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利例1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成分，任何道德主体都具有道德权利，任何道德行为都具有回报性。但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实际道德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不求权利的道德义务和不要回报的道德奉献才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人们尽量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

一、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含义

1.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最一般最基本的人类权利，它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权利现象在道德领域的表现。道德权利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由道德赋予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分，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具有的人格、尊严和应享有的道德自由、权力和利益。他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具有的道德行为的自由度、按照道德所享有的利益、道德主体的主体地位，是主体追求和维护合理利益而享有的具有价值合理性和道义支持的权利[1]。

2.道德回报。道德回报是一定道德关系中的人们，把利益作为对个体行为善恶责任或其道德品质高低的一种特殊道德评价和调节方式，即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自觉或自发地评价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的基础上，对行为主体进行的物质、精神的奖励和褒贬[2]。它是道德主体通过一定作用和影响的道德行为而获得相同性质和相同程度的奖惩和褒贬的道德过程。它分为赏善和罚恶两个方面，赏善是给那些实行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褒扬，罚恶是给那些实行不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处罚和精神上的贬损。正如亚当·斯密说:“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受奖赏;而另一方面，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怨恨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该受惩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

二、道德回报: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的基本权利，它是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的基本要求，它具体包括:(1)道德主体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2)道德主体人格平等权;(3)道德行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权。自由、平等、利益是它的基本构成要素，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履行了一定道德行为后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满足。它包括:(1)道德主体作为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2)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道德回报[4]，从根本上看，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之后应获得的道德权利。

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履行道德义务后的基本要求，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通过道德活动而获得的尊重和报答，二者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维护道德权利是获得道德回报的前提条件，道德主体只有能够自由地选择道德行为，在道德关系中得到起码的尊重，作为一个平权主体能够承担道德责任，才能要求被社会和他人公正评价，才能要求获得道德回报，才能享受道德回报。另一方面，倡导道德回报是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道德回报是对主体道德行为价值的评价和报答，在本质上是对“道德人”的尊重，肯定道德回报的积极意义，完善道德回报机制，又是对道德权利的保障和维护。

2.道德回报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道德生活中只承认和强调道德义务，忽略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履行义务，却不强调履行义务后的道德回报，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造成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不公。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一对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主要表现为道德义务对于道德权利的先在目的性，也就是说，道德义务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以获得某种权利为目的前提[5]。道德义务是道德主体发自内心信念的活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是道德行为崇高性的具体体现，也是道德义务区别与其他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明，道德义务不是作为获得道德权利的手段而存在的，也不是以获得道德权利为目的工具，同时，道德义务的承担，也不能以他人是否对等的承担此种义务为前提条件。但是，道德义务先在目的的特殊性，不能将它理解为道德义务是脱离道德权利而孤立存在的，更不能由此得出道德义务是与道德权利分离的结论。道德权利在道德活动中不应成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动机，不能成为履行道德义务的前提条件，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权利，应该要求得到相应的道德回报，这是道德关系维护和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我们有责任以善来回报一种美好的恩惠，而且在此之后，我们应当率先表现出自己的美惠”[6]，履行义务就应当得到公正客观的回报，这应当成为一条客观普遍的道德法则。道德回报体现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一致性。

三、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现实意义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在道德生活中长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报偿，无德者不履行义务反而占有享受他人的奉献;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有德之人，却给了不正当竞争者以投机取巧的机会;善行得不到善报，恶行得不到惩罚，甚至善行恶报，恶行善报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些现象极大的伤害了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严重影响了道德建设的进程。面对日益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强调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倡导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在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只强调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权利缺乏应有的地位，更谈不上要求道德回报。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中毫无个性、自由和权利，失去行动的主动性，在道德行为中是被动的、消极的，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和他人对道德行为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更不能要求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哪怕受到损失和伤害也只能自己承受。这种状况使道德主体在行为之前顾虑重重，空有满腔正义却无法付诸行动，极大的打击了道德主体道德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肯定了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有用性，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后有权要求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公正评价并得到相应回报。这一行为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对道德主体的生活和活动有积极意义。

2.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体现了对道德主体道德人格的尊重。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道德主体是生活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利益是人选择行为的出发点，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选择时，人们出于道德良心和道德原则，舍弃了个人的利益得失做出超功利的选择。这一超功利选择虽不以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为动机和前提，但道德行为后果的施受者，也就是他人和社会，应该给行为者高度评价和一定补偿.德行不期望报酬不应该成为不应得到回报的原因，许多的行为事前无法约定报酬也不应该约定报酬，事后的补给报酬是对奉献者的人格尊重。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地位和利益。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使道德主体因为高尚的行为、公正的评价以及适当的回报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被重视的愉悦感和道德人格实现的满足感。

3.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善良人们的美好心愿，但现实往往是不尽人意的，行善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而成全了社会或他人，行恶的人却总是牺牲了社会或他人而成全了自己，行善者经济拮据、生活穷困，行恶者却日益富足、洋洋得意，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不公正使人们对道德建设失去信心，道德建设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下流于形式。道德权利能促使人们充分发挥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自愿地趋善避恶、扬善抑恶，道德回报则能够激励和强化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形成示范作用，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参与道德建设，提高群众性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参与的普遍性，在全社会形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氛围，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一种自然规律，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所以，道德回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保障道德行为的道德回报，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扩大道德权利而不履行道德义务，另一种是将道德回报狭隘地理解为物质回报。只有正确理解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深刻内涵和交互关系，才能在道德生活中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的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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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2.

