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论文例1

摘要：中国女性新文化有着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进程：一是她们在男性同盟者的帮助下，尝试改变传统文化中既定的女性角色身份与位置；二是她们尝试更深入地认识并摆脱自我形成与自我生存过程中无所不在的男权状态。后者使她们在目前陷进了一种类似孤军奋战的困境。

关键词女性文化女性主义中国传统

现代化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文化伴随着中国漫长的父权封建制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形成，形成了一种可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这个内涵中，“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一串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中间任何一个符号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其余符号意义的同在。在实际运用上，它们成了可相互取代的指称。假设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女性”的，那么，她就被社会意识“意识”了自己这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筑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坤，顺也。”①顺，即顺从。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②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至今仍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处之“男尊女卑”观念的显在。同时，她的角色分配业已注定：主内，做一个媳妇、妻子与母亲。在这之前，她必须在娘家(女儿期)接受一整套的妇德教育，为着将来扮演好这些角色而精心准备。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做为女性，她们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是做一个孝妇、贤妻与良母。她们会因之受到男权社会的极大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尽管她们大多数仍旧无名，只以某氏、某妻或某女的模糊名目出现。如被记载在《明史》中韩太初妻刘氏的孝行：她以自己的血肉为药引子，多次治好了婆婆的病，挽救了婆婆的生命，推延了婆婆的死亡。②这是一个媳妇用肉体最痛苦的“凌迟”之刑来完成的道义上最美满的孝行，它表示了一个女人必须对其公婆履行的一系列孝顺义务的限度，同时也表明一个女人修持圆满妇德所必具有的血腥方式与实质。在有关清末慈禧太后专权过程的多种故事版本里，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西太后慈禧虽因子母贵，但对懦弱的东太后慈安原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传闻慈安手中持有咸丰遗沼。于是慈禧效孝妇之行，则肉做药引子，慈安因此对慈禧大为感动与放心，终于当面烧毁了咸丰帝暗遗的那条专辖慈穆保护正宫安全的密沼。④可见当时社会，人们对孝妇褒扬与崇尚的程度，慈禧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专权参政扫清了来自宫内的阻力。贤妻，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丈夫对娶妻的最普遍心理期待，也是社会对妻子角色是否称职的评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妻子的本份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汉时的女教圣人班昭形象地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⑥事夫便当如事天。如何“事”呢?其一，是需对丈夫的事业及生命有助，谓之贤内助也。元关汉卿的著名杂剧《望江亭》中的潭记儿很能代表这种内助的作用：身为潭州理官的白士中，面对待皇帝尚方宝剑与金牌前来取他首级的杨衙内束手无策，妻子谭记儿挺身而出，扮做一美丽渔妇，以酒色迷之，赚取杨的皇帝宝剑、金牌，从而保住丈夫的官职与性命。⑥其二，是对丈夫的忠贞守节，从一而终，不管丈夫在世不在世。中国大地上虽经破坏而今犹存的贞烈石头牌坊，就是用节妇们的青春与生命换来的。也许可以用曹禹的名作《雷雨》(1934)中男性家长周朴园对妻子繁漪的态度来说明：周令其妻吃药，莫妻表示不想吃，周说：“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服从的榜样”，这就是传统文化对良母品质最重要也是最具体的要求与认定。二接受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文化模式，在本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中受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中国腐败没落之现实，无不痛感封建体制的腐败没落，人心不古，人心思变，反封建主义思潮遂成为主流。而西方现代文化挟物质文明、学术思潮，还有军事侵略，长驱直人国力衰弱、国门洞开的中国，在引起国人极大的震惊外，同时也引起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尤其是对可称为惨无人道的女性文化。在关注国家与民族前途的视野中，在关注“人道”状况的视野中。女性所身受的非人待遇才被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并被力倡改善。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男人接过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⑦女性在这场封建固有秩序的斗争中，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就成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天然同谋者、参与者与受益者。另外，在中国女性文化传统主流之外，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女性文化传统的声音。她们并不安于既成命定，她们通过改变服装的方式来改变文化性别，从而改变了自己命定的身份与位置；从而脐身于男性角色的行列中得于一展毫不逊色于男性的才华；从而打破了一种有关于男女能力与智力有别的神话界限。如从著名的六朝乐府《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直到胰炙人口的清长篇弹词《再生缘》里的盂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而在清末出现的反封建战士，女革命先行者秋瑾(1875一1907)就是这一隐形传统的承继者与显在看。中国女性的传统文化使她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当她定上革命道路之日，便就是她不能不背弃做“孝妇贤妻良母”之时棗她不得不抛夫弃子离家而去。她常常把自己妆饰在一袭男装之下参与社会活动，这种反传统规范的行为是否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证明：即便是做为革命者的秋瑾，在她文化女性的意识深处，仍隐藏着她对是女性棗以文化本质的服装为性别鉴别棗就该天经地义地成为孝妇贤妻良母的潜在认同?但对其家庭来说，她事实上就是一个十足的不孝之妇、不贤之妻、不良之母。这也许便是秋瑾每每慨叹身不得男儿列的隐情隐痛吧”。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中国贵族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得西洋现代风气尤其是女权思想之先，也不约而同鄙视并拒绝自己本该扮演的传统角色。如杨绛的姑母们，一定深受当时西洋女权思想的影响，否则她们恐怕很难做出：虽由父母之命而嫁，然而“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丁关系”。尤其是三姑母杨荫榆，其夫为独子，她不仅抓破丈夫的脸皮，后索性就不回夫家，更莫谈为夫家生儿育女。她抛弃了做“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后，苦学勤工，先后留学日本、美国，从事女子教育，直至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⑩她们是前后一大批从家门中跑出来，从夫门中跑出来，从封建婚姻中跑出来的女性代表。她们厌弃传统文化，她们企图从西洋现代文化知识的汲取中，来改变自己的传统属定命运，做与自己的祖辈女性不一样的人，过不一样的人生，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与众多家庭中，“孝妇贤妻良母”仍在源源不断被制造产生。如巴金小说《家》中的人物瑞压。巴金用传统经典的女性形象，一个典型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与其死亡，不再重弹“善有善报”老调，而是以其悲剧的毁灭，涉及了传统女性角色事实上毫无生路的揭秘。这无疑从另一个角度促动了人们反省：中国女性也只有接受现代化。把目己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才有出路与生机。传统与现代化狭缝中的中国女性艰巨的、复杂的中国妇女解放，却意想不到地被挟在中国民族革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顺利完成。此后，女性问题，不再因反封建任务的需要与迫切而被重视与提出。这就造成了‘种奇怪的现象：在妇女解放了的表象之下，四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同工同酬；在制造了女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之下，如妇女半边天，男文都一样，性别压迫与性别歧视依然强大地存在于革命阵营、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天妻关系以及个人意识之中棗反几千年封建文化意识的任务实际上远远还未完成，也不能就此完成。中国女性陷进了一个对性别问题既十分敏感又认识模糊、既言不由衷又无法言说的境地。从说个体(女性)话语蜕变成说大众(革命)话语的女作家丁玲，在四五十年代书写了大量的革命作品间写了一点对女性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的作品，便被革命视为异己分子，直至远远发配到北大荒不再写作发言为止，可见当时意识形态对女性问题(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忌言的程度，中国重提女性问题是在被称为本世纪第二次思想解放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思潮，再次藉世界性文化交流之气候与中国加速现代化之契机，堂而皇之地涌进国门，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了革故鼎新的助燃剂。中国文化女性在较为宽松而活跃的人文环境中，开始尝试直面男性谈论男权状态下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问题。女作家开始在自己的文学本文中呈现这个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内涵在两性关系的历史层面上，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剖析。在大陆，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启蒙”与女性主义话语渗透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在职业女性身上，她们从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性别始，或是忌讳或是模糊，到意识并强调自己的性别，并把自己的性别意识带进自己的工作或作品中去。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涌现的一批女作家从努力创作与男性作家同步话语的作品，到终于有意识、且不耻讲述出自己有关于性别问题的种种体验与故事。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率先尖锐地把一个长期以来人们避而不谈，或无法说清的问题揭示出来：即在中国目前的性别意识状态下，即使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女性，也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追求事业、坚持独立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之间兼得；同时她还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所特有的两难境地，即要爱就必须牺牲，牺牲自我、个性。

