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例1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

全球变化论文例2

去年成为舆论热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在今年的“两会”上再度被聚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去年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当时这“二十字真言”就引起了许多讨论。一些对“主义”特感兴趣的人说按这五条的概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农村哪条没达到？难道他们也是“社会主义”不成？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些“公有制”之类意识形态内容，而且在落实这些内容方面不能“放任自流”。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过去多年来我们不少干部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前的集体化模式，改革后好不容易“不争论姓社姓资”了，如今加上这个“主义”帽子，会不会让人误以为又要搞强迫命令那一套？按“二十字”的说法，本来并没有集体经济的内容。加上这个帽子会让人误以为上面又要发动“集体化运动”了。所以他们认为还不如就叫新农村或新乡村建设为好。

这两种说法的立场差异甚大，但一个共同点是都特别在意“集体”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重建集体经济”吗？“集体经济”与“二十字真言”是什么关系？

其实笔者认为，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于“集体”二字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决定“新农村运动”前途的关键并不在此。严格地讲，“集体”与否实际是个伪问题：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若干公民自由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并、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的权利。因此过去笔者就曾多次指出：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因此毫不奇怪，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对人们自愿的认同、合作，自愿的集体主义乃至真正自愿的“财产归公”活动，不但是允许的，而且常常支持还来不及呢：典型的例子是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公民自愿的公益捐赠和公益基金都以免税优惠、乃至搭配财政补贴形式予以有力的支持，以至于公益资产在他们那里的发达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对于竞争性的“集体经济”虽然一般不可能有这种支持(否则就破坏了公平竞争)，但只要成员真正自愿，别人也乐观其成。像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最早的“五月花号”清教徒移民登陆初期就是过的公社生活，以后宗教的或世俗的公社选择也一直存在，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这种从事公社实验的高度自由曾强烈吸引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从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卡贝，直到俄国的民粹派，都到那里去实践其理想。最起码地，他们搞公社实验决不会像我们当年小岗村民搞“单干”实验那样要冒“生死文书”的危险。虽然这些实践在市场经济中往往缺乏竞争力而不能持久，但创造“奇迹”的也不乏其例。当年富于宗教集体主义精神的摩门教移民在高原荒漠上建成繁荣发达的犹他州，今天人们到了该州首府、高度现代化的新兴大都市盐湖城，无不为之惊叹，这奇迹决不比社区规模的、华西村小吧？即使在没有“奇迹”的地方，他们的公民集体与合作意识传统也随处可见：从政治上的集体行为能力、社区上的公益自治组织直到经济上合作制(尤其在农业中)的高度发达，都说明那是个公民“独立而不孤立、联合而不依附”的地方。

个人自由与“自主的集体主义”之一致性

没有以小岗村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努力，不仅小岗村，包括华西村在内的“集体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速发展

现代国家对“集体经济”的惟一限制，就是不能违背自愿原则强行“化私为公”、不能以不受制约的权力搞禁锢性的“集体”。

这其实也未必只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因为如果权家可以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那它就同样可以“公产私用”乃至“化公为私”而不受制约。去年“郎顾之争”中郎咸平也一再说我们这种“保姆”强占“主人”财产的“国有资产(其实何止“国有”，“集体”资产亦然)流失”现象，是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的确，如果每个公民的财产都能得到确实的保护，公民共同拥有的财产难道还怕得不到保护？

实际上，强制方式不仅侵犯了农民的个人自由，而且也使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可能发生，因为违背人们自愿的强制往往要依靠“三个和尚无自由”式的“伪个人主义”才能顺利实现。

当年俄国传统村社社员比我国的“小农”更难“被集体化”，而我国东南沿海某些传统宗族及村社公产比重大的地区、乃至号称保有“原始公社遗存”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比那些缺乏乡土认同的“纯小农”地区更难以被“集体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怪乎那时不断在乡村小共同体中提倡利益对立、政治分化、六亲不认、残酷斗争，对传统乡村社会固有的认同与合作资源打击不遗余力。今天许多地方的农村面临所谓“人心散了”、除国家强制力量外民间组织资源极度稀缺的状况，恰恰是那种“被集体化”的结果。而小岗村后来那个以“18个血手印”知名的“齐心协力闹散伙”事件，有人称为“以集体主义精神促使集体瓦解”的“小岗悖论”。其实这个“悖论”并不悖，关键在于那种强制性的“被集体化”恰恰是以一盘散沙的“个人”比真正的自主性集体更容易被外在的力量强捏在一起为条件的。

如今据说小岗村民在20年单干之后又考虑联合起来谋发展了。于是有人就说当年的分田到户是“走了弯路”。其实，当年小岗村人摆脱“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而齐心协力、共担风险、摆脱束缚，正是他们今天得以自由地谋求联合发展、建立股份制经济实体的前提。没有以小岗村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努力，不仅小岗村，包括、华西村在内的“集体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速发展。所以可以说，从当年摆脱“三个和尚无自由”的状况而齐心协力脱离官办“集体”，到今天齐心协力建立自愿联合，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既是农民个性解放的进步，也是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和集体精神的进步。

当然，当前中国各地乡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农民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互利合作与联合协作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各种实验也都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小岗村、、黄柏峪和其他发展模式在未来就会一帆风顺而不会有进一步的变革。即便某个模式在这里成功了，也未见得可以搬用到别处。我们应该相信，作为现代公民，每个农民不仅应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仅愿意追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对于怎样根据自身条件追求发展和富裕也有自己的、他人不可代替的智慧。另一方面，从原始群时代就以某种形式的认同与合作为生存发展条件的农民，也不会先天地“人心散了”而非要别人来“拉郎配”不可。政府可以提供服务，并且农民也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他们所需要(而非官员的政绩所需要)、又属于政府责任所系的服务，但官员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民。可以说，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不在于“集体”不“集体”，但的确在于对农民的权利尊重不尊重。这或许就是“二十字真言”没有把“集体化”、但却把“民主”列入了其中的原因吧。

维护自主性：不能“威胁”，也不能“利诱”

公共财政不同于慈善捐款，它是国家运用强制手段从公民那里汲取的资源，应当使用于公益目的，而不是用于帮助某个或某些公民在与其他公民的竞争中胜出——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命令”

不能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搞“集体经济”，那么是否可以用财政支持的方式引导农民搞“集体化”？笔者一位朋友的确有这样的见解：推动集体化不能“威胁”，但可以“利诱”。即以过去那种干部“抓点带面”的方式，以国家财政力量给愿意搞集体化的“试点”提供资金、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支持，使试点乡村尝到“甜头”，对其他农民产生吸引力，“引导”他们搞集体化。如今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这种想法也就颇为引人入胜。

