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论文例1

文化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为文化的对象即自然、社会、人自身都是社会性地出现在人的认识和实践中，都受到社会的规定，因此文化形成了社会格局。文化受到社会的规定，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创造，都只能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的有机结合，是社会创造于自我创造的动态互渗，因而也是前定的文化积累于后发的文化生产的具体统一。因而文化创造与文化生活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它是社会创造于个人创造的规定。

文化传播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人类文化历史的统一性，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决定着社会文化因素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因此，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相互交流、借鉴的可能性。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仅国内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日益增多，而且各行各业的人们以及世界各民族、各种文化习俗的人民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密切的跨文化交流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在不同文化的人群之中。

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对一个人的个性和属性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文化发展都会产生影响。交流本身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交流有多种表现形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有种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交流、国际间的交流，同一文化中不同的亚文化间的交流等。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个人层次、组织层次、国家层次这三种主要环境下。交流不仅有不同的意图，而且可以有不同的进行方式，如：自我中心型、控制对方型和平等对话型。

文化交流论文例2

[作者简介]杨行健，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13－06

改革开放后，在两岸20多年的交流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交流利用共同的文化源流，为两岸开启了宝贵的沟通之门。可以说，两岸关系能有今日之成就，闽台文化交流功不可没。就渊源看，闽台血脉相承、文化同根，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是立基于海西地方传统的。闽南传统文化作为海西地方传统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涵精深丰厚。

一、关于闽南传统文化

(一)闽南传统文化的含义及内容

闽南传统文化泛指民俗(单民俗方面就包含很多宗族节日现象)、方言、戏曲、建筑、、民间文艺、手艺等事象。

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从古沿袭至今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象。一般而言，闽南传统文化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这种文化事象必须是从古沿袭至今的。有些产生于近代而不是从古沿袭下来的文化事象，或者对民间社会影响不大的文化事象，便不能算传统文化，一般不纳入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其二，传统文化必须具有族群认同感及世代传承特点。那些虽然从古沿袭下来，但由于中原人南迁闽南、地域及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导致迅速解体的文化事象，一般不作为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闽南传统文化，不是指单纯中原古汉文化的大量保存及继承，而是指在此基础上结合闽南本地气候、地形、土著文化等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

闽南传统文化方面：关帝圣君、玄天上帝、开漳圣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天上圣母(妈祖)、广惠圣王、水仙尊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三代祖师、惠泽尊王信仰。

戏曲方面：泉州代表戏曲南音、高甲戏、漳州竹马戏、厦门歌仔戏、潮汕与漳州云宵、东山、诏安一带戏种潮剧等闽南地区各类木偶戏。

民间手艺：木版年画、八宝印泥、剪纸手艺、木雕、石雕手艺、漆工、扎灯、染布等。

民俗方面：送王船、拾福分、普度、尾牙、端午、中秋、抢头香、割香、做功德、巡镜、镇五营、巡安等。

闽南民间文艺：舞狮、龙艺、踩高跷、大鼓凉伞、拍胸舞、漳州木偶、泉州高甲戏、同安宋江阵、小坪褒歌等。

(二)闽南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

闽南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4000万人以上。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在历史上三次大举南迁紧密相联。现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闽南语中的“十五音系统”即源于东晋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举南迁是在唐末年间，带来了唐朝的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第三次大举南迁大约在宋高宗年间，带来的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方言。这种北方方言就是现在流行于闽台等地的闽南方言前身。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原因，闽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时期中原汉族北方方言的风貌。其二，闽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习俗源于中原文化。现在的泉州地区，包括惠安、南安、晋江、石狮等县市，其工商文化和风土习俗保留着与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乡土遗迹。泉州、惠安、晋江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闽南文化在其历史变迁中，历经沧桑，但始终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土木建筑还是石雕木刻，无论是造船打铁还是渔猎农耕，也无论是婚丧礼仪还是节日庆典等，至今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余韵。其三，闽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也是泉州地区造船业最发达的时期，惠安的洛阳、白沙、西方、百崎、秀涂、崇武，石狮的坩江、祥芝，晋江的永宁、金井、深沪、东石、安海，泉州的乌屿、埔等地遍布船厂。其四，闽南地区自古以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在宋元时期，闽南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进行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发达。其五，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以海为生，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奋斗不息。闽南沿海由于其土地贫瘠、海岸线长，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深海捕捞、远洋运输、近海养殖。战狂风、斗恶浪，以海为生，成为闽南渔区人民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与现实写照。

二、深入研究闽南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闽台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总书记2006年元月视察福建时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重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闽南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厦门、漳州、泉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是台湾民众的主要祖籍地。人们常说的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也在这里充分展现。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多次交融、层层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闽南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发萌滋长。特别是作为共同文化区域的闽南和台湾，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闽南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闽南”这两个字，在海峡两岸，在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底，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理念和向往。

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闽南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可谓“一脉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基因处处可寻，构成了闽台文化之间多彩的景观。200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10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40多项与台湾地区有着紧密关系，有许多至今仍在台岛广为流衍传播。福建地方戏曲中，在闽南一带盛行的梨园戏，素有“宋元古南戏遗响”的美称，弥足珍贵，

在台湾都拥有热心的观众；歌仔戏(也称“芗剧”)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台湾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发萌于闽南，成形于台湾，返流入闽南，至今盛行两岸，成为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精美精细的木偶雕刻、雅致幽婉的南音、脍炙人口的闽南歌谣等无不传载着两岸的文化关怀和诉求。

近年来，持续不衰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的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牒展暨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使闽台文化交流更加主题鲜明、深入广泛。“闽南文化热”，也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丰富，成为维系两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我们可以期待，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必将使“五缘”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六求”(经贸、交通、旅游、农业、文化交流和载体建设)进一步拓展、合作，也必将为闽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提供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有利于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繁荣

闽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传统文化生态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个综合性试点之一。泉州拥有20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项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列省内各设区市之首。漳州是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保单位15处、省保单位58处、6个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厦门市现有7处国保单位、19处省保单位、5项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闽南三地的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占福建省目前拥有的部级和省级保护名录项目总数的51％和43％。同时，全省26个部级民间艺术之乡中，有18个聚集于此；同时还聚集了众多成规模、成建制的民间职业剧团；民间南音、北管吹奏、吟诵等民间社团更是近2000个。流布于闽南民间的乡土文化，灿若星海，美不胜收。

海内外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是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力量。热心文教、回馈桑梓，是海内外闽南乡亲和闽南籍闽商的共同心愿和实际行动。在闽南，许多文化设施场馆、民间信仰场所的建设，民俗文化活动的举行，都是在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捐资捐赠下而成；在闽南，无论是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台胞、侨胞，无不希望闽南文化代代相传、薪火不熄。闽南还是全省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基础最扎实的地区，当地党委、政府亦高度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及其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地域文化的繁荣推动海西以及全省文化的繁荣。

(三)有利于促进文化强省建设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强调文化是根、是主题，文化是软实力、是生产力。2006年3月，在厦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研讨会上，黄小晶省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任务。2008年，福建省人大开展了“一法一例”(《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还多次深入闽南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闽南文化整体保护的措施和办法。同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强调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要坚持试点先行、总结巩固、规范交流并推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有文化部的精心指导，有国家一批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有省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有闽南三地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果，从而对全国和全省其他有代表性区域文化的整体保护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福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强省建设。

三、闽南文化传统传承研究现状及举措

(一)在全国首创文化遗产学校教学机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泉州市政府就把南音纳入到了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课程。泉州师院开设南音专业，招收本科生。厦门在幼儿园开展“闽南民间艺术教育的课改实践”，在小学建立“闽南童谣基地”，在中学开设“闽南文化基础课程知识”，先后编辑出版了8本乡土教材。而漳州则在小学开展了木偶戏、锦歌、灯谜等教学课程，还成立了相关的少儿艺术表演团体。

如今，这一成功的实践已为国家政策所借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二)建立文化遗产社会普及机制。让专业传承与社会普及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厦门、漳州三市的南音、北管、咏诵等民间社团近2000个，民间职业剧团250多个。泉州专门成立了拍胸舞俱乐部，厦门举办各类打嘴鼓培训班等。2005年1月，《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福建成为全国最早以省级立法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省份之一。这将更好地保持闽南传统艺术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风貌。

(三)开展基础性的调研工作

近年来，福建省文化部门已经作了两项基础性的调研工作：一是“非遗”项目保护现状调查。调研的福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232人。调查结果显示，“非遗”项目中自我造血能力较强、有一定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的约占10％，这部分传承人既有艺术基础又善于经营，有适度的市场规模，已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规律的经营机制、实现新型的传承发展之路。“非遗”项目中自给自足式的局限型约占55％，这部分传承人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基本解决生存的问题，小有盈余。但经营模式传统、观念相对保守。“非遗”项目中自生自灭式的濒危型约占35％，这些非物质文化面临着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转业，得不到及时帮救与扶持，市场萎缩乃至濒临消亡的境地。在保护、扶持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每个“非遗”项目的个性特点和真实需求，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另外，为了记录、保存、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全面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建出版了《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双语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也是福建省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具书。

(四)设立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厦门、漳州、泉州先行开展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2008年5月，福建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学者经过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坚持“试点先行、整体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实施原则和“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实践要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省文化厅正协调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按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的要求，分步实施，协同建设，整体保护，力争在规划的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取得经验并推广。“文化遗产日”期间，省文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了部分文化遗产项目晋京展演展示；部分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览和讲座；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公益性文化场馆和“世遗”项目免费开放；地方戏展演；闽台传统文化交流项目；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农村展览等，呼应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

(五)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

近年来，“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三平祖师文化旅游节”、“漳台族谱对接和民俗展览”等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开展。

