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例1

    关键词：自私 利他 群体 个体 合作 分工 计划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一、经济活动中的计划

    在经济学活动中，给定任何一个群体，它对外永远是群体的，不是个体的。但是这种关系在经济学中不是这样，而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具有两面性，它一面是群体的，一面是个体的。个体的一面不是真实，只是学术抽象。这种抽象给我们带来的致命错误是，使我们忽视了群体内部的组织和安排——即计划。群体内部组织和安排被“自私人、理性人”一笔带过了，这是市场经济学送给我们的最遗憾的礼物。显然，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自私和理性总是一帮人的秉性和想法归总，这种归总最终是由计划来完成和体现出来的。

    真正经济活动一定是“计划+自由”。我在很多地方提及“经济学=计划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观点，但是没有论述，今天论述下。经济学为什么要分为计划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呢？这在于我们的实际经济行为是合作与分工，而合作自然是群体的事情，不是个体的事情。群体的事情总是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于是需要计划。毫无疑问，当合作使我们用同样的付出获取更大收益时，合作也消减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参加合作的个体不再是绝对自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必须遵循群体的某些“法律”。也许在自由主义看来这种自由的牺牲不可接受（主义在学术上等于极端），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忘记了生存才是人类的第一任务。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敌人，一个决定我们存亡和延续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然。地球上的生命历史告诉我们，合作是我们在自然面前少些失败的根本大法，是我们获取更好生存和延续的根本大法。所以单细胞生物选择合作组成多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个体选择合作组成群体。当达尔文强调优胜劣汰的自然机制时，他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机制中的优势。在达尔文看来留下来的就是优等的，于是机会主义的幸存者者就是优等的，就等于效率。孟德尔告诉我们另一个机会主义事实——变异，这是比蚂蚁被我们踩死更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主义事实。进化关键是变异，千千万万个变异中总有一个是对的，它将依照机会主义原则保留下来。如果变异是获取生物学意义上优等的根本手段，那么合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获取优等的根本手段。如果达尔文f1代继承了达尔文的遗志，他会发现合作是比优胜劣汰更具有生物学意义，它是群体从文化上获取优等条件的决定力量。显然，千千万万个的文化变异是群体进化的关键因素，至少是对于高等动物而言这是不变的真理。

    毫无疑问，生物的进化是群体的，决不仅仅是个体的，群体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合作。显然这种群体进化思想没有被引进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为此，西方经济学不得不很可怜的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冷酷地将市场中的淘汰者抛弃，不考虑他们的存在。马克思理论被人们信仰正好在于它捡起西方经济学抛弃的人群，但是它的遗憾是它也采取“主义”的做法，用另一个极端对付它批判的极端，它又抛弃了市场上的成功者。总之，我们群体，或者说是合作，被我们经济学理论打破得七零八落，彻底被它们抛弃了。市场经济学理论只是承认“合作与分工”这句话，接着抛弃合作，真正研究的是分工这个脉络。

    当我们的经济学将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法则当作最高指示的时候，那不过是三岁婴儿拿块尿布当国旗。合作从没有被我们少喊，但是也从没有跨过我们嘴唇，进入我们的大脑。人类是有组织的群居动物，组织程度之高或者说合作程度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完成这种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组织与合作，靠的不是本能，而是文化。可以这么说人类文化的根本内核就是组织与合作，无论是过去的图腾、巫师和宗教，还是现在科学、艺术和哲学，其根本内核都是将各个体捆在一起，组成群体。正是因为有文化的支持，所以我们群体与其它动物不同，能够超越部落的局限而不断融合，像滚动的雪球一样，群体越来越大，一直滚到今天的国家这个超级群体。国家是当今最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的群体，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这个界线，市场经济学中强调的自由到此终止，由计划来主宰。 国际贸易是不自由的，是加了滤纸的商品交换，这里的自由只是渗透上的自由。在这里任何放弃计划安排的国家都愚蠢透顶的，除非其它所有国家都不打算与这里国家争夺利益。

