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例1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自20世纪80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pp.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一样，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13]，p.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无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正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由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种特殊认识论。([12]，pp.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际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ofcharity)。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种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前辈，并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一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2002.1

以西方现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性主义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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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论文例2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 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在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 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着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着《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当代科学论文例3

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科学观尤其是科学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其核心观点之一是质疑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强调科学的可变性和暂时性。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客体,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是客观的,所得证据和数据是客观的,对证据和数据的分析也是客观的,因此所得结论也是客观的,因而科学具有不容质疑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简单、幼稚和肤浅的。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研究者的“前理解”使任何科学活动都成为一种参与、解释、转换、修正,使任何观察陈述或事实都成为暂时而不是绝对和永恒。例如,用尺子测量一本书的长度,不同的人会得出误差程度不同的结果,如25.54cm、25.53cm、25.61cm、25.63cm等。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尽管尺子和书本都是纯粹的客体,但不同人的“前理解”不同,以至得出了不同测量数据,这些测量数据都不同程度地接近书本的真实长度,但都不是真实长度。很显然,测量工具越精密,越接近书本的真实长度,但永远测不出书本的真实长度。就像用多边形内接或外接一个圆,多边形的边越多,就越接近圆,但永远无法和圆重合,即它永远都不是圆。因此,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费耶阿本德甚至认为,所谓的“实在”只是人为的产物,当人的认识与新的观察方式、新的知识概念相结合时,他就会获得新的物理实体。[1]这样,观察陈述与事实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元话语”角色被否认,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不复存在。科学基础本体意义的丧失,使科学成为了一门解释的学问,而不再是一门具有体论意义的揭示客观真理的知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具有暂时性质的对话。[2]因此,后现代科学观转而强调对事物认识的多元化,不同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透视,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它们之间是“平权”的,各有价值所在。显然,后现代科学观在消解科学客观性和真理性的同时,过于强调其主观性、可变性、暂时性,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后现代科学观所否定的是把科学看作绝对真理的化身,并没有否定科学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就此而言,后现代科学观有助于人们扭转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激活创造性思维。