譬如，在爱人面前最好只表现你的女性气质，对爱人温柔、顺从、注意不要在爱人面前显示你比他高明，事业更成功，或仅仅是社会事务更多；但同时，你也不能纯粹按传统方式做一个完全的贤妻良母，因为，他再不会喜欢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个性的女性。这就是张辛欣的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指责她太要强时的感觉：‘‘我根本不是要强，而是你把我推到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路上。”但她真的要依靠自己时，她便要面临失去他的爱，因为他并不欣赏她“太”要强。⑥所以，中国的现代知识女性就不能不成为躲避在张洁的《方舟》里的那三个结过婚了的知识十职业女性。她们各自从家里、丈夫身边逃出，当然不可能是“孝妇贤妻良母”，同时，她们也无法成为好的、成功的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再也无法从社会里(大家)，从男性(同事、上司)身边逃开。其实，从女性在家中的遭遇，实际上也基本可以明了她们在社会上的遭遇，家在中国，历来就是国的缩影。⑩同时，另外一批女作家的作品表明，即使是在知识女性以外的劳动人民阶层，传统女性角色是否存在也很值得怀疑。以写实著称的女作家方方在她的《风景沪中，池莉在她的《你是一条河》⑩中，第一次让读者面对了这样一个不无残酷的事实：她们在这样的生存境况逼迫中，怎么可能会成为“孝妇贤妻良母”?在公众道德价值的评定中，她们也许是；可在她们自己家人心目中，她们也许根本就不是。而被认为具有现代派写作风格的作家残雪，在她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往往更是妻不妻，母不母，女不女。近两年倍受批评家瞩目(还包括非议)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如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邵藏等的诗歌创作，如林白、陈染、赵玫等的小说创作，如叶梦、唐敏、荒林等的散文创作……表明在新一代的知识女性那里，一种中国传统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显然受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启发、所熏陶出来的新女性话语的出现。譬如林白创作的《致命的飞翔队从写作行为到作品本文显然与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关于“飞翔是女性的姿势”的隐喻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女性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⑥林自在她的小说里，让现代都市女性继李昂笔下的那位传统乡村女子在性压迫下失常而举刀杀夫后，也举起刀理智地杀向让自己在中倍受屈辱与不平的爱人。⑩这在中国，是很石破天惊的一次女性性感觉的暴露。’因为，在中国的两性生活中，做为妻子(或情人)，她被注定有义务、天经地义地永远为的需要奉献自己，甚至男性还乐于看到对方的不能忍受或痛苦，他们可以以此向他人夸耀证明自己的性强大与征服力；而女性则永远不能表示自己对对方的不满足，甚至羞于仅仅是向对方启齿，因为这则表明女性在道德品质上的败坏。在台湾，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比大陆更显“风起云涌”。⑥女作家廖辉英的《油麻菜籽》(1982)展示“贤妻良母”那“油麻菜籽”命的无可奈何的悲哀生命实质；李昂的《杀夫》(1983)，表现女性如何被此挤压得被动定向“文化”的反抗面去的。而衰琼琼用《自己的天空》(1980)一脉相承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话语(如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重要文献《自己的房间》)，象征了女性做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所必备的一个生存空间棗这个空间已经被人们，包括女性自身忽略掉很久了棗它显然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中国女性新文化正在进行时综上所述，近100年来现代西方女权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女性文化有着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发生在本世纪初左右，它使中国先进女性在她的同盟者先进男性的召唤下与帮助下，从封建家长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婚姻自主，从而使自己有可能因为参与社会角色的扮演而不能扮演专属女性的“孝妇贤妻良母”角色；一次发生在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它使中国女性从中苏醒过来；从停滞在“男女都一样棗以说男性的话、做男性工作、穿男性服装”为标志的“平等”之中，开始性别的觉醒，针对有史以来于今仍存钩两性间的不平等状态，真正关注自身性别的历史状况，审视其文化形成，呈现其性别生存现状，争取其性别利益。从近几年来的女性文学本文中，我们发现，新一代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女性传统角色“孝妇贤妻良母”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质疑并解构“孝妇贤妻良母”的定义及其存在。她们正在寻找“女性是什么”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如果说，中国女性在前一次现代性的进程中有男性同盟者的话，那么，这一次，她们不能不、不得不呈孤军奋战之势，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⑩：在外部，它似乎直接表现为一个性别针对另一个性别的思想之争；在内部，它直接表现为现代女性针对传统女性的思想之争。但是，与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对性别文化呈愈演愈烈的探秘之势相比较，一种属于公众的、社会的、传统的，实际上就是男性视点的强大话语则表明了不以为然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公演的一部被重点宣传为重新呼唤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电视剧阳自爸咱妈》中，来自乡村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二媳妇心兰，被赋予经典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品质与温柔贤淑的可亲形象。与之相比照的则是来自都市现代知识分子十高级干部家庭的相当洋派的大媳妇罗西，她不仅不愿花钱为公公治病，最后还与丈夫离了婚，离开孩子。其自私刻薄的形象令人厌之唾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形象定式后面，显然是一种以土(本土的或认同传统的)抗洋(外来的或西化的)，以乡土文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抗都市文化(深受西方现代文明浸染的)的意识在支配着创作。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精心策划，重‘点宣传的道德剧中，它不再是简单地重复劳动人民是唯一道德英雄的观念，有现代化知识装备的人才也被特别重视。只是，这种又有知识又现代化同时又兼任传统道德英雄的角色，无一例外落在男性身上。在卵自爸咱妈》剧中是乔家伟，乔家伟既是劳动人民出身，本人又是知识分子，从事高科技工作，同时他又是个尽孝之子，仁义丈夫，有责任感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男性，代表着本士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最理想结合。而在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只有分裂棗她们在大众的审美期待中，被编导分裂：要么是士里土气的传统式“好女人”，要么是洋里洋气的现代式“坏女人。可见，虽说在目前的中国，女性要摆脱自身的旧文化因袭已不可能不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冲击与影响，而且改革开放也提供了这样的良机：社会现代化不能被中止，中国女性的现代化也不可能被中止。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新女性话语被各级妇联组织反复灌输给基层妇女，以取代她们的旧文化观念便是明证。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女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回到从前的“非人”状态中去。但在她们还远未建立起一种融旧与新／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之精华为一体的新文化女性的模式之前，在女性自己的愿望、实践与仍作为“民族的“‘本士的“‘传统的”的公众期待之间，的确存有相当的差距，甚至矛盾。迄今为止的中国女性文学本文的某些遭遇，足可表明女性主义在中国仍然处在“自话自说”的状态。它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自鲁迅的《伤逝》产生的时代以来，众多的文学文本欲说还休的中国女性生存真相：她们是如何不得不进入社会角色之中以求摆脱她们的传统角色与既定命运；而她们社会角色的形成，又如何扰乱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的传统秩序，以及她们身置其中前进的困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况。它甚至会被用很不乐观的叙事基调警示，两性现时正在渡过的是一个重新建立两性新秩序的艰难前期；传统的两性关系由于女性的新文化正面临着危机，甚至崩溃。因此，女性主义在中国要达到一种理想的渗透，在中国落实化并本土化t恐怕还有待时日；建立一个两性认同的中国现代女性角色的新模式以取代传统模式，也还有待时日。

注释：①元阳真人著，倪泰一编：《易经说势传》，《同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②班昭：《女诫·卑弱第一》，《后汉书》眷八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7页。②《明史》卷一八九，《列女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91页。④蔡东藩：《慈搐太后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⑥班昭：《女诫·专心第五》，第2790页。⑧减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⑦[清]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之《奉先楼》，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⑧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8页。⑨曹禹：《雷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⑩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李小江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特点。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⑩郑云山著：《鉴湖女侠秋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⑩杨绦：《回忆我的姑母》，《将饮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FONT>116页。⑩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⑩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⑩方方：《行云流水》，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8一150页。⑩拖莉：《你是一条河》，《小说家》1991年第3期。⑩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援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⑩林白：《致命的飞翔》，《花城肥995年第l期。⑩这里借用台湾子宛玉主编的《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一语，以概台湾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流行的现象。谷风出版社1988年版。⑩这里借用女性主义作家林白的小说之名《一个人的战争》，以概括中国女性在当下文化进程中的精神状态。小说见《花城》1994年第2期。⑩《伤逝》中的新文化女性子君置社会家庭的非议于不顾，勇敢争取婚姻自由，成功地与爱人渭生同居，但渭生不久后就发现成为妻子的子君全然与先前不一样了，平庸、怯弱、依赖，在渭生的冷淡与厌弃下，子君只有回到娘家，并寂寞地死去。鲁迅《访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l14一137页。

女性文化论文例2

“穿耳”习俗发展至今，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共通的妆饰行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明社会或是未开化民族，在穿耳戴耳饰上，都有着惊人的默契。但殊不知，“穿耳”习俗源远流长，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其象征意义以及在人们生活所处的地位，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我国历史上，“穿耳”从产生伊始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完结，也经历过了数度演变，如若稍加考证，便可发现，这些演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以下笔者就此略作简要探讨(本文仅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国主体社会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不包含边疆少数民族)。

1.“穿耳”在性别间的分化与性别制度的形成

根据山顶洞遗址所发现的各种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兽牙等饰品，在男女少长间无大差别，表明氏族成员的同等关系和血亲感情，也大致意味着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男子不仅盛行装饰，出于某种原因还可能在装饰品的数量方面高于妇女。据此，便可以发觉“穿耳”之风初始时与性别无关，甚至出于某些原始宗教的用途，“穿耳”在男性之中更为盛行。那么，“穿耳”之风何时开始在性别间分化，转向女性?这种转向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有什么关系?

在上古社会无所谓家族也。人类之生，同于禽兽，男女无别，亦无别称。所以，“穿耳”在性别间的分化，必定是男女分工确立之后的事。我国公认的文明史始于夏代，要考证确切的“穿耳”习俗，便必须得从此时开始。

在夏商时代的考古成果中，“穿耳”习俗屡有体现。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蔚县古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铜质耳环，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耳环实物，这个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历史上的夏朝，距今约有4000多年。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穿耳戴耳饰的习俗已经和后世差不多。而“穿耳”在殷商就更为常见。如在陕西清涧解沟寺嫣一墓出土过6件金耳饵，与之隔黄河相望的山西永和下辛角一墓出土一对，与永和相邻的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桃花庄及洪洞县上村商代墓中，都曾出现过。而且，佩戴耳饰的男女都有。但是夏商时期，“穿耳”习俗却并没有达到普遍的地步，它存在着地域性。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头玉人就没有穿耳，也没有耳环耳坠之类的实物出土。阎从以上考古成果也表示，在夏商时期，穿耳戴耳饰为特定区域的贵族风俗。并且“穿耳”之风却仍旧没有在性别之间有明显的体现，大致是因为夏商时期虽已进入父系社会，却仍旧留有母系时代的残影。在夏商时期，女性地位尤其是贵族女性，在社会生活这种仍旧有着重要位置。据考，武丁之妻妇好曾率军南征北战，为武丁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时候，女性间的等级是阶级和血缘等级形成的，不是性别等级的划分。

而进人两周时期，“穿耳”之风逐渐开始倾向于女性。《战国策·齐策》之《赵威后问齐使》“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填，至老不嫁，以养父母”就是说的女性穿耳戴耳饰的习俗。而在周代，“穿耳”渐渐从之前贵族阶级中盛行的风俗转为了一种为礼教所看轻的行为。在当时影响极大的儒家思想对于“穿耳”就十分不赞同，这可以从儒家经典《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思想看出。除此，在《庄子·德充符》中“为天子之诸御，不爪剪，不穿耳”更是揭示了当时人们对于“穿耳”的轻蔑态度。而值得一提的是，周灭商建立的以“周礼”为标志的父权制，确定了华夏族性拐制度的基本内核，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制度。阴从此，女h}地位较之商代之前可谓是一落千丈。《礼貌·交特牲》“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便是后世整个建社会妇女纲常信条的“三从”的理论源头。由此，地位较高的男性渐渐摈弃“穿耳”习俗也就不足为奇，“穿耳”成为两性分化的标志之一。

2.“穿耳”象征，义的转变与女性地位的降低

到了封建社会的开端秦汉时期，“穿耳”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女性专有的妆饰行为。当时“穿耳”的习俗是:皇后、殡妃、命妇皆不穿耳，而士庶女子则须穿耳，穿耳与否，在当时是区分贵贱的标志。从前文所引《释文·释首饰》对琪挡的解释中所包含的轻蔑之态，可以看出此时的“穿耳”真正演变成为了后世所说的“贱者之事”，比起西周对于“穿耳”的态度，更加被排斥在了上层阶级之外。而与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贵族盛行“穿耳”之风相比，意义显然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秦汉开始，穿耳戴耳饰成为了一种封建社会女性的珠玉枷锁，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侧续见。

作为封建社会开始的两个朝代，性别制度已经十分牢固，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女性，地位更加卑贱。秦代在周礼的基础上，更加增重了礼法。秦始皇重视贞节，几次刻石头都曾提及。泰山刻石有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也就是说，秦朝开始，女性已经完全被排斥在公事或者政事之外，妇道成为女性生存标准。汉代，由于“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是封建丰哪形成的重要时期，儒学对于女性平哪陀常更加重视。其中最为代表的体现便是刘向的《烈女传》和班昭所作《女诫》。尤其是《女诫》，更是封建社会女训书的典范，全书七章系统池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

但是，在秦汉时期，女性地位的低下又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上层阶级女性在很多方面又有着相对的特权。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才女蔡文姬，其最初为卫仲道妻，卫死后在与平之乱中被匈奴掳走嫁给左贤王为妾并生有二子，后又被曹操赎回再嫁给董祀。蔡文姬一生三嫁却并未遭到社会贱视，而且最后与董祀十分恩爱。可见，当时的贞节观念其实还未到达后世封建社会的严苛程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从宽泛到严格的过渡阶段。而这种宽泛却大致又仅仅只是存在于上层女性之中。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秦汉时期，“穿耳”只盛行于士庶女子之中，而贵族妇女皆不穿耳的原因了。

3.“穿耳”的没落与女性地位的回归

“穿耳”习俗自秦汉之后，反反复复。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贵族妇女不见穿耳戴耳饰，但是在乐府诗《日出东南隅行》中“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头上楼堕譬，耳中明月珠”却表现出了“穿耳”习俗。这大概与当时人们对“穿耳”的看法有所转变有关。《三国志》“母之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聆仁?”就是这种缓和的体现。此外，魏晋南北朝朝时，汉风和胡风渗人明显，也是“穿耳”得以存在的原因。但总体上，“穿耳”在这几个朝代确实是呈没落之势。这大致与魏晋至隋朝之间，因为战争连连，礼制较为松散，对女性的栓桔有缓和之态。

而“穿耳”真正没落则是在唐朝。从现存的唐朝敦煌壁画中，女性皆不穿耳。在当时，几乎只有娟妓名伶穿耳戴耳饰。在唐朝，从很多记载中可以看出，“穿耳”是被视为一种异俗的，如诗篇《全唐诗》中的《昆仑儿》“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蛮中》及“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镶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都是描述的少数民族的穿耳戴耳饰的习俗。唐代废止“穿耳”，大致与思想开放，不甘受旧的礼教约束有关。

