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贸易例1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开辟了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通过变革全球商业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与现代贸易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贸易这一新贸易模式，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竞相努力突破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并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适应新常态的改革深水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最大程度释放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发展活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本文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实践，并提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治理建议。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机遇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

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结果。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1》中，首次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相对狭隘，不包括实体产品的商业活动，譬如纸质书、CD或DVD影片。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2》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2014年做出修正的定义相对于2013年的定义，范围更广，并着重强调了互联网作为支撑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的定义目前仅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尚未形成一致认可，但是数字贸易的性质和作用是明确的。它的建立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优势体现在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进行升级，它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数字贸易推动美国实际GDP总额提高了 1937亿美元，将美国综合就业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数字贸易也推动了欧洲生产率快速增长，2002～2010年，欧洲数字贸易公司份额每增加1%，欧洲劳动生产率就在两年内增长0.12%。

数字贸易当前发展有几大特征：一是规模持续增长，由B2B主导。以美国为例，数字贸易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30%。据UNCTAD测算，2013年全球B2B数字贸易超过15万亿美元，B2C仅有1.2万亿美元。B2C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发展更为迅速，美国2012年B2C的收入额是2002年的近两倍，俄罗斯2013年B2C增速为B2B的三倍。二是发展中经济体是未来跨境数字贸易的主力军。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占据B2B销售额排名前三，其中美国占据全球36%的B2B销售额，其次是英国，占18%，日本占14%，中国占10%①。在跨境数字贸易方向，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欧盟仅有7%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而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一半是跨境数字贸易。三是中小企业是数字贸易的潜力股。以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超过了总出口增长率。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之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从规模看，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速度看，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将近四倍。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数字贸易还带动了将近1003万的直接就业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首先我国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4.45亿个，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③。移动宽带网络也加速向LTE升级。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二，我国具有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市场基础。从需求侧看，我国有巨大的数字贸易消费群体。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网上购买者数量和收入计算，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C市场；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巨头。以线上收入为标准计算，京东世界排名前列。以总商品价值计算，阿里巴巴是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子商务网站。此外我国还有众多中小企业热衷于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我国拥有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11个重点领域之一，10月又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的积极引导，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贸易问题及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一）数字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

数字贸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依托互联网所体现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制度会有所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制和国内规制两个层面。

在国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原有的贸易流动规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指的是数字化产品贸易。这类产品贸易与传统贸易有所不同，它的载体是数据流，譬如消费者通过音乐软件付费下载歌曲，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书籍。但是现行关税原则的征收对象是有形货物，因此数字贸易不在传统关税原则（GATT）的规范范畴之内，而如果将数字贸易适用于GAT，归类于诸如视听服务时，则可能面临苛刻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国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原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数字贸易流动突破国界限制的需求。其中本地化问题首当其冲。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譬如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一部法案，要求谷歌等技术公司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俄境内。巴西去年也做出类似提议，但没有正式立法。加拿大至少有两个省要求承接公共项目的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国内。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跨境金融交易方面要求付款程序的本地存在，另一个问题涉及市场准入，即一些国家对外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服务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指出中国网络主要由国内公司运营，相关法规对于对外国公司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牌照（ISP），而必须和持有牌照的国内公司合作。此外数字贸易还带来数据隐私与保护的立法挑战问题。《2015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调查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正从单一发展通信技术转变为将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至今却没有一个OECD国家出台有关隐私保护的国家战略，或拨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该调查也发现2/3的被调查者比一年前更加关心在线隐私，而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的隐私信息是安全的。

（二）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浮现的种种问题，发达国家作为数字贸易的先行者和领军者，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和谋求增长新动力，在突破数字贸易壁垒，优化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持续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们主要从开放、公平、安全以及发展四个方向采取措施对数字贸易进行治理。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促进数字贸易开放为着力点，借助WTO多边平台以及双边贸易安排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突破关税、本地化等制度瓶颈，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在WTO层面，1997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表明追求电子商务全球自由化的立场后，开始在WTO框架下主推电子商务零关税。1998 年5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各国支持美国关于电子商务永久免税的建议，最终与132个WTO 成员方签订了维持因特网零关税状态至少一年的协议，并呼吁WTO 成员就“维持现有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做法”达成协议。但是WTO 免税决定只是针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尽管后来WTO《信息技术协议》限制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GATS 下的服务承诺也禁止征收关税，这些规定都不是永久性的免税法案。这也促使美国通过WTO之外的渠道清除数字贸易制度壁垒。

美国积极推动双边谈判，通过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广数字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如TPP谈判中，美国也主推数字贸易自由化。2015年 10月达成的TPP协定，为数字贸易的开放确立了区域性规则，协定条款规定了阻止数据本地化以及禁止数字海关税收的内容，确保不会让关税阻止音乐、影像、软件和游戏的流通。此外美国通过APEC等平台传达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①，2015年美国在APEC第二次高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2015/SOM2/028），提到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并特别提到在APEC下建立一个便利数字贸易的框架。

其次，发达国家在开放的同时通过制度完善维护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015年6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该战略提到为实现成员国数字贸易跨境消费的规则公平，欧盟委员会将修改立法提案，确保国内市场交易方不因强制性国家消费者合同法律的差异，或产品在标签之类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而阻止跨境交易。该战略中欧盟也提到为破除不公平的消费地域壁垒，将于2016年上半年制定立法提案，对包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31/EC）中的电子商务框架，以及《欧盟服务业指令》（2006/123/EC）中的第二十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欧盟还为数字贸易企业的发展确立竞争公平规则，将推广采用电信单一市场计划，就网络中立问题设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采取行动，最终取消漫游附加费，尤其是数据漫游费。

再次，发达国家设立规则并出台各种法规，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保障数字贸易安全。在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则方面，美国在TPP协定中提到协议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协定也提到将阻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确保企业不会因进入新市场而被迫放弃贸易秘密或者将替代性本地技术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打击互联网非法内容方面，《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当非法内容被识别之后，无论是恐怖主义或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的信息，还是侵犯他人产权（如：版权）的信息，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这些非法内容。在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欧盟通过法律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进行严格保护。欧盟法律规定，仅在公司同意遵守《欧盟隐私法》的某些原则的情况下才允许欧盟公民将数据传输至欧盟成员国外。2016年即将推出的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会把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放在自由化范围之外。欧盟也禁止将数据输送到其它国家，除非目的国有“adequate”合适的保护，“合适的保护”意为着与欧盟同等水平的保护，很少国家能满足这个标准。

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确保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2月16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战略重点强调英国政府将依托创新政策激发数字贸易的活力。其战略目标中表明英国将鼓励扶持所有数字化创新者，对有具体数字化创新想法的人给予商务支持鼓励，并确保其获得顺畅的投资；帮助初创型数字化企业与相关的传统老牌企业、行业以及政府之中的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鼓励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创新者们分享知识与经验并普及推广到其他的传统行业；为所有的个人创新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业务发展指导以及各类相关的商务资源。为确保各项技术创新得到良好的应用并获得持续性的成功，鼓励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将相关的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事实上英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支持并资助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此次战略也由Innovate UK（Innovate 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项目）作为执行计划的主体。

三、对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技术基础、市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数字贸易繁荣发展前景可期。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数字贸易起步晚，配套制度不成熟，一些问题隐患还未显现，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现状，做出预判，提高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清除障碍。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既要看到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自由度，又要结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重视数字贸易带来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既要将鼓励数字贸易发展作为政策方向又要注重发展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加强政策引导，细化发展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中还没有数字贸易的提法，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政策出台，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在政策措施中重点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如何促进数字贸易的不同模式进行区分，如对跨境数字贸易与国内数字贸易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重点体现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支付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如何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数字贸易平台、交付系统和支付方式。

（二）夯实数字基础，强化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自己的优势，加固数字贸易发展的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改善互联网接入服务，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切实推进宽带普遍服务机制落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宽带提速降费，使互联网真正能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继续促进互联网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工具，诸如互联网支付手段创新，推广如手机APP形式展现的手机银行或手机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灵活的交易平台；对数字贸易的创新主体制定鼓励创业创新的措施。