    毫无疑问，使群体中各个体有一致步调的东西叫计划（在其他社会学中叫组织，在经济学中叫计划），但是经典经济学中没有计划的内容，不能为企业管理类学科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为经济类的基础学科，除了给企业家们提供“供求”二字或“价值规律”四字外，再无其它！然而，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主要的不是个体对自然的生产，而是群体对自然的生产；不是个体对个体的交换，而是群体对群体的交换。我们经济学在这里做了必要的学术抽象，这是合理的，但是忘记还原。这个学术抽象就是将经济群体，比如企业和家庭，抽象成个体（个人）。在这种抽象下的思考逻辑中自然容不下“计划”二字，于是合作和计划从经济学中全面消失，于是凡是与自由主义不符的经济行为都是要反对和抹黑的，比如最低工资、进出口管制。央行（政府）一直为货币和价格问题的承担兜底罪，就连注重计划行为的凯恩斯也叫嚣政府是经济学家奴隶，看来政府承担的兜底罪兜到了极点，我们经济学人可以随意给他抹黑！ 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人总是缺乏正视问题的勇气，缺乏正视实际的勇气，于是理短气大，总是指责实际错了，总是指责存在是不合理的，最终一切罪责由政府来兜底。群体，合作，自由流通度，这是三个严格制约市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它们被经济学的先祖们抽象掉了，于是我们的经济学不受约束，可以用它来解释一切。

    我们的语言很怪异，在逻辑上规定了群体的属种关系，但是在概念上没有相应的属种概念，所以国家叫群体，省市也叫群体；企业叫群体，车间也叫群体；村庄叫群体，家庭也叫群体；团叫群体，连也叫群体。这中缺憾或多或少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也或多或少是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后不知道还原的原因。依照群体的属种关系和社会组织上头规律（注：头规律是指凡是有组织的群体中必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我们是依靠计划来完成我们社会组织的。首先是基本群体用计划组织各个体，比如家庭用计划规定一月的各项开支，比如车间用计划规定工人的工作程式；然后便是高级群体用计划组织其内部的各个小群体（这种小群体此时可以称为个体），比如企业用计划规定各个车间生产任务，用工人数，工资额度，比如国家规定各个行业的生产规模和方向。在经济学看来，可以这么说，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都是用来组织群体的计划手段。 显然，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宏大的，但是我们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些。比如花，因为某些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没有规定花是情谊的必须，所以花在那里没有什么市场，自然价格也低廉；比如铁矿石价格对我国偏高就是政治影响的。市场经济学在这里患了重病，他们拒绝接受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对价格（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将那些影响视为违反了自由法则，而实际上经济学法则的建立首先得依赖法律、道德、宗教和政治等确立的秩序是什么。政府不是守夜人，而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份子，是经济活动的头。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称为计划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也没有这个基因。我们的计划行为只是依据经验进行的，按试错法运行，所以我们的计划行为失败率很高。这种高失败率很好地被西方国家利用了，被市场主义利用了，他们向我们输灌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称为市场理论，教导我们完全抛弃计划思想，而自己却大行计划行为，将自己的各个企业组织起来，一致对外，于是铁矿卖给我国就是比没给欧盟贵些，于是我国这个农业大国居然将70％食用油拱手送给他们生产。本来我国是铁矿进口的最大国，按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因量大价格应该低些，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本来我国是生产食用油的大国，但是我国农民再不能种植油科农作物了。我国现在在国际上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贵，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便宜，这绝不仅仅是市场供求的决定，而是背后还有另一只手——计划。 市场经济学忘记自己的学术范畴是自由流通度，任何资源只能在其自由流通度内自由配置。目前最大且严密的自由流通度就是国界，以自由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法则到此全面失效，所以李嘉图的自由贸易主义演变成殖民主义。这里最大的阻碍自由力量来自于一切一切的主体——人的自由流通度不能突破国界。目前的国界绝对禁止人的自由流通，绝对禁止人们跨国界地共享各种利益。在此前提下何来自由贸易？表面上看国际上一切贸易都是单个企业间的事情，但是在本质上仍是国家与国家间的事情，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的，所以这里需要用计划作前提，需要用计划将一国内各个进出口企业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没有计划经济学理论是发展的问题，但是在一个靠组织而发达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思考问题时没有计划思想，唯计划而色变，那就是不想发展的问题。