在唐代，女性地位较之前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不仅在服饰上有所体现，女性甚至从“男外女内”走出来，女性不再局限于妻媳这种角色之中，有不少女性开始参与到公事政事之中。《唐律》中对官品封号的妇女犯罪中说道“若不因夫、子，别加邑号者，同封爵之例。”意思是说如果妇女的品位并不因丈夫，儿子取得，而是另外加封邑号的，就同男子享有封爵的待遇一样庇荫亲属。据此可以看出，唐代女性可以做官加品。此外，唐代的贞节观念也趋于淡薄。据记载，仅公主再嫁者就高达二十三人。如果说公主再嫁是因为其势位，那么韩愈之女再嫁的例子则充分说明了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子再嫁。在《唐律》中关于离婚的条件也有明文规定，其中就包括了女子可以请离即请求离婚的条件。

自此可以看出，“穿耳”的没落，在唐代是与女子地位的回归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的。

4.“穿耳”的全面盛行与女性地位的彻底沦陷

晚唐开始，“穿耳”习俗又渐渐复苏，五代十国时，大概是受少数民族影响，“穿耳”比较盛行。而根据宋代之后出土的大量耳饰及其文献记载，“穿耳”自宋代之后广泛盛行。宋代开始，上至皇后殡妃，下至普通民女都要穿耳。宋代穿耳戴耳饰的盛行程度，从《武林旧事》卷二“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细坠饵，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可以看出，而《宋史·舆服志五》“非命妇之家，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须(下有个巾)、抹子之类。”明清之盛则更无须赘述，只要从《金瓶梅词话》及《红楼梦》等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女性装扮中就可以看出“穿耳”之盛。

而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女性地位的一落千丈。宋代是中国学术思想以至风俗制度的一个转变时代，由于礼教的提升，宋代的妇女地位再次陷人了水深火热之中。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缠足”这种对女性压迫的封建毒瘤。“缠足”起源众说纷纭，但是在宋朝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宋代妇女被礼教束缚的程度。宋代还有女子禁步风俗，按儒家礼仪规定，妇女笑不得露齿，行不得露足。此外，对于女性贞节的观念在宋朝也开始严苛。当然，从表面上看，宋代女性地位的低下又是相对的。在当时，随着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青楼林立，瓦舍勾栏遍地，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社会，从事包括一般市民在内为服务对象的文化娱乐业。此外，宋代是大夫阶层押妓蓄姬妾成风，宋代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过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现象。但这种重女轻男实则是建立在将女性作为商品，为其家庭带来经济利益基础上的，文天祥有诗云“京人薄生男，生女即不贫。东家从王侯，西家侍公卿。”超级秘书网

如果说宋朝女子地位跌落，还尚有一定余地，那么到了明清时代，封建女性地剑更是完全沦陷。从宋代后期开始，由于提倡封建伦理纲常，强调闺范礼教，到明代，女性地位渐渐跌人力劫不复的深渊。这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大量女诫书看出，无论是明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内训》，还是广为流传的《女儿经》，以及清朝《妇女必读书》等等，无一不是对女性压制的体现。如《女儿经》中“父母骂，莫做声，哥嫂前，请教训…出嫁后，公姑敬……夫君话，京御项应”等。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几乎完全没有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

女性文化论文例3

【关键词】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

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女性主义思潮，是在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后结构主义的宏大背景中展开的。一般认为，西方女性电影和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文化研究三个阶段。1971年发行放映的四部纪录片《成长中的女性》、《珍妮之珍妮》、《三生命》和《女性的电影》，标志着女性电影实践的开始。马乔里·罗森在《爆谷女神》通过对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发现，好莱坞塑造的女性只有“妖女”和“天使”两种类型，她们实质只是男性社会对女性世界的一种臆想，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女性的现实生活。因此，为了响应20世纪60年代末风靡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提出的“个人即政治”的女权运动口号，这些纪录片采用直接电影[1]的拍摄手法，让女性直接对着镜头述说她们的生命体验和感受，拉开了西方女性电影躯体化写作的序幕。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闭关自守的格局被打破，西方女性电影及其理论，开始为国人所借鉴和参照，但是，每一历史话语的产生，都离不开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西方女性电影及其理论所赖以产生的文化机制，与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国相比，客观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对西方女性电影理论的借鉴和参照，不但没有取代国内电影理论界的运作，反而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更为丰富的视野，来理解和透视新时期中国女性电影的文化意义。

一

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弥尔顿的《失乐园》，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女性这种世界历史意义失败的寓言。《失乐园》开篇，便奠定了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的基本关系：“他只为上帝，她只为他的上帝。”“上帝/男人”相对于“肋骨/女人”而获得性别的权威关系，上帝依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亚当，亚当却没有依照自己的模样来创造夏娃，二者是一种不可逆的关系，女性的创造由此被决定为二次性的、派生的亚类品种。这样。人类被上帝放逐而失去了天堂的乐园之后，女人又被男人所放逐而失去了人间的家园。因此，如果说踏上天堂之路，成为但丁、弥尔顿等诗作的全部光荣与梦想，那么，重归人间的家园，则成为古今中外一切女性题材的母题。新时期中国男性导演所执导的女性电影，在演绎这一母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了对新时期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文化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永刚、吴贻弓执导的《巴山夜雨》，通过一页扁舟载着被囚禁的诗人秋石沈浮于腥风恶雨的巴山蜀水这一能指，成功地喻示了秋石所处时代的险恶，表明了这一时代的终结与作为历史转型的新时期到来的必然与合理。但是，如果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来解读，则不难发现，象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被囚禁的诗人秋石，显然仍是某种真理的化身而具有父亲的权威。影片中一本《蒲公英》诗集、一幅小女孩吹蒲公英种子的水印木刻画和一曲主题歌：“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无不以略带忧伤的语调告诉人们，如蒲公英般无助地飘荡的女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便只有寻找父亲的庇护。乍一看来，这一意义只表现于离散多年的小娟子寻找生父秋石和最后父女团聚的情节中，然而，当押解秋石的刘文英为秋石的高风亮节所感动而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囚犯，是精神的囚犯”，刘文英便同样把秋石视为自己的父亲——精神上的父亲。

格尔哈斯·伦斯基指出：“在农业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妇女的生存权力、特权和希望，都是由她们所依赖的男子的地位，以及她们同该男子的关系所决定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妇女的情况变化很快，不能再把她们说成仅仅是某个男人的附属了……长期以来将分层系统中的女性系统和男性分离开来，并使前者依附后者的传统壁垒正在明显地消失。”[2]新时期的历史转型，提供了对曾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盘踞了数千年的封建父权神话质疑的可能。北影厂和八一厂分别拍摄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或由四姑娘许秀云唱主角，着力渲染四姑娘与许茂的性格冲突，以四姑娘跳水寻死为剧情的高潮；或让许老汉挑大梁，侧重塑造养育着一群不同性格命运女儿的许老汉的形象，删掉小说中四姑娘跳河寻死的情节而改为许老汉因内心痛苦而悬梁自尽，殊途同归地宣告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父权社会象征的父亲，已不再具有庇护被逐女性的力量。

新时期的谢晋，将全部热情倾注于再银幕上塑造具有母亲般质量的女性形象。《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与罗群的关系，具有多重的语义：当冯晴岚发现罗群“纯得象水晶一样的人”，“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美，而这种美只有在情操高尚的人才会出现”而仰慕罗群时，冯晴岚无疑把罗群视为具有父亲般权威的人；当冯晴岚作为一个少女而爱恋罗群时，他们的关系又是恋人式的。但是，影片却出现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风雪弥漫的路上，罗群无助地病卧在板车上，车上堆放着几本厚厚的书，依稀象征着破碎的父亲的权威，冯晴岚则艰难地将板车拉回自己的家。冯晴岚对因错划而被放逐的罗群的这种关怀，客观上已具有母爱的性质。此后，诸如《牧马人》中的李秀芝、《芙蓉镇》里的胡玉音、《高山下花环》中的梁大娘，谢晋无一不赋予她们以拯救男性于苦海之中的圣母般的伟大品德。

马克·赫特尔认为：“父权制不仅意味着妇女从属于男子，同样意味着年轻人对年长者的臣服。”[3]妇女从属于男子，意味着被逐的女性在回归家园的历程中寻找着父亲权威的庇护；年轻人对年长者的臣服，则承诺着女性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另一方式就是充当母亲角色。表面看来，女性充当母亲似乎获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但是，父权制度之所以允许乃至鼓励女性充当母亲角色，不仅是由于女孩的生物历程将使女性成为一个母亲，更重要的，还是基于“人类种族得以幸存下来是依靠着妇女的凝固家庭的功能。”[4]所以，父权制度下的母亲神话，实质上仍是为父权制度服务的，男性，而非女性，成为母亲意义确立的唯一的参照系，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也因此而再次被“榨干”和“抽空”。鲁迅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论断：“（中国）妇女有母性，有女儿性，没有妻性。”父权制度，或强迫女性寻找父亲而附庸于男人，或诱惑女性充当母亲而献祭于男人，就是不能容忍与男人分庭抗礼的作为妻子的女人。

《乡情》、《乡音》和《乡思》的编剧王一民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曾经指出：“在追踪农村妇女历史足迹的旅途中，我研究了她们的心理层次，发现这三代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思想性格的双重性。在她们每个人身上，既具有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德：善良、温顺、勤劳、纯朴、舍己待人，一种以母性为主体的高尚情操；又存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贤’与‘贞’，在社会家庭中甘当附庸的自卑感。”[5]建构着母亲神话的女性，终因维系了父权制度而没有逃脱依附于男人的命运，这使得上述三部曲在叙述牧歌般的田园生活时，总给人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沉重。白沈把执导《秋天里的春天》的意图定位为“爱的觉醒与爱的权力”，将镜头对准父权制度下母亲神话这一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丈夫死后，周良蕙对曾共度患难的罗立平产生了爱情，却遭到包括儿子在内的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娘不能嫁人，成为维护母亲圣洁形象的代价。黄健中执导的《良家妇女》和谢飞执导的《湘女萧萧》，则以“大媳妇小丈夫”的婚姻模式，将囚禁于母亲神话的女性推至前台，置于聚光灯下，从而揭示出母亲神话下下妇女被压抑的痛苦与愤怒。大媳妇杏仙和萧萧对小丈夫们母亲般的关爱，所潜含的语义却是妻性的被剥夺。女性生命，被定格为跪女子、执帚女子、育婴女子、求子、生殖、裹足、碾米、推磨、出嫁、沈塘、和哭寿等11幅仿汉砖雕刻画。因此，父权社会以母亲神话这一美丽庄严的话语而举行的被逐女性社会的接纳仪式，实质乃是父权社会实施的一种控制和驯服心灵的慎密温柔型的权力技术，它不仅将女性的生命囚禁于父权社会所指定的位置，而且把对女性感性生命的践踏圣洁化了。