但是这种主张是极为可疑的。应当说，这种做法在过去1950年代的集体化中就曾广泛使用。它虽比直接的强迫命令“文明”些，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副作用甚大。今天要搞市场经济，这样做就更有问题了。

首先，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以公共财政支持竞争中的一方使其体现出“优越性”，是不合理的。公共财政不同于慈善捐款，它是国家运用强制手段从公民那里汲取的资源，应当使用于公益目的，而不是用于帮助某个或某些公民在与其他公民的竞争中胜出——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命令”。这种“利诱”与“威胁”并无本质区别。

其次，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在竞争领域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但其他各种国家干预学派当然不这么认为。运用国家权力使资源配置具有某种倾向性，例如向某些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地区倾斜，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有的。然而，作为公共财政行为，这样的倾斜必须合乎法治，真正具有“公共性”。我国现今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公共财政投入的法规体现的主要是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倾斜，其次是向特定地区(如贫困县)、产业(如种粮补贴)倾斜的精神，而不是向特定所有制倾斜。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非规定的倾斜必然影响规定的倾斜，因此是应当避免的。

第三，即使在公益范围内，国家财政对农民的“多予”也应当是一种法治状态下的公共服务，而不应当变成人治状态下的“首长恩典”，其实施对象的确定应当依据普适性的政策规定，而不应当与它是什么人的“点”、什么人的“帮扶对象”有关。运用公共权力向某些领导“亲自”关心的特定“典型”提供稀缺资源，尤其在这些资源因其稀缺而已经成为激烈竞争对象的情况下，“多予”的初衷就有可能被扭曲。

最后，在“利诱”的模式下搞“集体经济”，还有一个“退出权”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先生当年曾经强调“退出权”是决定集体化相对正常运转或是造成灾难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这个论述用来解释他说的那些事是值得商榷的。但今天强调退出权问题却很重要。如果“集体化”是可退出的、而且退出成本不大，那么“利诱”或许问题还不太大。尽管它也可能有成败风险，但如果外部确实有“利”的投入，在预后不良、农民退出时会造成外部资源的浪费，农民本身却还不至于吃大亏。但如果这种“利诱”不可普及(只是对“典型”的优惠)，或者不可持续(只是“引导”期的政策)，那么农民进入后又不可退出或退出成本巨大，问题就严重了。

实际上，当年集体化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直接的“强迫入社”固然是重要的因素，而“引蛇入洞”式的做法，即以不可普及、不可持续的“利诱”引导农民进入集体化，而后“利诱”消失，农民却不可退出，由此产生的弊病恐怕更普遍、更严重。我们如今的“集体经济”大都不可退出，或退出成本极大。因此不仅不应该“威胁”农民进入，“利诱”农民进入的做法也存在着极大风险。笔者认为：如果要在这方面“利诱”农民，那就应该首先明确农民的“退出权”。否则就决不应作此想。

当然，成员可以自由退出与经济体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是有矛盾的，传统的“合伙经济”因此一般都难以做大。但是股份制原则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纯属农民自发、自愿的互信合作，他们当然可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但如果外部人要加以“利诱”，恐怕股份制是惟一可以考虑的方式，而且应当是可以转让(不影响经济体持续的退出方式)的自由持股——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指出：过去一度被宣传得火热的所谓“股份合作制”作为“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教条之间的权宜性妥协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本身不能被塑造成新的教条。实际上如果纯属农民自发自愿，合作、合伙乃至完全无私奉献都未尝不可。如果要“利诱”他们，就应当限于可退出的自由股份制。而既然是自由股份制，强迫命令或“威胁”的因素是决不能掺杂其中的。外部人怎样“影响”农民？

“多予少取放活”，这的确是新农村建设的要旨。但是这句话不仅意味着在经济利益上要对农民“多予少取”，更重要的是在权利问题上对农民“多予少取”。对农民的合法权利要多尊重、多维护、少限制、不侵犯，而官员对农民行使权力则要有制约。

当然，所谓“利诱”农民搞自由股份制还可以，也不意味着应该提倡乃至推行这种做法。原则上讲我是反对用权力来搞“威胁利诱”的。但是，这当然不是说各种理想主义者、包括信仰“集体化”的理想主义者就不能影响农民。

首先，他们可以“自己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就像当年欧文等人所为。过去的意识形态把欧文说成是“空想”家，而把终身在图书馆与书斋从事研究的那位学者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者，这是很奇怪的说法。近代科学不同于传统玄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重视实验，所以又被称为“实验科学”。从这一点看，欧文这样终身从事社会实验的人与书斋里的理论家相比，谁更“科学”谁更“空想”，确实值得反思。再从实际结果看，虽然欧文自己的实验点并无多少成就，但他的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当今世界，自由公民的合作运动已经大有成就，而欧文则被公认为合作运动的先驱。尤其在农业领域，今天合作运动已在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造成了“联合的小鱼吃大鱼”的局面，使家庭农业得以有效地抗衡乃至战胜雇佣农业。其实效远远超过了所谓“科学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集体农庄模式。

