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论文例1

（一）有利于农业稳定与农民增收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本次文件一共提出了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这足以说明中央对三农的重视。在价格比较稳定的条件下，粮食产量增长必然会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农民的持续增收才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保障国家的粮食稳定与安全。（二）是适应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需要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产需缺口扩大。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人口如能控制在15亿，人年均粮食消费量如能控制在500公斤，则需要粮食7.5亿吨，与现有产量相差1.8亿吨，这也是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家非常重视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我国新研制的超级水稻亩产900公斤，创造了世界杂交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三）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只有粮食充足了才能使人们有充足的精力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才能保障市场物价的稳定，可见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要保证一国的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就必须保障粮食安全。（四）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社会稳定及构建和谐社会“民以食为天”，这是古人对粮食重要性的高度概括。今天对一个国家来说，粮食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只有粮食充足了，每个人有饭吃，人民才会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所以，粮食又是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供给。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2300万，城市下岗失业、收入水平低、需要救助的人口近2200万。这些弱势群体收入低，食物时常得不到保障，这与那些高收入富裕阶层相比形成明显的不协调，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弱势群体食物供给的不安全不仅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而且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应实行粮食救济措施，满足其基本需要。所以，为了满足人民的第一生活需要，保证社会稳定，为了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保障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

粮食安全论文例2

1.法律与政策不够健全，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缺乏全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纲领性的文件，全国性生态农业建设法规条例还未制定，仅依靠《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等指导性文件进行生态农业建设，政策激励机制不健全，传统生态农业建设无法取得独立的财政扶持，资金渠道有限,建设项目难以全面展开，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以粮食安全为发展主题的生态农业则更是缺乏规范、政策与相应的激励机制。近年来，国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施了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又实施了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订单奖励、农机购置和作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种粮农民的收益，但是，随着土地承包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种粮效益仍然很低。如以杭州市萧山区普通的粮食承包大户为例，如承包100亩大田，种植一季春粮和一季晚稻，一年的净收入一般只有4万元左右，收入不但低于其他产业，也低于农业中其他如花卉苗木、养殖等行业。同时，对于粮食生产实行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由于政府没有额外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经济效益难以保障，因此农户对生态农业与粮食的协调发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2.理论技术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农业技术人才

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协调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严密的理论支撑与深入的研究、实践。要将农、林、牧、副、渔业各大类、以及个小类综合起来，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加工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支持。而且我国领域广阔，地理环境各不相同，不能简单的将一个地方、区域的经验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经验。同时，我国农业劳动人口科技素质偏低,农村科技人员严重缺乏。如杭州市萧山区江东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核心区面积2万亩，有农业企业32家，这些企业普遍反映科技人才难以留住，主要原因是农业工作辛苦、报酬低，企业偏小职业发展空间小，位置偏僻、生活艰苦等。因此，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有机结合的效益发挥出来，难度很大，需要不断的摸索、实践与创新。

3.农业经营规模小，市场化水平不高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耕地平均分配到农民身上。耕地分配到户后，在保证了农民平均分得了一份土地的同时，也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与经营效益。虽然经过一定程度土地流转，但流转毕竟数量偏少，农户经营规模依然偏小，如经济较发达的杭州市萧山区，到2009年已流转的占总耕地面积的48.2%，其中50亩以上的大户数只为1.1%。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市场化水平还不高，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农业生产整体很难达到规模经济，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制约着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规范化、规模化与社会化发展，难以体现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4.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技术推广力度有待加强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与广大农民的服务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经费投入不足，如基层工作经费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开展试验示范、检验检测、技术培训、进村入户的日常工作费用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条件建设投入不足，设施设备缺乏，服务手段落后。二是运行机制不规范,如一些地方管理体制不顺，乡镇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主要精力从事乡镇其他工作，业务工作难以开展；一些地方责任机制不健全，没有把公益性职能细化到每个岗位和人员，很多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农技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三是人员素质亟待提高，基层农技人员队伍老化，专业人员进不来，新生力量补充慢，部分地方已出现人才断档；现有人员培训跟不上，知识更新不及时，业务能力与生产需求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推广力度不够，在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发展中的技术培训、指导力度也欠缺，已很大地影响了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措施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以及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压力下，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今后一个时期，既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也是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由各自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为此，我国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健全法律与相关政策，完善理论与技术体系，培育农业生产主体，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四化”同步发展。

1.健全法律、相关政策与激励机制

我国在粮食生产上的法律、法规与激励政策相对比较健全，但在生态农业发展上还相当欠缺。为此，我国要参考国际上发展生态农业成功的做法，借鉴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些有效经验，在深入的客观分析和农民意愿研究基础上，完善推进生态农业以及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法规体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规范农业生产者、管理者的行为。要将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有机结合，与一般的农业相比，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承担着更大的机会成本,弥补的办法就是实施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有力的政策扶持、项目推动和保障措施，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经济效益。

2.完善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

要持续快速地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相支撑。为此，需要从学科上加强对生态农业以及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理论的重视，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发挥各门相关学科和理论的优势，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工程的综合发展。基于我国各地的气候特点、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研究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时，不能照搬国外，更不能闭门造车，要与各地的实际相结合，要加强产学研三者的结合，要关注实施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加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要通过科技发展促进经济进步，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理论的发展；以实践为指向推动理论的完善，以理论为指导推动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实践的深化。

3.积极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实用人才

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人才是关键。要注重提高农业人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加强专业素质和科技素质。一方面要发挥农村现有培训机构、基地作用，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到农村一线开展培训和技术推广，通过系统性和针对性农民素质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和技能培训等，提升农业生产、管理人才专业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农业企业要出台政策、改善环境，让专业人才愿意到农业企业去就业、创业，使专业人才在农业企业中有较大的锻炼空间和发展平台。此外，要充分发挥各级农村实用人才的示范和传帮带作用，使农业生产人员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并涌现出一批有理论、有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推广、应用农业科技、促进农业企业更好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

4.积极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和节水技术

要加强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集成技术的科技攻关，推广应用优良品种，创新农作制度；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技术；施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推广雨污分流、干湿分离和设施化处理等先进适用的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减少煤电消耗，促进节能减排。同时，要提升农业水利设施水平，完善田间排灌体系，推广应用微灌、喷灌、低压管道输水等节水技术，推进农业用水循环利用。

