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1

英国的新古典主义文学虽然沿袭着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但它还孕育了一些自身独有的特色，虽然它的发展规模不及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运动，但是它作为一次文流，更加符合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特征基本包含两个方面：对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论的仿效与发展。

一、写作规则的遵守与超越

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写作规则的极度重视。这主要体现在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评论家们都极其保守，他们主要将眼光局限于由贺拉斯和意大利人对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文学批评原则的解读所形成的规则上。例如：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布瓦罗不仅指出最好模仿哪些古典诗人，而且为各种文体、诗体制定了规则。甚至对诗人该怎样写每一行诗，何时停顿与连续，何时以元音结尾都做出了规定。而且按照规则所有戏剧一定要遵循“三一律”。法国新古典主义这一文学主张也对英国同时期的文论家产生了影响。当新古典主义在英国牢固建立起来的时候，亚历山大，蒲卜发表了他的《新批评》，他一心一意追随法国新古典主义，阅读蒲卜的著作就像置身于布瓦罗的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世界里。他说“自然对于一切事物规定了恰当的限度，对高傲的自命不凡的才能明智地加以遏制。这种自然不是浪漫派所设想的自论文联盟然。她是标准，规则，用以约束的羁绊。”

然而，英国文学评论家对规则的态度又不像法国那般教条主义，因为当时大多数英国的重要评论家都是注重实际的诗人与剧作家，他们不倾向于制定绝对的标准而是注重观察在实际写作中的合适的策略。他们虽不期望打破规则，但他们也容许个人才能的发挥以及对规则适当的变革。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三一律”的变革。德莱顿在《悲剧批评的基础》中首先指出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三一律”的冲突。在历史剧方面，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是超出24小时的，并且它们的行为(情节)也不是单一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英国的喜剧的行为也均是双重的，而且这些喜剧“使我们获得了变化多端的乐趣”。约翰生在他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结合莎士比亚的剧本对“三一律”的时间和地点的整一予以痛击。新古典主义者提出：演戏就要逼真，既然如此，第一幕在一个地方，第二幕就不能换做另一个地方。约翰生痛斥说：“舞台不过是舞台罢了，观众绝没有以为它就是亚历山德里亚，既然如此，把它的第二幕叫做罗马，又有何不可?时间的整一律也没有一个合理的基础，万事万物中，时间对于幻想是最唯命是听的，幻想几年度过和几小时度过是同样不费力的事。在回想中我们很容易把实际行动所需要的时间加以压缩。”

三、文学创作中理性和想象的结合

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理性的推崇。首先，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朗基努斯。“因此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家都恪守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在文学领域里他们把‘理性’这一概念延伸为‘合情合理’的任何事，一切都要以‘理性’为准绳”。二是把“理性”提高到道德准则的首要地位。三是把理性转化为权威和不变的标准。他们把一切不符合常理的事物都视为荒唐放纵，并且把判断力提到了比想象力、创造力都重要的层面，呼吁应该用判断力限制后两者的发挥。例如布瓦罗曾说：“诗人应该‘避免偏激过分’而力求合乎情理。”总而言之，诗人要运用理性在自然中发现真理。

英国的文艺批评家虽然也重视理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表现了对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肯定，因而他们不像法国批评家那般唯理主义。例如德莱顿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强调在艺术创造中想象与理性的结合。此外英国批评家都对莎士比亚的戏剧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德莱顿说过，莎士比亚不需要戴上书籍的眼镜去窥察自然，他向内心一看，就发现自然在那里。约翰逊比德莱顿的赞赏更加明确，他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称作是人生的镜子。他们的论述同法国新古典主义者要求描写“合情合理”的事是相冲突的。这表现了他们对文学中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赞同。

四、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人物性格塑造

法国文艺评论家遵从理性，认为满足理性的东西必然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所以美也必然是普遍的、永恒的。而人的合情合理性就在于他的普遍人性，这样新古典主义者对人的要求不是个性化的而是公式化的。

英国文学评论家德莱顿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一首诗中的所谓性格是指人物身上先天获得的某些倾向，那些形象在戏中推动和带动我们去做好的、坏的、或者不好不坏的行为。”他说：“性格必须很明显”，“与人物适合、相符”也就是说，必须与这个人物的年龄、性别、地位以及性格的其它的一般因素适合。性格还必须与历史和传说留给我们的一些关于人物的知识相似。但是在肯定性格的塑造要做到“合适”外，他还提出了人物的性格塑造要表现个性。他引用了贺拉斯的话：“性格是一个人与别人相区别的东西。”因此人物塑造要表现共性，更要表现个性。这同法国新古典主义一味要求人物性格单向的公式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另外，约翰生在评论莎士比亚时也提出了：“莎士比亚因为忠实普遍的人性，因

转贴于论文联盟

而受到一些见解狭窄的批评家们的责难。邓尼斯和莱莫认为他所写的罗马人不够罗马味。伏尔泰也指责说他的国王不是十足的帝王味(指《哈姆雷特》中那个篡位的丹麦国王克劳底斯被写成杀兄娶其妻的醉汉)。其实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永远把人性放在偶有性之上。只要他能抓住性格的主要特征，他大可不在乎那些外加的和偶有的区别。他的故事情节需要罗马人和国王，他知道罗马和其他城市一样，都有各式各样的人。他愿意把他所写的篡位者和凶手不仅写成面目可憎而且写成可鄙可笑。他也可以给国王加上酗酒者论文联盟的特点，因为他知道国王也和普通人一样爱喝酒，一个诗人有权利忽视国家和身份这些不重要的区别，正像一个画家只要把身材画得令自己满意，就不在乎衣服画的如何了。”这体现了约翰生对指责莎士比亚的批评家的反驳，因而赞成人物的描写应该有偶有性而不全是共性。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衡派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之上“昌明国粹”，与林琴南们之出于卫道的热情而攻击新文学有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学衡派并不具有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意味。这一点，与学衡派同时代的周作人看得十分明白，“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3］学衡派的文学观念代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期中的一种平和、稳健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抉择，它并未栖息于国家政权的巨大身影之下。因此，在与政治的关系上，学衡派与古典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而被许多论者视为现代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之枢纽的新月派，实际上却由一批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前期多持纯粹艺术的立场，后期虽涉足当时的文艺思潮论争，却强调文学家必须坚持人格的自由。即使是被认为最具古典主义特征的梁实秋，也拒绝依附于政治、权威。他认为“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约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所以，它要求“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4］京派作家更是力图超越急功近利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文学选择，疏远于国家意识形态，从容高蹈，专注于“纯正”的文学趣味，默默地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可以说，无论是学衡派、新月派，还是京派，都少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和为政治服务的意图，都没有直接依托于政权。正因为这样，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与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这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隙。

二茅盾认为，“古典主义只是理智的文学，没有热烈的情绪，不许奔放的想象，并且只是贵族的娱乐，描写着贵族的文学”。［5］这道出了古典主义独尊理性的特征。古典主义思潮推崇理性，其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惟理主义。笛卡尔将理性视为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照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心智活动，也应当受到这种理性原则的无情宰制。因此，感觉和想象力被视为杂乱的、变幻的、足以使人类精神活动招致欺骗的根源而遭到敌视和排斥。这种惟理主义乃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知识依据，诚如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所说的那样，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理性”拒斥感觉和想象，同时又表现出群体理性、政治理性的特征，显露出清晰的意识形态的专制面孔。学衡派之重视“理性”跟惟理主义观念很不一样。

以吴宓为例，他毕生追求“真情”与“至理”的统一，而对安诺德“诗专重理智思想而不及情感”的看法不以为然。他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古学派(一译古典派)之伦理的主张，乃一各种性行元素之调和融洽……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之上品，如荷马之诗，苏封克里之悲剧，以及桓吉尔(Virgil)之诗，其描写感情想象非不强烈，岂仅专重理性者。……后来之新古学派及伪古学派，特重一偏之理性，致由浪漫派之反动，专务提倡感情及想象。写实派继浪漫派而兴，复趋他一端，专主以冷静之头脑，观察社会人生之实况，详加描写，不参己见，其所重者乃为科学之理性。”［6］吴宓称古典主义为“新古学派”和“伪古学派”，因为它“特重一偏之理性”，所以对之持否定的态度。(朱光潜也称这种惟理主义的、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为“假古典主义”，并视十六世纪意大利人维达(Vida)的《诗艺》、十七世纪法国人布瓦洛(Boileau)的《诗艺》、十八世纪英国人蒲柏(Pope)的《批评论》为“假古典主义”的三部法典”。［7］)吴宓强调诗与文“各该表示思想及情感，兼有其二，不废其一”。［8］显然，在文学观上，吴宓是反对惟理主义观念的。新月派提倡的是理性节制情感，借用朱自清评价闻一多诗歌的话来说，就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即便是被有些论者称为古典主义理论家的梁实秋，也只是反对过分推崇情感，不赞成把情感直接当成文学本身。京派提倡“理性与情感”的协调，其“理性”并不排斥情感，不过是针对当时文坛上情胜于理的普遍状况，针对情感过分外露的感伤主义倾向，要求“和谐”与“恰当”，其着眼点在于“艺术的完整”。比较而言，在布瓦洛的理性原则的强力框范之下，古典主义作品通常讲述的，乃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对的最终克服，而非理性终归要让人身败名裂，这无疑是一种理性专制主义姿态;而京派批评家所要求的，却是对裸的情感宣泄的适当“节制”，是“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9］沈从文、李长之、朱光潜、萧乾、李健吾、废名、叶公超、常风等人，均反对文学创作中过分的“热情”，而不排斥感情。至于京派开创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的事实，则早已广为人知。西南联大诗人穆旦、冯至、袁可嘉、李广田等的反“感伤论”，也和京派的主张相类。如果把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这种“理性”不加区别地简单等同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古典主义思潮所推崇的“理性主义”，甚至习惯于拿中国文学史机械地比附西方文学史，就很可能要冒牺牲中国现代文学史自身真实性的危险。西方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者坚信，合乎理性原则的伟大作品早已在古代诞生。拉布吕耶尔曾一口咬定: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p#分页标题#e#

