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一体化例1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当代青春文学遭遇了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阅读群体不断增多、而作品水准却并不高的尴尬局面。准确地说，当代青春文学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从整体上看，“80后写作”的命名为当代青春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青春、时尚、新潮的成分，指向具体的一代人；而青春文学自身又包含着代际更新的要求，因此呈现出来的始终是一种青春常态。具体来说，“80后写作”主要指成名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宋静茹、周嘉宁、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青年写作者，在写作上倚重个人话语的表达，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感染力，具有强烈的唯美色彩；二是极具辛辣的讽刺性，富有强烈的颠覆味道”（《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Vol.05）。前者如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张悦然的《樱桃之远》等，后者如韩寒的《三重门》、刘嘉俊的《高三史记》等。“80后写作”以展现校园、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更强调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一个新的写作代际的表达，它强调作者年龄所处时段的特殊性；而青春文学则“是指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它的作者既可以是青少年作家（如韩寒、郭敬明），亦可以是中年作家（如饶雪漫、石康）”（《中国青春文学十年———以“先锋与常态”模式阐释》，《南方文坛》，2011，Vol.05），强调接受主体的定位使其更关注市场。

当代青春文学贴合市场的审美趣味塑造了一系列明星作家，读者眼中的青春文学作家往往拥有不同于传统作家的个性和气质。想要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站稳脚跟，作家们借助自己的人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写而优则办杂志”的策略，如郭敬明的《最小说》系列杂志，张悦然的《鲤》系列杂志书，江南的《九州志》，韩寒的《独唱团》（已停刊，2012年电子杂志《一个/One》上线），饶雪漫的《17SEVENTEEN》，南派三叔的《超好看》，安妮宝贝的《大方》（已停刊）等。这一系列青春文学杂志内容不尽相同，锁定的读者群也各不相同，整体来看又都有一个共同点———杂志的风格以主编的个人气质为基础，主编的个人风格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杂志的走向，而主编的读者群也是杂志最初的读者群。这种强调个人风格的青春文学杂志和以呈现大写的“文学”形态为主导的纯文学期刊相比，有了明显的区别。风格鲜明的青春文学期刊通常要遵循如下“行规”：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尤其重视摄影、影视元素；推介的小说、电影、作家、导演往往以海外、港台为主，以贴合当下文艺青年的阅读品位和偏重轻阅读的阅读习惯；启用新一手，一方面营造有别于传统纯文学的阅读趣味，一方面又结合主编的个人气质塑造杂志自身独特的文艺情调。这使得文学杂志和文化杂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些青春文学杂志（书）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上卖得风生水起，另一方面却被认为离“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杂志在内容上显得资讯过多散而不专。如《最小说》，小说之外有大量的新书广告、作者的专栏随笔以及配合新书宣传的个人专访；《鲤》要推介与当期主题相符的小说、电影或音乐，以供读者形成互文阅读；《大方》创刊号刊登了占一半篇幅的村上春树长访谈。这些资讯有的关于文学，有的则属于泛艺术的范畴，与纯文学期刊对文学纯度的专注相比，让人感觉不够“专业”。

在“2008—2009年度中国出版机构暨文学刊物十强”的评选中，2007年1月才正式出版的《最小说》以6835票高居榜首，超出第二名《读者》一大截，而《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杂志都排在5名之后，一时间“郭敬明打败巴金”成了话题。作为青春文学领军刊物的《最小说》从未进入主流文学视域，在刊物性质上往往被划归流行消费类，然而一本全部刊登由青少年创作的小说、散文的杂志，达到每月30-70万册的高发行量却又不得不让人反思。在2011年末公布的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郭敬明终于凭借245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首度荣登榜首，而位列三甲的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也再次证明了青少年依然是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最主要的阅读者。

光鲜亮丽的青春文学杂志显得格调不高，而高雅的纯文学期刊又门可罗雀，二者日益扩大的间距指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学界认可的纯文学日渐远离青少年的视野，而被青少年广泛阅读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那么这当中是否存在一种断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展现出与以往文学经验不同的新观念、新手法的“断裂”往往伴随着新写作代际的形成，不同代际对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整体性经验和个体性解读。在裂变的当下，断裂往往被认为是对既定文学话语的“僭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最终被追认为了文学整体架构内部的探索和创新。

当初“80后写作”以叛逆的姿态初登文坛之时也曾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姿态，批评高考制度，逃离家庭的压制，以个人的体验描写老师眼中的“我们”、父母眼中的“我们”以及我自己眼中的“我们”三者之间的撕扯与较量。与其说是先锋，不如说是新鲜更为贴切，这里的“先锋”并不重视文体、语言等形式上的探索，而更注重情节和内容，对于首先作为社会现象而引发关注的“80后写作”而言，他们的写作更像是家长们渴望已久的青春期生活大揭秘。于是充满爆点的“80后写作”迅速打开了当代青春文学的市场，市场又将曾经属于“80后写作”中的独特青春体验塑造成了一种不断更新的青春常态，文学曾经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这里锐减。那么眼前与市场关系密切的当代青春文学和主流文学之间的鸿沟以及应对鸿沟的方式，是最终有可能被追认为文学内部的自我调整呢，还是归结为一种来自外力的“矫正”呢？

以“郭敬明”为例，最初他作为一种现象，引人关注的是加注其身的“文学场”和“经济场”之间的矛盾张力，一边是频繁跻身作家富豪排行榜，另一边是作品不断遭到批评，尤以《小时代》《爵迹》系列为代表。但二者之间的反差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探讨，因为这不过再一次印证了布尔迪厄关于文学场“自主原则”的颠倒法则：艺术家只有失去经济地位才能获得象征领域的名望，如果在经济上富足丰盛，那么这种富足就变相“剥夺”了“象征资本”。但又正是这一点让人颇为费解，为什么早就从作品的文本价值里看到了郭敬明的江郎才尽，但却迟迟等不到他的偃旗息鼓，看到的反而是其在图书市场上的越战越勇呢？郭敬明的“最世文化”（“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最世文化”）正为当代青春文学的“名过其实”困境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注脚。