（三）健全相关立法，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在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上缺失、不完善或者滞后，还不能充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企业主体公平竞争。譬如我国没有数据隐私相关立法，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有效的保护，导致隐私权被侵权，甚至对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包括复制或滥用公司的品牌资产，假冒身份进行域名抢注、变更合法内容误导浏览者，以及电影、音乐、软件、书和期刊版权的网上侵权等行为；我国数据审查制度透明度不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引起发达国家的指责。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难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满足规范新业务需求。因此应加紧出台数字贸易相关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健全知识产权立法，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健全“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通过弥补国家法律漏洞优化数字贸易的发展环境。

（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

目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形成，但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通过TPP为数字贸易规则设定了范例，拥有规则的主导权，而我国目前尚未加入TPP谈判，在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构建中已经落后了一步，亟需积极学习和深入分析目前已有的数字贸易规则国际文本，譬如TPP，研究思考中国能否自主设计一套规则体系来反映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盲从于美国的规则。在研究学习的基础上寻求机会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表明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立场，同时在我国主导推动的双多边谈判中，引入我国主推的数字贸易规则，使我国这个具备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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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贸易例2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新经济周期”开始扩张以来，贸易赤字一直趋于上升。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311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攀升到6177亿美元。14年时间竟增长了近20倍!就贸易赤字在GDP中的比重而言，1991年为-0.52%，而2004年则为-5.27%，扩大了近10倍。

在贸易赤字“恶化”且规模惊人的同时，美国经济却长期保持着超强劲的增长态势。1991年后期，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当年GDP的增长速度是-0.5%，1992年达到3%，1999年升至4.4%。此后，虽然遭遇信息技术(1T)产业滑坡、九一一事件和油价猛涨等一系列不寻常的冲击，经济增长一度放缓，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却一直得以保持，即便在2001年的“准衰退”中，GDP增长率仍是0.8%。2003-2004年，美国GDP增长率又递增为3%和4.4%(10多年中的峰值)。2005年，尽管遭遇特大“飓风”，但全年GDP增长速度根据最近的测算仍然不低于3.5%。

二、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以促进“IT产业全球化”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首先在于投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储蓄还在继续下降。尽管如此，美国的投资总额却一直在迅速扩张。1991年美国的国内私人总投资约为10000亿美元，而到2000年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2001-2002年经济“衰退”时，美国的私人投资虽有所缩减，但到了2003年以后便很快恢复。

在国内私人储蓄严重偏低甚至继续趋降的条件下，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显然需要其他来源弥补。这个源泉是大规模涌入美国的外资。鉴于美国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程度高于别国，“贸易赤字”势必伴随着大量的国际借债，因而能间接地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等于让美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来推行“赤字财政”，结果当然是促进GDP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且回收期较长。因此，大多数外资并不选择美国制造业作为对象，而是选择收益率高、回收期短的IT产业。IT产业是高科技的密集部门，也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倍增的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的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每年提高1.5%，而1991年以来，每年大约提高3%!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投资IT产业和IT产品的普遍采用，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60%-70%；20世纪90年代，密集使用IT产品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前者的发展速度要比后者快75%。他们还对美国和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在IT领域的投资以及IT产品在各行业的有效使用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GDP的快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投资对象是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部门。1996年，私人部门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为2901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4%；到2000年，该项投资迅速升为467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了61.2%，在私人固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上升到27.3%。即使在2002年经济“衰退”时，该项投资总额也高达4005亿美元，仍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54%。而到了2004年，该投资已恢复到4370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77%。

投资的快速增长使IT产品价格每年下降30%，其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和相关设备生产的全球化。在美国经济网络化初具规模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巨额“国际贸易赤字”的背后，已经是IT行业日益全球化的新型规模经济。正是实行全球化生产的IT行业，才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美国产品的广泛使用和技术的迅速扩散。这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外包(outsourcing)”业务蔚然成风。全球化降低了IT产品的价格，而IT产品价格的下降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美国专家的有关分析表明，假定由于生产全球化和IT产品进口，IT产品价格在1995-2002年的下降幅度是20%，IT产品价格下降势必导致资源的节约，而节约的资源又可以进一步投资在IT产业，称“资本深化”。现在，如果价格弹性是1.7，则IT生产全球化所引起的“资本深化”将会导致生产率的增长比在正常情况下要提高0.3个百分点。

可见，如果IT生产没有全球化，则GDP的年增长率势必相应减小。1995-2002年，有无全球化这两种条件下美国GDP增长的两个数值的差距，即使保守地估计，也会累计达到2300亿美元。另一项估计则表明，“IT产业的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之比约为1：1。按这个比率，“IT产业全球化”这个因素对于美国GDP增长的实际贡献率势必要比上述保守的估计大得多。

总之，美国IT产业的全球化不仅能够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意味着外资大量流入，而这些进程的伴随物甚至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则是“贸易赤字”的增长。不仅IT服务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资金，而且IT产品的“设计创新在国内”而“加工组装在国外”的新的属性导致美国自用的IT产品反而需要大量“进口”。这当然会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只不过这种逆差显然是加速增长所需要的，舍此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此外，贸易逆差的性质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设在日本东京的美国IBM公司的分公司(美国注册、美国控股，用的是美国的技术，一般劳工是日本人)所生产的电脑(部件)相当一部分是销往美国。这当然会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可是这种逆差的结果是什么呢?宏观上是IT产业的全球化；微观上，美国公民获得了技术、专利、品牌、利润等收入，美国的消费者则可以购买到比在美国国内生产更便宜的计算机。

三、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提高“趋势生产率”

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除了生产率比较高之外，对外贸易一般也处于顺差状态。而像医疗、建筑、财务以及一些研究管理部门，虽然规模比较大，但并没有广泛使用盯技术，因而生产率比较低。服务和软件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IT硬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因此，服务和软件产品价格的下降会使需求大幅度提高。原先信息化速度较快的行业，信息技术使用将会进一步深化，而信息化速度较慢的行业则会加快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这样，整个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会提高。

为区别于普通生产率，专家们将“生产率的结构性提高”称为“趋势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80-198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平均的趋势增长率为1.36%，而1990-1994年为1.725%，1995-2000年为2.7%，2001-2004年为5.63%。图1反映了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工商企业每小时产出的变化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出现过跳跃性的增长，即使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准衰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很快。这说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的确是一种结构性变动。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贸易赤字对趋势生产率增长有何影响，是否重大。国际贸易影响趋势生产率增长的途径有二：一是产出变动，二是加剧竞争。经由国际贸易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与经由国内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二者不同。前者可引起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例如，企业可以从进口品中学到生产技术。又如，在进口竞争企业中存有效率较高而成本较低的生产商，则这些企业往往可以在竞争中生存更长的时间。因为进口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减少国内生产的数量，对生产率提高来说应该是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数量效应往往会被竞争效应所产生的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效应所抵消。这样，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就会更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会更多，当进口商品占领国内市场、国内企业必须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加倍努力之时，趋势生产率的增长之日就会到来。

就出口而言，如果企业大部分产品出口，则往往更为灵活和有效。这会提高它们满足国外需求的能力。而这一点对出口商来说非常重要。另外，还有许多证据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通常都更高。而单纯增加出口份额对于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则不那么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现实是出口和进口都在扩大，只不过进口扩大得更快。如前所述，出口的扩大通过需求和产出的增加会使生产率提高，而进口的扩大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数量效应”和“竞争效应”表现出来，“数量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竞争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却是正面的。由于导致“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的竞争效应”大于使国内生产数量减少的“负面的数量效应”，因而在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过程中，美国的趋势生产率能够提高，而这无疑会加速GDP的增长。

四、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配合“国际宏观政策组合”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看，美国的贸易赤字本身的负面作用远低于(其他变量)所带来的正面作用。除了上述“IT产业全球化配置”和“趋势劳动生产率”两大机制之外，在因势利导汇率走势和资本流向方面，贸易赤字也具备重要的配合作用。

1.“贸易赤字”能与“外资流入”共同优化国际分工和美国投资环境

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已有30年左右的历史。虽然这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一直是个成功的借贷者，但却并不意味着国际资本总是流向美国。事实上，资本总是在双向流动。但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情况看，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的规模的确已经急剧扩张。随着贸易赤字的增大，“外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资产(foreignownedassetsintheU.S.)”和“美国人在国外拥有的资产(U.S.ownedassetsabroad)”都在扩大。前者从1991年的21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7000亿美元；后者从1991年的20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69000亿美元。就净资产而言，1991年大约为6500亿美元，而到2003年已经增长到26000亿美元。

