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例1

二、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正确理解和认识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全面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首要的是重新认识和审视我们的工作思路、目标定位和工作方法，并由此产生与时俱进的革命性转变，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转化为社会共识，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农业型发展向城镇型发展的嬗变；工作实践上，从抓种促收的琐事中摆脱出来，把转移农业人口和扩大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为工作大局。唯有观念真正脱胎换骨了，我们才能在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城镇经营、城镇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贡献。

2、建立推进城镇化的机制框架

要从整体机制上考虑推进城镇化的措施，方可有望形成导向、提高效率。一要有足够的舆论，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它时时念着，念出各级觉悟、群众热情和社会共识。二要有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抓工作先抓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要有考核办法和指标，对下级考核，对本级部门考核，通过考核提高这项工作的比重和分量，使其在各项工作当中有所突显。四要政策引导和经济杠杆，切实产生推动力量。

3、合理规划城镇发展体系

规划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布局，理清县域内城镇体系结构、关系、规模、定位、产业支持、发展策略，等等。

（1）空间适度距离。

农村集市极大多数传统上辐射半径是10-15华里，即成年人1小时步行路程。现在发达地区提出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是指用高速公路来扩充1小时辐射半径，也是一小时概念。可见一小时经济圈对城镇化有重要意义。参照这个逻辑，可以在现有交通条件和地理格局下，有依据地运作形成县城（县级市）为中心——次中心或重点镇为骨干——建制镇为网底的城镇体系。

（2）充分考虑发展水平和建设基础，限制城镇数量增长，在现有城镇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梯次发展格局。

城镇发展已跨越数量增长期，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形成合理发展结构和加快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城镇的个数。

（3）尊重历史传统和群众习俗，因势利导。

尊重群众习俗，利用交通基础条件和交通设施改善，加以引导，有利于拓宽、优化、加强小城镇辐射功能；同时，有效促进小城镇发展。反之，如果以行政区划、改变小城镇布局等人为干预，则有可能为其所伤，于事不仅无补，反而有损。

4、紧抓四个重要环节

（1）科学编制并严格实行规划。

首先要强调高起点，高标准。在规划问题上不能搞短期行为，降格以求。其次，要统筹兼顾。不仅要考虑水、电、路的走向，还要考虑娱乐休闲的场所；不仅要满足人们生活的舒适，还要满足人们就业的便利，等等。再次，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胜迹、风俗民情以及建筑风格。刻意在环境、风格上高人一筹。而且规划一经制定，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公之于众，发动群众监督执行。

（2）切实引进经营观念和方法，拓宽城镇建设筹资渠道。

因城镇化发展时日无多，一方面要还基础设施不足和不配套的旧帐，一方面又要求发展甚至求大发展，资金压力非常之大，财政资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矛盾突出不言而喻。解资金这个结，出路在于经营城镇。要用市场的眼光来认识和审视城镇建设，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为“有多少事筹多少钱”，走出一条城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一是做活土地置换文章。二是引进民资、外资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把公用设施推向市场。三是政策优惠，以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更优厚的回报吸引外商参与城镇建设。

（3）畅通集聚城镇人口渠道，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个地区城镇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城镇转移农业人口，能否聚集人口关乎城镇发展成败。引人进城，要清除农民进城障碍。一是政策引导。彻底铲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门坎，并且在就业、上学甚至低保等方面一视同仁。二是就业拉动。利用城镇的区位优势，办工业园，既把外企引入，也可把地方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扬优成势。三是资源吸引。相对集中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完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优化美化城镇环境，借以增强吸引力。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2

