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论文例1

二、我国民族声乐文化现象反思

西方文化论文例2

2.思想观念的差异。中国鬼文化的源头可以说是祭祀文化，古人的祭祀主要是对自然万物之神的祭祀和对已逝先祖的祭祀，所以对祖先之鬼的祭祀和对自然之神的祭祀一样都是敬重肃穆的，他们相信已逝的祖先能够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生活的安宁，有着消病除灾的无形力量。这种对于无形神秘力量的敬畏，使得人们对于鬼节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文化巨人唐君毅先生曾经说过：“吾人之祭父母、圣贤、天地，皆非因自觉自己有罪，以之为赎罪之仪式。亦非因自觉有苦痛，求其废除。吾人之祭，唯在使吾人之精神，超越吾人之自我，以伸展通达于祖宗、圣贤、天地，而别无所求者。”[3]所以中国人对于“敬鬼”的思想观念是和对祖先的信仰和孝道的道德源头分不开的。人们对于“鬼”是有所忌讳的，更不习惯和“鬼”开玩笑、“扮鬼”、“闹鬼”。而在西方万圣节的来历里头，“鬼”的出现是要来找活人当替身以求再生的，人们对于鬼的态度是要“驱鬼”、“吓鬼”，据说万圣夜是一年当中最“闹鬼”的时候，中世纪时人们就穿上可怕怪物造型的服饰，带上鬼怪的面具来驱赶黑暗当中的妖魔鬼怪。后来现代的人们更加上了喜剧和狂欢的元素，想着在万圣夜的舞会上要扮演什么样的可怕鬼怪，有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装饰成“鬼屋”的样子，墙壁和窗户上贴着纸糊的巫婆、怪物、精灵等，屋里播放着“鬼音乐”，即使是念过六旬的老太太，可能也会恶搞一把，变成“幽灵”什么的。在现在的西方人眼里这个节日已经被演化成借鬼神使得人们轻松搞笑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让孩子们开心，邻里之间也通过这种方式互相走动，热闹一下。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祭祖文化里是不能相容的。

3.教育理念的差异。中西方在大人们对待孩子在鬼节的活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相反态度。国外孩子在过万圣节时，会进行一些装扮，有些装扮成吸血鬼之类比较恐怖的形象，但是家长似乎也不会阻止，甚至还出谋划策地帮助孩子们设计和装饰。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赛谁的奇装异服更古灵精怪，谁设计的万圣节的图画更有创意等等。但在中国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接触过于恐怖的玩具，在鬼节这段时间，有些家长告诫孩子不准乱跑，小心遇上不该遇到的东西，晚上更是早早地关门闭户，谈论“鬼”都是很忌讳的，更不要说扮成他们的样子走在大街上了。不管是出于迷信还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中西方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思想和权势地位等级理念，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子女不能对父母有大不敬，对待宗族先辈的态度自然也是尊重肃穆的，开不得半点玩笑。这种等级和孝道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延续和渲染着世代子嗣，使他们不能“离经叛道”，挑衅长辈的尊严，更不许有任何“忤逆”和“背叛”。现代社会虽然使旧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孩子要听父母的话，长幼有序，长辈在上的思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孩子还是要礼让、尊重长辈，即使长辈有错，也要讲求方法和话语的委婉，不能毫无顾忌地争辩，更不可斥责。另外中国人高度地重视宗族和家庭，很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在鬼节的祭祖、扫墓、烧纸钱等都是多以各家各户的方式进行，本族和本家的观念比较重，祭祀自己家族已故的亲人，希望庇佑自己家族的后代安宁福康，也希望自己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总体来看，中国人的家文化相对比较重一些。比起中国，西方的孩子接受到的家族地位等级理念相对较轻，西方人讲求人人平等，尤其在现代社会，孩子和父母在地位上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对孩子的教育讲求自由、平等、民主，孩子可以有跟父母不同的主见和看法，也可以提出问题和父母辩论，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时总体来说，西方人对家庭的观念也没有中国人那么浓烈，现代西方的文明基础是古希腊、罗马，地中海文化，几千年前就是街头辩论，选举，很多事物都是围绕社会化展开的，[4]他们更多地把孩子看成是社会的人，希望孩子多参加社会的活动，探索未知的世界。

二、如何看待“洋节日”

