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例1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2

国外有关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Kohlhagen（1977）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英国，1967；法国，1969；德国，1961，1969）的汇率贬值或升值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着系统的影响，尽管存在着资本管制。Cushman（1985）则区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两个概念，并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Froot和Stein（1991）进一步将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汇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过汇率对出口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分析，得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价值有着正向影响效应，也使得出口策略较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即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逆向影响效应。Aizenman和Joshua（1993）区分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了在名义变量冲击之下，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却具有正向影响效应。Dewen-ter（1995）放弃了过去的经验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作为研究变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值作为实证检验的变量，并基于美国1975－1989年的数据得出：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的相对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伊藤隆敏等人对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实体（不含中国）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经济实体货币贬值10％以后保持经济稳定，则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外针对汇率升、贬值及其波动幅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的认为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又有着不同的答案；还有的认为，不论是汇率的贬值，还是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国内针对人民币汇率专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涉及汇率与资本流动项目关系的研究尚显匮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结论大多一致，即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陈华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一般要在贬值后1－2年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孙雷和杨舜贤（2005）认为，如果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升值（即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对FDI在不同的产业分布方面可能会产生如下影响：那些针对国内市场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的FDI将可能增长；已往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外来工业资本，将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继续留在中国将呈上升趋势；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将可能有正面影响。张谊浩（2003）运用我国1978年至200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指出长期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陈浪南、王瑞馄和林海蒂（1999）对中、美、日三国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流入我国的FDI减少。国内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实证检验的验证，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解释。（2）选取的样本数据多为年度数据，造成样本点过少，在统计上缺乏可信度，影响实证结果。（3）人民币汇率往往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替，但当时这一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4）缺少单位根检验，使得一些非平稳数据直接被用来回归，这会产生伪回归的结果，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内一致得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数据，以保证样本数据达到统计上的要求，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的结果，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共10年40个季度数据。其中，REER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测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员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IMF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的定义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经本国与所选择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它是本国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与所选择国家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加权几何平均的比率与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乘积。计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名义汇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引起实际汇率的同方向变动，而实际汇率变动才是引起经济变量的主要原因。这样，一般的人民币汇率，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名义变量，使得其汇率作用难以显现。二是均衡汇率是一种政策目标的真实有效汇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数据较难获得，且获得的途径不一样，数据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IMF）更为可靠，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加权实际汇率更能综合反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FDI和GDP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快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并做了一定的调整而得到季度数据。由于中国FDI和GDP季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季节规律性，因此需对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因素影响。季节调整使用的方法为移动平均调整法。用FDI／GDP来替代FDI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减轻FDI变量的趋势因素，因为FDI和GDP大致有着协同的趋势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缓趋势项，把握总体规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为了反映汇率波动的聚类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计算汇率波动水平的方法，即实际汇率变动率的移动样本标准差的方法：

其中，为保证汇率波动的聚类性同时又能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初步将m定为8（Abdur，1993）。这种估计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的总体移动。

对于FDI／GDP和Vt数据分别乘以100，以表示它们变动的百分比。

（二）数据分析

传统的回归分析技术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即要求该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滞后阶具有相同自协方差。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根据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对非平稳的随机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方法——协整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的时间序列向量分别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稳定关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单位根的两个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首先对所取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再进行协整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1．单位根检验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检验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检验基于以下方程：

滞后期k值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同时考虑残差的非自相关性。

结果表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0％（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即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这些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因此，不能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情况。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这些序列所得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即它们是I（1）数列。因此可以继续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检验I（1）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一般方法是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协整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由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数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所以直接进行第二步：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首先，分别检验REER对FDI／GDP以及Vt对FDI／GDP的协整关系。分别对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1和resid2，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的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与FDI／GDP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说明了中国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无长期的影响关系。而Vt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还要大，则说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Vt与FDI／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汇率的波动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

既然REER与FDI／GDP之间、Vt与FDI／GDP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再对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Vt是通过REER计算得来的，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先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Vt和REER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三者协整关系分析。

对REER、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3，对其做单位根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与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升贬值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