2008年，在泉州举办的主题为“弘扬闽南文化，增进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加快泉州发展”的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就有闽南文化论坛、第九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海峡两岸戏剧展演与交流、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等15项闽南特色文化活动亮相。

2006年以来，厦门海沧每年举办文化节，并先后多次成功组织了保生大帝神像赴金门、澎湖巡游，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扩大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知名度和闽南祖地文化的影响力。

2010年，刚刚落幕的为期12天的“庚寅年保生大帝神像赴台湾巡游暨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活动由台北保安宫(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承办，此次活动是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漳州龙海白礁慈济宫和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三地合办并轮流承办保生慈济文化节的第一年。活动主题仍为“健康、慈济、和谐”、“弘扬闽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分巡游活动和文化节活动，主要活动有过境踩街、仪阵表演、家姓戏、养生药膳及药材展、古迹艺术展览等。全国政协常委黄志贤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为启动仪式开锣。来自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的保生大帝神像自北向南，巡经岛内18个县市，巡游包括保安宫在内的9座保生大帝宫庙，这是保生大帝神像巡游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巡游宫庙最多、参与人数最众的一次。大陆第一部公开赴台拍摄的电视剧《神医大道公――保生大帝》也在文化节期间在台北首映。大陆方面组织巡游交流团100多人、旅游团400多人前往参加开锣仪式等活动，随后赴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等地8座宫庙开展巡游，5月6日从高雄走“小三通”返回厦门。这些活动，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展示文化遗产和促进对台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四、今后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着力点

(一)进一步理解认识闽南文化

闽南通常是指厦、漳、泉。不过，从语言上看，则有一个闽南文化圈，讲闽南话的基本上都是，如福建的龙岩、漳平，台湾地区(台湾同胞的祖籍地主要是泉州和漳州)，广东的潮汕地区，海南，浙江的平阳，江西的上饶等等。

闽南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节日，如普渡节、中原节等保留得很完整。从宗教、习俗、语言等看，闽南确实保存了许多古代的东西。最有趣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许多六朝口语词，至今还可以在泉州、莆田一带听到。

闽南的确实相当普遍，这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内地其他地方，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但是像闽南这里，每个地方，每个村，甚至泉州市区每条街道，每个铺境，都有其信奉的神。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生活密切相关，如生病有医药神，生孩子有保生大帝。老百姓某方面生活比较困难，他就会在某方面造出相关的神，如“床母”、“灶神”等。

闽南的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宗教本来是封闭的，排他性也最强，可在闽南地区，各种宗教却能共存兼容、和谐相处，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斗争基本没有，这种奇观在外地难得一见。

宗教和海洋文化关系很大。传统认为“坐船跑马三分命”，所以凡能保护自己的神都相信。闽南人地区差别很大，观念也有很大不同。像惠安人乡土观念就很重，同样是靠海，但远渡重洋经商。惠安人就特别少，而晋江人却大量往外跑。两个地方靠得这样近，就是没有互相影响。

闽南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从历史渊源来说，是中原传进来的，但传进来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它在闽南地区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而中原文化本身发生变化以后，它却很少与中原文化再进行交流。

闽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原是农耕社会，所以，闽南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第二，夷夏之辩，中原中心主义很突出。当时凡不是闽南人，都被称为“阿北仔”(闽南话，北方佬)。第三是海洋的影响。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开始，闽南人就越海渡洋，形成了新的和中原人不一样的品格。第四，宋代以后，理学在福建的特殊影响。后来到了明代，西方文化传进来，闽南得风气之先，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闽南文化。可以说，闽南华侨经历这么长时间，却基本没有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比中原人、东北人更古老。这说明了文化根深蒂固，不容易变化。而华侨来认祖，实际上认的就是文化。

(二)处理好存古与创新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闽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问题。闽南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文化积淀丰厚。方言、南音、南戏都有“活化石”的美誉。但是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个问题：对慢节奏的南音、南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适应不了、接受不了。怎么办?就拿闽南非常盛行的南音来说。厦门主张以革新来吸引观众。目前，在地处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的厦门夏商好清香美食坊新设的荷音轩，可边品美食边欣赏从演唱到表演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音表演，食客如织。可有些泉州人看了，却说这怎么行啊，这还叫南音吗?认为全变味啦。再如现在的女子十二乐坊，争议也很大，但是年轻人喜欢。这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这样的东西，越古老越好；但是因为很

古老，除了那些忠实的老观众外。年轻一代都敬而远之，它又怎么生存?

存古是优势，也可能变劣势；是优点，也可能成缺点，特别是当它成为创新的包袱和绊脚石的时候。要存古最好不要动，一切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但这又不符合时代潮流，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人的思想和欣赏习惯也在跟着发展。你要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保护继承又与时俱进是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视角要革新扩展

闽南文化面临着这么一种尴尬――说起来，闽南文化是正统的中原文化，闽南人经常以自己的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而自豪。但它又很封闭，所以造成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古董，尤其是闽南人，没有自觉地把它放在中华文化背景上来看，经常无奈地面对曲高和寡、后继乏人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这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一种地方文化若不向前发展，终究是会消亡的。这可能是闽南文化怎么生存下去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样把闽南文化同中原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保存的许多东西怎么让它显露出来?这一定要有一种前瞻的意识。首先，作为主体的闽南人，思想观念要开放、革新。其次，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些都要联系起来。再进一步，可能还要联系东南亚华文文化圈。这些都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四)政府要持续加大投入

对闽南文化的保护，政府重视很重要。政府关注了，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多事情就有条件去做。其实，从事这方面整理、研究工作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个工作不做，再过一二十年，有些材料可能就会消亡。因此，抢救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泉州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如南音、南戏方面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就很得力。最近，泉州又启动了编撰《泉州文库》的工程，准备每年拿出100万元来整理出版泉州的地方历史文献。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工程。但还有很多实质性的抢救工作需要去做。抢救的力度若能加大，损失就会减少。尽管从理论上讲。有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消亡，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损失。联合国之所以要提倡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我们能尽早采取些有效的保护措施，起码可以起到减少损失或减缓消亡的作用。何况现在还可以用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手段把它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未尝不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

文化交流论文例3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贯中西,又颇具个性的学者和作家,被公认为“幽默大师”。在其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世界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林语堂一生撰写和出版了中文著作17种,英文著作及译著达51种。他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通,自称其“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彼此融合的结晶。

一

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思想源泉来自其家庭教育和东西贯通的学术背景。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福建漳州属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地区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中,其父亲就是一位牧师。林语堂的牧师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使他与西方文化有着特别的关系。林语堂在他的专著《信仰之旅》中说:“我父亲是那视乎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们对一切新的及现代的东西,就是那种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热烈的兴趣。”他又在《八十自叙》中说:“下列几件事对我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如此的家学传统给林语堂带来了终生的影响。

1912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毕业后,林语堂来到清华学校任教,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华学校创办于1911年,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该校十分重视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林语堂醉心于《论语》、《中庸》、《大学》等传统思想经典的阅读、研究,却并不受旧有理论框架的束缚,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显得从容和睿智。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地反传统和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林语堂能独辟蹊径、反观溯源、推陈出新,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光和价值意义,反映了他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广阔性、兼容性和超前性,也反映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独特境界。

1919年秋,林语堂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在德期间,他接受了欧洲知识界的洗礼,崇尚个性自由。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他成为《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林语堂的思想非常激进,表现在其散文创作中抨击北洋执政府血腥暴行,批判封建文化观念,赞扬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一度与鲁迅来往密切,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撰写了一些富于战斗气息的散文,诸如《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闲话与谣言》等。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翦拂集》,收入此类杂文共计28篇。

在林语堂眼里,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根本的痼疾,最突出地表现在奴性、老猾、保守和容忍等方面,这既是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没有个人权利直接导致的结果,又是国民缺乏自觉的理性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原因。正是异质文化因素的加入和杂糅,才使林语堂的散文作品有着更为冷静和疏离的第三者视角,让读者在略带洋味的幽默中跟随作者一起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

学界一般认为,林语堂散文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0年代《语丝》时期,思想激进、文风泼辣的杂文体;1930年代《论语》时期,颇具个性特色的闲适小品文;台湾时期谙顺自然、文风平和冲淡的娓语式笔调。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闲适小品文。这些作品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帮助西方人士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那些揭示所谓“民族劣根性”作家所特有的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相反,显得平和而风趣。在林语堂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缺陷,不必过分抑扬,他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从而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本着这样的目的,在写作时自然不再需要凌厉与激情,而适当的幽默与闲适,正好为他的文章增添了色彩与韵味。

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邀请林语堂去执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又不断催他去美国从事著述和研究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气候环境日益恶化,于是,林语堂决定全家赴美国。此一去30年。在美国生活期间,他最初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杂志发表,向国人介绍其在美国的生活和见闻。以后专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习惯等方方面面以及中外文化的比较等内容。由于林语堂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远离种种社会矛盾,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抨击逐渐减少,而比较注意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的部分加以阐发,与以往的同类文章在心态上有着很大差异。这表明林语堂逐渐远离政治旋涡和文化斗争主战场,向传统文化回归。

由于林语堂知识广博,用英文写作十分流畅,使他的散文作品受到西方广大读者的欢迎。最有影响的是《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西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无不爱读的枕边书。它们向西方人宣传了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越性,宣传一种力求闲适、和谐的处世哲学,架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物质及精神文化冲击下,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面临空前的危机和挑战,都需要改造和转型,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而且,到底应该如何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至今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林语堂在其散文创作中对此问题探索与努力,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发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社,1994.