中国人随着与世界的接轨，很多“洋节日”已经进入了国门，来到了我们身边。不管是“圣诞节”、“感念节”还是“情人节”、“万圣节”等很多商家、机构、年轻人都搞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不但体验到了洋节的乐趣，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节日没有孰好孰坏，中西方的节日都是人类文明悠远文化底蕴的体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文化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关于这个国家人们文化背景、思维理念、多方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的体现，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状况、文化体系相对应的，因此不能盲目崇拜、盲目利用，比如把万圣节强行移植到中国人以祭祀为主题的文化体系中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来生和往世都是两个比较严肃谨忌的话题，谈到“鬼”也太容易用玩笑、嘻哈的情感去接受。一些商家制作过于恐怖、血腥的销售活动也仅能限于对于成年人、年轻人的刺激，而不太适合使儿童、老人参与。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也可以把“洋节日”好的方面应用到适合我国的国情发展之中去，比如使用活泼可爱的方式举办万圣节派对，告诉孩子们万圣节的来历和发展，营造快乐的气氛，使孩子们不怕鬼，不怕精怪，鼓励他们习惯并亲近未知的神秘事物，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派对举办成社会化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给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创造条件。

西方文化论文例3

二、AHP的原理及研究步骤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L.Saaty）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也是一种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多准则研究方法。AHP方法具有简便、灵活的特点，可以将复杂的系统问题逐步分解为相互联系的多因素有序层次，从而实现对复杂问题的精确分析。运用AHP方法对复杂系统进行构成分析与评价的基本步骤包括：第一，在对目标系统进行深入观察、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将复杂系统分解为多个子系统和基本构成元素。第二，按照一定的原则，构造出可用于进行层次分析的多层次递阶结构模型。在该结构模型中，较为复杂的系统将被分解为目标层、中间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等多个不同层次，每层次结构由子结构元素予以支撑。第三，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通过对两两元素间的比较判断矩阵进行运算，得到彼此间相对重要性的权值，以此确定同一层次中相关元素的重要性排序。第四，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CI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值越小，表明判断矩阵越接近完全一致性；IR为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CR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R=CI/RI），当CR<0.1时，可认定该层次单排序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则需要调整矩阵的元素值。如果通过一致性检验，则可得到本层次中的各个要素对上一层次子系统（要素）的相对权重。第五，对计算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和排序，依据结果进行科学分析。

三、大学文化结构AHP层次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1.AHP层次模型构建大学文化结构AHP层次模型将大学文化结构划分为主结构层（目标层）、亚结构层（中间层）和子结构层（功能团层）等三个结构层次。其中，大学文化亚结构层（中间层）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等4个要素，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即大学文化“功能团”）包括了17个子要素（见图1）。

2.专家意见征询《大学文化基本结构与构成因素调查问卷》采用了1-9的标度法（见表1）。问卷调查涉及国内26所高校，涵盖了“985”高校、“211”高校、中央部委直属高校、行业特色高校和地方高校等不同类型的大学，受访的专家既有专门从事大学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一线从事大学文化建设工作的高校管理者，从而确保了调查结果的专业性、权威性。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28份，回收28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7份，有效率96.4%。

3.构造判断矩阵首先，通过构建大学文化主结构层（目标层）判断矩阵，对大学文化主结构层包含的各亚结构层（中间层）要素进行两两比对和权重分析，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获得的数据如表2所示。其次，分别构建大学文化四个亚结构层（中间层）的判断矩阵，依次对大学文化亚结构层中包含的各子结构层（“功能团”层）要素进行两两比对和权重分析，并逐一检验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获得的数据如表3至表6所示。最后，对全部计算所得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得到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层）各要素的最终权重，如表7所示。

4.统计与分析对表2进行分析，在大学文化主结构层（目标层）中，依据权重进行排序的结果为：精神文化（0.4968）>制度文化（0.3260）>行为文化（0.1229）>物质文化（0.0543）。对表7进行分析，可见在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中，依据各要素权重进行排序，其结果是办学理念、大学章程、大学传统和大学治理堪称大学文化子结构层中的“四驾马车”；治学治教的风气与传统、大学精神则紧随其后，与“四驾马车”共同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一集团。礼仪典制、发展规划、高素质的师生与优秀校友、学校的历史与人文、形象识别系统、学校的学风、校风校训、特色学科、专业及课程等要素，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二集团。校园文化活动、教学与科研的保障设施、景观与器物、代表性人和事等可见性较高的要素，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三集团。统计和分析的结果回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诘问。在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中国大学将精力和热情聚焦于一流硬件设施的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中的“四驾马车”，无一不是远高于物质存在的精神财富，因而难以短期复制和速成。仅有不到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现代大学，无法拥有某些国外名校那样久远的办学历史和学校传统。所以，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要谨防急功近利和一哄而上，在追求内涵式发展的今天，大学文化建设更要讲求质量和效益。

四、推进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的策略分析

1.树立科学的中西方大学文化“异同”观中西方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是中西方大学文化内核一致性的辩证统一。构建同分异构理论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将大学文化的研究重点从争论中西方大学文化“孰高孰低”，转移至“洗尽铅华”的新阶段，这就突破了以往过于纠缠于中西方大学文化“优劣之分”的思维局限。同分异构理论关注产生文化外在表现与导致文化差异性的内在原因，并主张通过分析和调整大学文化内在结构（大学文化“功能团”）进而达到改造大学文化外在表现的目的，从而解释、调和了中西方大学文化百余年来的分歧、冲突与“道器之争”，是中西方文化差异观在大学文化建设领域的新成果。因此，树立以中西方大学文化同分异构理论为基础的中西方大学文化“异同”观，既是对大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也是科学鉴别和吸纳中西方大学文化发展进程中一切精华的理性选择。

