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微观经济学例1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2

在经济学刚从伦理学分离出来之始，并没有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区隔，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在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早期论述中，对经济学做了一个大致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经济学的经典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将经济学分析的重点聚焦在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的点上，从而开始出现所谓的微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成为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这种经济学观点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整个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而仅有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 

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假设“理性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做出任何利己的行为都能够促使经济的发展，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经济自由的运行便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在美国蔓延，而是波及了整个发达主义国家，满目的萧条充斥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政府依旧奉行自由主义，依旧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奉为能够解救危机的良药。在资本主义存亡之秋，罗斯福的出现积极推行政府干预措施，而为了给罗斯福的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而这本书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开端，也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奠基。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式，从整个经济总量出发，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宏观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现象，然而这种经济现象在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并不能够缓解，反而引起了其他的危机。因此，反凯恩斯潮流开始泛滥，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流派，分别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强调利用理性预期来调整宏观经济学，并积极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 

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解释自身的经济理论中，凸显出了一个矛盾。对于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之中，有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形成的宏观经济主体却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在成为总体之后就并不理性了。這个矛盾反映在了凯恩斯的整个理论当中，但凯恩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和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针对这个矛盾发难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总量分析只是基于对所有经济行为个体的总和分析，是需要符合单个经济行为个体的特性，因此需要拥有微观基础。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们采用微观假设来构建宏观行为模式，将宏观经济现象赋予了微观基础，沟通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理性预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微观主体的行为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微观主体通过预期调整来规避宏观经济政策的利益损害，从而提高改变自身的行为机制。而这种依据理性预期进行行为调整的方式会根据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也会对政策效果造成相当的影响。通过理性预期的加入，就将微观主体与宏观变量之间搭建了桥梁，也构建了相互作用的机制，为宏观经济学加入了微观基础。 

三、对宏微观一体化趋势的思考 

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和解决“滞胀”的经济问题上表现乏力，一批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积极为凯恩斯主体寻求出路，由此新凯恩斯主义涌现。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基础（市场非出清、有效需求不足和宏观经济有效）上，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和想法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缺陷出发，通过构建复杂的模型理论，弥补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也正是新凯恩斯学派学者的努力，开拓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方向，推动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的发展。在重塑凯恩斯主义上，新凯恩斯学者主要是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主题上寻求突破，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合同的存在解释劳动力工资价格黏性，在产品市场上利用“菜单成本”和“调价不确定性”来解释产品价格的黏性等。在凯恩斯经典主题上寻求突破，使得凯恩斯主义得到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因此获得新的研究领域与观点。 

经济学作为一门需要指导实践的学科，需要拥有能够对现实客观经济现象解释能力，如果无法解释则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理论基础，对经济学的假设和研究变量做出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学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论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当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发生的经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研究，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够束之高阁，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能够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才具有指导作用。 

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完整的学科，不管研究对象是单个的微观主体，还是整个经济主体，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并不能够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样容易缺乏完整性，也会导致经济学理论缺乏指导实践的基础。现阶段，西方经济学界流行将微观行为和微观假设应用到宏观问题分析当中，而只有利用单个微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构建宏观总量关系，才能算得上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宏观经济学。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步建立，再加上博弈论在经济学之中的应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正朝着统一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直.图像宏微观特征偏序结构一体化表示与相似性度量研究[D].燕山大学，2014.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3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顾一段宏观经济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有种种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他们痛恨宏观经济学缺乏严密性。他们抨击宏观经济学，然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后》一文，点燃了一场将宏观经济学付之一炬的熊熊大火。由他们发展出来的新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标准。与新古典综合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以竞争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热情地坚持所有的决策——家庭的消费决策和劳动供给决策，厂商的产出、雇佣和定价决策，以及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工资谈判——都符合最大化行为。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放弃了刚性货币工资的假设。开始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不完全信息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后来他们又用技术冲击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

这一新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决策现在有了明显的微观基础。但是，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如此原始，以至于它至少很难解释6个宏观经济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对这些有待解决的现象的彻底否定；在另一些情况，该模型提供的解释只不过是兜圈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六个现象分别是：

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如果一个失业工人愿意在其工资低于市场出清的薪水或工资下工作，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一份工作；因此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在新古典模型中，货币政策在改变产出和就业方面几乎是无效的。一旦人们完全预期到货币供给的变化，价格和工资就会同比例变动；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因而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3．当失业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新古典模型提出了一条加速度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如果失业下降到低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加速。如果失业高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连续下降。

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多少储蓄多少以最大化跨时效用函数。其结果是，个人决定的储蓄应当是最优的。但是个人的储蓄行为通常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保险计划，大多数人储蓄不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强制储蓄”计划非常流行。

5．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基本面的过度波动：新古典模型认为，股票价格反映了基本面，即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4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5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 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 capital 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 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 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 to group 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 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 short 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knight,f.h.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m].houghton mifflin, boston, 1921.