全球变化论文例3

由于本轮金融危机已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导致全球范围内工业用气量和发电用气量的减少，2009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很有可能出现50年来的首次下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6月末的《天然气市场报告（2009）》，经合组织国家（OECD）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天然气需求下滑了4%，这种趋势在2009年极有可能会持续下去。 新形势下的LNG 在全球天然气需求下跌的大背景下，2009年上半年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呈现两大贸易特征：一是呈现“供大于求”的趋势；二是LNG零售化的趋势开始显现。 需求下降是使市场呈现“供大于求”趋势的主要原因。根据Platts和Poten&Partners提供的市场数据，与2008年同期相比，亚洲和欧洲两个主要LNG进口地区的进口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传统三强，2009年前五个月的月平均LNG进口量与2008年同比下降10%。欧洲最大的LNG进口国西班牙，2009年上半年的下降幅度也达到10%。 LNG市场“供大于求”的趋势，也可以从2009年7月欧美诸国天然气库存量数据得到证明。7月美国的天然气库存量比2008年同期高出24%，比5年平均库存水平高18%；加拿大比2008年同期高14%；英国比2008年同期高15%；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库存水平已经分别达到83%和91%。 需求下降促使LNG市场开始走向“零售化”。由于目前各国天然气终端市场需求的疲弱，签有长期合同的需求方大多使用合同中“下浮宽限量”条款，减少履约合同提取量。客户方的需求下降，迫使LNG供应方不得不进入现货市场，采取在欧美现货市场套期保值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零售”富余量，以争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数据显示，由于亚洲国家天然气需求的下降，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LNG项目（“西北大陆架项目”）的现货贸易在2009年增加了7-14%。2008年该项目的现货贸易量只是其贸易总量的1%，2009年这一比例则将会达到8-15%。西北大陆架项目2009年的现货客户跨越大西洋盆地和太平洋盆地，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印度、科威特、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市场预测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液化天然气的市场状况究竟如何，目前尚难判断清楚。但可以肯定地是，什么时候实体经济走好，什么时候LNG供需又会出现供应不足的局面。 首先，“全球化”和“零售化”会是大趋势。正是由于未来市场状况的未知性，在合同有效期、合同量、价格和目的地等条款上保持较强的“灵活度”，可能是未来2-3年内LNG买卖双方都愿意的。在这个背景下，液化天然气贸易的“全球化”和“零售化”将会成为一种大趋势。 液化天然气贸易“全球化”和“零售化”的趋势，从2008年的贸易数据上就可以初见端倪。首先，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数据，2008年LNG贸易每航次的平均航距为7129公里，较2007年增加13.3%。平均航距的提高，就是贸易“全球化”趋势的体现；其次，2008年由大西洋地区转运至太平洋地区的LNG量达到1481万吨，比2007年增加了53.8%。这种转运的形式就呈现出全球贸易“零售化”的趋势。 美国市场未来LNG的需求将会成为液化天然气贸易“全球化”和“零售化”的催化剂。由于国内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长足发展，美国能源部能源情报署（EIA）在《2009年能源展望》中大大调低了对LNG进口的预期。该报告预测，2030年的LNG进口量只占美国天然气总体供应量的3%（约合1678万吨）。 其次，现行贸易定价机制阻碍LNG成为全球性大宗商品。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亚洲、欧洲和美国已经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LNG贸易定价模式。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买家（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无法进口管道天然气，所以其签署的LNG贸易合同价格只是与现货油价挂钩；由于欧洲长期合约管道天然气价格大多与燃料油价格挂钩，其LNG合约价格就是与天然气现货价格和燃料油价格挂钩；美国的贸易价格则是直接与其天然气现货价格挂钩。 在现行贸易定价机制的影响下，目前亚洲的液化天然气交货价格已远远高于欧美的现货价格。这种地区性差价，从来没有在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如原油、钢材等）中发生过。因此，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定价机制是LNG成为全球性大宗商品的基础。但

全球变化论文例4

当代人文地理学家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包含三种不同的态度-超全球化论、怀疑论和转型论。超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可抑制的巨大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全球化消费观念的扩散使得信息、资本和创新的"流"达到最大的状态。最大化的自由的 "流"建了一个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网络，这使得世界经济成为 "无边界的"状态。怀疑论者质疑了已经存在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过于夸大的思想和分析的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化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决定的。区域主义被认为是反全球化的有力的证据。怀疑论者认为国家政府在全球化经济的构建和管理行为者中仍占有中心性的地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素流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世界城市等，也涵盖了对政治与制度的解构（制度变革、国家转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扬弃，也注重跨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学者尤为重视对尺度与空间的理论重构，反对全球化意味着"地理终结"的论调，指出全球化不仅代表着跨国联系的强化，同时还推动着代表异质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生活的转换由物质-政治-文化的转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当代全球化阶段，国家已经无法维持持续的社会繁荣和经济的增长，个体开始突破国家尺度的管理，最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文化的"普遍化 "显示文化的全球化和渗透性，突出了全球化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全球化历史主要体现在全球化文化的扩散和渗透，全球化文化由表层面的物质文化，中层面的制度文化，和深层面的精神文化的不断加深。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来看，是文化结构要素的自身出现的发展危机导致了全球化阶段变化。Murray 的全球化波动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强调了结构性危机是每一次波动产生的动力。欧洲的贸易殖民导致了工业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加强，这种文化的改变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后殖民主义文化"培育了全球化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化阶段国家发展主义大力推进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主要动力；1970年的石油危机则导致了全球 "新自由主义"文化兴起，国家的力量受到全球制度和市民社会的挑战。其核心是致力于缩短资本循环周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其导致的空间结果是通过技术的革新带来的 "时空的压缩"。独立于领土空间的力量的存在使得全球化空间力量的结构表现越来越复杂，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他认为：一是全球化并不是像地毯一样均匀的铺展开来的。二是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的现象，但不同的全球化波动阶段存在一些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

总体来看，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影响力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计量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女性地理学、制度主义地理学和关系的地理学，它们在全球化的研究主题、态度、分析的框架上各有特色，同时也存在交叉。分析庞杂的 '全球化'的概念，可以发现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全球化态度的演化经历了 "超全球化论-怀疑论-转型论"的演化。对 "空间 "概念的理解经历了 "绝对空间-相对空间-比喻空间"演化；空间辩论走向了 "真实的空间（地方空间）和比喻空间 （流的空间）共存"。总之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观点成为当代人文地理学关于全球化空间辩论的主导方向。对于空间规模的理解，全球的 、国家的 、区域的和地方的多种规模空间权利存在，关于制度 （权力）空间结构的理解经历了 "分离的层级性-协调共存的层级性-网络的交织"的演化。从全球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上，对全球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方法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得到较多的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一直将 "空间"研究作为研究的核心。即人文地理学关注解决 "what"和 "where"的问题，而其他学科则解决"why"和"how"的问题。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性显示，"空间"开始由 "研究的对象"转向了"研究手段 （way）"，研究的对象则转向解决"why"和"how"的问题。面对复杂的全球变化，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家也需要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学科的发展方向问题。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我国的人文地理学主要是关注经济层面的全球变化对区域产生的影响，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FDI 和产业集群的研究。就实质上看，就是思考如何被动"响应"全球化，而不是如何积极的"牵制"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仅仅从单方面，单层面入手是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因此，多尺度的空间规模，多元化的行为者以及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的研究需要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体现。而这些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其他更多相关学科理论的融入，如社会学，管理学等。

参考文献：

1、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地图》

2、徐海英 -- 《人文地理》

3、贺灿飞、毛熙彦 -- 《地理科学进展》

全球变化论文例5

    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着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扞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八大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3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全球变化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1-0063-70

