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例1

一、前言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最近几年的全球贸易增速的百分点都明显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速，甚至在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呈现负增长，这一奇怪的现象是对以往年份全球贸易增速都要高于经济增速有利的打击，而目前整个的趋势是全球贸易增速要被经济增速远远的甩在身后。其实，全球贸易增速过低的问题最初出现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就预言贸易增速将开始出现降低并达到一个低谷时期，可没想到的是整个低谷时期，而这个降低的力度也比当时预言的大很多，也会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其后果甚至不能被一些企业所接受。同时这个幅度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担心，逐渐的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思考。

二、关于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思考讨论

（一）主张需求不足论

持有主张需求不足论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现象，原因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呈现疲软的态势，一时间商品的价格暴跌，整个第三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时就造成了商品的需求不足的现象，进而影响了全球贸易增速。但是这种主张需求不足的观点却有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为何在全球贸易增速降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却依然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并且连续数年都要高于同期的贸易增速，这一点是需求论不能都解释的。而同样的，论影响的对象来说，包括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会具有一定的相互关联性，况且贸易和经济增速本身就是一个属性的事物，所以怎么可能会只影响贸易发展，而对经济发展毫发未损，这一点是值得所有专业人士所思考的。

（二）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

目前出现整个贸易发展增速过低的现象，一部分是因为经济的短时性不稳定造成的暂时性疲软，比如在20世纪的30年生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周期性的繁荣阶段，而当经济转为疲软阶段，就会自然的出现贸易增速下降的情况，而这完全是因为短时的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当然，这一观点也受到了现在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目前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这种原因或许只是表象的，是为了迷惑大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急需要相关专家去认真思考。

（三）长期性的结构变化

当然，一些分析者认为，既然20世纪的30年生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那么也就自然有长期性的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贸易问题，而这个原因的出现也是短时的因素长期积累的效果，因为周期性的疲软造成的经济结构变化已经成为了一些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支持他们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目前的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数年都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速，这难道还不是因为经济结构已经变化所导致的吗？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想法进行贸易保护和制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做好产业的结构转型，从而进行创新性发展。

（四）贸易保护角度

在我国贸易保护发展进程中，由相关的数据和经验显示，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或者相应的经济疲弱过去，一些有意识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行为，以动用一定的多样化和多区域的手段对贸易的发展进行相应的隔离，以降低其贸易的损失情况。但这种做法和措施也有一些弊端，比如隔离或者封闭某个地区的贸易往来，总会对当地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有一些消极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整个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最好的做法是在采用协同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对危机进行应对，并通过适度的贸易保护进行相应的风险规避，不仅可以降低因保护过度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全球贸易增速。

（五）贸易主体国家变迁说

对于贸易主体国家来说，持有贸易主体国家比较优势变迁说的经济学家认为此举主要阐述的是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具有的关键性地位，换句话来货，中国的贸易发展对于全球的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增速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进步。然而也并不是完全利好的，比如中国的出口假如在整个贸易发展中占有较大的市场，就会同时使得我国外贸发展的空间不断缩减，主要表现在整个创新的力度会明显的下降，而自身的优势产业也会逐渐的受到相应的损失。所以，一些学者也预测如果按照这个想法发展的话，中国未来的贸易发展很可能会出现产业发展困难和相应的真空期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转型断层风险。

三、结束语

总体来讲，本文依据新时期下这一特殊大环境，以全球贸易增速和经济增速的对比作为为突破口，以当前的新时期下的几点实际情况为基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对关于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主张需求不足论、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长期性的结构变化、贸易保护角度、贸易主体国家变迁说五点思考进行讨论，建议性的提出针对的解决方法，以解决相关的全球贸易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戴翔， 教授.如何看待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现象[J]. 国际贸易， 2016，（10）.

[2]成相亭.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几点思考――减税比降息更直接[J].中国总会计师， 2012，（7）.