 

[2]keynes,j.m.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cml.london:macmillan co.,ltd,1936.

 

[3]keynes,j.m.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vol.51,1937.

 

 

 

[4]pigou,a.c.keynes's‘general theory':a retrospective view [m].london:macmillan gu co.,ltd,1950.

 

 

 

[5]arrow,k.and g.debreu,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j].economitrica,22,1954.

 

 

 

[6]samuelson.p.a.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48.

 

 

 

[7]krugman,paul.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m].new york:w.w.norton,1999.

 

[8]stiglitz,joseph e.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the new keynesian economics.in alessandro vercelli.and micola dimitri (eds.),macroeconimcs:a survey of re-search strateg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9]stiglitz,joseph e.theoriesof wage rigidities.in james l.butkiewicz,kenneth j. koford,and jeffrey b.miller(eds.),keynes'economic legacy: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ies.new york, praeger, 1986.

 

 

 

[10]yellen.janet.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unem-ploy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4,1984.

 

 

 

[11]akerlof,george a.and yellen,j.a near-ra-tion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 wage and price inertia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1985.

 

 

 

[12]kahneman,daniel,and tversky,amos.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s,47,1979.

 

 

 

[13]thaler,richard h.,and tversky,amos,and kahneman. daniel,and schwartz, alan.the effect of myopia and loss aversion on risk taking:an experi-mental tes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1997.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6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 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 capital 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 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 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 to group 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 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 short 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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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微观经济学例7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8

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是物理学家，我们不能说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是牛顿自然哲学观的翻板，但鉴于牛顿自然哲学观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几乎遍及当时所有的学科，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深受牛顿自然哲学观之影响，认为线性因果决定论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现象、建立价值理论的方法论前提就不足为奇。具体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经济现象服从严格的因果决定论

重建经济学价值理论，没有方法论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是牛顿自然哲学观取得巨大胜利的时代，仿照牛顿力学体系建立一门精确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当时经济学家的目标和梦想，而牛顿力学体系中因果决定论的巨大解释力给予了经济学家们极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门格尔在其主要作品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一切事物都受因果规律的支配。这个大道理是没有例外的；并且，我们若要在经验的范围内，去找寻这个原理的相反例子，也将是徒劳无益的。不断进步着的人类发展，不但没有动摇这个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还使人们对于这个原理的使用范围的认识，比从前更为扩大。所以，对这个原理不可动摇的和不断增长的承认，是与人类的进步相结合的。”随后他又指出：“我们人类从这一状态到与此相异的另一状态的过渡，除依从因果规律而外，其他都是不可想象的。”[1]可见，门格尔对于按照因果规律认识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是深信不疑的，其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都强调逻辑推理，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认为经济现象服从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则科学的经济学价值论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线性因果决定论作为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武器

在定义其价值论的第一个支柱———财货时，门格尔就直接运用了因果关系。他认为：“与人类欲望有因果关系的物，我们叫作有用物，我们认识了这个因果关系，并在事实上获得此物以满足我们欲望的力量时，我们就称此物为财货。”[2]从这里可以看出，门格尔把“人类对此物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认识”作为“财货”这一理论范畴建立的前提条件之一。门格尔在定义价值时，也是运用了因果决定论的。虽然他的价值论包含欲望和财货两个因素，但是他的价值论的本质是“一种财货对我们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对这种财货的支配，对于我们欲望的满足，具有一定意义的原故。”[3]这就是说，门格尔的“价值”定义指的是拥有财货对于福利的一种判断和评价，是一种主观的财货价值，即财货的价值就是财货能满足人的欲望。在这种关系中，“财货”能满足人的欲望是因，“价值”是果，门格尔的“价值”定义就这样通过运用因果关系决定论在欲望与价值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既是建立在牛顿自然哲学观基础之上的，让经济学家们感到心满意足；同时，这种价值论又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有着根本区别；此外，这种价值论还可以在经济学说史上找到其理论渊源。所有这一切使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便认为他们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对经济学价值论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给出初始条件就可以推导出主观效用价值论