三、结论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包括水平变动和波动剧烈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无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投资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良好的投资获利前景），而非投机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更多的是取决于汇率波动下所带来的收益的变化）。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肯定。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等，都带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长。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资是亏损的，但从占领中国市场先机目标出发，也不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因此，中国政府并未涉嫌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来获得不公正利益，更没有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强烈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得益于整体经济形势，而非人民币汇率的低估。

另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来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两头在外企业，即企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国外进口的，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显著地减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大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汇率的低估而产生的。

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选择更为重要。当然，由于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独特性，上述的分析结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约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关于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也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StevenW．Kohlhagen，1977，ExchangeRateChanges，Profitability，andDirectForeignInvestment，SouthernEconomicJournal，44：376－383．

［2］KennethA．froot，andJerenyC．Stein，1991，ExchangeRates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ImperfectCapitalMarketsApproach，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6：1191－1217．

［3］DavidO．Cushman，1985，RealExchangeRateRisk，Expectations，andtheLevelofDirectInvestment，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67：297－308．

［4］LindaS．Goldberg，andCharlesD．Kolstad，1995，ForeignDirectIn-vestment，ExchangeRateVariabilityandDemandUncertainty，Inter-nationalEconomicsReview，36：855－873．

［5］PietSercu，CynthiaVanhulle，1992，ExchangeRateVolatility，Inter-nationalTrade，andtheValueofExportingFirms，JournalofBank-ing＆Finance，16：155－182．

［6］Aizenman，Joshua，1993，ExchangeRateFlexibility，Volatility，andthePatternsofDomestic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NBERWorkingPaper，No．W3953．

［7］AbdurR．Chowdhury，1993，DoesExchangeRateVolatilityDepressTradeFlows?芽EvidencefromError－CorrectionModels，75：700－706．

［8］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5）．

［9］李海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1973－200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7）．

［10］张谊浩．现行人民币汇率有利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J］．财经科学，2003，（6）．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3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4

（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为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S0为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P1美国价格水平指数，P2为中国价格水平指数。（基期指数都设定为100）

（二）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三）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5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6

经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累积离差的极差应与观测值个数的平方根成正比。为了使这个度量在时间上标准化，Hurst用观测值的标准差去除极差建立一个无量纲的比率，这个比率即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Hurst指数。ARFIMA模型大量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对于正态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对于R/S分析法，Mills（2002）发现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会影响该分析方法对序列长记忆性特征的分析。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及说明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该形成机制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所以论文选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间每个外汇交易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即对汇率中间价序列Pt!"取对数之后进行一阶差分：（5）论文采用比较常用的绝对均值偏离平方2ttR-R刻画收益波动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统计特征及平稳性检验

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统计特征分析，论文采用的统计量为均值、标准差、偏度系数、峰度系数、Jarque-Bera统计量、Ljung-BoxQ统计量、ADF和P-P统计量。由表1可知：1.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动率的偏度系数都显著的不为0，说明两时序均不是围绕均值对称分布的，且波动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显地强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数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动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强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统计量相应的p值都为0，两种序列都显著地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总而言之，两时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且波动率序列的非正态性特征更加明显。2.由Ljung-BoxQ统计量自相关检验结果可知，两时序均不存在显著的短记忆性；由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认为两时序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基于此，可对两时序进行长记忆特征的研究。

（三）经典R/S分析

由图1两种序列的时序图可知，两种序列均存在明显的波动集束现象，因此，进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类模型对序列进行过滤。对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序列，论文分别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进行过滤，得到标准化序列，再对标准化序列进行经典R/S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它们的In（R/S）-In（N）图如图2所示。通过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均大于0.5，通过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拟合的可决系数均在90%以上，拟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认为估算的Hurst指数是较为准确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58158，与0.5相差不大，说明收益率序列虽然存在长记忆性，但是一种较为微弱的长记忆性，而收益波动率序列的Hurst指数为0.91182，明显大于0.5，表明收益波动率序列的长记忆性特征非常显著。

（四）ARFIMA模型的拟合

根据信息准则对模型进行筛选，人民币收益率和收益波动率序列分别选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进行拟合。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01176，0＜d＜0.5，说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长记忆的特征，但是一种比较微弱的长记忆性。而对于收益波动率序列分数差分参数d=0.21796，0＜d＜0.5，说明波动率序列具有比较显著的长记忆性特征。总体而言，ARFIMA模型对序列的拟合结果和经典R/S分析法对序列的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7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8