在古典主义者那里，文学典范早已存在，艺术的全部规则都已为前人创制，后世文学须服从权威，匍匐在在经典的律条下反复揣摩、不断仿写。“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10］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学衡派，还是新月派，都没有掉入这种僵硬的泥古窠臼，京派更是以独具魅力的文学创作实绩，为中国文学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新质。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古典”的赞赏，更多的是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把从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作为创造的基础，而不是拜倒在某些典范和类型的脚下。例如沈从文，废名等作家，在文体上多有实验和创造，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史常识了。新月派关注诗的形式，因而屡遭“形式主义”之讥。闻一多的“带着脚镣跳舞”，是对“艺术自律”的强调，也是对新文学初期的白话诗以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趋势的反拨。当时许多新诗作品粗制滥造，让人生厌，新月派提倡创造诗歌的新格律，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了新诗本身存在的弊端。这种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目的是力图在传统诗词的形式彻底破坏、无形式成为了诗歌的唯一形式之后，探索和建构新诗的形式美。闻一多反对在创作上的任意而为，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方面多有创造性的建树。他提出的诗歌“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就是对诗歌语言形式的具体要求。新月派的诗歌格律运动与其说是古典主义式的模拟经典，不如说是恰当地运用传统资源的一种创新。从题材方面来说，古典主义钟情于反映上层社会的生活，不屑于描写下层社会的生活，具有鲜明的贵族化色彩。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以见到。京派与此迥乎不同，甚至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眼光注视着“乡下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有所贴近，文学视野较为开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刻画出了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其题材多取自下层民众的生活，体现出对小人物的关怀，而上流社会的教授、绅士倒成了被讽刺嘲弄的对象。

要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看不到对具体的经典的推崇与模拟，现代作家中，也没有人在主观上企图或在客观上做到了确立文学创作的规则与律条。不消说，就像许多论者详加梳理过的那样，学衡派、新月派、京派与“古典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间接的关联，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之处除了与古典主义的内涵之间的裂缝难以弥合之外，而且无论从理论构建、规模，还是从作品来看，它都无法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

首先，它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便是被一些论者认定为古典主义理论家的梁实秋，实际上也是受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文艺批评论》、《偏见集》等著作，虽然表现出与古典主义的种种联系，但大体上是坚持从文艺本身出发、从创作的规律出发谈创作，毕竟没有照搬或创制一套完整的“古典主义”理论。不能用梁实秋的理论表白来代替其创作实践，更不能用苍白的逻辑推理代替对其文本的细致分析。更何况任何文艺思潮都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边界，就算是有了思想家、理论家的某些思想言论，也并不意味着就有了文艺思潮本身。

其次，文艺思潮应该是有一定规模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结合的文学运动，而在现代中国，并无规模较大的古典主义文学运动。以新月派为例，它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团体，无非是一帮自由知识分子自愿地处在一起，“既无思想纲领，也没有奋斗目标”，“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凭着兴趣写点文章，谈笑作乐而已”，但是在“现代性”之类的知识框架下，有论者把新月派视为其成员之间有着高度一致性的现代中国的古典主义大本营，而“实际上，他们的情况远不像我们从前所估计的那样奥妙复杂”。［11］将学衡派、新月派、京派捆绑为一脉相承的集团，则显得更为勉强。

最后，然而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目前所见到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著述，大都不能从学衡派、新月派、京派的作品分析出发，去说明相关问题，去作出新的阐释，甚至不能明确地列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古典主义”作品。远离作品而得出的相关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三现代中国虽未出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古典主义一词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了描述功能。我们可用广义的古典主义或“古典主义倾向”来概括中国现代文学中某种家族相似性———一种重视传统的文化理念与和谐、静穆、均衡、节制的艺术风貌。吴宓、朱光潜所说的“古典”、“古典主义”，其实正是这里所界定的美学风格上的“古典主义倾向”。在《什么是古典主义》一文中，朱光潜所探讨的“古典的”及“古典主义”，即为“古典主义倾向”，而非“古典主义思潮”。［12］从梁实秋本人对“古典”的理解来看，他也并没有把“古典”和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混为一谈，其“古典”意指在立足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梁实秋指出:“‘古典的’与‘浪漫的’两个名辞不过是标明文学里最根本的两种质地。这两种不同的质地可以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土同一作家甚至同一作品里同时存在。”［13］他不把“浪漫的”与“古典的”理解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他所反对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滥情的极端浪漫主义。

1924年，本来信奉极端浪漫主义的梁实秋，在听了白璧德的课后，感慨良多，深为折服。他“开始自觉浅陋”，“对于整个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像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14］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本人并没有认为自己从浪漫主义转到了古典主义，而是受到古典主义的启发，从极端浪漫主义中走出来了而已。新月派的古典主义倾向表现为重视艺术规则，追求均衡、和谐的审美理想;既视情感为艺术的生命，又反对毫无节制的滥情。京派的古典主义倾向则表现为和谐、平静、准乎自然的审美风貌，浸润着东方式的静穆的艺术神韵。现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古典主义倾向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首先，20世纪初，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急剧膨胀，物质功利与人文精神的矛盾日趋激化。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吴宓、陈寅恪、梁实秋等，开始认识到物质主义的滋长，可致“人欲横流、道义沦丧”。［15］而新人文主义力图复活古典人文精神以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之弊，主张以道德理性节制情感，提倡和谐、均衡的美学原则，这就无疑成为学衡派、梁实秋之信服新人文主义的重要原因。其次，随着新文学本身的发展，一些人开始反思新文学运动的得失，要求吸取中国传统文学的养分，重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复次，政治局势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也使得不少作家向往稳定、渴盼安宁，因而把传统当作了精神的栖居地和心灵的避风港。最后，当浪漫主义的发展已到滥情与颓废的境地，艺术本身的品位已令人不满，那么，古典主义倾向作为对极端浪漫的一种制衡，其出现就是势所必然的了。#p#分页标题#e#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3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思想不断地涌入到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影响，潜移默化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不少学生因缺乏判断力，容易被消极负面的思想所误导，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发展以及思想道德的形成。鉴于这种情况，特别需要高校从思想层面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积极作用。[1]

一、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思想教育的意义

我国近两年发展起来的国学热，体现出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不断重视，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通过古典文学教育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条件。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备了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借鉴性、流动性的特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借鉴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资源为自己所用，从而提升自身的教育效果。尽管古典文学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但二者在教育意义层面是共通的，对于大学生的德育和美育工作是统一的。古典文学背后蕴含的强大情感昭化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忽略的地方，深入地挖掘中国古典文学背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人文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古典文学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古典文学的内涵和特征

为了研究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古典文学所包含的人文内涵以及精神特征，更加深入地了解古典文学的本质。那么古典文学教育的思想内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古典文学教育的内容着手，中国的古典文学广义上来说是指从先秦到清末所有的中国文学内容，包括的内容非常多，诸如作家、作品、文学事件、起源与发展历程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其表现形式也非常多，从诗歌、小说、散文到词、曲、赋等，题材非常丰富。[2]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有哲理性、教育性、情感性、道德性和美感性。其哲理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理性之美，特别是探索真理、揭示事物本源的特点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好的帮助，能够促进学生探索真理，激发学生主动思考;情感性也是古典文学的主要特点，很多古典文学中含有丰富的情感内容，有的关乎国家命运，有的饱含了作者深沉的情感关怀，这种情感力量对大学生来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道德性主要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历史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弘扬人文精神是古典文学的典型特征，很多古典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视对人物历史事件的道德审判，这种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是古典文学的显著特征。