二、新型城镇化的型构思路与实践逻辑

从带来契机的重要性与改造面貌的显著度而言，中国的城镇化可以谓之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意味着国家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和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上⑩。从型构思路看，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一方面，城镇化的价值目标呈现出从“物欲”转向“人本”的趋势。无论是抑制型还是补偿型的城镇化，大体上都是基于秩序控制和经济发展的国家需求而展开的，均具有鲜明的工具主义色彩和国家主义立场，只不过前者以所谓的一体式“理性谋划”为基础，后者以多样性的发展主义为凭藉。及至新世纪初年，尤其是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城镇化这个“大战略、大问题”的人本化描述中，嵌入了对民众利益的高度重视，它或将通过效率与公平均衡导向的政策实施来渐次改变改革成本的非均衡支付。虽然政策表述具有了丰富的“以人为本”面相，但是从发展激励与行为约束的实际到位率看，城镇化的人本化发展转型才刚刚起步。很显然，这一价值预期如何得到实践兑现，仍然需要更为系统化的改革布局来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功能预设从“抑制—补偿”范式迈向了发展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有两重含义：一是实现国家宏观发展结构的再调整。城镇化是针对于大国体量的非均衡性而提出的重要课题。多年以来，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政策布局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约束和产业分工的实际格局，又导致“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并存的状况。既往的城镇化模式对于改善上述状况业已乏力，因此需要有新思路、新布局。二是实现社会整体权益享有度的均等化。尽管中国在市场化道路上取得重大进步，但是城乡分治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的权益保障体系仍深受传统模式的影响，“身份政治”式的福利格局虽有松动，但距离现代普惠性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尚有相当距离。因此，在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应该成为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内群体之间权益的再平衡过程。从根本上讲，该过程是一个张扬权利的权利再造运动，因而实质上是一个“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輯訛輥从实践逻辑讲，新型城镇化的引导式、城市性逻辑渐趋清晰。这集中表现为：第一，动力找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有机互动的动力结构，对于城镇化的推进至关重要。从以往的发展历程看，行政主导是城镇化推进的基本模式。尽管市场化取向的经济社会改革释放出强大的实践助推力，并通过多种方式将城镇化送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的发展格局面临着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能力的困扰輰訛輥。为此，既需要逐步调适和化解政府既作为改革动力又作为改革对象的主客同体悖论，又需要着力塑造成熟规范的市场机制，更需要深化社会建设以不断提升社会自主性。只有摆脱对于行政力量的过度使用和对于土地要素的过分依赖，尤其是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才会有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未来。第二，题域整合。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多重面相輱輥訛：（1）技术—经济型的城镇化，其核心关注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这是城镇化有序发展的基础形态，也是后发语境中对于城市的生产定位依然强势的外在表现；（2）社会—政治型的城镇化，是物理空间权利化、社会化重构的空间生产历程，其要义在于循序实现社会与政治权利资源的再配置与权利实现机制的再调整；（3）文化—生存型的城镇化，强调发展的传承性与想象力的统一、同质化与差异性的互渗、有序性与活跃度的共融，认为城市既成为允许和鼓励个性与创造性的社会结构輲訛輥，又成为汇聚和整合民众生活方式一致性的象征符号；（4）生态—环境型的城镇化，在环境权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需要的时候，需要真切回应治理与工业化同步的严重环境污染、资源约束以及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紧迫需要；（5）心理—体认型的城镇化，将城镇发展规约成为一个调适心理、接续情绪、安顿灵魂的认同塑造过程。第三，资源供给。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配置与交换有着极为复杂的形态，甚至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和欠规范輳訛輥。而新型城镇化则需要实现“资源流”在更高层次上的合理化。原有由乡至城的单向度资源配置既不经济，也缺乏公平，需要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否则城镇化将不可持续。为此，需要通过多重政策组合来引导治理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供给应该在供给范围、方式、结构等方面有新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效发挥政府的引导力、市场的决定力与社会的自主性，形成城镇化建设资源供给的合作互动模式。第四，机制再造。从公共供求互动的角度讲，城镇化的新发展需要有新的治理机制予以支撑和保障。一是资源汲取机制，在土地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格局下，优化城镇化发展的资源汲取，核心在于改变地方政府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垄断性定价和对于土地增值效益的过度提取；二是公民参与机制，包括对于土地使用、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更真切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有更多主体性的意志表达；三是权力监督机制，主要是防范随意决策和责任推卸，尤其是在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防范和医治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社会溃败至关重要；四是法治保障机制，让法治成为一种社会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将政策过程纳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之中，确保城镇化建设规范高效。第五，空间重构。作为一项综合改革进程，新型城镇化具有两个重要层面的空间重构：一是以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等城市要素的扩张为表征的物理空间重构，它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一空间重构的基础是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地理新集结。二是以民众权利保障和发展的均等化为内容的权益空间重构，意在实现基于公民身份的均等化建构（譬如均衡的权利义务设置，公民权利由法律、政治向社会、生态权利方向以序列方式发展进阶）。此空间重构的基础是以公平为主旨的权利现代化，它将形成以新的人权保障格局为基础的现代公民政治。而健康的城镇化，意味着物理空间重构与权益空间重构的大体协调。这表明，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在于空间的社会化重构与社会的空间化重建，这种空间的双重建构历程是一种典型的权利再造历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第六，绩效审视。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于服务于民众福祉的有效保障与普遍增长，这是人本化城镇化的本真涵义。为此，新型城镇化的绩效评价需要有三个转向：一是绩效评价的社会转向，逐步摒弃仅仅基于政策实施方自我评价的自为立场，发展出民意导向的政策过程和绩效评价体系，以引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二是绩效评价的法治转向，确保城镇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又尊重明示的程序和规则，从而充分激发出民众的首创精神和参与热情；三是绩效评价的协同转向，整合性地进行建设绩效评价，将经济效率、社会正义、环境可持续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评，以增强对于长期效应的引导力和关注度。