无论是政治家、外交家、学者，还是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普通大众，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它是否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身处其间的人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当前国际关系正经历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变化。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似正使曾经极为稳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遭到销蚀，人们对于新国际体系的想象和认识都得到了拓宽，而敏感的学者更试图用新的理论模型描绘出这种变化。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最后几章中提出：尽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仍在继续，但20世纪后期，国际体系实际已经在经历着一种结构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是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固然，结构本身的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变化极为困难，然而国家的身份在不断进化，这种进化会由无数变化构成。虽然每一次变化都不足以彻底改变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结构，但每一次变化却能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国家会逐渐形成集体身份，从而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则试图从中国式的“共存逻辑”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等资源中进行发掘，从而提出国际关系演变的另一条路径，“国际社会共生论”由此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国际社会的新“共生性”特征：就客观而言，国家社会的形成虽以国家的共生为基础，但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逻辑，并非真正的共生；新兴的共生关系则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

本文从中国学者的“国际社会共生论”思路出发，以全球治理为切入口，用变迁、结构和话语等社会学概念具体探讨国际社会相应发生的种种变化。本文中的“变迁”代表国际关系中较为明显的新现象，“结构”指的是国家为了应付这些新现象出现的相应的结构上的转变，“话语”则代表了与之相应的口号或话语策略等。本文从这三个分析角度出发，希望增加对共生型国际社会的理解，探讨“国际社会共生论”的价值以及中国学者在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做的新贡献。

一、变迁：全球性问题凸显国际社会新型共生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变迁”？国际社会同其他类型的社会一样，从一个基本形态向另一个基本形态的转变将经历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夕完成。比如，要认定～个社会由农业社会完全转变为工业社会，需要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确认，例如生产水平、消费水平、识字率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指标。但哪怕某些指标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辨识出这些指标的存在本身也极有意义。例如，在观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时，人们为何要对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大书特书，当然还是因为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思考国际社会的转型问题时，在某些指标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我们能够确认指标本身的存在，注意到某些方向性变化（即便它们当时极其微小）对观察国际社会形态的变化同样重要。

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化、非地域化、全球化等带来的种种变迁有目共睹。例如，全球生产和销售、全球货币和金融、当代全球通讯、全球社会生态和全球意识的发展扩展了国家对于安全的界定，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安全观念已经涉及了生态保护、金融稳定、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而言，对各国政策、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体系造成深刻影响的当属各种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即全球经济危机、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生态问题等带来的种种挑战和痛苦。近年来，“全球治理”这一话题愈加炙手可热，更说明这些全球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不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些甚至越来越严重。以下为若干最为明显和严重的全球性危机：

第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是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一种新兴现象，随着超地域交易和电子交易的产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工具的种类、金融市场的数量、金融工具投资规模及交易额得到极大增长。然后，一系列的货币波动、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崩溃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不稳定带来了毁灭性动荡。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广泛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措施，通过增加相关统计数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全球银行业的监督、增加全球证券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稳定性等手段，来解决这种全球性的金融风险。然而将近20年过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愈加恶化。目前的金融危机，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并席卷全球，美国、欧盟和日本全部深陷债务危机，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大受影响。

第二，生态环境危机在当代各国的安全问题中占有突出地位。全球化带来的相关技术使人类在开发自然资源造福自身上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但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污染，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和生态危机。贸易、工业的发展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大气和海洋变得岌岌可危，全球消费品的快速消费造成了大量无法降解的固体垃圾，而工业化时代则让许多重要资源迅速耗尽，使各国深陷能源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无数官方和商业机构、民众团体等已经开始把目光聚焦于环境问题上。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不久之前日本福岛核泄漏的发生和随之引发的一系列的公众恐慌更让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全球化的深入给和平带来致命威胁。一方面，全球化有利于战争的防止与和平的维持。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全球市场和全球通讯网络（这两者都会因为军事冒险而遭受致命打击），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无疑降低了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全球化还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让珍贵的和平变得极为脆弱。例如，全球化可能会在环境破坏、贫困加剧、失业、文化毁灭、认同瓦解和社会分化等方面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衍生出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这样的消极力量。而全球通信网络、交通运输网络等则有可能给恐怖主义集团和跨国犯罪集团的武装暴力行为提供便利条件，让人们珍视的和平面临各种威胁。

以上仅列举了当今几种严重的全球问题，还远远未能涵盖人类当前面临的所有全球性危机。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提出“国际社会的共生性”这一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对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的深刻认识，而且还昭示了一种新型国际社会秩序的到来，更提供了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解决思路。正如金应忠所言，新的共生观和安全观将“启迪人们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社会高度共生性”，并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总而言之，新的共生观、安全观可以对新时代国际关系中“各类矛盾、冲突”的处理有所帮助。

二、结构：问题与治理调整国际社会旧有共生关系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Peter Blau）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或者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分布其上）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如果说社会结构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那么，国际社会的结构就是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内部或者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那样，各国家间存在着劳动分工和权力等级的分化，一些国家只供应自然资源，一些国家则主要生产工业品，一些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一些国家在这些实力上面是如此弱小，以至于不得不置身于他国的羽翼之下。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分化正是当时国际社会结构的某种特征。

社会结构有多种成分，社会功能正通过这些成分而得到实现。社会结构包括角色、地位等要素，它对人有制约作用，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模式、心理状态等。与之相应地，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也会影响国家的结构，并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所以，当我们在回答“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它是否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考虑“结构”这一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全球问题的出现和全球治理的需求所代表的变迁造成的国家和机构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转换必须要在结构层面加以理解。

正如一般社会结构一样，国际社会的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性。但这并不是说，国际社会的结构如一块铁板无法打破。如果把国际社会的结构以一个多维空间来理解，也许无政府状态等基本的空间向度还未改变，但组成这个空间的各行为体内部和行为体之间显然已经发生了明显而重要的位移。这些位移如果持续发展，整个空间的变形甚至崩坏并不难想象。

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全球化从许多方面重新造就了国家：民族国家被全球化逐渐掏空，其中心功能开始变得有名无实，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和超国家治理机构使民族国家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国家在简单地“消亡”，反而，国家正在经历的是在不同的时空、社会维度上不同形式的转换一一许多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功能和权力已经流失在更低或更高一级的国家机构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前这些机构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就是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全球化情景下某些物质条件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地域地理：电话信号、无线电广播、卫星遥感和互联网的数据传送等绝不会在海关检查口之前停下；全球组织和全球公司跨越边界进行活动，国家也无法对它们行使绝对权力；电子大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2.0时代的社交媒体）更是脱离了国家对语言的规范，对教育乃至内容的审查制度。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内部或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因此，民族国家功能和权力的逐渐流散给国际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既影响了国家自身的行动，又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内部而言，各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可能常常进行跨政府合作，从而实现了行为体内部结构的重组。例如，各国卫生部门可能协同地对付某种流行疾病，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也可能联合彼此与其他的多边金融机构一起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就国际层面而言，民族国家权利的这种流散带来了国际市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数量及影响力之增加等变化，实现了行为体之间关联与互动结构的改变。