道德权利例2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无道德便无社会生活”，道德权利软化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然而，一个国家的道德权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与愿望，它受到该国客观存在的法律体系、道德伦理、国民素质、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而法律所关注和调节的只是某些通过立法选择而确立的比较重大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当一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权利主体如果不享有就会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护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同时，当权利主体享有此项法律权利的时候又不会造成不同法律权利间关系冲突，整个法律权利体系混乱的时候，就有必要将这种道德权利制度化为法律权利了。否则，法律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反之，如果这种道德权利的重要性还远未发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将其制度化，就会打破当前的平衡状态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确认为法律权利而由法律加以保护，法律规范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一切权利规定。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和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如果某种行为归属于一项可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去从事它；如果它归属于一项无法加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那么就有义务不去服从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道德规范：第一类道德规范是保障社会有序化运行所必要的，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应付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杀人和伤害就属于这类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爱和大公无私等就属于这一类道德规范。［2］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规范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强制实现的性质。这些道德权利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而实现的，曾经作为道德权利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等被制度化为法律权利。而对第二类的道德规范所确立的“请求无私捐助权”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励性规定甚至不作明确的规定，以激励的方式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扬善抑恶，而不能将其提升到法律权利来强制保障，因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甚至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和财产自，如果将这些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以外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行善，结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横向上包括社会共同体成员遵循的共同道德、个别共同体成员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纵向上又有层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这种道德规范，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这些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又被称作为“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它构成道德权利制度化的逻辑起点，法律权利只能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所保障的道德权利相邻接并处于其下。无论是在国际领域还是在国家内部，人权的制度化保护只能从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做起。因为只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从而具有普适性。所以说，人权的制度化是一个从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做起，标准又逐步提高的过程。三、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必然要追问：中国当下人权的制度化保护从何做起？考虑到法律体系、道德伦理、经济状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应该确定为“不损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损害环境”，这三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以为它们对于维护社会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这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安宁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这一层次的道德沦丧，不但要引起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崩溃，而且会导致普遍的社会混乱。因此，这一层次的道德规范应该成为我国目前权利制度化的依据和逻辑起点。在当前的此种情况下，将“舍己救人”、“大公无私”或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英雄主义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律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这些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不排除将来将它们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的日渐成为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3］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现在的强势群体将来沦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所以，“弱势群体福利权”当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权利领域转入到强制性法律权利的范围。

参考文献：

道德权利例3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097-1

一、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的概念

道德权利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有权作为或不作为，作何种行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必要时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如社会舆论）协助实行一定的道德权益。法定权利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而享有的包括民事、行政、诉讼等方面的权利。具体而言，就是由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道德权利在被法律明文规定之前，原则上是不具有强制效力的，并且不受法律保护。

二、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冲突的原因

（一）道德具有时代性、地域性。“不同的人可以在同样的位置看到同样的结果，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结果。”这种位置客观性造成道德的时代性、地域性。例如在我国古代，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被认为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如今的维吾尔族，尚保有近亲结婚的习俗，表兄妹之间结婚是不受限制的。显然，这是与我国当代法律相违背的。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现行《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第七条、第十条明确禁止近亲结婚，规定其组建的婚姻无效。立法规定的婚姻自由与古代婚姻道德相悖，禁止近亲结婚与少数民族“亲上加亲”的民俗存在差异。

（二）我国法律的不确定性。其一，不同位阶与同一层次的法律对权利的配置存在冲突。如在精神损害赔偿权利方面，公法和私法的保护力度不同。新《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在赔偿范围上较为狭窄。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次，法律规定比较宏观、模糊，只是对权利的确认和基本原则的概括。法律要求稳定性，不可能列举尽所有具体情况下的权利，而法律规定的模糊又易导致司法擅断，造成同案异判等违背公平正义的结果。

三、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冲突的解决方案

（一）法律与道德推理基础上的综合实践推理

法律推理，是指以法律与事实两个已知的判断为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道德推理是以道德现象为研究起点，在现有的道德知识引导下，从“实然”衍生出“应然”的确证过程。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活动中，解决法定权利的冲突；道德推理解决道德领域的冲突。在同一案件中，法律推理和道德推理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解答。

1.由道德向法律推理。只有在获得法律承认时，道德权利才能具有法律相关性。在具体个案中，从被法律所承认的道德权利开始推理，研究有法律依据的道德推理与法律推理的重要性。如在我国《宪法》第49条中，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这里承认的就是配偶要求彼此忠诚的道德权利。“包二奶”的行为违背了道德权利，其不具有被法律承认的夫妻关系，故也不具有结婚自由的法定权利。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的行为是作为犯罪而受法律制裁的，这里的道德推理就重要于法律推理。

2.由法律向道德推理。法律具有道德相关性，法律规定在对个体施加法律义务的同时，也施加了道德义务。个人在主张自己道德权利的同时，可能会违背国家所赋予的道德义务，从而发生道德权利与义务的矛盾，这时涉及到两者重要性的考量。我国《宪法》第55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明确了公民的道德与法律义务。“没有国，哪有家”，在保家卫国的道德义务与反对战争、杀戮的道德权利之间，后者应被暂时搁置。

3.法律、道德与实践的综合推理。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有各自的产生基础，寻找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实践。综合实践推理，借助与此案例相关的各种利益（法律的，道德的，审慎的，实用主义的）来解决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法律与道德的实践相关性，在具体个案中对道德与法律进行平等考量，沿着道德推理与法律推理综合的思维路径，解决具体问题。

（二）道德权利的法律化

美国现代综合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道德权利的法定化，是对伦理道德的肯定，有利于个体善向群体善的转化，每一次转化都是一次道德的进步。具体途径如下：

1.完善立法，将道德规定为具体的法律规范，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规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涉及到诸多对尊老爱幼道德义务和老有所养道德权利的规定。

2.将道德权利以原则的形式，贯穿于法律规范的始终。如民事法律规范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刑法谦抑性原则。

3.将道德权利设定为准用规则，但必须依据正当法律程序，配备完善的监督机制，弥补法律漏洞的同时促进实体正义。需要指出的是，道德的法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道德水平的同时，也会造成人们对法律的漠视及道德的消失。维护法律的权威、健全法律的实践性，需要的是理性思维下的审慎和对整体利益的价值衡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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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权利例4