三、新型城镇化的塑铸作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即在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需要更有效地回应如何在做大蛋糕基础上实现成果的公平分配，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这就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题域的改革发展，要着力解决权力经济以及“弱产权”等体制性约束，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克服现有模式效能衰减的威胁，实现可持续的新发展。新形势下的城镇化发展转型，需要在原有的国家立场基础上融入更多让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可以参与介入的空间，它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的需求表达方式与供给提供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治理场域和供求互动模式。这表现为：一是更多基于社会需求引领的城镇化成为富有前瞻性的“国家工程”，具有更强的战略引领力和更显著的实践推进力。二是更多整合性题域的城镇化成为更具可操作性的综合改革工程，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工业与新农业“双向共进式”輴訛輥发展既是形成新型城乡空间的基础，又是型构新型社会结构的依据。三是更多民权保障维度的城镇化成为回归和提升人民主体性的人权工程，通过合理调整乡村内部和城市内部权益资源的配置格局，将有助于有效推进农民权益的市民化。其实，城镇化的上述发展仅仅是一个肇始。对于未来中国的深刻影响，不论是经济形态、社会结构还是阶层基础，都将通过对于深厚绵长之乡村性的城市性改造和置换而表现出来，即通过对于传统性的扬弃和现代性的赢取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城市性是一种复杂现代性的表现。一方面，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对政府权力的依附与拒斥并存，公共治理所需的复合动力机制尚未成型。这是城镇化发展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对诸社会领域的强势“殖民”，以及权力机制某种程度上的调控乏力，导致显著经济绩效与复杂社会风险共生，大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转型的难度。这是城镇化实践所应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城市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城市化便是形成这种“有机体”的“一种心理物理过程”輵訛輥。显然，复杂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性，对于传统乡村性并非是一种线性的替代，其间存在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错置、拒斥、交融。因此，新型城镇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既是革新发展的历史契机，又或将是筚路蓝缕的未期挑战。从发展机遇的角度讲，新型城镇化对于国家治理具有三重形塑价值。一是面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性价值。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城镇化构成对现有发展模式中投资、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的部分替代方案。与此同时，通过对小农过密化的系统性改造、对大量非正规经济的革除以及对原来粗放型发展方式的集约化转型，实现发展升级。这意味着，超越于“红利说”、“动力说”等工具性阐释，城镇化的发展性价值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于既往模式的超越和对于发展性需求的战略回应。二是面向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建构价值。压缩式现代化模式注定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阶段合理性与可持续限度，这也为以收缩与调试的再平衡方式实现政府职能优化规定了实践路径。更多地导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以有限政府、能动市场与自主社会的联动格局规避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以及社会失序，将建构的积极因素尤其是政府作用发挥到有助于形成内洽合力的程度，至关重要。三是面向人之现代化的公民资格发展价值。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核心指向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的调适。它通过促进物态城镇化向人本城镇化的不断转变，将成为大规模的权利平等化重构运动和现代公民资格发展的历程。从实践挑战的角度论，新型城镇化或将引致一系列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而影响国家治理。其中，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包括：其一，过载风险。譬如人口过速集中、产业跟随滞后、就业持续乏力、交通严重堵塞、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承载不堪重负、资源约束一再被突破等原生风险和关联风险等輶訛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权力过载风险（即有可能造成城市行政权的纵向升级和横向扩张运动，从而衍生出大量乱象）輷訛輥。其二，固化风险。即城乡矛盾内化，将非均衡的权益结构固化，把既有的不合理二元结构内化成为城市内部的常态，这是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风险輮輦訛。与此同时，与“城市碎片化”紧密相关的阶层收入两极分化亦有可能加剧，从而加深社会碎裂。其三，散逸风险。当大量旧有的村民文化甚至是臣民文化移植进入了城镇，缺乏完整权利义务认知和现代公民身份建构易于导致暴力化、牟利化，致使社会呈现出大量弥散性的各种风险。其四，漂移风险。城镇可能会成为“风险集散器”，各种环境、生态风险极易持续地向四周扩散，形成漂移风险輯訛輦。从根本上讲，这些风险是社会转型中“结构紧张”的或然后果，具有跨域渗透性与层叠集群性等特征，它可能使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代价和环境生态耗损远远超出预期。作为复杂的公共选择过程，新型城镇化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对中国在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发展主要涉及对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创新。另一方面，确保国家拥有充沛的治理能力和行动能力至关重要。目前，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輰訛輦。对于正快速大转型的当下中国，具有较强的汲取能力、整合能力以及社会平衡能力是大国治理所不可或缺的。实际上，新型城镇化正是切合了由社会需求所触发的深化改革实践，为国家治理设定了新的发展向度，也为针对性的改革议题拟定和实施提供了实践平台。一方面，国家治理的结构调整，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从权力理性化的角度讲，在城镇化进程中，为寻求一个依据共同规则管理的国家政府治理体制，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民主的长征”輱訛輦。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的功能调适，需要通过探索公共治理的权威引导模式，不断优化治理工具的选择，将市场化工具、工商化工具以及社会化工具进行优化组合，以更有效率地供给公共物品。因此，“以现代化为旨向识解国家治理”輲訛輦，尤其需要实现政府的效能化与民主化转型，构建服务行政模式，强化政府能力建设，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3