二、“一体化”突围

当代青春文学在生产机制上与传统文学大不相同，呈现出一种有针对性的紧缩，其基本特征是用市场凝聚原本松散的环节，以资本回馈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就传统模式的文学生产机制而言，诞生一个作家，一般需要文学期刊作为平台将其推出，再融入作协以寻求被“规范”和“指导”，经由专业批评以最终加冕，各环节之间结构松散、周期较长。而当代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则极大地缩短了文学产品的制作周期和作者的培养周期，市场以资本为导向使流通更快速更有效。就在纯文学期刊日渐式微，周旋于或靠政府支持或靠企业赞助的困境，年轻的青春文学期刊甫一出生就以市场为导向走出了一条新路，尽管其作为“文学”的身份还有待审查。

而在这些青春文学期刊中，又以郭敬明创办的《最小说》最为特别。郭敬明出任董事长的“最世文化”，其前身是成立于2006年6月的“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ASTOR），2010年7月更名后，更强调ZUI的文化含义，推出ZUI系列刊物和图书，以期“践行文学与人才双赢的理念，逐步实现文艺与商业的结合，形成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追求“最先锋的创意，最新锐的理念，最顶级的阅读享受，最优质的作家，最富进取的团队”（《最小说五周年铂金纪念特典》，长江文艺出版社）。“最世文化”在实践中将青春文学生产机制的各个环节进一步紧缩，整体上呈现为集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体系于一身的“一体化”生产模式。

当评论界还把目光停留在郭敬明身上，批评他的作品主题庸俗、文辞浮夸、结构混乱、才华尽失的时候，他手中的笔已经悄然置换成了招徕读者的旗帜，建立起一条以《最小说》为平台和母体的青春文学产业链。以2009年为分界点，2006年创刊至2008年的摸索期，无赠刊，签约作者少，其间对杂志结构不断调整。2009年调整开本大小之后进入成长期，经过2009、2010、2011三年的发展逐渐成熟。2009年1月推出的赠刊《最漫画》于2010年10月独立成刊。随着签约不断增加，整体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底同时推出两本新刊———《文艺风赏》（笛安主编）、《文艺风象》（落落主编）。2012年1月又将《最小说》中偏重青春校园的内容独立出来，推出专门针对中学生读者的《放课后》（AfterSchool），由此推动《最小说》瘦身，试图向严肃文学靠拢。一方面，刊物之间相互勾连，每一种期刊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着“ZUI”文化的不同面向；另一方面，期刊群作为一个群像，在青春文学的读者当中也形成一种整体效应，相互之间可以形成“ZUI”文化内部的互文阅读。从《最小说》期刊群的逐渐形成可以看出，《最小说》自身的高发行量并不是其最终目的。以高发行量、多读者群为平台，一方面使《最小说》从一本杂志成长为一个吸引、培养年轻作者的平台，另一方面，以《最小说》为基地的多样化期刊群的形成，又使其成为了一个具有产出新杂志能力的成长性母体：《最小说》担负着“最世文化”生产机构的功能和意义。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影响力逐渐衰退的时候，2008年5月郭敬明以《最小说》为平台，举办了第一届“THENEXT·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以下简称TN），在全国文学创作类比赛中首次以“海选”“晋级”“决赛”的方式进行。TN对传统一、二、三等奖设置的放弃正是深刻地意识到了传统奖项符号意义的空壳化，TN的认可是一步到位地成为“作家”甚至“明星”。抛出许多小众“明星”以培养各自的粉丝圈（每个晋级选手都有自己的后援会），根据读者审美取向日益差异化的特点在内容、包装、营销等方面精心策划，通过“分众”以最终达到“聚众”的目的。TN首先把赛场变成了秀场，让选手在“最世文化”的青春文学场域里同时收获物质资本和象征资本。而更为重要的是，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市场和资本相勾连。TN1共有60237人参赛，收到稿件154572篇（TN比赛的数据来自《最小说》杂志进行的跟踪报道）。2010年1月TN2启动，到9月截稿为止累计参加人数28万人次（由于可一人多稿，所以无法计算实际参与人数），收到稿件289614篇。报名表来自《最小说》杂志或“最世文化”的单行本图书，每张报名表对应一个序列号，不可复印。也就是说，所有投稿的报名表就意味着价值不菲的码洋。TN2采用的读者短信投票方式，总计产生了数十万张选票，每张短信选票的信息费是人民币1元。同时，TN2截稿前，TN1获奖选手已出版长篇小说7本，共计约76万册。TN集赛场、秀场、卖场于一身，对传统写作比赛进行了大改造，凭借这个改造“最世文化”拥有了一条重要的作者生产线，通过比赛筛选出写作风格、发展方向适合公司未来发展预期的作者，将写作者纳入整个生产体系中。