前言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不断升温。国内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媒体、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到人民币汇率的大讨论之中，对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方争论观点，主要有三种：人民币升值论、人民币稳定论和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一、人民币升值论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早言论，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的升级》。其后，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认为亚洲生产商在当今生产全球化的环境下，已经能够影响世界商品的价格水平，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低价输出商品，对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不少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纷纷鼓噪，力促人民币升值。2002年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Shiokawa)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在欧美，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经济学家毕格斯（BartonBiggs）、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芬里顿(EamonnFingleton)等以及美国财长斯诺、欧洲央行总裁德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等均认为人民币存在着严重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批评了亚洲国家不惜余力地阻止货币升值获取外贸顺差的行为。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强烈反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低迷，给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进入21世纪美国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出了衰退期，世界经济走向了萧条，全球笼罩在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颗明珠，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续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获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巨额双顺差，是造成美国失业增加的原因。第三，他们还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中国外债压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我国政府和国家高级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蒙代尔(RobertMundell)、麦金农(RonaldMckinnon)、谢国忠等国际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学者李扬、光、华民、干杏娣等都认为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升值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币升值信号“失真”，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双顺差的构成中，主要是资本、金融项目下的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贸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拉动。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人，首先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此而下降，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其次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最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将导致通货紧缩恶化，甚至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等。三是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灵丹妙药。另外有的学者（如徐明棋）还认为主张人民币升值，是西方国家想搞跨中国经济的阴谋诡计。

三、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的国际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体系的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高，同时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短期内温和升值，并放宽浮动范围。近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张志超、刘遵义、胡六祖、余永定、杨帆、张纪康、许少强等专家学者。

主张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影响不大。余永定（2003）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一般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出口加工企业的赢利性和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胡六祖（2003）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温和调整不会带来出口很大变化。强永昌和尹翔硕（2003）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张纪康（2003）认为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追逐市场效应和资源要素效应，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吸引外资造成很大影响，他认为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正逢其时。二是温和升值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许少强（2003）认为可以通过人民币温和升值，让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逐步释放，以免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积聚，集中释放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余永定（2003）认为：“认为同坚称人民币不升值相比，人民币小幅升值将大大强化升值预期，从而导致短期投机资本进一步大量流入，以及我们对这种流入无能为力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反之，人民币小幅升值，逐步释放升值压力则应该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三是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使通货紧缩加剧。王任言（2003）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与通货紧缩没有必然联系。四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可以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四、对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几点思考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9

前言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不断升温。国内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媒体、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到人民币汇率的大讨论之中，对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方争论观点，主要有三种：人民币升值论、人民币稳定论和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一、人民币升值论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早言论，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的升级》。其后，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认为亚洲生产商在当今生产全球化的环境下，已经能够影响世界商品的价格水平，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低价输出商品，对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不少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纷纷鼓噪，力促人民币升值。2002年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Shiokawa)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在欧美，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经济学家毕格斯（BartonBiggs）、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芬里顿(EamonnFingleton)等以及美国财长斯诺、欧洲央行总裁德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等均认为人民币存在着严重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批评了亚洲国家不惜余力地阻止货币升值获取外贸顺差的行为。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强烈反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低迷，给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进入21世纪美国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出了衰退期，世界经济走向了萧条，全球笼罩在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颗明珠，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续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获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巨额双顺差，是造成美国失业增加的原因。第三，他们还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中国外债压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我国政府和国家高级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蒙代尔(RobertMundell)、麦金农(RonaldMckinnon)、谢国忠等国际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学者李扬、光、华民、干杏娣等都认为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升值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币升值信号“失真”，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双顺差的构成中，主要是资本、金融项目下的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贸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拉动。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人，首先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此而下降，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其次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最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将导致通货紧缩恶化，甚至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等。三是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灵丹妙药。另外有的学者（如徐明棋）还认为主张人民币升值，是西方国家想搞跨中国经济的阴谋诡计。