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并且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复杂化使人们在主张道德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利益冲突和社会纠纷。本文从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基本概念出发，厘清两者的关系并对相关理论进行简单评析以望对道德主体有所启示，以便减少利益摩擦，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道德权利；道德义务；权利；义务

一、权利与道德权利

（一）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内涵

权利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但在人类早期，它主要是指法律权利。如边沁认为：“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且只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反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存在的权利。”人们把法律视为权利的专属领域，并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来主张权利、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利。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比较简单，社会关系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法律足以调节、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们思想层次的高度，与以自觉性为基础的教化方法相比，法律具有的特殊强制力更能有效地引导大众的思想、约束大众的行为和保护大众的权利。

随着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权利逐渐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中世纪的阿奎那提出把权利理解为正当要求的明确概念。这种要求的正当性更多地体现在道德方面，即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道德主体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道德主体的利益诉求。道德权利是以道德来衡量权利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持道德为后盾者，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利。

什么是道德权利呢？它是指道德赋予的，由他人的义务保证实施的对事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获得尊重、帮助的资格。换言之，它是指在道德领域，道德主体出于自身正当利益的考虑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那种权利。道德权利虽然指向道德主体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但道德主体行使道德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或妨碍他人利益的实现，即一个道德主体的权利不能否定另一个道德主体的权利，否则就不是道德权利。

（二） 道德权利的特点

首先，道德权利具有社会性。既然道德产生于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人类劳动，那么道德权利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谈不上道德权利。这是因为，道德主体的利益要求是道德权利的重要内容，孤立的个人之间不发生任何联系，他们就没有需要调节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更不会有为了自身需要而进行的道德主张。

其次，道德权利具有历史性。和道德一样，道德权利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形成而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道德权利的内容也处在变化之中，例如在传统观念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而如今丁克家庭的出现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成年人有权利选择是否生育子女而不受道德舆论的左右。同性恋和在有些国家不仅被看做是合法的，而且被看做是道德的。

再次，道德权利具有相对性。道德主体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处在同一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主体双方的道德权利是不同的。比如，子女有享受父母抚养教育的权利，父母有享有子女赡养扶助的权利；下级有受上级尊重的权利，上级有命令下级的权利。对特定的道德主体来说，这些社会角色决定了一定的道德权利是单向的，不能被道德主体双方同时享有，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最后，在阶级社会，道德权利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道德权利要求反映了该道德主体所属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而大多数道德主体的道德要求则反映了该社会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通过宣传本阶级的道德来实现这个阶级的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

二、义务与道德义务

（一） 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内涵

义务不仅指个人对他人、集体和社会所应尽的责任，而且也指集体对每个个体和社会所负有的责任。和权利类似，义务包括道德义务、法律义务和宗教义务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但一般来说，它主要指道德义务，即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所应尽的责任和应对他人、社会和国家提供的服务。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最早从伦理学角度提出义务范畴，并把义务和行为的内在动机联系起来。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也讲义务，并把它说成是由上帝的意志规定的。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把义务看作是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认为义务是从先天的“善良意志”发出的“绝对命令”。康德所建立的伦理学，被称为义务论伦理学。叔本华认为，义务是应该的，就如同偿还债务那样。这种观点把义务看作是先天的、既成的事实，就像是每个人理所当然肩负的债务，而履行义务是每个道德主体不得不做出的行为选择。叔本华主张的绝对意志忽视了个体的自由意志，没有看到个体承担义务的自觉性和个体的道德境界，实质上是抹杀了主体的自觉能动性。

“道德不仅仅是思想观念，而且必须见之于实际行动。如果只有言论，徒事空谈，言行不相符合，就不是真道德。”人是理性动物，履行义务是人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自觉作出的道德选择。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限制，个人无法实现自我保存。为了避免战争、自然灾害和野兽的攻击，实现自保和自我发展，人们被迫且自愿地加入了某个群体。被迫的意思是指人们结合为一个组织，就要服从组织的活动规则，承担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这种结合又是自愿的，因为组织可以给个体的安全和权利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义务的履行是道德主体在衡量个人的利益得失的基础上的自觉行为，道德主体拥有选择履行义务或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空间，而这种可能性空间恰好为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平台。

（二）道德义务的特点

首先，道德义务具有他律性。一定的道德义务体现着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对道德主体行为的外在约束，它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存在着；大多数人公认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社会环境和大众舆论对道德主体的道德判断、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其次，道德义务具有自律性。道德义务的履行来源于道德主体对特定的道德体系的认同和对特定的道德规范的认可，即来自于道德体系的正当性。一种道德要求越符合道德主体的内在需要和利益需求，它就越具有正当性，道德主体就越容易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把道德义务和内心的自觉结合起来，并通过自由意志把它落实为相应的道德行为。这样一来，道德义务不再仅仅是人们行为的负担，而变成了主体的自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道德要求的遵守。

最后，道德义务具有无限制性。道德义务不像道德权利那样有明确的界限，它履行和承担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主体的道德修养、道德责任感和道德境界。有的人只强调权利而不履行义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这是一种境界；有的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一种境界；有的人生活潦倒、命途多舛，仍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自觉承担起心存百姓、心系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又是一种境界。

三、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区别

1.从指向性上看，道德权利重在个人所得，强调对道德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表现为他人应该为该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便利条件或他人不得妨碍该主体权利的实现。道德义务重在个人付出，强调道德主体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不得影响他人实现自身的利益，表现为道德主体应该为他人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或不得妨碍他人权利的实现。道德权利更多地把权利指向道德主体自身而把义务指向他人，道德义务则相反。

2.从道德境界上看，义务高于权利。权利是一种个人要求，权利为个人利益所局限，就容易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义务则超越了个人利益，表现着对他人、社会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它将人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