由于当代青春文学作品题材较局限，作者生活经历较单一，整体水平并不高，因此对学界吸引力并不大。另一方面，正由于青春文学作品以描写青少年生活体验为主，与传统的文学审美价值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学界对于青春文学的理解程度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对“最世文化”而言亦不例外。为了走出这个困境，《最小说》尝试在其平台上建立自评价体系，同时以读者评价体系为辅助，从而形成包含生产者和受众的“最世文化”评价体系。《最小说》于2007年11月设立“千元大奖”栏目，获奖作品为当期刊登的文章中最受编辑好评的，附以100字左右的点评。一方面鼓励优秀作者，吸引新人投稿，另一方面也试图在《最小说》内部建立“最世文化”的自评价系统，形成作者之间有比较的竞争机制。2010年“千元大奖”的奖励机制调整为由“金赏（奖金1000元）、银赏（奖金500元）、铜赏（奖金200元）”组成的三级奖励制。以2009、2010、2011三年为例，共计57篇文章获得奖励。这57篇作品并不能完全代表《最小说》的写作水平和作品风格，但又的确透露出了“最世文化”所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以优中选优的姿态在发表的作品中评奖，实际上担负着《最小说》对写作者们的引导———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才是“最小说”的小说。有意思的是，对这57篇文章进行简单归类便发现，在叙事时间和题材上指向一种脱离单纯以校园爱情为描写对象，深入家庭生活、个人内心体验的“成长”，与我们认为其只关注“中学生恋爱”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夹在中间又渴望“成长”的姿态，正是其焦虑和困境所在。

青春文学形塑的新写作流程要求短、平、快，缩短作品制作周期和作者培养周期，使流通更快速有效。“最世文化”把文学的生产机构、生产者、评介机构三者集于一体———一边有《最小说》作为平台，一边有“文学之新”作为作者生产线，同时辅以自评价体系引导外部评价体系的评价机制———建立起了一个有体系、多层次的作者网，形成一条“培养—发表—出版—推广”的产业流程，最终形成一个集约化生产的“一体化”模式，在青春文学畅销书市场上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骂”不倒郭敬明，另一方面也使得“最世文化”从一种现象变成了透析当代青春文学生产机制变化的最好“标本”。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2

1当代体育教育的特点

当代体育教育的特征主要为三类，分别是具有人文性、多样性和持续性。当代体育教育中最重要并且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体育教育的人文性，为了帮助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应当通过体育精神规范以及道德进行教育，学生全面发展得到促进，学生自身健康权利得到维护，到达当代体育教育中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这一基本目标。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应当实现当代体育教育多样性这一项重要的内容，丰富体育教育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更多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包括体育比赛的场所、口号和规则相关知识，包括体育的制度、精神和理念，凸显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育区别于经济、文学、科技和教育等学科。体育教育同教育本身一样都是一项持续性活动，会对学生今后的体育生活和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学生会在体育学习当中不自觉或者自觉的状况下形成与此相似的价值观和道德，学生会受到体育系统和氛围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持续性的角度来看，体育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持续性的教学效果，所有的教育都有持续性，体育教育也不例外，经受过长期体育教育之后，学生所受到体育人文教育观念思想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表现在日后的日常体育活动中。其次，体育教育具有持续性的教育环境，为学生营造更好的体育环境使得学生在日后漫长的探索道路上，能够根据所受到的教育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并根据要解决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2茶文化在当代体育教育中运用的现状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祖先的创造文化所具有的魅力长久流传，被子孙后代承袭至今天。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流通发展的现状下，传统文化已经得到各个国家的认同和重视，传统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对民族未来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国家先民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有一朵艳丽开放的花朵就是茶文化，同时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茶文化无论在文化价值还是商业价值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重要，使得其正逐渐渗透至各个领域，茶文化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茶文化不仅在现代教育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多，而且最近几年兴起的产业中有茶旅游的身影，茶文化的价值被不断挖掘出来。

近年来，茶文化真正地融入到了现代教育中，很多学校特别是中职学校都陆续开设了茶文化相关专业，在高校当中兴起了一片茶文化的热潮。为了提高体育教育的艺术性和民族性，使得体育教育的趣味性更加突出，有些学校布置的实践作业当中已经包含了茶艺编创和技能等作业，很多学校在体育课上都开设了“茶艺技能培训”。然而在针对许多学校针对所设茶文化相关专业进行调查后发现，一部分教师将茶文化当做一门纯粹的学科知识进行教学，没有培养起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使得学生并没有完全了解茶文化。有的学校并没有开展或者很少开展茶实践活动，仅仅是侧重理论教学，使得茶文化没有激发起学生的兴趣，也没有使得茶文化对学生发挥起自身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有些教学过程中教师灌输式教学无疑与现代教育的要求相背离，违背了现代教育要求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理念，较低的学生听课效率，教师的课堂乏味可陈，仅仅是向学生传授茶俗、茶历史等知识。

3茶文化在当代体育教育中运用的重要性

3.1陶冶学生情操，帮助学生提高自我修养

当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具有美好行为的人。在当代体育教育中推广茶文化，能够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帮助学生提高自我修养。我国是礼仪之邦，在茶文化中，茶道体现了我国的礼仪文化十分明显，在当代体育教育中推广茶文化，对广大学生进行礼法教育，向学生传授茶道，使得学生具有礼让的传统美德，养成文明谦和的习惯。茶饮当中所具有的苦尽甘来的感觉使得学生能够品尝到先苦后甜的味觉，也会使得学生培养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愫。

3.2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使得学生具有强健体魄

在学校当中推广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在学生群体，甚至是高校大学生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经常喝酒、吸烟的习惯，为了使高校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应当普及茶文化知识，在高校体育教育当中推广茶文化。在我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茶叶的身影，在大医学家李时珍这位大医学家不朽巨著的《本草纲目》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收集的偏方当中有许多例子是使用茶作为药用，涉及的类型包括妇科、儿科、内科和外科等等。在《茶经》当中，茶圣陆羽记载了茶叶具有防治癌病、抗老防衰、降血压、止渴生津、解酒消食、降脂减肥、明目利尿、镇静安神、清热解毒等作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也留下了茶叶可以解毒治病的传说。