（二）古典文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影响

1.古典文学对当前社会的解读与时俱进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学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落后的封建思想而与社会相分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古典文学内部出现了非常多的新型学派，他们通过古典文学的理论解读当前的很多社会现象。透过古典文学的理论更加清晰地看待这个世界，能够对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是一群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古典文学教育对于社会现象的全新认识能够被广泛地运用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这种与时代结合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影响大学生思想文化思潮的推动和价值观念的养成。特别是现在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大学生会产生多种不良的情绪，而很多古典文学也恰恰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创作出来的，古典文学对于社会的解读有时候恰好符合了当下大学生的心理情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古典文学教育能够促使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

当代的大学生是一群追求创新和个性的年轻人，古典文学教育的引入能够使得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形式得到创新，古典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潜在的思想教育功能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教学的理念、内容、模式的改革上，具体表现在：首先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解读，古典文学的加入能够极大地丰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也符合了当代大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能够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古典文学教育为大学生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将古典文学教育纳入到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学内容中，不仅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3]其次是教育方法，古典文学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教育毕竟不是同一学科的教育，古典文学的引入必然会影响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形式、内容、方法的改变，通过古典文学资源中思想教育资源的挖掘，以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教育的导入点，提高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是古典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积极影响。教育方法的改进能够不断地深化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为根本，积极开展古典文学研讨、朗诵等活动，通过多媒体技术等新兴的教学方法拓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教学范围，纵向扩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内涵。

3.古典文学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

古典文学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更加注重学生思想层面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理解和接受，是当前古典文学教育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难点，也是影响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古典文学发挥其人文内涵的特性，将教育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是其实现思想教育目的的手段。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充分发挥古典文学的精神，构建多维度的思想教育的环境和氛围，通过让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过程，全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烈女传》中孟母三迁的典故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同样，大学生思想教育也需要一个合理的环境。这种来自教育层面的环境对于实际的大学生思想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我们要突破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积极拓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理念，尤其加强对思想道德的重视，利用多平台的优势营造一个多维度的教育环境和空间，充分地调动一切教育的资源和力量，营造一个合理的思想道德教育氛围，从而全面地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其次是通过古典文学中精神方面的教育，加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从思想层面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不断地汲取古典文学的精华，充实当前大学思想教育的工作内涵，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实际工作效果。

4.古典文学能够增加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

所谓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即一定要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古典文学结合时代的发展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理论意义。[4]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融合的时期，世界的多元化发展带给年轻人很多的思想冲击，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也逐渐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古典文学与时代相结合就是注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鼓励他们在学习古典文化的同时，不忘古典文学知识中的哲理性和科学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古典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严谨和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就是在历史的变革中不断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特性，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中国的古典文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古典文学除了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外，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而这种哲理性又大大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科学性。

结语

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核心观念就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教育，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其积极强烈的感染力反映着中华民族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古典文学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来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对古典文学的解读能力，充分地挖掘古典文学的人文内涵和特征，研究其对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进而全面地提升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综合水平。

参考文献

[1]杨洪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4

巴洛克艺术从文艺复兴艺术尾声发展而来，在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方美术发展史来看，巴洛克艺术曾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以后衰弱的表现。直到19世纪末，李格尔（1858—1905）提出了“艺术意志”的概念①，反对用既定的标准来衡量某种艺术价值，从而为学术界对巴洛克艺术的重新审视开创了先河。贝尼尼（1598—1680）作为巴洛克艺术创作的重要人物，是17世纪意大利乃至世界最伟大的美术大师之一。其雕塑除保留了古典主义审美特征外，还显示出现代艺术的萌芽，尤其在雕像衣纹的处理方式上更具备现代性。本文单从贝尼尼雕塑的衣纹处理手法，谈谈巴洛克对古典艺术的解构以及对现代艺术的启示。

一、贝尼尼雕塑衣纹处理方式的继承与突破

文艺复兴后期，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在欧洲共存，几乎伴随着整个17世纪。从“罗卡伊”风格阶段至新古典主义回归时期，巴洛克艺术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巴洛克在这段时间作为主流艺术发展，但在某些造型形式和处理方式上仍带有显著的古典色彩。笔者从贝尼尼雕塑的衣纹处理手法来谈谈巴洛克艺术的两点审美特征。

贝尼尼雕像的古典特征主要体现在形体结构、比例关系及质感塑造上。如贝尼尼在1669年创作的《被祝福的露德薇卡》这座雕塑，人物衣纹随着人体姿态转动而涌动，变化丰富。衣纹的附着感虽然不是很强，但布褶转折关系合理。雕塑表面打磨精细，没有留下任何凿刻痕迹，衣纹局部结构刻画细腻，力求古典主义真实、清晰的美的表现。在布纹的质感处理上，与古典雕塑同样逼真，如果从局部处理方式来看，几乎辨认不出那是古典主义雕塑以外的作品。另外，贝尼尼的雕像在人物脸部与肢体的处理上与米开朗琪罗等古典主义大师接近。雕像的精确造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古典主义遗风，特别是希腊化时期的风格在其作品中得到明显反映。

尼采曾断言：当古典主义艺术变得过于苛求、过于严厉时，巴洛克便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出现。尼采的言论是否偏颇暂不讨论，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对巴洛克艺术的古典主义遗风还是有所认同的，在他眼中巴洛克艺术更像是古典艺术的另外一种表现，就如静止的衣纹和风中的衣纹表现出的形式不一样而已。从贝尼尼雕像《被祝福的露德薇卡》的衣纹处理方式来看，人体与布纹的关系不如古典雕像那么紧密，衣纹深度夸大，转折更激烈，但在衣纹细节处理方式上，贝尼尼雕像与古典雕像差异并不大。古典主义艺术家崇尚人体形态，艺术作品对的表现占据绝对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古典雕塑中衣纹的次要性。而在贝尼尼的雕像中，人物的着装、发型，甚至人物躺着的床垫都是作品的主体之一，人体与人体以外的东西需要同样重视。也正因为贝尼尼同时强调了人体与着装，其雕塑的整体效果与古典雕塑相比更具“模糊性”，与古典雕像强调的“清晰”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古典主义雕像在衣纹处理上更多服从肉体的话，那么贝尼尼雕像的衣纹更多地在服从整体，衣纹在贝尼尼的眼中显然与肉体同样重要。由此可以判定，贝尼尼雕塑在继承古典主义的同时，在作品局部处理方式上又有所突破。

从风格方面分析，贝尼尼雕塑作品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传统，其雕像比例恰当、结构科学、动态优美，同时又有新的突破，他极力追求雕像的运动感以及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重视明暗对比。贝尼尼在处理人像部分以外的形态时，手法夸张。如在雕像的衣纹、头发以及附属装饰的处理上，强调局部结构，减少体块的过渡。在单一光源的照射下，素描关系较凌乱，但整体上更能形成一种“轻盈”的视觉效果，这与古典雕塑追求体量感形成鲜明对比。从这点看，也证实了“古典主义强调匀称；巴洛克艺术强调一种主要效果” ②的说法。从雕塑的衣纹处理上看，贝尼尼在表现衣纹时，结构夸张而富有变化，甚至很难找到确切的规律或走向，但人物主体如五官、的手脚和躯干表现非常有序，与衣纹的“无序”重组，给人一种全新的“混合”视觉形式，并产生特殊的运动效果，尤其在贝尼尼晚期作品中，衣纹处理随性自由，在后期雕像的衣纹处理当中，同样的“单元形式”不断重复，装饰特征明显，并逐渐趋于格式化。

综合以上分析，一方面，贝尼尼雕塑继承了古典艺术的崇高精神。另一方面，其雕塑形式表现出强烈的装饰主义色彩，从中能够找到许多现代雕塑的特征。从形式方面研究，沃尔夫林（1864—1945）认为巴洛克艺术相对于古典艺术来说是“骚动”的：“它既不是古典艺术的复活，也不是古典艺术的衰落，巴洛克艺术是一种与古典艺术完全不同的艺术”。单从形式的角度分析，沃尔夫林的论断似乎合理。但是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分析，任何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孤立地在某个方面来衡量某种艺术特征就显得过于武断，像巴洛克这种紧随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和古典艺术完全脱离关系，尤其是贝尼尼的人物雕像，有很多古典主义特征。以贝尼尼的代表作《阿波罗与达芙妮》为例，人物形体舒展，动态激烈，但是人物的表情依然恬静，嘴巴微张。这种处理手法让人不禁想起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拉奥孔》，同样是描写一种“奋力”的动势——动作夸张，体态扭曲。但在人物面部表情的塑造上，都表现出一种相对“肃穆”“端庄”与“崇高”的情怀。唯一不同的就是在衣纹的处理上，《阿波罗与达芙妮》展现了衣纹在运动中的飘逸感，强调雕塑整体的动势，而《拉奥孔》还原了摆在室内一组静物的台布，强调雕塑的永恒与稳固。前者更多地表现韵律和节奏，后者更多地表现庄重和温雅。但这并不能磨灭两者的承传性，两者在力求表现艺术造型的清晰、庄重以及崇高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用“风格”两个字是很难将其“分裂”的。