相对而言，外国投资者更愿意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券)，而美国投资者很少购买外国的政府债券，却宁愿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或者购买私人债券或提供金融服务。可以推知，美国金融资产的确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贸易赤字的扩大”。正如“IT产业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个条件一样。

人们担心这种优势会发生逆转，即有朝一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资产不再感兴趣，这时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势必难以为继。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市场机制是否优于别国。也就是说，这种比较优势是否为内生的。由前文可知，美国经济不管在其扩张期还是衰退调整期，“贸易赤字”和“外资流入”二者数额都比较大且趋于扩大。这说明美国的比较优势的确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正是这种比较优势，才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收缩经济的属性发生逆转。

2.“贸易赤字”能与“美元汇率”共同催迫微观结构调整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模型中，汇率是由商品服务的进出口来决定的。对穷国来说，进口多于出口，就得从国外借款来弥补缺口。而当经常账户赤字太大，本国货币就会贬值，从而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直到经常账户再次达到平衡。但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经济中，汇率却不再取决于商品服务的进出口，而是取决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往往先于贸易流动，从而导致“(货币)资产市场模型”取代“贸易平衡模型”。这就意味着，只要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美元就会升值，而不再要先看是否存在着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曾长期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并已导致美元升值。尽管升值幅度和滞后期不断变动，但企业最终还是会将汇率变动传递到价格之上，从而使进口品价格下跌和进口成本下降，进而刺激进口和扩大贸易赤字。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大约50%的消费品都是进口的(汽车除外)。而对美国企业来说，则会因此面临巨大的进口替代压力。既要面对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也要面对降低成本和低价销售的市场压力。不过，美国的“政策组合”已经成功地将这个双重压力利导到优化产业结构之上。

制造业显然是美国面临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的部门，国内市场的30%都被进口品占领，产品的25%需要销往海外。因此，在开展国际贸易和参与国际竞争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欲望使得出口商在提高价格时异常地小心，美国出口品价格也一直保持在低位，直到1999年美元小幅贬值特别是2002-2005年开始听任美元走贬之时，美国制造业的压力才略微减轻。长期看，汇率变化和商业周期所带来的影响总是短暂的，而国际竞争因素所带来的好处却会一直持续下去。

3.“贸易赤字”能与“汇率走势”共同维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

从宏观层面看，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更是配合默契。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了4-7成。1997年8月至1998年12月，美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下降了4.7%，从亚洲“四小龙”进口的产品的价格下降了10.8%，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价格降幅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贸易逆差、用升值的美元大量地吞进亚洲廉价的资产和产品，显然是美国配置全球资源的大好时机和成功的实验。于是，贸易赤字从1997年的198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524亿美元，每年递增1000多亿美元。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廉价品大幅度增加，有力地降低了美国消费品价格，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支撑新经济继续走强。而贸易赤字国际融资的结果又是外国人在美国的金融资产的增长。这无异于既给美国优惠价格，又为美国经济输血。

2002年美国经济走出“准衰退”时，用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近几年，美国当局显然在听任美元走低。这表明“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之间又开启了一轮新的配合。这个机制显然涉及面更宽、更复杂，至少会考虑反恐战争、国际油价、中国崛起及人民币低估等更加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新因素。此外，新一轮政策组合中还包含美国、中国、欧洲的政治、经济等因素。

五、贸易赤字对新经济周期扩张的成功配合何时告终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双向贸易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正是由于这个新条件，货物贸易才会促进资本流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两种双向流动的差额。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情况下，把握“贸易赤字”和“资本流向”，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已经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构成可以发现，造成贸易赤字的全部责任都在于“货物贸易”，因为“服务贸易”在1991-2004年期间一直是顺差。其中，1996-1999年，顺差连年高居于800亿美元以上。货物贸易赤字自从1998年冲破2000亿美元大关之后，6年来更是急剧上升，到2004年已经高达6655亿美元。

;可以推论，在新条件下，“货物贸易赤字”已经成为“服务贸易顺差”的一个前提。没有货物贸易的逆差，就没有跨国公司配置全球资源的新模式，而没有新的全球生产模式，就没有技术服务的大量出口，从而也就没有巨额的技术服务贸易顺差。

全球数字贸易例3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新经济周期”开始扩张以来，贸易赤字一直趋于上升。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311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攀升到6177亿美元。14年时间竟增长了近20倍!就贸易赤字在GDP中的比重而言，1991年为-0.52%，而2004年则为-5.27%，扩大了近10倍。

在贸易赤字“恶化”且规模惊人的同时，美国经济却长期保持着超强劲的增长态势。1991年后期，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当年GDP的增长速度是-0.5%，1992年达到3%，1999年升至4.4%。此后，虽然遭遇信息技术(1T)产业滑坡、九一一事件和油价猛涨等一系列不寻常的冲击，经济增长一度放缓，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却一直得以保持，即便在2001年的“准衰退”中，GDP增长率仍是0.8%。2003-2004年，美国GDP增长率又递增为3%和4.4%(10多年中的峰值)。2005年，尽管遭遇特大“飓风”，但全年GDP增长速度根据最近的测算仍然不低于3.5%。

二、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以促进“IT产业全球化”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首先在于投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储蓄还在继续下降。尽管如此，美国的投资总额却一直在迅速扩张。1991年美国的国内私人总投资约为10000亿美元，而到2000年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2001-2002年经济“衰退”时，美国的私人投资虽有所缩减，但到了2003年以后便很快恢复。

在国内私人储蓄严重偏低甚至继续趋降的条件下，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显然需要其他来源弥补。这个源泉是大规模涌入美国的外资。鉴于美国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程度高于别国，“贸易赤字”势必伴随着大量的国际借债，因而能间接地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等于让美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来推行“赤字财政”，结果当然是促进GDP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且回收期较长。因此，大多数外资并不选择美国制造业作为对象，而是选择收益率高、回收期短的IT产业。IT产业是高科技的密集部门，也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倍增的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的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每年提高1.5%，而1991年以来，每年大约提高3%!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投资IT产业和IT产品的普遍采用，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60%-70%；20世纪90年代，密集使用IT产品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前者的发展速度要比后者快75%。他们还对美国和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在IT领域的投资以及IT产品在各行业的有效使用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GDP的快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投资对象是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部门。1996年，私人部门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为2901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4%；到2000年，该项投资迅速升为467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了61.2%，在私人固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上升到27.3%。即使在2002年经济“衰退”时，该项投资总额也高达4005亿美元，仍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54%。而到了2004年，该投资已恢复到4370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77%。

投资的快速增长使IT产品价格每年下降30%，其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和相关设备生产的全球化。在美国经济网络化初具规模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巨额“国际贸易赤字”的背后，已经是IT行业日益全球化的新型规模经济。正是实行全球化生产的IT行业，才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美国产品的广泛使用和技术的迅速扩散。这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外包(out sourcing)”业务蔚然成风。全球化降低了IT产品的价格，而IT产品价格的下降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美国专家的有关分析表明，假定由于生产全球化和IT产品进口，IT产品价格在1995-2002年的下降幅度是20%，IT产品价格下降势必导致资源的节约，而节约的资源又可以进一步投资在IT产业，称“资本深化”。现在，如果价格弹性是1.7，则IT生产全球化所引起的“资本深化”将会导致生产率的增长比在正常情况下要提高0.3个百分点。

可见，如果IT生产没有全球化，则GDP的年增长率势必相应减小。1995-2002年，有无全球化这两种条件下美国GDP增长的两个数值的差距，即使保守地估计，也会累计达到2300亿美元。另一项估计则表明，“IT产业的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之比约为1：1。按这个比率，“IT产业全球化”这个因素对于美国GDP增长的实际贡献率势必要比上述保守的估计大得多。

