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1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2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3

城市文化在定义上，有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解释，也有从城市的特征出发的定义，本文援引《中外城市知识辞典》（刘国光主编）中的定义，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那么城市文化的推广，就有了相当广泛的范围。例如北京公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上海倡导“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价值取向，重庆、杭州和苏州的城市标志设计与使用，普及“爽爽的贵阳”、“烟花三月”等城市宣传歌曲，直到城市标志性文化建筑的建设，都可以属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城市文化推广。

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和城市有密切联系，而且大部分高校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优越的大中城市，这不仅仅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高等院校与城市相结合也是世界高等教育方面的惯例。然而，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高等院校与城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倾向于将城市作为母体来实现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则既存在完全在大都市里的高校（如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独立建制的大学城（如位于英国剑桥郡剑桥镇的剑桥大学）。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高校更贴近于所在城市的实际，成为既最熟悉当地城市文化，又有塑造当地城市文化能力的重要部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国际国内双重机遇。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走上了世界舞台。然而，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也经历了相对长期的初级阶段。例如，在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里，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复旦大学演讲，是新中国以来“西方政府首脑在沪上大学讲坛的首度亮相”，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当时上海方面的紧张气氛。由于时代所限，当时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标识等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都比较模糊，处于“再国际化”的准备阶段。而这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接待外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已经成为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中的一种常态。仅以上海为例，到2015年底，上海境内各类高校已承办了超过40所孔子学院，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10%。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高校正以更为从容的姿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甚至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上都已走出新步（如老挝苏州大学）。

那么，高校能否在对外交往中，除代表自身，或在某些场合代表国家之外，增加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呢？高校对外交流合作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城市文化推广呢？是否能将接待外国政要、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互派或接纳留学生的机会，同时整合成为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平台呢？在国家深化改革谋篇布局和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的时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更加需要创新思维，在打造城市国际魅力的同时发展新的领域。以高等院校作为切入口，利用其天然形成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形成城市文化国际推广的又一“落地项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

在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下，高校确实有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之分。在实际工作中，两类院校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数据统计乃至生源比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在打造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所在城市的关系、与国际国内同行的关系，只能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强调竞争力，而不是关起门来办学。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出身”虽然仍有影响，但自身的努力在竞职时的权重无疑更为关键。

既然高校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之间的相互要求势必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对外交流合作乃至未来的生存问题，都有赖于城市的繁荣；城市文化的国际推广，缺失了高校的国际公共关系网络，则丧失了一系列动力源。如何在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国际推广中相互释放改革红利，既需要在校、地联动的实践中打破藩篱、不断探索，也需要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予以支撑。

具体到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与城市文化推广如何对接的问题，结合上海市政协方面的资政材料和统计数据、档案、学术论文等文献，本文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在高校重大国际节事活动上嵌入城市文化名片。目前，中央对于国际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有利于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规范化。对于重大国际节事活动，如“一级团”（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团）来访、高校邀请到国际公认的重要外籍商界或学界人员（如500强企业领袖、诺奖得主等）、高校申办大型国际项目等方面，地方外事管理部门不应仅仅成为“统计部门”，而应成为高校国际节事活动的“合作部门”。这种合作形式也不一定体现在成为主办单位上，也可以体现在协助节事公共关系策划、组织中外文通稿、礼品赠送方面，低成本、嵌入式地推广城市文化等。在这个方面，中国台北市与台湾大学合作，成功申办2016年世界设计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简称WDC）的经验值得注意。

其次，利用高校已有的国际合作管道推广城市文化。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主要在国际联合办学机构、签有其他协议的国际学术机构、海外校友会、对外派出和接纳学者学生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具有国际公共关系平台的属性。如果城市本身的国际联系较多，对于外界而言，其城市文化认同度较高，那么高校的国际合作管道可以成为补充，在城市文化更新升级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成为代言人向外传播新的城市文化内容；如果城市发展中急切需要发展或拓展城市文化推广渠道，那么渗入高校搭建的国际合作管道，在国际化人才上“联合培养”，也是一种方法。例如，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所在地滨田市合作，以委任状的形式，委任学成的优秀学者成为滨田市“形象大使”。

最后，留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创新推广城市文化。这里的留学生既包括城市接纳的外籍留学生，属于中方的公共外交对象，也包括从高校所在城市前往境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主体。公共外交的理念中包括“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在城市文化的理解，容易口口相传，甚至能够影响到几代人。如何让这样的“客人”，传递内外两个方面的城市正能量，使其观念与当地发展同步更新，是可能的破局之举。例如，上海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同时加强外籍留学生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对自贸区的认识，并突出自贸区这一新机遇带来的工作机会，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城市文化推广作用。当然，这需要接纳和派出留学生的高校予以重视和支持。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4

一、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外语教学界将跨文化交际引入国内，研究侧重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差异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其中理论研究占据主导位置，量化研究文章匮乏。据胡文仲统计，至2002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占总数的5.6 %。然而十年后据我们尝试性统计，实证研究文章的比例有所改变。本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阅了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并以发表在外语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国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情况进行分析，就其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展示其研究现状、取得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数量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因而研究方法多变，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然而自其引进国内以来，研究方法更偏于论述与思辨，研究成果带有显著的“内省”特点，而缺乏尤其以数据为支持的实证性研究。1999-2002年间，胡文仲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1066 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5.6%。

然而时隔十年，其数量已有较为可观的改变。据本文尝试性统计，1990-2012年“哲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Ⅱ辑”分类下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3668篇，其中实证类研究1150篇，约占总数的8%。1990-2012年期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跨文化的文章共157篇，实证类研究的文章共25篇，约占总数的16%。其中，约3 / 4的实证文章发表于2002年以后。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跨文化交际的实证性研究逐渐被国内主流期刊认可。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于那些内涵复杂的、还没有或鲜有被研究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定性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跨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实证研究的数量，尤其是量化研究的数量确实难以提高。随着跨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自然趋于多样化。

三、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方法

正如上文讨论，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因此，国际主流研究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为量化研究的结果更易于通过复制研究得到验证。彭世勇曾总结国际主流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多变量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