二、贝尼尼雕塑衣纹处理方式对现代艺术的启示

如果说古典主义强调再现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强调的就是表现。古典雕塑为了审美可以抛弃一切多余的轮廓和块面，贝尼尼雕塑为了表现真实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传统雕塑严谨的轮廓和稳重的体量感都可以不顾。从贝尼尼雕塑衣纹处理形式及其风格特点分析，不难找到现代雕塑的某些特征。

首先，贝尼尼塑造的衣纹总是处于运动当中，这就决定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可能像古典主义艺术家一样从模特那里得到肯定的形象和结构。在西方，自古以来，艺术家都借助特定对象完成形体塑造，因此运动中的人体可利用模特再现，为创作者提供真实的、直接的、可以长期观察的素材。但是，在没有相机的17世纪，布纹瞬间的飘动是不可能再现的，也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固定的状态。而崇尚运动与激情的贝尼尼只能凭借印象中的布纹进行创作，这种对物像认识的“印象”，往往是现代艺术形式发展的一个契机，也符合了现代艺术注重表现的精神内涵。贝尼尼尽可能地表现运动中的布纹，在布纹的处理形式上，尊重自然，极力表现飘动状态下最真实的衣纹，这与“现代雕塑之父”罗丹所说的“我完全服从自然，从没想过去支配自然”③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衡量，贝尼尼雕塑作品中布纹的处理方式更具备现代雕塑的“原创”性，它不再是某种形态的再现，从这点看，贝尼尼雕塑衣纹的处理方式对现代雕塑发展有重要启示。

另外，贝尼尼雕像的衣纹处理方式对现代艺术具有诸多启示，这点尤其表现在现代装饰与艺术设计上。虽然其雕像衣纹的处理手法个性鲜明，布纹的处理松散，结构走向自由随性，不拘泥于人物形态。但不同雕塑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大，并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以其后期作品《捧书的天使》这座雕像为例，天使的衣纹细节处理尽管写实，但总体上看并没有古典衣纹的“包裹”感，布纹与回旋叶式装饰浮雕纹样极为相似。这种处理方式追求一种豪华、运动的视觉享受，使雕像与室内装饰关系更加密切，并逐渐形成一种“格式化”。这种装饰手法对后来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装饰艺术运动产生影响。如蒂夫尼（1848—1933）的玻璃艺术、拉里克（1860—1945）的金属艺术等，都带有明显的巴洛克装饰风格。贝尼尼雕塑衣纹处理的装饰性特征也是后人评价贝尼尼雕塑走向程式化倾向的理由。从雕塑与环境的整体设计上来看，贝尼尼雕塑作品也具备了现代设计雏形。在《圣德莱斯的痴醉》这组雕像当中，整体构造以及衣纹的处理更能体现贝尼尼雕塑的“现代性”。在雕塑环境的设计上，整座雕像被设计成高浮雕状，镶嵌在半圆的凹槽当中，背景附上金色的射线。两旁的柱体与天庭的射线背景由直线构成，与卷曲的衣纹、云彩形成鲜明对比。雕像中人物的衣纹与云彩的处理几乎雷同，视觉效果“写意”，在顶光照射下形成很重的投影，衣纹和云彩被衬托得十分轻盈。这些表现形式打破了传统装饰设计的单一风格，对现代艺术设计影响重大。

从衣纹处理的独特方式可以看出，贝尼尼雕塑艺术注重自然但不模拟自然。同时为塑造强烈的视觉效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在当时代表着新颖的思想和艺术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贝尼尼雕塑又离不开古典主义的造型法则和审美倾向，其装饰风格对现代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因此，不论后人认为贝尼尼雕塑是古典主义的继续也好，还是古典艺术的“穷途末路”也好，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却被现代人客观地对待。在装饰手法、审美观念和表现形式上，贝尼尼雕塑艺术不拘泥艺术形式界线，在艺术发展的古典性与现代性方面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沃林格.抽象与移情[M].王才勇，译.金城出版社，2010：7.

②沃尔夫林. 美术史的基本概念[M].潘耀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08.

③罗丹述，葛赛尔著.罗丹艺术论[M].傅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30.

参考文献：

[1]沃尔夫林.文艺复兴与巴洛克[M].沈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5

普桑的古典主义原则

古典时期绘画的杰出代表是法国画家普桑，他一生中大部分光阴在罗马度过，意大利丰富的古典遗产是吸引他留下的主要因素，在他成长和发展历程中，他敬仰的提香和拉斐尔等文艺复兴大师，他一生以此为楷模不倦地追求前辈大师完美境界。

在普桑早期的作品中古典主义风格特征不是很明显，而体现出巴洛克绘画风格倾向，但巴洛克艺术不是普桑的目标，他只不过是在探索并通过这种探索逐步走向自己心中的目标。1627年普桑所作的《海尔曼尼克之死》开始具有其艺术的某些重要特征，但这时更多的是反映在题材上而非艺术本体上。此画取材于古罗马历史，讲述了受人们爱戴的罗马将军海尔曼尼克执行惧怕其名望的统帅蒂伯利的命令而被毒死的故事。凡是推崇古典风范的画家都以创作重大历史故事题材为终极追求，普桑也不例外，他也许是想通过这个英雄主义的悲剧故事告诉人们，在大局面前理智和义务战胜了情感，悲壮高亢的情绪更能激发人们思想的纯洁和斗争的意志，我们在以大卫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画家作品中看到这一倾向的发扬。

《诗人的灵感》集中体现了普桑成熟期的古典主义风格特征。在画中，他放弃了早期的强对比和动感，而把人物处理在光线柔和的风景前。有力的人物及其动作来自古代雕塑，人物端庄文雅的姿态给人一种崇高感，这与他想要创造“宏大风格”的愿望是相吻合的。随着风格的成熟和画艺的趋于完善，普桑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理想风景画的创作上了，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对富有意义的宏大、崇高的东西的追索，他在与大自然的亲近和大自然的美丽中，看到了真正的不朽和永恒。这时他又重画了《阿尔迪亚的牧人》，尽管人物占据了重要位置，但这正是普桑的一贯处理——将人物置于风景之中，在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求不朽和永恒。对他来说，人物被置于前景、中景或远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即他按照自己的真实观来处理题材。

普桑的努力使17世纪法国古典艺术成为了一个高峰，构图的严谨，古希腊罗马雕塑般人物的刻画，素描的强调，科学和理性经营，理想美的追求等等，这一系列古典主义艺术的典型特征始终或多或少地在普桑的作品中得到体现。通过普桑的作品可以看出古典主义绘画具有重视客观描绘，不搀杂主观情绪的理性原则；具有重视绘画形式感的原则；具有重普遍性而拒绝个性、特殊性、历史性的原则。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下古典画家用古代的艺术形式表现当代社会的道德意识，提倡理性与和谐。他本人也确信这些仍然可以使17世纪的贵族艺术恢复古代的完美，但17世纪的法国已不同于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新的爱好也不能使艺术保持古典的“纯洁”性了，兴起的“洛可可”之风使法国艺术进入了浮躁的“享乐主义”时代，历史证明，这种享乐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旧适应不了时代需求。

新古典主义之“新”

通过对比普桑、大卫和安格尔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崇尚古风、理性、自然这种共性之外，还是有所不同之处的。这是因为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背景不一样，新古典主义之所以“新”是和当时法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18世纪下半期是法国封建君主制日趋腐败堕落和资产阶级逐渐强大的时期，是两个阶级面临决战的变革时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为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在人们的心理上注入为革命献身的美德和勇气，那就是为共和国而战斗的英雄主义精神。古代希腊罗马的英雄成了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偶像，资产阶级革命家利用这些古代英雄，号召人民大众为真理而献身。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了借用古代艺术形式和古代英雄主义题材，大造资产阶级革命舆论的新古典主义。

我们从大卫的作品中很容易就看出这种精神的存在，从《荷拉斯兄弟之誓》到《马拉之死》再到《萨宾妇女》，他无一不在传统中注入了激情主义和对现实的关怀，这一点正是他的新古典主义与普桑的古典主义相比的革新之处。大卫善于借用古代英雄主义题材和表现形式，直接描绘现实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来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直接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这也是新古典主义之“新”的具体体现。

安格尔没有大卫在政治上的兴趣，却对纯艺术语言形式情有独钟，而安格尔在线条运用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及其对艺术自律性和艺术家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对于当今的中国油画艺术家而言，要比大卫在其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主义”或许更具有“新”的意义。