3.从先后顺序上看，义务先于权利。权利不是先天的，它是在义务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要实现自身的利益要求，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正当利益需要，正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这个道理。道德主体要实现自己的权利就要“让渡”自己的权利，做出满足他人愿望的行为（这是实现权利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要实现权利必须以履行义务为交换条件（有时履行义务并不一定会享有相应的权利），这是满足每个社会成员正当要求的需要，是权利公平分配的需要，更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4.从产生效果上看，义务有更大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自觉的承担自己的义务，主动地为他人实现权利创造有利条件，那么每个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各种需要就能够在最大的限度上得以满足，社会用来实现每个人权利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就越大。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能够为集体甚至为整个社会进行权利分配提供可供调配的资源和有利条件。

（二） 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联系

1.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相对应而存在，是不可分离的。没有道德权利就没有道德义务，没有道德义务就没有道德权利，两者统一于现实的、具体的每个道德主体之中。这正如不知道善，就无法理解恶一样。正因为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对应物的存在，我们才得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事物或现象，它构成了我们的认识方法。

2.道德权利是基础，道德义务是保障。权利是义务的前提，没有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需要的满足，就不会有个人对他人义务的履行和对社会的贡献。权利是个人生存、安全和发展所必需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个人价值得不到实现，他人权利和社会价值也就无从谈起。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享有，同时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多少往往是以他对社会履行义务的多寡为标准的。

3.在一定条件下，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具有同一性。有时，一项权利同时是一种义务，一种义务同时是一项权利。比如，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说它是权利，是说它能够满足公民的求知欲望，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个人发展所必需的；说它是义务，是说教育要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个人只有接受教育提高自己多方面的能力才能为社会多做贡献和为社会添活力。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在此时达到了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道德权利例5

一、道德权利：公民道德的题中之义

“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就是“市民”。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他们着重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公民权利。对古希腊人而言，权利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资格，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它是公民社会的根本。而在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则强调法律对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利益的保障，特别看重个人私有权或公民权利的私人性，这对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把公民权看成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在社会中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就必须使国家保障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意识即权利意识”的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属于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中的“子民”，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臣民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单向度的国家权利与个人义务，即国家拥有无限度的权力，而个人则有尽不完的义务，从“五伦”“十义”到“三纲五常”，都是义务性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自保意识；没有自保意识，就只能企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益的社会，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范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01JA7200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周蓉（1979——）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们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缺泛应有的认识，甚至出现过公民权利普遍遭践踏的局面。因为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性指令和政治上的绝对服从，使得在道德生活领域也是主体性丧失，尤其是无权利可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在法的意识上而且在伦理意识上，都明确了权利意识。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但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也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权利精神作为一种伦理精神，首先体现着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现代文化环境使个体人格通过法律权利的保障而从社会整合中独立出来。在依法治国中，不管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诸如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择业自主权等，还是和法人人格相关的一些权利如企业（公司）名称权、所有权（经营权）、产品的商标权等都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下来。这些权利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使各种法律主体更加个体化，突出其个体存在及其能量的释放，从而也使个体在法律权利的营养中健康成长、发展壮大。可见，倘没有法律权利的营养，则自然人与法人便无法以独立的人格生存和发展，从而也很难保持个体人格之独立性。

其次，权利精神体现人的尊严实现和人格的完善。权利的道德意义就在于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包括道德选择的自由，人们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地位、尊严和受惠性以及道德行为的公正评价。从而使道德主体因行为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R·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举例说，一个英国游客为了保卫古老的英格兰权利，为抵制旅店老板和车夫的过分要求，宁愿为此花费十倍于他被索要的钱财，也要讨个公道，索回自身在精神上的利得。这样的争权利难道不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怀吗？相反，在侵权者面前一味地容忍退让或者任意地割让权利，尽管也可以说是“自我牺牲”行为，但决不属于高尚的道德精神，而是出卖或牺牲公正的卑鄙！权利的品德和作风不仅直接表现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还表现为对肆意侵犯权利现象的反抗和斗争。一个人对自身正当权益的追求本身就是对善的、幸福的期待和向往。而如果他是出于对肆意剥夺自身权利行为的反抗，那么他就具有抗恶的意义，从而道出了“为权利而斗争”——权利精神的道德意义之所在。

再次，权利精神体现一种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法治价值中始终是相互的、对应的。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既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定社会利益的体现，共同担负着对个体行为的评价功能。当法律分配义务时，这些义务必须是从权利中合理地被引申出来的。凡不以权利为前提的义务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可见，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权利精神内在地蕴涵自主、平等、自由等道德要素，放射着崇高的道德之光。

当然，作为公民道德核心内容的权利意识，不仅是指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是社会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现代法之所以把权利作为一种道德资格来确认，就在于它有着要求他人或社会给予尊重和保障的内在因素。公民的权利是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国家政府及其法律应该保障的权利。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首先在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权利就是主体人的自由，就是主体人格的客观化，对权利的侵害就是对主体人格尊严与自由的侵害。若人们对权利侵害置若罔闻，甚至忍气吞声，那以主体性人格的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秩序就难以建立起来，现代社会的德治也就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对权利的维护与对义务的承担，在公民社会里应当是对等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1]只有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性质，才能了解公民道德的实质性内容；只有明确了公民道德的核心，才能有效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