3.3培养广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为了培养当代学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加认真努力地学习，帮助学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应当积极推广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得茶文化得到传播。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自古以来，经过茶文化的交流和对外传播，使得茶文化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古代，汉代张骞，通过丝绸之路，对中原和西域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强中原和西域各族人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使得西域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丰富，，给西域少数民族人们带来了茶叶、铁器、瓷器、丝绸等物品。从十七世纪开始，荷兰人将中国茶叶带到欧洲大陆，自此，中国茶叶对丰富世界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茶文化在东西方各国之间传播，在英国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喜爱。使得当代学生了解茶文化，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爱国情感，也使得他们的心理更加健康。

3.4帮助学生了解、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当代的学生，为了帮助学生了解、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增加大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丰富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推广茶文化在当代学生群体当中的教育。作为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直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芒，茶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我国，茶文化从上古时期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茶经》一书当中，茶圣陆羽就记载了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茶叶在我国民间得以流传开来，人们知道茶叶可以解毒治病，相传是神农氏寻找良药而遍尝百草，以达到解决人们的疾苦的目的，甚至于在一天内所尝食物高达数十种，最后碰到了茶叶。在中国，由于存在释家、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渗透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中国的茶文化与这些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

4如何发展茶文化在当代体育教育中运用

在当代体育教学中运用茶文化的知识进行教学可以有效地传承和保护茶文化，也是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使得学生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的渠道，茶文化引入体育教学中满足了当代体育教学的要求。茶文化不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上千年来我国古人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来讲，茶文化已经得到了社会大范围的重视与认可，满足了社会大背景发展的需求。

4.1加大举行茶文化实践活动力度

在我国茶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采茶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学习采茶舞就是传播茶文化的过程，体育教师在体育课堂上引入采茶舞，一方面可以加深了学生对茶文化的理解，同时还可以使得学生的身体得到了锻炼。为了帮助学生感受到体育教学的多样性，可以在体育舞蹈中加入采茶舞，以桂东南的采茶舞为例，节奏鲜明、动作轻盈并且姿态舒展，可以运用其中敬茶、送茶和倒茶以及采茶等等动作，使得体育舞蹈和茶文化有效结合，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健身健美，也使得采茶舞的改编得到更多审美价值和健身价值的提升。除此之外，还可以将炒茶舞、打杯舞、点茶舞等等融入到体育教育当中。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可以通过体育教育定期组织学生体验茶园的生活，在实践活动中让学生们感受茶文化的魅力，在和茶园展开合作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前往茶园体验采茶制茶，也可以根据条件建立茶文化教育基地，帮助学生感受到茶的制作过程，体验出茶的品质，将课外茶实践活动和课堂茶文化教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4.2教育模式应当多样化

我国当代体育教育崇尚多样化教学，为了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慢慢体会茶文化的魅力，应当多增设一些实践课程，学校可以适当地组织茶文化活动。为了传播并且使得学生理解我国茶文化的思想和审美韵味，应当将经历过上千年发展的茶文化运用合理的方法进行讲授，教师可以循序渐进的教学直到学生听懂。当代体育教育中引入茶文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许多教师不了解茶文化，不知道如何去向学生传授茶文化所包含的知识，然而茶文化所囊括的知识十分丰富，教师们在传授过程中应当注意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学校的体育课程既要包括实践课程，又要包含理论知识课程的设定。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学校可以按照需求开展讲座，定期组织专家来学校进行交流。理论知识课程的作用是将茶文化更好地传递给学生，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茶文化，而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使得学生在潜移默化过程当中逐步确立自身正确的价值观，需要依靠实践课程来拉近自身与茶文化的距离。

参考文献

[1]李春晖.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特性与体育人文精神建设[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12):22-26+32.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3

重提“当代文学（主要指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我们自知，仍然冒着一定的学术风险。因为，十年前国内有少数学者刚刚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典化”话题，当即遭到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乃至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质疑；而后，又有德国学者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的学术观点而且影响颇盛；还有，传统的文学阅读，已经被当下阅读的功利性和全媒体自媒体阅读的性所遗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极度的“边缘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坚持“当代文学经典化”，似乎文不对题，或者，逆势而为。

即便如此，我们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得以正视和重新申论。

当代文学经典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文学史事实依据何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经典”？如何判断？标准是什么？

二、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应该以“经典化”研究作为必要的研究思路和学理参照系？

三、如何从事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换一种表达，如何寻找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路径和方式？

四、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一

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是一个能够形成并可能产生文学经典的文学时代。

从社会文化层面考量，新时期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而且全方位的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近代以来，大凡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往往会在诸如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生、文化与文学的多层面，纠集聚合了太多的复杂的多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内容和要素。有如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更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恩格斯论断：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因为从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代而言，文学经典往往生成于繁杂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因为转型期社会具有非常态的社会文化性质。非常态，蕴含着方生方死，混沌不清，模糊不定，是非莫辩，已知与未知，新生和老旧等一切的复杂状态――这类状态恰恰正是文学得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地带。因为，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表述，文学的本体意义在于“发现”：对于人与人性的发现；对于人的“存在”――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网状“存在”的发现；以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表达方式的“发现”。所以，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更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异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作家提供更为丰富的时代感觉，历史视野，生命经验和话语形式。

从文学发展状态考察，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是中国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的时期――文学本体性回归，应该是文学经典的原创性、超越性等属性得以形成并得以保证的基本前提。可是长期以来，因为中国文化的事功性传统，也因为中国社会历史的有关社会、民族、阶级、民生、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杂多而且沉重，我们的文学不得不被附加了相当的内容和功能。 从“文章，经国之大业”，诗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近代启蒙者“欲新一国之民，必欲先新其小说”；再到“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以及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再度成为社会启蒙的轰动性载体；文学一直游离了它的本体，而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中心载体”和事功性工具。