这些结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家角色和行为的变化，“国际社会共生论”有力地解释了这种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相应的新角色和新行为。共生论提出，在以前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首要关注点是“权力”或者“权力的制衡”，特别是霸权大国对权力更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在当今的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稳定，不得不首先关注国内居民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居民社会福利保障性、物价指数变动的稳定率等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良好状态不仅依赖国内的发展，更需要借助与其他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发展。

三、话语：共生论转换全球治理视角

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文化就是社会。不但那些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结构范畴的东西是人类文化的体现，甚至人的某些本能（如吃饭、睡觉等）也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发展成为文化行为。就国际政治而言，其结构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但这种广义的文化，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本文将侧重于文化的狭义表达，即文化可以包括所有存在于人头脑中及人与人关系中的信息，但不包括被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具体到国际社会，本文讨论的文化包括所有存在于国家自身，以及国与国关系中的信息，但并不包括国际社会结构本身。这种“文化”，不但关联于我们前文所讨论的“变迁”和“结构”等国际社会中物质性社会事实，更是它们所对应的非物质性社会事实。而研究国际社会的文化，则需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因为话语无疑是文化的重要表达媒介之一。因此，我们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全球治理”和“共生论”等话语，目的是为了更加灵活而又准确地感知国际关系中发生的种种真实变化。

同时，我们也关注“话语”作为框架（frame）的功能。“框架分析”最先是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提出“框架分析”这一视角的社会学家认为，所谓框架，指的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和标记周遭事物的解读范式。从功能上而言，框架一方面既代表了人们对他们所身处世界和所面对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代表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例如，人们在进行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时提出的某些口号，既代表了他们对当时世界的认识，也代表他们认为应该前进的方向。就国际关系而言，通过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话语谱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轨迹，更能一窥其未来前进的方向。本文认为，“全球治理”和“共生论”不仅仅代表了国际社会遭遇的形态变迁和结构转移，同时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话语，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个意义上对它们进行讨论。

第一，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治理”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流行话语本身就体现了人们（以及国家）对自己身处世界认识和定位的根本变化。“全球治理”体现了以往的人们所不具备的世界秩序观，它强调“全球性”，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国际性”，真正体现了一种对整体的关怀感。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所谓“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泾渭分明，但全球治理论者却并不这样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试图探讨如何把全球化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整体秩序当做一个集体的存在来共同治理。

第二，“全球治理”作为话语还体现了人们对自己所遭遇问题之解决方案的革新。这主要体现在全球治理中管理性质的深刻变化一一如果说最初国际管理的范围主要在于管辖战争，那么如今治理的范围已经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等多层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话语不但阐明了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同时整合了这些变化以及其存在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更广为让人接受的政治概念，桥接了已经存在和正在发展的各种矛盾，因而能够成为主导的变革构框（framing）。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话语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让它们变得合理，并能成为政治行动方向的起点。

第三，“国际社会共生论”作为话语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更为明确地定位了当前的世界和形势，优化了解决之道。正如苏长和所言，当前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既出现了许多包容式改进的积极因素，也活跃着不少零和式的消极力量，中国提出的共生性秩序观、包容性政策与实践值得国际社会重视，它们应该并能够成为一种国际规范，得以在国际社会扩散和实践。

第四，“全球治理”与“共生论”相结合将更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也更能成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在全球治理概念中，国家尤其是大国“垄断”或“操纵”人类事务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代之以多中心（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公民运动等）之间通过相对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形式相互作用（合作、协商甚至冲突），而这样的多中心的相互作用本来就应该明确和增加更多的和谐共生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对抗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对抗冲突的因子，实现国际关系的进化。

结语

石之瑜曾这样总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风格：儒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政治思想特征直接促使中国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将不干预主义（non-interventionism）作为处理国际事务和进行全球治理时的指导原则。通过这种不干预主义，中国精英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主张，即所有民族国家提高自身自主治理能力是通向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而中国在进行全球治理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好国内问题以避免对全球治理的消极影响。由此，石之瑜指出，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统是如此的内省，以致于中国对如何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发挥权威性力量进行的是一种含蓄的呼吁和表达，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风格是被动回应而非积极主动的。但是，石之瑜的这一判断，如果不说是错误的话，至少也是为时过早和过于片面的。

首先，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不光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对的新课题。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如何参与构建一个新型的国际秩序等问题，都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学者正在思考的新问题。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本身就有一个转变角色，慢慢学习并摸索的过程。所以，就此断言中国的回应比较被动尚嫌过早。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探讨国际问题时，往往过分依赖西方的知识框架，这种依赖可能会导致思路上的束缚，而要摆脱这些思维定势，摆脱对西方知识的过分依赖则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对于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尚未完全明朗的种种变化，西方学者尚且还在探讨、追问与思考的过程中，受他们框架所限的中国学者表现得较为含蓄，也可以理解。

全球变化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68-03

一、全球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见到，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由于产业革命完成后工业生产日益脱离了本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逐步走向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交往迅猛加强。人类跨入新世纪，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波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为我们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全球化成为当下我们所在世界的最时髦的知识语境。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2]。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推进，中国卷入世界的程度也进一步深化。全球化带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编织着一幅更为复杂和广阔的现实图景，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二、全球化带给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无限生机

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死亡论”曾喧嚣一时，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全球化更加凸显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当今的全球化仍然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90年代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性贫富差别的拉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在全球生产领域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领域无政府发展的恶果。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要素或许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一些解决“线索”，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更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原因及解决方案，《资本论》的热销及“回归马克思”的思潮就足以证明这一现象。可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没有过时，相反经济全球化还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力量和勃勃生机。不仅如此，当今的全球化还在人类的实践、“人化世界”、历史辩证法、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确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所有这些都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生长点。

（二）文化多元化丰富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各国的思想文化都在多元化中并存，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量涌现。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例子以及言语形式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极大地丰富了相关课程的内容；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些“主义”扬言的所谓要“补充”和“修改”马克思主义，也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激励我们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对这些“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进行批判吸收，并且对它们提出的问题及挑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三）信息载体多样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及方法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信息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本教材、信件、报纸及广播等，而是出现了集文本、声音、图像及信息于一体的网络新载体。与传统信息载体相比，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而诞生的现代传媒工具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为人们提供真实的表现效果，使人们的思想能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中得到升华，从而也使教育手段更加直观形象和现代。网络技术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和方法，为其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使得其理论内容不再枯燥而变得易于青年学生接受，大大提升了其教育效果。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思想等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一）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

