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论文例1

关键词：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活态的文化基因，不仅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也是人类共有的巨大财富，具有极其非凡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除此之外，其也具有极高的知识性、艺术性和技能性。新世纪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共同推动起来的，其核心是：利用国际平台，动员、协调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开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为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作为最早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其本质是保护重要还是开发重要的问题，理性分析一定是先有保护才会有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先开展有效的保护。对于此种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坚持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特点是活态流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更为重要。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存在，就要遵守一定规律，我们要介入“人”的力量对其进行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使其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我国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由政府主导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实客观要求。

首先，我国历代政府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横向扫视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成功的国家。尽管各国的国情，文化背景不一样，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尽一致，但无论是日本、韩国的亚洲模式，还是意大利、法国、英国的欧洲模式，无一不都是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而且实践证明，政府主导这是一条比较科学，比较有效的保护路径。

第三、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很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消亡的边缘，如果不及时加以抢救保护，这些民族瑰宝就很有可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些文化遗产老百姓是保护不了的，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从保护层面讲，也是如此，只有政府建立相关法律，利用强大的公权力和影响力，统辖全局，将保护措施纳入政策规划，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没，并依靠强大的宣传机器，唤起人民对文化遗产的情怀，形成保护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第四，非物质文化保护是一项十分浩大，及其复杂长期的文化传承工程，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任何个人和民间团体所能承担，所能胜任。只能政府，才能驾驭这样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并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政府主导是理所当然地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是政府文化职能的具体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基金运作体系；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及宣传体系。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方面，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然而，我们也看到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滞后；保护机制尚待完善；抢救观念有待进一步廓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流失现象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严重滞后；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比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制度亟待建立等等方面；面对这些，我们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

一、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可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进行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也要继承、发扬和创新”。各级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在充分认识到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要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树立“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念，不能用牺牲民族文化资源的做法来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更不能竭泽而渔对文化资源进行无度的开发。要从“活”字上下功夫，让各级政府的文化职能部门组织基层组织民俗活动阵地，让文化绝活走出博物馆，走向火热生活，展现在大众和媒体面前。

三、加强宣传，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共识；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

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这项文化工程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帮助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务求实效的工作方案。

五、加大政府投入，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物质保证。所以，国家应设立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用于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采录、保护、教学、研究、传播、出版，以及资助培养传承人等。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正式进入中文的语境历史不久，但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由来己久。正是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承，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7-01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矛盾越来越深，为使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和谐的背景下进行，就必须重视和谐文化的建设，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现实意义和悠久的文化底蕴，是和谐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能构建和谐社会，还能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出现双赢的局面。

一、建立完善的“非遗”保护体系

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整个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工作机制，切实执行落实“非遗法”，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制定传承人保护计划，完善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加强普查成果的研究整理与保存。加强“非遗”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业性很强，涉及范围广，要取得卓有成效的“非遗”保护，就必须努力建立起一支真正素质高、业务精、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优秀人才队伍。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二、重点项目保护

明确“非遗”重点项目保护，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保护的切入点。重点项目的保护，主要是针对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科学的论证和划分，既要客观又要有重点和分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应当制定重点保护规划，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濒临灭绝、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重点优先保护，采取图像录制、图片采集、文字记录、实物收集等一切有效手段进行收集并建立数据库，经论证后，按级别积极申报进入名录保护体系，对重点项目进行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扶持鼓励重点项目的传承和传播，采取展示、展演、宣传和推广等积极措施，加大对重点项目的保护力度，使一批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抢救保护。

三、“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最有效的方法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传承的文化、是传人的文化，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是其独特的传播延续方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关键在于人，尤其是针对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积极有效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得以流传至今。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活态”传承。

（一）名录项目保护

建立本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对那些确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项目保护，要鼓励积极申报部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调查工作，摸清家底，建立起四级名录保护体系。

（二）传承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是人的存在，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其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要健全传承制度，加大对代表性传承人、学艺者的培养和扶持，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建立传承人档案，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保障，政府要大力支持和鼓励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做好非遗知识普及教育，加强对熟练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能艺人的跟踪调查，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效保护，支持和提供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把“活态”保护和传承保护结合起来。

（三）节会保护

利用“文化遗产日”、宣传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扩大知名度，提高影响力，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举办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活动，搭设传统手工技艺展示平台，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展览、展演、讲座等宣传展示活动，积极培育传统表演艺术精品项目，促进优秀文化传播和弘扬，让人民群众共享非遗保护成果，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民间传统节会中复活。

（四）基地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基地和生态保护区等各类载体，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本真的形式再现给世人，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和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使民间习俗、绝技、绝艺在基地保护中得以存活、传承，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社会、融入生活，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基地保护和活动保护结合起来。

四、非遗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

非遗与旅游、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一种常见模式。发掘、抢救一个“非遗”项目，不是要把它们放入博物馆，而是要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文化空间，充分展示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让人们通过旅游，真实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我们的身边，使民众有一种认同感、历史感和归属感，将文化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让文化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创新宣传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特殊文化形式，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催生了人们对更高精神文化的需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当今热门词语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心理日益强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那些涵盖在民族民间习俗内的古老传统的智慧与价值所在。要积极运用现代技术传播平台，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宣传展示，不仅要靠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宣传，更重要的是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进学园，让青少年了解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神，利用一切宣传手段，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六、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关系

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传承、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要认真贯彻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方针，要正确理解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保护和传承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是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发展和合理利用又是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发展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它们又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将其中的优良基因延续不断地传承下去，并在传承的过程加以发展和创新，进行活态保护和活态繁衍，在繁衍中得到发展壮大，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使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

当前，轰轰烈烈的“非遗”保护，已成为全社会普遍话题，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反映了时代烙印，见证了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与辉煌，是研究我国历史延续，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结晶，包含了人类历史长河中遗留的文化精粹，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志，内涵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发展有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已经建立，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取得新的进展，生态文化保护区初步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

七、结语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极其艰巨，只有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自己民族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再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传承民族文化思想。