牛顿自然哲学观认为，只要给出运动的初始条件，依据牛顿力学定律就可以得出物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运动状态。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只要给出经济活动的初始条件，他们就可以得出财货在某一时刻所具有的价值。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初始条件是什么呢？答案不是财货。门格尔明确地指出：“凡是能够完全同样满足人类欲望的财货，哪怕它在外形上是属于不同的类或不同的种，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则是应该将其看成完全同质的财货的。”[4]所以他又说：“经济人在评定财货价值的时候，通常只着眼于支配该财货所能获得的欲望满足的意义；至于使一定欲望得到满足的该财货的数量，则不过是次要的因素。”[5]不过，在评定财货价值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是指的一般欲望，而是“这种财货的具体量的价值，将等于由这种财货的总支配量所预先安排的欲望中的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所具有的意义。”[6]门格尔认为，欲望以及具体财货所能满足的最小欲望，才是具体财货的价值决定原则；并且“这样一个价值决定原理，才使用于一切价值现象，并在人类经济领域内找不着例外。”[7]庞巴维克等其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论述价值决定原理时也大同小异，容不赘述。

二、绝对时空观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鲁滨逊经济

（一）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

由于个别物体的机械运动具有相对性，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必须相对于一定参考系才有意义。惯性参考系必须相对运动的物体而言，它本身是不动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惯性参考系呢？牛顿力学认为有，这就是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牛顿说：“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8]也就是说，绝对空间是绝对的虚空，而且永远绝对地静止着。牛顿又说：“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它又可以名之为延续性。”[9]这就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二）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鲁滨逊经济

在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为了论证财货的用途只能满足人的欲望、人类对此财货具有支配能力，就必须对人类所处的经济社会状态作出严格限定：该社会的财货用途简单明了，只是用来消费的；人类的欲望也比较单一，只需要满足一些生理性的需要；人与财货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不存在一些另外的财货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也不存在人对某些财货的用途不认识；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换关系，更没有复杂的人类社会交往，等等。具备这些特征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形态呢？除了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外，就是作家笔下的鲁滨逊经济。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列出的那些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门格尔以从事最单纯采集劳动的澳大利亚族人为例，他们使用原始森林的野生果获得欲望的满足。有的学者在论及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列出的这些例子时，往往认为这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从人的心理感觉来说明价值问题的。这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是故意采用这些脱离社会的例子，其实这里也与牛顿力学体系一样，是其理论体系的需要。既然价值是一件财货或各种财货对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庞巴维克语），那么这个定义只涉及财货与人的福利，而没有谈到其余的内容，所以与这个定义相适应的经济现象形态当然就很简单。相反，假若以较复杂的经济社会为例，物主福利并不以财货为满足，比如还包括人的尊严、人的能力的发挥，或者说，大量的财货并不是用来满足人的福利，那么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定义就无法说明这些复杂社会的经济现象。只有假设在鲁宾逊社会里，人的经济行为非常简单，几乎就是一些生理需要，财货数量也非常稀缺，那么人从同量物品取得的满足程度才可能是逐渐递减的。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因此，要论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就需要以鲁宾逊社会为例；鲁宾逊经济并不是一种故意虚构，实在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体系的需要。

三、无限细分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个体经济分析

（一）牛顿力学中的无限细分思想

牛顿的力学定律是想给天上的行星和地上的物体建立一个统一的力学体系，那么这些不同物体具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牛顿认为：“整个物体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和惯性来源于其各个部分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和惯性；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一切物体的最小微粒也具有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并且赋有其固有的惯性。这是整个哲学的基础。此外，物体中已经分割开而仍连在一起的微粒，可以彼此分离，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那些尚未分割开的微粒，我们也能像数学上已证明的那样，想象它们是可以分割为更小的部分的……那么，我们就可根据这条法则得出结论说，未被分割开的微粒和已经分割开的微粒一样是可以无限的分割，而且实际上是可以无限地把它们分离开来的。”[10]虽然牛顿也认为物体可分割性要得到实验的证实，但这种无限细分思想还是给牛顿自然哲学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只要我们了解了一个小的物体，那么整个物体的性质就可以从中得出。