三、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的国际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体系的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高，同时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短期内温和升值，并放宽浮动范围。近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张志超、刘遵义、胡六祖、余永定、杨帆、张纪康、许少强等专家学者。

主张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影响不大。余永定（2003）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一般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出口加工企业的赢利性和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胡六祖（2003）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温和调整不会带来出口很大变化。强永昌和尹翔硕（2003）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张纪康（2003）认为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追逐市场效应和资源要素效应，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吸引外资造成很大影响，他认为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正逢其时。二是温和升值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许少强（2003）认为可以通过人民币温和升值，让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逐步释放，以免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积聚，集中释放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余永定（2003）认为：“认为同坚称人民币不升值相比，人民币小幅升值将大大强化升值预期，从而导致短期投机资本进一步大量流入，以及我们对这种流入无能为力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反之，人民币小幅升值，逐步释放升值压力则应该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三是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使通货紧缩加剧。王任言（2003）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与通货紧缩没有必然联系。四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可以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四、对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几点思考

汇率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一个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太关注日常汇率的波动（除非是剧烈的震荡，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能够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一国在经济发展中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整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世界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当今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外部不平衡是经常出现的，从全球来看，各国的顺差值之和只能为零，一国的顺差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逆差，不可能所有国家同时保持顺差。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导致巨额外汇储备，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平衡状态。汇率作为一种调节外部不平衡有效的政策工具，对汇率进行调整理所当然的事情。汇率调整，短期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也应当对世界经济均衡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辨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面对巨额顺差给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动用外汇储备，增加中国战略物质（如石油）的储备，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些措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针对外部不平衡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最有效的汇率调整的办法呢？那我们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呢？笔者认为在开放的社会，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思想。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邀请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共同研讨人民币升值问题，力争求得一个均衡解，达到多方共赢的结果。

（二）、如何退出盯住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盯住美元汇率政策是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迫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一种必然。我们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采取更加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策略，文献资料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笔者认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目标区汇率制度是过渡时期可行的策略。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关键在于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建设和深化。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放宽发行外币债券限制，丰富债券品种，完善债券的期限结构，不断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废除限制市场主体参与外汇交易的规定，扩大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适时推出外汇期货交易、外汇远期交易、外汇期权交易等交易品种，不断完善外汇市场的功能。这样就会建成一个功能完全，且具有一定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一方面有助于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操作，提高干预的效果；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可以充分地反映外汇的供需状况，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形成较接近实际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

（三）、汇率水平该如何确定？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我们知道汇率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比价。要确定一个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不仅要弄清楚决定均衡汇率的因素是什么，还要运用有效的测算方法来计算出均衡汇率。决定一国汇率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均衡汇率水平的根本因素是该国经济体制优化、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从中短期来看，该国实施的财政金融政策、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国内外利差、资产价格、投机资本流动以及公众预期、甚至政治上的博弈都会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巨增，并且这种形势将会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人民币均衡汇率长期升值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名义汇率偏离实际均衡汇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外专家学者看法比较一致。但争论较多的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幅度到底是多少？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测算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斌（2003）运用单方程协整均衡汇率模型对我国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认为1994—2001年均衡汇率累计升值了20.6%，平均每年升值2.6%。

（四）、我国以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应当转变？在过去20多年中，以出口导向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功不可没，但也给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对外开放度为20%以上，外贸依存度达到50%以上，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越来越依赖出口。我们知道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获得贸易顺差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目的。通过低估人民币币值增加贸易顺差，但我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据经贸部的一份研究报告，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贸易条件越恶化，中国就必须出口越多的产品。而升值恐惧症，正是我国目前这种尴尬处境的反映。同时，人民币币值低估还会扭曲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利于企业长期保持竞争力，对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不利。因此，通过低估人民币促进出口，不仅会减少社会福利，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抑制技术创新，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同时，我国每年吸引大量的直接投资，这样双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到2003年9月已达3839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风险也不断增加。我们知道吸引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弥补国内储蓄（资金）的不足；二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于我国来说，不存在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我国居民存款已逾10万亿人民币。巨额储蓄无法转变成投资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压抑，金融无效率。我们可以通过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来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各地竟相吸引外资，把吸引外资的多少作为政绩，是极不正常的。有的为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的优厚条件，与国内企业不平等竞争，已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国外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向我国转移，严重污染了我国生态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尽贡献为负。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存量约4000亿美元左右，按照10%的汇报率算，每年将有400亿美元的利润汇出。现在他们大多数都以再投资的形式留在国内，一旦他们将利润汇出，将对我国的金融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转变发展观念，逐步放弃以出口导向和直接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尽早实现向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