5.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严格执行

保护基本农田、标准农田以及林地、湿地、水域、海岛、滩涂等各项规定。加强耕地地力培肥，深入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强化新垦造耕地和围垦土地的改良和培育。规范农业生产过程，科学评估农业生产及投入品对土壤、水、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耕地质量定位监测点建设和动态管理，开展耕地质量状况监测和评价，建立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和耕地质量长效管理机制。要强化农业执法监管。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加强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6.提升农业市场化、产业化水平

要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完善市场体系尤其重要。一是要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发展壮大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大户，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二是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加强土地流转的财政扶持力度，落实有针对性的激励与优惠政策；健全市场化运作的土地使用流转机制，改善土地流转的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自愿向生态农业、粮食生产集中，提高生态农业及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三是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农产品流通，特别要发展规范绿色市场，促进生态农产品批发、流通，通过绿色产品市场来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粮食安全论文例3

1.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预测方法。(1)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总人口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反映粮食安全程度的五个变量。(2)数据来源。总人口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经济年鉴》，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而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系笔者据上述统计数据计算得到。(3)预测方法。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考虑粮食进出口和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等因素。本文采用OLS回归法定量预测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其具体步骤：首先，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年历史数据，分别以时间为自变量对它们进行OLS回归处理，并检验模拟的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其次，在四个回归方程均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基础上，分别对这四个变量作外推式预测，得出2007--2020年间各变量的年度直接预测量；再次，求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的预测量之积，得到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将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与直接预测量作比较，据稳健原则选取其中较小者为粮食总产量的预测数据；最后，用粮食总产量预测量除以总人口预测量，得出入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数据。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和Excel2003软件。

2.预测过程及结果分析

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实际数据，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它们对于时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1)。观察这四个回归方程各自的确定系数及调整的确定系数，发现它们均具有较好的或优良的拟合优度，可用于预测各自的未来量。

依据表1各回归方程，分别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进行外推式预测，得到它们的2007—2020年预测量；再据2007—2020年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预测数据，可计算出此间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表2)。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基本安全水平应大致为365公斤—370公斤。将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量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作比较，发现2007—2020年间入均粮食预测占有量均略高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说明2020年前中国粮食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

虽然2007年与2008年是本研究的未来年度，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已是历史年度；这就为检验本文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契机。《2008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粮食总产量为50160.3万吨，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而2007年和2008年年末实际总人口分别为132129万人和132802万人，即2007年和2008年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约为379.6公斤和397.9公斤，分别超过各自预测量约2公斤和20公斤。这表明本文所预测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仅可以满足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而且其预测水平基本符合实际且稳健可靠，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二、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实现上述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目标，须妥善处理四方面影响因素：(1)人口因素。应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近来学术界出现了针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杂音”，即认为若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中国未来将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过快上升并危及经济发展后劲等不利局面。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大国情与最大矛盾始终是人口过多、资源紧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早已接近极限，这是威胁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诱因。至于几十年后的问题，现在不宜过于“深谋远虑”，应依据未来的具体情形由后代们去历史地予以解答；况且，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劳动力需求将呈降势。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即便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足为虑。(2)耕地因素。耕地是最基本的粮食生产要素，改革以来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呈稳中微升之势，而粮食播种面积呈波动下降态势。其实，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益导向与粮食生产的社会效益功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须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并有效协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产上的争地矛盾。中国既要切实硬化基本农田保护，又应着力改良耕地，做到既确保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又要持续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只有切实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才可能为确保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耕地资源基础。(3)农业基础设施因素。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旱灾、涝灾是中国最频发且影响粮食生产最重的两大自然灾害。这表明中国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局面，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依然比较薄弱。同时，要在“人增地减”双重压力下谋求未来中国粮食基本安全，就须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持续提高单产。因此，必须尽早确立农业水利基建优先发展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并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农业投入保障制度。(4)制度因素。在农业生产发展上，应确立“制度重于技术”理念，着力开展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注重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应优先进行农地利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财政支农体制等相关农业制度的实质性创新，以达到激发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性，活化涉农资源，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维目标。应加快农地利用制度创新改革，设法实现在粮食生产用途上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以激励农民增加对耕地的投入，鼓励农民有偿流转土地，渐进地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资金是农业经济的血液，粮食生产离不开灵活、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须切实扭转农村资金外流局面，实事求是地谋划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改革以来财政支农能力低下且已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不足，而在于财政支农效率长期低下，加快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已刻不容缓。