全球贸易情况例2

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在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自身的经济增长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曾急剧下降，商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不到2％。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进出口增速明显加快，一是自身的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二是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贸易的平均扩张速度，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明显提高。

(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良莠不齐，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不仅国家或地区的数目众多，而且在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工业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参差不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各地区贸易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少数国家占据了本地区对外贸易的绝大比例。

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50年代的3％下降到80年代初的约0.5％。

(三)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的变化成为支持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贸易结构状况是影响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所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同群体的贸易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贸易结构，即它们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还是初级产品和食品。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出口状况有所改善，这主要归因于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如高科技产品及低技能密集型产品，出口收入的80％来自制成品，其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上升，

(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服务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与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但总体看，其服务贸易主要依靠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而具备广阔前景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被发达国家占据。

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使贸易投资自由化。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实现经济“赶超梦想”。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大发展、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和技术大外溢，对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起飞都是非常有利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营造开放的竞争环境，国内企业在学习和借鉴中增强了竞争实力。同时，通过开展跨国经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技术开发区以及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各类经济区达230多个，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且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成为吸引外资的“载体”，而且对解决这些国家的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既要继续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加大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学习，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要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占据优势地位，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速国内现代化进程。

第四，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跨国公司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但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有些跨国公司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出了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除了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是挑战和风险。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不断增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制不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削弱了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凸现，对其金融市场造成不小的冲击。

第三，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对已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选择

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各国又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走科技创新之路，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全球贸易情况例3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没有国际贸易，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全球贸易情况例4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保增长”是现阶段各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使“保增长”的目标落到实处，理所当然要将“扩内需”摆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然而，“扩内需”并非意味着就可以忽视对外贸易在“保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在“扩内需”的同时，如果也能够尽可能发挥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可供选择的手段增加了，“保增长”的把握性自然也会增大，“扩内需”过程因此也会相对轻松一些。

总体来看，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有所放慢。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幅度连续6年都超过了两成，但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却只有17.8%，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2%和18.5%，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明显放慢。

现阶段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2008年的全年统计只不过是由“显著”增长变为“温和”增长。可是，如果像证券分析师那样也做一张《分时走势图》，则不难看出，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基本上可以用“高开低走”这个股评术语加以概括。2008年10月以前，进出口贸易增长或快或慢，但基本上能够保持增长势头。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0个月，出口和进口分别累计增长21.9%和27.6%。可在10月之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势却可以用“晚节不保”来形容。据统计，2008年11月全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2%和17.9%，特别是出口贸易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负增长。更有甚者，进出口贸易的月度负增长并非“间歇”性，而是渐成趋势。2008年12月，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又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8%和21.3%。

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即使对外贸易规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萎缩，贸易顺差扩大的势头也依然得以持续。由于进口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出口贸易的下降幅度，2008年11月贸易顺差达到400.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大的一个月，而12月贸易顺差也达到了389.8亿美元的历史次高点。再看一看整个2008年，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

一般来讲，许多人都会认为出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拉动也就越大；而进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拖累也就越大。近期，由于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一步强化。

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尽管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开展进出口业务的难度却在加大，许多企业苦不堪言。当下，眼看着一些出口企业停工甚至关闭，眼看着出口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白领们丢掉饭碗，又有何理由为贸易顺差的增加而自我欣慰？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加大应当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由此，笔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小贸易的大顺差不足为喜，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一定比得上大贸易下的小顺差，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大贸易下出现的适度逆差。2008年11月贸易顺差创新高就能印证这一命题。否则，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强调要靠“扩内需”来保增长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净出口因素固然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净出口因素绝非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事实上，对外贸易也会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对上述净出口因素起“推动作用”的唯一性提出挑战。按发展经济学的概念，贫困化增长是指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大于社会福利改善程度，最终会出现越增长越贫穷。在贫困化增长的条件下，出口越多，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弱。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萎缩，贫困化增长的先决条件不复存在。在进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加，对外贸易或许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但“贫困化”的特征却依然存在，索性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又何妨？

的确，从宏观角度来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应当体现在净出口方面。可是，如果将微观层面也纳入观察视野，仅从净出口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免有些狭隘。单独来看，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只不过这种拉动作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而是通过微观层面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