前言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是新阶段加速推进城镇化和加快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能否做到城镇化与工业化两者的协调发展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效率的高低。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必须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等综合措施，才能奏效，单靠哪一种措施都无法解决。其基本思路应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大就业比重，重点通过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来带动城镇化，而不是反过来，依靠加快城镇化来促进服务业发展。具体的政策措施就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防止产业“空壳”化。

对策之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传统理论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当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第三产业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并不断上升，而工业化的作用则呈现递减的趋势，传统理论由此面临新的挑战。

城镇化、工业化与第三产业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能够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反过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城镇化水平较低，表明第三产业不太发达。一方面，发展第三产业，必须依托城镇化。第三产业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断变化的，在工业化的后期，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会逐渐大于第二产业，对农村向城镇集聚的要求也高于第二产业。只有城镇化才能促进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城镇化，第二、三次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和载体。城镇化与相关产业本当融为一体，没有产业支柱的城镇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没有产业支持，城镇的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而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发达国家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一般为0.8，而中国2002年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则为1.16。中国城镇第三产业比重也明显高于农村第三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对促进和推动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近年来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高地”。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这一幅比重在60～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超过35％，而中国2002年这一比重仅为33.7％。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中国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仍然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GDP的增长，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其主要政策措施为：（1）尽可能地消除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现阶段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NP。经验表明，在人均GNP较低的情况下，消费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物质产品，第三产业不可能有很高的发展速度。另外，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城镇化水平偏低和质量不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等。要提高城镇化水平和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就必须发展第三产业。（2）调整产业结构序列，变“二、三、一”不良型为“三、二、一”合理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一般为1：2或1：3，产业结构序列呈现“三、二、一”的合理态势。中国1990年城市工业与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为37.0：31.3即1：1.18，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27.1：41.6：31.3，产业结构序列呈现“二、三、一”的不良态势。到2002中国年城市工业与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发展为44.9：33.7即1：1.33，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14.5：51.7：33.7，产业结构序列仍呈现“二、三、一”的不良态势。也就是说，12年来城市工业与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变化不大，上升了0.15个百分点。要进一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收缩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的聚集性，培育支柱产业，退二进三，发挥比较优势，努力使大多数城镇特别是大城市、沿海城市的产业结构，从“二、三、一”的不良型转变为“三、二、一”的合理型。（3）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中国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应当调整工业发展战略，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机会。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乡镇企业应该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引导乡镇企业向重点小城镇合理集聚。在城市工业和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产业升级过程中，应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把农副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作为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大力发展有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和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在市场准入方面，消除各种形式的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歧视；在税收方面，纠正对中小企业各种形式的不公平待遇；在金融方面，大力发展能够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对策之二：通过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三产业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中，服务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因此，服务业是否发展严重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1979年到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2000年达到2970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7％提高到33.2％；从业人员年均增长6.7％，2000年超过1.9亿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2.2％提高到27％。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电信、金融、保险、房地产、文化体育、科技综合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比重提高；商贸餐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传统产业继续发展，技术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服务项目增加，服务质量改善。当前，中国服务业存在的问题：第一，总量不足，比重过低。2001年，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和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只有33.6％和27.7％，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内部结构落后，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和不足。第三，服务领域小，服务水平不高。多数服务领域严重不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服务品种少，手段落后。

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影响了工业化的整体演进和城镇化的进程。在“十五”至2010年期间，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而城市服务业扩张的空间很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工业和农业的结构升级也依赖于市场中介和高层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大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以此带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对于已经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要适应城市发展的趋势而有步骤地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并根据城市经济运行的需要相应扩大城市的规模。具体政策措施为：（1）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发展以居民住宅为重点的房地产业和装修装饰业，规范发展物业管理业。（2）加大旅游市场促销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3）优化配置和充实社区服务设施，鼓励创办各种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企业，壮大社区服务业。（4）理顺职业培训的管理体制，探索公办民助、民办公助、中外合作等多种办学方式，促进职业培训产业成长。（5）开发健康有益大众化的娱乐、健身项目，发展文化和体育产业。（6）积极引进新型业态和技术，推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制、多式联运，改造提升传统流通业、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7）加快发展金融保险业，支持商业银行拓展信贷业务，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鼓励金融保险业务创新，改进服务。（8）实现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确保其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大力发展会计服务、法律服务、管理咨询、工程咨询等中介服务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咨询和数据库服务业。（9）加快适宜产业化经营的社会事业的改革，实行政企（事）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10）加快机关、学校、医院和企业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的社会化进程，逐步改制为独立法人企业。（11）积极推进商业、外贸、供销、粮食等系统的改革，增强流通企业活力。

