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1

1.引言

学术期刊论文是研究者们获取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个能恰当并且准确反映出作者的真实表达意图的标题十分必要，它通常是吸引读者停下脚步潜心阅读的前提条件。好的标题能加速读者的搜索定位时间，它在、阅读和收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学者们在汲取国外期刊的研究精华的同时，也将各自的发现用英文展现出来，期待传播得更广。但由于二语的缘故，会出现语法错误、结构不当、用语口语化等问题。很多论文的英文标题就是中文题目的直接翻译。科学论文具有独特的写作体裁，其标题作为论文的缩影，更需要注意遵循它的写作范式，而不能简单地直译。选取中外护理学论文的英文标题建立专门用途语料库，比较分析标题的结构和话语功能，以期在英文标题的撰写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2.论文标题的研究综述

从事语篇体裁分析的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学术论文的摘要、引言、结论等部分都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其中论文的标题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研究者们拿不同学科的论文标题进行比较，分析集中在标题的长度、标题的语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上。Haggan 区分了文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论文题目，他总结了标题的三种基本结构：完整句子结构、复合句结构及占大部分的名词性短语结构。Soler选取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的学术论文和综述论对比，发现完整句子结构的标题最能体现生物科学学术论文的特性。Wang和Bai做的医学类论文的研究表明名词性短语结构的标题所占比重最大。庞继贤和陈B对比分析了中外应用语言学标题结构差异，提议国内论文作者少使用“研究”“初探”等词，并深入探究作者的拟题策略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依据。有关医学类的标题研究还有张晓枚等利用语料库分析中医药类论文标题中介词的分布特点及用法。而护理学的论文标题研究相对很少。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期望借助语料库这个工具展现护理学论文标题的语言特点和语用功能。

3.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2015至2016年间发表的护理学权威期刊的论文标题建立两个语料库：一个是国外期刊标题语料库（IJT），来源于Oncology Nursing Forum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共99条，形符数为1264;另一个是国内期刊标题语料库（CJT），来源于《护理学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中华护理杂志》，共90条，形符数为1349。利用AntConc软件比较两个语料库的高频词汇，同时细分标题的结构特点，分析该特点的语用功能。

4.研究结果

4.1标题的高频词汇

使用语料库工具的词表功能分别显示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发现IJT的高频实词和CJT的有差异，见表1（因两个语料库大小很接近，就没有列出词频比率）。

表1 IJT和CJT的标题高频实词词频比较

表1中仅仅列出排名前六的高频实词。在IJT中，词频最高的是cancer，查看它的索引会发现这些标题都体现出一个主题，那就是癌症，这说明IJT收录的这些期刊对癌症关注度很高。而在CJT中，排名第一的是patients，表明这些文章的出发点是病人本身而不是疾病。另外，analysis在CJT中使用频率较高，反映出此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比如meta分析。而在IJT中，analysis出现的概率很少，只有两次。这个发现同庞继贤、陈B的研究有重合的地方，即不要过多使用“分析”之类的词语。

4.2标题的结构类型

参照Haggan和Soler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标题结构划分为名词短语结构、复合型结构和完整句子结构。名词短语结构又可细分为：

4.2.1一个名词短语，如Center of Excellence to 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 in Italy.

4.2.2多个名词短语，如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workplace violence against nurses in Harbin.

4.2.3分词短语，如Using Photovoice to Explore Nigerian Immigrants，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复合型结构是指通过冒号或破折号连接主标题和副标题，如Moral Distress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port of an Institution-Wide Survey。完整句子结构出现频率较少，如Narrative education cultivates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表2从整体上显示CJT和IJT标题类别所占的比重。