（二）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个体经济分析

个体经济分析方法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但是个体经济分析方法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家明确使用的，这在经济分析史上还是第一次。所谓个体经济分析，是指对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和单个市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是指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他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那么，边际效用量又是怎么决定的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首先，每一个进行经济活动的理性人在满足需要时，会确定某种先后次序；其次，在财货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他会选择先满足最重要的需要，再满足一些次要的需要；最后，当他不具有某部分财货时，他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新古典经济学家就把这个最不迫切的那一部分具体需要的重要性定义为该件财货的价值。不仅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认为：“边际效用学说不仅是价值理论的要旨，而且由于它能对一切经济交易提供解释，它是全部经济理论的要旨”，“我们将利用价值理论作为指导来观察和解释在它范围内的一切现象。”[11]从推导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逻辑顺序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是指满足商品需要或交易的单个的人，需要也指的是单个需要。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分析方法之上的。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目的并不满足于对单个人或财货的分析，而是以此为基础，对整个经济现象作出理论解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个体经济分析中得出了边际效用规律后，就认为这是经济现象的普遍规律，认为它适用于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就像牛顿力学规律只要分析了单个的物体，所有的其他物体的运动规律都可以得到解释一样，新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分析了单个经济单位，市场交易中的所有经济现象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想为经济行为求得科学的基础”的目标从而得以实现，经济学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运用这个价值决定规律解释各种不同的经济现象，“边际革命”至“凯恩斯革命”这一期间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就是沿着这一轨迹展开的。

四、牛顿力学微粒（原子）说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经济人思想

（一）原子（微粒）说

微粒（原子）说是牛顿力学的必要补充。牛顿为了给热、光、电等自然现象用力学语言描述，就必须揭示他们背后共同作用的力学机制。虽然他早期也曾接受过笛卡尔的“以太”论，而当他进行深入研究后就抛弃了“以太”论，明显地倾向于原子论的立场了，即试图用原子论的立场解释自然现象背后共同作用的机制。牛顿微粒（原子）说含有较多古代原子论的特征：（1）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万物的始基，原子不再可分。（2）原子有两种属性：大小和形状，但它们很小，所以看不见。它们在数量上是无限的。（3）原子按一定的形状、次序和位置结合和分离，形成万物及其消长。（4）存在着静止的绝对的虚空，原子在其中运动。（5）由于原子不可破坏，故物质是不灭的，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在毁坏中化为乌有。[12]不过，牛顿使这些微粒（原子）具有更多的力学性质，并使它们与力学定律联系起来，从而使他能够断言“整体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起源于粒子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

（二）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经济人思想

经济人思想是古典经济学宝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这份理论遗产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经济人思想，它主要包括两个命题：经济人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牛顿力学把光、电、磁等现象都简单地概括为原子的大小和形状，指出原子是牛顿力学的一种理论抽象；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把经济人视为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的经济行为所作的理论抽象。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除自利的财富欲外，还有其他动机。之所以要排除这些其他动机或因素，是因为它们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经济活动中，唯有增加财富这种目的比其他目的更明确，这种动机在大多数人身上体现为一种比较一致的、强大的力量。就追求财富目的来说，经济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并使自己的谋利行为符合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牛顿力学认为原子是物体的最基本单位，原子在虚空中运动。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视为无数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换中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市场交换的基础是经济人的理。因此，理解市场经济现象最有效的办法是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只有通过研究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才能理解由无数经济人经过自愿交换后出现的市场次序。自利的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展开其价值的前提，而理性经济人参加的市场交易是经济人的活动轨迹，再加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暗含的市场经济体系，三者共同完成了对经济人活动的完整说明。如果说微粒（原子）说是理解牛顿力学的必要补充，那么经济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却是解释整个市场行为的基础。微粒（原子）、经济人都被各自学说视为理论分析的基础。

五、“力”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财货”

（一）牛顿力学中“力”的定义

牛顿为了建立其力学体系，给“力”这个概念下了一个严格而又科学的定义，该定义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力”有所不同。牛顿指出：“外加力是一种为了改变一个物体的静止或等速直线运动状态而加于其上的作用力。”他又指出：“这种力只存在于作用的过程中，当作用过去以后，它就不再留在物体之中。因为物体只需用它的惯性来保持它所得到的每一个新的状态。而外加力的来源则不同，如它可以来自碰撞，来自压力，来自向心力等。”[14]牛顿这里指出的“力”与“惰性力”是不同的。“惰性力”是物体所内在的，只与物体自身有关，所以他说：“所谓物体的惰性力，我的意思是指它们的惯性。”而“力”即“外力”，则是一种“作用”，是“外加的”，一旦外加的作用消失，力也就不复存在。如果说“惯性力”是保持自身运动状态的一种力量，那么“力”或“外力”就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一种力量，该定义中的“力”已经包含了给予物体加速度的含义。