二、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后现代科学观,培养创新精神

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既然科学是绝对真理,那就不必要怀疑它,接受它即可。显然,科学主义有助于学生短时高效地学习确定的科学知识,但不利于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雅斯贝尔斯曾指出:物理教育把科学知识当作不变的真理来教学、考试,忽视科学知识的真正形成过程,机械地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程序和方法的训练,忽视科学的局限性,使学生误以为科学不可错和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进而导致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3]在我国物理教学中,更是一直把科学看成是确定的理论体系,只重视科学知识确定性的一面,过分强调学习结果,轻视知识的获得过程,对其可变性、暂时性重视不够,再加上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这种教学的消极后果是将科学理论静止化、僵化、神圣化、教条化,以至思维狭窄,缺乏创新。例如,在一次提出问题能力测试中,笔者用自制的简易器材,给初三尖子班和普通班学生演示一个“怪坡”实验,实验中的双锥体自动沿斜槽架子向上滚,而不是向下滚,然后请学生根据这个奇怪现象,把感兴趣的问题写下来。结果尖子班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较少,而且基本都可用已有知识回答,而普通班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明显多于尖子班,而且问题大多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回答。这与国外一些研究者发现不一样,他们发现学习成绩高和学习成绩低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数量没有显著差异,但问题的质量却有显著差异,高水平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多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回答,而低水平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多在问题情境中直接就可以找到答案,或用已有知识可以回答。[4]这种差异很显然与国情有很大关系。我国物理教学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容易造成学生对教师、对书本、对权威的迷信,缺乏发散思维、批判思维和想象力等,这种现象在尖子班更甚。无疑,要改革我国物理教育的这一顽疾,后现代科学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后现代科学观看来,既然科学是可变的、暂时的、发展的,那么现行知识就值得怀疑,那就需要探究它,甚至重新建构。因此,我国“物理课程标准”强调“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的课程理念,这表明了我国中学物理课程改革的后现代科学观意蕴。在享有指导美国跨世纪科学教育改革“圣经”之誉的《面向个体美国人的科学》一书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把科学世界观作为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学可以认识世界、科学是可变的、科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这里的科学世界观其实与后现代科学观是一致的。后现代科学观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强调科学真理的相对性,其积极意义在于把科学看成为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后现代科学观认为:公共知识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发现的结果。[5]“发现”意味着不管你发没发现,它都“存在”着,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而“建构”则渗透着人们的主观意趣,知识的建构是基于人们的立场、趣味、眼界、胸襟而实现的。这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质疑,一切都可以修正,甚至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这样一来,知识就可以成为解放人的力量,而不是压抑人的力量。我们以对“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这一内容进行科学探究为例,说明科学主义科学观和后现代科学观的不同的教学处理。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电流与电压、电流与电阻之间存在惟一的确定关系,这种关系如同地下的矿藏一样,不管你是否发现,它都客观存在着。表1是某学生得出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电流随电压的增大而增大、电流随电阻的增大而减小”的定性关系,但并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精确的定量关系。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这些数据时,往往会说电流数据存在误差,没有误差的真实数据应该如表2,由此得出“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的定量结论。但是,如果教师不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表1的测量数据,那么他们可能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尽管学生不知道那些没有误差的真实数据,但他们已习惯了老师平时的说法:初中阶段研究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关系,如相等、正比、反比等,这种说法已经变成了学生根深蒂固的“前理解”,以至于看到B随A增大而增大,就想当然地把B与A的关系看成正比;看到D随C增大而减小,就想当然地把D与C的关系看成反比,因此学生仍然可以得出“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的结论。这些结论都与书本上的欧姆定律一致,于是师生皆大欢喜,探究成功了。然而,在这种没有教师引导的“自主”科学探究中,学生的“前理解”仍然摆脱不了“唯书”、“唯上”、“唯师”的思维定势的束缚,并没有一丁点的质疑和自主建构,因此除了比讲授式教学多学了一点控制变量法,以及对所学知识理解更深之外,对探究结论的暂时性、可变性、多样性毫无了解,而后者却是科学探究的核心之一。假如书本上没有欧姆定律,学生也没有因受教师影响而形成的“前理解”,那么学生会如何处理表1的数据呢?实际上,如果把表1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完全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结论,而欧姆定律只是其中一种结论。可以预料,在这些不同的结论中,欧姆定律是比较简洁的结论,而其他结论可能很复杂。那么,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合理的建构结果,教师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按照后现代科学观,面对不同的建构结果,需要科学团体的协商,被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结论即上升为科学理论,写在教材上,供后来人学习。协商的原则至少有两个,一是真的原则,即建构结果是否与实际相符;二是美的原则,即建构结果是否美,即多样统一、简洁、和谐、对称美。很显然,这些建构结果都与实际相符,但其中一个建构结果———“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与电阻成反比”更简洁,这个建构结果就是欧姆定律,这样欧姆定律就被接受了,写在教材上,成为一代又一代学子学习的经典内容。然而,在物理史上,并非所有的建构结果都符合美学原则,如对于光的折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得到折射角与入射角成正比的结论,够简洁的了,但后来人们又得出了折射角正弦与入射角正弦成正比的结论,很显然后者更复杂,但更真。如果这样看,对于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欧姆定律只是一种建构结果,而其他的建构结果虽然不够简洁,但很可能更真。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强调欧姆定律的唯一性?为什么把其他建构结果一概排斥?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前人的建构结果?无疑,这样挑衅式的质疑和反叛有助于促使我们对传统物理的教育观念、传统教育模式、传统的知识灌输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并对长期统治物理教育领域的科学主义范式进行清算。然而,一些教师往往持一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把后现代科学观教学处理当成一种惟一的教学处理,以一种片面性克服另一种片面性。例如,在一次“后现代科学观及其对物理教育的辩证影响”讲座前,笔者用一份问卷测试听课教师的科学观,然后在讲座中注意持不同科学观的教师对笔者讲座内容的态度反应。在互动讨论中,持科学主义科学观的教师发出质疑:知识重要还是科学观重要?如果这样上课,什么时候才可上完?怎么考试?等等。实际上,后现代科学观的教学处理的确费时费力,不可能在每个概念、规律教学时都要大张旗鼓来一番质疑,重新建构。但是,如果教师能够注意适时地渗透后现代科学观的思想,如提醒学生“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比较好的结果”,“这是前人得到的,说不定将来哪位同学会改变这一结果”等等,让学生意识到所学习的内容仅是一种可选择的建构结果,这个建构结果是可变的、暂时的,这种做法对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养成会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超级秘书网