二

“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以超自我的意识形态存续下来，它只是缓慢地向现实的影响和新的变化让步的。”[6]《巴山夜雨》中小娟子对父亲的寻找，《牧马人》中弃儿许灵均拒绝父亲的认领而在草原这一母亲的怀抱中被重新洗礼，《乡情》中田桂对养母田秋月的眷恋……说明了旧的价值业已崩溃。新的价值正在形成的新时期，人们自觉不自觉中还与习惯于权威的年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潜意识中还把自己当成弃儿弃女而渴望“新”的父亲的认领。因此，要对父亲神话和母亲神话进行全面颠覆与重估，客观上就必须具有敢于与过去的权威彻底决裂的勇气。中国青年一代的电影导演，自信具备这种勇气！他们宣称：“在艺术上，儿子不必像老子，一代应有一代的想法。”执着于这一代人想法的陈凯歌，在其执导的《黄土地》中，试图以新的历史眼光来审视被逐的女性命运。影片中的背景，不再是风光秀丽的江南，而是沈积一个古老民族历史纵深的粗旷荒凉的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两次重复的迎亲场面和永无变化的繁琐仪式，宿命般地征兆着女主人公翠巧将同样成为红袄、红裤、红盖头等构成的大红祭坛的牺牲品。“你定的是娃娃亲，定钱，一半发送了你娘，一半凑数给你弟定婆姨了！”翠巧爹对女儿这一番不容置疑的话语，诠释的正是父权制度下女性的被逐命运。反抗这一命运的翠巧，不愿坐等顾青请求组织上的批准而独自逃离夫家，翠巧的出走，不再是在男性的新的庇护下的出走而成为对整个父权社会的逃亡。虽然执着于历史滞重感的陈凯歌，最后还是以含蓄乃至晦涩的语言，暗示了这种逃亡的悲剧性命运。

如果说曾断送了两个女儿性命的翠巧爹，其愚昧与质朴、呆滞与忠厚、野蛮与温情的双重性格，还具有一种经典意义上的悲剧力量；那么在张艺谋所执导的《红高粱》中，父权制度的象征——九儿的瘦小干枯的曾祖父和患有麻风病的丈夫酒坊老板，则被剥夺了道貌岸然的假面而暴露出喜剧的本质。九儿的野合，不再负荷着沈积了数千年的父权制度文明的负疚犯罪感，而成为辉煌生命的礼赞。“我就要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活得不扭曲，没有那么多得道德礼教得束缚，发于自然，合乎情性，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生命本来就应该是壮丽的，生得壮丽，死得壮丽，那叫真畅快，那叫真风流。”在张艺谋这一热烈的喝彩声中，九儿完成了弑父的壮举，在人间的高粱地里，纵情于女性生命的本真体验。

但是，张艺谋却保留了小说家莫言原著中借助童年视角而实以历史老人的眼光来叙述生活的男性视角；同时，在野合一场戏中，当九儿仰面躺在用高粱铺成的圆台上时，俨然仍是一幅女性向男性献祭的情景，附拍的全景镜头，所潜在的依旧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随着《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相继在西方获奖，人们终于意识到：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艺术，要赢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往往扮演着“在结构上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另一个自我指涉机制的形式”[7]的角色，西方资本主义帝国，成为试图挣脱封建残余势力的第三世界的新权威。面对后殖民语境，张艺谋只能让他影片中的女性再度自我放逐。《菊豆》的，褪却了《红高粱》的鲜活璀璨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颂莲，甘当小老婆而陷身于妻妾争宠的苦斗；《秋菊打官司》的秋菊，虽然竭力要讨个说法，但这个说法的缘起，却是由于秋菊的丈夫骂村长“有儿无女”，村长一脚所踢的竟是秋菊丈夫“要命的地方”，而影片中挺起大肚子的秋菊的造型，也正是父权制度下观者所熟悉的女性形象。

因此，新时期中国男性导演，确实力图以封建父权文化的反叛者或逆子的姿态出现的。其影片中女性寻找父亲、充当母亲和弑父等命运的嬗变，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父权文化的阴暗面丑陋面而探索着被逐女性回归人间家园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试图通过女性命运而赋予现实社会以新的秩序意义时，自觉不自觉中又为父权话语语法所操纵，女性，永远只是这套语法体系意义的承当者，而非制造者。这样，新时期中国男性导演对被逐女性命运的关注，实质上还是体现着父权意识形态的询唤，被钉死在历史和叙事的十字架上的，仍然是女性主体的历史性的缺席。

三

朱莉娅·斯温迪斯认为：“当妇女作为作家进入创作表现过程时，她们也就进入了一个用特殊方法铭刻妇女神话的历史。”[8]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任何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叙述，客观上都不能超越其男性的视角，“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9]因此，女性只有自己从事创作，才能改变女性被控制在奴隶般缄默无语的地位，以女性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真实历史境况，最终实现对父权文化的突围。

新中国成立后，就致力于摧毁封建父权文化而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法律上，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反对家庭成员对当事人择偶的干涉，废除包办婚姻，禁止一夫多妻、纳妾、童婚、和买卖婚姻等；在经济上，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强调妇女只有加强自己的经济独立意识，才能结束男子作为一家之长的统治家庭的格局。但是，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种劳动，并且它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这样，倡导妇女解放的新中国，基本上还停留在小农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就显得严重地滞后。新时期女性导演，不再满足于《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昆仑山上一棵草》那种对优秀女性的简单的平面式的热情讴歌，也不愿盲目追随西方女性主义的嬗变踪迹，而是以无可避讳的勇气，直面先进的思想和滞后的经济这一矛盾下新中国女性解放的所有希望、困惑乃至痛苦。

张暖忻执导的《沙鸥》中女主人公沙鸥“不打世界冠军决不结婚”的誓言表明，“世界冠军”这一沙鸥事业的最高象征，竟与“结婚”这一女性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由此构成了整部影片的叙述张力：冠军丢了，结婚；丈夫死了，重返球场。沙鸥这一人生历程，说明了在滞后的经济面前，事业和生活竟成了女性的两难选择：或牺牲生活的幸福以追求事业而获得人格的独立；或放弃事业的进取而重新作为男人的附庸的贤妻良母。对此，女作家谌容在《人到中年》中曾以文学语言作了极为深刻的表现。陆文婷“作为一个称职的医生”，却深深内疚于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妻子，也是个不称职的妈妈。”以至于深深挚爱着自己丈夫、儿子并同样为丈夫、儿子所挚爱的心地善良的陆文婷，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或许，一生的错误就在于结婚……如果当时就慎重考虑一下，我们究竟有没有结婚的权力，我们的肩膀能不能承担起组成一个家庭的重担，也许就不会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在生活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艰难。”

继《沙鸥》之后，张暖忻在执导《青春祭》时，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置于现代文明与原始生态相互冲突的语境之中。在近乎蛮荒的傣族山寨，女知青立纯的身份是双重的。当她反对寨里人的驱鬼方式而凭着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救活了寨里的小男孩的生命时，李纯扮演的是文明启蒙者的角色。但是，远离现代文明的傣族山寨，却保留着与自然和谐的一面：坐在竹楼里的伢，在阳光下一遍遍地抚摸她的衬衫；成群结对的少男少女，热烈地对唱，充满野性的情歌；放牛的哑巴，采摘一朵洁白的荷花送给李纯……李纯那因进入文明象征秩序而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开始复活，她卸下了抹去性别差异的灰布衣服，穿上流溢着女性青春艳丽的傣族筒裙。在这个层面上，李纯无疑又是被启蒙者。影片最终让李纯考上大学告别傣族而重新回归现代文明的怀抱，意味着女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就不能满足于蛮荒状态的朦胧自发的女性生命意识，而必须执着于现代文明的追求。然而现代文明给予女性以理性的烛照时，却又使女性生命处于某种失落的境况。于是，业已成为大学生的李纯，满怀着一种难言的困惑与伤感，祭奠“一切都已离我而去”的那一段为历史的泥石流所湮没的傣族的青春岁月。

新时期女性导演在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社会中女性的缺憾之后，开始了探索女性自我意识的历程。《失踪的女中学生》曾被称为“第一部青春片”，该片导演史蜀君的心态，却也因此而显得格外复杂。史蜀君坦承，她是“以一个中年女导演和母亲的双重身份来执导《失踪的女中学生》，影片也因此而断裂为”秘密“和”忧虑“两个部分。“秘密”叙述的是女中学生王佳邂逅某音乐学院大学生而陷入初恋的冲动和遐想：草坪上繁花如锦，挥舞着鲜红纱巾的王佳，跑向一棵参天大树，当她紧紧抱着大树时，大树却幻变成英俊的小伙子……诗一般的镜头语言，潜含了作为中年女性的史蜀君对被文明压抑的女中学生早恋的同情。但是，史蜀君无法忘记自己作为“母亲”这一文明代言人的使命，影片也由此将对“秘密”的同情置换成社会的“忧虑”，失踪于文明社会的王佳，在父亲的感召下，终究还是以悔过的姿态而重新回到文明所指定的位置。

因此，探索着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新时期女性导演，一方面因不满于文明社会中女性的缺憾而试图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寻找属于女性的生命视野；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们对现代文明的执着，往往把女性的生命缺憾看成是历史的一种必然，是历史演进历程中女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最终将女性生命视野纳入、依附乃至消融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并因此赢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励、支持或默许。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一书中，曾对女性创作中这种矛盾性歧义性，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男性作者所创作出的文化传统，是知识女性精神上的“父亲”，她们不能不受其影响，并向之表示依恋和忠诚。但是，作为女性的她们，又深切感到这种传统的异己性而很难全盘接受男性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作者大抵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两面派”，她们一方面在模仿，一方面在篡改，在修正喂育了女性的文化传统时，又直接或间接地拖着那个传统的影子。

执导了《当代人》、《青春万岁》和《童年的朋友》等影片之后而日趋成熟的黄蜀芹，决意挣脱父权文化的消极影响。黄蜀芹毫不掩饰她对中国男性导演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的失望：“中国男性导演的电影塑造出来的女性，要么是男人们的附属或起抚慰作用的，是幻想主义的，要么是等待编导指出一条出路的……影片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台词：我们女人的命真苦呀！这种影片都是男导演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男性导演塑造的女性形象所填充的，全是父权社会所首肯的虔诚与温顺、欲望与恐惧。对此黄蜀芹认为积极的抗争方式，便是“选取那些在男权社会里最能触犯女性痛楚的事件”，[9]从而抛弃对文明社会“他塑”的一切幻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自塑”。《人·鬼·情》的女戏曲演员秋芸，之所以将整个生命倾注于舞台上的“鬼情”的建构，根本原因就在于秋芸现实生活中“人情”的匮乏。童年时作为一个私生女的小秋芸，不仅失去了孩提时代的天真无邪，反而因无意中目睹了母亲于有着秃瓢似的后脑勺的生父在草垛上的私通而留下巨大的精神创伤。随后母亲与生父的私奔，更把秋芸抛到了绝缘于家庭亲情的困境。青年时与自己启蒙教师的无望爱情，则使得秋芸的初恋只是一个苦涩的回忆。最终与秋芸结成婚姻关系的丈夫，却心胸狭窄，嗜酒如命，夫妻之情名存实亡。这种父不父、母不母、师不师、夫不夫的现实，注定了秋芸只能在父权社会的边缘上挣扎而饱尝被放逐的酸楚和悲凉。黄蜀芹在真实地表现女性被逐命运的历史境况的同时，还以罕见的勇气，冲破历史和现实的幽禁寻找着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秋芸在舞台上“我演男人”，不仅意味着秋芸决心挣脱现实中他塑对女性自塑的羁绊，而且表明秋芸试图将“他塑”置换为“她塑”，以女性的视角来诠释男性应有的指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是以一种“镜像”的方式，表现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影片开头身穿白大衣的秋芸坐在镜子前，用红、白、黑三种油彩，在自己的脸上描摹出鬼魅脸谱后，穿上大红袍，戴盔挂须装扮成男性钟馗后，再度来到镜子前，却在镜子里发现一个穿白大衣女子的背影。镜头迭映着，“他”看她与她看“他”的对视，构成了影片的叙述动力。它颇类似于拉康所谓的儿童对自我形象早期认识的“镜像阶段”，虽然此时儿童的生理心理尚处于分裂的状态，但是，“站在镜前，能指在他自己的映射的所指中看到了完美，即一个完整无缺的个性。”[10]因此，镜像实质是一种虚构的误视。通过镜像，有所匮乏的主体能够在想象中体验占有镜像中那个丰满的视像，并以此来支撑虚构的统一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不甘于现实被逐命运的女主人公在舞台上或绘画中建构女性的精神家园时，由于舞台和绘画在本质上只是一种镜中花水中月的虚幻镜像，它们所给予的，也就只是一种虚构的想象性的解放，理想和现实之间，仍然缺乏必要的整合而处于分裂状态，女性的家园，也由于未获得现实的基础而仅仅表现为“精神”的建构。如前所述，以父权语言体系来表述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创作，其语义本来就充满了间断和歧义，新中国先进的妇女解放思想和滞后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系，加剧了新时期女性导演所执导的女性电影叙述的断裂，黄蜀芹虽然试图消解父权文化的影响而实现女性的自塑，但影片《人·鬼·情》镜像隐喻，却把其内在的分裂暴露得更为惊心触目。女性创作得这种文本乃至人格的分裂，客观上决定了执着于女性自我拯救的先驱者们，往往因牺牲了苟安于现实的幸福而具有一种自赎的悲壮，宛如当年殉身于十字架的耶稣——只不过她们所要传达的，不是所谓天国的宗教福音，而是女性精神家园的美学憧憬。