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对不同国家来说，通过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来推动经济增长或许具有可行性，动机也无可厚非。可是，就整个世界贸易体系而言，各国对贸易顺差的追求恰似一场“零合游戏”：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必然要以另外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为前提。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贸易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对外贸易能够产生福利的“正合效应”，而非“零合效应”或者“负合游戏”。否则，比较利益学说、要素禀赋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保增长”绝非单靠贸易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源的全球配置力度不断强化，过分追求贸易顺差不仅无助于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未必就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富国并不少见，而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穷国也屡见不鲜。

不难看出，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仅仅靠贸易顺差的大小来加以简单评价。现实状况表明，近期的贸易顺差加大颇具“贫困化”特征。

首先，在当前进出口贸易规模均出现萎缩的状况下，月度和年度贸易顺差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说明这一顺差本身就存在质量上的隐患。在出口保持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度的情况下，随着出口贸易出现萎缩、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不仅会导致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收窄，开工率下降，赢利减少，也会对就业和税收等方面造成压力。与此同时，随着进口贸易规模出现大面积萎缩，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机会也相应减少，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有效借助“外力”，很难更多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来弥补内在资源的“瓶颈”约束。

其次，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竞争与合作都要立足于一个为相关各国所接受的共同平台。一般来说，在这个平台之上，一个国家的顺差大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强一些；而顺差小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牵制作用强一些。可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平台已经不再稳固，净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的确很难说。将进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在2008年11月出现双向萎缩，对中国经济而言尤为不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之下，中国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中间位置。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国际产业链条上自然也会出现相当多的断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加工贸易受到的损害最大。由于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工贸易的下滑还有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

再次，近期贸易顺差的迭创新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变化因素。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市场上的反应并非完全都具有对称性。总体来看，初级产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最为立竿见影。相反，工业制成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逐步显现的，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相对要高一些，而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却相当大。因此，目前中国进口萎缩速度要快于出口萎缩速度，贸易顺差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规模很难保得住，甚至有可能转为逆差。即使贸易顺差能够进一步扩张，也很难摆脱“贫困化扩张”之嫌。

总之，无论是出口规模下降，还是进口规模下降，对经济增长来说不一定都是利好因素，而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整体萎缩对经济增长来说则进一步构成了利空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对当前对外贸易顺差创历史最高纪录时刻保持警惕。

表面上看，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否关乎“保增长”的大局，而具体的进出口业务只不过关系到相关企业的“小算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出口企业来说，只要做好每一笔进出口业务，都有利于“保增长”。

全球贸易情况例5

一、前言

伴随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需求。重视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需要清晰地认识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关注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希望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进行科学的管理和监督，实现对经济发展和服务类型的全面升级。

二、经济全球化深入服务经济全球化时代

1.经济全球化发展时代的变更

我国从1970年到1990年经历了3个实际的经济变化时期，1970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货物贸易阶段。从1970年末到1980年末期，将近20年的阶段全球经济以制造业作为主体。到1990年，世界经济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开始趋向于服务经济发展的模式。

2.服务经济全球化时代划分的评价依据

针对服务经济全球化的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主要的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对外投资开始倾向于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拓展，成为并购的工作重心内容。服务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壮大，服务贸易也在不断的调整和进步，呈现出未来良好的发展倾向。

3.经济强国的评价标准是服务经济社会

通过服务经济的社会状态能够评价社会的整体经济情况，具有良好的产品品质，能够符合自我调整的平面化经济结构，实现对国家经济的全面支持，就能够被评价为经济发展的强国。因此，具有服务经济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具备了经济强国的评价标准需求。

4.服务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价值

针对服务经济全球化的局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时代背景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价值，根据我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满足服务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国家经济进步的重要价值体现。