三、结束语

尽管物理课程改革蕴含着后现代科学观,但仍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科学主义’或‘工具理性’肆虐了”[6],并批评有人“从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两个概念出发,揭示出教学活动的本质,分析我国课堂教学对教学活动本质的背离”。[6]但有学者则把这些观点称之为“发霉的奶酪”[7],“是狭隘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作祟”。[7]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教育思潮都不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理论各有妙处,适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那些脱离社会历史背景进行简单地、机械地类推或否定的做法,都会使之偏颇的。我国物理教学受科学主义影响过深,忽视学生的自主探究,以至于学生“唯书”、“唯上”、“唯师”,缺乏质疑和创新精神,而后现代科学观无疑为根治这一顽疾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美]费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译.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当代科学论文例4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当代科学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40-03

在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以正确的思想文化指导人民精神生活，构建先进文化的地位凸显。归结起来，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现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为现实依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核，坚持按照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根本需求；是既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的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这条道路内涵丰富而深刻，意义影响深远。

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思想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断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进步的根本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所以正确，从根本上讲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使文化发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导人民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产生于人与自然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中，劳动实践决定着文化的本质特性。文化渗透在人类劳动的各个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向全面、由落后向先进转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这种理解包含着文化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而劳动的群体性特征必然决定文化是群体所创造的和最终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观点。这些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汲取，进而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创造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等人民创造文化为人民的科学指导思想。此外，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必须有主流意识来指导。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要求无产阶级把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人民文化建设，不断总结先进文化经验，并且丰富建党、治国方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站稳人民大众立场；就必须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研究和解决文化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实践文化科学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那么，我们沿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实现与否，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密不可分。

二、 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

所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既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又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而区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则看它能否反映和促进社会历史进步，即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可以得出：文化先进与否，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经济、政治的时代内容和不断改革创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就能够促进当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种文化之所以先进，就是能够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知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解决国家民族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因而，文化的改革创新是其繁荣兴盛的动力。体现在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尤为显著，从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发展，塑造“四有新人”；到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到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等重要文化战略。这是文化建设理论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创新进步。其次，文化先进与否还取决于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文化与经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有历史性的传承模式和体系。民族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交流、保存，可为人们提供塑造社会角色的价值与规范。建设先进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方面，使其融入并展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比如，中国传统中重仁义，知礼节，尚和合，尊道厚德的良好素养；义利兼顾、乐群贵和、和而不同、勤俭自强、诚信敬业、经世致用、天下为公等文化根基已在当代社会广泛培植。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弘扬爱国主义道德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不仅构成了先进文化的成分，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如古代“四大发明”的勤劳智慧影响世界文明；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千古流传；历代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等等，都是激励我们发愤图强的力量，是民族先进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就是包含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改革创新的成分，是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

三、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凝聚共识强基固本的发展之路

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当代文化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和兴国之魂。如今，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层次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取向日趋多样，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需要有一个让13亿人民广泛认同的正确价值观念来凝聚人心。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文化延续的精神基石。

当代文化的“中国道路”能够凝聚人心强基固本，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取向。价值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价值中最根本的部分，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而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提供鲜明的价值导向。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欧洲宗教改革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而如今国际社会诸多热点问题，无不渗透着不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都十分重视塑造核心价值体系，以维护其民族生存和发展。比如新加坡制定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2]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探索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重大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则是体现凝聚力之本。第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更深、更广拓展。赋予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和时代品格。第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展开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想，并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激励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第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宣扬真善美，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良好氛围。作为“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超越地域、血缘、种族、语言、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归属感，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必然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民为本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

文化发展要不断适应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重要内容之一。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认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文化先进与否也取决于文化所成就的人的发展状况。以人为本的“人”包含两方面的主体，要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就要由什么阶级的人领导、为了什么人而发展的问题，即领导主体和发展主体。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探索总结出来的文化道路，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核心；文化活动源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那么其发展主体必然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离开了人民群众，文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文化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起农家书屋，各种文化团体深入基层、社区，让文化艺术源于群众生活，又服务于群众生活。