文化交流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G120/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6-0035-05

两岸关系从2008年开始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昔日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已为今日的直接三通和热络的人员交流交往所取代。随着ECFA的签署并于2011年正式生效，两岸经贸关系朝着机制化、正常化、一体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在后ECFA时期，人们不约而同地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点指向了文化交流与合作。2012年1月14日，中国领导人通过执政期末考试获得连任，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到了又一个宝贵的4年。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及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在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的当前，这一议题并非如想像的那么简单。笔者拟就此议题作些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一、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从文化的功能属性看两岸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涵盖了人类所有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后者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本文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后者。

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文化与人或人群有关，凡人类活动留下的印记都可说是文化，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创造的文化会有不同的特征。文化会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演进，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对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指导作用或反作用。由文化的上述属性可知，民族与文化密不可分。斯大林曾对“民族”一词下过很精典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1]，决定着民族的精气神，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

文化研究还证明，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是文化的自然属性。一种文化元素被创造出来之后，不可能只为创造者独有，必然会影响接触者，进而为一群人所共享，再进而向邻近的社群扩散。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在进行中会遇到多种情况。一般来讲，适用的被采纳或扬弃，不适用的被抵制，完全接受或完全排斥都不大可能。但强势文化（以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的综合实力为后盾）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肯定高于弱势文化，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

可见，文化具有传递知识、型塑观念、规范言行、激励士气、引导方向、向外扩散、自然濡化等功能。对个人而言，文化具有塑造人格、实现人的社会化等功能；对民族和社会而言，则具有整合和导向两大功能。“整合”的对象包括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制度建构等。其中，价值观的整合最重要，是行为规范和制度建构整合的基础。“导向”功能包括人的教导训化、社会的管理协调、防止负面导向发生等。

从文化的相关功能界定可知，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文化的教养，必将陷入思想与行为的混乱当中；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文化的濡化粘合，必会陷于四分五裂和民族精神的倒退当中。换言之，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有赖于文化的规范和导向，民族振兴和国家统一则有赖于文化的振兴与整合。海峡两岸自1949年陷入敌对状态，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例如，国共两党对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争议，国际两大阵营在社会制度与价值观上的分歧等。在时隔60多年后两岸关系步上和平发展道路的今天，两岸文化大交流特别是心灵情感精神层面的沟通，不仅有利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化解敌对情绪和历史恩怨，实现大和解；而且有利于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早日复兴和国家最终统一。这是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二）从两岸文化差异看两岸文化交流的迫切性

总体上说，两岸文化均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它们都以汉民族为主体，在语言文字、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等方面一脉相承。但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差异，特别是近代特殊的历史命运，以及在发展道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台湾文化已被打上与祖国大陆母体文化有所不同的印记。有学者将这种文化歧异归纳为“历时性差异”和“同时性差异”两种[2]。“历时性差异”是指“处于同一时空背景下，但是由于现代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台湾因现代化进程较大陆起步早，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均领先于大陆，并连带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特别是价值观念发生巨变，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理念深入人心，形成某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大陆因各种复杂原因现代化进程较台湾滞后，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台湾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两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性差异”是指“在同样或类似的发展节点上，不同的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台湾文化具有移民文化、海岛文化和亚热带到热带的乡村文化三大特点。大陆文化则具有“原生性和相对性”、“顽强性和保守性”、“务实性和世俗性”等特点。

对于此种差异，有学者认为，“历时性文化差异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缩小，同时性文化差异则更多地反映了大陆与台湾的不同文化特点，不会轻易改变”。笔者基本赞同这种看法，但认为近代以来清廷战败割台、日本殖民统治50年、台湾光复后发生“二二八”镇压悲剧、当局入台实行高压统治、大陆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走过的弯路、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以及李登辉、执政时期推行极端本土化路线等，对台湾民众的情感心态以及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前途抉择等思想观念影响甚大，不是“历时性差异”所能完全解释的。这种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掺杂其中，可称之为“结构性矛盾”，对此点需要特别注意。相反，大陆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也包括了移民文化、海岛文化和热带文化的特点，故两岸文化的“同时性差异”并不算大，或者说不适合对两岸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3]。“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不同质的文化，可根据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行区别。”[4]如果以价值观作为评判两岸文化异同的重要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两岸文化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歧异性。在传统部分，两岸共同点较多。但若就现代部分来看，两岸的文化内涵实已发生了极大的分歧。台湾的文化内涵约等于“传统文化+孙中山三民主义+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其他文化”之和。台湾在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更接近西方。大陆则受到马列主义和前苏联的影响较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精神文明。所以，两岸的差异还是明显的。认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5]。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许多台湾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两岸的文化差异、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李登辉、执政期间全面推行“去中国化”产生了化学反应结果。台湾同胞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对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近几年来，两岸虽展开了空前全面的大交流，两岸的经济社会联系也空前紧密，但台胞的认同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浅层的交流还使一些人更深化了对台湾的认同，表现为“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下降，主张“”的比例上升。这对祖国大陆无疑是一极大的警讯，表明当务之急必须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两岸文化交流更是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相衔接的中介，经济交流外溢的政治效益的增多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联结。因此，文化交流既必要又紧迫，只有通过深入、持久的文化交流，双方对差异产生的原因有深刻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才会有更多的理解，有了理解才会有包容，包容之后就会有谅解，彼此谅解才会建立互信，最后才能达到真正的认同[6]。

二、两岸文化交流的动力

首先，两岸文化的亲近性决定了两岸文化交流较具吸引力。两岸同文同种，两岸同胞所创造的精神财富都应纳入中华文明的宝库。两岸同胞不仅有共同的“语言文字”，还有共同的精神底蕴。正如有人所评论的那样：“台湾无处不中华”，抽掉了中国元素，所谓的台湾文化将不存在。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简称“12·31”讲话）对两岸文化的联结有过精辟概括。他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7] 台湾一些政要也说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是“两岸真正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两岸交流的基础”。

其次，两岸交流的立体性决定了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交流缺一不可、相辅相成。2011年，两岸经贸总额突破1600亿美元，两岸人员往来达到700万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大陆早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对外投资第一目的地、第一大观光客源地。与此同时，台湾也是大陆的第七大贸易伙伴、第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市场。两岸通婚人数已达32万对，常住大陆的台胞有近百万人。如此高密度的经济、社会联系决定了文化交流如影随形、不可或缺。三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是确保两岸经济社会交流长期、可持续、良性循环的需要，仅有经济、社会而没有文化的交流是不完善、不健全的。

再次，两岸文化交流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两岸百年疏离与数十年的政治对立严重影响了同胞之间的感情。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更呼唤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国共两党顺应两岸主流民意和时代潮流，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价值观的隔膜已成为制约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2005年与连战会谈公报指出，要“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有助于消弭隔阂，增进互信，累积共识”[8]。“12·31”讲话的第三点专门就“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进行了阐述。中国荣誉主席吴伯雄也颇有洞见地指出：“两岸关系是否能持续且长远地发展，是否能在不远的未来产生实质性的更大突破，文化平台上的沟通、往来与融合是问题解答的一个关键所在。”[9]

最后，两岸发展模式值得互相学习借鉴。以历史的眼光看，两岸在近现代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都曾走过弯路，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台湾在战后短短几十年里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发展出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色和社会氛围。台湾的教育事业、文创产业、全民健保、志工文化、社区文化、科学园区建设等经验很值得大陆借鉴。同样，1949年后大陆虽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奋起直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举世惊艳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值得台湾尊重和学习。两岸相互学习借鉴不仅会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还可以产生“1+1>2”的效果。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这种背景下，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正当时。

三、两岸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

两岸文化交流虽然具有内在的动力和要求，但也存在着制约因素。从台湾方面来看，当局自认为台湾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具有优势，想要扮演“中华文化的领航者”角色，但他们又感到底气不足，担心没有领航大陆的能力，因而对于大陆敦促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存有戒心”，“害怕被‘锁定’或‘套牢’”[10]，表现出一种欲进还退的矛盾纠结心态。现阶段两岸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两岸综合实力不对称影响台湾的信心。首先，台湾的发展模式虽然精致，但毕竟幅员小、人口少，面临的矛盾问题比大陆简单许多，不能与大陆面临的矛盾问题的错综复杂程度相提并论。其次，台湾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主体，政治上缺少国际承认，经济上对大陆依赖颇深，安全上没有自保能力，使其担心一旦两岸文化交流全面放开，台湾不仅影响不了大陆，反而会被大陆所“统战”而丧失主导权。再次，大陆近年来发展迅速，已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软硬实力均在增长当中，未来发展前景更不可限量。最后，大陆市场大、机会多，文化发展潜力无穷，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台湾则市场小、机会少，对人才的吸引力小。综合比较各种因素，台湾对政治和安全的顾虑超过了其对文化的自信，其欲以小领大不免心虚。

二是岛内政治生态对当局的大陆政策构成极大的制约。与一般情况不同，台湾政治的特点是蓝绿对抗，彼此在“国家认同”和两岸政策等重大、根本问题上存在高度分歧。以、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对两岸任何交流均以“一边一国”的视野进行审视，几乎“逢中必反”。执政时，推行文教“去中国化”，并反对直接“大三通”。重新执政后，处处掣肘两岸交流，既反对签经济ECFA，也反对开放陆生、陆资、陆客入岛，其实质是害怕两岸大交流会使两岸民众亲近，动摇“意识”和“认同”，从根本上断了“”的路。在2012年1月的台湾大选中，虽然实现了连任目标，但赢得艰辛，胜选后民望下跌，加之台湾经济迟迟不见好转，更增添民怨。这些均限制了当局在大陆政策上采取更大的作为。

三是两岸文化交流政策的政治功利性影响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两岸文化交流是服从服务于各自政治目标的。两岸政治对立尚未结束，也连带影响到两文化交流的政策。主张现阶段两岸“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不统不独不武”，“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其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目标是向大陆输出“台湾经验”，输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以求“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在中华文化指导下，找出解决争议的方式”[11]。这与祖国大陆对台政策明确以“两岸一中”为基础，以“反独促统”、和平发展、振兴中华为目标有很大的区别。这对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也有一定影响。