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女性电影，虽然男性导演侧重于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垂询而捕捉其历史信息的嬗变，而女性导演则力图透过历史文化层面来表现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体验。但是，女性的现实家园的建筑，都同样悬而未决。后现代西方文化景观之一的女性电影，也存在着类似的困境。这或许昭示着，铭刻了女性新历史的女性电影，终究还将为历史所解构和超越。毕竟，失去了传统的宗教寄居地而被抛到这个世界的人类，无论男人和女人，同样都是被放逐的，都只有地球这个唯一的家园。因此，女性和男性，有可能也有必要走出性的迷障而共同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社会。只有当女性和男性处于同一地平在线而实现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的形象才不至于如海边沙滩上的图画那样可以被完全抹掉，人类才有可能真正结束被放逐的历史而筑居着美丽的人间家园。

[作者簡介]]国家社科基金項目（04BZW013），范志忠，浙江大學廣播電視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主要爲影視藝術批評。

[参考文献]

[1]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第49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透视》，第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E·安·卡普兰：《母亲行为、女权主义和再现》，《当代电影》1988年第6期。

[4]王一民：《我的认识与追求：谈谈乡土三部曲的创作》，《电影艺术》1985年12期。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第7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6]弗雷克里德·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当代电影》1989年4期。

[7]朱丽亚·斯温蒂斯：《维多利亚时代中写作和工作妇女》，剑桥大学1985年版，第35页。

女性文化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8-0244-02

近年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引起了学术界新的关注，与此相关的论文、专著不断涌现。该理论是如何生发的，它存在的合法性是什么，将成为本论文研究的起点。本论文主要通过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代表理论家的思想进行评述，试图梳理后殖民女性主义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观点。建构与寻找边缘化女性群体的文化身份和在多元化世界文化中的位置。

一

当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结束后，殖民主义虽然早已是昨日黄花，但其影响却始终存在，通过对殖民主义及其话语进行批判和反思，后殖民主义随之产生并迅速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后殖民主义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权力关系，倡导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

女性主义文化理论大致产生于20世纪中叶，它从揭示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开始，发展到强调女性心理的、经验的、表现的独特性，再到承认男女性别的差异、互补。女性主义文化理论试图颠覆主流的男性文化价值观对女性的压迫，为弱势女性群体发声，它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

事实上，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是西方学术界的“少数话语”，这两种理论进行“联姻”诞生了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话语集理论阐释与创作实践为一身，包括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总体来说，后殖民女性主义是指在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曾经遭受过各种形式殖民统治的女性为揭露和反抗殖民罪恶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并非偶然，他们进行“联姻”的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两者拥有较为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其次，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结合社会现实语境，突破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融入文学批评；再次，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都诞生于标举差异、解构传统、反抗主流价值的文化语境中，都是以边缘和弱势姿态出现的少数话语，它们都属于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后学的一部分，因此，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对传统的“男/女”、“东/西方”、“第一世界妇女/第三世界妇女”等二元对立系统进行解构，是强劲的后学在特定领域的发展和延伸，也为重建文化的“他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本论文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话语的研究包括对其批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通过对三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进行梳理进而思考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话语特征。

二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 ），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是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著述甚丰、影响极大。斯皮瓦克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把性别维度纳入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通过对种族、阶级、性别等的整体思考反观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差异性质，对后来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维模式。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学者，斯皮瓦克对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表现出质疑的态度，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斯皮瓦克对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关于中国妇女》的批判，克里斯蒂娃通过对中国户县妇女的描绘，称赞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想性。斯皮瓦克以独特的视角剖析了该著作中流露出的殖民主义倾向，认为这是站在优等民族居高临下俯视底层边缘群体的产物，体现出浓厚的白人中心主义。以此论述为基础，斯皮瓦克发现，国际框架下的西方女性主义存在着自身的盲点与误区，它忽视了第三世界、边缘区域女性所首先面临的种族、阶级压迫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因此，在不同政治、场合里，以西方传统女性主义的信条框套进行的批判难以达到反抗性别压迫的实效。

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主义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的批判》一文中，通过对传统女性主义经典文本的后殖民主义式的解读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一直以来，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简·爱》都被视为女性主义个人奋斗史的经典文本，简·爱的完美性格、人生信条都是万千女性们追求独立自主时应当学习的榜样。但是，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视点下，斯皮瓦克读得出了不同的观点，简的成功是以罗切斯特原配妻子伯莎·梅森的毁灭而得到的，伯莎·梅森是牙买加的克里奥尔人，其家族患有精神病史，她与罗切斯特的结合完全是因为物质利益的转接关系（罗切斯特想得到梅森丰厚的嫁妆以支撑自己事业的发展），她一出场就是被以动物式的爬行、蓬头垢面给读者留下了肮脏而丑陋的印象，使得梅森的种族身份被大家忽视了，一旦在第一世界白人妇女简和第三世界妇女梅森之间做一决断时，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获得幸福的权利赋予了简，并成功地使简实现了道德上的完善。斯皮瓦克认为，梅森作为非西方女性，在帝国主义话语场中被塑造成“疯子”形象，这种“非人化”处理是由第一世界白人的种族偏见所致的，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帝国主义支配了所有文学文本的话语场域。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文化理论代表人物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在其后殖民批评的经典著作《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中，站在第三世界妇女的立场，对西方女性主义提出质疑。莫汉蒂指出，传统女性主义批评最初的关注对象是西方白人世界的女性，黑人、土著、第三世界的妇女并不在她们的视线内，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高涨，西方女性主义者才开始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的女性，但在对“女性”范畴进行描述时，她们却笼统地将之归结为具有整体性、一致性利益诉求的群体，忽视了第三世界妇女内部所包含的阶级、种族、宗教、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异质性，从而遗忘了第三世界女性所承受的是双重的压迫力量：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试图对其进行同质化的强制性压迫；另一方面，与所有女性一样，她们受到了主流男权文化的压迫。这双重压迫使第三世界妇女完全处于“不能说话”的状态。而以颠覆性别歧视、强调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女性主义批评未能全面地顾及到第三世界女性的独特身份。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化理论“联姻”之后，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从多个角度验证了被剥夺主体性和身份归属的第三世界妇女所处的无根境遇。

此外，莫汉蒂还指出，西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视第三世界妇女为守旧、无知、木讷、落后的群体，而西方第一世界妇女是进步、文明、聪慧的形象，这种二元对立无疑是殖民主义话语残留的痕迹。因此，第三世界妇女应加强团结，结成联盟，从多个层面考察女性，打破“第三世界女性”的刻板印象，改变以第一世界白人女性的标准衡量第三世界女性的现实状况，切实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解放。

四

当代美国黑人文化批评家、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951-，真名Gloria Watkins）是一位充满了战斗力与激情的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她对当代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的美国黑人女性背负着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枷锁，她们是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群体之一，她们与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相比更容易遭到忽视和严重歧视。在《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中，贝尔·胡克斯深入细致的论述了黑人女性群体所受到的性别歧视与种族压迫，从双重视角审视黑人女性的现实处境，一方面是在黑人种族运动中，黑人女性遭遇到黑人男性的性别控制；另一方面，在女性主义运动中，黑人女性并没有被西方主流女性主义所认可，白人女性始终带着有色眼镜观看黑人女性，以优等种族、国别的殖民主义心态掌控黑人女性，她们所倡导的“姐妹情谊”实际上只限于与自身处于同一种族或阶级的白人女性同胞。因此，黑人女性是弱势群体之中更为软弱的他者。

面对缺乏主体认同与性别归属的生存现状，贝尔·胡克斯鼓励黑人女性积极投入性别解放的革命运动中去，构建自己的主体性。在不断的反抗斗争中，贝尔·胡克斯意识到，对种族主义、主流女性主义的批判不能流于表面，必须深入到黑人女性的精神深处。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价值内化逐渐融入黑人的心里，使黑人忘记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怎么样才叫做公平。另外，必须要打破白人中心主义所营造的黑人愚昧、丑陋、无知的刻板印象，重新打造黑人女性身份，建构黑人女性话语权，实现更广范围内的“姐妹情谊”。

五

在后殖民主义文学创作中，阶级、种族、性别是长盛不衰的话题，通常状况下，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进行文本书写的男性作家更倾向于讨论种族压迫，而女性作家则往往从自身性别处境出发，把性别歧视纳入种族问题的言说中。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实践将主要以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表现边缘女性群体在多重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为底层女性维权、帮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寻求的反抗策略。

参考文献：

[1]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杨乃乔，毛荣运，刘须明译.杨乃乔校.后殖民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3][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陈仲丹译.后殖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著.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女性文化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70-02

2014年是赵清阁女士的百年诞辰。在2014年出版的《河南新闻出版年鉴》中，赵清阁作为的名字作为河南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物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赫然在列。词典上的介绍是：“著名女作家、编辑家、画家”①。她长期活跃在新闻出版界一线，曾担任多份报刊的主编，并与洪深、老舍、邓颖超等知名人士过从甚密。

一、家庭背景与时代背景

赵青阁于1914年出生在河南信阳，其祖父为当地学官，早年母丧，寄养在身为前清进士舅舅家中，有比较深厚的学养。初中毕业时因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开封艺术高中半工半读，学习音乐和绘画。就读期间曾向《河南民报》、黄心勉夫妇主办的《女子月刊》投稿，并在平民小学执教。②

1933年，她考入上海美专，就读期间任天一公司电影编辑、参演校园剧、撰写小说，并在此期间结识洪深、欧阳予倩等进步电影、戏剧家与鲁迅先生。毕业后，回家乡短暂任教，因发表揭露性文章入狱半年，经师友营救重返上海，进入女子书店任总编辑，自此正式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工作。

二、早年职业选择

根据赵青阁文艺生涯年谱记载，在职业生涯初期，赵青阁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为稻粱谋”。比如求学期间在河南救济院贫民小学执教、为姚明达夫妇主持的《女子月刊》撰稿，都有补贴学费的成分。毕业后也曾短暂（两个月）任职于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但这些工作都没有持续太久。

与求学期间的辗转谋生形成鲜明对比，赵青阁出于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感所选择的文艺创作工作贯穿了她的一生。根据赵青阁自己回忆，“基于对黑暗现实生活的不满”是驱使她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所写诗文，不只抒发个人感悟，也有裸抨击旧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罪恶的。”