2.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动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功能充分体现在大学文化对大学人的导向、约束、激励、规范、浸润、塑造、辐射作用，以及于“润物细无声”中形成思想和价值共识的过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文化的引领，是确保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正确方向，顺应大学文化追求崇高性、先进性、理想性的根本保障。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各高校要牢牢占据校园意识形态主阵地，掌握大学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和整合到大学文化“功能团”之中，使中国特色大学文化遍地绽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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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请客吃放时，菜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食材越珍贵，才能体现主人的慷慨与热情，至于客人能够吃完这些饭菜确不会考虑。相反，如果饭菜恰好够吃，主人将被视作为小气。因此，在传统中国饭桌上普遍存在铺张浪费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的民俗民情，我们在饮食方面是需要努力改进的，特别是中国人的爱面子、讲排场这种不好的习惯，但这种不好的习惯似乎是很难改变的。

然而，在西方饮食文化当中则十分重视节俭，在盛大的宴会当中也就五六道菜而已，其中上菜也就二三道而已，其他则是陪衬。在平时请客吃饭更是讲究够吃就好。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饮食文化十分重视节俭，不讲排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化传统。再有，中西方饮食文化上别一个大区别在于就餐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喜欢坐在一起吃饭，这样才能体现团结、友好的用餐气氛。但是在西方，无论是宴请还是平时一般都采用分餐纸，一人一份，各吃各的。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这一区别。在中国文化当中认为共餐制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就餐氛围，人们通过敬酒等方式，沟通情感、增进友谊，因此，在中国共餐制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饮食文化则讲究分餐制，各自点菜，各自享受，能够很好的体现节俭用餐的特点，保证了每餐都吃完，而且还有益于身体健康。

2结束语

西方文化论文例5

但是,全球化的今天,这两条东西方文明的平行线却有了交叉,有了向彼此靠拢的向心力,即走向融合。笔者认为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交通等资源的快速发展,世界已经快速变小,文明内部个体之间的交流加剧,导致两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用孟德斯鸠、拉采尔等学者们提出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能解释这一现象。在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这一客观现实存在上,东西方趋同。无论是东方的北京、孟买,还是西方的伦敦、纽约,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叫“城市”,在这个“城市”中,没有了当海盗与种地的区别,也因为空调、加湿器等现代化科技,缩短了地球纬度热带和寒带的距离,模糊了海洋与内陆的界限。即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东方和西方有了相似的环境背景因素,所以其文化呈现靠拢趋势。再加上具有文化言说话语权的学者们大部分生活于城市中,更缩小了视角差异。

近些年,在这两条平行线彼此靠拢的过程中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如叶舒宪先生所讲的“东方转向”。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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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冲突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冲突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文化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即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者方向的正确性都无可厚非。就其特定意义而言，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待被认同的心态，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对接踵而来的本土认同更具有说服力，“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绝不在于“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实上，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麦加”，东方的舞蹈家常常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这样，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往往不是诞生于艺术家刻意追赶时尚之中，而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地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的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生活变得复杂和严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去成一片浪，或像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动机，表现人类有机的行为。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景。为美国现代舞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石。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鹜，但她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鲍希艺术的价值在于她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世纪，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现代“舞蹈”则一反常态将其影响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响了欧美剧场大约不在于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文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肉体的畸型发展的揭示，对不断制造垃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的揭露。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现存问题的考索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决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应关注的是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派”与“现代性”

西方文化论文例7

人们容易从民主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的政治发展史，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得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结论。然而，笼统地说西方国家“不民主”，或是牵强说它“民主”都只是雾里看花的判断。在接受民主的过程中，西方思想界对民主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批判，这构成了西方民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到20世纪中叶这一时间段为背景，对西方后革命时代批判民主的理论做简单的梳理，以求对西方民主文化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对民主革命的反动

当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合法性岌岌可危时，人们再一次将理性的目光投向了民主，“民主”被绣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上。然而，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亦是含混不清的；革命完成后，民主几乎成了革命期间所有失败的替罪羊。“民主”这一概念长久以来名声不佳，与“暴政”、“混乱”等词联系在一起。正像法国学者迈耶指出的那样，“即使在法国革命前夕，民主一词的涵义仍模糊不清，此后它又与雅各宾，恐怖以及无休止的法国军事侵略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民主的情况更坏，“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民主社团解散了，它们因为对法国的支持，因为华盛顿总统指控它们为威士忌酒叛乱的帮凶而声名狼藉。此后，民主一词就从美国用语中消失了，这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杰克逊党人建立起。”