    二、群体的理性是什么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很好地阐述了个体的理性，那么群体的理性就没有被他们注意。是的，当我们将群体抽象成个体时自私人假设仍然适用，但是当我们从群体角度看时私自人假设就不适用了。此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能被组织在一起这个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为了共同利益（或利益最大化）能解释的，因为我们人类早在能够考古的时代以前就是群居的，而同时代的其它许多动物是独居的。这些动物至今是独居，尽管濒临灭绝（有的已经灭绝）。为什么这些动物就不知道群居的好处呢？我们今天群居习性不是我们变成“人”后才有的，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天生的选择，在我们还没有变成“人”就有。毫无疑问，群居是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我们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么说，除手淫、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在群体这个条件下进行的，都得依赖别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科技、战争、经济、政治、宗教，生儿育女等等活动无一例外。如果我们可以将商品生产抽象成个体的，那么将商品的交换抽象成个体的就一定是错的。商品交换一定是群体的行为，至少是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事情。但是这种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学中普遍被忽视，马经如此，西经亦是如此。在那里决定价格的竞争不是买卖双方的竞争（博弈），而是一方内部的竞争就决定了。目前从个人掌握的信息看，除本人之外还有一人知道这个问题，他是北大的周其仁教授，除此之外，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教科书、翻开哪篇文章，都一定只谈一个方面的几个人间竞争，说这种竞争决定了价格。通常是讲生产厂家间的竞争决定了价格，似乎买方厂家间的竞争对价格毫无影响。在这里“供求决定价格”实际只是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学中从没有真正的考察过供求——即同时考察过买卖双方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因此只要将买方和卖方都抽象成个体，抽象成两个人，市场经济学的竞争基石顿然消失，而实际上竞争机制仍然存在，是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

    这里不是检讨经典理论有什么缺陷，而是力图说明群体这个概念被经典理论忽视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因为对群体这个概念的高度忽视，已有市场经济学给定的逻辑框架是完全可以考察买卖双方间的竞争与价格的关系的，但是市场经济学中就是没有考察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也许在市场经济学的代表西方经济学看来，群体与群体间的竞争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研究方法，所以坚决予以拒绝。其实买方和卖方的竞争也是群体与群体的竞争，且这中竞争恰恰是供求规律的灵魂。

    依照我们的学术习惯，当我们将视线集中在群体上时，我们更迫切知道的是群体的理性是什么，但是在这里本人很遗憾，不知道这个答案。然而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计划是群体理性的最直接的体现（注：记得个人以前有篇文章中称计划是群体理性，这里予以纠正。），是实现群体目标和组织群体行为的最直接且最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们人类的群体，不管是什么群体，一定先有个计划，以规定其各个成员基本路径、任务和职能，从而规定资源配置的基本骨骼。自由是在这之后才有的，是在骨骼中间填充血肉。比如一个家庭，要生孩子或要娶媳妇，首先就有相应计划——筹备，规划好其的基本经济预算、人力预算、人情预算、操作预算等等，然后举行仪式宣告这个家庭多了一个人。从此这个人取得了这个家庭的庭籍，他（她）的一切行为在大方面受这个家庭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和荫庇。企业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不在其计划之列，不能取得其企籍，他就不能获得这个企业的任何自由，比如努力工作、消极怠工、选择工种、与老板讨价还价等等自由。除手淫、挠痒、吃饭、睡觉这些活动外，我们的自由永远是群体下的自由，是计划下的自由，这是不变的真理。在我们考察的对象内几乎遵循这条法则：计划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在鲁滨逊的经济系统里有绝对的自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那是文学家的故事，是经济学的谈资，不是真实。经济学考察的经济对象一定是群体的，计划一定是绝对的，自由一定是相对的。