（二）牛顿力学中“力”的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

价值论中“财货”分析的相似性。与“力”是牛顿力学中的核心范畴一样，“财货”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理论支柱之一。同样，牛顿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赋予了“力”以新的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重新定义了“财货”。具体而言，“力”与“财货”之间有以下相似性：两者都是对具体表象的抽象。牛顿抽象掉了产生这种力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特性，不管这是电的相互作用、磁的相互作用、引力的相互作用，或是推、拉、压、碰撞等相互作用，只要这种作用改变物体的机械运动状态，即它给物体以加速度，他就称之为“力”。与此相似，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抽象掉了不同财货的经济特性，不管这些财货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物质的还是个人的，是可转让的还是不可转让的，只要这些财货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像门格尔所说“与人类欲望满足有因果关系的物”，就都统称之为“财货”。两者都不研究“力”或“财货”本身。牛顿指出：“由于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舍弃其实体形式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说明自然现象，因此我在本书中也致力于用数学来探讨有关的哲学问题”[15]由于当时其他物理学分支尚不发达，包括牛顿在内的科学家对产生“力”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这并不影响牛顿的创造性贡献，因为牛顿是从力与物体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即只要这种力对物体的运动产生了作用，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力，至于这种力是如何产生的，牛顿认为并不重要。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财货时，其重点并不在财货本身，不是研究财货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不是研究不同社会财货生产的特殊性；而是致力于研究财货与需要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因果关系规律支配着财货现象。正如前文所述：从新古典经济学财货理论中，我们只知道一些诸如财货是满足人的需要等这些法则的简单说明，却看不到层次分明、论证有力的财货概念运动过程。两者都从可衡量的角度进行了精确研究。牛顿并没有把物体间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叫做力，而是把力只看作是改变物体机械运动状态的一种相互作用。因此，他所定义的力的概念乃是精确的可以度量的一种物理量，即可以通过物体移动的距离与时间计算出“力”是多少，从而克服了以前许多关于力的模糊定义。同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属于经济学范围以内的财货，即经济财货时，认为“它包括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直接能用货币衡量的东西———这种衡量一方面代表生产这些东西的努力和牺牲，另一方面代表它们所满足的欲望”[16]经过这番转换，马歇尔和所有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共同使货币成了衡量财货价值的统一标准。

六、加速度与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边际效用

（一）牛顿力学中的加速度

任何运动的变化，无论是速度的增减，还是方向的更换，牛顿都称之为运动的加速度。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是这样表述的：“运动的改变和所加的动力成正比，并且发生在所加的力的那个直线方向上。”[17]牛顿这里所说的“运动的改变”，用今天较精确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动量对时间的变化率”，即加速度。所以，物体的加速度与作用在一物体上的净力成正比，与净力的方向相同。根据第二定律，物体加速的原因就是非平衡性作用力。作用在物体上的外力越强，产生的加速作用就越大。用数学语言表示，加速度是速度对时间的一阶微商。牛顿根据运动第二定律，还解释了为什么在地面上一切物体自由下落均有相同的加速度：因为物体下落的加速度与物体的质量无关，仅与地球的质量和它的半径有关。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一个密度均匀的规则球体，那么在地面上的高度相同的任何地点这一加速度的大小都是一个常数。这表明，一切物体均以相同的加速度作自由落体运动。