全球化的趋势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一方面，使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随着外来文化与西方思潮在大学校园的涌入、传播，近现代各种哲学、文化思潮与形形的西方价值观念，部分有其合理与进步性，但其消极和不合理的方面，也容易被人们不断地崇尚和偶像化，极易侵蚀部分大学生，导致的迷离和困惑，将逐渐消解穷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流和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西方通过文化渗透的手段，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将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西方从来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指望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渗透，在青年思想上打开缺口，首先使他们在精神上解除武装，降低和破坏社会主义信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进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国家除中国一枝独秀外其余国家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先进和落后的对比使得当代大学生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心理排斥。

（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化意识的挑战

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各个民族国家不断加强合作的发展阶段，是民族国家从狭隘的地域性生存发展到普遍交往的高级阶段。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与利益。尤其是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上述这一切，使以培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巨大挑战。

（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民族之根。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优秀的道德理想教育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道德操行的规范，对当代大学生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为各种文化的广泛迅速传播提供了载体和渠道，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使文化的独立性遭到削弱，经济上的优势衍生文化上的优势，经济上的强权衍生文化上的强权。在文化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逐渐呈现出来强势的特征这使得一部分大学生产生“西方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兴趣点主要聚焦于外来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有的甚至拒绝接受中华文化，出现文化上的自卑和崇洋现象。这种潜移默化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出现危机，文化价值观念出现动摇，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热爱程度削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被消解，进而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根基造成严重的渗透和侵蚀，这就势必会给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教育带来更大困难，使培养大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的教育目标难以达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 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3.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YI Dan-ni

全球变化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24-02

一、全球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全球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中的“交往”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所有领域，像政治、军事、经济等，与此同时其还包含有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这就使交往理论体系较为庞大、复杂。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一个系统，它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语言交往及其他形式的交往。可以说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交往与生产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全球化背景打破了小范围交往的局限性，而只有在世界交往的条件下，人类所创造的财富才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然后为不同地域的人类共享。这些文化也会在碰撞中不断进步。

纵观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信息传递方式方面。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让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开启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大市场。如今地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球村”，由此可见，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世界间的交往会更为密切，渠道也会更加多样，手段也会更加便捷。在此背景下，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为指导，解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交往的新特征，并为人类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三部分组成的。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的综合即为经济结构，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即为政治结构，而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化结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都要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社会协调、有序发展。而上层建筑如果无法与经济结构协调一致的话，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以达到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上层建筑还对经济结构有能动的反作用，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及结构的完善，进而促进社会发展。

然而，全球化对这种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要重新构建一个适合全球化发展的社会结构。如何建构一个更为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政治秩序，让社会结构更为合理，以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但是，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并没有涉及的内容。因此，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交流的日益密切，文化间的差异也会有所缩小，这就给一些鲜明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如何更好地发展全球化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挑战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是说，世界历史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形成这一结果的决定性力量。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马克思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出现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步，当今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有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格局正在产生着很大的变化，如今，高素质人才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无产者，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扩大。传统的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的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除此之外，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并存的现象还将长期保持下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终将发展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更具先进性。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需要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甚至要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现象会更加频繁，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的回应策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华，是时代的精华，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通过时代主题得以展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不断地获得新的内容，站在全球视野中解读时代主题的转换，以此来更好地回应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首先，人们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要认识到其是发展的理论，是不断完善的理论，会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因为时展而变成了落后无用的理论。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去完善理论，去回应全球化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做到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去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使其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并没有构建一个黑格尔式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后人所编撰的体系也不是一个终极的体系。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备了发展的内涵。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也要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者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自己认识世界

马克思主义者要更为冷静地去分析世界发展的规律，绝对不能因为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情况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要始终相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要把生产力作为决定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去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原因，进而到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发展的规律。以唯物的观点去拨开表面的历史现象而始终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确看待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要认识到虽然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提高，阶级矛盾虽然被降低，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进行的自我调节与完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并没有被触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发展是光明与曲折统一存在的，虽然过程会很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人类社会最终仍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发展下去。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三）进一步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方式

面对全球交往的新特征和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而不应该是局限于小区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者要更为注重研究全球化的人类交流与实践行为相关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开发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如何建构人们在全球化环境中的交往模式和认识模式；如何建构全球交往实践的层次结构等问题。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者还要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实践主体论研究方式，注重对社会实践主体的研究要充分阐述世界工人阶级及知识分子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发展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基础等原理；研究者要充分论证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财富生产的统一性，要将社会实践的主体范围扩大到全人类的高度，从而充分揭示人类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三、结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能够很好地指导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理论，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强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个区域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积极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方同义.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生命延续发展的必由选择——许全兴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述评[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4）.

[2]冯燕芳.政治性阅读：时代变迁与理论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解与接受[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3]徐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方向——诗学马克思主义[C]//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06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卷），2006.

[4]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时代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重大课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08-24.

全球变化论文例9

听一听不同意见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提出人类行为对地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的观点之时，也有研究人员对全球变暖的因果关系以及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后果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是一种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出现的周期现象。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气候专家林森于2007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两篇文章，指出科学界对地球是否存在变暖并没有统一看法。他在演说中甚至批评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者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加拿大的首位气候学博士蒂莫西也持有同样观点，认为地球变暖还得不到有力的科学数据的支撑。他的观点体现在其所写的“全球变暖：有硬数据支持吗?”一文中。

英国研究人员詹姆斯・拉夫洛克则提出了盖亚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并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而进化。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自地球形成以来太阳光照增加了30％，可化学性质并不稳定的地球大气层仍然基本保持不变。

综合所有与主流学界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的观点可以表示为：地球气候本身就存在周期性的变化。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极冰盖持续缩小，但这可能是因为地球在向下一个冰期过渡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因为过去的研究发现，因太阳活动规律性变化导致过历史上4次冰期，而每一次的过渡期都存在升温现象。例如，17世纪地球经历了一次小冰期，19世纪、末以来地球温度的上升不过是这次小冰期的结束。

而且，造成地球温度上升的因素很多，包括太阳的活动甚至宇宙射线的变化等，需要认清人类活动是否真的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有些科学家还认为，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大自然的变化。2007年3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还播出了纪录片《全球变暖大骗局》，通过对多名气象学家的采访，认为地球变暖并非人类活动所致，太阳活动才有可能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最近，美国S0弗雷德・辛格和丹尼斯・T・艾沃利的新著《全球变暖――毫无由来的恐慌》又被翻译成中文引介到中国，作者把上述研究人员否定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的观点系统化、全面化，甚至理论化了。听听这些不同于主流学界的观点也许对人类并非没有益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非主流的声音不认同主流的观点，但也与主流的声音有一致的地方：人类要有所作为去保护地球生态。那么，这些非主流观点的证据何在?