非遗保护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92-02

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致使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随着传播媒体和全球经济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侵蚀、削弱、破坏和分解，甚至被外来文化代替，大批文化瑰宝走向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赖以绵延发展、增强凝聚力的纽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及联系世界的桥梁；而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在保存、保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而图书馆的业务及职能也决定了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责无旁贷，图书馆充分发挥其保存、开发及教育等职能对遏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振兴民族和维持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能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信息和经验，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来源，是人类社会中可用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客观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性，取决于其财富创造性，而其财富创造性来源于社会性、传承性、流动性等特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存在、发展离不开原生境人的活动，是一定社会形态下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它体现人类实践的过程性、价值性、多元性、综合性和集体性，是一种体现集体观念的集体行为反映。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贯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存在、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认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基础性环节，社会情感是社会认知的深化，而社会行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原生境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造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和差异性，这使得人们在实现目标时，可供选择的范围扩大，使得可供传递的遗产充满活力，进而决定了其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丰富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世代相传，自然承袭，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知识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知识的修改、加工，即是一种整理、演绎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扩充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口授心传，继承人类的精神财富；通过知识、技能的物化，继承人类的物质财富，每一代人继承前人创造的财富的同时，创造新的财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动性

知识的传播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技能、信息及其载体随之传播、交流、交换。知识、信息在流动中不断满足着更多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创造着精神财富；同时更多的人们将这些知识和信息商品化、经济化，即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创造物质财富，从而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所以，流动性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推动了其财富创造性。资源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关系到未来世代的福祉，验证着社会的进程，其所包含的知识和经验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能够使人们更加有效地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后人从中获得生产生活知识的同时，不断获取着精神和物质利益。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客体性

这表现为其对于人的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两个方面[1]，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使用上的特点，决定了其作为价值客体对于主体——人的需要的满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性决定了其极高的价值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需要资源的流转，保证其顺畅交换，使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开发与使用，图书馆得天独厚的资源收藏、整理、典藏等条件，使得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文化资源保存开发事业之中甚有必要，有利于这种活态文化的开发式保存。

二、图书馆的职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及社会教育等职能，其职能决定了其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

作为大众阅读的场所，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资源，承载着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前进步伐，其推动着知识的传承和文化的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知识性、文化性及文明性高度融合的文化体系，而图书馆作为收藏人类知识文献的殿堂，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纳入其收集、整理及典藏范围之内，这也是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职能的体现。

（二）开发信息资源的职能

提高文献利用率是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因而积极开发、广泛利用所藏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图书馆通过对到馆文献验收、编目、上架流通，将文献形成科学规律的信息源，呈现给读者，并推动文献所承载着的知识与文明广泛交流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有赖于图书馆的挖掘与开发，图书馆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将其资源性呈现给读者。

（三）社会教育的职能

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优雅的读书环境，使读者在自我研习中提高自身素养，进而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育人职能。图书馆的育人职能包括思想教育职能、知识扩充职能、丰富读者文娱生活职能等。思想教育职能的宗旨是要引导和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知识，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应该是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模式与思维模式[2]，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可使读者在阅读中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在阅读中立志将祖国传统文明发扬光大，图书馆通过收藏、整理、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文献资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璀璨文明展现给读者，提高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图书馆作为信息知识的储藏与中枢机构，自然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其最显著的功能，图书馆可凭借自身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予以推广普及，扩充读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在日常文娱生活中发明创造并沿袭传承下来的，因此图书馆可通过对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研究论文、普及图书等予以收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文娱生活需求，也可调动读者兴趣予以研修。

三、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和举措

（一）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维持原生资源的多样性及其构成整体资源的个体存续，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生存环境、保有人、开发利用人、原生境人。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也应包括文化遗产本身，相关实物、场所，人三部分。由于图书馆非博物馆，其侧重点在于文献的收集、整理、加工、流通，即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客体，因而图书馆应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实物场所环境、传承人、知识开发使用人及原生境人等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措

1.收集整理。图书馆收藏能力各异，故首先要明确本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源的收藏原则、收藏范围、收藏重点和采选标准，然后以采购、交换和复制等各种方式纳入馆藏。应注重收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著作、整理调查资料、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等，特别是具有地方性特色的遗产资料；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同时对收藏的资料进行分类、标引、著录和目录组织并予以文献典藏。通过图书馆服务工作，吸引并发展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组织读者研究，对读者开展传统知识的教育工作。

2.加强宣传，提高读者保护意识。图书馆具有传承和传播的功能。图书馆可通过邀请专家、传承人等举办专题讲座，创设主题图书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突出项目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介绍其传承情况，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同时将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推广给读者，建立并加深读者对祖国传统文明的了解和责任心，鼓励更多的读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保护、保存方法研究。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传输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的开展，对其传承和传播都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过去、现在、未来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收藏人类知识文献的精华并将其传播下去。这也正是图书馆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6－0103－05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深深根植于民族民间，它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也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有些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作品。如何充分发挥民间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调动权利主体自身的积极性，避免出现“上边热，下边凉”、“上边主动，下边被动”、甚至“热热闹闹搞几次活动就无声无息”的状况，真正形成上下联动的长效机制，是民间文化和法学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特征

1、在权利客体上，无形和有形相结合，以无形文化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是指民间约定俗成的情形下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如各种庙会的场所等，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各种活态的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是无形的，而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服装道具和特定的场所等是有形的。总体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借助一定的物质形式的条件下进行表现的无形文化形式，以无形的文化形式为主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核心是保护其无形的文化表现形式。

2、在权利主体上，群体和个体相结合，以民间群体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发展但也容易湮没的文化记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何年代首创的，通过传说或史料也许可以追根溯源，但是谁首创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很难加以考证，只能大体证明什么地区的人们以什么起因或目的首创了它，然后世代相传，发扬光大。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需要关注的是谁记忆或传承了并正在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谁拥有并正在使用该种技能。现代法律探讨的权利主体，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首创者，而是现实生活中传承人。这种传承人可能是一个地区的某个民族群体，可能是一个地区某社区内的某个群体，也可能是一个地区的某个家族，还可能是一个地区的某个自然人。

3、在权利内容上，精神和经济相结合，以精神权利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身份的象征，是培育民族自豪感的宝贵资源，是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文化基础，是推动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一些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等等，都是以该民族的世代繁衍、生产、生活为基础产生和发展的，深深打上了该民族愿望、情感和智慧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烙印，容不得他人掠夺、窃取、篡改、歪曲、丑化，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精神权利。同时，某些传统手工艺品、传统医药的制作和技艺的传承，是该民族群体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某些民歌、民间杂技、民间曲艺、民间口头作品的表演，是表演者谋生的手段或辅助手段。在商品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无形的传统知识和元素(包括符号)，也能被人加以商业利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都是主体从人权法或民商法角度可以主张受到保护的经济权利。权利主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内容，既有精神权利(或称人身权)又有经济权利(或称财产权)。虽然，受现代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约束，人们认为传统知识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因此更多地主张精神权利。即便如此，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越来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今天，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也能主张经济上的补偿。