80年代中前期的三种文学现象值得深究和铭记。一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论从理论上澄清并确立了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与载体的文学，它的“主体性”（精神主题，价值主体）功能，地位与作用。刘再复在理论上的登高立论，从此召唤着长期被放逐于文学之外的主体性的回归。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与回归，对于一直游离于文学本体之上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有着为文学“招魂”的意义。二是韩少功等人的“文学寻根”。寻根文学的初衷与逻辑，虽然沿袭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紧贴现实问题的传统理路：从民族远古文化之根寻找现实之病原，但是，它却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了现实“问题”的羁绊与绑缚，放飞于亘古蛮荒诡谲奇异的文化资源视域，超验在“现实”范畴板块以外的更为丰腴开阔的文化的想象的空间。三是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先锋实验”。先锋实验者们吸吮者“异域”文化精神的乳汁，生命哲学的存在性感知和现代派文学的实验性技法，是他们乐在其中的文学先锋实验。即便实验短命，先锋已死，但他们立足在人与文学的本体性操演，其文学意义不能低估而且影响超远。如今活跃的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人文学创作的底子里，依然涌动者先锋的精血，便是明证。

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与确立；文学与现实的硬性关系的松动，以及题材空间视野空间想象空间的洞开；现代性的人性意识，文本意识的操演与实验；80年代的三种文学事件，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回归确立了实在的基础。当代中国文学，不再是此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学、文化学、新闻学、社会学等“他者”的附属物；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已经区别于“科学的”“宗教的”认识反映世界的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回归文学自身，回归文学本体，才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形成并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也是我们重提“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前提逻辑，是经典化研究得以成立的文学史事实支撑。因为，文学经典应该具备的自由意识，原创特征，超越品质，丰富内涵，恒久影响等经典型特征，必须以回归文学本体为生成前提。而80年代已降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形成并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经典的生成前提。文学史事实也在证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虽然存在着为数很多的，单薄、粗糙、庸俗等近乎顾彬先生所说的“垃圾”的文学；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王安忆、迟子建、阎连科、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一批优秀作家。在他们各具探索、各有风采的文学创作中，显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代，正在或已经到来。

“垃圾”与“经典”共生并存，或许，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事实。

二

正是基于上述文学判断，我们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宗旨。

2011年10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决定联手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研究中心”。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任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文学教授李俊国、文艺学教授蒋济永、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晓晖任副主任。中心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10余位教师组成。 经过反复论证，中国当作中心确立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活动目标与学术宗旨。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分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这两大系列，体现在文学活动方面，是以“文学春讲”、“文学秋讲”为题的立体性的文学活动计划。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每年春秋两季各聘请一位著名文学家和一位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为驻校作家，进驻华科，为期半月。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讲授最前沿性的文学专题；与中文系研究生、中心老师座谈，聚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症结性课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文素质基地”、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堂”、华中师范大学的“桂子山讲堂”、武汉市图书馆的“市民大讲堂”和我们读书会作文学专题讲演。让著名作家和文学经典“进驻华科，影响高校，汇入武汉”，是中心的文学经典化活动的目标话语和形式概括。

当代文学经典化，体现在研究中心的学术层面，是以“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工作。

如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学术工作。

首先，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时评式”、“随感式”的文学批评。即时性阅读感兴文字、把玩式的文学印象、碎片式的文学体悟，这类赏析性文字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但它太轻太飘，不是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方式。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需要大视野、长视距、多学理、厚知识。

其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纯“技术性”、“标签式”的文学批评。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生命性消解、思想价值性退隐、人文理性夭折。代之而起的是技术主义盛行。理论术语、文本分析技术，当然能为文学批评进入文本提供必要的方便，但是，难以进入文学经典化的堂奥。因为任何现成的理论、方法，都难以穿透“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何况术语的简单标签、技法的照搬套用，更难以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区别于任何西方的、“他者”的理论套用式的文学批评。这绝不是对“他者”的理论排斥，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及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机制、语义成分和显现方式太复杂太纠结。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实质上是文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的寻找、探索与建构；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体认，对“中国当代文学”生成土壤、成长机制、作家创作与文本内涵等诸多问题的深度体认、重新抉发和再度阐释。

三

有鉴于此，我们的学术工作重点，放在“喻家山文学论坛”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上。

喻家山文学论坛，是文学春讲、文学秋讲的重头戏。为了唱好这台重头戏，我们花大力气做好喻家山文学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每期一个主题，要求主题明确而且独到，既能够涵盖中心邀请嘉宾的创作实际，又能体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症结。这是论坛主题策划的第一层要求。在更深层次，我们是把论坛主题的策划和提炼，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的路径寻找、方法探索、和实施体现。

2012年的文学春讲，当作中心邀请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进驻华科。根据张炜长期创作体现的特质，我们为当期的喻家山文学论坛提炼策划了“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学原创”的论坛主题。因为，张炜创作的题材是在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近百年的时限之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作家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如何不要成为百年历史的“记录”、“回忆”，而要化为一种文学的“原创”？――这既是张炜创作的特色，也是张炜面临的“问题”。广而论之，“经验与原创”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感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创作问题，也是“当代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创作理论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武汉市文联的文学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等文学研究刊物的专家，齐聚喻家山，纵论“经验与原创”这一学术问题。集社会学术界、创作界的一流专家和文学研究家，共同探讨涉及当代文学创作症结的，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具体路径的学术问题，并结集出版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之一的《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 张新颖卷》。