三、强化发展服务贸易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空间和重心的转变

1.提升我国商品价值

通过强化的发展服务贸易的模式，能够成功地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空间得到拓展的需求，并且能够将传统的经济发展重心转变到先进的领域当中去。开展强化的服务贸易模式，能够充分地提升我国商品的价值，促进我国整体的市场经济收益效果，实现对我国市场经济收益的高效需求。

2.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在具体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国社会需要认识到服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背景，根据实际的发展需求进行市场经济工作重心的调整，在实际的经济运作环境下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基础市场经济发展结构符合服务贸易的发展整体需求，并且能够关注到自身产品生产的质量。

3.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革新

针对我国社会生产效率进行调整，还需要进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运作，保证将第二产业作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动力，将第一和第二类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向第三产业靠拢，并为第三产业充分服务，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充分支持。三种社会生产组织的高效率合作，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转型实践。

四、加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路径

1.战略开展的步骤

针对我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发展情况提出科学的战略设计和部署，需要观察到战略开展的阶段和步骤性特征。从2010年开始，我国重视对服务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经济夯实基础。再到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的发展战略应用，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到2020年，计划实施全面的发展进步措施，希望能够获得更加合理的发展战略。

2.战略空间的布局

针对我国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观察，开展战略空间的布局，实施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内容，通过城市作为服务贸易的中心，采取港口和交通枢纽共同协作的模式，进行良好的经济拓展性发展战略运营，满足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满足我国从周边到中心，从浅出到深入的发展目标。

3.战略开展的措施

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挥进行科学的观察，通过实现战略措施得到良好的服务贸易发展进展，需要从战略和计划部署的细节合作中得以实现。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进行科学的规划，采取战役的方式进行任务的逐一计划和达成，满足未来服务型贸易发展的具体需求，保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作。

五、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切实有效的分析、探讨和总结能够发现，针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不断加速的情况提出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计划和部署，能够实现对我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不断地拓展和提升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实现对我国经济的全面推动作用，体现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在服务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背景下，为提升我国社会经济奠定良好的辅助基础。

参考文献：

全球贸易情况例6

1　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背景　不断深化的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目前，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分工的发展已拓展到全球的范围，先后经历了产业或行业间分工的国际化、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的国际化和企业内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间分工的国际化等3个阶段。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和各种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以及自由贸易思想和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渗透。

上述在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催生了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活动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这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表现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我们把战后出现的以上经济现象称之为“经济全球化”。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率，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获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供给和分工的规模效益；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然成为促使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根本动力。

2　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与经济发展　战后以来，以世界范围内分工不断深化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以下3个重要发展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由产业或行业间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上世纪80～90年代：由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本世纪初开始：由企业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与上述经济全球化的3个重要发展阶段相对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也进行了3次重大调整：以1964年启动的GA了了肯尼迪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以1974年启动的GATT东京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非关税壁垒逐步废止；以1985年启动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标志，开始了全球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全面强化。

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推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依次为：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高潮；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的转移高潮；以及本世纪初开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部门的转移高潮。

为了获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方面各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其中：

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通过设计和操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经济合作体制的方式，按其设定的目标和方式推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谋取其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的这一对外开放战略当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对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存有疑虑，采取反对和排斥的消极态度。其后，受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成功范例的影响和启示， 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的战略。在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积极筹划和参与各类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由于受历史和政治诸多因素的制约，采取积极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对外开放方式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也开始对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对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无论是上述哪类国家，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一般均有以下特征：(1)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分阶段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2)根据本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地区性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通过规模化和集聚化生产，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上的重点突破；(3)根据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实证证明，战后以来，凡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潮，不失时机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凡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或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均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个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而经济社会获得令人瞩目发展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3　简要的结论　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证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能否认识并遵循这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并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特点

1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对外开放、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不失时机地制定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典型范例。

1978～1990年，我国抓住了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的机遇，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通过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和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廉价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国际分工序列。

1990～2000年，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国际转移的高潮，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依托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进一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我国在国际分工序列中的竞争力地位明显上升。

2001年，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环境进一步改善。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劳动密集服务部门国际转移的机遇，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实施沿海地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中、西部联动，按产业梯度展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以来，通过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按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后来居上，崛起为有全球影响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我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