（二）加速度与边际效用之间的相似性

其一，加速度和边际效用都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A•P•弗伦奇在《牛顿力学》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深入一些去讨论这样量，它在联系运动本身（运动学）和由力控制的运动（动力学）方面，证明是起关键性作用的。这就是加速度。”（弗伦奇，1980）在牛顿力学中，“力”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力学就是研究力的大小、方向、运动轨迹等。但“力”的大小是怎么衡量的呢？牛顿第二定律给出了答案：作用于一物体上的力的大小与物体的加速度成正比。因此，加速度就成为了衡量力的重要工具：要测定任何力的大小，只要测定该力作用下的加速度即可。所以，加速度成为了牛顿力学中的核心概念。正如加速度是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一样，边际效用也是效用时间的变化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价值决定原理，要知道一物品的价值，就必须知道该物品满足人的最不重要需要时的效用，这种“最不重要需要”或“最小需要”就是边际效用，因此边际效用就成为衡量物品价值的尺度。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其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个基础的支柱就是边际效用定律，有些学者把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是有其科学根据的。其二，加速度与外力作用成正比，边际效用与财货数量成反比。牛顿第二定律揭示力和加速度的数量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的边际效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庞巴维克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决定价值的根源，并寻求这些边际效用量本身是由什么情况来决定的。答案是：它是由需要及其供应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他又指出：“只要把这条规律简短地写出来就够了。这一规律是：需要越广泛和越强烈，边际效用就越高；需要越少越不迫切，边际效用就越低。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另一方面，能满足该需要的物品量越少，则得不到满足的需要阶层就越重要，因而边际效用也越高。反之，需要越少和越不迫切，而能够用来满足它们的物品越多，则下层的需要也可得到满足，因而边际效用和价值也就越低。也可以用一个近似而不太精确的方式来说：有用性和稀缺性是决定物品价值的最终因素。”这就是说，财货数量与财货满足需要的程度是决定财货价值的两大因素。[18]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外力作用于加速度是成正比关系，而财货作用于边际效用是成反比关系。

（三）加速度和边际效用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是恒定的

在牛顿力学中，地球上一切物体都以相同的加速度作自由落体运动。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价值论中，物品的边际效用似乎本来是不相等的。例如，完全相同的物品，对不同的人就有完全不同的主观价值；一堆相同的物品，对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边际效用；一堆相同的物品，当用作不同的用途时也会出现不同的边际效用，等等。既然边际效用是决定价值的根本尺度，而边际效用本身却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维塞尔对此有明确的论述：“用价值来计算以代替用效用来计算可以使经济计算简化，这已随着经济状况的发展而愈明显。当效用公式日益变得更加令人厌烦而又更不明确的时候，价值公式却变得更加广泛和统一化，尤其在加入成本问题之后。这一点我们以后要讨论到。在货币成为交换媒介的场合，人们为了贸易的目的，对所有东西都同样按其货币价值来计算；所有的效用，尽管变化无穷，都用货币价值来计算，每个货币的价值彼此完全相等，而出现在计算中的货币价值则为同一单位的倍数。”[19]这就是说，当边际效用本身是不确定或计算太复杂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以货币的价值作为计算物品边际效用的尺度，而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及对任何人都是不变的。

七、作用、反作用定律与供给、需求决定均衡价格理论

（一）牛顿作用、反作用定律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9

摘要：把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划分为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阶段，然后阐释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和联系。从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核心理论等不同方面对比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角度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都是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资源配置的选择，对正确引导初学者认识和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花球.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厉以宁.西方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崔冬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41-42.

宏观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个体的行为及运行规律的科学。经济社会个体的总和构成经济总体。因此，由个体的一般规律就有可能得到经济总体的一些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分析了市场的需求、供给、供求均衡及供求变化对均衡的影响。

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需求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关系。对应需求曲线D为负斜率。供给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对应供给曲线S为正斜率。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市场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供不应求，价格会上升。市场通过价格杠杆作用的调节趋于均衡点E，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数量为Q0。如图1所示。

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或供给变动时，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改变，对应的均衡改变。如消费者收入增加，对于正常品而言，需求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为D1。均衡点为E1，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如图2所示。再如，生产成本下降，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为S2。均衡点为E2，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2，均衡数量为Q2。如图3所示。

二、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从图2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上升到P1。由于经济社会大部分商品属于正常品，就经济社会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1。均衡数量一方面是生产者的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考虑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退出，只考虑现有产品。供给量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需求量增加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消费者收入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上升。

从图3可以看出，当生产成本下降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下降到P2，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2。说明生产成本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引起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有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在经济社会中，生产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却一般是上升的。如果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成本下降高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引起的成本上升，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

三、由微观经济理论到宏观问题的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消费者收入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但提高消费者收入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削弱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会使价格水平下降，提高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

古典微观经济学例10

概括起来，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宏观经济思想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为现实中出现或存在的经济事件和经济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问题导向”的。