就“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言，当今中国，更迫切需要“中国道路”先进文化的指引和充实。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资料显示，1985—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消费性支出从112.26元增长到627.82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8.7%提高到12.65%；农村人均年文化消费额由占消费总支出的3.89%增至11.18%[4] 。这样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和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置换，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对人们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现代化和人的自身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使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道路”根基力量在人民，创造潜能在群众。

五、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提升中华民族世界影响力的和谐文化之路

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大舞台，则中国实力的核心构件在于文化。文化不仅要对全国人民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庸”、“仁政”等思想可以在国家交往中起到剂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的强大，还包括思想道德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上的繁荣复兴。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强盛大国，必然伴随着文化繁荣和广泛传播。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是中华文化最繁荣、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人类文明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目光投向中华文化。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就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5] 可见，即使在西方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仍具有影响世界的生命力和价值。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让这种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和认可。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感，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

如今，我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在海外多个国家举办孔子学院，同不少国家互办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种文化团体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世界多样性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道路”是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的重要保证。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的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就越要重视这种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平等和相互尊重，达到和谐理念中“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2] 张瑞才，范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3.

当代科学论文例6

关键词：劳动力价值；劳动报酬；人力资本

美国心理学教授、职业指导专家约翰•霍兰德分析了职业差异性、层次性的客观存在，论证了人的劳动是一种有差别的劳动，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多少的问题，更是一个层次水平的不同。现实社会无论什么样的人才，究其本质首先是一个劳动者，凭借自身的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及对社会的贡献确定自己的位置。为使当代青年学生对自己有一个科学的人才定位，有必要从人才最基础的内涵给以分析。

一、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才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即人进行劳动的能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一般的“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在马克思看来，创造价值的劳动即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而且，这两种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在不同社会、不同科技的发展下，在不同的形式的劳动中，体力和脑力的支出会有不同，甚至区别很大，但绝不会有什么纯粹的体力劳动或纯粹的脑力劳动。

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资源”，是指某种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它是以人口为存在的自然基础，存在于人的自然生命机体中的一种国民经济资源。

人力资本是经过开发的人力资源，是对人进行投资形成的。一般来说，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构成了人力资本。换言之，体现于劳动者身上以其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现的资本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产生要有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知识、技术、信息成为商品；二是整个社会经济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其中第一个条件，即知识、技术、信息与劳动力分离成为商品，是人力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尤其是经验型的知识，它直接内化于人的自身，形成某种特殊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就成为可能。但是，仅仅有这一个条件人力资本还不能产生。在工业经济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充分认识，并且知识已经成为商品进入经济交易，其典型代表就是工业产权。然而，在工业经济下，承担复杂劳动的高级劳动力并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本。只有当第二个条件得到满足，即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当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围绕着知识而展开时，人力才可能作为一种资本参与分配，获得经济剩余。

二、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基础

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将劳动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指一定社会一定时期普遍的、大多数劳动力可以从事的劳动，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全社会价值量决定的标准或尺度；而复杂劳动则指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的劳动者才可以从事的劳动，其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或倍乘。

现代科学劳动同样是抽象劳动的支出，是高级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大量倍加，过去人们往往只注意劳动报酬而不注意贡献报酬。在研究劳动报酬时又不重视现代科学劳动是高级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倍加作用。虽然今天的技术水平对李嘉图、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说已今非昔比，科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无论现时的技术已经多么复杂，里面凝结着多么高级和复杂的劳动，它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又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在同样多的时间里创造的使用价值量多于以前的千万倍，但它们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根本作用则没有任何改变，它们仍然是只能把它本身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上，而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丝毫的新价值。

从马克思创立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新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类生产劳动逐步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人类生产及社会服务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许多繁重、重复的体力劳动正在被各种自动化机械和计算机所替代，对劳动者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若要从劳动力要素方面来提高劳动，就不能只是简单劳动的增加，而只能是提高劳动的质量，也即提高生产中复杂劳动的比重。所以，在商品经济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中，就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复杂劳动更体现着生产力的进步，它在价值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正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客观存在，才使劳动力价值出现了层次区分。