4、在权利性质上，私权和公权相结合，以特定私权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遗产中的活化石，是活生生的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要受到国家文化的管制。文化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的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国家对文化的管制权属于公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3月26日)、文化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11月2日)等文件的颁布，就是我国政府行使文化的表现。国家机关通过公权的行使，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应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民间自发的内在动力来传承和弘扬。群体或个体表演、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这种文化形式能够给他们身心愉悦、心灵寄托，物质或精神的需求得到某种满足。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采集、记录、再现、整理、编辑、加工、改编、演绎和表演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拥有关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或部分)著作权，这些权利属于私权。例如，没有郭颂先生根据赫哲族民歌改编、填词和表演的《乌苏里船歌》，可以说就没有赫哲族民歌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今天这样的影响和地位。传承者的这种特有私权是无法剥夺、不容忽视的。公权的行使，最终要通过私权的实施，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光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主体享有私权，不仅，是使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得到繁荣和发展的手段，也是法律精神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当然，这种权利，不像物权法上的所有权，主体拥有的权利只是知识产权中的部分权项。权项的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必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以及主体在传承和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或拥有的技能分别具体确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一)行政法保护论

行政法保护论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财富，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主要承担者，通过宣传、号召、发动等工作，把民间主体动员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政府不仅要拨付经费，建设场馆，设立部级和地方级保护名录，建立传承人档案，而且要建立相关制度，依法行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开展起来。

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基本上是按照行政法的模式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宁夏、江苏率先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传统

工艺美术保护的条例。从2000年开始，云南、贵州、’福建和广西先后颁布了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递交《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6稿。2004年8月，为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该草案日臻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通过。

在行政法保护模式下，各国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机制和做法。在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方面，日本设立了“人间国宝”认定和发放补助金制度， “人间国宝”必须将补助金用于培养和传承技艺。这种做法在泰国、菲律宾和法国等得到了推广。在动员民众参与方面，韩国从大学生人手，向大众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方面，意大利对木偶和木偶戏的开发，已经成为一个亮点。在发挥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方面，韩国的商业化运作不仅规范，而且成效显著；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方面，法国在战后逐渐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整套评价标准和管理办法；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方面，日本借鉴欧美的做法，设立了“文化财产登录制度”，我国也建立了类似的普查登录制度，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行政法保护模式的优点很突出，但不足也十分明显。它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力，号召式、运动式、形式化的倾向较为普遍，并且容易产生短期行为，甚至为了出政绩而揠苗助长，可能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生长的生态环境，形成难以克服的负面因素。它关于主体的规定较为简单，关于主体的摆位还不够准确，把民间主体作为从属的被管理者来对待，对主体的重视程度无法到位，在调动民间权利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和内在的驱动力方面也缺乏长久的保障机制。因此，单纯的行政法保护模式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佳效果。

(二)知识产权法保护论

知识产权法保护论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特、有价值、有内涵的文化表现形式，是智力创造的成果。而知识产权法建立之初的宗旨就是有条件、有期限地保护人们的智力成果和经营标志，以激励社会的创新机制，促进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应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

针对上述观点，也有不同意见和顾虑：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发展已经无法确定作者。第二，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头传说、风俗活动、传统表演艺术的形式存在，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如果将我国如此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私权就会使进入公有领域的资源重新纳入知识产权专有领域，实践中会造成很多麻烦。第三，知识产权从确立之初就有垄断的性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入知识产权领域就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上垄断的烙印，不利于公众对文化的挖掘、整理、推陈出新，与国家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宗旨相背离。

我们主张将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结合起来，发挥行政法的强大推动作用，也注意运用知识产权法来发挥民间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不妨在此对于上述顾虑逐一进行分析。

对于权利主体难以确定的问题，已经可以用立法技术加以解决。早在罗马时代，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就将世俗的物分为大集体、中集体、小集体和私有，所有的财产全部归人人的控制之下，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可以通过立法技术确定权利主体的。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是由整个国家的民众不分民族和区域进行传承如春节，那么国家就成为权利主体，具体到我国就是由国家版权局作为权利主体；如果由少数民族所特有，比如仡佬族中流传着的傩戏、地戏、台子戏、木偶戏，那么权利主体应当是该民族；如果是某个地区或社区内的民众不分民族而传承的，那么这个地区或社区的管理机构代表民众作为权利主体；对于以行业的形式传承的传统表演艺术、传统的手工技艺，将该行业协会定为权利主体；如果是以家族的方式传承就将这个家族定为权利主体；对于某些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掌握稀有民族民间传统技艺或者保存原始文献、实物，并对其有一定研究的传承人进行延续，可以将该传承人确定为权利主体。当然，关于权利主体的确定方式，是在申请登记的程序中，由申请人申报，国家职能部门依职权审查并经公示确定的。一般可以在省级区域内初审，再报国务院职能机关确定。

对于进入公有领域中的问题，也可以在知识产权的框架下加以解决。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大基本部分，如果说专利权和商标权不便于运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话，著作权是可以适当运用的。著作权不仅包括人身权，也包括财产权，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部分权项的存在，同时，与著作权相关的邻接权，更可以不折不扣地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主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质上就是要保护主体应该拥有而且可以实际拥有的部分权项的著作权和完整的邻接权。

对于垄断性问题，由于不存在专利权和商标权，著作权的垄断性十分脆弱。相对于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著作权的保护是弱保护。对于同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法允许有多个权利主体同时存在，并且设立了强制许可制度和合理使用制度，可以说垄断性问题几乎不存在。例如，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千手观音》版权之争，我们认为原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兼职教授、甘肃省一级编导高金荣和原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艺术指导、原总政歌舞团副团长、现任团长、国家一级导演张继刚两个主体都是在借鉴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作了《千手观立》，都分别拥有各自的著作权，在认定双方都原创了舞蹈《千手观音》，享有完全的著作权的情况下，谁也没有对《千手观音》构成垄断，任何一方都不能妨碍对方或他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推陈出新。