即使是在革命期间，人们对民主亦多有批评，这在美国的制宪者那里尤其常见。在亚当斯看来，民主的意义恰好等于一个没有政府的人民国家，而且是在制定宪法之前的国家。他甚至断言，每一次民主实验都以马背上的人结束，民主必然以专制主义告终，“民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像贵族政治或君主立宪制那样令

人向往，但只要它存在，就比二者都残酷。记住，民主永远不会长久。它很快就会枯萎、衰竭、谋害自身。不自杀的民主是没有的。”事实上，就连民主主义者卢梭对民主的理想亦感到失望，他指出：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

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普遍的民主的反动：美国革命很快从《独立宣言》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以所谓“民主”的方式给民主带上了枷锁；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甚至被视为“欧洲的耻辱”，成为欧洲现代政治文明成长过程中一块刺目的伤疤……“法治优位”的美国革命成了一场“反民主”的革命；而“民主优位”的法国革命却在革命失败后为批判民主提供了素材。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全面地走向保守：在英美世界，作为民主核心原则的多数决定一直作为“一种政治的和哲学的担心”而存在；在欧洲大陆，滑铁卢战役之后，“民主仿佛成为仅存于世界边缘或几个城邦国中的残缺的共和国的奢侈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纷纷实行普选制，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民主”，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推向高潮。然而，随着普选制的实行，民主的弊端亦逐渐暴露出来，这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担心。西班牙政治思想家奥尔特加称大众民主是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米歇尔斯则坚持认为，民主流于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前进的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民主思想家熊彼特亦表达了同样的一种担心。在他的理论当中，人们能够看到现代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和特征：

“政党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公共官僚的重要作用；政治领袖的作用；现代政治如何运用大量广告技术；选民如何受到大量信息、书面材料和消息的持续影响；以及尽管有大量的材料，但是许多选民如何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仍然信息不灵，明显把握不住。”

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民主制度显然只是某种形式的乌托邦。帕雷托对于民主政治表现出彻底的怀疑。在他眼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都是欺骗、妄想，是为了达到贪污、政党包办等目的而设置的骗人把戏。米歇尔斯不相信民主会成功。在他看来，寡头统治是一个不可打破的“铁律”，民主制度根本不会得到实行。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在社会等级中划分的均衡化的“民主化”在官僚国家中已经成为事实。正像韦伯看到的那样，人们只能做出的选择是：“或者是官僚体制的“极权国家”：议会是假象，公民没有权利和自由……或者是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到20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里，革命话语与学说普遍地受到冷落，要么就是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许多鼓吹自由和平等的学说“在18世纪提出来，在19世纪得到完善和应用，而在20世纪则变得可有可无，并且被大量修改”。就民主来看，革命后的西方对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它使得人们对民主的批判全面而深入。在民主的批评者那里，民主失败是全方位的，它是主体失败、程序失败和结果失败的综合体：民主的主体既无知，又盲动，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民主的过程充满了讨价还价的肮脏交易，成为政客的舞台；民主的结果更意味着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无情压制，制造了多数的暴政……尽管有孔多塞等人对民主程序失败进行过重要的研究，但相比来看，对民主主体失败和结果失败的研究成为后革命时代民主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密尔明确地指出民主制存在的这两种危险倾向：

“代议制民主容易产生的危险有两种：代议团体以及控制该团体的民意在智力上偏低的危险；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多数实行阶级立法的危险。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考虑的是，在实际上不妨碍民主政体所特有的好处的情况下，如何组织民主制，俾能在人类设计可能到达到的最大程度上除去这两大害处，或至少加以减轻。”

密尔的审视是带有总结性的。选民的素质和民主政体中可能存在的多数暴政倾向成为人们对民主进行批判的两个重要主题。本文将对此做一简单审视。

二、民主的暴政

人们可能会从各种角度出发规定民主，然而，就民主的基本含义来看，多数决定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多数原则，就没有民主。显得有些悖谬的是，无论民主的权力如何通过多数人的同意获得合法性，但是，情况可能正如布赖斯指出的那样，“就是最热心的民治论者也不敢说多数总是不错的……”；而且，它还是存在着一些看起来严重的缺陷，即“武断，严厉而具有破坏性”。

对民主多数原则的反思和置疑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源头活水。结合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创始人爱德蒙·柏克认为，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暴政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共同体内部多数与少数冲突的一个必然结果。柏克进而不承认绝对的民主制，认为绝对的民主制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多数人参与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它使得那些在大众之下受到伤害的人被剥夺了政治社会中的说话的权利，成为“人民”的公敌，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他明确指出：

“我能肯定的是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现的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更为可悲的境地。”

人们看到，这种暴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尤其激烈地凸显出来，民主实现的是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对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民主可能会以多数侵犯少数，伤害个人权利。多数暴政在法国的政治思想家那里有切肤之痛。托克维尔与基佐都曾深受法国大革命之害，贡斯当则以一生来不断反思法国大革命。