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核心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体力劳动对于人类的产生、生存和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劳动创造了人。生产力水平越低，体力劳动越重要，体力劳动的实践发展了人的智力。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各种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单纯的体力劳动是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于脑力劳动的认识已达到新的水平。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O)在当年的《科学、技术与产业展望》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知识经济的内涵在通常意义上讲，就是以知识生产、应用、传播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形态。它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要素中智能性要素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人才价值得以更充分广泛的认可。创造性劳动等于倍加的重复性劳动，在分配关系中其地位突出。这种划分既充分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特点和客观状态，又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融合在一起。

到了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商品的自然要素价值越来越小，劳动的价值越来越大。产品中所含的科技因素越大，其价值中的劳动要素越大。到了今天，许多商品中的自然要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多数的价值是人的劳动价值［特别是脑力劳动价值］。进一步说，在今天的知识经济里，知识性的商品中就根本不存在自然要素的价值，完全是人的脑力劳动的成果。因此，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社会中商品的自然物质成分越来越少，人的高级劳动成分越来越大。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完全出自人的头脑，这种商品的劳动价值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价值，而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价值。一项专利技术，完全是人脑的劳动价值，当它被用于产品的生产制造之后，产品也被赋予了脑力劳动价值。

由此可见，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客观存在，使劳动力价值出现了层次区分，而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形成是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决定的，所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核心。

四、劳动报酬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标志

尽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职业间不必区分重要与否，或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现实生活中，职业间的差别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人的主观意愿，因此承认和运用职业的层次性是非常重要的。从劳动报酬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劳动力价值的层次区分。

人才的创新能力不是凭空赋予的天赐财富，在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如此细密、技术技能要求如此尖端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能不经过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就能登上科学的殿堂。对人的投资在这个时代益发凸现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种投资集中体现在受教育的程度上，由此形成了人才的层次。如果我们以人才为主线进行分析，社会对人才层次的需求是广泛的，具体来说包括中专、技工、高职高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院士等各个层次。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知识经济是建立在正确认识、运用客观规律和人类创造的先进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不能依靠单纯的体力，而须有赖于智力即脑力劳动。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经验越丰富，复杂脑力劳动和创造发明的能力就越强，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就越快，体现在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劳动报酬就越高。现代社会，人们往往是根据职业的社会评价去区分不同的层次。职业的社会评价取决于各种不同职业的体力脑力支出、工作的复杂度、工作的轻松性、教育资格条件、在工作组织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工作内容的自、收入水平、社会声望、个人兴趣与才能的发挥程度等方面的差别。总的来说，职业的层次性高低的标志就是经济收入的多少。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下，劳动报酬都是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标志。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年轻人大量增加，而对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知之甚少，影响了自身价值实现。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力价值层次区分的理论，有利于对目前接受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的青年学生自身定位，使他们对高素质劳动者有深刻的理解，帮助引导他们科学的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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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托夫勒.力量的转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

当代科学论文例7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董步学.高等职业教育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当代科学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126－04

一、科学主义及其产生

科学与科学主义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为使问题论述更加清晰，掌握什么是科学主义及内涵，有必要先将科学与科学主义两个概念加以辨析。什么是科学?1979年版的《辞海》对科学的解释：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辞海》中关于“科学”的定义，看似一家之言，实际上有关“科学”的定义大多如此。什么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价值归宿，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

要探讨科学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必须首先了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因为这两者是有密切关联的。探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古希腊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阶段，因为古希腊是科学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古希腊早期，哲学与科学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关于世界的本源的思考多来自于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与研究。因此，这时期的哲学就是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事物产生与发展的初步理论解释。当他们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与观察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实践走向理论时，人类早期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比如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因此，哲学与科学联姻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大传统。如近代哲学史上的莱布尼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马赫等人同样是集科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

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思考，也就是科学研究的开始。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这时期的科学研究决非单纯是为了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为了人们实现自由。“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这一时期古希腊人本主义思想的始基。古希腊人为了实现自由，就必须完成对外在自然事物的了解，对事物规律的揭示。因此，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言之，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是手段，而人的自由与价值是最终目的。第二，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更多体现为精神性的追求，而对物质的追求相对较弱，功利性的观念不强。正如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由此不难发现，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是自由的学问，是求知的学问而非功利式的学问。