经过以上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与国家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宗旨不仅不相背离，而且完全吻合。虽然西方人设计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不便于或不利于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也不能妨碍我们从中寻找部分法理根据，做出不违背国际公约且符合国情的实施方案设计和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以弥补行政法保护模式的不足。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记式版权保护

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国内法，早已确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版权(即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依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可以追溯到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规定“文学艺术作品”一词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

域内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这种规定包含了授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1989年英国著作权法就按照伯尔尼公约将民间文学作品视为“无作者作品”予以保护。1976年突尼斯政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通过了《1976年突尼斯版权示范法》，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民间文化作品提出专门保护。1977年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班吉协定》的参加国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区域性版权条约进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明确授权国务院制定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专门条例，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艺术不完全等同，但是这一条规定为作为群体、个体智力成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版权保护的法律基础。我们建议在此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登记式版权保护，不是主张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全新的保护制度，而是着眼于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发挥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的互补优势，对现有制度的不足加以完善。

(一)必要性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靠人来传承，靠责任人来保护，实施登记式版权保护的好处就是便于将这种保护的权利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只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实行初始和变更登记，才能切实有效地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虽然现有的国际公约和国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如果不在著作权法中增加专门条款或制定专门的单行条例，只是简单直接套用，不可能产生预想的效果。

1、自动保护原则难以适用。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内法，都对经原创完成的作品实行自动保护，原创者可以拿出主张权利的直接证据。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不是原创作品，传承人很难拿出主张权利的直接证据，只能拿出一些间接证据，如果没有专家的鉴定，没有登记公示过程中大众的认可，就不能证明传承人拥有著作权。在登记之后，由专家委员会进行科学的鉴定，并且登记公示之后没有第三人提出异议，传承人权利的合法性就有了依据和保证。

2、不登记的著作权保护是弱保护。著作权属于私权，对于私权，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民不告官不究，如果没有民间的举报，没有官方的行政执法，这种保护往往被忽略，侵权行为得不到制裁。在登记之后，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经过公告和宣传，民众将广为知晓，有利于民间监督，也有利于权利主体根据登记证书自身维权，还有利于行政部门根据登记公告开展行政执法。

3、不登记的著作权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登记的著作权处于一种完全自由和自发状态，著作权人的姓名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还可以用笔名，如果将这种规则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利于行政机关对传承人的管理和监督，不利于民间的联系和交流，也不利于民间权利主体履行应该传授技艺或培养传承人的法定义务。登记以后，使用真实姓名，不仅上述问题将迎刃而解，并且借鉴商标法10年保护期限的规定，限定权利人到期续展，出现权利人不续展、死亡或撤销等情形，在没有民间权利主体的情况下，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暂时由国家版权局行使，然后重新确定或培养传承人作为权利主体。

4、不登记的著作权不利于政府和公众对其转让行为的监督。不登记的著作权转让行为处于一种缺乏监督的无序状态，不仅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转让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也值得商榷。国家不仅可以出台针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转让给境外法人或自然人的禁止性规定，也可以要求在国内主体之间的转让进行登记和公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转让的有序管理。

(二)可行性分析

虽然著作权的登记制度还没有在世界各国和我国普遍实施，但这丝毫不能成为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登记式保护的障碍。我们已经拥有深厚的物质基础、成熟的立法技术、系统的组织保障和便捷的公示途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为民间主体宣示权利，不仅是一项法律程序，也是一项文化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只要把好事做好，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设为一个经济大国，并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国家在本世纪初期开始，拨巨资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保护工程从2004年到2020年分为三个阶段实施，已经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逐级逐批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并正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这些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版权登记工作正好可以借机开展。

2、众所周知，物权登记在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实施已经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登记在我国也已经建立了相当成熟的制度，这些领域的实践和立法为我们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积累了足够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上已无任何困难，只要我们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稍作修改，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条款，或制定专门的条例，规定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版权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的内容，剩下的事情就是交由国家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来协同操作的问题了。

3、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文化行政管理体系和版权行政管理体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版权行政管理部门都负有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责。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打击盗版问题相当积极，甚至使得当地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插不上手，这和职责分工有一定关系。相对而言，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是小部门，承担的工作量相对较少，我们正好可以在版权登记行政管理和执法任务上强化其工作重心，充分发挥其版权管理的行政职能。

4、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先进和完备的信息传播与交流的网络和体系，这为版权公示提供了顺畅的信息渠道，不再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来建立专门的信息网络，在英特网上大众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的版权公示信息，有利于民间做出及时的反馈。

(三)实施步骤

1、要做好宣传和动员工作。由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比如国务院办公厅拟定并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管理的准备工作，向广大群众讲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登记的意义、作用和实施方法与步骤，鼓励民间权利主体向当地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递交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的申请，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已经进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向版权行政管理部门递交版权申请。

2、要做好版权申请的受理工作。与商标和专利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地方特色为主。受理_T作既要提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的规范化程度，简化环节，节省开支，也要便于分类审查，便于对权利主体的管理和认定。省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申请的受理机构和初审机构是比较合适的，省级以下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作为代办机构，帮助申请者申报，为申请者提供相应的服务。申请材料应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申请者的名称、关于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说明书、权项请求书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如传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关的宣传报道记录、获得的有关认定书、表彰奖励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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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场所，是人类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成果，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国是一个从农耕社会逐步发展的国家，广大农村是我国人群主要的聚居地和生产生活的场所。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人们创造了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只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活动有关，因此我国的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存在于乡村民间，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原生地。就以我所处的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台子乡为例，有上亿年的化石文化，有五千年的红山文化，佛教文化，“三燕”文化，更有许多丰富彩的民间文化，如民间剪纸“挂钱儿”、民间舞蹈“九女船”和“背歌”、地方戏曲“皮影”和“二人转”等。这些与人们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遗产，也对这一社区群众的思想、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地特有的人文特质。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很多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格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古城古镇、古村落不断消失。 加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守护精神家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维护国家的重要方面和迫切需要。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刻不容缓。

二、 文化员应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线战斗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守护精神家园人人有关。而文化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作为工作在农村最基层的文化站工作人员，责任重大，使命重大，义不容辞，应当成为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线的战斗员，为守护精神家园做出不懈的努力。