1936年8月，赵青阁加入南京中电制片厂，抗战又后转战后方从事“文艺抗敌”工作，同时从事小说、散文、戏剧创作。她认为，“文艺的各部门无论新的或是旧的形式，只要有益于抗战，都可以利用”。抗战期间，赵青阁除了撰写《女杰》、《生死恋》等抗战剧，还与老舍合作了教育题材的《桃李春风》、改编剧本《红楼梦》。赵从事的其它主要工作有：编辑抗战刊物《弹花文艺月刊》、出版理论专著《抗战戏剧概论》、《编剧方法论》、在戏剧培训班执教编剧法。这些工作，都是围绕着写作工作展开的。此外，在开封沦陷前后，赵接到《郑州日报》记者聘书，因体弱未去。

抗战结束后，赵青阁从后方返回上海，先是主持《神州日报》副刊，后又经戏剧家洪深推荐，进入上海戏剧专科学校，自此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其间因为白色恐怖，生活变得动荡，但从不辍笔。这种状况持续到全国解放。

三、中年职业选择

解放后，赵青阁留在大陆从事电影剧本创作，陆续写出了《几番风雨》、《蝶恋花》、《女儿春》。1951年进入国营联合电影厂，任艺术处干部，后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四年，在此期间，她利用业余期间整理和改写了一些古典作品和民间传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直到许广平到上海视察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她才在电影厂重返创作岗位，1957年到1962年，赵青阁创作了剧本《向阳花开》、《林巧稚大夫》、以及一些由古典作品改编的小说。

1962年至1964年，赵青阁患肝炎，卧病许久，1966年至1972年又患脑血栓，偏瘫数年。十余年间，她的文艺创作几乎中断，仅在1964年有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话剧《鬼域花殃》问世。在这一阶段，赵青阁的职业选择显得比较被动，主要受到健康状况和政治局势的影响。

四、晚年的职业选择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赵青阁并不寂寞。她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却“兴了文事，废了画事”，久病初愈后，就开始绘画自娱，并参加一些专业活动。她向上海市博物馆捐献画作，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茅盾、邓颖超、谢冰莹等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并以七十一岁高龄入了党。

赵青阁在日记里写，“演员要死在舞台上，作家应死在书桌上。”粉碎后，她撰写了大量文章。有追忆老友、记述日常的散文，也有小说、杂文面世。与此同时，她的旧作也得以再版。老友凋零，健康欠佳，赵青阁逐渐淡出写作，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文学生涯应当结束了，建国前的作品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付之一炬了，今后我将轻松地在晚下的光辉里，养息身心，安度余年。”

以上就是赵青阁的职业经历。总结她的每一次职业选择不难发现，她是一个有才并且敢为有为的女性。她选择职业所考虑的因素一是能否对社会有益，二是个人兴趣和身体条件，经济状况在早年也是一个次要因素。至于工作稳定性、专业对口，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除了以上的主观因素，还两点客观因素尤为引人注目。第一点是广泛的社会交往带来的新契机，第二点是政治因素带来的变动。下文重点考察这两点。

五、广泛的社会交往

田汉曾在1940年盛赞赵青阁“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性格，使她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得到师友的帮助和指引。1935年，她触怒政府被捕入狱，却被师友保释出狱并担任女子书店总编辑;1942年，她迁居重庆，情绪低落，受冰心鼓励开始研究改编《红楼梦》;1943年，她与老舍合作四幕话剧《桃李春风》;1945年疾病缠身，生活困难，王莹赠她金项链解燃眉之急;1947年，她经洪深推荐，进入上海戏专;1956年，又在许广平的帮助下重返编剧岗位，在赵青阁年谱中，也记述大量回顾与文化界人士交往的细节，其中不乏温馨感人的真挚情感。可以说，赵青阁的职业发展，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师友的坦诚相待。

但是，合作关系会起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体现在她和老舍的关系之中。戏剧家杜宣曾议论“看到赵清阁的结局，大受刺激。独身可以，但不要因为一个男人。好的女子一定要有好的感情呵护着，不能给予她们这种保障的男人，不配去接近她们。”③这里的一个男人，指的就是老舍。赵青阁在重庆与老舍合作剧本桃李春风，感情深厚，但当老舍的妻子胡e青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到了重庆后，赵青阁选择离场。可见，在男女合作伙伴各自年富力强的时候，异性之间的工作合作，尺度并不容易把握。这对工作有时候是正面的促进，也很有可能是负面的。赵青阁临终之前，将老舍给她的七十多封书信付之一炬。

六、政治带来的变动

文化工作不同于其它行业，它天然具有某些附属性，因而也更容易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信念显得至关重要。

赵青阁自从入行，便受到政治压力，几次中断工作，除了健康原因外，均与政治有关。1935年，她因为针砭时弊的杂文被抄家;1936年，她因为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左派作家文章被解雇，同年创办《妇女文化》杂志，因不愿与机关合作出版而停刊;1940年，她任教育部特别编辑，却拒绝加入受到批评而辞职，乃至1981年，《文学报》创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赵青阁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判断。

七、结语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社会环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一直存在，缺少机遇，缺少支持系统，女性往往难以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机会。在编辑记者职业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这既体现在以男性为逻辑的市场化所带来的不公正的就业合同与薪酬制度、女性和工会组织的式微等方面，更体现在日常的性别化编辑部文化中。”④

本文围绕赵青阁这样一个文化界的杰出女性，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了看她的工作经历，也重点关注了她的合作关系、工作变动，分析了影响她职业选择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兴趣、健康、社会责任、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而关注社会、专注创作的工作态度，广阔的社会交往、坚韧独立的个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作风，是赵青阁能够坚持理想的重要基石。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工作合作，则为她带来了伟大友谊和终身遗憾。

赵青阁的案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虽然社会现实对女性有多重限制（这种限制在赵青阁身上主要既表现在原生家庭上的），但是自我道路选择也异常关键。随着成绩积累，赵青阁的职业生涯后期，已经看不到太多源自性别的限制因素。这可以得到一个推测性的结论：女界精英寥寥，不仅源于社会压力，更来自于女性的自我设限。这也说明，女性文艺工作者通过自身努力，也能够和男性一样，通过社会工作实现自身价值。

由于资料和精力的限制，本文还有很多缺陷。首先是研究方法单一，其次是有许多话题未能深入探讨。如：

1.工作成就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2.工作地点与工作成就的关系;

3.赵青阁的个人情感与政治思想变迁，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

“使那些后来的女性的道路宽松一些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⑤。望本文够激励热爱文化事业的女性，以兴趣和社会责任为指引，努力突破现实的局限，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河南新闻出版年鉴编委会.河南新闻出版年鉴2013[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468.

②除特殊标注，本文参考资料均来源于高天星等所著《赵青阁文艺生涯年谱》，《赵青阁文艺生涯年谱（续）》.

③商羊.怀念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们[A].杜宣纪念集[C].中国会议，2014.

④王海燕.对媒体商业化环境下“新闻业女性化”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2（12）.

⑤美国女物理学家耶洛（Rosalyn Yalow）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后的演讲.

参考文献：

女性文化论文例6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佳·C.斯皮瓦克，挪 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 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 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 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因此，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形成一套非哲学化的理论，它将既能从性别立场对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达成有力的批判，又能强大到足以对性别内部的差异性与变动性加以分析和覆盖。在这一过程当中，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依然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女性主义学者论述大型政治问题、研究文学现象必备的理论工具，同时，女性主义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对象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13](P148-149)它还应当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并应当把性别当作其他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等问题。

而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由于国情的差异，启蒙时代以来的人道主义、科学与理性精神并没有真正到位，因此也不能面对西方五光十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一味盲从，根据一些浅表的现象就以为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大呼解构与颠覆，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一切大叙事挥手作别。中国性别意识的启蒙还处于一个非常低下的层次，在这样的处境下，尤其需要踏踏实实地从事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启蒙与批判工作，而不是如陶丽·莫依所批评的那样，在泼洗澡水的同时，将其中的婴儿也泼掉了。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我们对于任何大叙事之缺陷亦应有充分的认识，如中国学者周建漳所云：“抛弃对各种宏大叙事的浪漫情怀，如凭借某种宏观总体方案一举建成人间天堂之类的幻想，在‘主义’与‘问题’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15](P336)，在无数切实的微观研究的积累基础上，实现完美和谐的性别关系理想。

收稿日期：200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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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论文例7

女性割礼(Female Circumcision)亦称为割阴(Clitoridectomy)，或称女性生殖器切除术(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简称FGM)，是一种以切除女子外阴为特征的成年礼①。实际上，女性割礼包括一系列对生殖器进行的手术，通常有3种形式：即法老式切割术或阴部扣锁术(Infibulation or Pharaonic)、切除术(Excision or Clitoridectomy)和环割术(Circumcision or Sunna)。女性割礼最初是如何产生的，今天已很难考证，据说它起源于古代母系社会的珊德社(Sande)，该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为确保妻子间和睦而不争宠，要求入会的女子实行割礼，虽痛苦异常，但得到社会的强大支持。为了安慰受割礼者，其他妇女为她准备食物，并为她唱歌跳舞，力图使她相信现在的痛苦将确保她未来的生育能力。同时，能忍受这种痛苦也标志着她的道德和社会意识的成熟[2] (P25-31)。关于女性割礼的来源，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在远古蒙昧时代，非洲各部落只考虑如何繁衍后代，以增强部落的实力，割礼普遍地认为是提高女子生育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另一种说法是各部落间的战争频繁，男子要经常远征，受过割礼的妇女被认为能更有效地保持自身的贞操，从而避免不忠于丈夫的行为。此外，在非洲的许多部族中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观念，即每个人体都具有一阴一阳两个灵魂，对于女子来说，呈阳性的灵魂附在阴蒂上。为了最后明确男女的性别，就必须从女人身上切除多余的东西，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女人，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3] (P25-31)。

女性割礼迄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有人说它起始于古埃及法老时期，从几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中就发现，有的女干尸已受过割礼，在金字塔中还有关于割礼的壁画[4] (P387)。古埃及人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便有行割礼的习俗，他们认为这种习俗有利于健康，使人清洁、卫生，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女人的性欲，可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此种习俗在埃及相当普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希伯来人将它视为一种“信念的标识”时，才开始在中东地区流行起来。历史学家相信，它可能是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时带走的一种观念，割礼也被看作是犹太人超自然的象征，按照严格的犹太教理论来说，犹太民族的女性也应行割礼，《圣经》上就有摩西之妻受割礼的记录，但因一些犹太教学者的反对而没有得到提倡。到公元前5世纪，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在黎巴嫩、叙利亚一带的阿拉伯人中已广泛地存在着女性割礼的做法。虽然女性割礼发生于伊斯兰教起源之前，但它的延续和发展与伊斯兰教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盛行割礼的伊斯兰民族，如班巴拉人和富拉尼人企图从《古兰经》里找到根据。据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塔与他的另一位妻子海蒂斗嘴之后，命人割去了海蒂的阴蒂，自此以后割礼就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妇女中盛行开来[5]。

文化人类学家一般者认为女性割礼只会发生在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它是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为了生殖繁衍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其产生根源是基于当时的人们将女性阴蒂与生殖对立起来的扭曲认识。在远古人类的生活中，性与生殖的关系是自然而和谐的，而后才出现了阴蒂崇拜的逆向演化即割去女性阴蒂的做法，这种冷酷的女性割礼在人类性与生殖的关系中奏出了极不和谐的声音[5]。

