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投资论文例1

在上述渠道中，第一种渠道是绕道的形式，并非真正意义的个人境外投资，并且审批过程比较繁琐，所受限制也较多。另外的，除第二种渠道不需要外汇局审批外，其余均需要外汇局办理登记或备案等手续。对一般个人来说，想通过证券交易所购买境外股票、从事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设立公司、购买境外房产等投资行为，若通过正常渠道往往难以实现，因为缺乏法律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往往利用以下四个非正常的渠道完成境外投资：一是利用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目前是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通过多人次分拆办理购付汇，将个人境外投资资金汇出。同时在国际收支申报时将支出申报到“出国留学”、“境外旅行”、“探亲”等经常项下项目。这样，大量的个人境外投资资金混入经常项跨境下流出，造成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个人结售汇统计数据失真，外汇监管部门难以甑别交易的真实性。二是通过地下钱庄将投资用途的资金汇出，游离于监管之外。三是通过携带外币现钞实现资金的流出。四是利用跨境人民币的路径走灰色渠道汇出资金。如在近期的“优汇通”事件中，个人利用银行开发的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金融产品将投资移民或海外购置房产等用途的资金汇出境外。这四种渠道都是受限额控制或者存在一定风险。比如，个人分拆等行为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地下钱庄资金划转更是法律之外的。不仅如此，但凡通过非正常渠道到境外投资的，一旦在其境外投资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难以得到国内法律保护，最终只能以来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救济。如果投资目的国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时，境外投资的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则无法得到保护，而此时我国政府也不便对此类通过国内法律所禁止的个人境外投资提供外交保护。

二、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的意义

（一）满足个人境外投资需求，有效配置个人资产。我国相对较高的储蓄率积聚了大量家庭财富，使得居民个人境外投资需求不断增强。由于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社保体系不健全、经常项目长期顺差、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等原因，导致我国储蓄率历来相对偏高。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34%左右增长到2008年的最高点53%，尽管近年来略有下降，但目前也保持着50%的水平，其中2013年为51%。从绝对量来说，2013年我国国民储蓄总额高居世界第一，规模约为4.6万亿美元。相对较高的储蓄率积聚了大量家庭财富。2013年中国家庭财富总量高居世界榜首。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各种投资的需求也随之而来。除了在境内的各类投资外，境内个人以个人名义到境外去兴办企业、购买房地产、股票交易等需求也逐渐增加。实际上，在广西、黑龙江等沿边省份，以及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个人境外投资事实存在且形成一定规模。据调查了解，广西边境地区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个人境外投资的情况，个人一般通过黑市、走私和携带等非正规渠道办理资金汇出业务，在越南等地完成境外投资活动。在黑龙江，已有两百余家私营企业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前均以个人投资的方式在俄经营了一段时间。从需求情况看，在一项对江苏的苏州、南通和常州等外向型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状况调查中，有意进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占71%；在有意进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人群中，倾向于以个人名义投资的占65%；在已经进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人群中，仍有意继续进行投资的占94%。在国内股市不振的情况下，希望对外开展证券投资的个人也越来越多，适度开放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呼声也时常见诸报端。可见，无论是从专项调查的数据来看，还是从近期媒体关于“优汇通”事件的报道来看，个人跨境投资的需求不仅客观而强烈，而且也是处于被抑制着的状态。因此，在国内投资渠道匮乏、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意味着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由目前的法人机构扩展到了个人，将为个人投资者拓宽投资渠道，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切实满足境内居民个人投资意愿。同时也有利于个人实现资产全球化配置，引导民间资本有序投资境外，以便获得相应投资回报。