（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员的应有责任

乡镇文化站人员，是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是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的具体贯彻者、执行者；是开展文体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辅导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保护者。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保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全国各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正在兴起，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农村，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艰巨的重任，文化站应当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宣传和动员广大农村群众增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制定保护规划，在新农村建设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上，积极当好参谋，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恪尽职守，不计名利，鞠躬尽瘁，不辱使命。

（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员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我国的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在农村，如面临消失的民俗遗风、老艺人等。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对这些地方最熟悉，又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管理者。搜集、挖掘、培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是文化员的份内事。如果乡镇文化员不去组织和参加保护工作，那么这个乡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一事无成。这几年来，我作为乡文化站站长，对全乡的民间文化资源做了深入的搜集、挖掘和培育工作，在朝阳县文化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对搁置了8年的秧歌“九女船”进行了恢复演出，这个乡三岔口村秧歌“九女船”和台村的秧歌“背歌”这两个独特的民间舞蹈形式曾深受人民的喜爱，并对其进行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丰富了当地文化资源。

三、乡镇文化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着力点

无论是从农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生地，还是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任务，都说明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员的神圣职责。那么，文化员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要深入实际，开展普查

要积极贯彻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深入当地实际，扎扎实实地做好保护工作。首先要深入基层，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做好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全面掌握本地现存的资源状况，进行分类建立当地乡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对重要的、有极高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点整理，先报当地政府立为重点保护，然后逐级审报，争取上级文化部门重视。我在文化站工作近15年中，一直注意搜集当地民间故事，共搜集民间故事10多个，民间歌谣20多首，搜集外来移民风俗习惯，以及当地庙会活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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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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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非遗”不仅仅是具备较强遗存价值，而且还具备较强的经济价值，走进新时期之后，大众以及研究学者多将目光集中在了“非遗”遗存价值保护之上，却忽略了挖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对于“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起到了阻碍作用。基于此，当前就需要通过旅游开发的形式促使“非遗”实现经济价值以及遗存价值共同提升，而针对壮族区域“非遗”来讲，旅游开发对其影响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阐述。

一、初探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弘扬民族文化

壮族区域“非遗”具备的文化价值可以说是为深层次旅游资源的良好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能够将广西民族传统中蕴含的文化精华充分的展现出来，当然还可以赋予自然资源更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内涵，这对于国内以及众多的国外游客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极高享受。通过对壮族区域“非遗”予以旅游开发，则壮族独特民俗以及多彩节庆歌舞和丰富的竞技运动等等均能够展现在游客眼前，游客在该种环境背景下不仅能够感知壮族“非遗”，而且也能够很大程度上起到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对壮族“非遗”进行广泛宣传，长期以往壮族本民族文化也能够实现良好弘扬。

二、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可持续发展

对于壮族区域“非遗”保护应该是关注两方面，其一是对“非遗”外在形式予以良好保护，其二就是对“非遗”人文以及历史双重环境予以保护，基于这两方面的保护才能真正的促使壮族区域“非遗”在新时期实现可持续有效发展。现今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城市化建设加快，壮族区域“非遗”原生环境也面临威胁，而旅游开发无疑是为壮族“非遗”提供了可持续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其能够促使濒临消亡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传统工艺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以及认同，从一定程度上开发则是变相保护，也是变相的发展。基于旅游业快速发展趋势以及大众旅游较高需求，已经或者是趋于灭绝的壮族歌舞以及壮族技艺等得以被积极开发以及挖掘，从当地推广到更多的区域省市，进而实现壮族“非遗”可持续有效发展。

三、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增强民族自豪感

近些年众多少数民族濒临失传相关的“非遗”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重获新生，壮族“非遗”也不例外，可以说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将壮族“非遗”背后的创造力以及智慧良好的展现了出来，更将壮族区域民族成员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发展的记忆唤醒，促使壮族人民对于自身文化历史抱有较强的自豪感以及自信心；而众多的旅游者也能够依托于旅游开发建立对壮族民族新的文化认知，并对其文化抱有肯定以及承认的态度。此外壮族“非遗”商品化更加推动了壮族文化在新时期的复兴，这对于新时期壮族人民重视自身的“非遗”同时更好的保护“非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提供资金支持

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除了体现在弘扬民族文化以及增强民族自豪感等三方面之上，还体现在资金的良好提供上，任何一种“非遗”保护并非是口头上的简单宣传，更多的是应该付诸于行动，从行动上进行良好维护以及保养，而无论是维护还是简单保养均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如果仅仅是靠壮族当地居民筹集资金保护显然并不现实。因为壮族多生活在大山之中，人民经济能力极为有限，针对该种状况，依托于旅游开发则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获取，这也是对壮族“非遗”经济价值的充分挖掘，而有了资金之后则能够更好的壮大壮族“非遗”相关规模，也能够对“非遗”予以更好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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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物质形态文化环境的创建

物质形态文化环境是指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切物质条件的总和。一是指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物而表现出的文化,它包括大多具备收集、记录、整理、保存、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及资料功能的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等的物质条件。二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如民族民间工艺用品、邮政纪念封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有鉴于此,高度重视物质形态文化环境的创建十分必要。

首先,加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文化馆和研究基地的建设。一方面博物馆等上述机构应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记录建档工作,这是构建物质形态文化环境的先决条件和基础。通过普查工作深入了解、挖掘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记录归档。由于非物质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性”和“活态性”,不像有形文化那样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对它的记录和保存不能仅仅采取单一的文字记录方式,而是应采取录音、录像、拍照、文字等多种方式进行真实、全面、视听结合的立体记录。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仓储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确认、归类、整序、组织研究等,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系统有效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信息和资料的保存。另一方面就是要定期或长期在图书馆、文化馆等场所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形式的陈列展示。如,图书馆可设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架,提供丰富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料;也可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功能优势,宣传和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知识,如专题图片展览、声像展览等。博物馆等机构则可提供专门的展览中心,陈列展示与非物质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声像资料,并可依托馆藏的有形物品,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习俗礼仪等过程进行充分展示。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等还可邀请当地的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的传人、大师等来馆展示他们的技艺、绝活等。多种场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陈列展示能大大增加社会民众接触和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在无形中提高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关注程度,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多样化的展示空间。