首先，从理论视角上讲，研究者们最广为采用语用学和外语教学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也为国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而其它理论如社会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词汇学等也被一些学者所采用。

其次，在我国的跨文化实证研究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定量方法逐步被主流期刊所认可，而问卷调查则占国内研究方法的最大比例。测试试卷（胡超，2005）、语篇补全测试（DCT）问卷调查（陈彦会，2011）、问卷调查（李媛、范捷平，2007）都是问卷调查研究的实例。其它方法如对比教学（王玉萍、秦建华，2011）、及语料库检索（纪玉华、吴建平，2008）等也被运用到跨文化交际的量化研究中。

最后，主流研究者更多地将大学生设为被试对象。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选择混合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来增大研究的适用范围。而这种尝试则需要更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复杂的理论指导。

四、国内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的内容

跨文化交际学在兴起的30年以来，研究内容变化迅速，这与其相邻学科的发展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a学、传播学、文化学、哲学及民族交际学等。其研究内容也是多样化的。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的跨文化研究涵盖文化比较、文化适应与跨文化训练、诸多专题如以色列的多元文化、海军中纪律处分是否平等、白人学生种族主义态度的结构、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等。

我国的跨文化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既有重合之处，也有不同侧重。总体来讲，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更偏重于外语教学。这可能是因为国内跨文化研究的任务主要由外语教学研究学者承担。然而，就本文所获得的数据而言，在实证研究中，外语教学已不是唯一热点。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相关的研究近年来也被国内主流刊物所关注和认可。就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讲，其内容大致可分八类。跨文化能力培养、外语教学与语用研究均为近年来研究热点。而话语分析、定型、翻译和非言语行为也被跨文化研究者所关注。

而国内的跨文化研究跨语言，尤其是英汉之间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近30年在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跨文化实证类文章中，仅有两篇涉及德语文化研究，其余均为英汉对比研究。由此可见，国内对多语种及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仍有待发掘。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1990-201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整理，发现我国跨文化交际实证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从数量上来讲，论述与思辨类文章仍占据国内主流研究的大部分，然而实证性文章所占比例在新世纪后逐步提高。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对比教学、语料库检索等量化研究方法占据主流，新世纪以来逐渐与国际接轨。关于研究内容，跨文化能力培养与外语教学是目前的实证研究热点，而语用、话语分析、定型、非言语行为、翻译及其它内容也被主流学者们所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没有对所有国内期刊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逐个进行调查，不能说对文中所涉及文章的调查完全代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但是，从国内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的总体情况来看，本文所得结论基本成立。因此，应该说这一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6.86-90.

[2]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323-327.

[3] Heinze， Thomas.2001.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Einführung，Methodologie und Forschungspraxis[M].Muenchen： Oldenbourg.

[4] 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与实证方法[J].中国外语，2008.5.96-103.

[5] 胡超.大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报告[J].中国外语，2005.3.60-64.

[6] 陈彦会.跨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面子协商行为的定量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5.35-38.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1674-9324（2012）10-0113-03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积极扩大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进一步推进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同国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广交朋友，增进了解，消除误解。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社会最广泛的了解和支持。”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文外交是民间外交和文化外交的结合，以对外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基本形式开展。它既包含了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又有着传统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例如，人文外交注重中外智库、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沟通交往，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因而使当代中国外交方式具有更加广泛的参与性和普遍性。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总之，中国人文外交具有“国之近在于民之亲”、“民惟邦本”、“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独特的价值理念，依托多层次、多轨道、多领域的实施机制，肩负着将“和谐中国”呈现于世界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2009年7月20日，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要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实现共同繁荣。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人文外交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人文外交的资源寓于民众之中。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参与主体逐渐趋向多元化，中国企业、民间团体乃至网民群体与外交部门的互动急剧增加，外交的社会参与度日益增大。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人文外交需要大批拥有相当宽广的知识面、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交际能力和较好的综合素质、适应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的外语人才。因此，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综合性外语人才的培养迫切而关键。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和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推动，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

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培养从事教学、翻译、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外语专门高级人才”，这样的专业界定和学科分类明显将外语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这种单科培养特征，使我国的外语专业本科教育多年来过多地强调了外语的基本技能训练，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安排中普遍忽略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内容，教学内容和教材知识结构单一，内容陈旧老化。由于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局限，外语专业的学生往往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语言知识的学习上，对人文和社科知识学习重视不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和课程体系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还很不适应。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重视知识的传承，实践性教学环节欠缺，尤其不能主动利用涉外实践活动培养人才；教学过程以教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教材为主，教师照本宣科地向学生灌输知识，不重视实际操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学生入学年龄、考试、评分等一切都是统一模式，不能因材施教；由于教学经费不足、相关单位不愿接受实习生等原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难度大。各高校未能重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各种涉外交流活动，更是欠缺主动利用对外交流活动进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我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曾提出，外交外事人员应具备如下基本素质：一是爱国，要知道国家利益所在，并懂得时时刻刻为国家谋利益；二是要懂世界，外交就是与世界打交道，因此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发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三要懂中国，一名优秀的外交人员要能把发生巨变的中国对外界讲清楚；四要懂交流，交流的目的是相互沟通了解，对外国人讲中国，对中国人讲外国。他尤其强调外交人员懂得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懂得外部世界的人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不是懂几句外文就可以了，懂几句外文并不等于懂得全部世界。我在国外常驻期间，接待过来自国内的各类代表团，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从事商务活动的，也有进行外事访问的。我发现，我们在与外国人接触时常常不知如何交流。”