贡斯当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罪恶就在于过分地追求政治自由，而使政治自由淹没了个人自由。在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贡斯当将民主批判指向了人民，他认为，“对人民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他指出：

“只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存在的起点，是管辖权的终点。社会跨过这一界限，它就会像手握屠刀的暴君——这是他惟一的称号——一样罪恶。”

如果说贡斯当主要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回顾来批判民主的话，那么，托克维尔则有机会参考美国的经验。在美国，托克维尔看到，法国人民追求的民主与平等的理想已经成为政治现实。他歌颂这“事所必致，天意使然”的大趋势，但更表达了他的担心：

“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工具。向公安机关吗？但警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

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

因此，托克维尔坦言：“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象大多数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过去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批判法国大革命。勒庞用“集体的暴政”称呼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的暴乱和革命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

对多数暴政的反思是没有国界的，它构成了后革命时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主题。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拉吉罗将民主与专制相提并论，他相信，民主并不能防止“巨大权力集中于往往是虚构多数的手中”，而这正是“真正的暴君统治”。在美国政治思想家库柏看来，如果说人民的实质是控制权威的话，那么，权威必须通过一种已建立的程序来实现，民主政治中多数必须统治的教条应该受到限制。“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多数进行无限制的统治的话，不公与压迫可能会随之而来，正像我们在一个人统治之下一样。”与柏克所见略同的是，库柏亦认为，“一旦这种压迫发生，它常常是最坏的。”

不仅如此，对多数暴政的反思亦超出了保守主义的范畴，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主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多数暴政不但在大众革命心理的刺激下以加速度运行而显得更加猛烈，而且，它还会不断地扩张而超出公共生活的边界，侵入私人保留的空间，甚至是内心世界，制约个性的形成，塑造一个“同质化”的、毫无生气的世界。密尔以所谓的“社会的暴政”来指称这种“多数暴政”，他指出：

“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方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主要来自人们对私人财产的忧虑。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人们就曾对民主可能危害到财产安全进行过大量的论证。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指出，纯粹的民主政体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这种民主政体“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在他看来，要依靠民主，但亦必须寻求另外的补救办法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私人财产的安全。在政治领域中，普选权的实施使得大量的普通公民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更让以往单独把持国家权力的富人阶层忧心仲仲。正像拉斯基指出的那样，“19世纪早期对于民主的恐惧主要是害怕它的扩展将会摧毁有产阶级的安全。”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麦考莱(Macaulay)在下院呼吁警惕普选制带来的后果；而白哲特(Bagehot)、梅因爵士(SirHenryMaine)更是将民主对财产可能造成的影响作为讨论民主的中心议题。当戴雪预言“集体主义”来临时，富人再也不能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能够在自家的床上睡个好觉了。保守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他们对所谓的“多数暴政”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愿望。政治事务越来越专业化，“许多生命攸关的重要决定不具有公众可能以低廉代价在空闲时候加以实验的性质。”不但如此，在那些只涉及到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上，“让全国来决定仅关系到少数一些人的问题是危险的，而不管这一些人是以地域的、行业的或其他方式划分出来的。”超级秘书网

三、民主政治下的大众

作为革命的重要成果，普选权在后革命时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政治实践中，19世纪下半叶，大众作为一种更为组织化，更为强劲的力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缔造了以“大众民主”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时代”；在政治思想上，“把普选权看作所有合理政府之基础的理论”成为自由与平等学说的“总结和具体形

式”。普选制的施行带来了政治平等，同时，由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亦给民主政治带来了诸多问题。法国史家米什莱就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群众领袖称为“既无名字、又无性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幽灵。”

人们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暴民的生动表演，由于激动的民众失去控制而造成违法事件发生的例子被人们夸张地传开来。托克维尔更是遗憾地指出，“民主专制制度”虽然能够繁荣昌盛，但是，“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英国法学家梅因更表达了对大众民主的反感，将“群众的逐渐掌权”视为对“所有以科学意见为基础的立法来说都是最坏的兆头”；他甚至悲观宣称，“我们必须经受心灵的极度紧张才能理解它，必须否定自我才能服从它。”

革命以后，对大众的批判迅速形成了自泰勒、勒庞、奥尔特加到库珀、尼采、熊彼特等一群背景不同却以批判大众为共同特点的政治思想家。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看到的是，“在一个君主国家里，谄媚之词给了国王，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给了人民，或是公众。”在政治中，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正印证了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他们受控于一些集团，他们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集团制造出来的。熊彼特断言：“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在非理性的支配下，选民使民主变得一塌糊涂。