对策之三：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2002年全国人口达到12.85亿，其中，农村人口7.8亿，占总人口的61%。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总数大约为4.7亿，从业人员3.2亿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在1.5亿以上，且每年仍以1000万惊人的速度递增。加上城镇每年新增的1300万的就业劳动力，形成了严峻的就业压力。据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500万农民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的办法就是坚持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三位一体，防止产业“空壳”化：（1）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转移农村人口1300万，城镇化水平越高，转移出路越广，就业比重也就越大。城镇化水平过低或滞后，转移出路狭窄，就业比重也就越小。（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量资本投入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4倍；第二产业每增加一个就业者，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3-5个就业者。（3）加快发展服务业。（4）继续完成工业化。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4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俗为主，围绕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根据自身资源特色，以所邻近的城市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充分挖据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族餐饮和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旅游吸引力建设，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休闲产业，打造环城游憩带，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自发演进机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驱动型的城镇化模式。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5

2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城镇化的内涵出发，选择人口城镇化、经济镇市化、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条件城镇化、生活环境城镇化5个方面的20个指标，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当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值相差较大时，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较大，该指标就应被赋予较高的权重，反之应被赋予较小的权重;当被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取值完全相同时，熵值最大，这时该指标未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从评价指标体系中去除。需要说明的是，熵权是在给定评价对象集后各种评价指标值的情况下，各指标在竞争意义上的激烈程度;从信息的角度，它只代表某项指标所提供信息的多寡，并不代表某项指标的重要程度。

2．3评价结果

利用综合评价模型分析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得到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水平的各项指标排名和综合评价指数排名。根据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绘制四分位图。城镇化水平处于第Ⅰ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省区包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广东和江苏;处于第Ⅱ梯度即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包括山西、重庆、新疆、湖北、江西、陕西、福建和辽宁;处于第Ⅲ梯度的省区包括广西、黑龙江、四川、湖南、内蒙古、青海、宁夏和安徽;处于第Ⅳ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低的省包括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

3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3．1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全局空间自相性分析，探索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集聚特征。常用的度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是Moran指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者空间临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

3．2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由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很难发现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模式，因此需要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Anselin提出了局部Maran指数或LISA指标来检验每个区域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其结果呈现的形式主要有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市)城镇化水平呈高—高集聚特征显著，说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安徽和海南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所包围，低—高集聚特征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青海、四川、云南，以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贵州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低—低集聚特征显著，说明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新疆作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高—低集聚特征显著。

4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分别是江苏、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河北和天津，综合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分别是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中国省域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区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特征显著，青海、四川、云南和贵州4个省区低—低集聚特征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缩小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水平集聚特征显著，区域差异较大。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浙江、上海)、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城镇化水平发展较低的省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贵州和云南)、西北地区(和甘肃)。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空间集聚特征外，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还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综合城镇化水平得分最高的江苏省(0．6784)和得分最低的贵州省(0．2105)差距非常大。在短期内会因“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区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欧美发达国产业链条的跨区域延伸等促进区域旅游的有机融合。对武汉城市圈内因旅游产业整合之需，而出让土地的社区，建立失地社区就业支撑体系，失地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等。前者包括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后者的具体方式有“土地换社保”、三个一点社保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出一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补一点、个人缴一点)等。⑥建立多类型的旅游生态补偿。一方面，开征旅游生态环境补偿税，其目的是通过税收体现“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通过强化纳税人的行为，引导旅游企业等放弃掠夺式的开发旅游景区或旅游资源。另一方面，结合武汉城市圈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发行水专项债券以及圈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设立，设立旅游生态专项债券、发行等用于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为整合的可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6

农村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各地在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和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六十年进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国家。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国每年都有超过1％的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我国城镇化建设能够快速推进，主要归功于我们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回顾中国城镇化建设风雨兼程60载，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大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施行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在这一阶段里，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经历了起步、调整、停滞、恢复发展四个时期。

从1949年至1957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起步时期。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从1958年至1965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调整时期。出现第一次逆城镇化现象。从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出现第二次逆城镇化现象。从1977年至1978年，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恢复发展时期。在1977、1978年，设市城市增加到193个，城镇人口增加到17245万，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17.9%，但建制镇继续下降，仅有2173个。

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30年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稳步前进、快速发展三个发展时期。从1979年至1984年，是改革开发后我国农村城镇化恢复发展时期。1984年，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两个通知的下发为标志，小城镇发展问题第一次受到中央政策的肯定与支持，与乡镇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城镇化战略渐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1985年至1992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稳步发展时期。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前，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从1992年至今，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问题。2000年6月，“小城镇大战略”被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11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列为当前及“十五”期间必须着重研究解决的战略问题，使中国的城镇化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回顾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历程，在反复实践和艰辛探索的征途中，在城镇化建设的曲折前进中，我们终于有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建设道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经验智慧的结晶。