粮食安全论文例4

内容提要：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在参与粮食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一方面增强粮食进出口规模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对贸易策略进行适时调整以应对国际市场贸易结构的变化。只有在风险可控以及贸易策略有效的条件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才能在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促进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论文关键词：贸易结构，粮食自给率，粮食安全，贸易自由化 一、世界粮食生产及贸易状况 1、世界粮食供需总量基本平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谷物播种面积增长相对缓慢，1961—2002年仅增长了2.31%。尽管如此，由于单产水平的大幅提高，播种面积增长缓慢并未对世界粮食产量增长形势造成阻碍，1961—2002年玉米产量增长了3.12倍，小麦产量增长了2.51倍，稻谷产量增长了2.72倍。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开始减缓。1960—1990年，粮食产量每10年递增近28%，1991—2000年，粮食产量仅增长了6.1%，这一数值不仅远低于90年代以前的水平，而且已低于同期人口增长水平15.3%。 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生产和消费可以维持相对平衡，不存在世界范围内的严重的饥荒现象。但地区和国家的粮食分布是不均等的，亚洲、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粮食问题。 2、世界粮食供应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的隐忧。世界粮食供应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主要依赖欧洲、美洲少数发达国家。2003年世界谷物出口量仅占产量的12%左右，粮食出口集中于少数国家与地区，尤其是美洲；2003年美国、阿根廷、巴西的玉米、大豆出口量分别占世界玉米、大豆出口量的85%、93%；同期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小麦出口量约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78%；泰国、越南、美国、印度大米出口量约占世界大米出口量的74%。世界粮食的主要流向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人口众多，粮食需求旺盛，进口粮食量大路远。中国、日本、韩国等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少数国家进口粮食，远距离运输消耗大量能源与财力，涉及政治、经济与自然条件等许多不确定因素。 世界粮食生产和需求的地区不均衡局面在中长期内将继续存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通过粮食进口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巨大隐忧”。当前美国的粮食出口量约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左右着世界玉米、大豆、小麦的市场供应。尽管WTO一直在努力限制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但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继续通过多种方式来巩固其作为世界粮食主要供给国的地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粮食出口量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过大的比重，会由于这些国家粮食生产、储备状况及有关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粮食安全。70年代初的世界性粮食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时世界粮食储备量下降到了不安全的边缘，由于美国粮食受灾减产，使本已脆弱的粮食市场急剧恶化，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二、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总量及结构问题 1、我国粮食贸易的总量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进口与出口均有明显增长，在1992年—2003年中，净出口的年份为7年，净进口的年份为5年，且大致呈现的是交替出现的状况。通过深入分析1992年—2003年我国的粮食进出口情况，可以发现2个重要特征：(1)通过将1992年—2003年净出口年份数值累加，以及将同期净进口年份数值累加后发现，前者7年的累计数值要远远低于后者5年的累计数值，说明我国在粮食国际贸易中主要扮演的是需求方的角色；(2)通过对1992年—2003年净出口年份之间的净出口量的比较，以及对净进口年份之间的净进口量的比较，发现前者的波动幅度要远远低于后者的波动幅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进口的可控性较弱，受国内粮食供求平衡、市场价格、粮食生产等因素的影响明显。 在粮食进口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1997年后我国大豆的进口数量快速增加，1997年大豆进口量为273万吨，2001年大豆进口就超过了1000万吨，达到1394万吨，同期大豆取代小麦成为我国粮食进口的第一大品种，2003年—2005年我国大豆进口数量均超过2000万吨，占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近1／3。 在粮食出口方面，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出口品 种，在2003年之前玉米出口年度间变化不大，没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由于国内玉米需求持续增长，玉米出口数量出现下降趋势。2003年—2005年我国玉米出口数量分别为1639万吨、232万吨、861万吨，2006年我国玉米出口补贴政策没有继续实施，因此许多出口商已停止向国际市场出口中国玉米，中国玉米的传统进口国韩国已开始从美国进口玉米，2006年1—7月，我国累计出口玉米225万吨。 2、我国粮食贸易的结构问题。我国粮食进出口总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粮食贸易的稳定性较差，大起大落的状况经常出现。在总量稳定性较差的同时，结构问题同样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谷物消费品种结构与国际市场贸易结构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大米、小麦和玉米在谷物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6%、22%和26%，而国际市场大米、小麦和玉米出口量占谷物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0%、40%和32%。 (2)我国在某些年份持续出现粮食进出口与国内供求状况脱节的状况，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经济升温、投资大幅度增长，国内粮食供需缺口增大，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但在1992年—1994年期间，我国累计出口粮食4059万吨，进口粮食2847万吨，促使粮食供需缺口增大，没有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 (3)我国主要进口粮食品种的来源地相对集中，对某些国家的依赖程度也很高，在粮食禁运或主要出口国大幅度减产等政治、经济问题发生时，粮食安全面临挑战。我国进口小麦来源地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进口大豆来源地主要是美国、巴西、阿根廷。 (4)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北粮南运”格局仍占主导地位，“南进北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所占比重非常有限，由于在中长期内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以及提高粮食供应稳定性的需要，同时发展“北粮南运”与“南进北出”两种策略比单一的选择更具有可行性，当前应综合考虑主产区与主销区各自的利益需要，针对不同的粮食品种采取“南进北出”或者“北粮南运”策略。 总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福利，事实上，进口粮食就是在进口耕地、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不足的压力。假如我国年进口3000万吨粮食，大约相当于节约300万亩耕地和300亿立方水，可以缓解我国城市生产用地和生活用水的紧张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粮食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风险控制与风险管理，一方面增强粮食进出口规模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对贸易策略和选择进行适时调整以应对国际市场贸易结构的变化。只有在风险可控以及贸易策略有效的条件下，广泛参与粮食国际贸易才能在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促进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三、我国粮食进口的支付能力与运输能力分析 1、支付能力分析。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8189亿美元，较2011年末增加了2089亿美元，2003—2005三年内累计增加了5325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出合理区间，这一判断已经众多研究成果证实。根据通常的测算体系：国家外汇储备：3个月进口用汇+10%偿债率+10%外资企业汇出利润率+其他不确定因素，从这点来看，现阶段我国拥有5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超额储备的根本来源。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自从2000年起就一直维持在3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直到近两年，贸易顺差额出现了激增的趋势，与此同时，服务贸易的逆差并未随着中国加入WTO有所缩减，而且服务贸易逆差的增加额远远赶不上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加速率，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持续增长。同时，金融和资本项目的顺差也为外汇储备的增长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特别是2011年，金融和资本项目的顺差额猛增到1106亿美元，几乎是2003年的一倍多，这与中国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引导分不开。尽管随着政策导向的调整，FDI占金融项目顺差的比重在下降，但是不可否认，每年持续增加的FDI的基数还是庞大的。而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累计起来的量几乎相当于中国当年的外汇储备增加量。因此，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规模会缩减，一方面的原因是目前的超额外汇储备已近270 0亿美元，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内需求持续升温，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尽管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会缩减，但很难在短期内转变为逆差，原因是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本水平很低，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至少在今后20年中，资本积累仍然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继续扩张，从而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Q)。 