（五）、增强国民防范汇率风险意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又恰恰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在加入WTO前，全国人民都在喊“狼来了！”，但加入WTO一年多来，实际上“狼”并没有来。因为我们做好了对付“狼”的准备。而今年春天，当人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之中时，SARS这只“猛虎”却搅乱中国，乃至世界的秩序，给人们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冲击。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为什么？因为SARS来得出其不意！同样，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提高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做好防范汇率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汇率风险能力，就可以大大减小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冲击。令人遗憾的是，据笔者调查了解，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非常薄弱！当问及人民币升值对该企业又什么影响时，一些企业领导竟说人民币不会升值，从未考虑过汇率波动的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想这与我们舆论导向和强制结售汇制有关。我们舆论一直宣传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同时，在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下，企业不拥有外汇，企业所得外汇直接按照固定得比例兑换给国家，自己从未经历过汇率波动得风险。那么人民币汇率真的一直不变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从人民币汇率的历史来看，汇率几次变动也是巨大的。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严格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也允许有±1%的浮动。其实人民币现在只是对美元保持汇率不变，但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每天不都在变动吗？即使人民币目前不升值，但是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对外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是一种必然，汇率风险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笔者再次呼吁：加强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和防范汇率风险技术教育，已是刻不容缓！首先，在舆论导向上，要宣传防范汇率风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要建立健全外汇交易市场，为人们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场所和工具。最后，企业管理者应当增强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学会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技术。如果大家能够作到有备无患，即使人民币有限升值，也不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人民币汇率再一次考验中华民族的智慧！我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和高度负责的民族，她一定会为人民币汇率求出一个最优均衡解，实现多方共赢，不断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向前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六祖：《人民币：重估抑或浮动？》，《财经》2003年2月20日总第77/78期。

[2]麦金农：《世界美元本位和东亚汇率困境》，《比较》，中信出版社2002。

[3]麦金农、施纳布尔：《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力量还是通缩压力之源？兼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较》，2003年第7期。

[4]关志雄：《为什么人民币需要升值：中国才是真正得受益者》，《比较》，2003年第7期。

[5]张斌：《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实证模型研究》，《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3年第2期

[6]张斌、何帆：《人民币应该升值吗？》，《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7]覃东海、何帆：《浅析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18，2003。

[8]李多佳：《人民币汇率近期观点综述》，《金融时报》，2003年8月11日。

[9]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0]张斌、何帆：《人民币升值的策略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1]王宇：《如何从钉住汇率制度中退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2]MorrisGoldstein,"China''''sExchangeRateRegime",2003（/publications/papers/goldstein1003.htm）

[13]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Two-StageCurrencyReformForChina",2003

（/publications/papers/goldstein1003.htm）

[14]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AModestProposalforChina''''sRenminbi",2003

人民币汇率论文例10

汇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外汇的价格，即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也就是说汇率就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它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自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不一，有些国家的货币出现持续贬值，有些国家则大幅增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贬值，日元汇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则相对削弱。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但整体缓步上扬，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而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GDP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相关性。（图1）

我国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则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缓步上扬。此外，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就相应提高，这也使人民币在长期内保持坚挺。

（二）人民币流通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衡量人民币流通状况的主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往往使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抑制了出口，刺激了进口，若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将使本币汇率下跌。但通货膨胀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滞性。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是一个取决于两国相对价格的名义变量。当本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本币购买力下降，即本币贬值，则汇率就下跌；反之，汇率上升。绝对购买力平价可用公式表示为：S=p/p*（2.2.1）