二、大卫与安格尔

大卫，新古典主义的宗师，是这种新风格创立的最大功臣。他生在洛可可艺术流行的时代，受老师维安的影响，认真研究了古典艺术，从而变成一位古典理想的坚定信徒。他于第二次赴罗马的过程中创作完成了著名的《荷拉斯兄弟之誓》，这是他第一幅名作，亦是一幅具有典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此作描绘了一个罗马历史学家记录的一个历史故事，此画中明确简洁的空间内，站立着荷拉斯家族英勇的男子，有力的直线构成了整个画面的纪念性气势，这一点已与他老师维安的新古典主义有所不同，或者说更进一步了，造型的坚实和线条的有力使这幅作品更雄强刚毅。他还吸收了17世纪艺术家气势雄浑的特点，以柔和的光线和明确的轮廓使画面每一个细节都清晰而洗练。由于对古代希腊、罗马雕刻的直接深入地研究，大卫已经学会了如何塑造英雄式的强健肌体，并掌握了如何在构图中制造高度统一的节奏和秩序感。与此同时，他有效地维持着画面“高贵的单纯”，他舍弃了巴洛克绘画中的许多细枝末节，弱化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和复杂的短缩透视法，使画面呈现的空间感更接近一种浮雕的效果。画家用实墙和不透明的阴影限定了空间的深度，沿着狭窄的“舞台”来组织人物的活动，这一点，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荷拉斯三兄弟们正在宣誓的那个动作瞬间会给人以一种凝固的永恒感，其中所体现出来的静穆而严峻的美也正是大卫所要追求和表现的。在他的另一幅以古罗马传说为题材创作的大画《萨宾的妇女》中也同样让人感受到那种庄重、严峻和纪念碑式的永恒，画中人物共性的表现依然延续着他以古罗马雕刻为范本来进行刻画的作风，并将其发挥到极至，以致连他自己都说：“即使古罗马人看到，也要承认画的是他们”。这当然是他的自夸之词，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由于大卫的出现，新古典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学学说，而成为了一种感觉事物、表现事物，并把事物同历史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方式。

大卫身故后，他的得意弟子安格尔是当今艺术史公认的新古典主义的重要接班人，在当时浪漫主义狂飙席卷了整个法国的时候，没有安格尔新古典主义绘画就不可能在法国继续散发它的魅力。作为大卫的学生，安格尔受到他很深的影响，他把大卫所推崇的古典主义理想美推向了又一个高峰，但他对大卫所钟情的雕塑感并不投入，而是对造型的完美性更有兴趣。他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理想塑造形体，并认为线条亦可造成形体和空间的实在性，只不过这种“线条”不专从属于形体本身，而且主要在于观察者所获得的印象，它使安格尔在极力忠实于古典原则的永恒美的同时，常常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形体。这一点意味着一方面他坚持古典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和艺术家主观创造的能动性。安格尔曾说过：“世界上不存在第二种艺术，只有一种艺术，其基础是：永恒的美和自然。”他的艺术就是在“永恒的美”和“自然”之间寻找和谐的结合点，但是这种结合是奇妙的。作为一个古典艺术的崇拜者和实践者，安格尔不仅极为重视素描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视对古典主义的“理想美”和永恒美的追求，这在他名作《泉》一画中充分体现出来，安格尔已把它改变成一个标准化了的当代少女的形象。其动态是按照严格的古典雕刻原形设计的，严谨的素描和平面化的处理烘托出人体，使之具有了恬静、抒情和纯洁的永恒的美感。我们也可以从这幅画看出安格尔对素描的重视，体现了他的一贯立场，素描第一，色彩第二，这也几乎是新古典主义风格作品的共性之一。

三、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当下影响

大卫和安格尔是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尽管由于他们观念上的差异，各自对新古典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并在画面形式和技巧的完美上作出了不同的尝试，但他们在创作中所遵循的古典主义艺术风格却是一致的，都以严肃的神话和历史题材创作了一批作品，在构图上强调完整性，强调理性而非感性的表现，强调素描和轮廓，减弱色彩对比，这一系列特征说明新古典主义艺术必须从理性出发，艺术形象的创造崇尚古希腊的理想美；注重古典艺术形式的完整、雕刻般的造型，追求典雅、庄重、和谐，同时坚持严格的素描和明朗的轮廓，极力减弱绘画的色彩要素。

其实，新古典主义的这些特征是基于17世纪的古典主义之上的，显然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较古典主义而言，新古典主义亦有区别于它的地方，或者说是革新之处。此种艺术风格对于之后的绘画艺术发展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甚至波及全球的许多国家，并在艺术风格多元化的当下重现其固有的价值与魅力。

参考文献：

1. 高天民：《法国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2. 欧阳英、潘耀昌：《外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3. 迟轲：《西方美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4. 邵大箴：《图式与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6

在中国古典舞蹈艺术形式中古典舞占有重要的成分，与当前流行中的一些舞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也具有一些相同之处。在古典舞教学中具有较多的重点以及难点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不能理解和领会古典舞中的美学思想以及特性等，进而使学生在真正意义上不能把握古典舞中的真正内涵，最终不利于古典舞中的传播发展。本文将针对古典舞身韵审美特征以及教学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探讨。

一、古典舞概述

对于古典舞是以传统民间舞蹈为基础，由一些舞蹈学家进行整理以及创造等，经过长期实践最终流传下来具有特色风格的一种舞蹈。在中国舞蹈史中古典舞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舞蹈艺术的良好发展。在中国古典舞中凝聚了民族艺术中的精髓，同时也包含了传统舞蹈中的魅力，在整体上已经演变成一个独特的艺术语言。伴随着中国古典舞文化的出现，展示出人们对古老舞蹈文化特有的尊重，对于古典舞来说自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独特魅力。

二、在中国古典舞中身韵的运用

在中国古典舞中身韵具有良好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将舞姿与技术相结合，同时还应将节奏以及舞蹈动作结合开来，进而能够表现出表演者内在修养。对于基训来说是古典舞中的一种训练方法，而身韵是规范舞蹈动作的一种标准。因此在实际学习中掌握相关的节奏韵律，就能找到中国古典舞蹈中蕴含的节奏韵律，同时还能找到古典舞创作中的灵感。因此对于身韵训练来说不仅能体现出中国古典舞蹈中的独特风格，还能表现在创作舞蹈动作语言方面。在实际古典舞身韵运用中和其它的舞蹈艺术具有较多的相同之处，身韵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所以在实际训练只能够控制还身韵的时代性是成功时的关键之处。因此在当前古典舞教学中运用身韵应该突出展现人们的精神面貌，进而能够让身韵和人们精神面貌达到统一。

三、中国古典舞身韵发挥的审美意义

在中国古典舞中身韵是较为重要的审美特质，在整体上应该把握韵律以及节奏等，还应体会到在舞蹈中表现在内涵以及情感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在舞蹈中所想要表达出的思想以及情感，进而才能更好的将古典舞中的美展现出来。在中国古典舞中的身韵与传统舞蹈中的相关步法统一结合起来，进而能够更加生动的演绎出来，不仅能够表现出神韵美，而且还能利用舞蹈表现出舞蹈中蕴含的情感。对于古典舞来说是传统戏曲以及杂技和武术等相关艺术形式结合开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大体上并没有局限于某种艺术形式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标志，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展现出的古典舞中的独特魅力。在古典舞中的神韵是通过不断的探索以及总结一些艺术经验最终衍生出来的，在当前已经成为古典舞学习者学习中的主要内容。在古典舞中身韵是重要的灵魂，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以及时代性等相关的特征，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古典舞身韵在课堂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课堂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学生在学习中，作为教育者应该加强学生对身韵的理解，同时能够在古典舞中展现出来，进而增强自身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古典舞身韵教学方法研究

（一）建立健全教学体系

在中国古典舞课堂教学中，作为教育者应该更新自身教学观念，打破传统教学方式，首先在教学中应该进行系统性的训练，在整体上明确古典舞教学技术以及相应的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中应该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而展开教学。在古典舞教学开展过程中，应该紧紧围绕着规范性等相关要求，进而为学生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还应紧紧围绕古典舞身韵中的审美特征，进而积极开展教学工作。

（二）注重“形神兼备”

在古典舞教学中，对于学生来说应掌握好相关的基本技法，同时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身韵。对于古典舞来说应该具有优美的舞姿以及高超的技巧，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在课堂教学中能够将身韵自身的审美特征表现出来并真正的融入在舞蹈动作中来。除此之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深刻的认识到“形神兼备”发挥的重要性，老师对学生加强训练过程中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有条不紊的加强学生的训练，在基础环节上入手，进而加强学生对身韵的理解，在实际表演中能够展现出来。老师在教学中也可以积极多媒体进行教学，加强在教学中的互动，进而能够很好的理解在古典舞身韵中的审美特征，最终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教学中应该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在形神兼备古典舞动作形态中，将古典舞身韵审美特征充分展现出来，让学生对古典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感悟，掌握古典舞身韵审美特征，在实践中展现出来，对古典舞课堂教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孙艺萌.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审美特征与课堂教学研究[J].音乐生活,2016,02:78-80.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7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建筑风格是一个建筑物的个性或独特表征；风格是建筑的一种方式、类型或方法；建筑风格是一代人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凝固的社会思潮深刻地体现出人类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建筑风格是建筑艺术和审美价值的直接体现形式。我国的民居建筑风格是有着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文化活动和行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建筑风格和特色，赋予时代和生活的印记。

一、我国近现代居住建筑风格演变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下，中国居住建筑风格演变大致能分为四个阶段。

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打开，传教士带来的宗教文化被逐渐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去。清末民初，在西方列强不断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冲击下，效仿西方成为当时的普遍选择。民居建筑中多以西方建筑为时髦，西方人则直接将本国建筑风格殖入租界和其势力范围。