如此高的外汇储备以及短期内国际收支“双顺差”难以扭转的状况，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适度进口粮食会面临外汇支付困难的问题。据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累计进口大豆2659万吨，价值77.8亿美元，累计进口小麦353.8万吨，价值7.7亿美元，累计进口大麦218万吨，价值5.4亿美元，累计进口大米52万吨，价值1.9亿美元。正常年份我国粮食进口所需外汇不超过150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以及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足以支付粮食进口所需外汇。 2、运输能力分析。世界主要产粮地带大多通过河流运输并经主要港口运往世界各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与多瑙河、俄罗斯的伏尔加河、巴西的亚马逊河等是世界粮食支柱产地粮食外运依托的重要河流。美国新奥尔良港的粮食出口量占美国粮食出口量的50%左右，巴西的巴拉那瓜港与桑托斯港的大豆出口量占巴西大豆出口量的90%，法国里昂港的面粉装卸量占法国面粉出口量的63%，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俄罗斯的黑海港口等是重要的国际粮食吞吐港口。因此，在设定世界粮食支柱产地作为我国粮食适度进口的目标地的同时，应结合世界粮食的流通格局特点、河海运输成本低的优势以及港口、仓库在粮食运输中转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利用我国的长江、珠江等水路以及沿海优良港口。 在当前的世界粮食流通格局下，我国在中长期内依赖海运和河运进口粮食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世界粮食出口国最集中的地区在美洲，因此我国进口粮食的到岸价格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较大，并且当进口国集中采购时，短期内运输费用就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上涨。2003—2011年我国大量进口美国大豆，导致美国墨西哥湾海运费用暴涨，5—8万吨“巴拿马级”货船平均每吨粮食运费上涨了近50美元，贸易商不得已将美国中西部谷物主产区的部分粮食改由太平洋沿岸港出口，改变了美国向亚洲出口粮食的传统路线。 (2)我国粮食进口规模受国内港口发展滞后的制约。1995年我国进口粮食2000多万吨，但港口积压疏导持续半年左右，部分船只在港口滞留长达2个多月，可见港口建设是粮食进口规模增长的重要前提。据统计，2005年我国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48.5亿吨，港口总能力缺口5亿吨，而对2010年的预测表明，港口总能力缺口在20亿吨以上。 (3)每当国民经济进入高速扩张期，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往往对粮食直接消费或间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而在经济扩张期，对非农投资的迅速膨胀可能导致农业投入相对减少，粮食减产可能发生。在国内港口建设能力总体存在缺口的背景下，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扩张导致运力更加紧张，而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必然要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这样，粮食进口需求增加与港口运力紧张的矛盾就容易尖锐化，国内粮食供需缺口在短期内就很难通过进口得到调整。 (4)我国粮食进口规模受出口国港口发展滞后的影响。目前，美国的主要粮食运输通道密西西比河大坝与闸门设计落后、设备老化、船舶载重通过能力低。 (5)当战争爆发、石油价格暴涨、出口国港口工人罢工等突发事件发生时，世界航运能力会大大低于正常水平，在突发事件发生的非常时期，进口国的粮食进口规模、进口时机、粮食产地等贸易选择将主要取决于突发事件局势的发展，进口国很难按照国内供需平衡需要做出适当的贸易选择。 在国内港口发展滞后风险的控制方面，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国港口粮食吞吐能力已有显著提高。我国1995年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为5600万吨，其中外贸粮食吞吐量为3600万吨，2011年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为7163万吨，其中外贸粮食吞吐量为2997万吨，10年时间内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增加了近28%。但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港口总能力缺口将继续扩大，石油、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贸易量将大幅上升，并且占港口货物吞吐的比重将继续扩大，到2010年港口吞吐总能力缺口将达到20亿吨，在此期间，期望港口粮食吞吐能力大幅度提高并不现实，在粮食吞吐能力总量增长有限的 条件下，需要调整粮食外贸与粮食内贸吞吐的比例和时机，以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港口资源。 在港口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外贸粮食吞吐的稳定发展，对于内贸粮食应积极拓展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减轻港口粮食吞吐的压力。近几年国内铁路粮食运输发展迅速，2000年—2011年，我国粮食铁路运输量分别为0.79亿吨、0.71亿吨、0.83亿吨、1.01亿吨、1.09亿吨，5年时间里铁路运输量增长近38%，而且随着铁路和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粮食运输能力具有继续增长的空间。此外，原粮与成品粮运输的比重需要主动调整，目前成品粮在铁路、公路粮食运输中的比重已达到近20%，大米运量已超过稻谷，面粉运量已接近小麦运量。粮食主产省政府应鼓励就地发展粮食深加工产业，降低原粮跨区域运输比重，增加产成品、深加工产品的运输比重，支持粮食及粮食加工产品的公路、铁路运输方式，从而减轻沿海港口粮食吞吐压力，为外贸粮食吞吐量提升创造条件。 四、供求平衡目标下粮食进出口调节与生产、储备调节的协调 粮食进出口、生产、储备是调节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三驾马车，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决定了在这三种力量中，生产调节处于基础性地位，储备调节处于其次地位，进出口调节的地位低于前两种。当粮食自给能力和粮食储备能力不足时，即使粮食外购能力较强，也无法抵御粮食安全危机，进出口调节应当以适当的生产调节和储备调节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供求平衡更快地实现。三种调节方式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各司其职，在生产、流通、贸易环节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因此，当讨论粮食生产重要性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粮食进出口的重要性，反之亦然。粮食进出口、生产、储备调节能力共同决定了我国粮食安全总量平衡目标的实现程度。 粮食进口与生产之间数量关系的协调体现为粮食自给率水平的确定。从国际经验看，国内粮食生产能够满足本国需求量的90%，就是较高的粮食自给率。在1985年后，前苏联的粮食自给率大都维持在87%左右，有不少年份曾下降到82%，日本目前的粮食自给率只有近23%，墨西哥为79%，巴西为86%。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确定粮食自给率水平时应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1)由于资源禀赋、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贸易环境不同，各国对粮食自给率的大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一般来讲，人口多的国家可接受的粮食自给率远高于小国；(2)由于我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分化的格局基本形成，主销区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确定自己的省内水平；(3)制定粮食自给率水平应充分考虑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的潜力，应以稳定粮食生产和储备能力为前提制定合适的粮食自给率水平。 粮食大体可分为口粮、饲料粮与工业用粮，口粮供应必须立足自给，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饲料粮与工业用粮有进有出，积极利用国际粮食资源与市场。结合我国国内及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根据粮食品种的不同应制定差异化的贸易策略： 1、稻谷在我国口粮中所占比重最高，消费刚性强，而且世界稻谷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世界大米贸易量正常年份约为2500万吨，约为我国70天的大米消费量，因此，稻谷供给必须强调立足国内以保障口粮安全。 2、小麦是我国的传统粮食进口品种，世界小麦生产以发达国家为主，生产供给能力较强，我国应采取适度进口调剂的策略，开拓多元市场以分散风险。 3、我国北方地区是玉米主产区，南方是玉米主销区，应采取“南进北出”的贸易策略，东北玉米出口日、韩等国具有地缘和价格优势；主销区则既可调入北方玉米，也可相机进口。 4、我国已成为世界大豆最大进口国，国内大豆生产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大豆相比不具备竞争优势，大豆的进口规模应主要依赖市场调节，不应人为设定自给比例，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鼓励加工企业向生产国直接投资以提高大豆进口的稳定性。 经济管理体制等环境因素对粮食进口与生产、储备之间的协调程度和效果的影响显著。我国粮食生产、储备和进口实行的是分权管理体制，从而造成了“三权”甚至“多权”分立的状况。特别是在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拥有了进出口经营自主权，粮食生产、贸易、储备管理部门之间必须有更顺畅的协调，才能实现一体化的管理。如果了解国内生产形势的农业部门不能准确地把握粮食进出口信息，而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又不了解国内的生产、储备状况，相关部门之间不能及时地沟通 信息，甚至为部门利益而制定相互矛盾对立的政策，那么粮食生产、贸易、储备的一体化管理目标就很难实现，并且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总之，合理的粮食进出口调节是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效率最大化原则的体现，适度粮食进口替代国内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但考虑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性，成本——效率原则并非最终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要以保护生产能力为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合理的粮食储备以及适度粮食进口作为补充手段来促进粮食供求平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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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县市，应该认真对待粮食问题。“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确保粮食安全任重道远。乐清市存在着“人增、地减、粮食消费水平提高”的变化趋势，随着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大量外地来乐务工的人口流入，粮食需求量越来越大。国际国内粮食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全市粮食购销工作就会陷入被动，120万人民有饭吃、吃好饭就难以保障，就会影响全市社会发展和稳定。所以说，确保粮食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二、乐清市粮食安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粮食产量减少，粮食消费剧增，产需缺口扩大