总之，美国IT产业的全球化不仅能够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意味着外资大量流入，而这些进程的伴随物甚至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则是“贸易赤字”的增长。不仅IT服务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资金，而且IT产品的“设计创新在国内”而“加工组装在国外”的新的属性导致美国自用的IT产品反而需要大量“进口”。这当然会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只不过这种逆差显然是加速增长所需要的，舍此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此外，贸易逆差的性质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设在日本东京的美国IBM公司的分公司(美国注册、美国控股，用的是美国的技术，一般劳工是日本人)所生产的电脑(部件)相当一部分是销往美国。这当然会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可是这种逆差的结果是什么呢?宏观上是IT产业的全球化；微观上，美国公民获得了技术、专利、品牌、利润等收入，美国的消费者则可以购买到比在美国国内生产更便宜的计算机。

三、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提高“趋势生产率”

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除了生产率比较高之外，对

外贸易一般也处于顺差状态。而像医疗、建筑、财务以及一些研究管理部门，虽然规模比较大，但并没有广泛使用盯技术，因而生产率比较低。服务和软件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IT硬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因此，服务和软件产品价格的下降会使需求大幅度提高。原先信息化速度较快的行业，信息技术使用将会进一步深化，而信息化速度较慢的行业则会加快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这样，整个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会提高。

为区别于普通生产率，专家们将“生产率的结构性提高”称为“趋势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80-198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平均的趋势增长率为1.36%，而1990-1994年为1.725%，1995-2000年为2.7%，2001-2004年为5.63%。图1反映了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工商企业每小时产出的变化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出现过跳跃性的增长，即使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准衰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很快。这说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的确是一种结构性变动。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贸易赤字对趋势生产率增长有何影响，是否重大。国际贸易影响趋势生产率增长的途径有二：一是产出变动，二是加剧竞争。经由国际贸易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与经由国内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二者不同。前者可引起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例如，企业可以从进口品中学到生产技术。又如，在进口竞争企业中存有效率较高而成本较低的生产商，则这些企业往往可以在竞争中生存更长的时间。因为进口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减少国内生产的数量，对生产率提高来说应该是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数量效应往往会被竞争效应所产生的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效应所抵消。这样，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就会更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会更多，当进口商品占领国内市场、国内企业必须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加倍努力之时，趋势生产率的增长之日就会到来。

就出口而言，如果企业大部分产品出口，则往往更为灵活和有效。这会提高它们满足国外需求的能力。而这一点对出口商来说非常重要。另外，还有许多证据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通常都更高。而单纯增加出口份额对于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则不那么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现实是出口和进口都在扩大，只不过进口扩大得更快。如前所述，出口的扩大通过需求和产出的增加会使生产率提高，而进口的扩大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数量效应”和“竞争效应”表现出来，“数量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竞争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却是正面的。由于导致“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的竞争效应”大于使国内生产数量减少的“负面的数量效应”，因而在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过程中，美国的趋势生产率能够提高，而这无疑会加速GDP的增长。

四、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配合“国际宏观政策组合”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看，美国的贸易赤字本身的负面作用远低于(其他变量)所带来的正面作用。除了上述“IT产业全球化配置”和“趋势劳动生产率”两大机制之外，在因势利导汇率走势和资本流向方面，贸易赤字也具备重要的配合作用。

1.“贸易赤字”能与“外资流入”共同优化国际分工和美国投资环境

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已有30年左右的历史。虽然这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一直是个成功的借贷者，但却并不意味着国际资本总是流向美国。事实上，资本总是在双向流动。但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情况看，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的规模的确已经急剧扩张。随着贸易赤字的增大，“外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资产(foreign owned assets in the U. S.)”和“美国人在国外拥有的资产(U.S.owned assets abroad)”都在扩大。前者从1991年的21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7000亿美元；后者从1991年的20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69000亿美元。就净资产而言，1991年大约为6500亿美元，而到2003年已经增长到26000亿美元。

相对而言，外国投资者更愿意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券)，而美国投资者很少购买外国的政府债券，却宁愿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或者购买私人债券或提供金融服务。可以推知，美国金融资产的确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贸易赤字的扩大”。正如“IT产业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个条件一样。

人们担心这种优势会发生逆转，即有朝一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资产不再感兴趣，这时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势必难以为继。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市场机制是否优于别国。也就是说，这种比较优势是否为内生的。由前文可知，美国经济不管在其扩张期还是衰退调整期，“贸易赤字”和“外资流入”二者数额都比较大且趋于扩大。这说明美国的比较优势的确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正是这种比较优势，才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收缩经济的属性发生逆转。

2.“贸易赤字”能与“美元汇率”共同催迫微观结构调整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模型中，汇率是由商品服务的进出口来决定的。对穷国来说，进口多于出口，就得从国外借款来弥补缺口。而当经常账户赤字太大，本国货币就会贬值，从而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直到经常账户再次达到平衡。但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经济中，汇率却不再取决于商品服务的进出口，而是取决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往往先于贸易流动，从而导致“(货币)资产市场模型”取代“贸易平衡模型”。这就意味着，只要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美元就会升值，而不再要先看是否存在着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曾长期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并已导致美元升值。尽管升值幅度和滞后期不断变动，但企业最终还是会将汇率变动传递到价格之上，从而使进口品价格下跌和进口成本下降，进而刺激进口和扩大贸易赤字。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大约50%的消费品都是进口的(汽车除外)。而对美国企业来说，则会因此面临巨大的进口替代压力。既要面对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也要面对降低成本和低价销售的市场压力。不过，美国的“政策组合”已经成功地将这个双重压力利导到优化产业结构之上。

制造业显然是美国面临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的部门，国内市场的30%都被进口品占领，产品的25%需要销往海外。因此，在开展国际贸易和参与国际竞争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欲 望使得出口商在提高价格时异常地小心，美国出口品价格也一直保持在低位，直到1999年美元小幅贬值特别是2002-2005年开始听任美元走贬之时，美国制造业的压力才略微减轻。长期看，汇率变化和商业周期所带来的影响总是短暂的，而国际竞争因素所带来的好处却会一直持续下去。

3.“贸易赤字”能与“汇率走势”共同维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

从宏观层面看，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更是配合默契。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了4-7成。1997年8月至1998年12月，美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下降了4.7%，从亚洲“四小龙”进口的产品的价格下降了10.8%，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价格降幅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贸易逆差、用升值的美元大量地吞进亚洲廉价的资产和产品，显然是美国配置全球资源的大好时机和成功的实验。于是，贸易赤字从1997年的198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524亿美元，每年递增1000多亿美元。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廉价品大幅度增加，有力地降低了美国消费品价格，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支撑新经济继续走强。而贸易赤字国际融资的结果又是外国人在美国的金融资产的增长。这无异于既给美国优惠价格，又为美国经济输血。

2002年美国经济走出“准衰退”时，用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近几年，美国当局显然在听任美元走低。这表明“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之间又开启了一轮新的配合。这个机制显然涉及面更宽、更复杂，至少会考虑反恐战争、国际油价、中国崛起及人民币低估等更加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新因素。此外，新一轮政策组合中还包含美国、中国、欧洲的政治、经济等因素。

五、贸易赤字对新经济周期扩张的成功配合何时告终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双向贸易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正是由于这个新条件，货物贸易才会促进资本流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两种双向流动的差额。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情况下，把握“贸易赤字”和“资本流向”，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已经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构成可以发现，造成贸易赤字的全部责任都在于“货物贸易”，因为“服务贸易”在1991-2004年期间一直是顺差。其中，1996-1999年，顺差连年高居于800亿美元以上。货物贸易赤字自从1998年冲破2000亿美元大关之后，6年来更是急剧上升，到2004年已经高达6655亿美元。

; 可以推论，在新条件下，“货物贸易赤字”已经成为“服务贸易顺差”的一个前提。没有货物贸易的逆差，就没有跨国公司配置全球资源的新模式，而没有新的全球生产模式，就没有技术服务的大量出口，从而也就没有巨额的技术服务贸易顺差。

全球数字贸易例4

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基本是由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中国只是其庞大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

分析人士认为，不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把各国合作生产的产品归为供应链末端国家的产品，这种做法使全球贸易数字严重扭曲，夸大了中国的贸易威胁，而事实并非如此。

2月1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与中国新的贸易逆差，这种扭曲届时将再次出现。据估计，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激增至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

似乎中国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最大赢家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自中国生产的更廉价的玩具、服装、电子产品和其它产品让他们获益匪浅。