表2 CJT和IJT标题别

从表2可以发现CJT和IJT的标题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最多，其次是复合型结构，完整句子结构最少。这和Haggan的结论部分一致，即标题结构由名词短语构成的比例最高。相对于IJT来说，CJT标题结构呈现出更明显的对名词短语结构的偏好，所占比例超过90%。而两个语料库都体现了完整句子结构标题出现概率很小，仅有一例。这说明不管是国内期刊还是国外期刊都很少使用句子作为标题。表3将名词短语结构标题进一步细化，分成一个名词短语结构（NP），多个名词短语结构（nNP）和分词短语结构（PaP）。

表3 CJT和IJT标题中名词短语结构类别

IJT的名词短语标题结构类别分布比较均衡，分别为一个名词短语结构（47.5%），多个名词短语结构（33.8%），分词短语结构（18.8%）。而CJT中超过半数是一个名词短语结构（68.7%），分词短语结构仅占2.4%，结构分布差异大。

4.3 标题的语用功能

从上述的语料库统计中发现大部分护理学标题采用的是名词短语结构。通过检索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可以找到这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见表4。

表4 CJT和IJT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

综合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介词有and， of， in，the。介词and用于连接两个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of表示所属关系（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Family Nursing Knowledge Into Clinical Practice），in指示研究范围（in Italy，in the United States），the主要用于限定（the Relationship）。综合以上的高频词所体现的功能，可以发现期刊论文标题的话语功能有：体现研究对象，体现研究范围，体现研究方法，体现研究目的，体现研究问题，等等。

5.结语

通过对所收集的国内外护理期刊标题的语言和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国内护理期刊标题同国外一样，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主，但存在结构形式较单一的问题：名词短语结构标题主要是单个名词短语加后置修饰语形式，分词短语结构较少;另外复合型结构标题也要少于国外期刊。这说明国内护理学论文英文标题的撰写和国外的主流习惯还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分析标题中的介词总结出标题的语用功能。标题能表明文章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是什么，非常清楚明了，这进一步说明标题的重要性及写好英文标题的必要性。

标题，作为学术论文的精髓，值得研究者们细细斟酌。本次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型的初步探讨，存在语料不够多的问题，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希望本研究能够对研究者英文标题的撰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Haggan，M. Research paper titles in literature，linguistics and science： dimensions of attrac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4.36（2）：293-317.

[2]Nwogu，K. N.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tructure and funct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1997.16（2）：119-138.

[3]Soler，V. riting titles in sci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2007.26（1）：90-102.

[4]Yang， R.& 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003.22： 365-385.

[5]Wang，Y.& Bai，Y.A corpus-based syntactic study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 titles[J].System，2007.35（3）：388-399.

[6]曹睿赵硕.科技论文标题的结构和语言特征――以Science和Nature为例[J].外语教学，2014.35（2）：35-39.

[7]梁茂成，李文中，徐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76-80.

[8]庞继贤，陈B.中外应用语言学类期刊论文英语题目对比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5（1）：189-200.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2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又影响着西方学者,打破了荷兰学者佛克马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西方)观点。1998年,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部专着中,王宁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及其研究关系之间协调,最终达到比较文学的超越和跨文化视野的实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了西方世界,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在传播到东方不同的国度内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由此消解了西方理论的“霸权”色彩,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走向世界,直接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王晓平从亚洲同质文化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着手,对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展开了研究。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对中日文学交流的断代史作出了系统描述,具有拓荒性意义。其《佛典?志怪?物语》一书,则以六朝至隋唐的志怪小说为抓点,追溯中印文学中的佛典关系,并考察其在日本物语中的投射。王晓平特别注重从接受的角度研究三个国家之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从而梳理了印度、中国、日本在文学交流中的历史因缘关系。在《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人合着)一书中,审视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接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西方“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系统性总结;结合俄苏汉学研究,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流传的轨迹。有意识地对中国古典文论在国外的发展作了开掘性的探索,与曹顺庆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观点形成了呼应,为比较诗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孟昭毅主张世界文化交流中要突出“东方”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东方的本位。强调既对过去西方中心论作反拨与突破,也有意识避免新的东方中心论,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宏观而广阔的视阈,作超越前人理论框架模式的探索。认为在文化、文学交流中,势能落差在所难免,应该努力缩小和消解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差异,要善于超越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界限,对文化和文学各种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展开特有的关注,力求超越交流空间、时间和人为的樊篱,摸清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规律。其早期代表作《比较文学探索》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学术主张,他不仅强调和阐释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而且更深入地从“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国的文学关系。