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将大众作为具有统一的人格“人”来进行分析，称大众为“现代的亚当”、“淘气的孩子”，他就用“惯坏的孩子”这一心理综合症术语来表示大众心理。“孤独”、“自闭症”“轻信”、“狂信”、“不宽容”这些“文明病”都是大众暴露出来的。通过分析大众的心理特点，奥尔特加得出结论：就“大众”一词的定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不可能支配他们自身的存在，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他们“需要最高权威的帮助，求助于少数精英人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被领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或至少应是向往如此。

勒庞堪称政治心理学的创立者，以分析革命心理和大众心理见长。在他看来，民主制度中的大众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勒庞认为，在组成群众的过程中，个人丧失了理性，他们更易接受“暗示”，并相互“传染”、轻信，进入“无意识”状态，最终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勒庞认为，“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在一个群体中，那种由于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等等形成的个性不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大众心理”。这使得作为大众一员的人同单独的个体迥然相异。

熊彼特深受勒庞的影响，视勒庞为大众心理学的“创始者”或“第一个有效阐述者”。在勒庞的基础上，熊彼特进一步将“乌合之众”理论应用到新的场合。熊彼特认为，不仅是那些亲身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形成政治心理学意义上的“大众”，那些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一个党的党员“也非常容易逐步发展为心理学上的人群，形成疯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试图进行理性争论只会煽起兽性。”因此，“人民群众不是处于可以理性地比较各种可供选择的地位，他们总是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进入政治领域的公民思想变得易于联想和充满激情，其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的政治集团，典型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

……第二，无论如何，公众心理过程中的逻辑成份越弱，合理批评以及个人经验和责任心所施展的合理影响消失越干净，而某些另有企图的集团的机会越多。”

熊彼特认为，责任心的减弱和有效意志的缺乏使普通公民对国内、国际政策普遍无知，并缺乏判断力，其行为迟钝，思维缺少理性，以致于“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成为政治上的“原始人”。

如果说勒庞、奥尔特加、熊彼特等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对民众的分析还保持冷静态度的话，那么，尼采对民主制下大众的描写则近乎一种谩骂。尼采看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一群出身卑微的庸众被武装起来，那些上层人士则降身以从，成为他们的代表，他们一起构成了“群畜”，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雄蜂”。在尼采眼里，这些人“乃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丝毫一点文化味的环境中混成了人，无教养、无知识、根本不知道精神事物中竟有良心……”

西方文化论文例8

二、西方电影中英雄传奇的塑造

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经典表象，史诗电影中从来不缺乏对英雄人物和传奇人物的塑造，如《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和巴特勒。

(一)坚强乐观的女性形象———斯嘉丽

斯嘉丽堪称西方电影史上最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之一，斯嘉丽被赋予了美国民族的精神象征，具体表现为她智慧、热情、顽强的性格，这也是美国文化推崇的乐观主义精神。无论多么艰难的遭遇，斯嘉丽都能乐观地对待，即使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离她而去，她依然毫不胆怯，独自撑起整个家园，她身上乐观自信的美好品质，最终将她塑造为被人们敬佩的女性形象。斯嘉丽的形象能给人一种活下去的精神动力，这样的顽强个性和英雄气质正是人们想要追寻却不一定能达到的性格特质，具备鼓舞人心的偶像力量。纵观斯嘉丽性格特点的形成和成长轨迹的发展，离不开她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斯嘉丽生活在美国的历史战争时期，从小接受的便是典型的美国文化教育，她身上具备美国人民生活成长的缩影，以及美国人民长久以来历史积淀形成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性格和个人英雄主义形象，正是美国文化所推崇和追求的。斯嘉丽的坚强乐观和顽强执著，反映了美国人民普遍具备的精神特质。斯嘉丽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成功，与影片对她的立体化和有血有肉的塑造是分不开的。任何无所不能的完美英雄都只能生活在神话中，只能为人们高高仰视，却不一定能走入人们的心里。而真正深入人心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必须和生活中大多数人一样，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性格丰富的设定更能引起影迷们的心灵共鸣，更具有代入感。斯嘉丽不畏竞争、执著前进的一面，令人们感受到发自肺腑的一种斗志，给人带来希望。而同时斯嘉丽也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她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甚至不惜给他人造成伤害。她有时狡猾虚伪、自私冷酷，这样的性格缺陷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极具感染力，这样的复杂性格不被时代限制，也不会被民族和阶级限制，因为她性格中美好的部分是所有人追寻的目标，而她性格中并不美好的部分却也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缺陷，因此，斯嘉丽的故事能够引起世界影迷的共鸣。斯嘉丽是鲜活的，她为了追求物质财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一样，但我们无法说服自己放弃追求，因为诱惑摆在那里，因此，斯嘉丽的痛苦没有终结，我们的痛苦也无从终结。