    记得我的课本上讲“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发展”是个规律，这大概是计划经济学高度缺失的一种反应，于是将一句空话当作了规律。按照一般学术逻辑，计划经济学要完成的任务是：一是如何计划，这要求我们先揭示出相应的经济学规律。这里的规律一定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序列，个人揭示的平均化规律和头规律可能是其中的两个规律（注：平均化规律是指群体中各同类体获益均等，头规律是指凡有组织的群体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二是描述这些规律的运作机制、过程和作用范畴。这一点是已有经济学中最不喜欢研究的环节，从而也是最致命的。比如供求规律或者是竞争机制，我们就从来没有限定其作用范畴是个体，在个体范畴下适用，在群体范畴下不适用；在分工范畴下适用，在合作范畴下不适用。三是给市场经济学留下必要的空间。这可能涉及到另一种理论的兴起，它将描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按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计划的深度和广度是怎样的，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又是怎样的。目前混乱的纷争大概要等到这两项工作都完成之后才能结束，在此之前，明智的选择是这样的，既不以计划而否定市场，也不以市场而否定计划。当我们在计划上遇到困境时应勇敢请市场来帮忙，同样，当我们在市场上遇到困境时亦应勇敢请计划来帮忙。

    三、人性假设与经济学分类的内在联系

    （一）“自私＋利他”与“合作＋分工”的内在联系

    已有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自私人性假设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但是这个假设一直倍受争议。个人认为人性是由n个面组成的一个圆球，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学科将考察不同的面。经济学中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的人性，一是基因（生命）延续性，二是自私性，三是利他性。任何生物都具有延续自己生命和基因的本性，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任务在于这个本性，我们的一切经济行为最终是为了满足这种本性的要求。但是这个本性却被经济学高度忽视。在自私性和利他性上，我们很奇怪的突然地采取了一元论的态度，用最简单的一元关系处理最复杂的系统关系，于是自私和利他间便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除基因延续性外，经济学再要面对的就是自私性和利他性，从而“人性＝利他＋自私”，这种人性便决定我们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合作＋分工”。反对利他性的人士往往说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个似乎没有错，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我们说的自私一定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同类其它个体而言的，这样如果我们是独居的，我们所说的自私是没有意义的。显然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定是群体下的经济行为，那么群体的形成是依赖什么本性呢？要理清这个问题涉及到逻辑层次的划分。在更大层面上看，所有的生物个体都是自私的，这是他得以延续的必须保证。但是这不能叫自私。我们习惯把这种行为叫做自私，既是认识不足造成的，也是语言的限定，没有为我们创造出相应的恰当的词汇。这种自私行为不是自私本性的驱使，而是延续基因（生命）的驱使，受基因延续性的控制。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这种行为也叫做自私，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受基因延续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异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受自私本性驱使产生的自私行为，是我对同类的关系，是指某个体对同类其它所有个体的自私，而不是某个体对其它所有生物个体的自私。这两种对应关系中的对象是绝缘不同的，一个是异类，一个同类。很多动物行为表明这种区分是严格的，比如狮和狼，它们同人一样基本不残吃同类。

    可见自私本性和自私行为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是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对异类的自私和对同类的自私都产生同一的自私行为。显然，如果将人与狗相比较，说人有自私性，这就不伦不类了，既是对人格的侮辱，也是对狗格的侮辱。相反，从延续生命角度说人吃狗与说狗吃人一样的意义，都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都是天职的自私。

    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可能没有注意自私与自私性的区别。按汉语语法，自私在某些情况下是指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由指自私性，具有双重身份，而自私性就是指性质，只有单一身份。显然，“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中暗示的自私是指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中自私是指人的性质。通常，自私行为由自私本性决定，但是这不是唯一决定。在某个体对所有其它生物的关系中表现出的自私行为是由延续生命（基因）本性决定的，与自私性无关。正是基于延续基因的使命，于是同类个体往往更易合作，一起对付异类。不同类个体间也有合作，我们称之为寄生和共生。我们经济学中谈的合作首先就是指同类的合作，是指人与人合作。这就是说为了完成延续基因这个根本使命，我们有两种经济行为可供选择，一种是合作，一种是分工（单干）。