综观整个%"世纪，我们不难发现，当经济活动中出现某种新的经济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首先直接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进行解释；当这种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或现实向经济学家们提出挑战并现行的理论时，就会激发新的经济理论产生或旧的理论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观经济学中的“旧派”与“新派”的争论。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是，“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经济问题，于是又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西方经济学就是沿着“经济问题———经济理论———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经济理论？？”这种轨迹在发展演进着，而每一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导理论的形成过程都有一个“三部曲”：经济问题———经济政策或政策思路———经济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于%"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因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年代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和’"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处处碰壁，而这两个大的经济事件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较好地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并被发达国家政府运用得得心应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发达国家诱发了高通货膨胀，随后又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面对这些新的经济病症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陈出新”，但是，世纪的经济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了政府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和耶伦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2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

20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英国，产生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英国是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库”和研究中心。在！"世纪前半叶，英国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如希克斯、罗宾逊夫人、庇古、米德、哈罗德、卡恩、罗宾斯、斯拉法、斯通等。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只是凯恩斯思想的学习者和追随者。EFGH年，加尔布雷思在回忆“凯恩斯思想如何来到美国”时说：

凯恩斯《通论》于EFJG年！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星期后在美国出版。《通论》“在英国剑桥吹响的号角能够在美国麻省剑桥很清晰地听到。哈佛大学是凯恩斯思想传到美国的主要通道”。当时在美国、尤其是在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白天仍然在教旧经济学（指古典经济学———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从EFJG年开始的几乎每个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讨论凯恩斯学说”。［E］（AFJ）那时候的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是由于解释和运用凯恩斯《通论》的理论而成名的，如萨缪尔森、汉森、哈里斯等。

从！"世纪H"年代开始，宏观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纪下半期，从著名经济学家群体规模、经济学流派的数量、经济学说的影响力等指标来看，美国都超过了英国。自EFGF年开始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JK届，共有HE位经济学家获得这个大奖，其中美国获奖者JK位，英国只有L位。

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在世的经济学家，不颁给已故的经济学家；并且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到获奖一般要间隔E"年以上，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对！"世纪下半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颁奖。

!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繁荣中心的转移。自EF世纪头E"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一直在英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国。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2+,M1>,9-//）、威廉·杰文斯（N-//-18+,12/&;#&O$2%）、阿弗里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和地位是！"世纪H"年代以前的美国经济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移到了美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就随之移到了美国。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领先，经济问题的出现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领先，由“问题导向”的经济学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领先。经济制度和经济环境是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发达的经济学只能产生于发达的经济，落后的经济不可能产生出先进的经济学。

3向古典传统复归。

在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舞台上，宏观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就像演唱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介绍众多明星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有些流派在经济学舞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有些流派则是匆匆过客，如！"年代早期出现的供给学派。这些流派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分歧。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争论和分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外乎这样几个问题：

（1）经济能否自行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或各类市场能否自动出清？

（2）价格、工资和利率是否是弹性的？

（3）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

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经济活动是否应当实行自由放任？

（5）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关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吗？

古典经济学的宏观体系对上述’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凯恩斯革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是全盘否定的回答。但是自$"世纪（"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逐步得到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进一步把古典传统发扬光大。$"世纪！"年代以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纪上半期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的重演。）"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关注程度。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因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使得这种复归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复归，是一种理论层次提升的复归。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承认，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经济当事人可能会误解价格信号———把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误解为他所在的市场的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和决策，这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市场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在$"世纪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考虑到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和基本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向古典经济学回归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引起西方宏观经济学向古典传统复归：（#）西方发达国家$"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后果，尤其是公共经济的扩张以及与私人经济争夺市场，引起私人所有者日益不满，宏观经济学的“古典化”就是对这种现实的一种反应。（$）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和！"年代的滞胀，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纪下半期的发展总体上是良好的，尤其是没有再出现%"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以美国经济为例。如果按照#））$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美国的实际亿美元。

20世纪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大高于前半期！。这种不错的经济表现重新唤起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的解体和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有效”的基本信念。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版（#））！年）中认为，$"世纪是“市场的胜利”的世纪，因而他为他的《经济学》第！"版确定的主旋律是“市场再发现”。“世界各国正在重新发现市场这种资源配置工具的巨大功能。最令人瞩目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中国计划体制的改革。一国又一国开始抛弃指令计划而转向市场。？？在市场经济国度，市场机制同样也得以重新发现。许多国家对产业放松管制，或将以往划归公共部门的产业私有化。其结果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因为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而价格下降了。各国还将市场原则应用于新兴领域，如污染许可证交易，无线电频道拍卖，等等。新晨

4出现了融合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