二、道德权利较之于法律权利的特殊性

权利表示着某种社会关系，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权利的最基本涵义就是一个人应该或可以从他人、从社会那里获得某种作为或不作为，最初是由道德和习俗来支持的表示应然的正义观念，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是融为一体的。中世纪后期，阿奎那提出把权利理解为正当要求的明确概念。格老秀斯把权利看作一种品质，认为权利是人作为一个理性动物所固有的一种品质。由于它是一种道德品质，就使得一个人拥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是正当的和正义的。近代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根据自由权来解释权利。权利就是一种免受干扰的条件。耶林提醒人们注意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认为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利益。所有的利益并不都是权利。只有为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在边沁那里，对权利的认识就更为极端。他说：“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且只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反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存在的权利。”[2]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声称：“权利和法律权利是同一个东西。”[3]这种一味强调权利的法律属性，而排斥了任何非法律权利形式的说法被后来的许多学者予以了修正。美国伦理学家彼彻姆说：“权利体系存在整个规则体系之中。规则体系可能是法律规则、道德规则、习惯规定、游戏规则等等。但是，一切相应的权利之所以存在或不存在，取决于相应的规则允许或不允许这项要求权，以及是否授予这项‘资格’。”[4]美国法学家庞德也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倘使某人虽有一种能力足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因关系某项利益之故，使之必为或必不为一事。然是持道德为后盾者，可称之为道德权利。惟一经法律承认或创造之后，而法院又随时可用国家权力加以强制执行者，如此能力可称为法律的权利”。[5]由此可知，道德权利并非不存在，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被包含在权利之中的道德权利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按照阿奎那的观点，权利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我们知道，这种正当性的评价根据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风俗习惯，所以权利就不应局限于法的领域。它应当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律权利等许多内容。就是在边沁自己的理论中，也不得不隐晦地承认法律权利并非权利的唯一形式。边沁曾说：“除了通过法律或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任何概念都不能与像‘权利’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6]可见，边沁的说法是留有余地的。既然除了法律之外，还有“某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事物做中介”，那么，存在另外一种权利语言也就成为可能。于是，有人不无道理地推断边沁有这样的意图：即承认可以被称作为实在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东西。因此，道德权利的存在不是虚构，先前种种把权利局限于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观点就显得过于狭窄、失之偏颇了。那么道德权利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道德权利指的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有权作为或不作为，作何种行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必要时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如社会舆论）协助实行一定的道德权益。为了更好地说明道德权利的特性，我们把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作个比较，从而使其更加清晰。

首先，道德权利的范围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人的具有社会效用（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无不为道德所规范，而一切权利与义务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因而也就无不为道德所规范，无不为道德所承认或拒斥。反之，法律则仅仅规范人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法律权利义务亦仅仅是权利义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权利义务则只是道德权利义务。按照富勒的说法，道德可以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便可视为法律。亦即若是违反了义务的道德便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若是违反了愿望的道德，则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可以这么说，法所禁止的，必为道德所不容；法所提倡保护的，必是道德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而反过来就不一定正确了。比方说，友谊和爱情中的关系就只是道德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友谊和爱情中所应享有的诚实对待、不被欺骗的权利只是而且只能受到道德的维护，只有当侵害他的这种权利的行为到了触犯法律的时候，法律才可以插手。否则的话，人们就不能请求法律的保护。因而，从权利范围的大小来说，道德权利的范围明显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

其次，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不如法律权利受损时所得到的救济那么有效和明显。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上来说明。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和保证的规范，有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一旦法律权利受到侵害，人们可以诉诸法律，在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下，通过刑罚手段惩治侵权人，或是通过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手段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而道德规范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由社会舆论、习俗、一般的社会影响和人们内心信念所保证。当道德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只能通过舆论的谴责或者侵害人的良心自省来救济。显然，这种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所以在现实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

再次，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上，道德权利显示出不同于法律权利的特性。一般而言，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一经典论述。在法律领域，权利与义务具有严格的对应性。法在赋予权利时应要求义务，法在要求义务时应赋予权利。有主体行使权利就必有相应的履行义务的另一主体；有主体履行义务就必定有另一主体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各法律关系主体都应在享有权利时自觉履行义务，在履行义务时依法享有权利。比如，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未成年子女有享有父母抚养的权利；父母年老时享有被赡养的权利，子女则相应地应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任何一个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是因为其必须履行义务，他履行义务是因为他必然享有权利。但是在道德上情况又是怎样呢？一方面，从权利和义务的对象来看，倘若像权利和义务的“逻辑相关性”所表达的那样，有履行义务的主体就必定有享有与该项义务相对的权利的另一主体，那么，一个人在道德上负有仁慈的义务、行善的义务，但是对于接受了他的仁慈对待和他的善行的人来说，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拥有受到仁慈对待和得到他人善行的权利呢？按照权利义务一致论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权利，这另一个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义务，则另一个人未必就有要求履行这一义务的权利。比如上面所举的行善的例子，有行善的义务存在，但这种义务并不赋予相应的权利。弗兰克纳在《伦理学》中写道：“一般说来，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如果X对Y有一种权利，那么Y对X就有一种义务。但我们已经看到，反过来却不一定正确，Y应对X仁慈，而很难讲X有要求这一点的权利。”[7]很显然，这里涉及的道德义务不可能与债务人负有向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相提并论；至少，这种道德义务在其对象上不可能像债务人的义务对象那样确定和无可争辩。也正因为如此，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对等性就得以了弱化，即认为一切权利都赋以义务，但并非所有义务都赋予权利。[8]另一方面，从道德主体自身的义务和权利而言，其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也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关系。他获得的某种权利不是一定因为他履行了义务，他履行的义务和获得的权利即使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人在道德上有行善的义务，帮助困难中的其他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获得了接受帮助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获得不是一定因为他在此之前也履行了行善的义务；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履行了行善的义务，但是即便当他日后处于类似情形之下也有请求报答或帮助的权利（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要论述），这种对等关系也不像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对等关系那样严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不完全对等性，而否认了道德权利的存在。

三、道德权利的在公民社会中的表现

道德权利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法律上规定的种种权利基本上在道德上有着同样的体现，法律权利同时也受到道德的尊重和维护。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道德权利以不同于法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就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一，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道德的领域是人自由自觉活动的领域。它与法律的强制性不同，人们的行为在道德领域具有鲜明的自律性特征。人作为道德关系的主体具有的意志自由，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动性，使人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它使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念和理想进行选择，使人不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按照别人指定的方式去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来造就自己的德性和价值。因此在道德生活中，道德主体享有的行为选择的自由权，意味着行为主体有权在不同的道德价值之间、在对立的价值准则之间作出取舍，这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任何人不得干预。只有在这种自由权的行使过程中，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道德的功能、道德的作用也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然，道德主体在行使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后，如果违背了道德义务，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暂且不论。但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总有一定的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范围，这种范围也就是人们道德行为自由选择的范围。