四是价值观歧义影响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推进步伐。两岸在一些重大价值观上存在歧异。由于两岸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阶段性发展任务、目标不同，也由于美日等外部势力企图利用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以台促变”，遏制中国大陆崛起，动摇乃至改变大陆的社会制度，大陆在推进两岸文化交流时也有一些顾虑。大陆担心交流的门开得太大、速度太快，会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混乱，进而影响内部政治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故对涉及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譬如广播影视、报刊杂志、互联网、印刷出版发行等的开放非常审慎。

可见，全面的文化交流对两岸任何一方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两岸尽管都重视文化交流的特殊作用，但都持审慎对待的态度。这种情况说明“两岸最大的合作基础在于文化，但两岸交流最艰难的障碍也在于文化”[12]。这是两岸文化ECFA迟迟提不到谈判桌上来的根本原因。

四、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路径

两岸关系的持续和平发展，两岸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前途抉择的整合，中华文明的传承弘扬都离不开文化交流。制订一个能够涵盖双方立场、有助于双赢结局的两岸文化交流战略，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新形势下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路径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要寻找两岸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应该看到，虽然两岸（包括国共两党）在思想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仍然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交集点。两岸具有三大基本共识：两岸在法理上属于“同一个国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13]，反对“”、坚持“九二共识”[8]；文化交流是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与理解，抚平历史创伤，缩小心理和观念差距，化解彼此敌意、误解与成见的有效途径，可以产生双赢或多赢的结局；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振兴中华文化。这三大基本共识是现阶段两岸执政当局能够克难前行、不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确立两岸文化交流的坐标。两岸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振兴。这与两岸同胞的福祉、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但是，最终目标的达成应通过若干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来实现。基于两岸关系的现状，两岸文化交流应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地达成整合的目标。第一阶段，应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缩小因长期隔阂和发展落差造成的认知差距，重建同胞信任。第二阶段，应通过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促进观念融合，重新塑造出能为两岸民众所共同接受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价值观。

再次，要端正两岸文化交流的心态。在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两岸均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民为本，秉持平等、善意、理性、务实的情怀，正视彼此文化差异和交流顾忌，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向而行。从大陆方面来说，应该秉持“以大事小以仁”的古训，率先展示祖国大陆的博襟与自信，同情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理解台湾同胞对待两岸关系的复杂心态，包容两岸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层面的分歧，虚心学习和借鉴台湾好的发展经验，耐心化解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误解和成见，坚持通过持之以恒的交流来重建两岸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

最后，要采取务实分类渐进的做法。两岸关系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深化期的每个议题都更接近两岸的结构性矛盾，涉及两岸政治互信的程度和两岸各自内部的整合，特别是台湾内部蓝绿矛盾的整合。在目前两岸签订文化ECFA时机尚不成熟的背景下，两岸应遵循“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思路[14]，遵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做事规律，务实地推进文化交流。作为软实力的文化不能搞强制输出，只能靠人与人在接触交流当中耳濡目染、自然抉择。两岸文化融合整合的关键是靠交流实践。在现阶段两岸关系形势下，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的做法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和努力的空间。两岸文化交流可以从具体行业、事业和企业入手，从两岸都有需要、都有利或至少都无害的部分先做起。两岸在文创产业、教育交流合作、传媒合作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为两岸大力开展这些领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两岸可以努力探索签订文创产业ECFA、教育ECFA、影视ECFA、出版传媒ECFA等，成熟一个签订一个。

近年来，两岸进行了一些积极务实的探索，推动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纵深推进。2009年，国共两党有关方面在长沙举行了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教交流合作为主题，提出了数十项共同建议。2010年，在台湾举行的两岸高端文化论坛达成“共识”。2012年，台湾文化部门新任负责人龙应台提出召开“两岸文化前瞻论坛”的建议。大陆也不断呼吁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机制化建设。2012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多项涉及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共同建议”。其中有些建议根据形势发展加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五、结束语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步上了和平发展的轨道，并取得极大的成果。但是，两岸政治对立尚未正式结束，两岸同胞在思想观念和情感上仍存在着较深的裂痕（特别是岛内社会在政治认同上高度对立），两岸关系的改善还只处于初级阶段。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文化交流，因而文化交流要比其它任何领域的交流都更为深刻、更为持久、影响更大。确保两岸关系可持续地和平发展、良性循环，就必须始终不渝地推动两岸的文化交流，将文化交流贯穿于和平发展的全过程，使之与经济、社会的交流融合乃至与政治的整合同步。两岸文化交流要逐步减少存在的顾虑和担忧，逐步建立起两岸文化交流的共识。在现阶段，重点工作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和机制化运作，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未来几年，两岸应力争在签署文化交流协议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使两岸人民的感情联结得更紧，心理距离拉得更近，观念差距缩得更小，从而为和平发展、互惠双赢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两岸文化交流将最终实现两岸文化的融合与再造，使中华文化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贾庆林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的讲话[EB/ OL].中国新闻网，（2009-07-11）.？coluid=1&kindid=0&docid=101371642&mdate=0713001516.

[3] 程.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07.

[4] 陈耕.台湾文化概述[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352.

[5] 先生就职演说全文[EB/OL].联合早报网，（2008-05-20）.？coluid=93&kindid=7490&docid=102026753&mdate=0302004154.

[7]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2008-12-31）..

[8]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与中国主席连战会谈新闻公报[EB/OL].新华网，（2005-04-29）.？coluid=7&kindid=0&docid=101371411.

文化交流论文例5

前言：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领域的问题和历史作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传统历史研究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然后，专门针对于丝绸之路文化领域的探讨文献却不多，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的形成背景和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并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意义进行逐一分析，不断对传统丝绸之路中的形成早期文明M行探索，以期能从中找出一条促进现代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一、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笔者作为一名高中生，对我国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从初中到高中，历史教材不仅对我国传统丝绸之路有详细的概述，也对其中的历史意义与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做出整理。具体如下：

文化的组建过程主要是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不断渗透形成的，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其中物质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由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活当中，精神文化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慢慢对人们产生影响。所以，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往精神层面的文化较制度、物质文化的传播速度慢一些。

早期丝绸之路的交流主要对文化与制度方面的交流较少，主要以物质之间的交换为主。然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又带动着各领域的技术经验相互传播，其中西欧国家的丝绸、冶金和水利灌溉等级数多数有我国的“丝绸之路”进行传播的，国外的玻璃制作和糖果制造技术亦是通过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不断在中国得到发展[1]。随着物质文化的交流不断升温，国外的宗教文化迫切希望能够通过丝绸之路来讲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进行更为广阔的传播，中国由此开始引进以宗教为主的各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宗教领域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和天主教等。与此同时，我国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亦得到不断的传播，是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各种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唐朝时期精神层面的文化丰富多彩。随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逐渐加强，制度文化以被动的形式在各国之间不断进行相互渗透，制度制度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过程中几乎没有形成友好的交流方式，通常以战争的形式不断渗透，在战争结束以后，往往战败一方民族便会被强行渗透制度文化，以此来保证制度文化的传播效率。

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课堂教材中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资料进行整体，对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做了如下总结：

（一）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丝绸之路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我国传统古典文化进行了有效的传播，并将印度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吸取。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便在我国有了初步的发展，在这一关键发展时期，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古典舞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将融合中的禅宗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完美结合，进行形成了具备佛教文化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对我国后现代的精神文明交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

（二）促进了中国技术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使得我国“四大发明”走上了全世界，成为现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的基础。纵观现代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现状，多领域受到中国“四大发明”的影响，因此，亦可以说文化交流对世界文明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通过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将技术向世界进行推广的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括陶瓷、茶叶、冶金、纺织和铜镜等。这些中国的技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均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引入外国文明，为中国文化加入新鲜的血液

丝绸之路的开放让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引进了外国文化思想和技术经验，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经济印象，其中技术方面，有玻璃制品、西方医学和天文等。饰品类有象牙、犀牛角和琥珀等名贵物件，后期这些名贵的饰品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进行有效的结合，例如中国的折扇文化，扇骨和扇钉等均用西方的象牙来进行制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添加了更多的西方艺术魅力[3]。此外，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我国还积极引进了外来的食材，如马铃薯、草莓和芝麻等，这些外来食品的引入不仅让我国传统的经济农产品更加呈现多样化，同时也对中国的美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密切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后现代全球一体化的雏形思想，即打破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作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先驱路径，是正确的选择。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更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参考文献】

文化交流论文例6

1 导言

跨文化交际是普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959年霍尔《无声的语言》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始”(顾嘉祖，2008)。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跨文化交际（主要是中西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派如火如荼，热闹非凡的景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已有3000多篇。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学者有很多的看法。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思想，认为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现在需要改弦更张，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因为它采取的是以综合思维见长的思维方式，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可以挽救西方因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空洞等危机。此论一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反对者中有人把他归入新文化保守主义。为了避免误解，后来季羡林先生换了个说法，叫做“东西文化互补论” 。(季羡林，1996)

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他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现在已是新中国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这种交流的趋势依然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很可能还要延续下去。关世杰(1998)预言：今后几十年内，中西文化交流依然是中国的输入远大于输出。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应该是一个互补和互动的过程。

2中国文化应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将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化也必将融入这一世界化的文化发展浪潮中，并向世界全面展示自己的风采。对中国来说，全球化浪潮已无法躲避，并已深深卷入其中，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综合表现。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的必然要求。在世界各种文化中，中国文化是最强调“和谐”的。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和谐文化。然而，很多西方人对此没有正确认识。这可以从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已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西方国家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忧心忡忡，各种遏制中国的理论纷纷抛出，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是中国，并断言儒家文明必将与伊斯兰文明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因此，他提出要对中国采取遏制策略。这一理论似乎在西方国家引起共鸣。这一点可以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中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看出。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一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宣传中国的文化，让世界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全球化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断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能够走向世界是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所决定的。中国文化以她的博大精深赢得了世人的认可和称赞。在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学习中国文化。199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中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这是世界文化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在跨文化交流中自觉地把“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中国文化精神传扬到世界，让“孔子的智慧”泽被全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张丽霞，1999）