    二学科身份的过去与现在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3

在我国，比较文学的讨论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汉语学界建立中拉开了帷幕。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人文学科的发展背景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学界的内外，对“比较文学”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文学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若干的理论问题。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不管是学科的建设还是对学生的培养，都是成倍的增长。

一、比较文学存在的问题

1、比较文学在研究中存在问题。在研究中许多人对比较文学都持有意见，学者们很难达成一致，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问题所在。这种争论有助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但是，在这种争论中，也使这个学科非常难形成完整的一个理论体系。关于对比较文学的争议不只我国存在，国外也存在着这种问题。关于文学对比的影响，不可以明确出要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提出有利的研究方式与思考。特别是一些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没有关系的内容介入进来，使原来就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2、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过程中没有目的性。任何一种理论的反思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理论不是审美，而是一个命题，它的表达不是一种美学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其目的性与针对性。比较文学理论在反思与研究中，理论的表述不能反映出理论的目的性。

3、比较文学理论在反思中的问题缺少关联与系统性。比较文学理论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学界的学者们都会做出思考与分析。每一个比较文学理论的问题都单独的被研究与思考过，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没有对其它的问题建立一个层次性，也没有与学科的宗旨、目标建立一个关联性。所以，这些问题当作独立的问题思考研究，看不出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各问题之间没有关联性，使比较文学理论思考变成一种分散的状态，不能很好的运用所拥有的反思成果，还可能造成同一个问题在一个角度上的重复。所以，缺乏理论的整体性。

4、比较文学理论反思中思考路径的误区。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总会涉及到起点问题，不一样的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预设起点，需要遵循一般的思维规范。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认为，比较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的思路应该先考察比较文学理论的对象与方法。其次，重点的讨论和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关系的任务。思考比较文学的各种问题，就要优先的思考其对象与方法，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在进行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关任务的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思考路径没有为比较文学弄清关系，也就是说这样的思考路径是不成功的，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

想要研究比较文学，就要把它与我国的研究状况相连接，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思考，不然，比较文学的研究就变成了一张空白的纸张。总体来说，就是要充满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主要强调的就是民族是世界的。我国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多的资料。但是还要注意，所有的文化都想要发展，不会封闭自己，而且都需要吸取其它文化的精髓。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这样的，求同存异，才可以更好的进行发展。所以，想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就需要大家和谐相处。

比较文学是一门特殊的独立学科，它与翻译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把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是最重要的。我们最先要确定的是，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学者们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抓住重点，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不然的话就会失去探讨研究的意义。比较文学比翻译的范围大很多，但是翻译是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思考的必经之路，如果只是单纯的把比较文学归类到翻译的研究中，就真的是太浅薄了。

比较文学研究具有可比性。在任务确立以后，就要确定方法，方法的确立以研究比较文学的目的与对象作为参考依据。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比法是为了凸显比较对像之间的不同之处。比较文学的研究不是把求同与存异相互分开，而是把二者相互结合在一起。比较文学的研究可比性有三个原则，分别是：同类原则、对应原则、关联原则。同类原则指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事物不需要进行比较，完全不一样的事物也不需要进行比较，既同又异的事物才能更好的进行比较，但是不是所有的既同又异的事物都可以比较；对应原则是在事物对比中，同一类型的事物都是相对应的，但是相对应的事物不一定是同一类的；关联原则指的是各个国家的文学直接或间接的事实联系。关联原则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被广泛的运用。

三、对比文学的出路

对比较文学提出的问题，要在以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时候解决的问题。它在未来的发展有很好的前途。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原因是，承担着对我们人类生活状态思考的重要责任。比较文学的研究一定需要与外界进行联系，而且在练习中还要不断的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只有通过不断的与外界沟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通过外界的理论来增强自身的知识，这样才会使文化共同的发展、繁荣。