(二)独具魅力的男性形象———瑞德•巴特勒

影片中另一个亮点就是斯嘉丽的爱情，因为爱情，斯嘉丽变得挣扎和纠结。斯嘉丽在面对感情选择时候的冲突和矛盾，成就了电影中的一段经典，这就引出了影片中另一位经典的传奇人物———巴特勒。巴特勒如同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具有十分鲜明的性格。他桀骜不驯、玩世不恭，一出场就能吸引影迷的目光。巴特勒深深地爱着斯嘉丽，渴望得到斯嘉丽的回应，在没有得到回应之前，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着、等待着，一如所有痴情男子的形象一样。巴特勒敢爱敢恨，斯嘉丽向阿西里表白被拒绝的时候，巴特勒愤怒地摔碎了花瓶，如同所有血性男儿一样。人类的感情是复杂的，人类的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活又专一痴情的男子形象，符合观众心中对于男主人公的所有期望，也符合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对于男性的普遍要求。巴特勒并非单纯是一个痴情的男子，他的人格魅力更多地展现在他的才华上。他头脑灵活，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可以说，在商业的范畴中，他称得上是乱世中的英雄，他对于战争中商机的把握令我们为之折服。如同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一样，巴特勒拥有商人的智慧和狡黠，但如果巴特勒仅仅是这样，他也就不会成为被万千人追捧的巴特勒了。巴特勒拥有高于常人的判断力和理智，这些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性格特质。在面对复杂的战事和社会局势之时，巴特勒能够迅速而理智地做出判断，而不会被混乱的局势所迷惑。在所有南部人都判断战争会很快结束，南部凭借强大的实力必然会取得胜利的时候，只有巴特勒并不这样认为。他对比了南方和北方互相的优势和劣势，判断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而关于战争的结局也并非一定如同南方人期望中的那么乐观。最终，巴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后，巴特勒迅速采取了行动，不仅在乱世中成功地保全了自己，还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商机。巴特勒将北方的药品运送到南方，不仅帮助了南方的人民，还让自己获取了不菲的收益，于道德于财富都做了一件好事。巴特勒另一个优秀的品质就是豪爽大气，如同每一个英雄人物一样拥有仁义肝胆。每当朋友有了困难的时候，巴特勒都二话不说，全力以赴地帮助朋友渡过难关，这种对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令人感动，也令人仰慕。这样堪称完美的巴特勒却是个并不张扬的人，他默默地守护着亲人和朋友，也守护着他的挚爱———斯嘉丽。对他们来说，他是一个可以被绝对信赖的人。斯嘉丽能够走出战争的阴影，逃脱自我摧残的枷锁，离不开巴特勒的引导和帮助。斯嘉丽身上虽然也有许多令人称赞的美好品质，可相对巴特勒来说，她是脆弱的，她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看穿自己，她总是处于迷惑当中，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也如同斯嘉丽一样，处于自我困惑和迷茫之中。而巴特勒则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他的意志不会被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摧残而左右，他可以战胜自己，直面生活中的苦难。巴特勒在西方文化精神中是一个典型的标准好男人，值得托付终身。他不仅坚强勇敢，聪明果决，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他渴望生活中充满纯美的真爱，他藐视世俗，坚持自我，战后更是斯嘉丽勇敢追逐幸福的引领者。像巴特勒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会被广大影迷所追捧。纵观西方史诗电影，总会塑造出一两个经典的值得称颂的传奇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具备西方文化精神所推崇的美好特质，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就是影片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最好解读。

西方文化论文例9

另一名美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WilliamOuchi)在《Z理论》(TheoryZ)一书中指出，日本的管理模式属于J型(JapaneseModel)，是一种接近理想的企业模式。而美国的管理模式存在着两种类型：A型(AmericanModel)和Z型。A型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淡漠的模式，而Z型却是一种接近J型的企业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大内所说的Z型模式的字母Z，是英文字母中的最后一个，而A型中的字母A，却是英文字母中的第一个。他实际上暗示着企业模式是一个从A到Z(FromAtoZ)的渐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间包括J型)。因此，他的结论是美国企业模式的发展方向是从A到Z。不过他认为Z模式和Z理论的核心是Z型文化，也就是Z理论文化，也就是Z理论文化价值观。他认为Z型文化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的雇佣、信任及亲密的人际关系；(2)职工属于企业整体的信念(即团队精神)；(3)人道主义的工作条件；(4)职工心情愉快。他最后指出，Z型模式是企业未来的模式，每个组织都应追求这种模式。

美国学者布拉福(Bradford)和柯亨(Cohen)在《追求卓越的管理》一书中，对过去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所谓的“理性模式”和“行为模式”最严重的缺陷是忽视人才的培育，从而提出了“育才型管理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泰罗、韦伯等人的“理性模式”，也不同于行为学派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模式”。育才型模式是现代组织的一种新模式，其构成要素是：(1)建立共同负责的组织(团队)；(2)发掘、培养个人的才干；(3)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的结论是，育才型管理模式是是适应现代企业的新管理模式，其中心思想是：培植下属是提高绩效的关键，且能使企业和个人迈向“卓越的境界”。