（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冲外汇风险。促进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外汇管理的重要任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基本上保持顺差格局，仅在2012年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形势。2013年国际收支形势再度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82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3262亿美元。双顺差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长。2013年，我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规模达到3.82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因此如何化解外储经营管理的压力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之一，最终需要通过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扩大出口、鼓励“走出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措施解决。在这些措施中，鼓励企业等法人机构“走出去”目前已经没有政策障碍，而且投资规模已经取得较快发展。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应该说，企业“走出去”对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有已经成熟的境外投资政策基础上，探索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逐步放开境内个人投资，实现个人“走出去”，将增强民间持有外汇意愿，真正实现“藏汇于民”，而且能够规范和引导资金有序流动，这将对缓解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局面、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开放民间对外投资渠道，鼓励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走出去”，能有效对冲我国外汇储备过高带来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三）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美元和英镑国际化过程的经验来看，本国的对外投资活动对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化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基础上，我国开始允许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这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一步，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步。随着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将会主动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广者，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如果将境外投资主体由目前的法人机构扩大到境内居民个人，使用人民币跨境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境外投资水平，加快我国的对外投资步伐，这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四）规范管理，保障权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以《外汇管理条例》为主的外汇管理法规，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制定了原则性、方向性规定，但由于相应配套措施细则未出台，加上上游主管部门无法出具核准，导致个人境外投资外汇业务属于“不可为”状态。在国内投资渠道有限、个人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有境外投资需求的个人往往通过分拆、将资本项下资金混入经常项目或通过地下钱庄到境外投资，有的甚至利用跨境人民币的路径走灰色渠道将投资资金汇出。这些非正常渠道的个人投资，往往需承担风险，且收益也难以得到保护。因此，构建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完善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实现个人境外投资合法化，不仅从法律层面解决法规层次低、零散的状况，还可以避免相关管理部门陷入“有法不依”困局，而且将使个人境外投资收益得到切实保障，这对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来说是“双赢”的。

三、目前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的条件

（一）个人财富增长。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居民个人财富规模显著增加。以居民存款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07.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住户存款46.54万亿元人民币，较2012年末增长13.5%。伴随着居民个人财富的增长，本着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和增值的目标，各种投资意愿增强，而在国内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将个人财富转向境外投资的潜在意识逐渐加强。同时，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境外资产价格相对下降，部分国家出台吸引外资优惠政策，也吸引不少境内投资者目光。此外，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使得我国居民个人财富的账面价值增加，为境外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我国庞大的民间财富规模为资本输出提供了基础条件，为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奠定现实的经济基础。

（二）外汇储备充裕。2004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连续保持大规模快速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速25.9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球外汇储备余额12.1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比重达31.66%。充裕的外汇储备增强了我国企业和个人境外投资国家层面的资金实力和保障，为开展境外投资提供了资金汇兑方面的基础条件。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规模也说明我国外汇资本的相对过剩,需要引导资金合理流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也为在当前条件下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逐步放开个人境外投资限制，提供了客观驱动力。

（三）现有政策基础良好。目前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已经有了较好的立法基础。一是外汇局已经有以《外汇管理条例》为主的外汇管理法规，为拓宽资本流出预留政策空间。二是我国已建立了法人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制度要求境内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的境外投资产业政策并获得发改委、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企业到外汇局办理外汇登记就可以凭登记凭证到银行办理资金汇出或划转手续。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减资、转股、清算等资本变动收入可存放境外，也可调回存入资产变现专用外汇账户，结汇直接在银行按规定办理，无需外汇局核准。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的利润汇回可保存在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办理结汇。法人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相对成熟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提供借鉴。三是部分试点政策为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提供经验探索。比如在上海自贸区允许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外投资，对个人境外投资政策先试先行，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构建提供实验基地。再如，2014年4月获得批复的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也将为今后开放个人境外投资探索管理经验。四是历史案例的经验教训。如2007年天津滨海新区“港股直通车”试点的搁置、2012年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叫停等，也为构建个人境外投资制度提供了经验教训。