第二，道德主体的被尊重权。这指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应受到的对待，即被尊重。人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道德主体，有着作为人的人格和尊严，他应当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某种道德角色能否得到社会认可，将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利益能否实现的问题。在特定的道德关系中，人们往往扮演着特定的道德角色，有其特定的地位、尊严和人格，因而都应受到对方的尊重。比如在师生关系中，老师有权受到尊重，因此学生应珍惜老师的劳动，对老师的教诲诚心领悟、感激在心；同样，学生也有他的人格尊严，老师也应对其予以尊重，教而不厌、诲而不倦。在买卖关系中，买者应受到的对待是卖者的百拿不厌，百问不烦；而卖者所应受到的对待则是买者的恳切询问和真诚交易。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中，病人理所当然应得到尊重，医生应对其精心治疗，耐心调理；医生也须得到同等的对待，病人应积极配合，不能无理取闹。其他诸如演员与观众、律师和委托人，都存在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就是在家庭关系中，也仍然存在这种相互尊重的道德权利。在夫妻关系中每一方都有要求对方爱自己，关心自己、体贴照顾自己的权利。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给子女以家庭的温暖和长辈的疼爱；子女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生活，给父母以爱和晚辈的孝心关怀。近年来，不断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状告子女只在物质上尽义务而忽视对其情感上的关心，一些法院在判决中对这种权利也给予了认定。尽管这种做法是否有法律扩张、侵犯道德空间之嫌仍然有待商榷，但是这种权利无疑首先应该是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第三，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从道德主体而言，他履行道德义务，是出于无偿的动机和奉献自我的精神。但是从社会和他人的角度而言，则应该对其的道德行为给予褒奖和肯定，使尽道德义务的人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虽然他自身没有要求给以公正评价的权利，但社会必须认可道德主体有要求公正评价的权利，这是社会、他人对履行义务者应尽的义务，是对权利应尽的义务。只有这样，道德主体因其行为的高尚动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满足感。从而，不仅鼓励了道德行为主体，更重要的是还鼓励了其他的道德主体向其学习，促使社会当中产生更多的高尚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评价的形式不仅包括精神的褒奖，如新闻宣传、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而且还应视其情况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有人认为，给予物质奖励会使人们基于得到奖金的目的去行善，使高尚的行为变质。当然，道德义务的履行的确不能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和动机。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认这种方式不合理的理由。事实上，善行的崇高并不因为他们在事后得到的荣誉和奖励而降低。现在有的人自己不履行道德义务，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可一见了别人拿了物质奖励就眼红，就说风凉话。对于这种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做了好事就只能默默无闻，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他们的高尚行为难道就因为他们事后得到了物质奖励就变成了不高尚的行为了吗？许多现象充分表明，不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完全尽到公正评价的义务，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往往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社会强烈要求建立的“见义勇为者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某人为了救落水儿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剩下他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需要赡养天年的父母，由谁来管？这个问题不解决，只怕见义勇为的事是没人去做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自己的道德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种权利和义务严重脱离的现象必须得到改变。因此，道德行为的社会公正评价是道德主体价值分析方面的权利的要求和道德价值的显现形式。道德主体通过这种评价来完成价值观照，看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人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就内在地包含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9]

第四，请求报答权。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它与前文所述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对等性问题密切相关。这种权利适用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甲见义勇为，帮助了处于困境中的乙，由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特殊相关性，我们并不能说乙就有权利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的义务。然而，如果乙在此之前，在类似的境况下曾经帮助过甲，那么他就有要求甲对其履行行善义务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对于行善的人来说，他在履行了道德义务之后，可能产生主张道德权利的要求。这些道德权利除了上述的社会公正评价权可能还包括对受惠人的请求报答权。这种权利的主体和与其相对应的义务主体都是特定的。但是这种请求报答权是否合理？这里涉及到一个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问题，也就是说，当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不能是以日后得到他的回报为目的，不能以获得请求报答权为行为的动机。一般说来，道德义务的履行不以获得某种个人的利益、报偿或权利为条件或动机，被看成是道德义务区别于法律义务的重要特征。道德义务的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了道德的纯洁和崇高。其极致的表达就是康德的“为义务而义务”这一经典命题。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其一，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并不意味着道德权利不存在，它不能作为否认道德权利的理由，不以获得道德权利为动机并不表明由义务行为所构成的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存在。一个人在某种境遇中履行某种义务就意味着他在相似境遇中处于义务对象的地位时亦能享有某种权利。他在履行其义务时是否意识到这种权利，或者是否把享受这种权利作为自己履行义务的动机，都不影响到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存在。其二，作为道德舆论，不能只是鼓励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非权利性动机，还应当号召人们维护由于这种义务行为而产生的道德权利要求。密尔曾经指出，施惠的人在需要救助时希望得到受惠人的报答，这是人的“最自然”和“最合理”的期望之一，如果受惠人不予报答，那等于是对施惠者的侵害，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也会使施惠的行为变得少见。可见，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不完全、不绝对的对等关系只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情境下，强调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这种对等性对于维护一种公正合理和谐的道德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1]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出版社2001年10版，第7页。

[2] 《边沁文集》第3卷，第221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2页。

[3] 同上。

[4] [美]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5]《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集》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页。

[6] 哈特：《边沁论集》，第84页，转引自：余涌：《边沁论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第34页。

道德权利例6

什么是“义务”？《法学词典》中说：义务是“法律上关于义务主体应当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表现为要求负有义务的人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被禁止作出一定行为，以维护国家利益或保证权利人（有权人）的权利得以实现。”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概括“义务”的含义，而奥地利学者凯尔森却认为“义务概念最初是一个道德上的特定概念，并表明道德规范与规范为之订立或禁止一定行为的那个人的关系。”《辞海》将义务界定如下：“法律用语。与‘权利’相对，指公民依法应尽的责任；道义上应尽的责任；不受酬。”从以上三个词义上看，义务不仅仅被认定为法律用语，还属于道德的范畴。