在对比文学的研究中，不要只是局限于自身的领域内，可以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对比较文学进行研究。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研究的细节，要注意学科中的分工。比较文学不应该是一种比较干枯的理论，它应该与各个学科相互融合。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一定要遵循其本身的发展规律，重点的抓住核心内容。

结束语：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发展的道路是波折的。在比较文学的理论中，比较的是方式、特点等。在比较文学理论中，一定要明确比较文学的对象、范围、目的等。比较文学理论的不同研究方式，不断的推动着世界比较文学理论活动很好的运转。在以后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中，要学会变通，不断的学习新的内容。

参考文献：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4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5

1.1初兴阶段

20世纪初,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唤起民众,在引进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同时,也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使发轫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始被引入了中国,这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2发展与滞缓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比较文学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先后问世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和很有影响的论文。1949年以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1949～1965年,主要受前苏联“一些思潮”的影响,致使比较文学发展处于阻滞状态;1966～1976年,“”时期,整个文坛处于荒芜状况,根本谈不上比较文学研究。

1.3复兴阶段

1978年,中国大地万象复苏,这为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极好的时代条件。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是以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篇》1979年的出版为标志的,从此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揭开了比较文学复兴的序幕。中国的比较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发展蔓延,其队伍的人数与素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大大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

1.4蓬勃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有以下特点:第一,注重理论探讨和研究。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家曹顺庆等专家积极呼吁建立“中国学派”,并且对“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和方法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阶段。第二,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令世界同行刮目相看,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争得了一席之地。同时,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完全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扩大了与国际的交流。

2发展前景

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除了对学科的常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外,特别在以下几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也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2.1文学人类学与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发展最充分、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学者在治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后写出不少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系列丛书、专著和文章,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中的位置、价值、发展进程都有了更为准确的评价。在以后的研究中必须更加重视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文学和口传文学,充分发挥其融合故事、讲唱、表演、信仰、仪式、礼俗等的文化整合功能,逐步完成从仅仅局限于文学性和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式,走向对文学的文化语境还原性研究范式的演化。

2.2比较诗学的新进展

世界进入后现代时期,比较诗学有了根本的改变,新的比较诗学力求突显原创。诗学、国别诗学、民族诗学在理论及美学价值上呈现出来的共通性、普遍性与世界性的同时也要追寻不同诗学的差异性、特殊性与民族性,进行解释学的视域融合,最终汇入到多元化的流动性的世界诗学的潮流之中,形成以本土特色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新诗学。

2.3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

海外华人文学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和侨民文学创作群体。“流散”一词原意最初是指犹太人被动流散世界的现象,中国学者将“流散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将其视为比较文学研究之新领域。中国比较文学界聚焦诸如华人流散文学的文化身份追寻、中华文化意识及其与当地本土文化意识的碰撞与交融、华人流散文学的边缘性与世界性等的研究,数以百计的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提出了有关华人流散文学深化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话题。

2.4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观念的更新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研究由于有了译介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才使人觉得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对象、目的、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从而可以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规范了从文学、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的途径。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发展本土的语言。

2.5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从西方学者借用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乃至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剖析阐发作家、作品、情节与人物形象,从中得到颇多启发。多卷学术辑刊已陆续出版,其作者队伍扩展到宗教学、哲学、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业绩显著。

3发展中问题的解决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6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7

年8 月15 － 18 日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杨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中国

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吴晓都，黑龙江大

学校长张政文出席了会议并在先后开幕式上致辞。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和文

学所的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专家学者共80 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20 位学者在大会上发言，会议论文集收录