另两名美国学者希克曼(Hickman)和施乐尔(Silor)在《创造卓越》一书中也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即战略——文化结合型模式，力图将硬管理(管理的理性面)和软管理(管理的艺术面)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变动的新时代，卓越的基础在于战略与文化的配合，而企业文化是新时代企业领导人的工具，凭借企业文化精心拟定战略就能把它变成具体的绩效。他们当时是从新的角度讲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的结合。

2、发展企业文化与改进企业领导艺术相结合

企业文化发展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少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著书立说，一致认为应当进一步改善企业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托马斯·彼得斯(T.peters)在其新著《追求卓越的热情》一书中指出，美国管理组织的弱点是：缺乏领导艺术，过分地注重系统、方法和控制，忘记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是人(职工)，而花钱消费的也是人(顾客)，从而导致管理者的印象成为警察、法官、无情的分析家和专业的决策者。因而，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呼吁，企业应该形成新的领导观念。他认为，企业的领导是啦啦队的队长、热心人士、优胜者的教练、慧眼识英雄的“伯乐”。他认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领导者应当是：(1)倾听、信任和尊重职工，让职工感觉到拥有自，以激励他们全心投入的热情，成为企业的斗士，不断为企业的发展而创造新产品；(2)顾客是利润与产品创新的来源，管理者要直接接触市场，才能了解和提供顾客需要的产品、质量和服务；(3)管理者的新领导术是“走动管理”(ManagingbyWalk)。

而狄尔(Deal)和肯尼迪(Kennedy)《公司文化》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象征的管理者”的概念。他们认为，象征的管理者的基本特征是：(1)对文化及其长期影响敏感；(2)信任自己的职工，并预期他们成功；(3)把自己视为企业每天表演的演出者，既是剧本作家，又是导演和演员。作为象征的管理者，其主要工作是诊断企业文化，这包括：(1)思考适当的企业文化；(2)制定对策，进行企业文化的重塑，以企业文化来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

布拉福与柯亨在《追求卓越的管理》一书中，还提出了企业领导要成为育才型的管理人。他们认为，过去认为领导应该是英雄形象，并具有英雄式的领导作风，这种领导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师傅型与指挥型。但英雄并不等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依靠职工，职工才是真正的英雄。因此，要从英雄式的领导作风转向育才型的管理作风。这种育才型的管理人应具有以下特征：(1)运用影响力，但不控制一切；(2)协助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为员工提供所有的答案；(3)参与解决问题，但不要求以自己为中心；(4)运用权利，但不掌握一切；(5)负起责任，但不排挤别人。

希克曼和施乐尔在《创造卓越》一书中，对新时代企业领导人所应具备的技能进行了概括，包括：(1)创造性的洞察力；(2)对事物的敏感性；(3)具有应变能力；(4)远见卓识；(5)全身心投入；(6)忍耐力。他们认为企业领导人所具有的这六个方面的能力是企业成功所必需的。

西方文化论文例10

（2）蓝色的贬义含义到了19世纪，“blue”的词性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贬义色彩，被认为是“indecent”不体面的或“obscene”猥亵的，“bluemovie”则成了“obscenemovie”，即的意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色”的贬义含义相似，其演变过程是受到一定的民间风俗影响，约定俗成地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bluebook”并不是“”的意思，而是指“蓝皮书”，即封皮为蓝色的官方出版物。另外一些带有贬义含义的“blue”表达，例如“bluetalk”指下流的言论；“bluesky”字面上是蓝天的意思，但是“blue-sky”则是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无价值的、不保险的东西，“blue-skystock”指不可靠的股票。

二、黄色与蓝色的中西文化差异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国文化中黄色与西方文化中蓝色的相似之处，这两种颜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还有其它的内涵意义，而且大不相同。

（1）黄色在中西文化里的差异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居“五色之中”，代表了一种勇敢干练的性格。例如，在中国戏剧脸谱中，典韦、张飞这样的勇猛干将就是用黄色作为他们的脸谱颜色。在心理学上的“黄色性格”，是指那些行动迅速、活力充沛、意志坚强、自信坦率的性格。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明亮的颜色，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又与金同色，“黄灿灿”、“黄花闺女”这些词语内含其义。“黄”在传统文化中还有结束的象征。例如，“人老珠黄”形容人老了就不受重视，像珠子一样发黄失去光彩，英语翻译为“toloseone''''slooks”。总体来说，“黄”在中国文化中还是褒义居多，贬义含义也是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待遇，黄色在英语里常带有胆小的、令人讨厌的含义。例如“yellowdog”指卑劣的人；“ayellowlivered”在美语里是胆小鬼的意思。另外，“yellowbook”绝对不是“黄色书刊”的意思，而是指黄页，就是通常说的电话号码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