1500年的周期和太阳活动

否定全球变暖以及全球变暖是人类造成的重要证据有很多，包括地球的气候变化规律和太阳活动。

有证据表明，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次要角色，如果追溯有100万年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温和、适度的全球变暖只是1500年(加减500年)气候周期中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这个结论来自1984年丹麦的威利・丹斯加德教授与瑞士的汉斯・奥斯切格教授的研究。

他们首次公布了格陵兰岛冰芯的氧同位素研究内容。这些冰芯提供了一套地球25万年气候变化的历史档案。研究人员比较了氧18和氧16同位索的比值，这种比值可以用来显示降雪时的气温。本来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找到冰期史上著名的9万年冰期和间冰期的证据。但是他们却发现，在冰期和间冰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温和的气候周期。这一周期大约每隔2550年发生一次，但后来很快又评估为1500年(加减500年)。

此后，丹斯加德和奥斯切格又找到了大量证明1500年周期的证据。苏联于1957年12月6日在南极建立了东方站，位于南极大陆东部的冰川。1987年东方站取出的冰芯显示了过去40万年里存在1500年的气候变化周期。通过对广布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马尾藻海和阿拉伯海等海域中的海底沉积物研究，也证实存在1500年的气候变化周期。从北半球的爱尔兰和德国，到南半球的南非和新西兰，均发现有溶洞石笋证据，证实了现代暖期、小冰期、中世纪暖期、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的早期)、罗马暖期以及罗马暖期来临之前未被命名的冷期等气候变化周期。

由于发现了地球气候变化的1500年周期，丹斯加德、奥斯切格和法国极地技术研究所负责人克劳德・洛里斯三人共同获得1996年的泰勒环境成就奖(国际环境科学的最高奖)。正是这三名科学家的发现为政府及公众科学认识现代气候变暖提供了证据支持，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

根据这个发现，无论二氧化碳的浓度是偏高还是偏低，气候变化总是粗略地按着时间表周期性地出现。而根据1500年周期，在过去15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温和的气候温暖期，而且这一温暖期将持续几百年时间。所以，现在人类面临的地球变暖是一种正常的周期现象。正因如此，难道担忧地球变暖我们就得放弃使用化肥、汽车和空调吗?难道担心全球变暖，就得放弃在20世纪已经取得的先进科学技术吗?而这些科学技术曾使人类的寿命整整延长了30年。

当然，与1500年周期相关的证据是太阳活动影响气候，如太阳黑子的辐射。古海洋学家杰勒德・邦德在2001年11月16日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份报告阐明，在过去的1.2万年里，北大西洋北部气候随着太阳活动的消长已经发生了9次冷暖更替。一些科学家认为，杰勒德・邦德等人的数据十分充分且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样的假说：从上一个冰河时代以来，包括17世纪的小冰期，太阳活动主导着地球大约1500年的气候波动周期。

反驳温室效应理论

按照非主流科研，人员的观点，全球变暖不仅与人类无关，而且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温室效应理论也漏洞百出。

例如，根据温室效应理论，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将吸收更多的地球自身的热辐射，致使底层大气气温变暖，并最终导致地球表面气温上升。但是，自1940年以来，尽管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地球的气温也只是稍微地变暖。所以，这提示，人类活动产生的

温室效应必定是非常小的，以至于它几乎威胁不到地球或人类。主要的事实还来自于下面一些研究。

地球卫星和高空气球气象数据证实，在低层大气并没有因为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获得额外的热量。人们很难知道高度易变的地球表面的变暖到底有多快，但它变暖确实比二氧化碳聚集区的低层大气要来得快。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二氧化碳并非导致气候变化的首要气候变化因素。

同时，南极冰芯还告诉人们，地球的气温与二氧化碳水平的关系可追溯到过去的3个冰期和全球暖期。然而，二氧化碳一直是一个滞后的气候指示器。在其浓度上升了800年后，气温才会变暖。这个证据也有力证明，二氧化碳并不是最近气候变暖的驱动力。

的确，苏联的南极东方站分析了分离出的百年冰芯材料，证明气温与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大关系，即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气温也上升，反之亦然。因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人都据此预测到一个十分温和的未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将持续上升一段时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对苏联东方站数据进行更短时间(10年而非数百年)的分析却发现了另一种情况。来自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休伯图斯・费舍尔和他的研究小组在1999年第283期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道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滞后于气温变化的时间为400～1000年。换句话说，二氧化碳变化与气温升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颠倒过来，是由于气温变化引起了二氧化碳升高，而非二氧化碳升高引起气候变暖。

费舍尔的研究小组还证明，当海洋和大气变暖时，海洋便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这会促使陆地上更多的树木和植物生长。树木和植物吸收了二氧化碳，便将它纳入更多和更大的根系和树干，以及在茂密的草原下吸收更多的土壤碳。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尼古拉斯・卡莱对南极冰芯中的氩同位素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滞后于气温升高的时间间隔应当是200～800年。他的结论是：这证实了在冰川消融时期，二氧化碳并非驱动气候系统的原始驱动力。

其他论点和论据

还有其他大量的事实说明，人类历史上的冷暖交替是有自身规律的，而且地球也忠实地记录了过去气候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人类不必对全球变暖的种种预言有所担心和恐慌，例如，海平面将上升、洪水和毁灭相伴；数百万野生动物将永远消失；气候变暖将导致饥荒、干旱和数百万人将死于气候变暖等等。而且，有的研究人员认为，为免于全球气候变暖后果的《京都议定书》将以失败而告终。

《全球变暖――毫无由来的恐慌》的作者称，写作此书是建立在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并非臆测和假说。但是，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主流学界的理论和观点，而是要弄清“地球变暖的原因以及变暖的幅度”。而且作者也指出，尽管有许多科学家认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可能会有危险的观点，但也有相当多的气候学家对建立在计算机气候模型上的温室效应理论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模型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气候状况。

全球变化论文例10

中外学者共同研究《宣言》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论，结合如何应对当前世界范围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交流。