论文36 篇，涉及英、法、德、俄、日、汉等多个语种，研究领域涵盖英美文论、欧陆文论、斯拉夫文论等。会议主

要围绕以下若干议题进行: 1． 当代外国文论的视界拓展; 2． 当代外国文论的话语建构; 3． 当代外国文论的范

式生成; 4． 当代外国文论的中国旅行等。此次年会的理事会议决定增补黑龙江大学校长张政文为外国文论

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增补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黄玫、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马汉广为常务理事，增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任昕为副秘书长。

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上，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会长周启超指出，以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为基

本宗旨，促进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不同语种的文论研究者之间、国内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文论研究者与中国语言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8

(一)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随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崛起，中国比较文学界进入了全面文化自觉阶段，努力奋起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唤起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人才培养是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生命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大事。在欣欣向荣、突飞猛进的学科发展趋势下，培养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专门研究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重点高校纷纷加大比较文学人才培养力度，如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联手成立“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陈思和教授主持制定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硕博士精英化培养规划”，旨在培养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严绍璗、孟华等知名学者纷纷著文就当前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教材编订等问题进入深入探讨。然而，以上这些努力大都只是局限于硕博士教育阶段，很少涉及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这一阶段的教学其实更不容忽视。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意义。严绍璗教授指出，“就硕士生的培养来说，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不容易得到解决，这就是我们硕士研究生的生源和学术质量并不理想……这与目前大学的本科教育问题是相关联的”［1］。陈思和教授认为，虽然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起点较高，但如果学生在本科教育中没有得到基本的学术训练，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则很难在研究生阶段达到质量标准。孟华教授也认为本科教育状况将直接影响研究生质量。可见，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没有与当下的学科发展接轨，处于严重滞后状态。这一状况势必严重影响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质量，进而累及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因此，加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迫在眉睫。

(二)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目前，普通高校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存在严重缺陷，比如许多教师并不具备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资格，他们只是通晓世界各国文学，但对中外两种文学、两种文化很难有到位的把握，缺乏跨文化、跨语言的基本功力。授课时，教师就只能泛泛地讲解比较文学基本原理，学术视野狭窄，不能打通东西方文学的界限，更不能将多元文化视角引入课堂，严重影响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积累。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普通高校只开设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基础课，缺乏涉及中西文学跨文化比较方面的专题课，课程结构十分单一。因此，本科阶段比较文学自身的不足要求加强比较文学教学建设。乐黛云教授十分强调比较文学本科阶段教育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新人文精神①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她认为不仅中文系和其他人文社科系的学生需要学习比较文学，而且理工科的学生学习比较文学也大有益处:“比较文学可以是一种高深的，属于精英的学问，同时它确实是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有益于大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2］。因此，即使不是出于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仅仅为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应当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建设。

二、跨文化语境下关于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的原则

(一)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国际比较文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唤起人们对一向遭到忽视的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重视”［3］。然而，目前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对话还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中国学派有必要坚持研究立场的本土性，发扬光大本国文学中独具民族性的东西，积极参与到多元文化对话中，充实世界文学。严峻的学术形势要求比较文学教学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原则，摈弃以西方文学为重心的传统教学内容，打破以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为理论重点的教学体系，形成以中西文学比较为核心内容，以认识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彰显民族文学为出发点的教学体系。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首先要求重新设置教学内容，改变以往以比较文学基本原理为主要授课内容的教学状况。科学的课程内容应由三大知识板块构成:第一，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第二，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包括对中西诗歌、戏剧、小说、神话和史诗之间的比较研究;第三，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重点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第一知识板块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一即可，由教师简明扼要地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目的是引导学生入门。第二、三知识板块应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三，可采用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帮助学生打通业已形成的中西文学知识结构。下面详细谈谈第二、三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设置问题。关于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这一教学内容的设置，有教师提出应全面比较中西不同文体在文化精神、审美心理、艺术情趣和表现手段等方面的差异②。但笔者认为，这种全面但泛泛的比较难以操作且没有多大意义。明智的做法应是选择有意义的切入点以专题课的形式介入中西文体的比较。对于中西诗歌的比较，从节奏、韵式、情趣和结构等各个角度全面解析中西诗歌的异同，即无必要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课堂实践中，只需选择某一个角度结合典型实例进行专题讲解即可。例如，可以开展“中西诗审美情趣比较”的专题研究课。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可以根据两种较普泛的题材类型，分别从爱情诗和山水自然诗两个维度来剖析中西诗审美情趣的差异。对于中西爱情诗，可选取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爱情诗为典型实例，采用细读文本的方法深入解析中诗的委婉与西诗的直率，中诗的微妙与西诗的深刻，中诗的长于表现“怨”与西诗的长于表现“慕”等中西爱情诗在情趣方面的诸多差异。