如果说，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是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却是走向分裂。随着近代哲学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及认识论的转向，人们在探讨人的认识如何实现及其作用时，理性及主体性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确立与发展。从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人主体性地位确立，培根等人对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崇尚开始，人的主体性、理性或技术理性成为近代特别是现代社会两大主要问题。这两大问题哪一个是主要的，是需要首先发展的呢?很显然，当时大多数思想家是把理性或技术理性作为手段、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作为目的的；同时。他们又认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赖于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支持与发展。的确，当时技术理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对人主体性地位的巩固起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时问的推移，人们对自然科学所产生功效的过度相信，人们对理性或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理性或技术理性超出了作为手段的范围而成为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它已经由原先的手段变成了最终的目的。人们深深感到：在古代，尽管自然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技术理性还没有充分发展，人们时时受到强大自然力的威胁，物质财富贫乏，但人们却能从自然界中发现那诱人的诗意；而科学理性昌明的近现代，自然界却全没了诗意，露出了与人为敌的面目。这一切都违背了近代启蒙学者和现代思想家的初衷。与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是结合在一起的状态相反，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最终走向了分裂。

伴着科学的快速发展与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与概括，科学的涵义及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哲学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系统化，并作为惟一的知识标准推向科学之外其他领域。于是，首先科学研究与人文观念走向分裂。其次科学所体现出的技术理性成为支配一切的终极标准。最后，实证性、知识化、数字化与可操作性等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侵入人文科学，并最终成为人文科学使用的标准。“近代西方科学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科学类型，它重视数学的运用，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由于近代西方科学在今天影响最大，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它，往往把它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于是，当科学超出其应用范围，并无限扩大其适用范围时，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科学主义伴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日益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并成为支配人的行为的准则，一切研究活动的最高标准。

二、科学主义对我国文学理论建构的积极影响

科学主义对我国思想界以及文学理论建构的影响，起始于晚清而到20世纪初期达到高潮。实际上，科学主义最早是以打着科学救国的旗号而逐渐演变而来的。众所周知，从晚清开始，中华民族一直致力于科学救国，走民族强盛之路。比如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热情迎接“德先生”“赛先生”新文化运动，到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现代化建设等等。其目的在于民族图存，国家富强。正如严复所言：“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自此，大批有志之士抱定此信念，以西方的学说为救国图强之准则，以科学为精髓。以教育为先导，向国人进行全面灌输，以期通过科学的洗脑，改变国人思想深处的重经学、轻应用，重人文、轻工科的教育传统。于是，为了民族富强，必须改变传统，实行维新变法，全面向西方学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而当这一主旋律成为中国社会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时，以追求自由精神、人的价值的科学转变为科学主义思潮。自此，科学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深刻地影响到许多学科的确立与建构。其中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就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而确立与建构起来的。

从积极角度讲，科学主义对我国文学理论从传统型向现

代型转换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科学主义使我国传统思维方式转向现代思维方式。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1，以进化论的思维方式改变中国传统的循环式变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也强调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线型的、一维的，而是圆圈式的循环式变化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讲，这看似变化，而实质上是不动的历史循环论。严复等人要求从理论上彻底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于是，他翻译并评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并提出：第一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第二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维的，它如同滔滔江水一往无前。最后，他得出结论，要想中国强大，必须用进化论改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直线式的变化发展的思维眼光看待一切。2，以“物竞天择”的竞争观取代了中国传统“和谐”的中庸之道。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和谐”不仅注重事物的外在和谐。而且特别强调主体内在心理上的和谐。以儒家与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和谐。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成为中国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人们行为规范的重要尺度。严复以《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取代了中国传统“和谐”的中庸之道。严复反复强调，人是动物，所以动物、植物的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应该说，严复译的《天演论》，在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影响。3，以现代逻辑思维模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首先，经学思维模式比较强调古代经典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同时也是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其次是称古称先的保守做法。这种迷信古代圣贤，无条件服从古人所说的做法，一方面在“子日”、“古人云”的过程中，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人们的自由思想的正常表达。最后，注经传经的方式，一方面增加了注释的随意性，不能随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限制了人们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使知识成为万古不变的教条。于是，康有为首先起来极力否定经学思维模式。他发表了《新学伪经考》，把中国历朝历代奉为经典的圣人之书，宣布为“伪经”，必须彻底抛弃。梁启超说道：为求得真正的客观知识。必须以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为武器，彻底抛弃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进一步学习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获取客观的知识。如果说。上述有识之士对传统经学思维模式的批判重在揭露的话，金岳霖先生的批判就更加务实，他是在揭露与批判的同时，开始潜心研究逻辑学。针对中国传统思维模糊、形式逻辑不发达、以直觉代替实证的做法，金岳霖先生先后写出了《逻辑》、《知识论》、《论道》等有关逻辑学与认识论方面的论著。在这些著作中，金先生深刻而又系统地阐述了西方近代有关逻辑学方面的知识，把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国思维方式之中。