现任文化部长蔡武曾说过，“外语院校毕业的学生外语好，但专业知识不过关，要下基层锻炼才能适应，但又可能荒废外语。因此，应在学校解决。”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外语院校是培养我国外交人才的摇篮。加强对外语专业学生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借以提升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素质，进而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才，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伴随着外语院校向多学科性大学的转型，外交学作为一门涉外学科，在许多外语院校先后建立起来。外交学学科的广泛建立，对于在外语院校开展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为了使外语人才毕业后在各个岗位上充当人文外交的生力军，就要加强对其外交基本知识和素质的培养。李岚清同志曾经指出，外语教育“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为了培养人文外交的人才，外语专业学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外交学理论知识。为此，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也可将以前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内容，改换成“外交学概论”课程内容。可适当增设当代中国外交、当代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法关系、苏俄研究、战后中日关系、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战后中日关系、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美欧关系研究、联合国研究等一系列培养学生外交外事专业技能及理论知识的全校公选课程。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吴建民认为，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分重视考试成绩，而忽略了交流能力这一基本的素质，如北京一个名校的学生走丢了竟然连问路都不会。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等原因，中国人的交流能力普遍落后，如果把交流当作一种生产力或者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交流力的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浪费。目前，外交学院率先在高校中开设了“交流学”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其他外语院校借鉴。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如开设外交谈判技巧、外交政策分析、外交外事调研、领事与侨务知识等课程，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避免因文化背景差异而带来的误解和隔阂。学习和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风俗禁忌、礼貌礼仪。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通过双学位、辅修专业、精品课程等途径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选修经贸、管理、旅游、教育、法律等专业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对于外语专业，学院课程授课内容可增加外交外事方面的知识，除了常规专业课程之外，还可以开设诸如外语政论文章选读、外交文献与外交研究、谈判与冲突处理、国际政治导读、国际经济文选等课程。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因而，加强对学生外交实践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使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如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或就某一件事进行外交交涉，此外，开设外交政策演讲课、接受记者采访课等，以提高学生应答、应变、应急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诸如宴会着装、桌次排列、餐桌礼仪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让学生们掌握一定的礼仪规范，以便工作后能从容应对各种交际场合，达成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目的。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将学生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将学生的课堂学习，和有关的企业外贸、行政事业单位结合，建立有效的外事实习生制度，为未来的外交外事活动积累经验和人才。动员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寒暑假社会实践，使学生贴近社会，接近实际，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视野和思路。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因此，各高校需要建立一支外语能力过硬，专业知识扎实，人文素养深厚，复合型外语人才为主的教师梯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

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者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N].学习时报，2008-10-06；“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DB/OL].（201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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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华网.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发表重要讲话[DB/OL].（2009-07-20）.

http：///ldhd/2009-07/20/content_1370171.htm.

[3]何其莘.外国语言文学：跨越文化的桥梁（2009）[DB/OL].（2009-10-30）[2010-08-18].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与发展研究网：http：///rwlh/html/fzhbg/index.asp？rootid=10_30&leaf_id=10_30_5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6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周恩来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wenku.baidu.com/view/67509d4bcf84b9d528ea7a4d.html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7

二、课程设计

跨文化英语教学分为五个层次:跨文化的词汇教学(文化意义对比)，跨文化社会语言学(文化价值定位)，跨文化语篇(内容分析———写作方法，词汇分布)，跨文化的正负语用迁移和批判性评价(语言标准———唯英语论和跨文化标准)。前三个层次重点在于语言输入，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学生跨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意识，后两个层次为语用输出，提高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和灵巧性。针对前三个层次，教学内容必须体现跨文化交际的特殊性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不仅是国家间的交流，也包括本土各民族、地区和性别的不同文化交流。案例收集包括外交、新闻、广告、旅行、商务和教育，在实际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有效途径，而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分析文化冲突的表象及其原因是案例教学的重点。案例教学的特点:(1)明确的目的性;(2)客观真实性;(3)较强的综合性;(4)深刻的启发性;(5)突出实践性;(6)学生主体性;(7)过程动态性;(8)结果多元化。学习者通过经典案例分析，掌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了解外国文化的价值观，正确评价中外文化差异，从而能运用所学的语言与文化知识来灵活应付、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各种情况。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检测

为检验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提高实际交际能力为目标，课后作业设计除了传统形式的写作、翻译、大量阅读相关和课后练习，还有音频、视频和文化报告等形式。其中文化报告包括新闻评论(要求要从文化视角来评论)，视频为文化习俗介绍(介绍一种当地的文化现象给外国人，或者对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和分析)和采访在中国生活学习的年轻人(主题是外国人在中国所感受到的文化差异)、音频为采访外教录音(是关于文化主题，采访不限题材)。让学生理解文化差异，如何与其他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需要设计针对性强的活动和课程作业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探索和发现。以学生自选中国文化主题拍摄视频为例，其内容具体要求如下:(1)虽然目前国内外文化贸易交流活动频繁，但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许多外国人对中国非常不了解，结合所学的相关跨文化理论，根据某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拍摄制作5至10分钟的短片视频，生动介绍该文化现象，如某礼仪具体每一个步骤;(2)各个小组负责的主题不能相同，如春节、婚礼、茶道、酒文化、新居入伙等，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生活背景和兴趣来选题;(3)视频的形式由小组成员创意发挥，模拟某个文化现象，或现场拍摄，注意声音、图像和字幕的配合，非自创内容不能超过该视频的5%。学生的视频作品得到外教们的一致认可，他们反映，的确从这些视频上学到了某个特定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具体的步骤上。学生们用英语把本族文化推销出去，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跨文化交际。但是在采访活动中，学生普遍反映难度较大，如何设计采访问题，寻求对象和解决拍摄中图像、声音的问题都给学生造成困扰，文化敏感度、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能力决定了该活动的成功与否。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8

关键词 文化外交 劝服理论 软实力

一、理论概述

1、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一种政治化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在这里我们借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阐述文化外交的内涵：文化外交的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客体是目标国的政府及其民众，因此与国际民众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民间外交有所不同；其传播的是带有主权国家民族烙印的文化内容；传播的渠道是不同国家政府间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或者通过国际媒介集团进行的信息散布；文化外交希望达到的短期有意图效果是对内加强民众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对外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国际感召力，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文化外交中所希冀的对内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是在国际中提升文化感召力在国内的回弹效果，是提升民族身份认同感的效果结晶。长期有意图效果则是借助文化使本属于一国私有的精神内容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共有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2、文化外交与劝服理论的关系