19世纪末大量外国房产商在中国开发住宅项目，从最初英国商人经营的木板简屋到以后建造的石库门里弄民居，在维持中国传统合院住宅单体建筑格局的基础上，采用了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整体组合式。

20世纪初，“花园洋房”即独立式的私人住宅开始出现，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后，这些“花园洋房”一般多为对英，发，德，意等西方国家花园式住宅的模仿，常有露天晒台、壁炉烟囱、地板等。

20世纪20年代后期， 新式里弄开始出现在上海租界，总体上比石库门更接近欧洲近代住宅的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多为混合结构，注重使用功能。其外形别致整齐，装修精致舒适，室外弄道宽敞，楼前庭院葱绿，居住环境优美，有别于旧式石库门。至此，西方各个时期的风格与流派，在中国建筑中杂陈并列逐渐呈现出一种交汇与融合的趋势，旨在探索出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装饰主义风格在这一时期也大量运用，融合了东方艺术的异国情调，结合了西方现代的几何体和速度感的装饰效果。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崇慕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留恋心理也形成了近代民居中西交汇。国人在民居院落中，既保留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布局，又在院落中建造独立的西式别墅住宅。近而推动近代中国新古典主义建筑思潮的兴起。

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新古典主义是西方建筑艺术现代变革的产物.它是对18世纪纤巧细腻浮华的洛可可艺术风尚的反思,旨在用古罗马文化来振兴当代艺术,推崇高尚质朴的思想和为国献身的英雄主义.比照罗马建筑的经典元素,新古典主义在檐口、栅化、线条等方面可以说都是世界建筑精华的集大成者，因为新古典主义集成的是古典主义及文艺复兴建筑颂扬的人本的美，在建筑比例上严格符合了人体的黄金比例。这是新古典主义至今在世界领域被广为采用、并且不断发展演变的原因。

在建筑学层面，新古典主义是从古典主义中提炼出的经典元素，包括线脚、檐口、栅花、圆柱等，淘汰了建筑史上所有怪诞的部分，尽管无法达到现代主义绝对的理性，后现代主义夸张的视觉效果，但都严格符合人性的适宜尺度；在社会人文层面，高端住宅的消费阶层，从年龄、阅历、财富积累都经历了褪尽浮华的过程，新古典主义经典、优雅、庄重、人性、理性的部分为他们所接受，因此这一风格有可能（或正在）成为当今中国高端住宅市场最强势的声音。

在设计实践中，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里的中高端住宅。首先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的表现手法具有更容易被认同的品质感；同时由于其采用较为繁复的装饰和线条，会增加一定的实施难度和成本；中高端住宅的开发商更容易接受新古典主义风格。 二是近郊区的高舒适度住宅。人们之所以选择郊区住宅，除考虑价格外，主要是为了逃避都市的拥挤、压力和冷酷的建筑环境。郊区化、乡土化的居住环境对于追求放松与清新感受的购房者是最大的吸引。因此新古典主义风格无疑是最佳选择。

三、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特点

3.1.继承了古典主义遵循中心、对称、轴线、等级、秩序、主从等设计原则，强调均衡、比例、节奏、尺度等构图逻辑与审美趣味。无论单体建筑，还是群体建筑，对称和均衡几乎成为主导构图的决定性因素。

3.2 继承了古典主义的厚重感，适度简化了古典主义的装饰性特征，线条更加刚劲简捷。如果说现代建筑创造的是一种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美，那么，新古典主义建筑创造的则是植根于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有厚度的形式美。在现代主义建筑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历史时空的工业理性，一种不顾一切的非文化性商业动机；新古典主义建筑则不同，它着重要表现的是一种历史感，一种文化纵深感，在这类建筑中，你可以看到某种厚重的沉甸甸的东西―一种文化意蕴。

3.3 融合新材料、新工艺，表现新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从新古典主义的发展历程看，它反对的是现代主义丧失文化属性的、纯理性的工业化特征，并不反对新材料、新工艺的使用，建筑中融合了新的构造形式，能够满足人们对居住的新需求。

四、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住宅小区建筑设计的应用

1、强调住宅细节的感染力，彰显小区的高品质特点。

建筑造型设计注重塑造群体形态的可识别性，通过群体空间组合体现整体造型艺术美。项目采用了新古典风格的立面设计,该风格既有华贵、经典，同时又 体现了简约、洒脱。外墙：公建部分统一使用干挂石材，住宅基座部分使用干挂石材，上部统一使用真石漆。外窗统一采用新古典式的高挑窗型，配高档窗框、中空玻璃。

2、将古典元素进行抽象化、符号化的现代表达

抽象的古典主义以简化的方法，或者说用写意的方法，把抽象出来的古典建筑元素或符号巧妙地融人建筑中，使古典的雅致和现代的简洁得到完美的体现。柱廊、檐部、拱券可以以一种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简洁有力的显示现代技术和时代精神。

3、融入现代感的标志性元素，凸显古典之“新”

新古典主义建筑丰富的立面设计足以支撑建筑的功能需求，从而在建筑表面可以增加钢构雨篷、玻璃幕墙、外飘窗、角窗、落地窗和各种形式不同的阳台，更好的满足了人们对新生活的要求，建筑形象也更加生机勃勃。

五、结语

新古典主义是指在传统美学的规范之下，运用现代的材质及工艺，去演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精髓，使作品不仅拥有典雅、端庄的气质，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设计方法。建筑物其实跟一个地方的文化、气候和历史有密切的关系。欣赏住宅建筑，不只是式样、美不美的问题。社会背景，以及我们的回忆都是包括在建筑物里面的。创造现代美感的居住空间结构与精神却完全现代化、都市化，感觉像座剧院。难怪建筑师黄文森认为，“生活就是舞台”。

参考文献：

[1] 牛耘.议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借鉴古典主义风格的后现代主义建筑[J]. 大众文艺. 2010（04）

[2] 王贵祥.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中的历史主义[J]. 装饰. 2011（12）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8

中国古典舞根源于我国传统舞蹈样式，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舞蹈艺术精髓、风格特征与审美风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形式，更是我国传统舞蹈与戏曲艺术的结晶。它在中国舞蹈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堪称中国舞蹈艺术的典范。“身韵”作为古典舞的思想精髓，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将“形、神、劲、律”作为古典舞基本动作元素并加以融合的训练思想。自产生之初，古典舞身韵便拥有系统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指导意义，并通过书籍文献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成为古典舞学习的重要内容。

一、古典舞“身韵”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造就古典舞迥异的风格特征

“身韵”思想要求舞者在“变其形而扬其神”的基础上，打破戏曲舞蹈以“做、打”为基础的程式化动作模式，以“拧、倾、圆、曲”突出人体的曲线美，以“刚健挺拔、含蓄柔韧”体现人体的气质美，以“三圆”的运动轨迹和“动、静”，“点、线”互含的审美原则，形成古典舞独特的以“神韵”带动形体的艺术特征，传递出中华民族“形神兼备”的传统审美观念。这种舞蹈表演观念也造就了古典舞迥异的风格特征。

（二）有效解决课堂学习与舞台表演之间的关系

几乎在所有的舞蹈学习过程中，都面临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课堂教学和舞台表演之间的严重脱钩。我国古典舞蹈强调的是意境美和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然而身韵提出之前使用的教材是以芭蕾舞的训练模式为基础，基本不提供舞蹈创作词汇的机制。然而，身韵思想的出现彻底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把当时的古典舞蹈从戏曲舞蹈的“行当属性”“叙事属性”中解脱出来，演变成为“形、神、劲、律”等抽象性和指导性的符号。这是古典舞蹈从课堂训练走向舞台表演的重要基础。

（三）强化对古典舞审美观念与表演思想的理解

当前，身韵教学法是古典舞的训练体系，要求基训课教学中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甚至是每个过渡的环节，在静与动、技术与技巧的演化和操作过程中，都要以古典舞身韵的神、形、劲、律来进行统帅，并贯穿于整个基训教学的始终，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完美统一。因此，这种训练方式和思想能够极大地强化舞者对古典舞审美观念与表演思想的理解，一方面提高学习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完美地展现古典舞独特的风格特征、艺术内涵和视觉美感。

二、古典舞身韵课程的兴趣培养方式

通过上文对古典舞“身韵”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既蕴含着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如“形神兼备”“以形传神、以神带形”等；同时也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因此，古典舞身韵课需要重点培养学生对古典舞审美方式、审美观念的理解、领悟与表演能力。与基训课相比，这些内容不仅枯燥乏味，而且晦涩难懂，但又十分重要，因此，如何提升对古典舞身韵的兴趣成为舞蹈老师和学生思考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营造良好的情境氛围