中国文化能不断赢得世人的认可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还因为中外文化具有很多同一性。中西方文化虽然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在它们各自内部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与对方相似的文化因素。

“慈爱”思想是中西文化共同的道德原则。各自虽在表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意义和道理相近似，例如，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中西文化均要求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爱护他人。我国儒家文化的主导精神是“仁”。孔子指出，“仁”就是“爱人”。佛家胸怀大慈大悲。慈者，是以深度的爱护之心予众生以快乐幸福，悲者，是以深度的同情怜悯之心拔除众生的诸苦。西方的基督教则倡导“爱人如己”，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有灵魂的安宁。《圣经》的旧约全书中的《约伯记》列出约伯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意帮助；孤儿求助，我就伸出援手。

在思维方面，中西之间的差异明显，但是任何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都不可能只用单一的思维方法，而是多种方法并用的。因此，逻辑的、非逻辑的，理性的、非理性的，直觉的、感觉的、实验的、推理的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里均有。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在不同的思维阶段，是以某种方法为主罢了。

在民族性格方面，东方人过于拘谨、保守，过于喜欢宁静；而西方人则过于放肆、冒进，过于好动。理想的人格应当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当是勇敢，直率与文雅、含蓄的结合体。西方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取奋进精神，要求人们自制、自省、忠诚、勤奋。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孔子关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家喻户晓的名言，正表现出东方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孔子也反对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这种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尽职尽责的态度同西方新教伦理的进取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

此外，中国文化的“和谐”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接受，并成为中西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和原则。

总之，纯而又纯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多种文化的要素、成分，不存在由单一的成分构成的文化。就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们很像是一幅太极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我中的你和你中的我都处于次要地位。（严春友，2001）

3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更需要我们多了解西方文化

首先，在与他文化交流时，我们要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但在“求同”之时不能忘记“学异”：学习一切对中国文化有益的进步文化。关世杰认为跨文化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中，既要注意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更要注意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Stee，2007）。中西跨文化交际的冲突往往缘于彼此的不同点，学习西方文化就是学习其各个层次的不同点。学习西方文化可以从三个层次入手。根据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的分析，文化概念有三个层次（陈峰君，2003）：

第一个层次是所谓“文化”，即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其特点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超越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它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社会风尚，如各国各民族饮食，衣着、装饰、建筑、音乐、舞蹈等。在这些方面各民族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无所谓高下、正误之分，也无阶级局限。因此，中西这一层次的文化的交流、交换、学习和引进，对丰富中国文化生活受益无穷。

第二层次是“科学理性文化”，它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除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的体系，是人类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智能的结晶。它是没有民族、没有阶级、没有国界的，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其水平有高下之分。我们应学习、吸取、接受先进的发达的科学理性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 转贴于

第三层次即“思想道德文化”，包括世界观、道德规范、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理想等。这一层次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它相对比较封闭和顽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既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又有鲜明的阶级性；既有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又有保守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对此正确态度应是取长补短，去弊兴利。

其次，要挖掘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点，特别是与创造有关的理论、方法，但是要避免机械照搬，应深入研究阻碍中国人创造性发挥的真实原因。(梁莉春，2002)

4 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成功的人能够识别各种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入乡随俗”这个成语在跨文化交际中还是最适用的。唯有提高跨文化意识，了解对方文化，尊重文化差异，并寻求容纳的方式和手段，才能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以促进国际间的有效交流。

参考文献：

[1]顾嘉祖.今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向何处去？[J].中国外语，2008(1)：103-105.

[2]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6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3]关世杰.试论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50-58.

[4]张丽霞.传统文化修养与跨文化交际[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2)：70-72.

[5]严春友.论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互补[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82-91.

[6]陈峰君.文化与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取[J].国际论坛，2000，(3)：62-68.

[7]梁莉春，张洁.试论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交流[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5-38.

[8]Stee，J.K&Michael，H.P.Intercultural Perspecties：On Chinese Communic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9]http：//2008red.com/member_pic_395/files/ngfxtyywz/html/article_3615_1.shtml.

[10]http：//hi.baidu.com/xiabing_520/blog/item/b49645cbec03341dbe

文化交流论文例7

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意识和主文化。增强意识形态的自觉，有利于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主导方向。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意识形态泛化”曾给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些同志却表现了“意识形态淡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意识缺损，这对我们党、国家、民族仍然十分危险。前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源于意识形态主文化的自我瓦解，也就是西方所谓的“不战而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当前，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克服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的冷漠化、自发化、摇摆化的倾向，切实把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文化建设中培育科学、成熟、自觉的意识形态观念。要增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意识、主导意识和阵地意识，强化党的理论、路线、纲领、经验的教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我们强调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高度，是突出文化建设中政治的敏感性、指导的方向性、开放的前沿性、继承的创新性和群众的实践性的需要。我们只有增强了意识形态自觉，才能坚定正确的信仰、信念、信任、信心；才能支持健康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做到守土有责；才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最终才能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

二、站在时代哲学的高度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现实中，某些经济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贫困；某些文化的贫困，不如说是哲学的贫困。哲学在曾经遭受了庸俗化的侮辱之后，今天又经受着冷落化的难堪，在一些人世俗功利的眼中，哲学已成为无家可归的无用之学。这正是当今社会中痞化、浮躁、灰色之风弥漫的深层原因。

哲学以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构成反思对象，是关于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学说。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达到时代哲学的高度，才能超越于经验，关注精神本身，不断在新的层面上追究信念的前提，探索思想的根据，反思价值的标准，改变现存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理解、创造、捍卫、传播真善美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真正摆脱神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权的依赖性，冲破困惑，走出平庸，跨向崇高。这正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内涵。

达到时代哲学的高度，一要增强历史意识，学习和研究思维、思想、精神的历史，把握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相互辉映的历史理性；二要增强现实意识，学习和掌握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把握思想中的现实与现实中的思想的结合，体现与时俱进、兼容向上的时代精神；三要增强逻辑意识，强调自我的反省，思维的撞击，敢于提出新问题，向习以为常的观念挑战；四要增强境界意识，养育与时代哲学相称的开放兼容、高举远慕、慎思明辨、穷理彻源、识根达本的胸怀、视野和气概。

三、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因此发展先进文化，特别要突出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文化交流论文例8

语言是文化的外壳、文明的载体，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由此产生的相关文献与信息都具有较高的跨文化研究价值。华语在《辞海》中也称汉语［1］，同处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的汉语族（华语）地区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三地（以下简称三地）都是使用汉语的主阵地，同时又是各类汉语文献与信息生产和交流的主阵地。不同语言的互译可以产生大量的文化冲撞现象，跨文化冲撞是指意识形态内容或形式存在歧异或不同点，兼有冲突或碰撞的涵义。三地同根同源，有着相近的文化内涵，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应该是相似的，似乎不会产生文化冲撞，但在汉语族中，文化的冲撞现象在许多领域不仅存在而且更为凸显。

1.汉语族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

电影作品作为重要的跨文化交流文献经常通过译制片被广泛传播，这是典型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三地都既充分考虑正确传递作品的语言信息，又有效地传达作品文化信息的内涵，通过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的转换以译制片或加载翻译字幕的形式把这些电影作品内容呈现于我们。如“Harry Potter”这部著作或电影作品在汉语中可以被翻译为“哈里波特”，而更多却被翻译为“哈利波特”。从原版译名上看，三地并没有文化冲撞现象，但通过纵向对比发现了歧义和不同点，这种汉语内的简单歧异其实也是跨文化冲撞。奥斯卡电影节处于世界九大电影节之首，调查显示它所评选出的最佳影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可称有代表性的跨文化研究文献。若取1929年至今的83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作统计分析，再取三地正式译名各一个（使用频率最高者），通过三地对比有4部作品的汉语译名：“窈窕淑女”、“午夜牛郎”、“教父”、“芝加哥”相同，我们不考虑简繁体字的差别也仅有21部相同，另外62部出现两者以上不同译名的现象。通过对比后我们发现，汉语族内跨文化冲撞现象比中西方文化冲撞现象更加凸显，这种凸显的同语言环境下文化冲撞不完全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后的二次传递结果，但我们暂把它称作“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

2.电影文献片名信息是有代表性的跨文化交流信息元素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所遇到的电影文献有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语言特征强的特点，它是有代表性的跨文化交流文献。由于信息数字化和网络的发展，人们通过信息检索获取信息资源和网络文献已经成为习惯行为。所谓技术发展推动服务内涵就是如此，如今电影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结构化数据或元数据，这些结构化数据或元数据中的“公有信息”元素担任95％左右的信息搜索任务。所谓“公有信息”是指公共信息元素，在电影文献信息中通常包括片名、制片、编剧、导演、演员、简介等内容描述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被有远见的搜索引擎供应商首先看中并用于商业信息服务，它的优点是蕴涵丰富的“知识性”，而且对它们的使用无知识产权纠纷。在电影文献信息搜索中，恰巧电影片名信息是公认和使用最广泛的信息检索点。在通用搜索领域，信息检索点因为文化冲撞造成的不确定性或不准确将不利于搜索结果的准确反馈，这就是跨文化冲撞影响到搜索领域的一个例证。

3.汉语族电影片名复杂的二次跨文化冲撞因素分析

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并不是三地间的特殊现象，它是存在于许多特定语系与语言中的普遍现象（3.3节），但本文仅探讨汉语族三地的情况。我们将通过意识形态内容或形式存在歧异或不同点来寻找二次跨文化冲撞的具体原因。取上述83部奥斯卡作品的译名作进一步分析后，总结出以电影文献为代表的产生二次跨文化冲撞原因如下：