2　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 综观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有以下主要的特点和经验。

第一，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重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形成开放、改革和发展之间相互推动和促进的机制，为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第二，在加入WTO的前期准备阶段、加入后的过渡期阶段，以及过渡期结束以后阶段，我国始终按信守承诺、自主履行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融入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基本稳定和逐步改善。

第三，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同特点和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同优势，按梯度发展和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原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形成区域性的产业规模化和集群化优势；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的同时，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持续高速增长。

3　简要的结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发展。这一发展得益于我国始终坚定不渝地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得益于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产业转移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而制定并集全国之力坚决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

三、省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E和新机遇

目前，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　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内，与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种贸易摩擦带有战略性贸易摩擦的性质，表现出摩擦的范围扩大、对象增多、边界延伸、手段日趋复杂的特点。其中，贸易摩擦的范围逐步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贸易；贸易摩擦的对象逐步从发达国家扩张到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边界逐步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与贸易相关的领域；贸易摩擦的手段逐步从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领域逐步蔓延到反补贴、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体制领域。

第二，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我国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其环境和资源保护、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呼声日益强烈，并动辄渲染为“中国”。这种呼声和要求往往超越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的增长和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第三，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和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本质差异所决定，当前的贸易摩擦越来越表现出政治性和体制性的特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热衷于把贸易问题政治化，以给予“非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作为要挟，要求我国按其确定的标准和时间表改变基本面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压力日益增大，使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环境压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而日益表现出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等各种压力相互交织，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特征。

2　我国对外开放国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我国对外开放绩效的评价标准将从数量层面转型至质量层面。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必须逐步改变目前主要依托廉价资源优势，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的粗放式的对外开放观。但这一对外开放观的转变面临来自传统政绩观念、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方式和既有经济增长方式惯性的巨大阻力，难以在实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时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步调。

全球贸易情况例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如此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和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主要归因于90年代初东西方敌对的结束使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统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则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给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将对加以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严格说来是管家，尽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在其出版的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1991）。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洪银兴，1997）。这事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惟一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以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这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资本力量从事大规模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依靠R&D获取技术优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能力；依靠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见，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决定因素。

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 ，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如美国出口豪华轿车、进口经济型轿车，日本出口经济型轿车、进口豪华型轿车。

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也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是因为透过经济全球化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更是主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80万家海外分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 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

为了壮大自身规模、减少竞争对手、降低经营风险，随着自身资金实力的增强、国际借贷的便捷，它们往往采用横向购并，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发达国家占世界并购额的90％，跨国公司占并购总额的90％。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如在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以前美国与德国之间这两个公司生产的汽车之间的贸易属于公司间的产业内贸易，而两公司合并后的贸易变为公司内的产业内贸易。这种特大型“全能”跨国公司的出现，就对原先市场结构理论中认为是企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只生产有限系列产品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根据原有理论，产业内贸易也应主要发生在公司间。

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张二震，1999）。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面向全球销售迅速，有的还在发展家设立研发中心。这就使许多新产品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一样有一个生命周期，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它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它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各国发挥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投资的收益最终仍通过贸易活动得以体现。而且在这种投资收益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国公司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会增加。这在麦克杜格尔模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扩大了中间产品、零部件的贸易，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给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各提出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在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如何使之服务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增进国内的福利；资本输入国政府在积极吸引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使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活动中，服务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以外汇增加额 、原产国计算（薛荣久等，1998）或许更为精确。

进出口额的统计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的进出口状况，因为在此条件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全部是用本国要素生产的，进口产品也全部是用贸易对象国的要素生产的，出口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净增加，进口表现为外汇对贸易对象国的净支付，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差额因而也能够准确反映双方的贸易关系。