对于山水自然诗，可选取王维的《鸟鸣涧》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两首名诗切入分析中西诗山水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差异:《丁》诗中，作者连续用了三个“我看见”、“我听见”式的主谓句，审美主体与客体处于分离、对立的二元关系中，体现了西诗“物我分离、物我对立”的审美意识;而《鸟》中，没有出现主语“我”，审美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主体进入了“虚以待物”、“以物观物”的入神境界，体现了中诗“物我合一”、“物各自然”的审美情趣。另外，也可选取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为典型实例来比较中西诗人对待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诗人常表现与自然情趣默契契合的忘我超脱境界，而西方诗人多数把自然看作神灵的表现，对“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含有极原始的迷信和极神秘的哲学”［4］。对于中西戏剧、史诗的比较，讲授重点应放在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史诗，到底有没有悲剧。首先，教师应布置课外阅读任务，让学生细读几篇有学术价值的相关论文，如杨牧的《论一种英雄主义》，钱钟书的《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悲剧》，姚一苇的《元杂剧悲剧观初探》等。然后，课堂上先由学生总结陈述相关论文的核心观点，并尝试归纳总结学术界对史诗、悲剧的争论概况。接着，教师结合王国维、钱钟书等知名学者观点来详细阐述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论争情况。最后，组织学生就争论问题展开讨论，并要求学生在课后以撰写论文的方式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之，关于中西文体比较的教学内容应有侧重点和针对性，有选择性地灵活展开，不必面面俱到地全面展开，因为学生在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是掌握跨文化的一些知识点，在硕士阶段才需将点逐渐连成线。相对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影响研究而言，关于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这一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更具本土性，更能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许多学者认为，影响研究“其本质是欧洲中心的，影响研究将欧洲文学看成是其他民族文学的发源地，体现的是欧洲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主义”［5］。如果教师一味地讲易卜生、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学生认知不同文化语境下中西文学各自的独特性并无多大意义。而讲解变异研究方面的内容则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文学交流中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学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而对外来文学进行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模子作用下而发生的文学碰撞和变异交流。因此，在讲解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时，应将重点放在接受者对外来影响的接受过滤上，而不是放在“X作家在中国”式的事实梳理上。例如，在讲授中国当代作家残雪、余华、莫言等受卡夫卡的影响时，应侧重剖析这些作家对卡夫卡的文学做了哪些创造性误读和接受过滤，并深入分析造成误读和过滤的接受屏幕———特定的文化模子、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艺术趣味。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9

比较文学最初分两大学派，分别为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法国学派的研究者“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的观点看待文学研究”。西方一直盛行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主宰，欧洲人优越于世界上的其他种族，西方文化才是优秀文化，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彼时的比较文学研究仅局限于西方文化的范围内。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因此以韦勒克为首的许多读者认为，这样的“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为了改变比较文学的现状，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要重视文学的内在性。文学的关键在文学作品，内在性研究是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对文学性的研究。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没有鲜明的对象和特定的方法论，这使它面临危机。因此它强调对文学性的研究，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是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学科基础。当然韦勒克对文学性的定义与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概念有关。他指出内部研究是对文学作品的符号结构的研究，而对作品与作品之外诸因素的关系的研究称为外部研究。内部研究的范围包含文学性，文学性是比较文学规范外部研究的一把尺子。他认为，文学演变过程中其外在因素文千差万变，但文学始终保持着恒定的整体性和内在性。