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企业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包括零售商们都大赚了一把。因为他们是生产大量廉价商品的中国工厂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大部分的贸易利润都被他们攫取。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起，总部设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同时，对工厂的控制权以及生产利润也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失败者主要是其它地方的一些低收入工人，像日立公司在日本、亚洲其他地方和美国的失业工人。当公司把工厂建到中国后，受害的是这些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失败　者。尽管商品生产的重心转移到中国，从整体上看，美国从亚洲进口的状况在过去的15年中并没有改变。

台湾曾经是全球计算机的组装工厂，但现在，这个地位已被中国大陆所取代。过去，香港的服装工人把成千上万的布料加工成衣服：现在，这个工作也改由中国大陆的服装工人来做。过去，日本出产世界上最时髦的家用电器品牌，如日立、索尼、松下和东芝，现在，大多数的时尚品牌都从中国远销海外。

事实上，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控制。而分析家们表示，在电脑部件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外国公司在出口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外国的专业技术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供应链中，由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零件统一运至中国进行组装。这种体系使得全球的贸易统计数字具有误导性，一些专家认为，更恰当的标签应当是“中国组装”。

因为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在使用同一款产品，也有部分专家呼吁我们干脆不要理会那些贸易数字。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表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双边贸易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就像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贸易平衡一样毫无意义。”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被普遍认为是人为低估的货币，使1995至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约4650亿美元。这也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在电子产业中，迁至中国大陆的工厂数量也大大增加。10年前，台湾控制了全球计算机的零部件市场，并主要依靠台湾岛内的工厂进行加工生产。现在，台湾公司仍然在出产全球80％的计算机主板、72％的笔记本电脑以及68％的液晶显示屏。但所有的组装生产程序都搬到了中国大陆。

宏基(Acer)下属企业AOpen的执行官TonyYang表示：“所有的人都来大陆了。我们的供应商、客户以及他们的主要生产设备都转移到大陆，台湾的工资实在太高了。”

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在这里已初具规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在中国有7万员工；东芝公司将最大的信息技术生产线建在杭州。韩国三星公司在中国有23家工厂和5万员工，并将整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设在了中国。去年，它在韩国的最后一家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关闭。

贸易数字反映了这种大规模的变动。1990年，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亚洲占美国进口总额的38％。

去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美贸易增长了12倍。同时，亚洲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保持稳定，依然保持38％。也就是说，如果商品仅仅贴上“亚洲生产”的标签，15年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除了很多商品相对比较便宜了，因为中国大陆成为了世界工厂。

即便发生了这种转移，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甚至继续扩大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巨大影响，生产越来越精密的模型，生产待组装的配件，实行市场和品牌管理。所以，即便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亿美元，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也高达1370亿美元。

“我认为发达国家并没有将如此多的工作转向亚洲，”瑞士信贷集团的VincentChan表示，“香港和台湾见证了其制造业的消失。”

可以确信，美国和欧洲公司正逐渐将其生产转向中国。戴尔和IBM电脑的生产过去主要集中在美国，而现在它们绝大多数的电脑组装在中国完成。

更大的跨国公司正纷至沓来。空客公司考虑在中国进行客机生产，而通用汽车也在考虑将其在中国生产的汽车远销海外。

成千上万的中国工厂为廉价的外来民工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即便他们工资仅有75美分／小时。但迄今为止，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还不能从进行基本生产转变为产品设计甚至更高的开发工作。中国的崛起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日本创建了诸如丰田、本田、三菱和索尼等在内的晶牌，而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国际品牌，大多数企业仍在努力创建品牌知名度。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表示，“美国才是所有一切的最大受益者。一个芭比娃娃价值20美元，而中国仅得到了其中的35美分。”

中国官员适时地表示，贸易数据显示的中国巨额顺差成为令人误解国家很繁荣的信号。

“过去几年间，中国得到的仅仅是一些漂亮数字”，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表示，“美国和外国公司则得到了真实好处。”

当然，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如同那些20世纪远在海外创建商业帝国的前辈那样，更有雄心的中国企业家阶层正在崛起。重庆68岁的千万富豪尹明善就是其中一员，他正在成为中国的亨利・福特。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出口商。”他表示。

全球数字贸易例5

15年间，“入世”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市场的拥抱，以及市场对中国的认可。

据中国复关及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相关谈判时，从美国到欧洲的每一个代表都逼着中国人“承认”自己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在对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不断深化，正是中国践行市场经济道路的最好例证。

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发展尚不成熟，接轨的阵痛可想而知，但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堪称表率。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到2010年1月1日，关税总体水平由此前的15.8%降到9.6%，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履行完毕，甚至还逐步取消了400多项非关税措施；贸易投资方面，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华设立代表处，外资银行可以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

如果说中国企业15年来经受住了“与狼共舞”的冲击，中国市场和政府也经受住了“引狼入室”的考验。可以说，在接受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秩序方面，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

随着市场准入与开放程度显著提高，机遇与发展也因此不期而至。“入世”15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约7.6倍，进口额增长了近6倍，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需求”愈发显得耀眼。党的十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已经连续3年高于GDP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逐渐提高。2015年中国出境人数为1.2亿人次，境外消费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13%，堪称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客观全面地观察，就能看清楚中国对全球贸易的贡献。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第六次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增速有所放缓的前提下，中国改革步伐依然蹄疾步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新举措、“一带一路”倡议、自贸试验区探索等，都得到了成员的高度肯定。特别是2016年，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无论是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早日实施，中国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提供的领导力有目共睹。

不久前，中国企业家郭台铭以“为您生产iPhone的那个人”为名，给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写了一封信，详细分析了在全球市场的配置下，实干的企业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秘密。

走过15年，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世贸组织规则里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和判定标准。这个概念肇始于冷战时期，起源和存在于个别成员的国内法中。从海尔到海信、从联想到TCL，从华为到大疆，15年间，不少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摔打成了世界品牌，市场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地位，再想把市场贴上的标签撕去，不仅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定和精神，也违背市场规律本身。

入世15年来，中国一直切实恪守世贸M织规则，积极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为此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改革，实施了大量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措施。

15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承诺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了全部进口配额和特定招标管理，打破了外贸经营权的垄断，开放了金融、运输、物流等100多个服务业部门，连续8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并对33个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

中国审查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修改了不符合WTO规则的条款，增加了WTO规则所要求的内容。为确保国内政策和WTO规则的一致性，2014年6月，中国政府更是创立了贸易政策合规工作机制，共对近千件贸易政策进行了合规性评估。

受益于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中国在短短15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超预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官方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约为入世前的8倍。

“如今，中国正在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 赵萍说。

中国从WTO中受益，也为WTO其他成员提供了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军者。若无中国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衰退将更深重，亚洲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困难。

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球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1/10来自中国需求的增加。

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称，中国的加入让WTO更强大、更有活力。吸收中国，是WTO向“全球成员制”与包容性迈进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自贸协定越来越多，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出口也面临关税成本增加、出口企业频遭“双反”调查等严峻挑战。

是WTO已经过时了，还是贸易全球化走进了死胡同？显然都不是。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依靠WTO规则体系来维护，WTO的作用和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但推动WTO的进一步改革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共识。

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WTO是唯一的全球性贸易组织，中国应继续坚定支持WTO，积极推进多边议题谈判。同时，应继续推进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发出推进全球化的积极信号。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张莉也认为，中国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倡导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所谓的逆全球化很难成为一种趋势，只是一种局部的躁动。

面对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演变，中国一直在探索。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规划，还积极寻求和贸易伙伴谈判和签署双边或区域贸易协议。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签署12个双边FTA及一个升级协议，并正在谈判8个双边和区域FTA。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正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变革开拓新空间。

“今后，在多边贸易领域，中国还会继续加大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15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促进中国外贸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加速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过去的15年，中国一直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在外界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对此分析，中国入世15年取得的成就体现为“三个提升”。

一是能力和实力提升。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二。同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二是整合能力提升。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2012年，中国就已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三是话语权提升。入世之初，“接轨”、“对标”是中国政府部门和业界的高频词。“那时我们的话语权非常弱，像一个小学生在努力学习世界规则。”但2012年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已经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