S为汇率，以本币表示的单位外币（如现在的汇率为1：7.8，则S=7.8），即直接标价法。P和P*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综合物价水平。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之变化应该等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除以外国的物价指数。如果用p$和p表示美国和中国t0到t1期的通货膨胀率,S0和S1表示t0和t1期汇率,则相对购买力可用公式表示为:

(S1-S0)/S0=(л-$$）/(1+$$）(2.2.2)

相对购买力平价的要旨是,汇率变动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如果中国通胀率大于美国通胀率,则人民币应该贬值,反之则人民币应该升值。从长远来看，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呈现类似的通货膨胀率。以下采用1996年至2005年的中美居民价格指数，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分别以1996年、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为基期计算出相应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内高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与1998年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随着年份与基期的差距越大，所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名义汇率的偏离越大。通过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汇率，基期的选择比较重要。如果选择以基期较接近的年份,得出的汇率与名义汇率是比较接近的，说明汇率的变化跟物价指数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1999年以后我国是处于轻微的通货膨胀，根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连续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汇率应该持续走低。但是我国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却持续升高。这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汇率时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通货膨胀的水平，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外的物价水平的变化。但是，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修改，相信在长期内人民银行所制定的汇率是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要求的。

(三）利率差异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周边的国家，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使本币需求上升，可能会导致本币汇率上扬。利率平价理论的提出者凯恩斯认为：汇率变动与两国相对利差有关，投资者根据两国利差大小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进行投资选择，以期获取收益或避免风险。利率平价表达式为：

(F-S)/S=i-i*(2.3.1)

S是将本币换成外币的汇率，F是将外币换成本币的汇率。i是本国利率，i*是外国利率。

（2.3.1)式反映了汇率与两国利差的相互关系：当本国利率相对外国利率上升时，两国利差增大，汇率下跌；反之，汇率上升，即F与i-i*成正比。通过对表6中F和利差进行一元线形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性不高，相关系数为-0.45064。分析的结果显示F与i-i*成反比，即我国的汇率变动与中美之间的利差正相关。这与利率平价理论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水平是由人民银行制定的。但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五年来，对外资银行的逐渐开放，利率的市场化水平也将逐步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汇率水平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利差的变动。

(四）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外债务增加，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外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意味着对外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呈现顺差，支撑了人民币汇率走高。

（五）人民银行的干预与人民币汇率

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1994年至今,我国汇率虽双向波动，但缓步上扬。1994年人民币并轨时，汇率为：1：8.7。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没有贬值，仍然保持稳定，1美元兑换8.2757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和人民银行对汇率的干预只能在短期内对汇率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将融入世界经济，实现人民币全面的自由兑换并走向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进程中，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具有关键意义。

二、人民币汇率与各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确定

在前面各点中，分别分析了GDP、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国际收支和人民银行的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此我们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Y=X1+X2+X3+X4+U(3.1.1)

Y表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X1、X2、X3和X4分别表示我国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由于政策的影响是难以定量分析的，所以采用U表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的因素。

(二）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了1996年至2005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对3.1.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3.2.1式:

Y=8.259474+0.1836X1-0.30832X2-0.0975X3-0.02024X4（3.2.1）

可以看出：

（1）GDP增长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反相关，即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下跌。这点是不符合汇率的正确的发展规律的。这主要原因是我国汇率制度不健全，导致汇率的水平不能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2）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正相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越高，货币应当贬值。但我国却相反。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汇率却提高0.3083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值低估，汇率升高的压力大于通货膨胀增加的压力。

（3）利差和汇率的关系跟前面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只是相关系数上的差异，这主要原因是多元回归分析跟一元回归分析在自变量的数量不同。

（4）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成正比，即顺差每增加1%，人民币汇率就提高0.02024%。我国十年来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国际压力的影响下，在汇率决定理论的作用下，人民币的持续走高是必然的趋势。

三、结论

通过构造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影响较弱。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利差和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会增强。本文深化了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的认识，希望为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纯威.人民币名义汇率超稳定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17-149

2.章和杰.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中权重的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1-50

3.任兆章,宁忠忠.购买力平价理论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03(12)

4.刘向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0(1)

5.杨帆对人民币汇率的几点看法[J].中国统计,2000(9)

6.王军青.利率平价机制与人民币汇率[J],上海经济研究,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