（四）监管部门态度趋同。按照国务院总体部署，境外投资相关管理部门对放开个人境外投资的态度趋于一致。发改委已经表示，加快境外投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允许个人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商务部对制定个人在境外投资的备案制持积极态度。外汇局对个人境外投资也在积极探索，已经出台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持有的资产和权益到境外开展投融资活动并返程投资等政策给予支持。各相关部门对外个人境外投资在态度上取得一致，有利于扫清障碍，促进部门沟通协调，便利推进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制定的进程。

四、构建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的建议

（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制度应以全国人大基本立法为基础，避免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政出多门的格局出现。在对外投资管理方面，目前由于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高层次基本法，我国对境外投资活动的规范主要通过发改委、商务部、外汇局等国务院行政部门单独立法来实现，基本上都是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的文件，其法律层次低，内容重叠，甚至部门之间的规定还存在不衔接甚至是相互冲突，使得个人境外投资无从开展。比如说，由于一直以来没有明确个人境外投资核准操作规范，发改委或商务部门对个人投资者可以说是“拒之门外”，但外汇局对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等管理却需要办理外汇登记的规定。这显然是存在政策盲点，且也容易让个人投资者认为外汇局“有法不依”。当这样的结果显然阻碍了个人境外投资的规范发展。因此，应提高个人境外投资的立法层次，建议全国人大出台《境外投资法》作为规范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法律，该法的使用主体范围应包含机构和个人，以便明确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身份。从内容上来说，该法应包括但不限于：鼓励促进、投资形式、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与分析、金融支持、服务保障等。

（二）境外投资相关部门在国务院授权下制定各自职能范围内的部门规章制度。在《境外投资法》的统领下，涉及境外投资的审批管理和行政服务等具体内容相应分工于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建议应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明确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在境外投资方面的具体职能分工，各部门据此再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各部门在制定境外投资规章制度过程中应充分进行协调沟通或意见征询，避免不同部门规定的内容不衔接或者重叠、冲突等现象，从而形成完整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外汇投资论文例2

如何把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与国家的战略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结合？外汇储备的投资，下一步需要将投资领域延伸到有价证券以外，注意对国家资源战略、能源战略，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配合，既分散了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国买什么涨什么”的情况。从国际范围内看，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在资产的选择上都涉及到很多关系本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而日本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制造业、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运输业等部门。另一方面，实现区域和货币的多元化，参考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进行适当配置。外汇储备在最终使用时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国际支付能力，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流动性、安全性也在于保障随时可用的国际支付能力。国际上，挪威央行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将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的外汇储备长期资产配置到42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31种货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未来投资管理外汇储备长期资产时，完全可以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动态的币种结构体系。

外汇储备的投资不应出现“二次结汇”的要求，而是应当要求以外汇运用为直接目标，以免重新增大外汇储备增大的压力。中央汇金公司在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注资中，实际上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被注资的机构往往需要对这些注入的外汇进行结汇来进行运用，否则会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下一步的外汇储备的运用，应当重点强调外汇的直接对外运用。

面对急剧增长的中国外汇储备，各方都在寻找良策。笔者认为，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运作机构不难，但是真正改变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3600亿美元足矣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应付外部流动性的资金需求。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两千亿的速度暴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很大程度上它的贸易顺差是这种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与此同时，中国在资本项目上虽然有所开放，但总体来讲仍是封闭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仍然非常庞大，而如果把与政府相关联的资本项目扣除，资本项目也呈结构性顺差。此外，还有海外投机资金的流入。近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加，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上扬，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仍实施控制，不希望人民币有大幅度升值，其结果是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规模地买入外币，释放人民币。近年外汇储备的暴涨已经超出了外汇储备本身的概念，而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运行架构的一个结果。

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只为应付不虞之时短期外债和进口的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有3600亿美元就足矣。一万亿美元，与其说是外汇储备，不如说大部分是超额储备。

外汇收益回报有待提高

在认识到我国外汇储备来源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看到，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回报并不理想：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需要，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并且为之提供了高达双位数的回报）；而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又放在回报不超过5%的外国政府债券之中。