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约为入世前的8倍。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也认为，入世15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增强，逐步向强国迈进。以电子商务为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经济体，电商交易额年均增长高达3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7亿，手机数量达6.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4.48亿，网上支付用户也达4.55亿。同时，电子商务交易额在“十二五”期间增长了4.6倍，且保持着30%的年均增长率。值得特e关注的是，跨境电子商务近两年来也在飞速发展，其在中国外贸的总体占比已达到20%。目前，中国已有5000多家跨境电子商务平台，20余万家企业参与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

当然，15年来，中国不仅凭借自己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以自身发展贡献世界，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用过去15年的经历告诉世界，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可能带来怎样巨大的发展和繁荣。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贸易体量的双增长，也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15年来，中国受益于开放的发展，也因开放给世界做出了更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1456.7亿美元，并超过同期中国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投资金额超过了招商引资的数量。现在我国对外投资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度也从0.03升至0.6个百分点。

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球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1/10来自中国需求的增加。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持续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货物和服务，促使很多国家的经济趋于稳定并实现复苏。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

全球数字贸易例6

目前就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与美国贸易摩擦逐渐增多，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断增大。根据相关数据调查现实，从2010年―2014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逐渐突出，并且贸易顺差额不断加大，依次为1356.24亿美元、1526.65亿美元、1623.21亿美元、1742.32亿美元、1856.21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大，引起美国的不满。2015年末，中国贸易顺差占总额比重的45.9%，这一数据表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综合上述数据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不断扩大，使我国面临美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本文在对该问题研究过程中，将注重探讨了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表面原因

从表明来看，造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人民币汇率对于中美贸易有着较大的影响，人民币的贬值，会增加中国在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贸易顺差，而人民币升值，将对美国贸易发展有着较大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问题。中美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美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则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这样一来，导致中国经济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在发展过程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也是实现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以人民币汇率指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可信性较低。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以及过度消费问题，直白地讲，就是美国内部存在失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账户差额较大，储蓄投资缺口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导致美国内部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刺激消费，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导致其储蓄率下降。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美国2010年到2013年期间，存款利率始终保持在2%以下，这样一来，人们的钱更多用于消费上。同时，从目前美国财政赤字情况来看，美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为1.48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的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0.8%。在奥巴马实行减税方案过程中，财政赤字程序大幅度增长，这样一来，导致美国账户逆差可能性增大。

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其他项目逆差也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美国国民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上世纪末，美国居民总消费与GDP的比重为70%，到了21世纪初，这一比重仍然呈现出较大的上升趋势，到了2013年，这一比重高达72%。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美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于对储蓄资金的弥补，想要通过贸易失衡问题，对国内存在的资金问题进行解决。这样一来，即便不与中国存在贸易失衡问题，也会与其他国家出现较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三个方面内容。关于这一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产业转移因素的影响：随着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形成了一个全球性质的生产加工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产业转移因素影响较大，促进了中国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过程中，由于我国劳动力廉价，大部分已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加工贸易优势。在2013年，我国加工贸易带来的贸易顺差在2000亿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影响下，使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针对于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上。美国在这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弥补了货物贸易逆差。但由于对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严格管制，导致国内一些客户选择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严重影响到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销量，从而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背景环境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了产业转移、加工贸易以及对外出口产品的管制上。因此，在处理两国贸易过程中，美国如何正视中国地位，意识到自身经济发展问题，降低对华贸易的管制，是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关键。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好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全球数字贸易例7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4-05

数字经济作为世界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共识，而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往往会使得这些国家在数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据国际制高点[1]（衡量数字经济主要是基础技术设施、IT和通信部门投资、电子商务和宽带普及率等）。2016年举办的杭州G20峰会，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主持并起草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如今，全球约有25亿人连接互联网，预计2020年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40亿人，2016年G20集F成员互联网经济规模达到4.2万亿美元，平均E-GDP增长率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长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长率为11%，发达国家为8%、新兴经济体为18%。在数字经济不断驱动下，全球有28个国家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埃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一些国家并未制定整体数字经济战略，但数字经济内容被包含在国家宽带战略、电子政务战略和网络安全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之中。数字经济将是未来增长最快，也最具潜力的领域。

一、全球ICT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背离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产品贸易，其整体贸易中比重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下生产网络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趋势比较吻合[2]。与此相反，ICT服务贸易占各国服务贸易比重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表明ICT服务贸易对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货物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中国、韩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爱沙尼亚、荷兰、美国和日本（如下页表1所示）。与2000年相比，有6个国家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智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中国和俄罗斯。从进口看，2013年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国、荷兰、日本、爱沙尼亚、韩国和瑞典。与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个国家的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服务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 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印度、法国、爱尔兰、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个国家的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别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和冰岛；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则分别是爱尔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中国、芬兰和卢森堡（见下页表1）。

二、全球ICT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

选取上述38个国家的最终ICT服务业需求作为研究对象，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非OECD国家、中国、印度、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该38个国家的最终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ICT服务业自我增值贡献占比偏高且自给自足模式明显

在全球生产片段化趋势下，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部分占整体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国家平均值来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页表2所示）。虽然呈现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阶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对于OECD国家，BRICS国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占整体需求比重则同样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国增幅相对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务业的自我贡献率较高往往代表着该类服务业封闭度相对较高，其国内呈现典型的自给自足[3]。

（二）ICT服务业增值贡献表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5年其ICT服务业自我增值为114.22亿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10.44亿美元、100.13亿美元、159.34亿美元、219.25亿美元、215.84亿美元和292.14亿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为20.73%，相对于全球对澳大利亚贡献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国在其中所体现的参与度却较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1.45%，2011年中国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最终需求的贡献值达到4.05亿美元。OECD国家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整体需求的贡献年均为7.99%，非OECD国家对其年均贡献为4.93%，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国家则为7.82%，东盟国家是1.93%，北美自贸区国家是2.13%。

（三）发展中国家ICT服务对中国需求贡献的地域集中度和发展相似度较高

在对中国贡献较大的国家或集团中，APEC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对于1995年的ICT贡献值，2011年ICT贡献值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马来西亚、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从增长速度来看，排名靠前的均为发展中经济体，分别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中国贡献的增长速度较慢，如西班牙、荷兰、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可见，发展中国家的ICT服务对中国的贡献增速远超发达国家经济体。

三、全球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径

从供给侧角度看，上述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28个国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术设施质量，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变革[4]，其目标共性主要体现在：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研究和开发，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建立，吸引风险资本投资对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5]。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接幸韵录父龇矫妫

一是普遍加强国内ICT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普遍将国内宽带容量和速度，提高宽带覆盖面积进而更好连接较为偏远的地区。这些国家对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设定了目标，比如，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5亿加元使至少28万个加拿大家庭的宽带接入速度达到5兆比特每秒；美国国会考虑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计划，以支持国内建设无线、互操作的宽带公共安全网络。提高宽带基础设施的弹性和适应性可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6]，这些国家通过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或者区域分布数据中心以鼓励和支持建设互联网的分布交换和备份系统[7]。

二是加速ICT新技术、商品和服务创新。这方面内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培育，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是技术投资的优先领域，如开发超级计算机、发展云计算、深化大数据和信息网络分析；促进区域性或全球性ICT标准统一[8]，例如，欧盟为了实现成员国任何新的IT设备和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和服务的无缝交互链接进入，启动了互操作性标准建设；鼓励吸引外国资本对ICT领域进行投资，有些国家通过引入全球性竞争较强的风险投资改善ICT产业投资效应，或者鼓励初创型企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或者有针对性支持ICT创始公司在本国设立企业等[9]；扩大ICT产品和服务出口，例如墨西哥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设备出口国，并且IT产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设数据开放和电子政府。数据开放的重点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数据向民众开放，为民众和企业提供跨境数据服务[10]。通过建设一站式的电子商务网站，能够确保政府公共部门可以在一定权限下进行数据访问，实现普通商业数据为国家层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11]。一些国家也通过建设数字信任来完善国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数字身份识别和电子审批系统等。