应该说，科学主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并导致其发生现代转换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对中国文学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是有重要帮助的。

科学主义将科学分析方法、逻辑推演方法运用于现代文学理论建构之中，为文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具有自身的逻辑起点、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等。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缺乏必要的逻辑结构。它总是以点评式的、模糊的方式体现着文学创作的“悟”。它无法用明晰、准确的学术语言，为文学现象及文学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受科学主义影响，当中国从古典走人现代社会以后，文学理论随之抛弃了传统的学理形态，而建立起一套以西方话语为特征的理论形态。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始于“诗界革命”，这是一次从观念层面上全面接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开始。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人。以激活中国思想界，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学理论并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为目的，全面接受了科学主义思潮。在这次观念转变中，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学术观点的不同，人们对文学理论的构建及对文学作用的看法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方，更注重文学理论建设中的社会功能、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作用；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方，则强调了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审美作用、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精神作用。但双方都依科学主义思潮为方法论基础。初步依据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与需求的新的文学理论，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比如王国维在对《红楼梦》中人物的评说上。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却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创作出不同于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以明晰的分析、推理为特征的文学评论。

科学主义在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运用，促进了现代文学理论的专业化与学术化的建设。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外在客观影响与学科内部因素的形成，都是非常重要的。师资队伍与课程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古典文学理论受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以及社会功用价值的影响，一方面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没有建立起延续不断的研究队伍与教程。自近代以来，受科学主义影响，我国文学理论在专业化与学术化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1918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中开始增设“文学概论”课程。30年代以后，随着各个大学文学系科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大家才开始对这门课有了更多的了解。相应的师资队伍逐渐形成。解放后，随着各个大学中文系普遍开设文学概论课，师资队伍更加壮大，并形成中文系师资的主要力量。课程建设也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学概论”类的著作陆续面世。其中潘梓年的《文学概论》、蔡仪的《新艺术论》等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解放前“文学概论”并不是统设课程，设课的学校其讲义多为自编，所以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解放后，“文学概论”被列为高校中文系统必设课程。自此，文学理论的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三、科学主义对我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消极影响

作为一个问题的另一面，科学主义对现代文学理论建立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科学主义思潮作为横扫一切的惟一标准时，它的消极的一面也就难以掩盖了。科学主义强调外在的一切都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使用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方法。再者对于所有科学研究的成果都要以客观标准严格要求。大凡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正确的，应该保留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是要抛弃的。如果以这种标准要求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意境说～缘情说”等理论，“虚静～神恩”“凝思”“妙悟”等观点将被排斥在文学理论之外。而这些理论与观点却恰恰反映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的特点。科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取代了文学欣赏与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品味。于是，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们依靠科学主义这把利刃，彻底割断了传统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联系，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缺失了传统