对于一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本意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和偿还对外借款需要，通常来说，正常情况下的外储管理应该符合三个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以及效益性（也有称作“盈利性”），这三性原则一直是外汇储备的金科玉律，必须得到贯彻和满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便是主要放在流动性极强的外国国债上。

但是对于超额储备的部分，笔者认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的遵守上述三性。部分外汇储备完全可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比较进取的投资策略，提高回报。1万亿美元的外储中，扣除3600亿的正常储备需要，剩下有近6400亿美元的超额储备，而这部分储备目前由于大量投资于外国国债，回报不足5%，如果通过有效的投资策略，将这部分外储投资回报提高两个百分点，达到7%的水平，中国每年将多获得128亿美元的收益��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过去十年，海外基金的平均回报是9%。

根据官方公告，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418.84亿元人民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4665.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仅349.85亿元）。换言之，如果超额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管理，即使其收益率只提高两个百分点，每年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便可以增加21%。

谁执外储牛耳

要让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的管理，使其“有所作为”，理所当然地涉及到由谁来协调管理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外汇储备的性质和国库资金不同，这笔钱理论上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

第二，这笔外汇是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而买入的，在人民银行的账本上，它既拥有这部分外汇资产，同时也要承担与此相关的人民币负债，因此这笔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产。当资金外流的时候，人民银行需要收回人民币，同时将这些储备释放出去，所以不能把这笔钱简单地纳为国家资产。

究竟超额外汇储备由谁掌管？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未来真的成立国家外汇资产管理公司，它可以隶属国务院，但是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牵头，因为这笔钱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另一种做法是，由财政部牵头，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今后吸纳外汇的资金来源由央票发行改为国债发行。

投资策略须慎重

关于这笔资产如何投资，时下争论相当激烈。毫无疑问，资金需要分散风险，同时提高回报。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运作特点来看，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其流动性将成为第一障碍。举个例子，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将一部分外汇分散成持有黄金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实际操作过程来说，在价格敏感的黄金市场上，买卖10亿美元的黄金根本做不到，何况中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黄金持有，就是上百亿美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运作，在现货市场上买进卖出实际上很困难，散户买卖根本无须顾及价格，而超大资金运作本身便对价格构成重大影响。许多目前所讨论的投资策略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一旦中国开始进行资产投资分配，相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以猜测和跟随中国政府投资而动来牟利的对冲基金。中国购买海外账户必须涉及政治敏感性。中国在2006年到处谈判，但并购成交项目少之又少。新加坡是政治中立国，淡马锡在收购海外资产上，比中国公司有利。

外汇投资论文例3

（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层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没有制定统一完善的境外投资单行法，权威性较低。目前，用于规范和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不同管理部门各取一块，分别涉及审批、外汇等单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无法相互补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各部门往往会采用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规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无法保证，与促进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外汇投资论文例4

一、引言

随着2005年7月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人民币从此告别了固定汇率的时代，正式进入“小幅快跑”的升值周期。2007年11月以来，升值速度更是明显加快，屡破关口，累计升幅已超过16%。在全新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将伴随更大的波动，研究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变得富有现实意义。

人民币汇率与FDI作为重要的宏观变量，在我国面临越来越突出的内外不平衡压力的背景下引起国内外广泛讨论和关注。一方面，在人民币外部和内部升值压力的推动下，人民币升值趋势及预期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FDI的“双刃剑”的特性已得到普遍的共识，既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又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因此如何立足新形势调整利用外资政策成为国内争论的焦点。

FDI不能像金融衍生产品一样通过跨期套期保值，并且包含着较大的沉没成本，因此宏观经济变量（如优惠政策、要素成本、现实和潜在的宏观经济条件、汇率水平等）成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决策变量。在诸多因素中，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是影响FDI 流入的重要宏观经济因素，它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FDI流动规模及方向。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导致FDI趋势的逆转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分析