但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不仅片面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例如在出口美国的芭比娃娃中，出口价格为2美元，但进口原材料为1美元，运输、管理费为65美分，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工缴费）只有35美分，其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为9.9美元。美国厂商获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国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额却记在中国的头上。正是这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所以，经济全球化给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3．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追求，对相对落后的中国家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 。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有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的化等方面的贡献。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 、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政策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依据其实施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外贸易政策，双边和诸边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根据传统的贸易，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例如倘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就实行相对保护的贸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例，他将一国经济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国政府应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间进行选择。但这种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国市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国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保护的对象，且不会引起别国太多的关注。

但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陈飞翔，1997）。这是因为：

1．单边的自主保护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2．保护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都已成为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 “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例如的轿车业，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显然，这种保护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业近五、六年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3．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贸易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4．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贸易政策（张二震等，1999）。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竞争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经济一体化又称贸易集团化，它最早发源于二战以后实行经济重建的西欧。其背景是西欧国家由于国土狭小，加之战争的破坏，战后很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法、德、意、比、荷、卢等6个欧洲国家组成贸易集团，试图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成立的一些一体化组织也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它们大多是发展家实行经济自卫的工具。因此，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也从这一角度着重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新一轮一体化浪潮，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点，使传统的一体化理论无法解释。

1．出现了南北合作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角度看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体化基本上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间的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间的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南锥体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战后又一轮产业的全球转移，其转移的地点当然是互补性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市场容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纷纷抛弃了以前实行得并不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成为重要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出于互利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愿望加强，南北合作型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并不断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80年代美国一开始就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当时美、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备，美国没有如愿，遂与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观的经济联系才最终联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组织还有不断向南美扩展的趋势，并计划于2005年建成美洲经贸集团。

2．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

传统的一体化组织都是在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之间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不断地探讨组建贸易集团的可能：美国与新加坡在谈判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欲与欧盟组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不断扩充，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日益分散；亚欧领导人也开始定期会晤，讨论彼此间的、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经济联系、市场交换关系不断深化，导致的要素流动性增强特别是资本的快捷流动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进一步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亚洲国家与中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则基本没有商讨建立一体化组织的迹象，原因在于后者与前三者之间经济联系还不太密切，市场容量也较有限。这进一步验证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经济一体化的歧视性有所降低，开放性增强。

考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发现，关税同盟曾经是比较普遍的一体化形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税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政策，便于成员国的自我保护（周八骏，1999）。在关税同盟及其后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借助严格的制度整合，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筑起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体化表现出高度的对外歧视和封闭性。这在欧共体的相关贸易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使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关税水平的下降、关税保护作用的降低，使得用关税同盟形式来组织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贸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相对较简单、保护程度较低的一体化形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的目标起点，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等等。另外，出于地区分工深化、经济联系加强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则采取了更松散、更开放的论坛的形式，来协调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这就使现有的经济一体化面临以后如何发展的：由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一类论坛中各成员对外关税等贸易政策是独立的，其效应因而不确定，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要进一步（徐松，2000）；关税同盟理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在关税同盟作用降低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 。这些都需要人们对当代的经济一体化作出理论上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虽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但更提供了贸易理论发展的机遇。实践的要求、研究的多样化使未来国际贸易理论可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洪银兴，1997：，第6期。

陈飞翔，1997：，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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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震等，1999：，第7期。

徐松，2000：，第12期。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

全球贸易情况例8

在贸易进行过程中，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拥有的红利优势是该国家长期发展形成的结果，是产业转移与贸易各项要素重组的基础与载体。红利并不仅仅只劳动力红利，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红利还包含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空气质量资源等。红利资源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贸易中立足的关键，红利项目越多，该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贸易地位就越强，对世界贸易过程中各要素重组的作用就越强。在国际贸易中，我国需要支付相应红利来获取利益，保障在贸易中处于盈利状态，红利的支付能够让我国得到更为优化的要素管理与积聚，在要素重新组合的状态下提升制造业与贸易的总量。因此，在现代化、经济化的贸易进程中，我国传统的红利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红利的应用载体，通过红利吸引更多国家与我国达成贸易协议，提升自身竞争力。红利使得我国成为了对全球经济贸易的投资者之一，通过我国资源的有效运用同时也是全球制造商与经销商。在这种环境中，国际贸易已经不是传统的一个国家投放资源，其利益只由本国享用的状态，而是逐渐转变为红利的投入通过国际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在该国家产出，形成贸易量的模式。我国应正确看待红利这一优势，通过红利让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