3.1电影片名翻译多样化

电影文献片名的翻译活动属于不同语言间的文字交流过程，只要涉及语言翻译，语句语意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就不可避免；再者电影是艺术作品，翻译它的过程往往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就更容易引起翻译多样化。其文化涵义为“不同翻译者的自我表现不同”。常见如下：

3.1.1直译式

直译式包括音译和意译两种，如下所示（以下中国大陆省略标著；中国台湾简称“台”；中国香港简称“港”）。

①音译，此类以姓名为主的名词，也可为地名、物件名。如：“Gigi”译为“琪琪（大陆、港）”；“Tom Jones”译为“汤姆.琼斯”、“姆斯（台）”；“Oliver!”译为“奥利弗!”；“Rocky”译为“洛奇”、“洛基（台）”；“Annie Hall”译为“安妮・霍尔”、“安妮霍（台）”、“安妮・荷（港）”；“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号”、“F_尼（港）”、“F_尼（台）”等。

②意译，此类常见于对简单的词、短语或句子的字面翻译。如：“Winings”译为“翼”；“Grand Hotel”翻译为“大饭店”；“Lawrence of Arabia”译为“阿拉伯的劳伦斯”；“West Side Story”译为“西城故事（台）”；“In the Heat of the Night”译为“炎热的夜晚”；“The Sound of Music”译为“音乐之声”等。

3.1.2以作品内容意译

此类按照作品所叙述的内容翻译，与原名字面意思有较大出入或无关，往往处于翻译中的“忠实”与“写意”之间。如：“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Casablanca”译为“北非影（台、港）”；“Gigi”译为“金粉世界（台）”；“Brave Heart”译为“梅吉勃d之英雄本色（台）”等。

3.1.3完全艺术翻译

这种翻译方式以追求艺术的再创造为目的，兼顾作品内容的表达，它与原名字面意思通常无关，是明显偏重“写意”的翻译，这属于翻译中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如：“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译为“浮生若梦”；“The Lost Weekend”译为“醉乡遗恨（港）”；“The Sound of Music”译为“真善美（台）”、“仙凤hh（港）”等，当然还有人为“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应归此类，这种界定当然值得探讨，本文不赘述。

3.2汉语族简体繁体文字的鼎立局面

从上节的列举中可以看出：汉语的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地域差异造成许多电影片名信息二次跨文化交流冲撞现象。虽然同是“Tom Jones”，中国大陆译为“汤姆・琼斯”，而中国台湾则译为“姆斯”，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一般共识是：不同语言间的跨文化现象本质是由翻译引发的，并且翻译的准确性和理解上的差异引发跨文化冲突和误解，而在汉语族地区存在的部分二次的跨文化现象，就是汉字的简体和繁体的不统一造成的。美国的《纽约时报》早在2005年就刊登了“简体字打败了繁体字”的评论，2007年美国《圣贝纳迪诺太阳报》更是说“用简体字已成潮流”。这观点可能过于乐观，不过，在汉语文字的官方使用中，中国大陆自1956年后正式使用简体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继续使用繁体字，但随着三地经济文化交流逐年加深，三地的用户在语言文化和文献信息交流中同时阅读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壁垒已经很低，人们有能力同时接受简体繁体的现状增加了三地电影文献二次跨文化的冲撞几率。

3.3相对独立的文化实体

这点符合影响文化多元化因素中的“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个体化为基础”的定义。世界上许多同种语言区域内各自进行文化管制是不足为奇的，正如第三世界中经历过前殖民地统治时期而形成的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等区域［2］，汉藏语系区域也存在同样问题，其中汉语族内的三地文化由于政治历史问题相对独立发展。那么，电影文献片名翻译也必然受命名权、译名权与版权等相关知识产权法的约束。即一部作品的放映权、出版发行权和网络服务权通过授权转让后，授权者才可获得作品的译名权。一部比较知名的电影作品可以全球传播，造成三地重复引进同部作品现象，其现象主要集中在世界9大A级电影节的参赛和获奖作品引进中。因此，与此相关的文化交流和文献信息的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暂不可改变。

4.拆除汉语族电影文献片名二次跨文化交流障碍

综上所述，汉语族的电影文献跨文化交流并不停留在常规的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基础上，汉语族内二次交流同样重要。这些称为二次跨文化的冲撞现象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其指导思想是疏导利用而非阻断忽视。要解决好汉语族电影文献片名二次跨文化冲撞可以进行如下考虑。

4.1更新认知观念

跨文化冲撞源于文化交流的多元化，语言交流同非语言交流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笔者赞同保留现有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多元化是不变的方向观点。文化冲撞的合理解决要通过文化不断的总结与积淀，不是语言交流完毕立即宣告文化冲撞结束，期间不仅要考虑使用者的共鸣，而且要通过文献与信息的长期交流而达成共识，有时又需要在具体方面如：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力求避免冲撞。我们也许很难通过单一的电影片名信息完整表述二次跨文化冲撞现象，所谓窥一斑难以知全貌，但它足以凸显电影片名信息对于研究跨文化的价值。现实中，众多的二次跨文化交流文献信息出现在我们周围，它们相对孤立又不断相互冲撞，我们通过正视电影文献跨文化交流的现状，包容文化差异，就可以在分析中西方文化互补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汉语族内部文化的二次互补。在此我们将可以从容的欣赏和比对汉语族地区跨文化电影文献信息的繁荣景象，不用评比谁的译名好或差，这是对真实的汉语族内电影文献片名的二次跨文化交流现象的诠释，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容、互补和丰富，而力求减少互损和冲撞。

4.2建立数据标准

重视汉语族中有代表性文献信息的数据采集，如电影文献片名信息元素的数据采集，在此领域，它可以缓解汉语族内电影片名翻译文化冲撞现象。三地的官方出版发行机构可以针对汉语的特点联合制定数据采集标准，如在已有的电影文献元数据中专门制定电影片名数据采集规范或单独为电影片名翻译和收集制定结构化的标准，其中可以重点关注电影作品的知名度、地区语言、电影库的使用者等重要的影响因子。

4.3协调共享平台

应该在三地建立共建共享数据信息交流平台，逐步实现汉语族内跨文化的融合。如在汉语族电影文献信息领域，可以通过协助、共建、共享，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解决相关问题。届时，用结构化或元数据为标准建立起的专业电影文献垂直搜索引擎平台可构成跨文化交流文献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5.应用与前景

研究电影文献片名的二次跨文化冲撞可以准确地体会电影作品的内涵，减少电影作品文化冲撞，通过传播世界电影文化对丰富与融合中国三地甚至整个汉语族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在数字化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二次跨文化信息元素已经开始应用到垂直搜索领域。众所周知，垂直搜索的难点不是技术，它的创新点集中在用户通过互动或反馈参与门户网站行为和利用垂直门户网站进行有效的产业上下游信息资源整合上。通过电影文献信息的二次跨文化交流研究有可能改变诸多跨文化信息搜索领域的服务内容与方式，因为它具有天生的垂直特征：在汉语网络信息服务中，可以通过使用者广泛地参与和整合反馈信息，丰富搜索引擎的索引数据库，这些有价值的二次跨文化信息库又可吸引更多使用汉语的访问者，因为它能为其提供更垂直的文化和文献信息。

参考文献：

［1］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委会.辞海（1979年版）［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文化交流论文例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文化交流论文例10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她经历了漫长的古展过程，始终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一脉相承的古老文明之国。中国在古代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的先民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西岸，北起沙漠戈壁，南到南海诸岛，西南起喜马拉雅山脉，东北至黑龙江的辽阔版图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能共同开发、缔造伟大的祖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产物，是包括藏族在内的56个民族认同并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政治实体。而中国这个政治实体，又是以56个民族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为基础的。建国后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论著硕果累累，但从总体上看，都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对中国历史发展总进程的论述，。1988年社会学、民族学大师费孝通教授总结了中华民族格局的历史成因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被誉为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是正确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总体格局的钥匙。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个精辟的结论，既切合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也切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史。国家与民族是两个不同又有联系的概念，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畴又是可以一致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确立的过程。“多元一体”理论的要点为：第一，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是多元一体的，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孕育、形成到发展、确立，也是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第二，在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存在一个凝聚中心，即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它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佛、道形成的炎黄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第三，各民族间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各民族区域经济文化的互补交融，终于凝聚确立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四，中华民族和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个历史范畴，其历史演进过程不能随意人为割断，中华民族是中国的构成实体，中国版图是其活动存在的疆域，都是沿着“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演进的，在历史上是前后承续相对稳定的。就历史发展而言，以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为界限，中国的演进过程可分为古代与近代两大阶段。古展阶段，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孕育、形成、确立的历史时期；近展阶段，中华民族进入自觉的民族实体发展过程。统一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域性政权，不管处在什么历史演进阶段，也不管当时是否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组成环节，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3]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