文化外交本质上是为了达到目标国对行为国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感性与理性上的双重认同，从而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利益。文化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鉴于文化的个性特征，文化输出行为若想在目标国产生认同，就涉及目标国政府及民众态度改变的过程。态度改变是通过劝服来实现的。文化不同于经济、军事实力有强弱之分，因此，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是一个平等自愿的过程。作为政治性的跨文化传播要想使得文化影响力合法化，这种劝服行为就需要有超越权力和利益诉求的合理性。

二战期间卡尔·霍夫兰所主持的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实验研究，被认为是态度改变系统研究的开端之一。随后卡尔·霍夫兰返回耶鲁大学主持的耶鲁传播研究项目，从信息来源、信息内容、受众三个方面探讨了“辨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的劝服艺术，霍夫兰的研究对我们思考如何在文化外交中运用劝服手段以达到预期效果具有启发意义。

二、劝服理论对文化外交的启发

1、信息来源：传播者的可信性

由于意识形态的殊异，标榜客观公正的国外媒体在涉华报道中会存在一定的“妖魔化”倾向，跨国媒体的文化传播是文化外交举足轻重的渠道之一。要实现国家软力量的提升，在新闻传播领域还要在两个方面用力：首先，借力于外媒改变对华报道的语言色彩；其次，通过构筑自己的全球传播网络，以知名度和美誉度掌握话语权，“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避免“洗牌作弊”降低“媒介期待”。在借助外媒平台传播中国文化时，要直面敏感问题，避免“洗牌作弊”降低“媒介期待”。诚实是信任的基础，文化外交作为带有政治利益的文化交流形式，势必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洗牌作弊”，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传播者的泛化已经使得政府对于目标群体的政治传播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任何一意孤行的意识形态化文本都会遭到解构。2009 年11 月，中国商务部购买了为期六周的广告时段，在CNN 中播放《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宣传片，商务部推出此片旨在展示中国产品融合国际科技、联手国际企业共同制造的在世界市场上的融入性，①但收效甚微。避开“中国制造”被污名化的成因不谈，仅是一味的宣扬已取得的成就，不仅不能消除受众的刻板印象，反而会使受众降低对信息源的“媒介期待”，损耗传播者的可信性，影响劝服效果。

（2）防止“意识形态”引发“心理防御”。在构筑国际话语平台时，文化传播要弱化意识形态色彩，防止“意识形态”引发“心理防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外交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可能会产生话语体系的对抗，导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内容的可信度降低。由此，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弱化意识形态色彩，以文化本身的魅力焕发感召力。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哈丁格指出，在德国的孔子学院里，其活动多聚焦于语言学习、艺术展览、信息交流等文化领域，并有意避开较为敏感的中国问题，避免因为意识形态的殊异而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便提供了一条有效维护传播者可信性的可操作的行径。约瑟夫·奈提出“间接权力增殖论”的观点，将文化看作是一种“间接权力”，并具有“权力倍增器”的功能。因此，弱化了显性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化产品不仅能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增强可信度，还能为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提供合理性证明。

2、传播内容：具说服力论据的组织文化外交的形式是跨国的文化交流，内容是文化产品，包括有形产品（文学、艺术、影像等）和无形产品（人员交流、文化教育、信息咨询、讲座等），在传递诸如此类的对外文化关系内容时，要想达到好的传播效果，要针对目标国的文化背景对传播内容采取相应的编码策略。

（1）情感诉求胜于理性诉求。以理想主义为理念基础的文化外交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外交逻辑，它更强调道德原则、价值观等精神因素。文化外交中以对象国民众作为目标受众的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想通过塑造在民众中的国家形象来影响决策层的外交政策，因此理想化的情感诉求比理性化的内容呈现更能拉近与对象国民众的距离。“高大全” 的政治形象传播，一直以来是我国进行政治传播的主导思维，但是在面对跨文化的政治传播时，由于西方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因此，强调“草根”故事性的劝服更能获得西方受众的认同。比如2011 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国家形象片人物篇，以“精英领袖”群体呈现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形象塑造影响力有限。同样是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中小女孩放开爸爸的手跑回去关掉水龙头等更具故事性的情节，反而更能在低语境文化中主导受众的解读，让人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精神。

（2）“入乡随俗”的编码策略。文化外交是一种政治性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处在不同的文化码本中。因此，在编码的过程中需要参照解码者的文化背景。作为平等自愿的文化外交不是输出国对接受国的强制性单向传播，良好的外交形式是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文化外交应该建立在尊重他国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避免跨文化传播中的触礁，在互融中求生存，在共享中谋发展。建立在输出国与接受国文化沟通基础上的跨文化交流，能够有效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民族化内容，国际化叙事”更能得到目标受众的认同。

3、受众：关于劝服中的人格因素

（1）“对话”拉近距离。传统外交的单向灌输的“独白”方式不适用于跨文化交流，相比较于“独白”，文化外交更需要的是“对话”。卢因的群体动力的实验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宣讲在认知层面上效果明显，充分的沟通与讨论更能引起参与者态度的变化进而影响行为。“夫人”外交作为一种软性外交形式，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价值观传输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第一夫人” 彭丽媛除了拥有著名歌唱家这一艺术家身份，同时身兼“世卫组织亲善大使”、“控烟形象大使”、“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等公益身份，这使得彭丽媛在颇具政治性的“第一夫人”的头衔下更是一位具有亲和力的全民偶像。彭丽媛作为“中国第一夫人”，在随访过程中经常参加社会性活动，例如2013 年6 月彭丽媛在卡莫纳总统夫人陪同下观看特多文艺表演，并同特多演员一起演奏中国歌曲。同时，彭丽媛在参观特多智障儿童协会时，还为智障儿童准备了蕴含中国文化符号的熊猫玩具。这些颇具意义的公益活动和文化交流都在对外交流中柔化了中国形象，促进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