在盛行割礼的非洲各地，人们把割礼视作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女孩子只有在受过割礼后，才被公认为是部族的正式成员，否则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歧视。19世纪非洲一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这与割礼习俗有直接关系[6] (P99)。至少在非洲有一个关于这种手术起源的假设，那就是认为没有接受过割礼手术的妇女是社会的耻辱。伏尔泰曾经指出：“这种仪式，今天看来猥亵下流，在从前却是神圣的。因此，祭司们把生殖器官的一小部分贡献给创造万物的神，似乎也是很自然、很正当的举动。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对女孩子施行割礼，即割掉一小部分阴唇。这表明，健康和洁净都不能成为这种仪式的理由，因为一个没有接受过割礼的女孩肯定可以跟一个行过割礼的女孩同样洁净。既然埃及的祭司们要做这种手术，他们的入教者也应是这样，但久而久之，这种特殊标记就完全归祭司们专有。这只是一种起源于迷信，然后因袭保存下来的古老风俗而已”[7] (P90)。

女性割礼有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或为减少女子的性欲以保持贞操；或为迷信这一做法可以促进女子青春期的到来而受到宗教的嘉许。在非洲大陆上，处女格外受到尊崇，那些做过割礼手术的女孩子在婚前不是去挑选婚纱准备嫁妆，而是要到未来的婆婆面前接受检查，看看被缝合的阴部是否原封不动，以此来证明这位少女的贞洁，女子只有在被确认为是处女之后，婚礼方能顺利进行。如果验明新娘已非处女之身，她的命运可就惨了，轻则被休回娘家永远别想嫁人，重则被处以极刑。从实行割礼的不同文化中的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割礼是男性统治下的女性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割礼能使女性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找回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

二、女性割礼对妇女人权的侵害

女性割礼的本质在于整个或部分切除或烧毁女性的外生殖器，目前此仍在非洲等地流行的做法，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广泛关注。对女性割礼提出批评的人通常举出这样的理由：割礼手术既摧残了女性的性功能，又危害了她们的健康。弗洛伊德早在《处女的禁忌》一文中就已指出，对女孩子的阴蒂及小阴唇的割礼，要比对男童施行的割礼残酷得多，因为后者并不伤害其性能力，而前者对性能力的破坏却严重得多[8] (P241)最可怕的要数“法老割礼”，受这种割礼后的女子必须长久地以固定姿势躺着，直到被切割的大阴唇两侧相互融合、粘连，使伤口愈合在一起完全封闭阴户，阴茎便无法进入阴道完成性交，从而达到维护女子贞操的目的。割礼手术使得阴道闭合，对于女子婚后的性生活非常痛苦。在妇女行将婚配时，不得不把阴户出口处割开一小部分用于性交，此后如果丈夫外出，妻子还可能被迫将阴部再次切割封闭，无穷的苦难又将重新开始。只有到生育前阴部才被完全割开以便分娩，但产期一过，又再次施行手术封闭大部分阴户[9] (P202-203)。上述的锁阴习俗是割礼的一种极端异化现象，在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人(Nubians)、埃塞俄比亚的蒂格赖人(Tigrai)和古拉格人(Gurage)以及非洲的索马里人(Somali)、安哈拉人(Amhara)、吉布提人(Djiboutis)、伊萨人(Issa)、阿法尔人(Afar)等民族或部族的少女中广泛地盛行着[10] (P161)。女孩子们之所以要经受这种巨大痛苦多数是被迫的，不是出于她们自身的意愿，而是出自男人对女子贞节的需要。

女孩子接受割礼的年龄依社区居民和传统习俗的不同而异，有些是在婴儿出生后几天或几周之内施行，有些则到女孩青春期时进行，有些是在妇女首次怀孕后第七个月进行。女子被施以割礼时如受酷刑般痛苦，在这过程中甚至有人当场昏死过去。在南地族中，女子的割礼实际上应该说是“烙礼”，因为那些执行这种仪式的巫婆们是用烧红的火炭将少女的阴核和阴唇烙去的，这种手术非常痛苦，要经过好几个月伤口才可以痊愈，而在执行这种仪式时，又照例不准女孩子们喊痛，因为呻吟会招致不吉[11] (P60-61，P107-108)。尼日利亚的女孩子出生后7日或在7岁时施行割礼，割礼多用刀子、剪子或是剃刀，止血剂为粉末状的咖啡、木炭灰、椰子油等，消毒很不严格，使得伤口很容易受到感染，染上破伤风的情况最多[12] (P101)。

非洲每天仍有6000多名女孩要遭受这样的性残害，全世界每年至少要有200万女童可能成为下一批牺牲品，全球已有1.5亿女性正面临着割礼后的厄运。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绝非只是非洲所独有，一方面，非洲的妇女们想逃离这种极端残忍的女性割礼，欧美的人权主义者也在为承认割礼是非洲妇女的避难理由而努力，另一方面，大批非洲廉价劳工流入欧美发达国家，移民们将女性割礼也带进了工业国。据估计，每年至少有7000名妇女和儿童从那些至少多数女性都要接受割礼的国家移民到美国，在这些移民的故国，接受割礼的女性占有的实际比例是很大的，“在索马里接受FGM的人所占比例将近100％，埃及为97％，埃塞俄比亚超过90％，即使刚从这些国家来到美国，那些家庭中坚持FGM传统习俗的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但这些数字暗示，在美国长大或在美国诞生的许多少女，现在每年都处在FGM的危险之中”[12] (P10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割礼普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欧美的社会活动家正积极为废除这种性摧残而展开斗争，他们的观点是：首先，割礼会给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其次，割礼的确能减弱女性的性欲，但近90％的妇女在接受过割礼后仍有较强的性欲，因此割礼难以达到保持妇女贞操的效果；第三，《古兰经》中并未提到割礼，相反从有些经文看，其对性快感的态度是积极的，因此有些文化禁止妇女享受性快感的做法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第四，关于阴蒂等外生殖器官会造成不育或影响女性特征的看法纯粹是一种偏见，没有任何事实做依据[13]。女性割礼的反对者们早在1979年10月就创建了“国际废除性摧残委员会”，总部设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1982年，该委员会在达喀尔召开了一次关于“妇女和社会”的国际讨论会，要求世界各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施行割礼手术对少女进行性摧残。迄今埃及、苏丹和肯尼亚等国政府已经宣布，切除妇女的性器官为非法行为，但私下里对女孩施行的割礼手术并未因几道禁令的颁布而有所减少。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基金会等机构多次通过决议，对非洲这种残忍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要求非洲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废止女性割礼习俗。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说，割礼对女性身体的直接影响是急性感染、破伤风、邻近器官渗血、由剧痛产生休克以及出血，甚至会导致死亡。

三、实行女性割礼与文化自决权

对于那些盛行女性割礼习俗的民族和部落而言，割礼是女孩成为女人的标志，并且是他们的民族和部落文化及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宗教任务。在非洲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和原始民族中禁止女性割礼的实施，目前仍有相当大的阻力，因为这种对女童施行的割礼手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那些对女性割礼给予支持的人提出了如下理由：第一，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对妇女进行性约束，割礼通常割去女性的性感觉器官以削弱性欲，甚至使之不能性交，从而达到为新郎保证新娘贞洁的作用；第二，他们迷信地认为，施行割礼可以促使女孩子青春期的早些到来，从而获得旺盛的生育能力，阴蒂等外生殖器官被认为会造成不育或影响女性特征，而女人没有生育能力是奇耻大辱，因此要施行割礼手术；第三，根据宗教信条，妇女要施行割礼，宗教与这种习俗联系最多的是伊斯兰教，他们认为女性割礼是受《古兰经》的启示，因为伊斯兰教最强调女子的贞操；第四，那些赞成女性割礼的人认为，施行割礼的民族和社会应有文化自主权，外部文化应当尊重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反对这种做法的人(特别是西方人)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是将自己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其后果将会导致非洲部落法和部落组织的解体[14]。

盛行女性割礼的社会迷信着种种不接受割礼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在这些社会里，人们对女性的身体构造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反而认为割礼是古已有之的习俗，每个女人都毫不怀疑地执行着被切割的程序。虽然为割礼手术而支付的费用通常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开支之一，但却被认为是一笔很好的投资，不然女儿们长大后将不能进入婚姻市场，父母也认为，确保女儿有最大可能去找到丈夫是他们的责任。在父权背景下，经济生存问题将给妇女们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婚姻被看成是她们经济来源惟一的或基本的手段，即使她们已经认识到了割礼对身心健康的危险，也仍会继续让女儿接受割礼手术[5]。

为了论证女性割礼的合理性，有人摆出一些极端的例子。过去英美的医生将阴蒂切除术作为治疗女子忧郁症和手淫癖、淫狂、癔病、女子同性爱及癫痫病等的方法之一。美国妇产科医生协会虽然发表了一项声明，反对所有医疗上不必要的女性生殖器修改手术，但是有些医院和医生仍继续为妇女做这类手术。[13] 另有论著提到女性阴唇扩大症是某些种族的特征，如不割礼会影响生育，日常行动也不方便。比如说南非黑人哈顿多特族的女人在生理上便有这种阴唇扩大的特征，又如非洲的班图族和南地族两种黑人，其女子多数也有这种阴唇扩大症，因而当地人有“你的前门口挂着一束烟叶一样累赘的东西”这样的说法。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其女子的小阴唇也有反常延长的情况[15] (P121)。据说有人在埃及作过实地调查，发现埃及女子的阴唇部分多数都松弛下垂，形成一大块平扁的肉片，全然掩蔽了阴门口，看起来非常不雅观，“中东民族和黑人女子在成年时要举行割礼的习俗，这虽是宗教仪式，但真正的动机是在割除这种妨碍种族繁殖、极不雅观的东西，这种割礼并不是很多地方都流行，大概只是生理上的需要才会如此”[11] (P60-61)。也有观点认为，女性割礼并非为了宗教上的信仰，也不是为了清洁卫生，而是为了日后性的享受。因为这种割礼手术另有妙处，它能使成年女性的阴道变得狭窄，可以发生刀鞘一样包裹男子性器官的作用，也正是为了男人的此种享受，她们才肯甘受如此的苦痛。有些行过割礼的女性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性技巧，懂得这种技巧的女性遂成为罕见而珍贵的高级娼妓[16] (P179-180)。这种针对女性的割礼习俗，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古代女子的缠足，其最深层最隐晦的含义是直接满足男子的性快感。据说缠足后的女子为保持行走时身体的平衡，两腿及骨盆肌肉经常处于绷紧状态，所以缠足后的女人在性交时由于其阴部肌肉较紧，性交时会给男人如同处女做爱的感觉[17] (P96)。

女性割礼在非洲最为普遍，但多数是在青春期到来前才举行的，有人因此认为女性割礼主要不是为了女性的生理卫生，如果是考虑卫生的话，割礼的时间显然拖得太晚，事实上它更可能代表一种“青春期仪式”。非洲为数众多的部族都把割礼作为女孩子成年仪式的一部分，乍得的图布人女子的成年仪式就是对女孩子做切除阴蒂的手术。割礼的社会功能早已受到人们的重视，实行了割礼的女孩从此成为部落的一员，而割礼手术就是她们向童年诀别的一根界桩，割礼在亲属群体所有成员的心理上都起到了这种作用。[18] (P84)肯尼亚的马赛族几百年来都维持着一种成年礼，即女孩子在第一次月经来潮后要割除阴蒂，否则不准结婚和继承遗产，也不准和他人共舞[19] (P96)。