(二)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密切关系。

货币体系的变化或调整对国际经济贸易影响较大。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货币已经成为了贸易规律的禀赋，同时也是其发展的产物。货币是推动贸易交易量与流向的重要因素。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既是贸易的客体，又能够对国际贸易流向、规模等方面进行有效参与，因此我国应抓住贸易中对货币持有量的优势，对世界经济流向展开引导，通过正当权益的竞争提升我国经济地位。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人民币最终会因贸易量的急剧攀升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就目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形势而言，这种情况是贸易规律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世界市场想要稳定发展、提升效率的必然选择。在这种贸易模式进展下，国际贸易模式必然会发生改变，调整为适应大国发展的模式，推动跨国贸易的有效发展。

二、建立贸易评价体系

在贸易交易量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为我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成本上的增加。在国际经济发展规律下，我国应改变传统落后的贸易理论，在新形势下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贸易评价体系。

(一)加强理论研究。

首先，我国应研究在国贸中建立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在对国家与国家经济实力、贸易量等方面的对比形成全球化下平台的比较。只有充分结合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状况，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新理论，表现出国贸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

(二)建立顺差理论。

在经济贸易过程中，我国与外国的经济贸易会存在入超与出超这两种情况。这主要是从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做出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顺差就是全球经济大量集中在某个国家或同一地区的表现。就我国目前经济贸易往来而言，全球产业链在许多情况下是向我国转移的，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贸易顺差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逐渐转移到我国内陆地区，成为了我国对一些出口量较大国家的顺差。三、将权益作为国家战略在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推动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无形要素进入了国际经济贸易市场，而且无形商品带来的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有形商品。我国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加大研究力度，研究在多维化、国际化下的经济流通要素组成，保障要素的使用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样一来，我国必须在经济上建立长远发展的目标，不能够只看到眼前利益，要将国家经济的总体提升作为战略性发展方向，保障权益的正当利用。

全球贸易情况例9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62

1 引言

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成为了贸易的主要形式，产品的生产开始跨越国界，越来越多的中间品开始出现，单纯地计算各国的贸易总量已经无法直接反映出不同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贸易地位的差异，大量的重复计算使得一些国家的贸易数据出现“虚高”的现象，也造成了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的假象。2013年1月16日，WTO与OECD联合推出了附加值贸易测算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对贸易数据进行了审视和认识。所谓的附加值，就是剔除了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价值后，在生产活动中新创造出的价值，即附加在产品原有价值上的新价值。在国际贸易中，附加值是指意见产品由于劳动力补偿、关税或利润等原因而产生的高于原有价值的新价值。

利用附加值理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进行研究，有助于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并对现有的不足进行调整和改善，并将优势继续发扬。针对附加值理论，关兵（2013）详细地阐述了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内涵和经济意义，通过描述附加值贸易统计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发现的实际状况来提醒企业和相关部门警惕价值链中低端绑定效应并高度关注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加强对全球价值链移动轨迹的跟踪。廖泽芳，宁凌（2013）用附加值理论测算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认为中国仍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加工环节，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国外附加值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张海燕（2013）利用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中国及35个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结果显示中国出口附加值率迅速下降，出口大国领先优势大幅缩减。

以上学者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宏观上的中国附加值贸易数据，没有从微观的产业角度对附加值贸易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分析。本文旨在利用WIOD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并按照HS制度，并参考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计算出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印度五大贸易伙伴不同类型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力求还原中国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以及探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正位置。

2 中国在HS《协调制度》下的附加值贸易现状

HS是《协调制度》的英文缩写，全称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地区）采用《协调制度》作为对外贸易通关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中国作为《协调制度公约》的缔约国，从1992年1月1日起采用《协调制度》所谓中国《进出口税则》和《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的基础目录。