首先从生存空间来看，地理环境的因素在中国孕育形成阶段的作用更值得研究。中国坐落于世界第一大洲亚洲的东部，西起号称“世界屋脊”之巅的帕米尔高原，东临世界第一大洋，北起戈壁荒漠，西南以世界最高山脉与南亚、中亚相隔，“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4]这一单元内部又分为若干地理区域。疆域辽阔，决定了中华大地上分处于各个地理区域的原始人群不可能出自同一来源；与各大陆以海洋、高山、大漠相隔的自成单元，决定了他们在单元内凝聚并走向一体。因此，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又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同时，内部地理区域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原文化的率先发展和向四方边远地区的辐射，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主体，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版图的历史中心。就地势而论，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高度逐级下降的大地。西部主要为藏族聚居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而东部则为海拔不足千米的丘陵和平原，这东西落差甚大又由黄河、长江两大江河将东西连成一体的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藏高原文明从一开始就与东部文明发生深刻的渊源联系，并且不断向东发展，从而最终融汇归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时间坐标来看，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的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早在原始文化时期，诞生出炎黄部族的黄河流域就成为全国多元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它一度向西渗入黄河上游文化区，影响了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构成了中华诸多文化区的主干。由此可见，中华新石器文化，既是多元呈区域性发展，又是交互影响，相对统一的。”[5]当各族先民在祖国大地分别进行初步开发之时，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一些部族率先由多元向一体演进，经过夏、商、周三代逐步融合，首先完成了华夏族团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过程，形成汉族的前身。有文字及实物可考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器时代是从夏开始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孕育时期的开端。夏、商、周将传说时代的黄帝及炎帝奉为华夏族团的始祖，黄帝击败并联合炎帝后，又兼并融合了四周的蛮夷戎狄等边远族团。据《史记》记载，舜时曾把反对他的氏族部落放逐于包括今西藏东部在内的三危地区去化改其俗，传播华夏文明。到夏禹时，又在涂山大会九州诸候，大体包括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族团，结合成日益壮大的华夏族团。在春秋战国500年内，各族之间或以自由流动或以战争方式交流融汇，终因秦王朝的建立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并在秦汉之时形成了凝聚核心，即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正统的汉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是由于汉族以稳定发展的农耕生产为基础，在秦汉时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典章礼乐、文化制度，形成以儒家文化及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成为凝聚的精神纽带。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无一例外地吸收并丰富发展这一文化，从而使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民族中各个兄弟民族认同的共同文化传统。

其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孕育到确立的历史进程中，虽是以汉族为凝聚核心，以中原为中心地区而融汇演进。但在此演进过程中，构成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分别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以民族间的交融（包括友好交往、民族迁徒与战争、兼并等各种形成）或是以领属统治（包括臣属周边民族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而形成的。其内涵又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民族通婚使各兄弟民族间互相注入对方的新鲜血液；二是文化习俗中也相互吸收了新的内容。民族间的交融影响从来是双向的，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为人所熟知，而少数民族对中原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他们不但建立了新的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构成中国历史演进总脉络的组成环节，而且继承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正如费孝通教授指出的，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各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6]就历史演进的具体过程而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秦汉初建之后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以大分裂、大迁徒、大杂居、大兼并等方式第一次全面推进了中华民族中各族的大分化与大融合。隋唐时虽曰汉族重新统一中国，其实是仍以汉族为名的各族多元的融合体。唐李氏皇室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混血的后裔，而当时时兴的赐国姓以及通婚、迁居、改姓等又使突厥、契丹、西羌、鲜卑、回鹘、吐谷浑、党项、吐蕃、沙陀等族数以百计的入朝番将及总数达数十万的番人成为李姓及史、王、尚、哥、张、白、冯、安等汉族的新成员。其中定居京师的吐蕃降将论弓仁，就是世代居葬于万年县（今西安市区）而变其族的。在当时中国的版图内，西部地区的吐蕃尚处于区域性统一的发展阶段，以和亲及会盟方式结成甥舅关系。从五代十国到北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初步发展之后又进入新的分裂、融合阶段。这时，西南的吐蕃也处于分散割据状态。崛起于东北的契丹、女真一度称雄于黄河以北，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被兴起的蒙古汗国政权兼并，新阶段的大融合大一统已逐步具备条件。而此后蒙古族、满族分别建立新的中国多民族统一王朝元与清，在数百年中居于统治地位，更加密切了中华民族各族间的紧密关系。西藏地方就是元朝时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的，清朝时与中央王朝的辖属关系更进一步发展。随着“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由几十个兄弟民族构成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最终形成，而作为其政治实体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亦最终确定。

其四，中华民族各族成员共同缔造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上述推进民族交往融汇，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还体现在共同开拓和捍卫了祖国的辽阔疆土。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数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边疆地区。考古学的不断发现一再证明，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有包括今汉藏两大民族的先民在内而分别聚居在渭河、黄河、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流域等不同地区的许多原始人类群体。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形成许多互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区。这些“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7]这已为近年来在西藏发现的卡若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证实。认真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和多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充分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深入探讨藏族，特别是西藏藏族与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史，正确阐明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证明中华民族内多民族之间，特别是藏族与汉族间“三个离不开”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二、藏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作出的贡献

前文述及，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孕育、形成、发展、确立是逐步完成的，有一个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看，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各自形成初级的统一体；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而论，由各地区区域性统一再到全国统一，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时期，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古展阶段，中国的疆域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内地农业区及长城以外的游牧区，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西部农牧区。这三大部分都是先经过分散的多元发展，出现各自的凝聚中心，形成区域性统一，再逐步推进完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历史进程和最终实现全国大统一。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主要为汉族聚居的内地农业区，经过原始文化的区域发展，从夏、商、周三代至秦始皇兼并六国，最先完成了区域性的多元统一。此时，长城以外辽阔的游牧区也由诸游牧部落、部落联盟并立、纷争、逐步走向区域统一。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首次统一长城以外的大部分游牧区，初步实现了地的多元统一。长城内外两个统一政权的先后出现，为尔后这两大区域的大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至于西部的农牧区，由于地理、人文的诸多因素，形成区域性多元统一相对难一些，所以其推向全国大统一较之中国古代疆域的上述两大部分自然也要晚些。地处西部农牧区并为藏族世代聚居的青藏高原，除江河谷地外，绝大部分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自然环境较差，但是这里自古即有人类居住。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证明，青藏高原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58年，在西藏林芝发现古人类的头骨。其后，在藏北申扎和那曲、藏南定日、阿里日土等地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多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最初阶段，这说明西藏高原有可能是中华大地的又一人类发祥地。新石器时代西藏原始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至为密切，大可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藏族和祖国其它兄弟民族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起点。考古发现，西藏新石器文化遗存形成三种类型，即藏北细石器文化遗存，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藏东新石器文化遗存和拉萨、工布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当时，高原上至少存在三大支互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呈现出西藏原始文化的五彩缤纷及藏族形成的多元性。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明显存在原始文化的多元交融和汇集，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显示出从多元一体发展的趋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雅隆部落兴起后，逐渐兼并毗邻诸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完成青藏高原的区域统一，建立吐蕃政权，标志着这漫长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是藏族多元一体演进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演进历史中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大一统，是由许多局部的统一创造了必要前提才逐步完成的。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为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直接统辖，最终实现全国三大区域的大一统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条件。由于吐蕃统一政权的建立，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藏族与汉族及其它兄弟民族的关系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藏地方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格局中，由原始文化多元分散发展进入区域性的多元统一，建立起与中原政权并存的区域政权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西藏地方与中原的关系由各族间的分散联系为区域政权的统一交往与发展所替代，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密切关系的发展所替代，从而将西藏地方归入全国大统一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元代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治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进入确立时期奠定了基础。无庸讳言，统一的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除了密切的友好交往外，还有对抗冲突无疑是属于国内矛盾性质的。吐蕃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演进总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那种将西藏原始文化的多元发展、吐蕃王朝的统一强盛与理解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立起来，甚或把西藏说成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显然是对藏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演进历史的割裂和曲解，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随着元朝的建立，进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元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更重要的是，自元朝开始，中国古代疆域的三大部分最终完成了全国性的大统一，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直接治理之下，从而开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入确立阶段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元王朝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以萨迦派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将西藏地主归附于作为元朝前身的蒙古汗国，进而致力于推进元朝的大一统，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和中国历史疆域内各兄弟民族向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元朝建立过程中，西藏政教首领竭力帮助、支持元朝统一全中国的事业，奠定西藏地方归属中央政权统辖的历史格局，推进全国大一统的大量中实，从一个侧面有力揭示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多元一体的演进历史是各民族共同谱写的。经过明代到清王朝的建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进入确立时期的最后发展阶段。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统治全中国长达近二三百年。其前期与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相比，“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8]清朝强盛时期奠定的中国疆域十分广大，其四至北自恰克图，南至南沙，西自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台湾、澎湖列岛，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西南至喜马拉雅山脉。清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行政制度，驻藏大臣的设置，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的重要标志。到了清朝后期，随着其统治的衰败及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经数千年发展形成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遭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面临被瓜分的危机。从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东南沿海，内地和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侵略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和把中国深深拖入半殖民地社会，对其进行肆意宰割的总体战略紧密相关的，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趁中国中央政权更迭，加紧肢解中国边疆地区，阴谋“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9]“西藏独立”作为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侵略计划的重要一环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近代外国对西藏侵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所谓“西藏独立”是在外国侵略势力侵入中国西藏之后，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由帝国主义勾结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分子阴谋策划的。“西藏防立”这个概念，就出现在本世纪初，“在此之前，西藏在藏文词汇中就没有发现‘独立’这个词。”它的出现及蠢动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中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人民是爱国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近代，英勇抵御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爱国的历史使命。西藏人民富于爱国的历史传统，不但在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近代捍卫西南边疆，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谱写了西藏全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的地位的新的光辉篇章。