其次,国家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2004至2006年,我国财政每年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2000万元。为加强部级名录项目的保护工作,2006年国家财政支付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补助经费4000万元,并拨付各地,再由各地安排保护工作专项经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工作,国家与地方财政的投入与专项经费的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这样做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物质投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再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建设。为了不断提高广大民众主动参与保护和承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职责的文化自觉,一切与文化相关的机构如旅游、邮政等等部门必须要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意识,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通过生产物质文化产品如邮票、旅游册、文化工艺品、玩教具等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中的文化环境。

二、着力制度形态文化环境的建设

制度形态文化环境主要指为了满足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典章制度和法则及固定的体制所体现的文化。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政策法规、决策规划、行为规范、公约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等制度。以法律法规等形式能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纠正不恰当的保护措施,惩处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径,规范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和作风,保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正常运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支持和保障系统。

如何着力制度形态文化环境的建设呢?我们认为,首先,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立法,这是从制度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路径。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家先后出台颁布了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及文件,如,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对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等作了明确要求。随后,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决定设立我国的“文化遗产日”。紧接着,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又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这对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和保护传承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其次,国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机制和传承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强、涉及门类广的工作,在保护工作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作用,要组织专家委员会以及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开展旨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方式及保护的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等重大实践问题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另外,一些地区也要尽快制定和建立保护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规和保护工作机制,以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良好开展。

三、力求观念形态文化环境的营造

观念形态的文化环境主要是指主导和制约着非物质文化的,包含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信念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物质载体、精神沟通的手段,如各种书籍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及信息化时代下的网络语言等。书籍、文学艺术作品、网络语言以其存在的广泛性能在很大范围内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传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良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环境不仅能随时增进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了解,更能有效传递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确观念。

良好的观念形态文化环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有一个培育、创造、发展的过程,它要经过不断锤炼,不断培育,才能在文化传承中得到升华。创设良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环境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第一,利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籍著作传播正确的观念导向。书籍具有较强的知识权威性,编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著作或在相关书籍中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能让人们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接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知识,其中所传达的思想和理念也能帮助人们形成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确观念。第二,利用形式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多角度多样化地表现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故事、小说、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多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在潜移默化、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传递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和观念,促使人们在艺术形式的陶冶和影响下不知不觉中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因此,鼓励、支持、倡导不断创作反映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是创设良好观念形态文化环境的重要途径。第三,发挥网络语言的独特功能,从观念形态层面上构建良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文化环境。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逐渐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传递信息以及交流与沟通的手段,且在功能方面具有高效性、快捷性、广泛性等特点。利用网络搭建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台,建立、规范和完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网站,采用网络论坛等形式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与沟通等均能发挥网络语言在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独特功能。如,通过解说文字、静态图像、三维动画以及其他相关视频等形式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也可通过设立相关网站等形式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应内容实现网上和远程访问;还可在数字博物馆中利用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来打造一个生动逼真的三维虚拟环境,让观众与馆藏品之间实现互动。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台的构建不仅为广大的社会公众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随时可接触的环境和互动形式,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拓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和多元化形式。

四、强化活动形态文化环境的创设

活动形态的文化环境主要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或为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各种展览、巡游、演出、比赛、论坛等等活动。以活动形式存在的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提高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同时,也能给传承人展示技艺、传授技艺和交流的机会与空间。如,中国木版年画展、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精品展、中国传统纺织技艺展、中国皮影精品展、中国木偶精品展、“光明来自东方造纸、印刷与保护”展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展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览活动,既能体现民间艺人巧夺天工的技艺、奇思妙想的灵感,又能从多方位、多角度展示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我国民族文化深厚的内涵,帮助人民群众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又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活动,从全国各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珍稀传统戏剧项目中精选文化内涵丰富、演员演出技巧出众、剧种和剧目富有特色的珍稀剧种,社会公众能在那里欣赏到我国目前优秀的珍稀和濒危剧种,进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如,举办为探讨和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区的设立及保护模式问题”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讲座活动,既能使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也能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寻一条科学的、健康持续的发展道路。总之,通过各种展览、巡游、演出、比赛、论坛等活动,借助各种活动的特殊魅力和教育所起的作用,能对社会公众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能使他们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悟、情操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辨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

创设良好的活动形态的文化环境,首先,各级部门应经常性地组织各种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并加大媒体对其的宣传、展现力度,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和参与。其次,还可依托民族和社区的传统风俗习惯和节庆礼仪活动进行宣传。由于其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更应加大保护和支持力度,保障活动得以延续和流传。

五、加大心理行为形态文化环境的构建

心理行为形态的文化环境侧重指人们心理层面上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保护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习惯等。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缺乏人们正确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及文化自觉,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难以得到保存、积累和发展。教育既是文化得以保存的工具,也是文化传递的工具,因此,教育能使一代又一代人经济而高效地获取自己的民族文化,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存、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教育能对个体心理、行为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良好的心理行为形态的文化环境创设,教育是关键。