伴随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审视文学本体逐渐成为一种史学和文论的自觉，这种理性的自觉对于文学演进是极为有益的。那么到底何为“文学性”呢？“文学性”，这个现代文论或诗学概念最早是由俄国的形式学派文论家罗曼•雅各布森提出的。他从诗歌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语言这个诗学视角审视，提出了“关于文学的科学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该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那个要素”。在这位先锋文论家眼里，传统的所谓文学研究，不过是政治、哲学、文化史学等“杂乱无章的堆积物”，根本没有触及到文学作品最内在最核心的本质和特点。

雅各布森率先提出“文学性”这个概念，而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也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在《比较文学的危机》这篇论文中韦勒克指出，法国学者的做法将使比较文学失去了其文学特性，从而让自身的存在基础也变得飘忽不定。所以，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者一定要重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之后，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伯和布吕奈尔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艾田伯在其论文《比较不是理由》一文里态度鲜明地指出：“除非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使我们最终能来谈论文学，甚至总体文学、美学、修辞学，否则比较文学注定会长时期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另一位学者布吕奈尔则在1983年出版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对同行提出惊醒：“不要忘记在比较中有文学”。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民族的边缘学科，这种性质导致比较学科必然和其他学科存在大量的联系，也注定了它会借鉴当代各种文学理论。即使在这种联系密切和不断借鉴的同时，比较文学也不应该失去自己的文学立场。因为比较文学终究是一门研究文学的学科，如果它抛弃了主要研究对象－文学，那么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一味的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会导致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贫乏而没有深度。

“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的基本属性，比较文学的研究不能失去文学性。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中，曾出现过不注重文学性研究的这种情况，但后来又回归到对文学性的研究上，这更说明了文学性对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性。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任务之一仍然是对文学性的坚持，因为这终究是比较文学存在的根本。但相应的也要注意，我们如今所说的比较文学对象的文学性，与韦勒克所说的“文学性”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不提倡回到自闭式的文学内部研究，而是说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目的应该注重文学，研究中会涉及到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外部因素，不管这些方面的内容多深多广我们都不能抛弃文学去研究文化传播等外部的东西，必须紧紧抓牢文学这个中心，才有助于解决文学问题。总之，文学，也只有文学，才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参考文献：

[1][美]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A].见于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G].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2-135.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例10

作者简介：辉进宇，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云南大理671003)；

从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过程的内在机制来看，它主要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阶段。一是通过译介和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被引进并与本国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发生交流、碰撞和联系。这是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的前提条件。二是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对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和融合。这是教育理论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和关键。三是基于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传统及现实状况，并通过同化和内化等一系列内在转化的过程建构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这可谓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结果和最终目的。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实现涉及的因素是多样的，转化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与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个过程的实现无疑也需要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共同参与。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比较教育学具有将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先天学科优势。因为，在比较教育研究与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在促进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来分析其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学科优势。

一、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引进性”

和“借鉴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学习和引进别国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并以此为本国教育的改进提供借鉴，这是比较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与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教育研究一定是与“学习”、“引进”和“借鉴”等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几个方面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在意蕴，进而构成该学科的重要性质和特点。但另一方面，在比较教育的实际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纯粹的“学习”、“引进”和“借鉴”，也很少存在为“引进”而“引进”的现象。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早期，大量存在的对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照抄照搬式的简单移植最终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法国比较教育学者库森就指出，尽管“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2]。美国比较教育学者霍勒斯·曼虽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借鉴别国教育(包括教育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他所说的：“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在国内效仿”[3]；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提出了“以有限度的借鉴为目标的观点”[4]。“有限度的借鉴”实际上就是对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照抄照搬和全盘吸收的一种否定。又如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和汉斯等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就是强调借鉴别国教育理论和经验要以本国教育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为依据。在我国，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庄泽宣先生也指出，教育研究要“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以及“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陶行知先生则主张“教育研究别替东洋人拉洋车”；古楳先生也发出了“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质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把这些中外比较教育学家的上述思想归结起来，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这样，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学习”和“引进”就应该有一个落脚点和归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化”和“内化”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并由此实现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和“本土生长”，并通过这个过程来发展本国的教育理论和发挥对本国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把“引进”和“学习”作为手段、途径和方法，那么，“同化”、“内化”和“本土化”就是结果和目的。反过来说，没有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和“学习”，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了。因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这一概念一定是建立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本土化是与‘借鉴’紧密相连的重要问题。‘借鉴’是对外而言，‘本土化’是对内而言。”[5]因此，比较教育学“引进”和“借鉴”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就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前置性的条件。