（2）“合作”增强劝服力。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借助外力不可或缺。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要经由一部分舆论领袖进而影响大众的态度行为，发展出一个不断扩散的“受众扇面”。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需要吸引到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为相较于文化外交人员，他们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相似的人格特征，也更能把握受众的需求和兴趣点。以孔子学院为例，作为我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机构，孔子学院采取的是一种协作的文化外交方式，孔子学院与同样致力于促进语言和文化传播的其他机构相比，有三种组织形式：由中国独立管理；在当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北京总部授权合作方。其中以第二种形式最为普遍。②并且在4000 多教职人员中，来自中国的教师和当地的教师人数各自占到50%左右的比例，这样协同运作的方式使中国政府能在投入资金与所得回报之间获得最高的性价比。

结语

冯斯·琼潘纳斯和汉普顿·特纳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外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核心文化。③在文化外交活动中，我们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传递如语言、艺术、信息等可以感知的外层文化为切入点，试图弘扬本民族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等中层文化，以树立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意识，从而以文化外交为辅助实现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目标。劝服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实现战略目标在实施文化外交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文化特性运用适当的传播技巧。文化交流在我国自古有之，但是要在高政治范畴内提升软权力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赋予文化外交更多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①邱凌，《国家形象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J].《现代传播》，2011（12）②Falk Hartig . Cultural diplomacy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a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Australia .Communication, Politics& Culture.June 1，2012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7-03

一、国际化背景下的成人语言学习

国际化和全球化在当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合作共事已是平常事。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功地进行交流和交往是当代社会国际化背景下青年人必备的素质之一。[1]在国际化氛围下学习或工作都需要掌握一些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已不仅仅是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必备能力，也是各相关专业，尤其是语言类专业学生和青年才俊提升自己知识层次、提高职业能力的途径之一。

国际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转变为交际能力，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习者懂得如何进行合理的文化导入和构建交际型教学模式都不可忽视，[2]而为学习者创造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机会，使他们有机会体验用所学语言成功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学以致用，更是语言专业教学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语言学习已变得更为开放，学习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寻求语言文化交流和通过交流进行语言实践的需求和机会也越来越多，作为语言专业学生语言实践和教学实践环节的语伴交流是一项富有特色的有效的教学实践活动。本文主要讨论在职学习的继续教育语言学习者与不同母语背景的外籍人士如何开展有效的语伴活动，如何培养成人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从事与语言文化相关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文化活动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二、成人学生语伴交流活动的缘起

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内，语伴交流是语言学习者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中外学习者一入校园，便利用各种机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语言伙伴，每周定期练习语言或者交流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的人甚至因此成为终身的朋友。本文讨论的是在这个背景下的成人学习者和外籍学习者的语伴交流，即基于北京语言大学开设的以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组织的来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学习者和本校继续教育学院的中方语伴之间的沟通和交流。2010年至今，作为该项目的配套内容之一的“语伴交流”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三年，对于在职学习的成人学生的语言社会实践，是一项很好的尝试。

（一）语伴双方背景

外方语伴：其中一些人是对汉语言有兴趣的汉语初学者，一些人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另一些人是希望通过短期来华学习和实践，获得某些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学分的认可。2010年以来，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项目中的海外人士多数是初来中国，汉语语言水平和能力有限，同一批次中人员的汉语基础水平差异很大，要与他们成功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具有一定难度。但是，这些学习者对于中国和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人期望在短暂的来华期间，能够和普通中国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建立联系，愿望很迫切。中方语伴：正在进行语言学习的成人学习者们，因为在职学习，还要兼顾工作，很多人是为了进入下一个工作岗位进行知识和能力的储备，除了课堂学习以外，很少有机会再去进行专门的语言实践和交流。

以上这种双向的交际需要，构成了短时语伴交流的基础。虽然交流的时间和次数很有限，但中外学生们在活动中的有效参与和达到的实际效果超出预想。

（二）语伴活动设计

语伴活动最初主要是针对“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设计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锻炼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随着活动的深入和对外方语伴需求的进一步了解后，我们发现多数外方语伴汉语水平为初级，有的甚至仅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交流沟通难度很大，经常出现尴尬场面。于是，将活动扩大到其他语言专业，如英语、韩语、日语、法语等专业，这些专业的学习者参与活动的目的和对外汉语专业略有不同，他们十分珍惜这个利用目的语进行语言实践和体验的机会，期待运用所学习的第二语言和语伴交流，其间穿插少量的与对方汉语水平相当的中文交流。这样，中国学生练习了外语，外国学生也练习到中文，双方都有所获。活动在不影响成人学生学习和工作的前提下自愿、义务参加。一般在校园和教室内进行，如果有外出或者餐饮娱乐活动则实行AA制。活动时间以寒暑假为主。自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中外双方共800多人次参与活动，外方语伴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家，其中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社会人士，包括教师和教育官员。2011年暑期曾经遇到一批“孔子学院暑期奖学金研修生项目”的语伴。该次活动的外方语伴有50余人，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厄瓜多尔、乌克兰、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喀麦隆、德国、荷兰、葡萄牙，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场面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三、语伴交流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培养跨文化意识和提高交流能力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言语交际中具有不同的说话规约，遵守不同的交际原则，怎样开始交谈，怎样继续交谈，如何使谈话轻松愉快地进行下去，这之间都体现了跨文化意识和交流能力。[3]作为教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将课堂上学到的汉语言和中国文化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各自用自己的交际方式去尝试交流和沟通，不断总结和提高。活动以两人一组结成“语伴对”的方式进行，轻松愉快的交流场面非常感人。每次活动一开始，大家相互间比较陌生，交流起来也有些拘谨。但是，随着相互认识和进一步的熟悉之后，沟通顺畅起来，有的还借助肢体语言，交流的内容和表情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者们对于能运用课堂中学到的教学理论知识去进行实践，感觉异常兴奋。有的同学为了交流顺利进行，事先准备了纸笔，遇到口头交流不顺畅时，将交流内容借助文字（中文或英文）进行。遇到中国语伴数量不够时，为了不让外方语伴感到受冷落，同学们还尝试采取一个中国语伴应对三位外方语伴的方式进行交流。有一次，个别同学要同时面对法、意、美三国语伴，同学们利用自己原有的跨文化交际常识，很有序地将与对方的交流顺序排序为法国语伴、意大利语伴、美国语伴，他事后在总结交流时说到：“我觉得法国人比较在意一些细节，比如他们大都会一些英语，但并不十分愿意说，所以我把和法国语伴的交流排在前面，以免他不愉快；意大利人很热情、开放，但是，和意大利语伴的沟通，也要借助英语进行，交流内容很有限，但他们的民族习性使得他们很擅长肢体语言，交流难度排第二，为此，我将意大利语伴排在中间；美国人很开放，也比较大度，我感觉他不会太在意细节，所以，将美国语伴的交流放在最后，但我和美国语伴的交流时间最长。当然，这些都是在交流开始的时候和他们事先商量并征得他们同意后才开始的。”每次活动结束，大家都在快乐、兴奋的心情下惜别。

