市）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从2006年的0.4501到2011年0.5132，提高14.02个百分点；但是县（市）间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有所扩大，说明85个县（市）在六年的时间内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县域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具体分析85个县（市）中，有51个县（市）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所提高，而34个县（市）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具体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2006-2011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51个县（市）中有30个在北疆，占58.82%，占全部北疆44个县（市）的68.18%；金融发展水平下降的县（市）的34个县（市）主要集中在南疆三地州（即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占22个县（市），南疆三地州属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和高原荒漠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经济的滞后也影响了金融发展水平。

四、新疆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收敛性分析

（一）收敛分析

依据研究方法的式（4）和式（5），计算出2006-2011年新疆85个县（市）的收敛状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1年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σ收敛状况，标准差存在波动，呈现发散收敛再发散的态势，总体标准差差距不断扩大，从2006年的0.2819扩大到2011年的0.3623，说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差距在不断扩大，同期的变异系数也呈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不存在σ收敛。

（二）绝对收敛分析

依据研究方法的式（6）和式（7），利用Eviews6.0软件，计算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绝对收敛，结果如下：

（三）俱乐部收敛分析

依据以上分析，整体上新疆县（市）金融发展水平呈现β绝对收敛特征，新疆北疆、南疆和东疆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收敛，进一步用俱乐部收敛进行分析，设虚拟变量北疆=0，南疆=1。得以下结果：

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新疆北疆、南疆和东疆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回归方程的系数均为负值，但是南疆地区系数没有通过p检验，即南疆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不存在俱乐部收敛。东疆和北疆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且东疆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收敛速度（-0.2233）明显快于北疆地区（-0.0493），东疆地区指吐鲁番、鄯善、托克逊、哈密、巴里坤和伊吾6个县（市），相距较近，经济特征与结构相似，发展趋势方面更容易趋同。南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发散状态，南疆三地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南疆地区各县（市）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北疆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俱乐部收敛，北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对较快，所以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收敛特征。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2006-2011年新疆85个县（市） 农村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从收敛性分析看，各县（市）间农村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存在收敛；初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的县（市）增速越快，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绝对收敛的趋势；新疆北疆、南疆和东疆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北疆和东疆地区受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各县（市）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俱乐部收敛，而南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发散状态。

（二）启示

发挥政策对经济的外生推动力。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分区域制定县域金融的发展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投资政策，才能更好地促进县域农村金融的发展。

明晰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和重点，使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不同特征，明晰区域发展的定位和重点，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服务和保障。

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金融发展体系。根据目前新疆农村发展的形势，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金融体系，分阶段、分步骤促进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实现各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均衡。

参考文献

[1]Magda Bianco.Financial systems across “developed economies”： convergence or path dependence？ [J]. Research in

Economics， September 1997， 51（3）： 303-331.

[2]Laura Bartiloro and Riccardo De Bonis.The financial systems of European countries： theoretical issu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rving Fisher Committee Bulletin 21， 2005， 119.

[3]Bruno ，De Bonis.Do Financial Systems Converge？： New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IFC Bulletin No 31，2008，383-401.

[4]李敬，冉光和，孙晓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与变动趋势分析[J].当代财经，2008，（03）： 36-42.

[5]石盛林.我国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收敛性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12）：31-34.

[6]陆文喜.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02）：123-126.

[7]赵伟，马瑞永.中国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基于泰尔指数的测度[J].经济地理，2006，（01）： 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