在古典舞身韵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通过角色的人物环境以及声音组合的情绪环境营造出一种富有情感色彩的情境氛围，一方面配合相应的教学内容，使其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另一方面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升对我国传统审美思想、审美观念的感受与领悟能力。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舞蹈教学课堂以单纯的知识讲授为主的枯燥乏味的教学方式，增添了很多课堂教学元素，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注重示范教学的重要性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注重肢体动作的视觉表现效果，因此，古典舞身韵课堂在营造出良好的情境氛围的基础上，还要注重采用示范教学的方式，通过刚柔相济、充满激情的肢体语言，表现出古典舞抽象的“形、神、劲、律”规范，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产生模仿欲望。这与单纯的说教相比，更符合古典舞的教学规律，同时也更能提升学生参与舞蹈学习的积极性。

（三）激发学生学习舞蹈的主动性

在古典舞身韵课堂上，教师是课堂的主体，需要将大量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然而，学生作为一个富有思想、情感以及学习欲望和能力的个体，并不仅仅希望单纯地接受现成的知识，而是希望体现自身在舞蹈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通过自主的探索、模仿和学习，一方面掌握相关的知识内容，另一方面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四）要采用由浅入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古典舞身韵课具有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而舞蹈专业的学生不仅舞蹈知识有限，而且对于我国传统审美思想、审美标准以及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识也十分浅薄，因此，要想提升学生对舞蹈身韵课的兴趣以及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必须采用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传递学生听得懂的内容，由此呈现出循序渐进的知识传授方式。一方面丰富学生的知识内容；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9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86-02

一、引言

何为“典型”？在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学典型”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形态的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意蕴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由于抒情性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便形成了以意境论为主要特色的抒情性诗学理论，似乎与典型论绝缘，其实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而认为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典型论以前，中国古代没有典型论的旧说，已被基本修正。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和文论家是在不受外来影响的境况下,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 为后人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在明清小说评点家的评点中得到了及时的认识和总结, 完全可以与西方的典型理论相媲美。随着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古代典型论形成于明末之说，亦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

二、典型理论在古代

（一）典型理论的形成

“典型”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我国很多古籍中也多可以看到“典型”，或“典刑”（古汉语中“型”通“刑”），如《诗・大雅・荡》：“虽有老成人，尚有典刑。”而且从很多古代文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典型”或“典刑”是规范、模范的意思。虽然与美学意义上的“典型”典论概念不同，但是隐约能看出点影子。

古代文论中典型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简略的概括为：形成晚、成熟早。乍一看，这似乎是相悖的理论，但却确实符合于典型论的发展过程。所谓形成晚，指的是同个性化、风格论和意境说等理论相比，其正式形成理论的时间尚晚。原因在于秦汉时期，文人忽视客观存在的人、事、物是相对独立的反映对象，片面的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主体；至于六朝时期，文坛又否认作家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时必要的艺术虚构与概括。这两次重大曲折，直接导致了典型理论的形成过晚。而成熟早则指的是就典型论自身而言，从简单的人物形象分析至系统的典型理论的诞生，其间虽然经历时间较长，但却是质的突破和飞跃式推进。

另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写作技巧，并不能等同于典型。例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诗歌要“以少总多”，在《比兴》篇中提出“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些虽然接触到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典型的边缘，却并不符合典型论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环境的观点，这就不能与典型混为一谈。再如，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这里，司马迁将屈原的文章中的意象放到文学审美中去加以考查，认为可以举一反三。虽然其在文学创作中，通过互见法创造典型形象的经验获得了唐代文学的普遍关注，但是这里的举一反三却不能与典型一概而论。

典型必须要与人物形象相联系，这是典型定义的关键词，也是最核心的思想。上述这种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观念视作典型化理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笔者不敢苟同。以少概多、博观约取在中国古代广泛应用于读书、写作、理财、用兵、治国等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两者要能够成为典型化的原则，必须具备先决条件：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换言之，只有这二者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才能成为典型化的原则。

（二）雅、俗文学对典型的影响

在研究典型论形成的过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便是雅文学和俗文学对其发展的巨大贡献。首先，雅文学体系的突变构成了典型论的先决条件。唐代以来重视批判齐梁以来的之风，重视写人记实，但又不拘泥于记实，也重视艺术虚构与概括。从艺术表现方法角度看，其实正是具有这样的文学特性，才能隐恶扬善，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如唐诗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所写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至深。而唐传奇则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能够创造出完整故事情节和鲜明典型人物形象，并自觉进行艺术虚构的短篇记叙文。唐传奇对后世典型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元稹的《莺莺传》。其文尾语称：“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表明元稹关于塑造莺莺这一人物形象的观念已相当明确。崔莺莺作为一个才貌双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而又叛逆的大家闺秀，其性格复杂丰富，感情细腻脆弱，具有活生生的个性特色，显示出唐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其次，俗文学的兴起为典型论开辟了道路。在宋代说话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这些技艺以历史或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内容的中心是各色各样的人物，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在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小说，人物形象众多鲜明，是其显著特色。这些客观存在的人、事、物，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使其成为典型人物或者典型环境，作者主观的爱恨情仇并不能代替各色人物的思想情绪，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人物自有独立的生命，使读者，甚至作者为之动情。在话本或拟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短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它们之所以被人们熟知并喜爱了几个世纪，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

虽然雅文学和俗文学都各自为典型论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缺一不可，典型论的形成，有赖于这二者的汇合。如果没有这种互补式的汇合，很难想象中国的典型理论可以臻于早熟。而这样的历史条件在明代出现。明代以后封建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意识的抬头等等，促使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观念开始瓦解，思想开始解放，对俗文学的重视成为其时代特色，加之老祖宗留下来的雅文学，这二者的结合对典型论的形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代表人物，可谓李贽开其端，叶昼步其踵，而由金圣叹总其成。

（三）代表人物的典型论思想

李贽的典型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水浒传》的形象论述中。小说在魏晋唐宋时代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显得单薄、苍白。明清时代，小说创作中把人作为表现中心，把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是李贽从《水浒传》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总结出的艺术特质。他常用“摹神”、“传神”等精短词语用来评价水浒传中的形象塑造。在他的观点中，欲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掌握各色人物所属的典型特征。《水浒传》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达到如临其境的境界。

叶昼最早提出塑造典型性格说的理论，它影响所及，泽及后世深远。叶昼对《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水浒中的形象可以简练的概括为“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他认为要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抓住人物各自具有的特征，“同而不同处有辨”实际提出的是人物性格刻画中同中之异的鲜明个性特征。这便是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要关注的问题：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水浒传》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更比其他艺术具有表现力。

金圣叹最有创见和价值的小说理论也是关于人物塑造的典型性格的问题。他最先把性格作为基本理论概念运用于小说批评，并对如何塑造人物性格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研究。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分析了作者“注重神似而不拘形似”的传统美学原则，这种神似就是指能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创造出特殊性格，使人物达到传神、逼真的境界。他用“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来概括典型性格。这样，他就把性格与人物心理、类型化区分开来，这正是要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本质特征。

三、典型论的美学特征

在文学典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典型人物了，人物是一部作品的核心，是其灵魂所在，故人物典型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成功与否。

首先，人物形象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具有鲜明特色。典型人物具有“整体个性”的特点，即人物形象既应该有与众不同的个别性、特殊性，又不流于贫乏和单一，而应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例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性格就具有一定的丰富性：既侠肝义胆，又痞气十足；既机智聪明，又冒失轻信；既嫉恶如仇，又嗜杀成性；既重情重义，又凶狠暴戾，这些性格是很多人物都普遍具有的，但武松的不同处就在于他也具有性格的特殊性：刚直暴戾，除恶务尽。

其次，人物要处于典型环境之中，重视人物与环境的统一。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在于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历史蕴涵，这就有赖于典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者居住环境的塑造。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住处潇湘馆，翠竹“竿竿青欲滴”，它修长，苗条，随风摇动，恰似林黛玉纤巧婀娜的身段和弱柳扶风的步态；竹不与群芳为伍，永远清秀质朴，正与林黛玉不事浓妆艳抹及清高孤傲的性格契合；竹秋斗风霜，冬傲冰雪的不屈风貌，与黛玉的叛逆性格又正好投合；“斑竹一枝千滴泪”，竹又映衬着号称“潇湘妃子”的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与以泪洗面的悲剧命运。

最后，典型人物在表现人生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所具有的情感和灵魂的深度是震撼人心的。她以热烈执著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憧憬，这种个性解放的追求，正与人类解放自身的愿望相统一。她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把爱情献给贾宝玉，就是因为贾宝玉乃是她志同道合的知己，于是这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便有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化色彩。

总之，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在文艺理论上必然有所表现，典型论亦不例外。作为叙事文学的至高审美追求，中国古代在作品中便有意无意的塑造出了许多典型人物，使他们大放异彩，并流传至今。而古人在理论上对典型论也有比较确切的认识，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完善的系统，但在比西方形成性格化和个性化的典型理论早一个多世纪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典型，并塑造典型已属不易。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和典型理论相结合的历史性考察，我们深切感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规律，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古典主义的文学特征例10