（二）培养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文化尊重意识

虽然“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语伴交流只是一种短期的交流活动，但也都要不同程度接触到双方国家的风俗礼仪、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包括一些著名景观、人物和事件。比如：中国的近期重大事件，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世博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礼仪，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物价情况，等等。因此，语伴交流中不仅需要了解双方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文化信息，更重要的还要关注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问题。[4]对于来自宗教色彩较浓国家的语伴，更要关注其方面的情况，事先掌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可以使交流顺畅愉快地进行。另外，青年人共同关心的“世界杯”等话题，事先如果有所准备，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可以使内容更为丰富。有过外事经验的同学事先都会准备更多必备的知识和信息，以便从容应对。同学们之间将这些信息共同分享。在准备语伴交流的文化背景材料过程中，同学们一方面增强了对背景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重要性，特别是事先了解对方语言和民族的文化禁忌，以及对某些事物理解上的差异，以利于在交流中采取宽容心态，求同存异，为正式的交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再有，了解对方来华的行程安排和即将要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将要参观的景点，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某些细节的准备。

（三）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实践证明，多次参加者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得到了较好提升。对语伴进行汉语辅导和语言交流的技巧也随着交流的次数增加在提高。有的同学参加活动达十余次。学生C在活动心得中兴奋地说：“学校组织的‘语伴’活动，让自己有了与外籍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在这样的氛围中练习口语，效果很好。”

（四）锻炼和提高活动组织者的组织协调能力

由于活动是以自助方式进行，因此，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被指定的负责人，都是班长或者热心公益活动的同学，在负责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当众表达能力都得到锻炼。他们的应变能力也在活动的参与中经受了考验。曾多次担任活动负责人的学生D说：“通过语伴交流活动的锻炼，使我重新认识了我学习的专业，提升了我做语言文化交流工作的信心，毕业后，我会改换我的工作，从事与我的专业背景相同的工作。”

四、有效开展语伴活动的措施

由于“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语伴项目是一个跨文化交流项目，外方语伴背景多样化，中方语伴由于学习期限的影响参与者不断地面临新老人员的更替。要使这种跨文化交流能够和谐、顺畅进行，使该项目能够持续地滚动，有针对性地组织对相关背景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建立规范严格的活动组织程序，才能保持活动的质量。[5]

（一）系列背景知识的准备和培训

1.背景知识的了解和准备。在活动之前，需要中方语伴学习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其中包括：外方语伴所在国家的地理、文化风情、饮食、礼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中国传统文化、名胜景点的了解，热点事件和问题，体育事件、重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活动和会议等。使中方语伴提前接触到跨文化问题，初步建立起跨文化意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心态。[6]

2.自愿参加和有引导、有组织的培训相结合。为便于中国学生与这些外国学习者顺利交流，对中方语伴进行培训是必要的。为让每名学生从“语伴交流”中获益，我们的做法是，每次活动前一周，组织学生自愿报名，在和语伴见面的前一天，再组织中方语伴进行网上在线培训，[7]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了解活动相关规定、外事礼仪、背景国文化材料等等。

（二）语伴双方的信息提前预知，根据已知信息安排好活动细节

“语伴对”名单的准备是活动能否有效进行的一个重要环节。中方语伴提前了解外方语伴的年龄、性别、汉语水平、职业、甚至饮食习惯等等，可以掌握交流的主动权，并有效调节气氛。在和不同语言背景、初来中国的外籍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文化碰撞是难免的，学生们会遇到一些困惑。所以，在培训中不仅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我们还收集和整理了一些活动案例提供给中方语伴，针对经常出现的问题提出注意事项，并在培训中设计了提问和互动环节，为活动的有效开展做好各种铺垫。

（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活动效率

因为中方参与者为在职业余学习的成年人，所以，活动要适应他们的特点。从报名、培训、各种通知的都由QQ群在线完成。[8]每次活动以指定的负责人为核心，以自愿报名的志愿者为主体。制定电子版《培训手册》，在培训中及时，内容不仅包括中国文化背景材料，还包括背景国的相关文化材料、活动的宗旨和要求（活动总则、细则、活动须知）、负责人联系方式以及应急事件的处理程序等。

（四）有效监控、自主管理、适当鼓励

成人学生有较强的自主意识。既要尊重他们，又不能放任，否则活动不能持续进行。语伴活动毕竟属于外事活动的范围，细节不能忽略。为避免发生意外，有效监控是必须的，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在有组织进行的跨文化语伴交流过程中，发生一些碰撞和冲突是难免的。另外，语伴双方在活动进程中发生临时变化也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或缺席或迟到或不守时、不守约，等等，这些都需要组织者设立及时跟进的组织程序，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设定应急的措施和办法，把问题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或零。

参加活动的学生要鼓励他们将活动的心得和体会及时撰写成文字，及时总结和交流成功的经验，有的同学还能将收集的案例和自己的体会，经过精心整理后，作为作业和论文的素材，上升到理论层面，得到任课教师的肯定。有关老师反映：参加过语伴活动的同学提交的跨文化相关专题的作业和论文，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大提升。对课堂教学和专业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虽然同学们是自愿参加活动，但是，适当的鼓励也非常重要，我们和“中华语言文化体验之旅”项目的主办方制作了“优秀语伴”证书，为多次参加活动、表现优秀的同学颁发证书，使同学们倍受鼓舞。总之，语伴交流活动在当今国际化大背景下对于青年学生而言，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熊佳全.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6月，P73.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2：73-83.