非遗保护论文例9

研究背景概述

依据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部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内容。该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立法的根本宗旨与目的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在我国的文化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该法并未解决长久以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比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纵观全法，涉及知识产权条款的，是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二款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这两款规定都很模糊，未涉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由于我国近些年发生了多起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纠纷，这些纠纷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备受关注如，美国特拉华州一家名为“角鲨头”的酿酒厂复制出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大约9000年前酿造出的一种酒类饮料，并以“贾湖城”为商标将产品投向市场，而贾湖遗址所在地北舞渡镇贾湖村对此无可奈何；再如，日本、韩国、泰国等国的一些制药企业大量无偿利用我国传统中药方进行二次开发，通过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获得了专利权与商标权，不仅向全球销售中成药，而且返销我国，拥有丰富传统中药方的中国却不能享受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成了这些国家制药企业最大的中药原料供应地。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是在工业社会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生搬硬套拿来保护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存在巨大分歧。在此问题上，笔者认为应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资源，巧妙通过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驾护航。本文将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所帮助。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包含邻接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特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文化传承和累积的结果，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确定其具体权利归属，权利的保护期限也无法用著作权保护期限来规定，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著作权的距离更远，如民间风俗、信仰、节庆、仪式等，所以用著作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度显而易见。对此，笔者认为应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保护方式方法。就我国而言，已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共计1028项，这其中许多项目的著作权保护应从对传承人的保护入手，比如河北耿村民间故事、重庆九龙坡的走马镇民间故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雄史诗《玛纳斯》等等，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与传说无法与著作权法直接对接，但一代代传承人的成果用著作权法保护则顺理成章。耿村民间故事的传承人靳景祥出版有故事专著《花灯疑案》；走马镇民间故事的传承人魏显德共能讲述民间故事1045则，演唱民间歌谣433首，背述民间谚语676条、歇后语271条，重庆出版社专门为他出版了一本《魏显德民间故事集》；《玛纳斯》的传承人居素甫・玛玛依，被誉为“活着的荷马”，他相继演唱出版了全部8部18卷《玛纳斯》；河南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传说的传承人潘景娥能演唱《郭丁香》十本唱词；河北梆子传承人之一裴艳玲有诸多代表剧目，如《哪吒闹海》、《劈山救母》等；越剧传承人之一茅威涛也有许多代表剧目，如《孔乙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对他们创作或整理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表演用著作权法保护，不仅完全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而且同时也保护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民间的传承人，正是传承人的存在和发展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我国已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计1488人，涉及的项目有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曲艺、民间手工技艺、消费习俗、传统医药等，这其中民间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与著作权法联系紧密，对传承人可以直接进行著作权及邻接权保护。即使表面与著作权法联系并不紧密的其它项目，传承人未必不能用著作权法保护。如少林功夫与太极拳的多位传承人，都有论文、光盘和专著出版，像释永信、陈小旺、陈正雷等都出版发行了许多作品；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汪寅仙，有诸如《曲壶》、《九头冬梅茶具》、《桃杯》、《斑竹提梁壶》等传世紫砂陶工艺美术作品；潮州木雕技艺的传承人，像陈培臣、李得浓等也都有精美的木雕工艺美术作品，他们的这些成果完全适用著作权法保护。

论及此，可能会有一些质疑之声，即对没有明确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当如何适用著作权法，如西施传说、孟姜女传说、阿诗玛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未指明国家行使著作权，但整部法律对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传承与传播等各方面的职责与义务都做了明确规定。所以，针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各级政府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随意歪曲、篡改乃至丑化，防止损害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感情与利益；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国与国之间的著作权争端时，政府应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有效保障。二是有权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性利用的个人或组织交纳一定费用，该费用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费用；如果是非商业性利用，如整理、编撰等，则应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有权要求整理编撰方标注出处与来源。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法保护

谈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商标法保护，笔者认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很迫切。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那些看上去似乎与商标无缘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等，如果不利用商标权武装起来，谁也难以保证不久的将来不会出现“格萨尔”、“莲花落”、“那达慕”、“傩舞”、“锅庄舞”、“嘎尔”、“泥咕咕”等漫天飞的商标，等到那时再想起用商标权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为时已晚。当然也许在现实情况下，可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设想在更多商业领域的使用，但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焉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逐步发展，这些超前注册的商标不会大显身手、大行其道，并且因商标可以续展注册的特性，也可以合理合法避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期限这一难题，同时商标法中的集体标和证明商标制度可以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难以归于个人的问题。

用商标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商标权主体的确定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来决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个人或家族的，其商标权的主体自然应该为个人或其家族，如天福号酱肘子制作技艺、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等，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由特定族群或地区所享有，其传承人众多，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个体，则其商标权主体应由特定地区族群享有，当地政府应该出面组织成立行业协会或保护协会或合作社等，来统一申报、统一管理、统一行使商标权，这方面已有不少先例。比如，2007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获得了“普洱茶”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所有权，多家符合条件的茶叶企业与普洱茶协会签订合同，取得了商标使用权；再如，2009年苏州镇湖刺绣协会获得了“镇湖苏绣”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所有权。另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历史传播过程中，已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本无法确定其权利主体，如春节、端午节、清明节等节庆与风俗习惯，对于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权申请与保护，政府的职责义不容辞，政府应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他人随意注册为商标使用。

当然，商标注册是需资金投入的，尤其是想要大量注册防卫商标时，笔者认为各级政府应提供相应的资金扶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财政预算中应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费用支出。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因与著作权相同的原因，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多数情况下无法通过专利法来保护，但这并不是说专利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毫无作为可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与传统医药与专利法联系比较紧密。一些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在当代传承人的手中，经过不断摸索研究，许多工艺与技术都有突破创新，不少传承人都获得过科技进步奖项。如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传承人钱美华，创造了剔染点蓝等4种施釉新方法，还把齐白石的水墨写意画搬到了景泰蓝作品中，曾获得轻工部科研成果奖和国家技术进步奖；德化瓷烧制技艺的传承人苏清河，他研发的“莹玉白”、“稀土陶瓷”也获得过科技进步奖项。这些例子还有许多，不胜枚举。在如此众多的传承人中，有些已经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像龙泉宝剑锻制技艺的传承人沈新培，就将自己的日月乾坤剑与乾坤刀二项申请了国家专利。各级政府应鼓励与扶持这些传承人对自己经过创新的产品或方法，申请产品发明或方法发明或改进发明。

有些传统技艺与传统医药确实不适宜通过专利法保护的，可考虑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商业秘密条款加以保护。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为专利保护也有自身的限制性规定，如专利权的取得要以公开自己的技术成果为前提，而且专利权的保护是有期限的并且都是从申请之日开始计算，同时最后专利申请要经过较长时间审批并要支付费用，获得专利权后每年还要交纳年费。如果传统技艺与传统医药的传承人，能够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其技术信息不被他人非法攫取，那么采用商业秘密保护也是不错的选择。

总之，为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保存、延续和发展，应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现行知识产权法，形成立体交叉保护态势，最大程度满足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团体、个人或国家获得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避免因其他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肆意进行商业化或其它方面的利用，损害到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姜华，宋晓梅.论民间美术的法律保护[J].法学杂志，2009（4）

非遗保护论文例10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地方政府 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全社会都应当切实地投入到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中来。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已有26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29项，成为了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②。当前我国的世遗、国遗、省遗、市遗、县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事实表明凡晋级水平越高，项目所保存的文化基因价值越高，其濒危程度也越高，非遗保护在我国正面临极大困境。

（一）非遗文化传承人面临断层

“非遗”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传承人身上，非遗保护最理想的境界就是 “活态”传承。作为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承人在对艺术展示和表现时无疑都带有长期以来该原生性艺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对他的精神影响，所以传承人本身就带着艺术的灵魂和需要保护的精神内核。我国非遗传承中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境地，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由于受到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在现代文化冲击影响中逐渐将其遗忘。即使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也面临民俗文化传承的 “断层”危机③。