三、青藏高原的藏族与中原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历史联系

中国是个土地辽阔、气候复杂、地形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向海洋倾斜的国家。由于地理条件不同，以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为主的游牧区，以中原和南方为主的农业区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农、牧混作区，形成了自然的区域分工。这种分工决定了三个部分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互补关系，决定了全国各地区向中原存在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交流，决定了民中华民族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历史特点。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远古石器时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先民就与当时的中原地区有着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在类型与加工方式上，与中原的旧石器有共同的工艺传统，带有华北旧石器时代的常见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中石器文化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阶段。在西藏发现代表这一阶段文化特征的细石器数量甚多，分布甚广，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多有发现。西藏细石器器型属于以我国华北为中心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延续时间长至新石器晚期及至铜石并用时代，则构成西藏细石器文化的地方特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遗存在西藏发现更多，东起昌都西至阿里，北自那曲南到山南，每个地区境内都有发现。在山川阻隔史称“隐蔽之地”的林芝墨脱县境内亦有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具有典型意义的新石时代文化遗址[10]，卡若人制作和使用磨光石器，能够烧制彩陶，已能建造地穴式和地上房屋居住，会制作骨针，有了缝制品和装饰品，社会生产从单纯的狩猎、采集发展到饲养家畜、进行农耕。卡若出土的磨制石斧、石锛的型制与华北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房屋建筑形成则类似中原原始文化。从陶器纹饰来看，卡若文化亦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至于遗址中出土的粟米，据研究是最早在我国中原渭黄流域培育成功的。到了殷周时期前后，即青藏高原的民族部落时期，藏族先民所驯养的牦牛、绵羊、青稞麦（中原称为“耒”）传入中原，到秦汉时期这些牲畜及犏牛、褐、藏獒等成为藏地与中原进行交换的重要商品。而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也开始输入青藏高原，中原的农业文明与藏羌地区的畜牧文明不断进行交流。汉文文献记载，从远古到周秦、黄帝及其子孙等及炎帝都到过西藏及中原地区，而秦穆公还到西方昆仑会见过当地的部落首领西王母。经专家研究考证，从秦汉到隋唐，中原的巫术及阴阳五行、堪舆术、鬼神、鸡卜等观念和青藏高原上的原始苯教文化，通过古羌人、藏人、氐人和嘉绒人进行了初步的交流，河图、洛书也传入西藏地区。而中原的道家神仙文化也开始融入苯教文化的影响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唐朝时期，由于帝国版图的扩大，经济文化的发达和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等交通道路的开辟，中原地区各族与青藏高原藏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走加强了。特别是经过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和唐蕃间的会盟、交聘和互市，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广泛、直接的交流，涉及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生产技术、天文历算、医药、宗教、文化典籍、制度、法律、建筑、陶瓷、茶马互市、土特产、日用品、服饰、习俗、音乐、绘画、雕塑等多个方面。其中尤以天文历算、医药、孔子及儒家伦理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唐代政治制度君主理论和法律对吐蕃社会的影响、汉藏文献的翻译与交流等方面值得注意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即使在宋、辽、金时期，处于分散割据状态的吐蕃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未中断。尽管史料缺乏，但仍有史书记载两宋与西南少数民族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重点是茶马和医药的互市。而吐蕃在后弘期的下路弘传就是从中原的川边进入西藏的。其中，著名的诗格萨尔与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则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亮点。到了元代，随着吐蕃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驻军和设治，开辟与内地往来的驿站道路，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源于唐代的“茶马互市”继续发展，同时中央货币开始在西藏使用和流通，并开始了以朝贡方式与中央及内地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在文化方面，除继续在天文历算、建筑、音乐、歌舞、绘画等方面进行交流以外，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加深入。首先是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由汉、藏各族高僧大德为主的多民族合作勘校编纂《大藏经》目录的活动；其次是藏传佛教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和影响，此外则是汉地雕版印刷术的传入藏区。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其最大特点是明朝以“贡赐”为中心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原地区的天文历算、烹茶技艺和学术思想进一步传入西藏地区，而藏传佛教文化则进一步深入中原及北京地区，名贵藏药也大量传入内地，而藏汉建筑，雕塑、绘画技艺的交流也在元朝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作为中央政府的明清朝廷也十分注意推崇利用藏传佛教文化，采取措施扶持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后来又在西藏大力推行“新政”，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里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藏汉蒙满佛经的对勘转译、藏区及藏传佛教中关帝崇拜和有关传说。即使到了近代，传统的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仍然沿着历史的轨道持续进行，特别是藏传佛教在上海的流传与发展，民国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历史上藏族与中原多民族经济纽带的“茶马”互市，到宋代已扩大了规模，而明代及清前中期，发展则最为兴盛的阶段，而交易的物品，早已十分广泛。大规模的茶马互市肇端于北宋。宋初，原、渭、德顺（甘肃的固原、平凉、静宁）三郡，成了汉藏贸易的重要市场。当时以川茶换取藏马，同时允许商人自由贩卖。乳食为主的藏族非常需要茶叶，“其所嗜唯茶，而乏茶”，所以“颇以善马至边” [11]，来向汉族换取茶叶。神宗时（1068—1085年）马匹缺乏，而北方的契丹禁止马匹输入内地，遂由王安石主持变法，其中一项兴马政，即是从藏族地区市取大量马匹。宋廷为了便利茶马贸易专门设立了茶马司，并又开辟秦（天水）、凤（陕西凤县）、熙（临洮）、河（临夏）等地为市场；在内地产茶区遍设收购场，如在四川设41处，陕西332处，并规定：川陕民茶“尽卖与官”[12]。南宋偏安江左，对战马的需要愈益迫切，同时，由于财源愈来愈窄，也想借茶马贸易来获取利益，故更加看重茶马互市。此时，贸易地点已由西北转到西南；贸易方式亦由官营改为商买商卖、官征引钱的办法了。南宋为了加强茶马贸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13]；增辟易马场，除北宋时期开辟的许多易马场之外，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再辟雅州（四川雅安）、碉门（四川天全）、灵犀寨等处[14]；规定凡易马场所在地的州、县官吏，必须协助办理茶马交易，并以茶马购销情况考核官吏的治绩。上述种种措施，使茶马贸易额显著上升，从建炎四年（1130年）至嘉泰四年（1204年）间，每年仅用川茶换来的藏马即在万匹以上，建炎四年曾达二万匹[15]。元代，由于蒙古族长期从事畜牧业，马匹已不必仰赖于藏区，因而茶马互市较前代减少。但是，由于藏族始终需茶，同时为了收税和对藏族进行羁縻，元朝并未放弃对茶叶买卖的控制。至元五年（1268年），元朝开始在成都征茶税，并于“京兆、巩昌（甘肃陇西）置局发卖”[16]。次年又在四川设西蜀监榷茶场使司，管理茶叶的税收。至元十三年（1276年），恢复了南宋的茶引制，且分长引和短引两种；至元十四年，再“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17]明代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内地所需的马匹，大部分又要靠藏区供给，而藏族嗜茶的习惯已很久了，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因而茶马贸易又复繁荣。“自碉门、黎、雅抵朵甘（甘孜州北部）、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西方（番）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18]明初，茶马贸易以官营为主，茶马司遍设于甘肃的天水、临潭、临夏、张掖和青海的西宁、四川的天全等地。内地的许多产茶区，都被划作了统购区，“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19]藏族的许多产马部落，也都被指定了派购任务，谓之“差发”，并发给金牌，以作为信符。每三年派官吏出河州、碉门一次，与藏族部落合符，检查茶马司的购马情况。明廷每年可以用茶叶换回来大宗藏马，如洪武十年，茶马司就曾用茶叶50万斤换到了13，800匹藏马[20]。但是在明初，私商是不能随便贩茶到藏区易马的。明代中叶以后，茶禁一度松驰，商营贸易乘机发展了。商人们纷纷运茶到藏区换马，于是，好马尽入其手中，“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21]弘治三年（1490年），明廷被迫开放商营，由是藏族大量的好马通过私商贩运至内地；汉区的茶叶，也通过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藏区。据统计，从弘治三年到万历二十九年的各年，仅四川天全及陕西汉中等地行销藏区的茶叶，分别为三、四十万斤到80万斤。商营贸易的发展，使两族交换的范围扩大，除茶马为大宗外，其它的物产也得以交流畅销。清代，边疆巩固，“牧地广于前代”[22]，商营势力更加扩展，除陕甘等地的茶叶部分官营外，其它如川茶则全部商营。商茶主要用来交换藏区的土特产品及畜产品。清末，英帝国主义曾贩印度茶入西藏，企图困我茶商、夺我茶物，借以入侵我国领土。清廷也感到这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于是在雅安等地设立了官督商办的茶叶公司，对抵制印茶的侵藏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清以后，一些官僚资本也曾在康定建立边茶公司，其目的无非是吸吮汉族、藏族人民的膏脂。但是，不论帝国主义的侵略或官僚资本的欺压，都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割断汉藏两族人民的贸易联系，相反，它却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民国以后，官僚资本钻进了茶马贸易市场，并垄断了边茶贸易，汉、藏人民深受其害。国民党反动政府因袭清朝禁茶出境的办法，严禁携带茶种茶苗到二郎山以西，连藏民购买没有煮熟的茶果作饮料，也被禁止。1939年，官僚资本在康定成立了一个“康藏茶叶公司”，实行茶叶的官收、官制、官还、官卖，兼并正当茶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雅安一带的茶农不堪苛刻的剥削，纷纷砍伐了茶树，使边茶生产陷入衰败的状态。据统计，1939年以前，四川雅安及灌县等地的边茶最高年产量曾达到65万包，到1949年已降到20万包了。[23]茶马互市的发展，为内地和藏区开辟了八条主要的交通线。从明清到民国除北部唐蕃古道形成的青藏交通线外，以四川为例，川藏线就有以下几条：一是从雅安到拉萨，即从雅安出发，经汉源，炉定到，再分南北西路。南经理塘、巴塘、察雅、昌都、硕督、嘉黎、太昭（工布江达）到拉萨；北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昌都到拉萨。一是由成都到甘南再经藏北到拉萨。而南部即形成了由滇入藏的以马帮为主的茶马古道。不但强进了藏族与内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藏汉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各族友好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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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M].

[12][14]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M].

[15]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M]；文献通考（卷一六）：马政[M].

[16]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五[M].

[17]元史（卷九）:世祖本纪[M].

[18][20][21]明史（卷八）:食货志[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