2012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作家兼评论家格非。一位是文坛常青树、全能怪杰，一位是先锋文学实验高手。为此，第二期喻家山文学论坛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为“革命or游戏”。从这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实际考量，他们的确是“革命or游戏”的创作开创者和实践人；从中国百年文学历史发展而言，“革命与游戏”问题，可以视为继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命题之后的又一“中国文学问题”；而且，或许就是在这个悖论式的创作问题区间，形成并产生某种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因为，如此问题，西方全无，中国独有。

2013年的文学春讲，邀请嘉宾为著名作家苏童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与此前的张炜、韩少功、格非比较，苏童创作那云雨朦胧的题材人物，那潮湿颓废气息，体现的写作路数内蕴气质更为别致。为此，我们把苏童创作的“病江南”，提炼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缘与颓废”的论坛主题。缘此路径 ，我们发现，当代中国大凡引领文学创作的，皆处于“边缘性”（题材与人性的边缘性）与“颓废型”的文学――或许，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又一路径或形态。

2013年的文学秋讲，邀请的嘉宾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及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获得者毕飞宇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毕飞宇的创作，看似与先锋为伍，实际上表面不温不火但却内含理性的张力和唯美的诗性。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默默地探索着如何把“故事”变为“审美”的文学问题。很显然，如何“从故事型叙事变为审美性叙事”，既是毕飞宇的创作特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普遍忽视的“问题”。为此，“故事与经典”，成为这次文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化、资讯化、物质化时代，故事虽然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它不是文学本身。故事必须被审美性穿透（或者“揉碎”），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必要前提。要不然，文学又等同于资讯，类似于新闻，或者历史文献和现实镜像的克隆品。而且，中国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审美”的本体层面，才是当代文学得以产生“经典”的美学前提。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作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举办4季“喻家山文学论坛”，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4卷。它们依次为：《经验与原创――2012文学春讲・张炜张新颖卷》，《革命or游戏――2012文学秋讲・韩少功格非卷》，《边缘与颓废――2013文学春讲・苏童谢有顺卷》，《故事与经典――2013文学秋讲・毕飞宇吴义勤卷》。

四

不必讳言，从以往的中外文学经典的生成时间来看，所谓文学经典，大多不是被当代所指认，往往形成于“后世”。“时间”，往往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的检验系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是“时间”长度与过程的凝聚和沉淀，是“后世时间”的文学历史文本，此话当然不谬。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因了当世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莫夫的富于当代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确立了普希金、果戈理、托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与意义。这也证明，文学经典的研究和确立，不能全靠“后世时间”，也不能完全依赖后人的研究。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前述里强调的：在某一民族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急剧转型期，因其社会文化的繁杂混沌、多义纷呈，当代文学研究者恰恰最适合于文学经典的当下性阐释与前瞻性研究。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不能缺少，相反更应依靠当代读者尤其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参与。从文学研究使命而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回避的研究姿态与学术使命。强调这一要义的另一理由还在于，当今世界，因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地化”，时间的高速性与时间同一性和平面性，成为人及其文学的当下生存的真实境况。在时间的高速性、平面感与同一性的当代世界，极容易“损耗”甚至“变异”文学的语义真实性和丰富性。那么，人与文学抵御这种境况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于当下文学经典的自我确认。所以，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学术难度。我们需要面临和克服的难度之一，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与运用。正如《后殖民写作》所揭示的，虽然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难免被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殖民”的宿命；也即，虽然我们承认并继续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话语，但我们不能只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移套用。西方理论及话语的同质性，不能解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具像性与复杂性。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发现、寻找与建构。难度之二是，对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超时距独到性的分析与抉发，判断与阐释。显然，这是一项多学科交汇性的学术工作。一般用以拿来衡量文学经典的说法，诸如审美原创性、精神超越性、内涵的多义性、影响的恒久性等等，只能作为参照，不能用作标准。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4

引言：

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剧作中，都有不同的叙事内容与文学结构，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叙事与结构的变化是必然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文学史进步的重要表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历史文学已成为经典，逐渐退出文学舞台，新的文学时代正在冉冉升起，当代文学正在用它特有的表现手法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思想。我国是文化大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学史起源相对较早，从古代传说故事到诗词歌赋再到明清时期的各类古典小说，各具特色并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到达顶峰时，那么必然会迎来衰败，这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及自然守则。

一、当代文学整体的发展趋势变化

（一）大规模转战影视发展方向

文化包括很多方面也有很多表现形式，影视文学影响力巨大，相对纸质文学表现形式，影视文学面向的社会大众更为广泛，好的电视剧作品收看人数高达好几亿，是当代文学发展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很多文学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最后都是通过编写著名电视剧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很多电影或是电视剧的成功都要归功于编剧优秀的写作水平，这虽然是当代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并不是绝对的，还是鼓励当代文学创作者能写出更多优秀的长篇作品，体现我国历史文化精神。

（二）短篇小说发展形势良好

当代文学很多著名作家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相对较保守，不是很认同，也没有过多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短篇小说内容水准不断提升，受到大众追捧喜爱，改变了很多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看法。短篇小说发展形势好比是“快餐行业”，因为它的字数少、主题鲜明，阅读人数逐年不断上升，加上它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在文学发展市场上占有很大优势，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短篇小说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当代文学更注重网络市场

现在已是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媒介是文学重要的传播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网站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网站中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都能找到，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现代小说亦或是原创的个人作品，甚至很多冷门的文学作品都能在网站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或是著名文学作家与大型文学网站进行签约，并且网站对于所合作的网络作家都有严格要求，这种形式不仅方便了人们阅读，更体现了当代文学发展趋势变化。