解放思想是不断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①同样，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传统时期自上而下的城镇化通过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的构建来强制阻断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结果使得中国城镇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强制“抑制”式城镇化把农村人口限制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而把农业资金大量抽出，造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受阻而工业化和非农化却快速推进的不均衡局面。改革以来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把我国城镇化带入了快速推进的轨道，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整体的城镇化进程，并逐渐缩小了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的差距。

政策的引导是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是中国城镇化稳定、迅速发展的时期。正确的城镇建设指导方针，稳定的农业政策法规，对农村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加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1986年、2004年～2008年，中央连续两次下发共十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表达了中央对农业基础地位认识的高度统一，对农村生产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农民增收致富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也就“三农”问题强调五点：加大农业的支持力度；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强化现代农业物质支撑和服务体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将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向。

借鉴成功经验，不搞整齐划一是有效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农村城镇化建设不是新事物，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要注意吸取相关成功经验。城镇化建设经验既包括国外城镇化建设经验，又包括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经验。在借鉴国外建设经验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城镇化呈现出多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果也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照搬。要根据我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地方政府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功的保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体制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近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各级地方政府向下层层放权的方向进行。在一定意义上，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小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挥。与时俱进，科学地发挥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保障。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

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同志强调：“我国能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从而逐步解决城乡二元机构矛盾。”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走新型的城镇化建设道路。所谓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按照产业集聚、功能完善，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各具特色的原则，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为方向。统筹推进城乡和区域发展，加快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和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首要的就是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使城镇化建设各个方面协同发展，形成鲜明特色，形成较为完善的城镇建设体系，为城镇的长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保持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的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城镇的发展，而是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建设发展，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城镇群体结构。否则，即使单个城镇规划得再好，也会限制区域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在城镇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因此，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应把握几个基本原则：不能照搬别国城镇化发展模式，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道路。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走一条健康的、结构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各有各的优势，谁也取代不了谁，只有相互间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要在实践中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创新、鼓励发展。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7

1．2因地制宜的原则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并不是一定要人为地将乡村和城镇割裂开来，将“黄土地”的传统乡村地区全盘变成“水泥地”的现代城镇，而是在充分保留乡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依托旅游中心村培育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新城镇，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6］，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以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缺少了乡村意象，乡村地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旅游吸

1．3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就是要树立建设“生态城镇”的理念，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契合新型城镇化对“质”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确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等的控制目标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处理好乡村地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和生态基质之间的关系。

1．4利益均衡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建设的过程，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群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同时也构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交织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将阻碍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思路，构建起利益均沾、兼顾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保障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最终走向“和谐城镇”。

2湖北省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反复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的黄山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游城镇化特征［8］。当然，除了这些相对成熟的景区依托型旅游大市镇之外，还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启动了“湖北旅游名镇”创建和“湖北旅游名村”寻访工作，对纳入创建扶持名单的镇、村分别给予600万元和100万元的扶持资金，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个镇和100个村入选创建扶持名单，这些村镇已经走在旅游城镇化的前列，通过分析其发展路径，总结其成功模式，可以为其他起步较晚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所谓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义，能够为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提供参考性的建议和思路［10］。本文从旅游产业作用机理的视角，提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2．1产业带动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紫霄村为代表。紫霄村位于武当山核心区域，方圆约90平方公里，与金顶、南岩、紫霄宫等著名景点比邻相依。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安排下，紫霄村依托武当山道教圣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在“旅游富民”和“旅游强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80%从事旅游服务，通过开办个体农家宾馆、农家乐餐馆和经营商业摊位实现了致富梦想，旅游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万元;村集体也投资旅游业，旗下的旅游酒店和花轿公司每年可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来为村民提供福利。据统计，2011年全村旅游收入达2100万元，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紫霄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户间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下山，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农村超市、卫生室、图书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100%［11］。紫霄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旅游业作为产业引擎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村庄，旅游业替代了农业的位置，让村民从地头走向街头，农民的身份逐渐褪色，变身为店主、员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长，其成功在于充分发挥了背靠武当山景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产业带动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适宜于在地理区位上依附于著名旅游景区的村镇。