非洲人对外界否定女子割礼态度的反抗在20世纪20年代初进入了公开化阶段，他们认为女子的成年仪式在他们的社会中有着意义深远的目的，任何突然的废除都将大大地扰乱他们从心理、社会到宗教上的安全感。人类学家发现，那些针对殖民主义和外来强迫势力而展开的文化运动，往往利用本土原有的文化符号体系，构造出本土的民族一体性和象征力量以排斥外来的文化因素。英国人类学家布洛克在其所著的《从祝福到暴力》中描述了马达加斯加岛马瑞那人(the Merina)当中的割礼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其功能的转移，在将近200年的发展过程中，割礼的象征一直被该族群所保留，但其社会意义则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传统的部落社区时代，割礼的象征十分突出祖先对其后代的保佑和祝福，强调祖先与后世的社会连续性和家族社会的一体化。但在殖民主义时代，为了表示一致对外以显示本土社会的力量，割礼仪式被改造为具有暴力色彩的军事性表演[20] (P203-204)。割礼已经具有许多超出其本身的象征意义，在面对外来压迫的民族中，诸如马瑞那人之类“隐蔽性”的符号抵抗运动广泛存在。已故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就赞成女性割礼并认为它是非洲古老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民族特征的体现必须加以保留。在基库尤人中间则建立了一些独立的学校，其目的是恢复这一习俗，并为那些由于割礼问题而不能进入教会学校的孩子们提供教育。

四、二元对立语境下妇女的抉择

女性割礼是父权制文化对妇女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特殊的实例，从而为外部世界将国际人权法应用于具体的对妇女的关注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领地。基于它对妇女和儿童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国际社会要求结束这一传统习俗。但另一方面，那些流行女性割礼的本土势力又要求外界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习俗和道德准则。这导致了两种互相对立的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实行割礼的民族应有“文化自决”的绝对权利，根据这种观点，即使某种文化传统经常导致死亡，也不能被指责为对人权的侵犯；第二种观点认为某种文化经常伤害或残杀个人，就是对人权的侵犯，应加以制止[14]。对于生活在实行FGM社区里的妇女来说，挑战FGM就等于挑战宗教法规，因为宗教与习俗已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使女性割礼在穆斯林世界中竟成为一种宗教行为。比如索马里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下令禁止女子割礼仪式，此举在穆斯林学者中引起骚动，有人认为这项命令亵渎了伊斯兰教，与他们的教义相抵触，于是就密谋造反。[21] (P33)女性割礼的复杂性加大了解决的难度，把这个问题裹上民族文化的外衣就看不到它的实质。西方社会往往将女性割礼视为一种对妇女人权的侵害，而非西方人也可能视美国妇女的隆胸是女人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做出的与割礼相类似的怪事。那些能够提供教育和向社区传递有关FGM信息和保护未受割礼少女的医务人员往往既要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又要引导人们摆脱正是那种文化传统中带有伤害性的那部分习俗在道德上的制约作用，这使得他们经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巴基斯坦学者法丽达·沙希德指出，其实只要一个地区流行这种风俗，不管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要遵从这种习俗，而大部分穆斯林社区并不实行FGM，这些社区里的人们对此闻所未闻，当他们听说这居然和伊斯兰教沾着点边儿时，常常大惊失色；另一方面，冈比亚妇女和法律研究小组揭示，让妇女们得知其他穆斯林妇女并不遭受FGM之苦，能大大激励她们冲破思想的禁区，反抗自己社区里的FGM[22]。在美国，那些童年时受过割礼之害的移民妇女现已团结起来，她们积极反对故国同胞中流行的这种传统文化习俗，并且将自己在美国和去非洲劝说人们改变这一传统习俗的工作作为一项事业来奋斗。这些人都是深受割礼之害的非洲女子，现在她们四处宣传自己的痛苦教训，教育人们抛弃此传统习俗，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她们还向人们描述自己接受割礼后肉体上的痛苦：发烧、疼痛、不能享受性生活，有些人甚至因感染而死亡。1998年秋，《沙漠之花》(Wüstenblume)一书风靡欧美，作者沃丽斯·德里(Waris Dirie)详述了自己5岁时遭到性摧残的痛苦经历，这位勇敢的女性通过向世人揭示她痛苦的个人隐私，希望能帮助结束这种残害了太多女性无辜者的野蛮传统。沃丽斯所遭受的是那种最可怕的“法老式割礼”，当她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女人(至少是黑皮肤女子)都经历了这种割礼残害时，她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遭遇是不公平的。1997年，她接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邀请，成为该组织的女特使到世界各国作反对摧残妇女的宣传。几年来，她的足迹遍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埃及等地，不倦地现身说法以宣传割礼的罪恶，唤起人们的觉醒以废除这种陋习，使非洲千千万万的妇女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23] (P154)。

现在为数不少的非洲妇女正领导着反对割礼的斗争，但她们尽量避免将这种手术说成是对人权的侵犯，并反对用外力来终止这种行为。由于视角的不同，她们与外部文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大家都同意割礼是一项应该废除的行为。非洲妇女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参与的反对割礼的运动带有过分渲染的色彩，她们对此极为反感，并进而认为这是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24] (P201)。弗兰·霍斯肯(Fran Hosken)是西方研究非洲妇女阴核切割术的权威之一，她研究这一风俗的前提是：这种手术是不让妇女在性交时有快感。从这一前提出发，她的结论是在这些盛行阴核切割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的性欲以及生育权被男人控制，父权制通过对性行为的控制在统治妇女，使她们依赖男人[25] (P121)。在1980年的国际妇女大会上，霍斯肯开展的关于割礼的图片展引起了公开的反对，非洲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霍斯肯把阴核切割术作为判断非洲妇女地位的唯一标志的做法缺乏历史的观念，她们反对把阴核切割术这一问题从妇女争取平等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割裂出来单独讨论，更不接受第一世界妇女把这一问题与当地的土著文化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这种土著文化中男女对立的观点。1985年内罗毕妇女大会上，肯尼亚的伊达·加切卡亚(Edda Gachakia)就指出，许多非洲国家的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在反抗和抵制这些残害妇女的风俗，但她们希望诸如营养、婴儿死亡、文盲、医疗保健措施、技术训练等问题能够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得到与女性阴核切割术同样的曝光度。[26] (P222)在非洲妇女看来，她们面临着许多比反对女性割礼更重要的事情，而外界单纯只关心女性割礼问题显然是偏颇的。一些非洲妇女感到有捍卫本土文化的必要，她们并不像西方妇女那样认为割礼风俗是由于非洲文化落后的原因造成的，相反她们并不把它简单地看成是有害人体的习俗，甚至还认为这是她们民族的特征。

对于像女性割礼这样富于文化挑战性的父权制习俗，应该要以一种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复杂视角来看待。女性割礼习俗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传统已经在非洲大陆上延续了数千年，它早已融注到这些民族的意识深处积淀为一种集体心态和群众信仰。接受女性割礼成为了妇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割礼被认为是女性成熟的标志并由她们的父母自豪地执行着。因此不可能光靠几道政治性禁令就从总体上彻底改变它，来自外部文化的批评与谴责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习俗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反而可能招致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批评。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女性割礼的关注被看成是一种种族与文化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的虚伪表达，而“我们帮助她们”的方法给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们带来许多对殖民主义的痛苦回忆，为了回应殖民主义和西方世界对女性割礼的批评，那些已经致力于在自身文化中寻求解放的非洲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不需要西方拯救者的任何干预。二者之间的分歧也显示出她们对文化复杂性和跨文化间相互尊重的敏感性认识不同，许多非洲妇女提醒她们的西方对手们要尊重女性割礼背后的悠久传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的不断发展，在这种文化的内部已开始有人意识到割礼对女性身心健康的严重伤害，并积极地为女性寻找解放的途径，因为真正的解放者只能是她们自己。一个妇女自主支配其身体的完整性并拒绝接受来自外界的伤害，这是女性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当女性真正地觉醒后，那种剥夺和限制妇女的性权力的男权社会终将结束，女性割礼也应当像中国废除缠足和多妻制一样，最终由受害国家的妇女自己来完成。

注释：

①《美国百科全书》(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对Circumcision有这样的解释：In some tribal societies， female circumcision--the removal of the clitoris and the labia majora--is also part of rites of ini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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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铭铭.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1]世界百科全书：第15卷[M]. 台湾：光复书局，1987.

[22][巴基斯坦]法丽达·沙希德. 建构认同：文化、妇女机构与穆斯林世界[J]. 黄觉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7卷第1期，2000，(2).

[23][美]沃丽丝·德里. 割礼阴影下的世界名模[J]. 黄英译. 编译参考，2000，(1).

女性文化论文例8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女性文化论文例9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 理学 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 政治 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 自然 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 教育 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 考试 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女性文化论文例10

2提出问题

如何以满足女性情感需求为目的，利用情感化设计理论指导厨电产品的设计输出，寻求用户群体及产品的差异化，将成为厨电产品设计的新方向。情感化设计与厨电产品的概述如下。

2.1情感化设计理论概述

（1）情感产生的三个因素。

①认知因素：经验回忆和对当前生理和刺激因素的解释评价。

②刺激因素：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外部刺激。③生理因素：内部器官及骨骼肌肉的变化所制约的因素。

（2）情感化设计理论的发展。基于情感体验产生出的情感化设计，目的是在内心情感和精神需要的设计理念下，创造出令人愉悦感动的产品。其理论发展有三个典型代表。

①PieterM•A•Desmet的非口述情感测量工具，提出产品提供给用户情感体验的三种层次：美学、意义和情感层次。

②感性工学：通过分析人的感性来设计产品，依据人的喜好来制造产品，主要方法有语义差异法、KJ法等。

③唐纳德•A•诺曼教授提出的情感化设计的三种层次：本能、行为和反思层次。

2.2厨电产品的功能用途与分类

（1）厨电的定义以及特征。厨电是厨房电器的简称，指的是专供家庭厨房使用的一类家用电器。厨电产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厨房电器作为整体厨房的嵌入式部品，越来越趋向风格与功能形式的一体化（例如欧式、中式）。

（2）厨电产品的分类。按阶段用途分为五类：食物前期处理（如洗菜机、和面机）、食物制备过程中（如酸奶生成器、榨汁机）、特定烹饪方式（电炒锅、电炸锅）、食物储备类（电冰箱、消毒碗柜）、厨房清洁类（洗碗机、电热水器）。

3女性厨电情感化设计准则

产品具有其特定的情感化设计要求，一定是建立在一些必要特性之上的，结合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即本能层面、行为层面、反思层面，提出女性厨电产品设计特性必须符合安全、适配、怡情三方面的设计准则。

（1）安全性：产品固有的材料、结构，使用方式特性上，要充分照顾到用户生理与心理上的安全，给设计一个约定俗成的范围。

（2）适配性：也就是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与使用者操作习惯、整体环境、感官效果的契合度。

（3）怡情性：由于女性从女儿、学生、工作者、妻子到母亲角色的不停转变，导致厨房在不同女性心理的功用各不同，无论需求是哪一点，产品须做到的是尽可能突显女性产品语义，这有助于企业品牌获得消费者的情感认同。

4解决问题，融入想法

（1）受众情感影响因素。从女性符号的表达角度，通过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社会收入、购买决策等方面分析女性不同需求的特点。

（2）功能上的兼容要求。产品的实用功能是实现产品价值的基础，功能设计也是最直接的设计手段，但不能刻意的去堆砌功能，要在确保功能有效性的条件下，灵活运用女性操作习惯的特点，添置或消减功能特性的安排。

（3）视觉、材料的运用。产品外观需要考虑避免大、笨、粗、廉价的视觉印象，还需一改长久以男性视角出发的厨电设计误区，在色彩、形态方面可以考虑选用不落俗的粉紫、圆润的曲面和倒角、局部金钻元素的点缀等。材料的选择必须考虑产品易清洁的问题，遵循安全性准则同时需要特别注意手感与反馈度，且环保无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