二、当代文学中叙事与结构具体变化分析

（一）当代文学叙事变化具体表现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且对文学发展史也产生很大影响，当代文学的叙事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当代文学叙事中总是通过具体作品向人们渗透一种内在深处的核心思想，通过深入刻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历以及形象细节描述，引起阅读者看后的共鸣，会不由自主地将自身与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文学中，某些著作人物会那么深入人心，因为更广泛地深入人们主观意识中，当代文学作品叙事过程中，往往通过具体寓言故事或是人物经历揭示现实社会的丑陋与真实面目，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统一，侧面大胆讽刺社会的同时代替人们表达心声，通过文字将人们内心的想法与不敢言语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

（二）当代文学中的结构变化

在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总体来说结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分时阶段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了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本质上的差别，在整体文学时代背景下，按照写作选材、文章类别以及陈述的现象进行依次排列。例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将80年代前后进行有序区别，分开排列顺序，或是将部分文学著作中按照古诗、小说以及散文等进行编排，这些都是当代文学中分时阶段结构变化。其次，就是不按照分时阶段结构进行排序，会结合不同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具体排序安排，有的会按照作品内容进行排比归类，有的则会根据相应内容将同一文学现象进行排列，这两种排列顺序是当代文学的主要结构变化。

结语：

时代不断发展对文学史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无论怎样的变化，这是一种体现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文字表现形式，承载着历史精神，要将我国文学事业继续发扬光大，提升国人综合素质，促进国家文学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5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著《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7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 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 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着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着《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8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国民党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国民党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著《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淫秽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9

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困境

当代文学批评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型，这次转型可归结为两个关键词：一是改革，二是开放。前者的目标在于改革僵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而后者则表达了一种走向世界的生存姿态。正是这种努力，中国文学批评获得了当代性，而且呈现一片繁荣之貌。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进入了“失语”的境地，“失语症”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身上体现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的面前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过于西方化而且发不出福柯所说的那一份“权力”的声音；第二是伴随物质主义消费时代的袭来，当今的批评话语过于“个人化”“私语化”，人声鼎沸却无人听懂。归根到底，当代文学批评的“失语症”不仅表现于“话语”层面的丧失，而且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文学批评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照搬照抄而没有自觉地批评吸纳只会导致全盘的丧失。

为何会造成这般困境，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滥用”和对传统文学理论的“弃用”，当代文学批评过于重视西方文论理论的“移植”，过于全盘西化，却没有对传统文学理论进行有效的“继承”。我们一味地滥用西方批评话语只会造成“东施效颦”，我们并不是反对借鉴西方文学理论，而是在学习的同时要如何“化为己用”，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运用到文学批评对象本身，而不是生搬乱套。在当代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语境中，我们当务之急就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语境，结合西方的文化语境，建构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学批评，让当代文学批评自觉地形成一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其中有两条具体的途径帮助我们寻找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那就是：一个途径是西为中用，带着具体的问题意识去寻找，首先要确定好本土的文化语境，然后有重点、有目的地深入到西方理论体系以及文化思想中去，而且要全方位、多领域考察，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偏狭之见，正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既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状出发，又要从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实际语境出发。

另一条途径便是古为今用，带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问题意识，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系统，汲取精华，古为今用，找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根”，这样子才能源远流长。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在与其他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之中，应采取一种坚持自我、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既不能被全球化潮流所淹没，也不能固执己见而不发现创新，我们应当时刻保持理性的精神和平等对话的原则，采用“平视”的角度时刻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有着清晰的剖析、准确的判断和合理的修正，不脱离也不滞后于当代文学现实的发展。

二、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变与出路

1.对外来文学批评的转化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开篇便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对社会现象进行总结分析后得出了现代人容易患“精神分裂”的症状。面对着文化理论黄金时期的过去，面对着浮躁而又窒息的社会，一些学者大肆鼓吹某种主义，一味追捧某种现象，诸如此类的“精神分裂”，他们丝毫不考虑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一味地追捧，这种现象是我们亟待消除的，我们不能在简单的模仿和照搬里迷失了方向，沦落为一个“精神分裂者”，我们必须在多元探索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成熟的文学批评形态的建构，包括主张走西方现代文论“中国化”的建构之路，是汲取精华，而不是一味照搬。

于是我们便回归到第一个途径，西为中用，带着具体的问题意识去寻找，确定好本土的文化语境，然后有重点、有目的地深入到西方理论体系以及文化思想中去，而且要全方位、多领域考察，最后回归到中国本土语境中来。而这条途径可以有效地解决第一种“失语症”，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面前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过于西方化而且发不出福柯所说的那一份“权力”的声音。我们一方面要向“他者”学习借鉴，打破僵化的思想观念，开拓创新，另一方面要对肯定自我，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不是一味地模仿，避免“精神分裂”，而是要找到属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有效地转化和融合中国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

2.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转化

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文学的创作和批评过程中，也形成了丰厚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例如很多见地深刻的理论成果，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西方的理论思维偏向于追求思想文化的确定性以及明晰性，所以形成了严谨的理论体系，而中国的理论思维偏向于追求思想文化的体悟性和多样化，所以理论体系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模糊的，但未必逊色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例如严羽的“妙悟说”。这些传统批评理论是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的，对传统的回归，意味着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回归传统不是提倡全盘复古，而是兼容并蓄，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让中国的批评话语更富特色和活力。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首先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选择”，我们必须通过反思、选择和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来审视传统文化，对有价值的成分进行改造和转化，从而为当代的思想建构和理论建构服务。思维文化具有“异质性”，而差异就是特色，就是个性，就是价值。所以我们在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选择和批判时，应该具有这种非常明确的差异意识。同时要立足于现代意义建构和价值建构。人文学科本来就应当担负着意义建构和价值建构的职责，它的指向是“人”及内在的精神世界。面对着“现代化”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的沉重的压力和危机，我们更应该注重“人”的主体性，以及内在精神世界的“灵性”，而传统文化的体悟性恰恰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建构