近几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建设的加快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乐清市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由于种植西瓜、蔬菜等经济作物比种粮的经济效益成倍提高，于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随着城镇扩容和流动(旅游)人口不断增加，粮食需求量日益扩大，按人均日消费成品粮0.3公斤计算，净增1万人口，年净增原粮消费110万公斤。即使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重视、巩固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粮食产销缺口仍逐年增大。预计“十一五”未全市粮食总产将低于15万吨，总需求为35万吨，需求缺口将达到20万吨。虽然通过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不确定因素很多，粮食安全仍是乐清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二)本地粮源缺乏，外购困难多，储备粮源不稳定

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本地无粮收购。外购粮食，粮源紧、价位高、损耗大、成本高。2007年，由于全国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引起产地早籼谷价格大幅上升，乐清市到安徽、江西、湖南等地采购的早籼谷价格由最初的88元/50公斤，上涨到95元/50公斤。同时，外购粮食不确定因素多，遇到粮食趋紧，交通瓶颈制约和地区间相互封锁，会导致应急状态下粮食流通受阻，影响或加剧县域粮食供应安全。因此，乐清市的储备粮源存在着不稳定性。

(三)储备粮规模小，缺乏粮源基地，宏观调控能力偏弱

乐清市还没有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粮食基地，与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及我省周边县、市等粮食产区虽有粮食产销合作关系，但缺乏稳定性，这对弥补本市粮源不足，造成被动。与此同时，纵观全市的仓储和储备粮状况，仓储条件薄弱，储备粮规模偏小。除中心粮库外，其他粮库设施陈旧，已经不很适合储藏粮食。全市县级储备粮只能保证3个月的口粮销量，根本不足国家规定的销区6个月销量的储备要求，明显不适应全市经济发展。而且，储备粮食均以原粮形态保管，且品种结构单一，再加上全市只有一家大米加工厂，无法直接控制的粮食加工能力和供应条件，缺乏应对突况和自然灾害确保粮食有序供应的有效手段。

三、确保粮食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应采取的措施

(一)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一是认真落实粮食工作行政领导责任制，强调行政领导对粮食生产负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能力。二是认真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守住淳安县17万亩耕地，依法加强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三是认真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快推广优质高产高效水稻品种，不断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建立可靠的本地粮源。

(二)依法管粮，促进粮食有序流通

一是建立健全粮食产销合作机制，扩大调控粮食供应渠道。加大粮食购销的对外合作，建立形式多样的产销协作模式，不断延伸和完善合作领域和机制，积极探索粮食产销合作新思路，争取在主产区建立收购点参与主产区的粮食收购和调运，用于储备粮轮换或本县市场供应。二是加强粮食市场监管。工商、物价、质监、粮食等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大对粮食市场的监管力度。及时掌握粮食市场动态，超前分析、科学预测、宏观调控，保障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加强对粮油质量的监测，防止以次充好；在粮价波动时期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以规范粮食市场。

(三)奠定调控物质基础，提高粮食调控能力

一是加强储备粮管理。粮食收储公司是地方储备粮食的“蓄水池”，不仅需要引活粮源“收得进”，更需要保质保量“储得好”。同时，适当增加地方储备粮食规模，按照国务院“销区保持6个月销量”的地方储备粮规模的要求，充分考虑城市化进程和外来人口增长因素，逐步增加地方储备粮规模。二是加快市中心粮库扩建工作。扩建中心粮库是走“建仓引粮”之路，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的客观需要。积极主动争取中心粮库扩建工程建设资金，抓紧上马工程，确保储备粮在需要时拉得出，用得上，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三是做好应急大米加工厂及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建设。根据《乐清市粮食安全应急预案》要求，评审几家资质高、信誉好的粮食经营企业作为应急加工及供应点，常年保持一定数量的周转库存。四是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机制。要及时监测市场动态，研究市场行情和出台一些调控举措，进一步落实应急加工，供应，运输网络。组织实施粮食应急预案演习，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增强社会危机意识。