因此，权利与义务既是法律规范中一对重要的范畴，是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是道德规范中的一对重要的范畴。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调节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手段，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规范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种标准、一种准则，最常见的规范就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在其形成之初，与图腾、禁忌、风俗、礼仪是混杂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德规范则发展成为约束人们行为和内心的一种准则。

同样是规范，道德规范却不同于法律规范。从其形成方式来看，道德规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法

律规范则是由专门的立法机构和立法人员，用专门的、系统的文字形式制定出来的，因此很少有自发的成分。越是完备、成熟的法律就越少有自发成分的痕迹。从其作用的手段来看，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来起作用，而法律规范则靠国家机关的强制力量来实施，无视个人的良心。所以道德规范具有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道德规范之所以具有道德命令的成分，之所以具有约束他人的效用，是因为道德规范首先具有他律性。道德的他律性就是指道德主体赖以行动的道德标准或动机，表现为一种外在约束力，受外在的支配和节制。此外，道德规范还具有一种外在导向功能，即对道德主体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或能做什么。道德规范的约束性和导向性是统一的，约束性是从不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而导向性是从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的他律性直接表现的就是道德义务。由于道德义务包含着最明白无误的道德命令，所以对人们具有无可置疑的外在约束力和外在导向性。道德义务是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人们所时常感受到的对社会、对他人的一种职责，可以表现为对国家的义务、对家庭的道德义务、对朋友的道德义务等。与法律义务不同的是，道德义务是无偿的。

许多人认为道德规范的内容中不包括权利，认为权利与义务的对应统一是法律规范的特点，而道德规范仅仅表现为道德义务或道德责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中包含了权利，道德权利就是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在履行一定道德义务、作出具有无偿性动机的高尚行为后，也应该享有相应的道德权利，如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誉。从社会和他人而言，则应对这种奉献精神给予褒奖、肯定，使尽义务的人、奉献者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报答。从而，道德主体因其行为动机高尚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因此道德义务的无偿性、道德行为的非功利动机性、自我牺牲精神，不应成为否认甚至剥夺道德权利的口实。

当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有很大的不同点。首先道德权利涉及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反之则不然。在法律规范所不能调整的范围，诸如爱情、友谊关系中，法律权利是无法介入的，而道德权利却可以。其次，救济途径不同，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而法律权利受到侵害，通过法律手段惩治侵权人，可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因此相对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的存在比较容易被忽视。所以在现实中常

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最后，与义务的关系不同。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不是严格对应的关系，二者是可以分离的，道德义务不以道德权利为前提，道德权利也不是道德义务的诱因。而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则是互相对应，互为条件的关系，法律主体在履行一定法律义务后，就可以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反过来，法律主体要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法律规范就是通过规定法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

当然，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分离的特点，并不意味着让履行义务的人丧失权利。道德关系中的道德主体，既对社会或他人负有道德责任，应履行一定的道德义务，同时又享有一定的道德权利，例如道德主体的应有尊严、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受惠性（在夫妻关系中被爱、被关心体贴，在与子女的关系中被尊敬、被赡养照顾等）、履行道德义务及无私奉献行为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等等。只有既强调道德义务，又承认其道德权利，这对一定的道德主体才是公平的。

道德权利例7

关键词： 公民社会、公民道德、道德权利、     

 

一、道德权利：公民道德的题中之义 

“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就是“市民”。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他们着重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公民权利。对古希腊人而言，权利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资格，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它是公民社会的根本。而在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则强调法律对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利益的保障，特别看重个人私有权或公民权利的私人性，这对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把公民权看成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在社会中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就必须使国家保障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意识即权利意识”的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属于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中的“子民”，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臣民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单向度的国家权利与个人义务，即国家拥有无限度的权力，而个人则有尽不完的义务，从“五伦”“十义”到“三纲五常”，都是义务性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自保意识；没有自保意识，就只能企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益的社会，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范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01JA7200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周蓉（1979——）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道德权利例8

道德理论学者对于权利持有相互矛盾的态度。一些人认为，权利是任何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毫无疑问的组成部分，因此反对权利就如同反对道德秩序。许多关于权利的国际性讨论假设，尽管在有关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如何去平衡权利与其他重要价值的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每一个公正的社会都会保护有关权利。其他人则坚持，权利反映出了对道德一种有失偏颇的理解，例如守法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甚至还包括男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等，因此受权利支配的道德概念（或受权利支配的法律秩序）代表的是一种道德或法律秩序的宗派概念。

存在许多关于权利特征的相关描述，它们表明了对权利本位话语的反对。首先，权利被认为是阻碍自由追求集体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障碍。功利主义者认为，尊重权利是以合理追求社会财富为代价的。在这个反对法国权利宣言的著名事件中，边沁主要持有两个反对意见。首先，第一点，他声称权利在被社会尤其是法律体系承认之前并不存在，如果说到权利独立于法律而存在，这除了是“如此夸张的胡说八道――就像踩着高跷一般”之外，什么也不是（Bentham 1987：53）。第二点，他说“当废除权利对社会有利时，没有权利可以不被废除”（Bentham 1987：53）。其次，权利常常被指责太过利己，破坏了社会团结。马克思以最严厉的方式回应了这种指责：“没有所谓的权利可以凌驾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之上，这样的人在文明社会中只活在个人的利益和幻想之中，与群体脱节。”（Marx 1987：147）权利，尤其是“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概念相对，它维护的是贪婪人们的私欲，并且，它做出了在独立的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会束缚个人自由的假设。社会被权利讨论的参与者所认知，它是“存在于个人外部的框架，是对原始自给自足模式的限制”（Marx 1987：147）。