的文化之根。

第二，当科学主义成为研究与解决一切问题的惟一手段时。科学主义已经超出了方法论意义。从科学产生的根源来讲。科学应具有探索精神、怀疑与批判精神、开拓精神。这三种精神都源于科学是一种自由的研究，它建立在对人的价值与精神世界的关切基础之上。为此，科学研究为了获取知识，以回答人的存在问题，开展了不断探索与研究。也正是在探索中，科学研究以其怀疑精神，不断打破现有的知识结构，向着未知的领域，不断开拓，不断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看似集中于对外在世界的研究与探索之中，但其研究成果却广泛地体现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使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反，科学主义却在强调科学的惟一性、统一性与工具理性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自己的惟一地位，从而又从反方向上束缚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科学主义也变为僵化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教条。而实际正是如此。当科学主义思潮无限运用并成为指导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方法时，文学理论放弃了自身的实践性品格，而专注于理论的建构，醉心于概念的揭示与体系的营造。其结果只能是文学理论日益失去对文学创作实践言说的权利与能力。而且当文学理论失去实践的检验之后，它自身的理论反思能力也变得越发的迟钝。再者，文学理论失去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成为单纯的知识积累的过程。而在这个知识结构中，将知识分为等级，并最终确定终极真理标准。最近几年有关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本质问题的争论，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是可以移动的等问题，究其原因，文学理论中科学主义思潮的运用是其根本原因。

当代科学论文例9

这种挑战可以说是一种冲击，但其实也正是一种发展的机遇，促使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面对新时代，改革旧体系，充实新内涵，真正走上与时俱进之途。因为，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恰是推动科学前进的最大动力。恩格斯在1894年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其实，上述社会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对文艺学学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艺学学科应主动适应这种需要与变化，而不是不闻不问，更不是去抵制，当然也抵制不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对文艺学学科现状的自我审视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角度，无疑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邓小平文艺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但也不可否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出现过以西方古典形态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僵化教条理论模式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理论的现象。例如，在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影响深远的“实践美学”，其主要提出者就认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从分析解决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这显然在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上是一种倒退和误解。而对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想，我们也不能做到正确评价，虽然这种理论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传入，迅速传播。但对其理解和评价总难统一，长期以来我们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总体上对其持否定态度，对其价值意义缺乏客观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其克服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走向存在意义的追寻与“非人类中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够。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以钱钟书、宗白华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存在用西方古典形态“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和谐论”美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等硬套中国古代建立在“天人之际”、“阴阳相生”、“位育中和”基础之上的“中和论”美学与文艺思想的情形。以上回顾旨在说明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自身的确存在不适应时代要求，相对落后，急需改革的一面。而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又的确给文艺学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无疑是文艺传播的革命，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是对传统精英阶层文化霸权的一种冲击，并使文学艺术的参与者从未有过的扩大，而文化诗学则给文艺研究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当然，社会文化的转型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负面作用。其表现为大众文化的低俗趋势、文化产业对经济效益的盲目追求、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泛滥、城市化与社会竞争所形成的精神疾患蔓延、网络化所造成的文化的平面化等等，集中表现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的非美化现实。这一切恰恰为当代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海德格尔认为，面对当代工具理性的泛滥必将有一种新的美学和文艺学形态应运而生。他说:“一旦我们始终去沉思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猜度，即: 在那种促逼的暴力中，亦即在现代技术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中，可能有一种嵌合的指定者（das Verfugende einer Fuge）起着支配作用，而从这种嵌合而来，并且通过这种嵌合，整个无限关系就适合于它的四重之物”。这就是“天、地、人、神”的四方游戏及由此形成的人的“诗意地生存”。这正是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应运而生。

当代科学论文例10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iew on modern science evolved and underw ent several major change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 argument of scienceagainst metaphysics, science prevailed. howev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first ” view on science restrict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pure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riticism to “pseudo-science” highlighted the corevalues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cience and cultureopened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n m odern science in china went forward in such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chines e and west cultures were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they were in co nflict. in such a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 e were inevit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to eliminate uninterr uptedl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e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view on science; argument of science against metaphysics; pragmatic approach fir st; 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 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 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 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 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 “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 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 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 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 与人文 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 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 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 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 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 。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 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 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 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 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 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2］ 。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 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 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 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 ”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 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 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 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 学事 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 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 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 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 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 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 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 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 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 ‘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 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 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 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 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 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 ,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 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 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 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 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 ,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 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 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 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 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 。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 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 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 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 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 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 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 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 、“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 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 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 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 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 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 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 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 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 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 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 、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 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 作者至 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 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 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 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 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 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 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 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 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 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 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 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 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 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 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 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 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 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 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 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 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 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 。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风骚。当然,对 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 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 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 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10.

［2］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6.

［3］施威,石松. 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j］. 山西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1):67-72.

［4］王鸿生. 中国科技小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70.

［5］严搏非. 中国当代科学思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