四是开展数字身份和电子认证。公民电子身份体系建设，包括移动数字身份体系、推进公民电子身份识别认证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高度安全和有效的电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便为公民和私营部门提供移动设备参与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时，加强个人和机构数字号码的分配和设计，以便系统快速准确地对身份识别和验证。根据目前对于数据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设置行业数据知情标准，以确保政府可以对需要了解的关键行业数据进行获取、分析或者公开[13]。另外，开展电子文档验证服务，例如数字签名验证。

五是维护数字隐私和安全。数字信任是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和核心所在，而隐私保护是建设数字信任的基础。上述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几乎都涉及隐私保护问题，并将隐私保护视同于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传播信息资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践行数字公民行为准则[14]；出台最先进最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和企业的核心敏感资料，比如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专门成立机构来检测ICT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形式的变革，及时修订落后法律和规章制度以符合技术进步要求，并且对已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方面实施制裁和惩戒；开展数字风险监测和预防研究，比如，政府与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创新的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大力支持网络安全的相关研究等。

六是促进ICT与教育、医疗和运输结合。在加强ICT与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和改进驾驭系统的有效性，重视对教育机构的数字化建设投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推广和改善在线学习环境，为方便民众在图书馆使用相关数据而提供的个性化学习辅助或高效快捷的宽带解决方案。在ICT技术手段与医疗体系结合方面，加速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提供在线健康和医疗保健预定，全面普及建设老年人等医疗电子档案，扩大远程医疗保险和福利范围，汇总研究和分析远程电子医疗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制约电子医疗推广的制度障碍[15]。在ICT与运输物流结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创造一个安全、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体系。

七是促进信息包容和提升数字职业技能。促进信息包容方面，不断扩大对宽带接入服务不足的地区进行扶持，特别是辅助家庭弱势的社会群体，政府加速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水平，提高网上风险自我防范意识教育、网上机会识别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数字职业技能方面，提升数字化素养以帮助女性回归工作岗位，以Web为基础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加大对数字培训机构公共资金支持，扩宽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课程，提高ICT技术培训课程的数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毕业生数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务员数字技能。

四、对中国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而我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积极从供给侧角度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渐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以上主要国家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核心和实施路径看，可对我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培育国内数字市场。我国应大力培育国内数字经济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数字经济的管理上，政府监管和引导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强，在为数字经济参与方提供开放数据共享平台的同时，提供公开透明、法制化的市场环境。通过共享基础数据源方式促进数字经济参与方享有平等市场准入地位，进而降低参与的进入壁垒，扩大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是大力发展ICT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要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宽带服务支持，更要加快对最先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断跨越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努力ICT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主导权。建立国内统一的高标准的ICT技术设施网络，为国内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数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术和商品及服务创新。我国应为数字技术的革新项目提供资金激励，并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共享开放式平台，这要在研发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和信息的开放共享，降低企业数据重复搜集和数据库建设的成本。

四是建设强大的数字开放平台，促进电子政府服务体系的形成，不断丰富服务层次和内容，全面铺开数字城市网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开展公民和企业数字身份数据库建设。大力拓展数字身份的识别和认证体系建设，为深化公民和企业的其他相关数据的采集形成构建平台。

六是继续加大维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大力开展确保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技术研发，高度确保对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信息保护。

七是促进ICT与其他民生领域或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切实可行的实用性技术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数字经济改善民生领域或助推其他产业，如智能制造业发展。

八是通过人力培训和开发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职业技能水平，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特备是要重视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支持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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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贸易例8

9月27日，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551亿美元，这是“中国服务”赤字连续第三个季度快速上涨，赤字规模已经与2011年全年水平相当。

所谓服务贸易，即服务以及服务产品的进出口，包括运输、旅游、通信、建筑、保险、金融等等。发展服务业已成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而服务贸易作为跨境的服务业，日益成为中国转变经济与外贸发展方式的着眼点与风向标。

然而中国服务贸易在总量增长的同时，逆差持续扩大，如果坐视服务赤字进一步攀升，不但中国商品贸易所积累的顺差将被吞噬，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转型也可能成为一纸空谈。

旅游成服务贸易最大赤字来源

2013年上半年，中国在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项下逆差进一步恶化，拖累了“中国服务”的整体表现。

10月1日，时值中国国庆长假，从韩国仁川到德国法兰克福，从加拿大多伦多到澳大利亚悉尼，从南非开普敦到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各地为接待纷至沓来的中国游客，一片忙碌。清晨，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检票处门前，中国旅行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来自北京的游客赵小姐对记者表示，“除帝国大厦，旅行社还安排了参观华尔街，乘船游览自由女神像。”如赵小姐一般，众多中国游客在境外所产生的消费，积累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形成了“中国服务”的巨大逆差。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达357亿美元，同比攀升64%，成为中国服务贸易最大的赤字来源。

作为服务业的重要支柱，中国旅游业贸易逆差之所以快速激增，记者采访的数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于中国游客出境游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旅游业的国际化进程明显滞后，换言之，“钱都让国外旅行社赚走了”。

以中国旅行社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出境游业务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然而中旅总社北京公司营销总部总经理李兵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公司出境游利润率尚不足10%，境外许多国家及地区都有明确规定，地接社必须为当地旅行社，这意味着中国旅行社开展出境游业务，必须在当地注册成立分公司，否则就要与当地旅行社合作，使其充当地接社的角色。

为适应这一要求，中旅的跨国机构网络布局已经开始，美中旅、加中旅等分公司相继成立，然而对于中国两万余家旅行社，特别是中小旅行社而言，没有国际分支机构，则很难分得中国出境游的“蛋糕”，与境外本地地接社的捆绑式合作，使中国旅游业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与“中国制造”外需下滑不同，“中国服务”常常面临有市场、无生意的尴尬境遇。

上半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运输业。数据显示，1—6月中国商品进出口同比增长8.6%，而与此同时，中国运输服务出口增长几乎为零。就在商品进出口增长带动国际运输需求快速增加的同时，中国物流企业却因国际化滞后而错失订单，多数新增服务订单被境外企业争得，这在国际收支表中，表现为中国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赤字增加。

仅上半年，我国运输业服务贸易赤字增长达263亿美元，仅次于旅游业。中国国际货运协会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中国货代企业有能力在海外投资建设港口、机场、仓储设施的尚在少数，这使得中国货代企业很难承接食品类、鲜活产品、大宗商品等货运订单，对于存在这类运输需求的企业，将订单交予境外公司，“进口”境外公司运输服务，成为唯一选择。短期内，中国运输业服务进口大于出口的趋势很难改变。

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中国服务贸易项下赤字新增551亿美元，若赤字增速不减，今年年底，“中国服务”赤字将在有数据统计以来，第一次站上千亿美元大关。多位外贸专业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回落可能性不大。

国务院总理在近期讲话中表示，必须在着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的同时，促进服务贸易进出口均衡发展。据悉，相关政府部门不久前已开始深入各省份调研，寻求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之策，促进服务贸易收支平衡。

金融等高端服务或成未来更大

“失血点”

相比国际分支机构缺失所造成的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赤字，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服务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金融、咨询、保险等高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还相对较低，服务贸易发展有赖于中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非朝夕之功。

9月8日商务部在厦门举办的“现代服务贸易与全球投资”论坛上，中外贸易专家济济一堂，一组数据引人注目：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约80%，韩国为70%，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比重平均已超过50%，而中国则只有44.6%。中国服务业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

滞后的中国服务业发展为服务贸易赤字进一步攀升埋下了隐忧。

目前中国服务贸易中，运输、旅游、建筑、通信服务等传统服务贸易占比超过60%。相比之下，金融、咨询、保险等新兴服务业在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则相对较小，尤其是金融服务，上半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仅28亿美元，逆差2亿美元，与逆差357亿美元的旅游服务进出口形成鲜明对比。1—6月份，中国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高端服务业，贸易逆差增长超过170亿美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与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企业缺乏国际分支机构不同，中国银行业与外资银行相比，风险定价能力较弱，在不少中资银行开设有分行的国家及地区，中国“走出去”的服务、制造企业仍会选择汇丰、渣打、花旗等外资银行提供金融服务，若想促进中国金融服务出口水平，则需增强中资银行风险定价能力，而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与商务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课题研究的倪月菊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相比其他国家，目前中国对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开放程度依然较低，使得中国金融等服务贸易额偏低。随着未来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国际竞争力较差的金融、保险等行业暴露在跨国竞争之中，其贸易逆差势必将快速扩大，高端服务贸易逆差将成为“中国服务”更大的失血点。