二、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和具体过程就是把国外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与本国教育相对应的部分加以比对。通过这个过程，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相同点，另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差异点。当然，发现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异同还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层目的在于探究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而认识和确立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之间的优劣与长短，并由此达到以别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而就其中教育理论的发展而言，这个比较的过程就是要求吸收别国教育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并把这些“合理元素”吸收和补充到本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并由此建构出一种既反映本国教育特色和传统，又有新质要素的新的教育理论体系，而这本身就是实现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具体路径。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奥利韦拉就有深刻的表述。他提出：“它的真正对象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教育领域中发现的抽象的关系类型，作为一个力求获得科学地位的学科，它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从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建立和阐述这些类型之间的新的关系。”[6]这段话就从学理上阐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性”在生产新的教育理论以及实现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我国早期比较教育学者罗廷光先生也认为，“在今日外来势力纷沓交呈之下，我们要想建设真正我国的教育，非从比较教育入手不可：用了比较的眼光，就该国教育之背景及演进步骤，了解其现状，权衡其强弱得失利害之处，再针对本国教育情况而斟酌损益之……我们所以注重教育之比较的研究之理由便在此。”[7]

三、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跨文化性”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跨文化性”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的异质性最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其文化语境的异质性”[8]。当然，“跨文化性”的特征只可能存在于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跨文化性”实质上就等同于文化的“异质性”，而只有在具有“异质性”的不同文化之间，才可能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及“本土化”的问题。因为，具有“同质”的文化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也就无所谓用一种文化来“化”另一种文化了。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本土化”了。因此，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特征在客观上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的逻辑前提，并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需要和可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语境的异质性本身并不是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同一性的障碍，相反它有利于这门学科在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独特的功能，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化比较研究都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本民族文化的‘他者’的。”[9]

四、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国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从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最初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之间的相互比较。尽管比较教育发展到今天，比较的单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国别比较至今仍是比较教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比较单元。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及其理论体系，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才得以成立。因为，教育理论“本土化”暗含的一个前提和要求就是要有“他者”或“他国”异质教育理论的存在，并且“他者”或“他国”的异质教育理论还要与本国的教育理论之间发生某种形式的交流、沟通和实质性的联系。如此，从逻辑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本土化”一定存在着一个外界的参照系。所以，“跨国性”也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成立与否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它的学术实践有一个前置性条件就是研究对象的‘他者化’，即它要首先在‘本国的教育’之外建构出一个异于本国教育的‘别国的教育’，然后才能开始它的学术实践。”[10]

五、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异域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与比较教育研究“跨国性”相联系的就是其“异域性”的学科特点。在这里，“异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开展的教育比较研究，即把每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不同的区域和地域；二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圈的教育比较研究；三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超国家，如当今各种世界性的经济联合体和政治联盟等的教育比较研究等。随着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发展，比较的单元开始延伸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区域、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超国家的比较等。“异域性”也往往是与“异质性”和“差异性”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由此构成了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的基础。当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与其说它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异域性”，还不如说比较教育研究更看重的是在“异域性”中所隐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差异性无疑又构成了所谓“本土化”的内在基础。如此，只有在“异域”的具有“异质性”的教育理论之间，才可能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