（二）非遗文化整理困难

非遗文化的整理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对非遗的传承和推广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无论是个人性还是群体性的非遗在整理上都遇到极大挑战。首先，个人性非遗整理不易。个人性性非遗多为家族式或师徒制传承。随着非遗继承艺人的老龄化，其往下很难有足够数目的家族式传承人，这种“活态”传承整理显然很难奏效。而同时，由于旧有的观念常会导致个人性非遗“所有者”不会轻易将“绝活”公示于众，乃至传徒时也有保留，以免有违祖训，此种非遗最易“失传”。

（三）产业性非遗也呈现不断萎缩之势

“非遗”行业正不断萎缩，年轻人多视之为“夕阳产业”而不愿涉足。“非遗”行业大多学艺艰苦、待遇低、周期长，同当前“短平快”、“体面轻松赚大钱”的就业思潮不符，少人青睐。非遗行业大多生产精神文化类产品，但其极高的“生产成本”却常被社会忽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行业发展极其缓慢。

（四）非遗保护观念影响保护效果

支撑非遗保护的观念应是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商业利益或政治因素。我国热衷于对包括非遗在内的遗产申报的最大动因是商业利益，业界多认为，列入遗产名录就会像一块“金字招牌”为地方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地方当局在申遗成功后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好的保护“非遗”，而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称号”获利，往往不会顾及是否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发展。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金沙》音乐剧连续上演621场④，该事件再次表明表明，地方“非遗”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产业和商业，这种理念若得以发展显然会使许多不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非遗”被排除在保护之列。在“发展”的口号下，急功近利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而牟取更多的“暴利”，长此以往势必糟蹋文化遗产本质，加快这些珍贵文化的消亡速度。

（五）从事“非遗保护”的人力财力不足

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专业的非遗人才及其培养机制，物质保障机制也为建立。我国的非遗保护伴随着“世遗名录”的申报而开始，并在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后迅速升温，但非遗的保护时间短，保护的观念尚没有深入民心，政府的重视也显得十分不够，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非遗保护人才体系和物质保障机制。相邻韩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反思，《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我国专业非遗保护人才的匮乏以及无足够财力的支持已成我国非遗保护的瓶颈。

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地方非遗保护的相关依据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工作的原则和目标。为贯彻上述意见，文化部制定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随后，关于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等8个省区陆续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应该说，尽管法律层面的非遗保护立法处于缺位状态，但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正开始构建。

（二）地方政府非遗保护举措评析

首先，非遗工作偏离非遗保护的核心。目前，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是申报“非遗”，非遗保护绝非是简单的将其列入非遗目录。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传承，而这项最为核心的内容却未纳入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中。其次，非遗保护宣传多流落于形式。如前介绍，宣传推广非遗的重要活动即是在非遗日开展非遗展示活动。非遗的保护宣传理应是常态化行为，一年一次的推广不能起到扩大影响的作用。再次，非遗保护理念不当。多数地方政府市明确提出“文化富市”的口号，文化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理应得到各地政府重视，但是若将非遗不加区分的列入这一政策范围之内，则将不利于非遗保护。众所周知，非遗最大的威胁是市场经济和新型“文化”，绝大多数非遗是不适合纳入产业商业范畴的，依靠非遗发展经济的初衷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宗旨。最后，非遗保护措施的缺位。比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需要形成保障机制促使其发扬非遗，但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仅是将其列入传承人目录，并未从制度上帮助其建立适宜的传承条件。

三、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定位

非遗是属于世界的，但绝大多数的非遗首先是属于地方的，地方性是非遗的内在属性，这决定了地方政府理应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理应如下定位自己：

第一，非遗保护地方政策的制定者。根据立法权限，非遗保护的基本法规理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下制定更为得力的具体政策。政策的制定应在科学的理念下进行，应当摒弃那种“非遗”产业化的保护理念，树立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非遗保护观念。地方政府的非遗政策除应遵循科学保护观外，还需具体明确有针对性。应强化对非遗外部发展环境的保护，加强对非遗科研人员的支持，应对非遗传承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关怀等。

第二，非遗保护的倡导者。非遗保护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理应是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尤其是针对即将灭绝的非遗，政府更应当加大倡导力度。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他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同样危机，特定地方政府理应鼓励宣传本地民族语言的使用。总之，倡导非遗也应制度化、常态化，使其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同传承非遗。

第三，非遗保护的实施者。非遗保护需要极大人力财力，非遗自身特点决定非遗保护多不适宜采取产业化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由其自由发展，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政府首先应当加强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可依托高校智力优势，培养合格的非遗人才。此外，政府还应将非遗保护列入其正常政府预算中去，推动非遗整理效率、加大对代表传承人的资助。在非遗传承人保障方面，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经验。“在韩国，掌握某种传统歌舞、服饰、工艺等方面技艺的人，一旦被政府和学者们确认具有某方面传统的代表性，便可每月从政府获得一笔补助，从而使其自尊、自重和保证不把这一传统变成商业演出以持续保持原有风格，并致力于培养传承的接班人。”

第四，非遗保护中的鉴定者。在非遗重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非遗都是值得保护的，部分非遗甚至与人权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植根于文化实践的非遗严重违反和损害了基本人权，例如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婚姻、女性割礼、繁重服饰等就侵害了妇女基本人权。女性割礼因限制损害其他人权现已被国际组织要求废除，而具有类似文化的日本民族表演艺术歌舞伎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如何取舍非遗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违人权和现代文明的“非遗”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干预，引导并通过法律的手段摒弃它。政府理应是文明非遗的权威确定者，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做出适当判断。

四、结语

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正冲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于极其困难境地。相关公约以及国内政策的出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契机，尚处于起步中的我国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凸显许多问题。非遗的地方性决定了解决非遗保护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其角色的定位在非遗保护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其理应是非遗保护的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

注释：

①第2条.

②马文辉.中国非遗项目入选“世遗”数量是最多.载于news.省略/20091013/n267327473.shtml.

③端午民俗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危机.载于fjrb.省略/fjrb/html/2010-06/16/content_171987.htm.

④赵斌.成都观念,为非遗搭起保护平台.载于news.省略/20070522/n250147478.shtml.

参考文献：

[1]马知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学.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