下一轮“赤字”冲击波逼近

就在中国传统服务贸易、高端服务贸易双向“失血”难禁之时，国际下一轮“赤字”冲击波已然逼近。

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6月，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增加2亿美元，至191亿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玉辉看来，金融、教育、医疗、传媒是美国的优势产业，美国正在积极推进这些高端服务业的可贸易化，作为其5年贸易出口倍增计划的重要支点。

所谓服务业可贸易化，即通过新兴技术为载体，使传统意义上很难实现跨境交易的服务行业，变得可以贸易，在各国之间形成进出口。

9月8日“现代服务贸易与全球投资”论坛上，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表示，近来兴起的服务数字化，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服务业的形态。举例来说，传统的医疗服务，此前必须面对面交付，从而很难形成服务的进出口。例如中国人在中国，很难享受到美国医生面对面的医疗服务。然而，如今在数字化交易以及电子支付的方式下，通过电脑屏幕等，医疗服务开始在全球各地实现顺畅的跨境交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将有更多的服务业实现可贸易化。例如通过苹果公司的App Store平台，全球的一切知识产品几乎都可以实现跨境交易。近日，苹果公司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App Store已拥有90万款App，超过500亿次下载量。上线5年以来，App Store为苹果公司创造了巨额的销售利润，而这一切反映在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则表现为巨额的美国服务出口与顺差。

在数字化交易以及电子支付等新技术的推动下，近年来，世界服务贸易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传统服务业比重逐渐下降，而新兴服务比重则快速上升。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借助其优势的金融、咨询、医疗等产业，希望在全球，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

近期，美、日、欧等在华商会纷纷呼吁加快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水平，日前中国日本商会《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3年白皮书》，希望进一步开放中国服务业，如银行、咨询、电信等等。9月5日，中国美国商会在《中国服务业的挑战与机遇》报告中，对中国金融、快递、医疗等12个服务行业提出了具体的开放建议。

全球数字贸易例9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贸易无论从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国际贸易实现了真正全球化。基于此，本文尝试描述贸易全球化的基本依据，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

一、贸易全球化的“新”特征

1.世界贸易总额逐年上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总额更是不断突破新高。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2000年, 这一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2001年世界贸易出现负增长。虽然石油价格高涨, 但2004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仍超过2003年,达到8.5%。200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又出现小幅下滑，而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率接近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7.6%，略低于2006年但高于2005年。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整体上维持了相对均衡的增长态势。

2.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2003年～2006年,世界经济连续4年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成为最近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整体上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4.9%,而世界贸易增长率大为7.6%。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已明显地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趋增强。

3.贸易促进了相互依存

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 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日趋紧密。1985年世界各国按商品出口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只有9%,1992年提高到16%,1995年达到了18.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趋势特别明显,1985～1995年10年间,世界出口依存度上升了一倍多。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

4.国际贸易构成转变程度加深

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上,货物贸易比重日趋下降,服务贸易比重逐渐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20%左右。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约占四分之三的份额。在货物贸易内部,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二、贸易全球化的内在挑战

1.全球贸易总量的上升不等于普遍全球化

全球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只能表明，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迅速增长，但这种纯粹数字的统计显然具有局限性:首先，统计数字本身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其次,全球贸易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惠及所有国家，国际贸易中的“潜规则”只是使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受益，而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受到损失；最后，全球贸易总量的提升充其量只能表示”全球融合”的一种趋势，这跟那种相互依赖的普遍全球化相去甚远。

2.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国际贸易机制是由大国和强国制定的，相互依存往往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依附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另外，传统国家仍然是主要贸易实体，非国家行为体虽然作用逐渐突出，但仍难打破传统全球贸易模式，全球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不能清晰地反映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依存度。

3.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说法不具有权威性

经济增长是贸易增长的潜在动力，而贸易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存在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从而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4.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变升级同样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的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比例的提高表明，现代高科技日益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的普遍应用大大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和实物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为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推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但是，这种贸易结构的升级不是贸易全球化的终极推动力量，而是成为特定历史阶段加速这一发展趋势的表象。

三、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挑战的主要途径

首先，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4年世界经济总量上升到406705.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1%。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股市低靡，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尚未呈现普遍滑坡的迹象。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可以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问题的首要因素。

其次、改革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机制，建立惠及所有国家真正平等、共同繁荣的贸易运行机制。在现实策略上，贸易大国和强国必须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考量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施行“生存和让人生存”之策略。与此同时，弱小国家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

最后、贸易全球化不仅要在质与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空间，借用新的高科技及沟通手段，逐步推动普遍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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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15周年的新起点上，中国将以更开放的胸襟，引领全球化新进程，走近国际治理舞台的中央。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入世一小步，发展一大步。

“这15年，我们和中国一起成长。”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官斯铂涵说。得益于上海对跨国企业研发总部的政策支持，集团过去10年在华研发总投资达20亿元人民币。

15年来，中国攀越诸多“高峰”：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加入WTO对促进中国外贸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可以为证：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接近入世前的8倍。

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背后，更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4年，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由10%下降到5%，而工业制成品中机械与运输设备的出口份额由36%上升为46%，出口增加值不断提升。

在中国钢管行业有“巨无霸”之称的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入世红利的受益者。15年来，公司出口的产品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殊扣系列产品，年出口量从2003年的3900吨增至2015年的27万吨。在国际商海的历练中，抵御贸易变化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

入世红利不只是数字的巨变――

制度改革与时俱进。外贸经营权的改革，让所有履行法定程序的市场主体都可以成为外贸经营的主体；以开放促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从无到有，“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快推广，外资外贸管理规则不断与世界接轨。

开放意识不断提升。简政放权推进，企业活力不断释放，“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于2014年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说，中国入世既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也实现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

专家认为，入世是中国做出的正确战略决定，事实证明，开放带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邻为壑的老路绝不能走。

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世界因中国而精彩。

15年来，中国受益于开放的发展，也因开放给世界做出了更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度也从0.03升至0.6个百分点。

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

开放不停步，机遇齐共享。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中国入世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分享红利，第二阶段是红利互动，中国开始给予世界更多红利。”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说。

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到借助G20峰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推进，国际人士认为，中国开始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变革开拓新空间。

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调整

就在2016年11月，我国最大机械传动零部件生产企业――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针对中国铁质传动件生产企业的“双反”调查中胜诉，尽管耗时一年打官司令效益受损，但幸运的是保住了每年1亿元出口额的美国市场。

“全球经济不景气会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会更多。”公司副总经理谢龙德感慨，“我们不怕这些，但希望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全球贸易环境。”

谢龙德一席话道出了当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现状。

入世15年，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出口也面临关税成本增加、出口企业频遭“双反”调查等严峻挑战。根据WTO和欧委会最近的报告，全球有1/3的贸易救济措施直接针对中国。仅在欧盟当前的73项反倾销措施中，就有56项针对中国进口的产品。

“可以说，限制中国的措施，平均一天一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对贸易保护主义升级表示担忧。他认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加快，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实际上，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脱欧情绪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一些国家拒不履行世贸议定书应有义务……“逆全球化”思潮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有所抬头，深刻反映出全球化之路的任重道远。

“和15年前相比，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全新发展环境和更加复杂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雷达说，比如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依然较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强烈的外部冲击等。

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认为，全球化新趋势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全球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转移，将倒逼我国企业转型，加速结构优化调整。

经济全球化的全新发展环境下，各国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世界经济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的中国答案令人期待。

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主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

积极参与国际治理

2016年12月10日，第16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印度尼西亚举行。这一谈判，因中国积极推进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

加入世贸组织15年，作为全球贸易的“压舱石”，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在世贸组织各项多边贸易谈判中体现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全力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欧自贸协定谈判、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取得丰硕成果。

独行快，众行远。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串联起亚太、欧洲、非洲等多个经济圈。截至目前，已同30余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其整合辐射作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深远。

“十三五”开局之年，开放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引领中国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为世界经济带来信心。

商务部贸易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说，入世15年，中国致力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站在新的起点出发，中国将以更开放的心态，更深地融入世界，更紧地拥抱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