（一）当下出现“马克思热”的真实缘由。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出现了一股“马克思热”，人们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以期能从中找到对当下危机的解读。当然这是几年前就已经出现的现象，当下这种热也不仅是指《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这两部书，而是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和他的思想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现这种热潮的来源，主要是因为西方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自由，关于贫穷，关于金融危机等等，当这些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一些人就开始考虑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里，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时碰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并且努力寻求帮助，包括回过头来看历史的经验。这时候，我们发现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在怎样理解世界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卓有成效思考的人。今天，我们希望通过马克思来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加深对我们自己的理解即自我认知，以此来更好地理解身边的事情乃至整个世界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近年来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马克思的一大原因。当然，在全球深陷金融风暴的当下，西方社会虽然再次掀起了马克思热，但是，人们不能急功近利地试图从中直接找到药方，马克思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①

（二）如何评估和对待当前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对当前的金融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分析评估和科学对待？第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发展成为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最初的次贷危机是由资本抽逃引起的，因为不良贷款被变成了股票和投机商品，资本链断裂了。第三，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放松了对金融和劳动力的管制，另一方面，在过去30年中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加强了。通过贷款的扩张，投资和消费的扩大，美国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但是，当贫困的积累与巨大金融财富的积累之间的矛盾超过一定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存在着的内在矛盾就突然之间浮出水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将《宣言》理论成果运用于实际，要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基于自我价值实现来激发变革的需要。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劳动力的潜能不断发挥出来，但资本主义的极端发展又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把私人财产转化为资本，通过股份公司和信贷体系进行社会化生产，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未来社会的因素。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更高级别的社会，只有在国际团结和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②

（三）消费主义是把双刃利剑。资本主义在过去的160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在能源、工业品、分配制度和交通等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实现的，并且一些核心特征也已经变化。私有制本质上是非民主的，它是统治阶级构建的体系，导致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和的根源。由于它的统治带来的不平等、反民主的本性，我们本来可以期待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然而目前的两个原因使这种情况的实践条件还不成熟：一是资本主义的调整把社会中的大部分工人整合起来，平抑了矛盾；二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包庇霸权主义、认同统治阶级的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相对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集中体现为霸权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就是正在向全世界蔓延的消费主义，它的特征是广告等媒介和丰富的产品的吸引，使人们消费的意愿逐渐增强，在物质丰富的时代甚至掩盖了阶级对立。“消费主义是把双刃利剑，既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又可能带来过剩危机，这种性质不会改变，所以资本主义将越来越面临各种运动的挑战。面对如此多的社会矛盾和全球金融危机，从《宣言》的精神和历史性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将遇到更大的抵抗力量，不止是社会主义，还包括一些诸如正义运动之类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反抗表现。”③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的进步，形成了以洲为单位的自由贸易区的出现，推进了区域经济统一的大趋势。现在东西方国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证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正在出现新的调节和适应措施。

二、站在时代高度研究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在分析和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时，紧紧围绕资本主义经济扩张这一主题，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态势及其演变趋势，事实上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相关理论问题。

（一）《宣言》提供了一把认识和解读当今全球化的理论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因主要是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实现，资产阶级使用了多重手段：廉价商品、占领市场、使用暴力。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会推动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生态问题全球化。从现实状况看，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影响：就积极意义而言：彻底瓦解残余封建势力、促进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优化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世界往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但是它的消极后果也不容忽视，如：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经济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全球稳定等。

（二）现代全球化与马克思时代全球化的差异。今天的全球化虽然并未冲破资本主义的外壳，但是现在全球化赖以进行的最根本的生产力已经不再是第一次科技革命所造成的蒸汽动力，甚至也不再是第二次科技革命所造成的电力，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人工智能，其物质载体就是今天正日盛一日地进入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电子计算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际互联网。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

（三）社会主义国家看待和应对全球化的正确选择。《宣言》中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虽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们的正确选择是：不要拒斥全球化，要勇于参与全球化；要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利用国外的文明成果，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由资产阶级启动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快速发展和不停变革的特征，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本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本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联系之中，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抵御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负面影响；重视开展全球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三、《宣言》基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解读《宣言》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纪念《宣言》发表160周年的时候，不能回避人们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原理的质疑。同时，我们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时，不能拘泥于质疑，而是要正面回应，这样才能发扬《宣言》的精神。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宣言》的社会历史观。“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历史文明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长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不是马克思制造出来后降临到中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挣脱中国的文化和历史”。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点就在于与时俱进，得出了符合时空特点的结论，使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的重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宣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变革私有制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等基本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和中心工作、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以人为本”的理念等等，丰富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原理。

（二）《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言》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三是针对具体历史条件的个别结论。前两者是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第三个层次其实没有特别意义，如果简单套用，只会使本国革命与建设受损。“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大变动中的发展规律，既要把握其整体性以及包罗万象的特色，又要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变动性，一旦失去效应，就要进行修正、充实、更新、发展。”⑤

《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本源性的理论体系。科学理论，总是体现为特定而专一的研究对象、鲜明而新潮的时代主题，充实而丰富的理论内涵、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严密而流畅的逻辑架构。《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载体，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源体系。我们一方面要把《宣言》的序言、正文和注释看作是完整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要把《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理论著述结合起来，当作是有机发展的统一体，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全面、准确、完整地领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而且包括了著名的东方社会理论、生态文明思想、人类学、民族学、科学学、军事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等多方面内容。⑥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学说的态度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宣言》中体现对自己学说的科学态度，今天看来倍感亲切，因为我党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态度的引领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架构包括：第一，‘一条主线’即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第二，‘两个基石’即对世情判断的时代主题论和对国情判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三，‘十个要点’即基本矛盾论、本质论、改革开放论、发展战略论、市场经济论、民主政治论、精神文明论、和谐社会论、党的建设理论和以人为本理论；第四，‘一个核心问题’即‘科学发展’论。”⑦

（三）《宣言》基本思想的当代化、本土化、特色化发展态势。《宣言》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立足于当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每一个序言中，都频繁使用了一系列具有当下属性的名词，如“最近”、“现在”、“当时”、“今天”、“现今”、“目前”、“近来”等。如果我们连贯地把1848发表《宣言》正文到1893最后一个序言为止，总共45年之久的动态发展历史过程综合起来看，这就是世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与《宣言》理论体系的完善史的有机统一；这就是预测和指导世界各国、各地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进程与展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奋斗目标与光明前景结合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理论品质。同时，《宣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本源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德）特里尔“卡尔・马克思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主任比特里克斯・波维尔教授：《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方法》，《文汇报》2008年11月10日。

②（日）末浪靖司（Yasushi?摇Suenami）：《〈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③（美）劳伦・兰格曼（Lauren?摇Langman）：《资本主义危机与〈共产党宣言〉：霸权和反抗》。

④奚广庆：《〈共产党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之路》。

⑤徐觉哉：《对〈共产党宣言〉的几点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