2．2产业转型模式———大冶“坳头模式”以大冶市灵乡镇坳头村为代表。坳头村是驰名荆楚的矿业大村，曾一度依托村内丰富的铁矿和石膏矿资源富显一方，但与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大量排废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环境破坏。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危机”的现实挑战时，坳头村鲜明地提出“依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型理念，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转型的主导选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在旅游发展资金方面，依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村集体参与、鼓励村民入股、吸引个体业主或外来企业投资等方式多管齐下，持续投入;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特色，通过矿冶景观建设和矿井探险体验产品设计，开发出满足游客求知100和探秘体验的旅游产品，使游客能够获得丰富的矿冶知识和独特的旅游互动体验;在旅游设施建设方面，先后大手笔引资建成4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投入运营，具备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接待能力［12］。2012年，坳头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游名村”称号。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强力带动了坳头村硬件设施的改造、配套与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优化村庄环境质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比产业带动模式与产业转型模式，两者同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但前者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通过向村镇所依附的著名旅游景区提供旅游配套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而后者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村镇自身应该演变为旅游目的地，从而实现全旅游价值链收益。

2．3产业融合模式———钟祥“彭墩模式”以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为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与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产业联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龙湖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迁村腾地、村企共建”的特色发展之路，仅数年时间就由一片穷山荒水的“贫困村”跃升为享誉全国的“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亚太地区乡村旅游观察点等称号。“迁村腾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依据统一规划建设，全村9个组317户陆续迁入附带庭院和车库的两层小别墅集中安置区，腾置出来的宅基地经土地整理后新增3000亩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借助产业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已建成6000亩优质稻、2000亩有机蔬菜、2080亩生态水莲、2000亩健康水产养殖、10万只蛋鸡、12万只种鸭、2000万只鸭苗孵化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国家4A级彭墩乡村世界旅游景区。2011年，彭墩村集体经济收入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与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关联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产业融合的增值效益。产业融合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旅游服务的联动并举，适宜于具有一定农业基础和资本介入的乡村地区。

2．4产业集聚模式———黄陂“木兰模式”以武汉市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为代表。近年来，黄陂区坚持旅游兴农富民战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区乡镇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推行党政主导、企业主角、农民主体、行业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兰山水之乡”、“木兰杜鹃之乡”、“木兰泥塑之乡”、“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等一批特色旅游乡镇，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14］。目前，北部地区乡镇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旅游景区———木兰景区群，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7家，3A景区3家，现正在合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已建成休闲特色集镇6个，休闲专业村58个，休闲山庄168家，星级农家乐579家，其中五星级休闲农庄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007．9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45%和50．55%;有10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如同一个有着强大磁力的“旅游场”，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回归投资，景区数量不断增加，旅游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需要“资源、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动力，适宜于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8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9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苏南乡镇企业驱动小城镇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1990年，江苏城镇化率由14.8%提升至21.6%，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前10年，以开发区建设和外向型经济驱动的大中城市加快了城镇化步伐，2010年末江苏城镇化率达60.6%，年均提高2.0个百分点；第三阶段，自“十二五”规划至今，江苏城镇化走上了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县域经济为阵地，走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之路，至2013末，江苏城镇化率达64.1%，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

（二）农村居民收入演变历程

农村居民纯收入分为四大项，即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一统计口径从1993年沿用至今。1993-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276元增长到13598元，年均增长12.6%。其中，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4.5%；家庭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9.5%；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0.7%；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7.9%。在各项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在悄然演变。1993年，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四项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38.2%、57.2%、1.2%和3.4%，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务工，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地位日益下降，农村居民收入渠道不断向多元化发展。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四项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为53.5%、33.2%、4.8%和8.5%。

（三）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变动趋势比较

1990年以来江苏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变动情况，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也呈现出相应的增长趋势，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但是从短期来看，尤其是2000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化率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的增收的拉动作用也有所削弱。

二、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关系，本文通过协整分析，研究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各项构成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农村居民纯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来自一二三产业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项来源构成。在1999年以后，农村居民一二三产业纯收入口径进行调整，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收入中各项来源的影响力，本文选取了2000-2013年间农民收入分项数据进行测算，数据来源为历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农村统计年鉴》。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城镇化率（UR）、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GZ）、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JY）、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CC）、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ZZ）、农村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YC）、农村居民人均第二产业纯收入（EC）、农村居民人均第三产业纯收入（SC）。

（二）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皮尔森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r来计算江苏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八个主要指标的相关程度。通过相关性分析，可得到城镇化率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皮尔森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及其各项构成之间均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城镇化率对四大项收入来源的影响力大小依次为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在家庭性收入中，与城镇化关系最密切的依次是第三产业纯收入、第一产业纯收入和第二产业纯收入。

（三）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各项收入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自然对数的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城镇化率及农村居民收入各分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在涉及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如果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则有可能造成伪回归，因此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过ADF检验，得出城镇化率的对数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间的对数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城镇化率与这些分项收入之间可能存在一阶协整关系。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和第三产业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对数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城镇化率与这两项收入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四）变量的协整关系分析与模型建立

协整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序列差分将其转化为平稳序列，得出其中的线性均衡关系，这种协整关系可称为线性协整，线性协整的建模理论是从实际的数据生成过程出发，在非平稳序列中寻找可能存在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以建立序列的结构模型，从而反映序列的运行机制。