(四)强化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发挥市场调节功能。

粮食安全论文例6

1.国际粮价上涨。国际粮价上涨是导致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国际粮价合计上涨了46%。并且根据世界银行之前的统计报告中显示，过去数年国际市场中小麦价格上涨了203%，并且食品的整体价格合计上涨了共计94%。这意味着世界上各国粮食储备量己降至了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除此之外，国际粮价上涨的问题还体现在全球耕地逐年减少，二是能源转换需求逐年增加。外源性的通胀压力目前尚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依旧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2.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了我国居民对于饮食要求的持续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导致了大量耕地被占用并且所占耕地中又以良田比例最大。除此之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收重视程度不高，并且发展速度也较慢，最终导致了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3.粮食需求增加。粮食需求增加是导致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今出现了粮食需求急剧膨胀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受到18亿亩耕地资源约束，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很难再有大的提高。除此之外，粮食需求增加主要还体现在我国现今试图利用日趋减少的土地力求生产更多的粮食来满足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需求。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加上农业技术水平低并且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因此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较弱，这些都对于我国粮食安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二、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

粮食安全经济学策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了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完善农业金融体系、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进行了分析。

1.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是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基础和前提。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增加并且强化相应的农业基础，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尤其应突出向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和基本农田保护重点地区倾斜。除此之外，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总我国应当注重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并且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另外，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湖州优化政府支农投资结构，这一优化的重点在于向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倾斜，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水平的持续提升。

2.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对于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逐步健全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并且加大金融服务力度。除此之外，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服务体制并且合理的创新担保方式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者和规模化养殖户的信贷支持，从而能够更好地保证农业再生产的需要。另外，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鼓励各地工商业企业帮助农业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并且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建立粮食作物灾害保障制度，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效率的不断提升。

3.进行相应财政倾斜。进行相应财政倾斜是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完善粮食补贴和奖励政策。即采用完善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等不同的补贴方式。除此之外，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逐步理顺粮食价格，从而能够使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另外，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继续对重点地区和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合理性和可靠性的持续进步。

三、粮食安全未来展望

根据有关资料，在2010～2030年这20年间我国的耕地数量将会更加趋于稳定，并且耕地的规模将会有望保持在1.2亿hm2（18亿亩）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生态退耕任务的完成，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并且随着我国持续出台的多项耕地保护措施，包括以法律形式确立"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为基本国策，可以从经济学理论之外的方式来更好地促进我国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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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农作物会不会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很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对粮食生产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基本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即使这几年少种一点粮食、改种其他农作物，问题依然存在。

我大体的经验判断是：根据目前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16．5—17亿亩之间。低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会上涨；超过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就只有5000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

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生产。估计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两年内低于16．5亿亩问题不大，因为有库存；但连续3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这还只是从粮食这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要考虑：调减下来的粮食播种面积去种其他农作物，农民是否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比如棉花、蔬菜等已是供过于求。所以抑制农民增收的基本原因，还是市场需求制约和农民就业不充分。现在有些地方出现“抛荒”现象，就反证了这一点。

我认为对“抛荒”不必过分担忧，首先，“抛荒”面积在总体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抛荒”是在粮食暂时供过于求、而其他农产品在市场上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移投入的一种应对措施。马克思说过，农产品价格是由劣等地上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出现供过于求时，劣等地退出生产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当然，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引发“抛荒”的原因很复杂，农民种地的负担过重是诱因之一。但无论如何，“抛荒”没有导致供给短缺，这表明它主要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多数农民在当前确实难以靠农业来增收。

农产品过剩非农产品也过剩

农产品的需求约束非常严重。比如全球粮食价格下跌自1996年初始，迄今已逾5年，仍处于低谷，很多品种目前的价格和最高价相比已跌去近50％，这似乎是全球性的粮食过剩。但从需求角度看，全球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所以讲目前农产品过剩，只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但粮食有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重要产品，对它的判断仅仅依据人们有无支付能力是要出问题的。显然，如果完全从经济学判断，全球的粮食生产都应减少，更不用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应减少；但是从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粮食安全”概念来讲，目前全球的粮食生产未必能满足需求。因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仅按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

经济发展到今天，从平均消费水平看，粮食市场已经饱和，似乎应该减产。但是平均水平背后掩盖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说中国，拿城里的4亿人口和农村的8亿多人口比较，两者需求结构的差异非常大。除部分发达地区外，农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继续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鱼这些动物性蛋白食品。

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虽然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但由于存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样的市场就很难对付。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一部分人来说早已满足了，而没有满足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农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城镇居民，已经进入食品支出比重下降阶段，他们的支出将转移到新兴消费如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之类的行业。另外一个是，城市消费的发展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消费基本与农业无关，比如城市高楼、轿车都和农业无关。

所以尽管城镇在快速扩张，城镇居民的消费在继续增长，但对农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弱，很多农产品的消费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再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市场，这是个最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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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全球粮价飙升，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世界银行相关报告显示截止今年二月底，过去三年里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181%，食品价格上涨83%。仅2007年国际粮价就上涨了42%。目前新的粮食危机正在形成已达成共识，面对粮食危机针对粮食安全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并得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最必需的物质资料,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一直备受关注。1996年11月,《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中重申:“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事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包括:(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食品；(2)最大限度地稳定食品供应；(3)确保所有需要食品的人都能获得食品。

二、世界粮食问题的现状

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08年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粮价上涨就像一场“沉默的海啸”，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着成立45年来最大的一次挑战。自2008年3月27日，作为国际米价标杆的泰国，其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每吨760美元，，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让米价暴涨了30%，随后4月17日，泰国大米再次爆出1000美元/吨的天价。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国际粮价上涨将使贫穷国家的1亿人口更加贫困，而就在粮价节节上升的同时，全球粮食储备降低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公认的安全储量是至少满足全球70天的需求，而如今的全球粮食最多还能维持53天。

三、粮食危机产生原因分析

引发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可以从需求供给角度来分析，这一轮全球粮价上涨的实际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条：

一是全球粮食总产量因严重自然灾害而降低。近年来，全球气候异常，灾害严重。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给世界粮食生产造成巨大损失。而且，近年来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减产量更多。

二是全球粮食消费量因经济复苏而增加。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世界人口增加，各国GDP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民众有能力消费更多的粮食和食用植物油。对肉蛋奶鱼等动物蛋白食品消费量快速增长，从而导致消耗更多的饲料粮。