国内外对于汇率波动对FDI影响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本币升值将抑制FDI流入

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相对成本效应”理论（Cushman，1988）和“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 and Stein，1991），他们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会促进FDI的流入，而升值则对FDI会产生抑制作用。

1、相对成本效应理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强调汇率水平变动对东道国生产成本的影响，认为当其他因素相同时，一国货币贬值将会降低当地相对于外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而这种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外资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提高包括FDI在内的资本收益率，从而促进FDI流入。同理，当一国货币升值时，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出口对象国的，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出口对象国本地的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即本国对外国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对本国的FDI就减少。

2、相对财富效应理论。Froot和Stein将本币贬值造成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投资成本下降的作用称为“财富效应”，并以此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跨国公司因日元汇率大幅升值而大幅收购美国企业资产的现象。该理论认为东道国货币贬值能够提高外国投资者的相对财富，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并购东道国国内企业或者在东道国建厂。

（二）本币升值将拉动FDI增长

认为货币贬值将会抑制FDI流入额研究者以Campa（1993）为代表，他认为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决策预测其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一国货币越是坚挺，进入该国市场未来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会吸引越多的FDI流入，而货币贬值使投资者丧失信心，将会阻碍FDI的流入，同时使本国货币流向货币坚挺的国家。

（三）汇率变动将使FDI在不同部门及地区进行重新分配

1、部门效应理论。在简单的两部门经济体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一国币值变化对该国不同部门吸引FDI的能力产生不同影响。当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对贸易品需求上升时，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更多地投入贸易品部门，从而减少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不仅如此，由于本币贬值导致贸易品需求上升，进而导致生产要素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非贸易品生产要素成本，降低了非贸易品利润，故本币贬值还从供给方面对非贸易品部门产生紧缩效应，引起FDI流入出现行业偏向的可能。GoldbergL.S.（1993）认为，汇率调整具有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而资源的重新配置依赖于重新分配成本的多少和汇率变化的信号，这既包括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国外投资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一国货币币值变化将导致FDI在不同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转移，从而具有行业偏向特征。汇率变化除了通过需求和供给层面对FDI的部门流向产生影响之外，还可能通过预期收益和生产成本直接对部门利润产生影响。从理论上看，币值变化引起部门价格和利润变化是否对投资产生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但一个简单的结论是由于企业逐利性，行业利润高将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国货币贬值将提高贸易品部门的行业利润并导致FDI流入该行业。

2、区位效应理论。Aizenman（1992）认为汇率水平通过影响企业竞争力及国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转移，即汇率水平对FDI产生区位效应。Goldberg（1993）认为汇率的区位效应依赖于初始投资成本（进入壁垒）、退出的非转换成本、企业风险类型及生产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同时，区位效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FDI在不同国家分布的调整，同时也包含不同投资国对汇率水平的不同反应。因此，汇率水平变化不仅对FDI全球区位分布产生影响，而且由于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动机及风险类型存在差异，汇率变化对不同区位来源的投资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当东道国货币币值发生变化时，对不同区位来源的FDI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不同区位来源的FDI对汇率水平调整的反应程度亦存在差异。

在实证研究方面，绝大部分主要是针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多数结论为：东道国的货币贬值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流入，而货币升值会导致本国货币流向货币贬值国。本文持中立态度，将以实证回归来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初步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以检验汇率升值对FDI的影响：

lnFDI=α0+α1E+α2VE+α3G+ε

其中，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E代表实际利率，VE代表汇率波动，G代表GDP增长率。根据上文分析，α1的符号既可能是负号，也可能是正号，这取决于实证结果，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α2的符号是负号，汇率波动加大导致风险厌恶的投资人考虑向汇率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α3的符号无疑是正号，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提高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利润率高，因而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为降低异方差影响，本模型将FDI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为增加模型显著性，对VE求倒数，并记作VEDS=1/VE，VE的求法是每个季度3个月汇率的标准差。并对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OLS估计，经验证，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但存在正自相关。采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进行补救，最终得到参数如下：