（五）协整方程残差的ADF检验

对城镇化率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第三产业收入的方程残差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各方程残差检验的结果均是平稳序列。因此，江苏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江苏城镇化率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将平均提高3.592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将平均提高2.73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经营性收入将平均提高2.12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经营性收入将平均提高3.609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将平均提高5.896个百分点。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影响最明显的是财产性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一）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由“地的城镇化”走向“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是要让农村居民进城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还要使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与城市接轨。一方面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素质，完善推进农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各项政策，增强农村居民的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居民在城市中获得平等就业机会和广阔发展空间。

（二）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农业产业化推动城镇化

农业产业化是城镇化的内生驱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加强城市发展,更要加强农村发展。要把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率，在推进现代农业的同时，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文章，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向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用新的形式推动小城镇的发展。

（三）保障农村居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村居民进城的脚步更轻松

守住农村居民土地权益的底线，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一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稳妥推进农村居民宅基地入市流通，激活农村闲置宅基地资源，增加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的资本；二是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在农村居民自愿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合作社或参股龙头企业，将农村居民的土地所有权转换成长久的财产收益。

城镇化发展论文例10

1.1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

1958年户口制的实施，正式明文规定禁止人口跨区域的流动，将劳动者固定于出生地。其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政策，户口制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相结合，劳动者一旦脱离了自身的出生地就面临着生活上的危机。户口制的实施使我国城乡间的劳动力市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城市工业增长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户籍管理逐步放松，票证供应制逐步取消。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有了法令上的依据。尽管未能摆脱农村户口，却拥有了进城工作的机会。1988年，国务院和劳动部发出通知，除允许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外，甚至鼓励经济落后的省区，对省内有就业需求的劳动力进行组织，实行“集体输出”的劳动力的省际贸易。此后，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便不断加快。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开始推行“蓝卡”、“绿卡”等暂住性户口，这象征着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政策限制的放宽。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就是通过消除城市户口上所承载的各种“特权”，进一步弱化户籍的旧有功能。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落实进一步户籍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标志着我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1.2城镇就业模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与城镇集体企业一直是城镇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这种方式被称为统包统配和固定工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就业制度。在1980年8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中，制定了新的城镇劳动力就业方向。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渠道由过去单纯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安置，转变为国有、集体、其它经济等多种方式。1986年7月，国务院同时了四个重要的规定，指出企业在国家劳动工作计划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除国家特别规定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自此开始全面性的劳动就业改革。1989年和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国有企业中临时工的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企业可以直接与工人本人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再报道请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备案。此后，国有企业不断招聘农民工。劳动者的身份也不再锁定于城市劳动力，而是根据劳动成本与工作性质的考虑，拓展到农村劳动力。通过逐步开放城镇非国有企业的设立，国有企业每年吸纳大量劳动力的负担得以减轻。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国企下岗失业的人数随之上升，导致国有单位所能支配的城市劳动力不断缩减，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重要。到2000年时，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人数已达到1935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17.2%，2012年底，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人数为7808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51.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2013)。

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数据。本文通过对比已有的有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测算后，最终借鉴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研究员科学构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测算体系并测算的我国1991—201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劳动年龄内(16岁及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总和，它是未就业劳动力与就业劳动力的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是农村实际从业劳动力与农业实际从业劳动力的差额或二三产业实际从业劳动者与城镇实际从业劳动者的差额。

(1)第一阶段1991—1996，为快速增长期。

该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1年的8928万人猛增至1996年的14208万人，5年间增长了59.14%。统计数据显示，1991—1996这六年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达11.9%，其中第二、三产业分别为16.25%、10.6%，而农业仅为4.3%，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大量劳动力农村转移创造了良好条件。

(2)第二阶段1997—2002年，为下降调整期，年均增速为负数。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6年的14208万人降至2002年11481万人。这一方面受我国国营企业改革影响，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分流，而下岗职工再就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相比前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作为吸纳农村劳动力量最大的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下降最为明显，它的大幅下滑显然会极大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

(3)第三阶段2003－2012年，为回升反弹期，连续九年实现增长。

2003年因“非典”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出现短暂下降，但2004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随即稳步回升。到2012年我国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13829万人，在2002年11481万人的基础上增长了20.45%。

3.在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下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推进

城镇化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1.27%，城镇化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中国社科院日前蓝皮书称，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突破60%。我国1991－201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镇化率)发展趋势图。口由1991年的3亿增加到了2012年年底的7亿，城镇化率由1991年的26.94%上升到2012年的52.57%。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并处于持续增长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院院长迟福林称，从国际经验上看，城镇化率处于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2.57%，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区间，未来十年不仅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且还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认为，与发达国家通常城市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2亿至3亿人口将涌入城镇，加上现有的2亿农民工，届时，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