[4]周建国.全球化视野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理论导刊，2005年11月，P30.

[5]李加军.跨文化的对话：误读与化解路径——以孔子学院为例.学术探索，2011.4：113.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例10

Abstract:The import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offers a new theoretic visual angle of research in the exchange model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subject-subject" structure is the basic exchange model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ject-subject structure" takes the affirmation of subject and the awareness of dialogue as its logic premise， and takes the construct of culture space and modern media as its basic medium.

Key words: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change; model;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subject

交流与对话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必不可少的涉及到办学主体相互关系的动态因素。哲学领域主体间性理论的引入对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为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哲学依据，也为中外合作办学寻找和建构行之有效的交流模式提供了思维和操作方法。要保证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的有效性，前提在于对办学主体的确认，途径则是“主体—主体”之间能体现合作者较大能动性的合作空间的建构。

一、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哲学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对话、合作和交流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关于交流、对话的哲学必然成为当今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换句话说，研究作为交流主体的自我与另一交流主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问题，开始成为哲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理论焦点。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巨大恐慌：人类和谐诗意的生活环境正在失去，人沦为自我中心性的动物，人与人似乎越走越远，更不用说在更深程度上的交流与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得以产生，人的生存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因此，在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性的同时，对他人的关注成为了自然科学和当代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主体间性的凸现是在主体性走入黄昏的情况下出现的，正如多尔迈所说：“在我看来，主体性的观念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这既是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的哲学家探究所致。”[1]尽管众多的哲学家致力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探讨，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形成统一的哲学命题和哲学流派。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在其中找出一些共性，在哲学的范畴内，给主体间性做如下界定：（1）主体间性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指存在主体与对象主体和谐共存的生存状态；（2）在实践的层面上，主体间性体现为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流理解如何实现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就个体层面来说，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个体独立、自由并创造与他人的交流空间的问题；在群体或民族层面来说，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保持群体或民族的质的规定性、并与其他群体或民族展开有效对话、交流或合作的问题。我国有些学者洞察到了主体之间这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特性，在哲学领域将主体间性理论引入，并逐步将其运用于哲学、文学、教育等理论研究中，使之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

哲学领域对主体性问题及对主体间性问题的关注，使其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的教育理论界开始利用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意义作为理论基础，开展了大量新的教育理论的探讨。首先是对于教育视域下的主体间性的定义。王光明指出，界定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应在注重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上，突出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法律、各项学校规章制度与道德规范下的相互理解的关系特征。其中，‘相互尊重’既指人格上的相互尊重，也是对不同意见和不同认识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既指相互宽容、容忍、同情和换位思考，也指相互了解和认识”[2]。也有学者着重从师生之间、教育交往理论等角度探讨主体间性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其中，教育交往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交流模式的探究更有启发意义。“交往是社会性的交往，它是社会中主体与主体间的社会—实践系统的实现，交往反映的不是主体—客体关系，交往的双方，不存在纯粹的客体，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它们塑造的不是对方，而是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对相互间关系的塑造而达成共识、理解、融合”[3]。著名哲学家任平给交往实践作了如下定义：“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作为相互联系的中介的客体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4]交往实践就是要用交往实践的观点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本质，把当代社会看成是全球性的交往社会。因而，交往实践的提出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超越，它打破了传统实践观把主体和客体看成是对立的两极的实践结构即“主体—客体”单一结构，而体现为“主体—中介—主体”整体结构。

从国内对于教育主体间性及教育交往理论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主体间性意味着交流与对话，是一个由对话到理解再到共享的渐进过程。对话意味着两个主体以上的交流活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5]尽管目前教育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主要运用于教学和师生研究关系中，但其主要思想尤其是教育交往理论思想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研究来说仍具有较大启发意义。

二、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的逻辑前提

转贴于 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教育交往活动。合作办学的双方分别作为主体参与合作、对话、交流，及至资源和利益达到共享，并进而能够共同创设新的文化和教育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双方正实践着当今教育的主体间性发展方向，即“主体—主体”交流模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全球性话题。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实践，应该是双向度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国际化的实现形式却往往是单向度的。发达国家的大学相对来说热衷于输出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更感兴趣于引进和吸收。”[6]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拒绝“主体—客体”交流模式，只有如此双方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由“主体—客体”模式所带来的主体的客体化、对象化或异化，从而使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1．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

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确认无疑是开展交流合作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先决条件。合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不是指某一单个的个体主体对自身的确认，而是指在合作过程中，作为智力、财力及其他相关主体特征的承担者的合作者主体意识的形成、确认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合作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和对话意识的确立得以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些自主权中即包括国际交流权。但在实践过程中，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确认往往比较复杂，主要归结为国际视野中的“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并进而实现其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理顺“高校—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首先，以各要素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过程为指导思想，确立各要素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高等学校是开展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体，因而是独立办学的主体，应该独立行使办学自主权力”[7]。简言之，对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有政府和高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涉及的范围较广，影响也相对较大，因而，尽管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具有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权利，政府仍应在对外交流政策、对外交流范围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放权与指导，真正实现高校在对外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遵从市场机制对高校自主权利进一步扩大的要求和它对于高校自主权利的制约。缺乏制约的主体只是一种西方哲学上的“大写”的主体性，缺乏交流的有效性。市场机制对高等学校的制约在于要求其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增强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中外合作办学的出现，就是高等教育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面向市场，主动参与竞争，在市场中实现其在交流中的主体地位。

再次，教育主权得到有效保障。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对教育主权及其主体地位的确认主要通过立法体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就从合作办学的性质、目的、原则、内容以及各种规范方面，规定了国家具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管理和监督权和维护教育权，主要体现的是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主导权。在实践合作办学过程中，我们应树立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主权发展观，要正确理解坚持教育主权与处理国际机制之间的辨证关系，坚持教育主权不能排除国际化和国际机制；要理解教育主权的发展动态，处理好短期和长远目标之间的辨证关系，并认识到教育主权的重心、程度和范围必须依据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我国的合作办学即使面对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时，也能充分保障我国的教育主权，确保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