由上式可得，当实际汇率每增长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15629%；汇率波动的倒数每增加一个单位，FDI的流入量将增加0.06835%（即汇率波动越小，FDI流入量越大），即FDI与汇率波动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有很大部分是内部原因，即是由原来的自身规模决定的，实际汇率及其变动以及经济增长率只是影响FDI流入量的宏观经济因素。所以这些因素对于FDI流入的影响并没有其自身的影响大，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人民币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这一结论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首先，结合我国贸易结构来看，加工贸易仍处于重要位置，而这些都是由FDI来生产和出口。加工贸易主要就是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汇率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劳动力相对价格，因而加工贸易的劳动力优势仍然存在。其次，汇率升值同时导致加工贸易在国外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大幅下降，由于加工贸易企业成本为国外采购成本，因而基本上可以抵消汇率升值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加以弥补，所以汇率值小幅度升值并不会影响流入。

2、人民币汇率波动提高能够降低流入。这同理论分析相一致。1997年和1998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尽管我国政府公开申明人民币汇率不贬值，但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随着汇率波动增加而下降。而在2005年7月的汇率制度改革前，（见图1）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较大，在汇改前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一次快速增加。在其他时间段，汇率波动相对比较平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也相对比较稳定。

四、结论

结合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尽管本文得出的结论同传统投资理论不一致，但这恰恰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不断增长就可以简单地做出这一结论，而且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支持汇率升值和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这一结论。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取决于我国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只要这一根本前提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就不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逆转。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大一部分投资在加工贸易上，汇率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汇率小幅、渐进升值不会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汇率波动同外商直接投资呈正相关性表明，汇率快速升值是有害的，只可能导致短期资本快速流入，长期产业资本将推迟投资，对长期投资形成阻碍最终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是汇率升值背景下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朱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2、王文武.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D].兰州大学,2007.

3、陈杰.对外贸易、FDI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研究[D].重庆大学,2007.

4、张庆君.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10).

外汇投资论文例5

1 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3］夏坤，陈巍巍.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分析［j］.时代经贸，2008（7）：3-18.

外汇投资论文例6

1 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从1981—2000年日本在中国9个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早期的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汇率频繁或剧烈地波动对于风险厌恶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ampa(1993)等学者采用期权定价模型得出汇率的频繁波动带来了很高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得越剧烈,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汇率来诱使企业执行fdi决策。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投资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大的汇率波动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而风险增大时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投资溢价以抵消可能出现的损失,于是放弃部分项目。

2 实证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所选变量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在adf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分别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量exr进行水平和一阶差分的检验,临界值取的是5％的显着性水平,从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两个变量在水平序列上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上都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都是?i(1)。

2.2 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exr和odi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有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时间序列exr和odi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确定var模型滞后的阶数。如果滞后阶数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但滞后阶数也不宜过大,滞后阶数过大会导致自由度的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按照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当r=0时,似然率统计量的值是20.05,大于显着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r=1的被择假设。而在假设r=1时,似然率的统计量是3.03,小于显着性水平是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r=1的假设。也就是汇率时间序列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得出的协整关系对应的方程是：

方程下面括号内的数是对应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本文的人民币的汇率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表示方法,因此exr和odi的负相关表达的是当人民币升值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相应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就会相应变动34.06个百分点。

2.3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从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p值分别是0.0048和0.00098,说明变量lnodi对lnexr在1％显着性水

平上都是具有明显先导作用,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我国汇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同理lnexr对于lnodi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也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同样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granger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3］夏坤，陈巍巍.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分析［j］.时代经贸，2008（7）：3-18.