如何让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成为可能？多元化自然是当论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多元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有一条主心骨来主导，这就是坚持自我，然后是开放性和创新性，唯有解放思想才能生机勃勃，唯有综合创新，才能彼此发展。

与此相对应，当下的批评转型的危机原因有：一个是后来的文学批评从多元化走向了“唯一”，走向褊狭，走向政治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个就是受着物质消费主义时代的影响，我们失去了“主心骨”，批评家成为“墙头草”，原创理论“终结”了，文学批评脱离和滞后于文学现实的发展，更不用说文学批评的创新发展了。走“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建构之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任何一种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的探究，都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模糊走向明晰，从零散走向统一，从单调走向多元。

结语

我们国家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文论大国，但是近现代乃至当代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落后了：文学商业化和世俗化在制造表面、虚假的文学繁荣景观的同时，却弱化了文学整体素质，造成了文学群体性的精神退化和思想贫血。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有长足的发展，毕竟我们拥有的人力和文化资源是富足的。一方面，我们要具有这样的自信，另一方面是我们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面对着“理论终结”的原创理论缺乏、理论脱离和滞后于文学现实的发展、当代文学批评精神和功能的消减等问题，我们要勤于寻找出路，建构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学批评，让当代文学批评自觉地形成一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赖大仁.当代文学批评形态重构：必要与可能[J].文艺评论，2001年01期.

[2]阎嘉.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J].宜宾学院学报.2001年03期.

[3]王志彬.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当代文学一体化例10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学在历史岁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学也进行着自身的改变和进步，在接近七十年的发展、努力和探究之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伴随着越来越多人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得以更加细致和全方位的展现，相对应的是不断提升的学科地位。但是面临着现代化社会信息爆炸的现状，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略，使得现当代文学偏离了其原来的发展路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渐渐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生存起到了严重的阻碍。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和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结合，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学指的是从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文学，当代文学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时间点，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产生，而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历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指的是文学革命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是该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鲁迅。第二个十年是革命文学的十年，指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巴金、曹禺和老舍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左翼作家，而伴随着矛盾的作品《子夜》的发表，文学的形式也进行了创新。第三个十年指的是抗战时期，指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鲜明的时代特点被注入了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将社会背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反映出来，在这其中，国统区最为优秀的作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而解放区最为优秀的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

（一） 、商业化的文学创作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侵蚀了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巨大变化，朝着文学功利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成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了名利的附属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刺激下，“纯文学”逐渐消失，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网络等传媒方式大肆发展，导致严肃文学对文学地位受到“俗文学”的挑战。文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启蒙、审美甚至教化功能，被逐渐放大的仅仅是文学的娱乐功能，抑制了文学作品中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肃文学逐渐的被边缘化，仅仅被一部分的精英分子所接纳。伴随着文学的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到了市场和名利的竞争当中，他们希望各种奖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而获得，想让自己在文学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加希望市场被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主导，并且从中赚取大量的财富，文学创作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庸俗化、名利化和市场化占据了文学创作过程，扭曲了原本正常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缺少自我审视精神

对于“自我”的认真反思和审视，是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指的是“自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应该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阶段，自我的反思和审视被我们忽略甚至放弃，文学的发展自由散漫。因此，当代人深刻的心理，没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缺少自我审视精神是文学极端化的表现。

（三）缺乏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人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可知，人们的生活被都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填满，社会发展阶段非常迅猛且日新月异，在这个阶段，发展较快的是纯文学和先锋文学，并且成为目前文学领域方面研究方向和热点。举例来说，底层写作、革命小说和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在时展特征的影响之下，深刻的变化也在文学研究方面发生，造成了研究领域和形式的便捷化，导致功利性占据了文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前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我国大多数学者都在积极努力的对现当代文学发展进行研究，这种现当代文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虽然将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人们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角度得到了增强，但完全没有体现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并且将现当代文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缩减，造成了降低研究深度的后果，在大家忽略了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之下，文学创新研究更是迟缓，学术研究的负担过重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方向

（一）民族化的文学模式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回归传统，就必须要发展民族化的文学模式，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相符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民族文化还没有被一些当代文学作者忽略。举例来说，现当代文学当中，部分作者创作的白话诗歌，它们的来源多是描述民间的真实生活，或者是一些关于民间生活的歌谣，将民间的这一生活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表现出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族化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现当代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的心理，也在民族文化的描写和中华民间产物的汲取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积极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必不可少，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也要在创作过程当中得以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基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次发展才会得到保障和促进。

（二）世界化的文学模式

将创作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作为出发点，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西方化”的观点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进行剔除，文学发展的模式要走向世界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文化承载体，文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它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人类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进行反映，而不是将人的价值观进行否定或者是从中获利。文学没有国家的界限，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所以，在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种世界性的交流模式亟须被建立，只有这样，每个国家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能够得以保持，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才会更好的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要明辨是非，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扬长处避免缺点，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将创作动力基于西方文化，也不是固执地发展传统文化，而是要将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创新动力的新文学精神进行建立，积极健康的文学精神是具有创新性的，看待世界文学要用整体的眼光，才会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三）人性化的文学模式

通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发展史可以得知，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挖掘人性本质特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式，也会树立起一些人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忽视重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将经典进行重读，才能将新文化达到更好的衔接，才能更好地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第二，要持续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氛围，在扩大的过程当中，还要持续的深入研究传统的古诗词和戏曲，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行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与此同时，还要重视社会变革或转型期的市民文学，将它的文学特性和社会效应进行认真分析，使得文学发展的平衡可以得到保持。第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少的是感动人心的语言，面对这种现状，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意识进行禁锢，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将生命的意义进行寻找，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社会发展过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重绘或记录。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