三是燃料乙醇异军突起消耗大批粮食资源。出于应对“石油价格暴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战略目标，替代性生物清洁能源备受青睐。燃料乙醇是生物清洁能源的一大品种，一些国家利用大量玉米等粮食生产燃料乙醇。导致粮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促使世界市场粮食价格上涨。

四是生物柴油迅猛发展消耗了大量植物油资源。生物柴油是生物清洁能源的另一大品种。欧盟是利用菜子油、大豆油等作原料生产和消费生物柴油的主要地区。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对生物柴油生产的投资迅速增加，因而生产能力迅猛扩大。这自然会导致植物油料供应紧张。

五是全球粮食储备量猛降。一方面，全球粮食总产量下降；另一方面，粮食消费量增长。两种相反的作用必然导致全球粮食储备量下降。迄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给世界粮食安全笼罩上阴影。

四、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面对世界性质的粮食危机，中国在开放市场条件下，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一）调整和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努力扩大优势产区发展粮食生产。根据我国现有的自然条件和各地比较优势，加大对粮食优势产区的投入力度。重点加强这些地区良种引育、农技、农机、信息等服务体系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粮食增产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主攻单产,稳定增加粮食总产。在稳定基本粮田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大力实施科技兴粮战略,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努大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大力调整粮食生产结构,积极推进粮食向优质化、专用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提高粮食质量。

（三）加大优良品种和种粮技术的推广,建立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是今后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必由之路。把科技因素作为增产粮食的重中之重,努力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建立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中国的粮食问题。

（四）加强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增强粮食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建立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效机制,关键要加大对连接田间地头的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五）严格耕地保护,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发展粮食生产,关键是建立起耕地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的长效机制。建立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长效机制,把耕地减少控制在最低限度,协调好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矛盾,不断改善和提高耕地质量,为提高粮食产出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六）建立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的长效机制。粮食生产面临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建立粮食生产抗风险的机制,提高种粮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制度创新,建立风险规避和损失补偿机制。健全粮食期货市场。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作用。

参考文献：

粮食安全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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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29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5-0038-05

1.引言

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前我国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城镇化与其他“三化”息息相关，并具有空间载体和组织衔接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在当前开放市场条件下，城镇化加速发展势为必然。城市化加速发展影响到我国各个方面，其中粮食安全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城市化发展诱导粮食生产资源和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城市化过程必然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是一个硬约束条件，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粮食安全状况将极大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

究竟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冲突如何，这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广泛讨论。郭剑雄等（2005）认为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粮食供需缺口扩大，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必将随城市化推进变得异常严峻［1］；臧武芳（2001）从历史角度分析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与城市化的相关关系，认为受粮食安全影响，我国城市化经历了上升、倒退和加快发展三个阶段［2］；黄季（2004）从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来分析，认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暂时不存在较大冲突［3］；马其芳（2004）则利用江苏省的数据分析，认为快速城市化区域目前还没有粮食危机［4］。

上述研究对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均持不同态度，观点分歧主要在于缺乏对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关系的系统性考虑，并且从历史演进角度，也仅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动态定量分析。因此，这些研究将无法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粮食安全是否存在冲突，冲突程度多大，给出比较准确的回答。基于此，本文拟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建构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并选取能够衡量两大系统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以期给出两者的耦合关系，从而为我国今后城市化发展和粮食产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分析

2.1 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十分复杂，是把“双刃剑”［5］。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对粮食安全存在负面影响。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过程中，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由于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城市化将促使直接粮食消费降低，但畜牧产品、酒类等间接粮食需求增加更快，因此，城市人口增长将促使粮食需求增加。其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数目大量增加，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大量耕地，特别是城市周围的优质高产田被占用，导致耕地数量锐减。在粮食单产不可能大规模提高的情况下，耕地数量减少将引起粮食总产减少。其三，城市化过程促使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转换，产业结构不断转变和升级，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增加了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会驱使粮农改变种植结构，减少粮食供给。其四，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城市文明等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扩散和传播，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生活习惯和观念的改变，使得人们对农业的态度改变，对城市的依赖性加强。

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对粮食安全也有正面影响。其一，城市化若能真正走上正轨，其聚集效应必将更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我国目前乡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的两倍①，城市人口增加，将释放大量乡村建设用地。其二，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农村土地可以逐步向种田大户集中，从而为现代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创造条件，更有利于粮食供给稳定。其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及第三产业势必蓬勃发展，整体经济实力将会不断增强，这便可以为农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支持。通过农业支持性补贴，强有力的城市经济将构成我国粮食增产的基本保障条件。

2.2 粮食安全对城市化的影响

粮食安全是城市化发展的硬约束。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农业剩余向城市转移集聚的过程，而农业最根本的剩余就是粮食剩余。只有存在充分的粮食供应，才有足够的食品供应保障。只有在粮食生产率提高，粮食供给量增加时，才能释放出大量耕地和劳动力，才能将这些资源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去。从历史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曾经多次受到粮食安全的制约而不能顺利发展［2］。

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从正反两面影响到粮食安全，而城市化的任何一个层面也都受到粮食安全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如果说人口的集中、用地的扩展等构成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圈，那么粮食安全就形成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限制圈。

3.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

3.1 理论模型架构

在明确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的基础上，借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演化的思想，可以建立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模型，从而测度两者的耦合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其理论模型构建如下：

粮食安全与社会经济都是非线性系统，其动态演化方程为［6-7］

dx(t)dt=f（x1，x2，…xn）；i=1，2，…n；f为xi的非线性函数。（1）

李雅普若夫第一近似定理指出，非线性系统的运动稳定性取决于一次近似系统的特征根的性质，以此理论为基础可以略去高次项而保证运动的稳定性，用得到的近似线性系统：

dx(t)dt=∑ni=1αixii=1，2，…n

按上述方法建立城市化（CT）与粮食安全（FS）系统的一般函数：

f（CT）=∑ni=1aixii=1，2，…n（2）

f（FS）=∑ni=1bjyjj=1，2，…n（3）

其中，x，y为两系统的元素（均为时间的变量函数）；a，b为各元素的权重。

鉴于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相互胁迫关系，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由于这个系统只有f（CT）与f（FS）两个元素，为整个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则系统演化方程，即动态耦合模型的形式为：