外汇投资论文例7

一、前言

面对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下降的形势，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我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412.19亿美元（含金融类企业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浮动汇率制度，受美元持续走强、欧洲央行宽松政策的影响，2015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明显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进行，本文将从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两个角度，探究汇率变动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二、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性和汇率预期研究汇率变动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

（一）汇率水平的影响

母国货币汇率水平变动会从财富效应、生产成本效应和资本化率效应来影响母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活动。财富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财产相对于母国企业更为便宜，为了获得财富均衡最大化需要增加海外资产的持有量，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被投资国的优质资产；生产成本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被投资国生产所需的资本成本相对降低，刺激投资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化率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坚挺并且贷款利率较低，母国企业相对较高的通货溢价将获得高资本化率，在对资产并购中更具有优势，增加直接对外投资的概率。

但有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母国货币贬值导致汇率降低时，导致资本外流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汇率波动性的影响

母国货币的波动水平等价于投资者面对的汇率风险，随着汇率波动性的增大，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会减少在被投资国的生产投入，并会放弃收益率较低的项目以降低风险水平。另一方面，剧烈的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对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为规避汇率风险母国投资者考虑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以替代国际贸易，即汇率波动性与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正相关性，波动率越大，越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汇率预期的影响

汇率预期服从随机漫步理论，未来的即期汇率对当前的即期汇率缺乏弹性，汇率预期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与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未来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确定的汇率预期，投资者在综合考虑风险与报酬的前提下，决定是否转回利润或增加投资。

三、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

为验证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本文分析2003―2015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发现自2005年央行进行第二次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持续升值27.5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从122.60亿美元增加到1412.1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7.68%。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投资者参与竞争购买海外资产时更有竞争力，并且被投资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资本收益率提高，即我国企业在国外的生产成本会下降，产生财富效应和相对生产成本效应，促使我国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对比情况如图2所示，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短期时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幅度与汇率波动幅度成正相关性。其中，2011年美国经济恢复疲软，2015年欧洲央行扩大宽松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兑换，导致相关年度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关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值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关注其波动性，避免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大幅度波动，影响净出口贸易和企业经营发展。

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降低、未来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研究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也应该考虑汇率预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分化效应。考虑到美元近期升值的压力，对于发行以美元计价债券的企业，为降低资金成本和未来汇兑损失，直接截留对外投资收益并偿还未到期债务，并减少海外资产的持有量。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出现“资产荒”，对于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企业，如保险机构正利用“走出去”政策的便利性，积极购买境外优质资产，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和规模。

四、结论与建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成本导向性，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境外投资决策有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汇率预期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生不同作用。在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短期内需要稳定人民币汇率，降低汇率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邱立成，刘文军.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6（10）：74―84

[2]陈恩，王方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09年国际面板数据的考察[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8）：43―50

[3]张新乐，王文明，王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7，293（5）：91―95

[4]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ECM模型的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08（3）：134―137

外汇投资论文例8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

（二）内因

1.实际有效汇率。据imf估算,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而根据胡祖六(2003)的测算,从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到2003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11%。自1994年

2.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购买力平价(ppp),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

外汇投资论文例9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

（二）内因

1.实际有效汇率。据imf估算,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而根据胡祖六(2003)的测算,从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到2003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11%。自1994年

2.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购买力平价(ppp),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

外汇投资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11306

一、引 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 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E.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Testable and Untestable 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 ［R］.NBER Working Paper，2005.

［2］ 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3］ Helpman，E.，Melitz，M.，Yeaple，S.Export Vesus FDI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4］ Bernard， A.B.，Redding，S.J.，Schott，P.K.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7，（74）：31-66.

［5］ Antràs，P.Firms，Contract and Trade Structur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1375-1417.

［6］ Antràs，P.，Helpman，E.Global Sourcing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552-580.

［7］ Acemoglu， D.，Antràs，P.，Helpman，E.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3）：916-944.

［8］ Antràs，P.，Helpman，E.Contractual Frictions and Global Sourcing ［M］.Americ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9］ 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 ［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10］ 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 ［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11］ 孔凡保.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12］ 张杰，刘志彪.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 ［J］.经济学动态，2008，（10）.

［13］ 盛斌，马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 ［J］.国际经济评论，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