依照《协调制度》，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被分列在22个大类之下，后又细分为98个子目录，分别是动物类（1-5）、植物类（6-14）、动植物油（15）、食品（16-24）、矿（25-27）、化学品（28-38）、塑料（39-40）、皮革（41-43）、木制品（44-46）、纸类（47-49）、纺织品（50-63）、衣物（64-67）、石料（68-70）、贵金属（71）、贱金属（72-83）、机器（84-85）、交通工具（86-89）、精密仪器（90-92）、武器（93）、家具（94-96）、艺术品（97）、其他（98）。

根据各个产业的不同特征，并参考过往学者关于产业分类的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分类标准，拟将98个子目录下的产业分为以下3大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表1所示。

利用WIOD数据库对2012年中国的所有产业和分类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如表2所示。

由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中国按照HS《协调制度》分类下的98个产业子目录进行计算得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显示，全行业出口1000美元的商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美元）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均值为720美元，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共35个，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共19个。

从产业分类的角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共54个，占产业总数的56%，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3美元，最小值为589美元，极差为304美元，均值为783美元，高出全行业均值63美元。其中，29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83%，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54%；2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10%，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4%。

资本密集型产业共32个，占产业总数的33%，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与全行业数据相同，极差较大，均值为655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65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128美元。其中，6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总数的17%，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19%；10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53%，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31%。

技术密集型产业共10个，占产业总数的11%，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756美元，最小值为351美元，极差为405美元，均值为574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146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209美元，比资本密集型产业低81美元。其中，所有产业的贸易附加值均低于800美元，7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37%，占技术密集型产业总数的7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与其他产业类型相比，抑或是在产业内部进行自我比较，其拥有的较高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都是最多的，是中国附加值贸易的中流砥柱；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波动较大，高水平和低水平的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大体上平衡，显示出一定的上升势头和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总体上面临着贸易附加值较低，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尴尬现状。

3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附加值贸易情况对比

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五个国家和区域来考察其与中国的附加值贸易间的不同。所选取的样本国家和区域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并按照梯度层次分为欧美发达国家地区、亚洲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国家以及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便于得出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的结论。

从总体数据上来看，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出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585、631、599、587、695，均低于中国对外出口1000美元商品的贸易附加值平均值，基本位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附加值均值之间；而中国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进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860、740、790、571、779，除韩国外，均较大幅度地高于中国从向该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带来的贸易附加值，这意味着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内贸易方式并未能给中国带来高收益，贸易附加值较低，中国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选取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有重要地位的第84、85章（技术密集型）商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印度外，中国向目标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获得的贸易附加值远低于中国从目标地区进口1000美元相应商品为目标地区创造的贸易附加值。对于第84章的商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最大，达到380美元，中国与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附加值差额也都超过300美元，唯有在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远大于印度的贸易附加值。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85章的商品中，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较大，与日本的差额达到345美元，只有在于印度的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超过了印度。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OECD提供的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并参照HS《协调制度》的产品分类目录，将所有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计算出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在进出口各产业的不同产品时的贸易附加值，窥探中国各行业产品的贸易附加值真实情况，并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对比，借以了解贸易大国名号下的中国是否也同样是贸易强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进一步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结果表明，中国贸易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中流砥柱角色，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今年的不断发展在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上呈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老大难，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发展动力不足的种种现实是其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这也与目前中国仍旧从事以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标志的加工贸易为主、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实际国情相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环节和品牌及服务环节仍未有太大建树。

对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可以看出，在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只是充当了一个过渡者的角色，通过进口国外的原材料，再利用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再出口给其他国家，赚取的只是中间环节极少的利润，大量的贸易附加值被控制了技术、品牌和市场的发达国家所掠夺。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向较高端环节的结构转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应该立足于现有的优势，并通过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再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效的内部推动，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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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泽芳.全球贸易附加值之图[J].世界经济研究，2014，（5）.

全球贸易情况例10

本文以开放 经济 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 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 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 金融 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 历史 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