A=df（CT）dt=α1f（CT）+a2f（FS）

B=df（FS）dt=β1f（CT）+β2f（FS）（4）

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城市化子系统与粮食安全子系统的演化状态。

在系统（4）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在受自身与外界影响下，两子系统演化速度为：

VA=dAdt，VB=dBdt （5）

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所以有V=f（ VA，VB），且VA与VB的夹角α满足tgα=VAVB，所以有α=arctgα=VAVB。根据的取值，就可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f（CT）与f（SE）的耦合关系。

3.2 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α称作为耦合度，根据α的取值，就可以确定城市化过程与粮食安全两个子系统的耦合程度。显然，包含f（CT）与f（FS）两个元素的整个系统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系统重组四个阶段。由表1可知：

4.实证分析

4.1 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了准确评价城市化水平及粮食安全，在设置评价指标体系时，按照简明科学性原则、系统整体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可比、可录、可行性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最后形成了反映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内容，由非农业人口比重，中心城镇人口规模等10个指标所构成的评价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7］；而反映粮食供给安全和粮食需求安全两方面内容的评价我国粮食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体系，由粮食播种面积波动、粮食产量波动等4个指标组成［8］ (见表2) 。

4.2 数据的量化处理及耦合演变轨迹的综合评估

对于上述指标的样本值，可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FAO数据库，直接查得或通过间接计算可得。此外，为得到评价城市化水平和粮

食安全的单一指标，可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归纳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可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的原始数据②。其中，原始的城市化综合指标对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贡献率）有95.7%，原始的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对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解释度有67.4%，且两综合指标均通过99%的Bertlett球型检验，可用作后文分析。

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以及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选择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公式为：Z＾it=Zit-min（Zi）max（Zi）-min（Zi），这样处理后，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由此得到城市化综合指标和粮食安全综合指标，具体数据见表3。

由两系统的动态变化看出，我国城市化的演化轨迹大致为抛物线状，粮食安全的演化轨迹则具有周期波动形态，可按照傅立叶级数理论，展开成若干个三角函数形式。因此，分别将两系统按照抛物线方程和傅立叶级数函数进行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4.3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态势分析

为了更清楚的反映城市化进程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的演化态势，根据表4绘出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动态耦合演化曲线，如图1。总体上看，除开1993年，1980年到2004年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不存在大的相互矛盾。1993年为异常年份，其原因在于当年粮食市场开放，使得粮食安全系数波动剧烈。由图1分析，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动态耦合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80到1997年，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耦合度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波动，说明该阶段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相互制约关系并不明显，两者处于独立发展和低级协调共生时期。（2）在1998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而粮食安全水平略有下降，两者耦合度稳定在第一象限，说明二者已有相互胁迫关系，但是值较小，处于15°左右，可见二者矛盾并不突出。（3）在2003后，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略有减速，但是粮食安全水平下降较大，造成城市化和粮食安全耦合度超过20°，进入矛盾共生时期。

结合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变动轨迹，发现在1980年至1996年，我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指标维持在0.5以下，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维持在0.8以上，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高粮食安全水平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矛盾较少的黄金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后，城市化综合指标一直维持在0.5以上，而粮食安全水平则持续下降，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和低粮食安全保障使得经济发展处于矛盾共生阶段。

然而，进一步我们也应看到，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人口仍以每年1 200至1 300万的幅度增长。据有关方面预测，至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 5亿的最大值。随着人口增加，粮食需求量必然继续增加。人均粮食需求量还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日前仅为390公斤，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460公斤左右。其时，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是7. 59亿吨。在今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一二十年时间里，必须使我国的粮食产量比目前再增加3亿吨以上，才能实现国内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度将进一步增加，若不对此进行协调，有可能进入矛盾极限发展阶段。

5.结论

综上可知，1980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粮食安全水平曲折波动。其中，1980年到1997年，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不存在较大矛盾，相互影响不大，二者处于独立发展时期。但1997年以来，城市化发展与粮食安全已存在相互胁迫关系，虽然目前仍然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协调耦合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已经进入粮食安全危机潜伏阶段。以保障粮食安全延缓城市化进程，将阻碍国民经济增长，也无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解决；放弃粮食安全保障，不仅要承担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也可能陷入经济发展的“李嘉图陷阱”。寻求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某种统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统一发展的路径无疑是相当狭窄的，但协调的可能性也存在。

5.1 应当把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

经验表明，人口密集型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遭受耕地资源的损失，耕地面积减少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必然代价，那么粮食产量的增长，只有通过土地节约化技术的进步以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大差距，作物单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在不放弃城市化水平合理提高的前提下保障粮食安全，农业技术进步是比控制耕地面积减少更为现实的选择。

5.2 必须走出一条节约耕地资源的城市化道路

保障粮食安全的城市化战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①城市化推进中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生产能力的损失，不能大于同期农业技术进步获得的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②应当选择耕地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城市化路径。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随居民规模的下降呈显著下降态势。小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是特大城市的近1倍，建制镇的人均建设用地则超过特大城市的1倍，我国与粮食安全目标相协调的城市规模结构选择，只能是大城市为主，中小城市为辅。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07BZZ040)和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ysz08002）支持项目。

注 释：

①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

②原始的综合指标数据来源于各指标经因子得分系数折算后的数值，具体为，城市化各指标因子得分系数为x1(0.103)、x2(0.104)、x3(0.096)、x4(0.102)、x5(0.104)、x6(0.1)、x7(0.104)、x8(0.103)、x9(0.103)、x10(0.103)；粮食安全各指标则为y1(0.317)、y2(0.351)、y3(0.253)、y4(0.288).

参考文献：

［1］郭剑雄. 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目标间的协调［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7）:279～282.

［2］臧武芳.论粮食安全与城市化［J］.社会科学,2001,（3）:11～17.

［3］黄季琨.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4～10.

［4］马其芳,黄贤金. 快速城市化区域耕地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J］.

［5］何格,欧名豪. 城市化与四川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9）:349～352.

［6］李崇明,丁烈. 小城镇生态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24）:134～139.

［7］乔标,方创林.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J］. 生态学报,2005,（11）: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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