维纳斯（Venus），从狭义上来说是古罗马神话中象征爱与美的女神；从广义上来看，她是象征人类心中理想美的艺术符号。符号，即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维纳斯”美丽的形象是能指，象征爱与美的含义则是所指，两者相结合构成了“维纳斯”这一符号。

通过“维纳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上所有与爱和美相关的女神都统称为“维纳斯”，虽能指不同，但所指相近。例如史前有关女性形象的艺术作品往往会被赋予“史前维纳斯”之名，因为她们代表了所属时代的审美指向。从历史性的角度可以发现，自古罗马时代起到当代，“维纳斯”的能指与所指一直在不断更迭。由于古罗马人的荒淫无度维纳斯从女神变成了女人，在禁欲主义盛行的中世纪又堕为女妖，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走上神坛，在17、18世纪的享乐主义中却又步入凡间，到19世纪新古典主义思潮的来袭中再次成为女神。往后“维纳斯”逐渐走向多元化，能指千变万化，所指相对稳定。

通过对“维纳斯”历时性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时段的审美指向对“维纳斯”的能指与所指有着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的“维纳斯”往往是对前一个阶段“维纳斯”的否定，其能指与所指是以跳跃的方式进行升华，因此以错时性的方式对“维纳斯”的审美指向进行研究存在内在合理性。本文试图从母性化、古典化、世俗化和符号化四个审美维度分析不同时代中“维纳斯”的能指与所指，探究人类审美意识所呈现出的多样性、交叉性与上升性。

一、母性化的描摹

“维纳斯”的母性化一直是艺术家们热衷于描摹的对象，各个时代赋予其不同的审美特征，使其具有不同的能指与所指。因此本文通过历时性研究选取相对极致的两个时代中的“维纳斯”进行对比研究，即史前夸大生殖器官的“母神”与中世纪取维纳斯而代之的禁欲“圣母”进行审美指向的错时性研究。

众多“史前维纳斯”形象，即能指被尽可能地概念化了，其中以《威伦道夫的维纳斯》（图1）最为典型。的身体，硕大的，隆起的腹部，显眼的女阴等性特征都被细致地刻画和夸张，其面部的五官却被忽略了，可见女性的生殖器官才是当时人们主要的崇拜对象。人们对“维纳斯”母性化的崇拜衍化出多产即为美的生殖信仰，其所指具有生殖与丰饶的象征含义。

在中世纪，古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被打上与浪荡的标签扔进地狱之中，从女神变成了女妖，遭到社会审美导向的封杀。取而代之的是以处女之身诞下耶稣的圣母玛利亚，她代表了当时基督教所倡导的女性美――贞洁、禁欲与母爱，成为了另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维纳斯”。性感的女性不见了，“维纳斯”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相传古埃及神话中的伊希斯和荷鲁斯（Horus）是圣母子的原型，她给其子喂奶的形象是经常出现在壁画上的艺术题材，后被基督教徒引用用以描绘圣母子的形象。其中西方绘画之父乔托笔下《圣母子》（图2）最为生动形象，有别于中世纪大部分圣母呆板、程式化的形象，其能指显得更加人性化。

史前“维纳斯”是象征着生殖繁衍的偶像，中世纪“维纳斯”是禁欲克制的代言人。一位是由于人类对生命崇尚的本能而产生的“母神”，一位是因为宗教的统治而诞生的贞洁“圣母”，虽然两位的能指与所指皆处于对立面，但是作为被崇拜的女神，她们同样都被神圣化、偶像化以及母性化了。

二、古典化的追求

对于古典化的追求，从历时性的角度可以发现这一审美指向一直以跳跃的方式串联于“维纳斯”的发展过程之中，难以进行研究，而以错时性的方式探究这一指向即可迎刃而解。其中以古希腊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维纳斯”最为典型，虽然她们之间存在着长达近一千年的时代断层（中世纪），但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的承接关系。她们的能指都追求古典的站姿、严谨的构图、干净的线条以及典雅的造型，所指都强烈地推崇着古典化的审美理想和理性化的美学主义。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艺术文化的源头，其审美意象倾向于理想化与唯美化，例如“维纳斯”相关艺术品之中的典范――《米洛的阿芙洛狄忒》（图3），她本身就是一枚耀眼的符号，其能指象征着世间纯美。其安详的面部，庄重的神态，古典的站姿完全体现了古希腊艺术所倡导的静穆、纯美、和谐以及典雅的审美理想。德国著名的美学家温克尔曼称赞她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实在是再适合不过。

历经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文艺复兴高举古希腊文化中古典以及规范的审美理想为旗帜开展了对艺术和文学的复兴。其中“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正是古希腊艺术中所尊崇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蜕变与升华。波提切利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图4）正是这种审美理念下的产物，其笔下的维纳斯充满了诗意的古典美。神态忧郁而惆怅的维纳斯脚踩贝壳从海中升起，其体态苗条却不失丰腴，神态羞怯而不失妩媚。

虽然古希腊人民信仰的是天上的神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视的是人与自然，但不论是古希腊文明中理想化的审美趣味，还是文艺复兴中所追崇的人文关怀，他们都对古典化的“维纳斯”都有着虔诚而真挚的信仰。

三、世俗化的诱惑

世俗化的审美倾向同样穿插于“维纳斯”的发展历程之中。古罗马时期的“维纳斯”是较早时期带着奢靡享乐的典型世俗女人，而17世纪巴洛克主义下的“维纳斯”则是近现代中凡间妇人的范例。从错时性的角度将两者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出“维纳斯”随着时间的流逝所呈现出的世俗化趋势。

古罗马的艺术传承于古希腊的文明，不同于古希腊人民富有幻想的能力与浪漫的天性，古罗马人冷静务实的性格使他们的艺术文化偏向世俗化与写实化的方向。庞贝古城中遗留下来的《维纳斯，战神以及丘比特》（图5）便是典型的例子。画中描绘了富有享乐色彩的世俗生活场景，而“维纳斯”被描绘成了一位的贵妇。她倚靠在战神的身上，其面部的五官与丰腴的肉体被深入的写实刻画，抬起的手臂与斜倚的身体呈现S形，身姿妖娆妩媚，极具个性化色彩。

通过文艺复兴时期所建立的“以人为本”的世界观的熏陶，“维纳斯”逐渐富有了人间的活力与气息。在17世纪的巴洛克绘画风格中“维纳斯”更是成为了走向市井之中的妇人，例如经典作品《化妆的维纳斯》（图6）中“维纳斯”被描绘成了一位健硕而粗犷的贵妇。其圆润光滑的面庞，白皙润泽的肌肤以及金黄柔顺的秀发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而其强壮结实的体态，更是展现着一种有别于纤细动人的彪悍之美。在这里，与其说“维纳斯”是一位女神，不如说她是一位带着世俗气息的性感妇人。

在不同的时空中，虽然“维纳斯”同样被世俗化了，但是如果说古罗马艺术中“维纳斯”带着奢侈的味道，那么在17世纪巴洛克主义中则是偏向于人世间的激情与浪漫，世俗化的审美指向呈现出多样的变化。

四、符号化的演绎

自诞生人类艺术史诞生以来，“维纳斯”的创作与应用就存在符号化的演绎。例如《威伦道夫的维纳斯》身上被夸张的生殖器官便是象征着母性、繁衍与丰收的符号，《维纳斯的诞生》中的贝壳是象征着生殖器官的符号……在当代，审美理想的符号化倾向变得更加多元化，具象和抽象并存。20世纪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带抽屉的维纳斯》（图7）便是一件以各种符号并置与重构的经典作品。达利以经典的文化符号――《米洛的阿芙洛狄忒》为原型，将胸部、腹部和膝盖的部位掏空，装上象征着窥视、隐私以及对女性掩饰的符号――抽屉。而维纳斯本身又是一枚象征爱与美的特殊文化符号，这些不同的符号被深化和演绎，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拥有崭新的能指与所指，成功的表达了艺术家个人的情感。

此外，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达达主义代表杜尚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以及波普艺术家沃霍尔笔下的《玛丽莲・梦露》等经典艺术作品都是通过将元素符号化并进行重构而形成的。因为符号化的艺术作品往往更加容易表达作者内在的情感，反映时代的特征。而且创作者的个人艺术特征更容易被展现，具有标志性符号的艺术家也更加容易被认同。此外，“维纳斯”符号化的特征更适合未来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西方艺术的审美理念与表现手法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作为西方艺术史上永恒的题材，“维纳斯”的生命经久不息。各个历史阶段“维纳斯”们的能指与所指必然会存在差异性和相似性，从历史更迭的客观规律来看，直接承接的两个时展阶段一定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相间隔的两个时展阶段通常有着否定之否定的关系，从而产生艺术的传承。因此，仅通过历时性研究往往会难以理清头绪，而通过错时性研究寻找“维纳斯”所指的相似性，才能理解“维纳斯”的实质性演变，从而发现艺术审美的内在发展规律，为当代及未来的艺术创作提供明确的方向。（作者单位：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平远.维纳斯艺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陈醉，李成贵.维纳斯面面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