近期，这些指责将重心转移，转而声明话语权在本质上带有宗教属性，也即它反映的是男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的推理。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女性的思考应该依据人际关系而非权利。从权利角度思考问题描绘的是个人的自私自利与社交缺乏，反映的是男性思维方式（Hardwig 1990：61）。其他学者指责权利是一种西方概念，它没有给人类文化多样性留下足够的空间（Panikkar 1982）。相比之下，其他的文化更注重强调义务是道德秩序一部分，更能够认识到个人与社会或社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差异，甚至否认个体的可分离性。这种观点最极端的支持者将权利尤其是人权描述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是一种西方的阴谋（Teson 1985：896C7），或者认为人权与非西方社会毫无相关性，对非西方社会来说是没有意义和实用价值的（Pollis and Schwab 1979：9，13）。

道德权利例9

一、问题的缘起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以德治国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伟大实践。在这一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进程中，伦理道德中的权利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瞩目。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完整的伦理道德著作，更没有明确提出道德权利范畴，因之，这就使得道德权利成为理论界一个存在着争议的话题。有观点认为，“道德权利渗透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贯彻人类社会的始终。迄今为止的道德发展史也确凿地表明，任何道德体系都离不开对社会成员道德权利的规定，与任何权利绝缘的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体系，不过是唯心主义伦理学家的杜撰而已。”[1]因此，有学者指出“权利与道德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道德发生的前提，道德规范的对象、道德作用的基本目的之一”。[2]与之相对，有学者则认为，道德权利不是科学的伦理学范畴，道德权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危害，它使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产生混乱，完全否定了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容易导致道德万能的道德至上主义，并且道德权利论会助长利己主义的倾向，不利于改革的进行。[3]因此，道德权利一度被人们视为“”，认为一讲道德权利，就会走向“功利”，就会亵渎道德的“纯洁性”、“崇高性”。[4]这是理论界在道德权利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不争的事实是，我国传统伦理学研究中确乎有一个“道德权利空场”。在伦理学史上，康德第一次把义务作为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自此以后，道德义务一向被认为“不仅是体现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道德关系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伦理学所应当研究的最基本的道德范畴。”[5]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道德义务在历史发展中的强劲走势而否认道德权利的存在。事实上，道德权利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术语”。[6]所以，在我国确立道德权利范畴、进行道德权利研究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 道德权利的内涵

道德权利例10

    我国公民是指拥有我国国籍，充分享有我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所有成员。每一个公民都拥有两项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身份平等、人格自由。这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并承担公民义务的基本前提。公民道德可以说是一种以法律为资源的道德，公民道德基本要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献”是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内容相一致的。当然，公民道德与法律规范是有区别的。公民道德是指公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是构成公民个人品行不可缺少的道德准则，也是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础，是整个道德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实现手段上，虽然公民义务与公民道德的实现都需要自律与他律的共同作用，但前者趋向他律，后者趋向自律，不容忽视的是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依赖于公民权利建设的成功。

    我们一般不习惯于将权利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讲到道德就等于讲到了义务，虽然这种义务更多地以自觉的形式主动地履行的，但是权利与道德本来就是双向互动、辩证统一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没有权利的人(比如奴隶)，他奉献别人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奉献可以称之为道德吗?当然不，因为他是被剥夺的，因此他的奉献是没有道德价值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圆滑、世故、明哲保身，随时准备委屈自己去讨人喜欢的人，因为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甚至于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太多的人习惯于为讨他人喜欢而将内心的愿望忽略不计，本该享有的权利随时准备放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做出的道德行为有几分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尽的义务，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道德吗?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必须具备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当道德成为一个人的需要并自由选择付诸实践时这个人才称的上是有道德的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的道德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略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尊重，这是道德教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都指出，我国当前的道德失范现象，原因在于转型期的伦理精神蜕变。在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革，面临着新旧两种价值标准的冲突及双重评价标准的冲突，从而导致道德教育的迟滞低效和道德控制机制不力，道德监督功能难以发挥。换言之，就是自律没有了依据，他律没有了标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再用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人们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很恰当的，因此对一些领域的道德判断没有必要非常悲观，比如讲求效益、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家庭关系中强调夫妻恩爱和感情生活质量，虽然还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但认为其不道德或至少不高尚也未免失之武断。自律缺少依据在造成今天的道德现状中不是主要原因，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公民道德规范一是从法律上确认了必须履行的标准，二是无论从传统道德文化还是西方主流价值观都是一致确认了其正当性。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诈豪夺、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从道德认知的角度来看，几乎人人都可以作出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针对他人时)，但恰恰是因为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不道德的现象充斥于社会，我们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沉甸甸的时代课题。公民道德的缺乏，直接原因在于转型时期的道德监督、道德控制不力—没有了像传统道德一样“纲”、“常”、“目”齐备、结构完善、层次鲜明的道德规范体系。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一旦控制的力量减弱，道德的水平就大幅下降，我们应该追究导致公民道德缺乏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一直缺乏一种支持公民道德的公民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一直缺乏一种以平等、独立、自由为特征的道德主体意识，而这种道德主体意识是走向真正道德人的基础。

    针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路，现在大多还集中于如何加强控制方面，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制度伦理，希望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加强道德规范的控制能力。通过建立杜会赏罚机制来改善道德秩序，提高道德风尚水平，这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无疑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是针对现实的一剂良药。同时我们决不可忽略的是:一切外在控制的手段都并不着眼于调动人的主体性，不着眼于调动人的是非感和人格力量，依靠它是无法培养出有自律精神的道德人格的，这一点与法律的控制别无二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只是第一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在整个社会把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风貌建设成功。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不是让人成为遵守道德的木偶，无条件的服从道德规范的奴隶，而是要让每一个都成为自由、独立、幸福，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丰富的生命体。同样，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也不是愚民道德建设，而是为了人的完善而确立，使公民成为“具有丰富、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所以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关注和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完整意义上人的精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