2．对话意识的确立

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实现有赖于合作者对话意识的确立。交流与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质，作为不同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交汇产物的中外合作办学同样如此。艾柯曾深刻地指出：“整个文化都属于意指和交流，还有，人性和社会仅仅是在交流及意指关系得到确定时才存在。”[8]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其作用的。在国际合作办学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作为合作办学的主体地位及“主体—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模式，合作办学者必须树立全球化的对话意识，主要体现在：

首先，将主体思想的确立与全球观念相结合。也就是说，主体应摈弃封闭式的办学理念，将中外合作办学和我国高等教育置身于全球高等教育的整体框架之中，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和国际合作办学在国内外的水平和地位，并以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作为参照系，为我国国际合作办学准确定位，找出差异，开发优势。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交流，因此，这是确立主体思想的过程，也是与国外合作办学主体开展对话和交流的前提。只有通过引进先进的教育资源，提高竞争力，进而开辟高等教育的海外市场，真正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主体—主体”的交流模式。

其次，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拒绝“主体—客体”合作模式。在办学过程中，合作双方应树立平等互利原则，避免只是名义上的中外合作，或者利用中外合作的幌子进行其他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的活动，要拒绝各种侵犯教育主权及有损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虚假合作，这也包括中方合作者应拒绝国外某些高校在中国出售质量低劣的学历文凭等活动，从而真正保证对话的平等性和有效性。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及管理方法上，要强调双方的融合性和渗透性，要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管理模式、教育内容充分融合到中外办学模式之中，并以此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而在实质上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三、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具体途径

如果说主体的确认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主体—主体”交流模式中文化空间的建构和现代媒介的介入，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合作主体交流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主体与主体之间以文化空间和现代媒介为基本中介，实现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

1．文化空间的建构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然有文化发展的要求，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大学要主动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无论采取怎样的合作模式，也不论其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要实现交流，达到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都离不开合作主体的文化交流。具体来说，中外合作办学主体间文化空间的建构应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坚持全球性交往实践，即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主体与主体之间文化空间的建构要通过某一中介体现出来，即以“主体—中介—主体”模式，使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中介之间的关系呈现网络化的对话关系。全球化时代的中外合作办学，每一个民族、国际和地区可以作为参与交往实践的一极主体，同时由于各极主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生存发展权利，并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能够在交往实践中协调互动。也就是说，多元化、异质化的合作办学者构成了全球教育交往中的共同操作者，成为教育交往实践中的主体，从而使交往成为可能。

其次，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力求创造中外合作办学中外交融的文化空间，实现共同文化空间的建构。如上文所述，差异是交流的前提，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差异的存在。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即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意识，在林林总总的多元文化中保持传统的优秀文化，吸纳异质文化中的精华[9]。对合作的另一极主体来说，同样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外合作办学共同文化空间的建设是双方主体的价值诉求和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只有如此，才能使各自的文化特征融入到中外合作办学共同的文化空间中，真正实现“主体—主体”交流模式。

转贴于 2．现代媒介的介入

现代媒介对公众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的介入已是不争的事实，用马克·波斯的话来说，即现代社会已跨入“第二媒介时代”，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主体建构是通过互动性这一机制发生的。”[10]后现代的信息方式标明的教育交往实践建构的是不稳定的、多重的、分散的交互主体。迈克卢汉宣称媒介即讯息，“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1]。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人类和媒介息息相关，人无法脱离媒介而存在，同样，媒介或新技术的每次发展和延伸，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的发展的烙印，不难看出，人和媒介互为主体、共同发展，这是媒介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现代媒介的发展给国际化教育带来了契机。正因为其交互作用和与现代人们的密切关系，现代媒介对于国际合作办学主体间交流意义的建构具有宏观指导作用，因而更能符合和满足国际合作办学主体的交流需求。要在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确保现代媒介对 “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合作办学主体看，要加强合作办学主体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受教育者能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12]。中外合作办学主体大多是高校、企业、政府，而拥有文化、技术、人才等资源的高等院校在实施媒介素养教育中更是责无旁贷。高校一方面要利用母体学校新闻传播及相关专业优势在校内部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校园外部主体要素的沟通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逐步丰富传媒教育的经验，建立面向对于整个高等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对政府和企业来说，要建立迅捷的信息反馈渠道，也要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在对外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现代传媒角度看，要加强现代传媒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及其对于国际化教育的责任感。媒介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具有宽广的视野，它与中外合作办学的结合无疑对两者的发展都具有创造性意义。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介入，媒体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沦为合作办学主体的“赚钱机器”和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因此，媒体应率先自律，遵守行业规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起到示范社会、引领未来的作用。如果大众媒介放弃了社会责任，背弃了社会道义与良心，不仅媒介素养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无从谈起，整个民族和国家也可能陷入文化殖民的危险境地。

再次，从受众的角度看，要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加强大众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热心和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受众是指在中外合作办学中通过现代媒介而发生某种联系的主体，包括合作主体、学生、家长、人才市场、各种服务市场等等，如何使这些要素为中外合作办学发挥最大潜能是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通过现代媒介加强与受众的联系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换句话说，现代媒介应让广大学生、家长了解媒介的透明性、责任性，让受众在了解传媒运作的同时，使媒介牢牢把握受众的关注点，树立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从而增进彼此了解，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立体的层面上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

当然，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和交流中介，都不仅仅限于上文所述部分。就其交流模式的逻辑前提而言，还应包括合作主体办学思路的确认、对于对象主体的承认等等；就其交流模式的中介而言，也至少还应包括中介组织的建立等要素。应该说，以主体间性视角来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交流模式及“主体—主体”交流模式的提出还是一种新思路和新名词，它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价值远非本文所能涵盖，期待更多的学者实现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55.

[2]王光明.关于人本主义哲学主体间性的思想概述与认识教育视界下的主体间性[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4)：8.

[3]冯建军.以主体间性重构教育过程[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87-88.

[4]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9，(1)：54.

[5]滕守尧.文化的边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177.

[6]高立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哲学视野[J].兰州学刊，2007，(1)：197.

[7]劳凯声.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26-227.

[8][意]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原理[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5.

[9]鲁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