    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合作，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分工（单干），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本文能讨论的。这里只是继续讨论一下延续基因的基本方式，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基因延续性、自私性和利他性三者间的关系。基因的延续方式从生物学上看，首先分类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无需合作，而有性繁殖必须要合作。这里抛开无性繁殖这条脉络，只谈谈有性繁殖这条脉络中一些与我们讨论有关的东西。在多细胞生物的有性繁殖中，首先都遵循这个模式，各个细胞或者是各个器官合作组成一个整体，像你我他这样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大家严格遵循分工与合作的基本法律，有的负责吃饭，有的负责消化；有的负责行走，有的负责思考。凡是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都有个啥事都不做的懒惰透顶的家伙——生殖细胞或生殖器官，但是它们却享受了生物体的最根本利益——繁殖后代。有性繁殖的生命体中只有这个家伙能有繁殖后代的权力，其它的都没有。也许我们从自私角度看这对头手脚等很不公平，它们劳动一辈子却不能繁衍后代，最大的好事却由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独占了。但是群体给定的合作秩序就是这样，我们尊崇也得尊崇，不尊崇也得尊崇。如果那个细胞敢反抗这个合作协议，自己也去繁殖，那么系统一定会镇压。系统得有镇压反叛者的能力，否则系统就会崩溃。癌细胞就是个反叛者，它为了自己私利的无度扩张自己的后代。系统没有能力镇压这个反叛者，于是整个系统崩溃。但是在基因延续上看，繁殖细胞又忠实的将头脚手的基因全部交给了下一代，这对于头手脚来说，又是公平的。相比之下，癌细胞没有生殖细胞这种利他性，只是繁衍自己的基因，所以不欢迎。我们的经济系统内，或者是社会系统内，与生物体内的这种合作与分工秩序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合作大家都得到更好的延续条件，但是分工又的确导致很多不公平——如果每个个体总是认为其它个体收益更大的话，那么这种不公平就一定存在。也许正确的合作的态度如同对待男女合作生孩子的态度一样，大家司职不同，但是各得其所，都获益最大化了。

    当然，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物体内的系统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进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进化。蚁和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群体进化的良好实例。它们既有生物个体内的合作分工的模式，又有群体内的合作分工模式。与人类不同，蚁和蜂更容易满足群体的合作分工秩序，很少有不满者，也很少有欺压行为。毛泽东说的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么人类系统为什么总是流行压迫呢？也许是生殖安排上的差异吧。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殖权，且要对自己的后代负主要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显得比蚁和蜂更自私，更容易转变成系统的癌细胞，反叛系统既有的合作分工秩序。自然这种反叛也导致我们的合作分工秩序不断进化和改良，是我们社会迅速强大的直接动力——我们是称这种动力为竞争的动力。

    不管怎样，在由同类组成的群体中，自私性和利他性是同一个逻辑层次的，是一对反义词，在语法逻辑关系上它们正好服从辩证关系。但是在时间序上个人认为利他性要早一些出现，这是因为群体的形成要由利他性来予以说明。如同前面所比较，仅用利益最大化是不能解释人类、蚁类、狮类是群居，而虎类、豹类、蛇类是独居的区别，但是加上利他性我们就能较好的解释这种区别。我们可以认为群居动物的利他性大些，有利于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便群居了，而独居动物的利他性很弱，不足以使大家友好相处，于是大家独居了。也许时间序上的这种安排根本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的知识给定的认知逻辑只能接受这种安排。

    （二）自私的显性和利他的隐性决定人类系统的基本模式是原子结构

    我们的行为总是表现出自私性，较少表现为利他性，可能是这两种本性的性质差异决定的。如果坚持“人性＝利他＋自私”假设，那么由实际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归纳：两种本性强度和力程不同，或者利他是隐性的，自私是显性的。显然，由于延续自己生命本性的决定，生物个体总是会优先展现其自私性，先获取直接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是一种良好且实际的策略。但是对于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要间接些，也更需要合作，于是利他性派上了用场。似乎利他本性的强度很弱，就像引力一样弱，我们难以察觉，但是这不代表它没有。这种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变得很强大，这种转变是由力程决定的。从大量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利他的力程很远，而自私的力程很短。比如我们每个国家的过去都是通过血淋淋的屠杀融合而成的，可是被屠杀者的后代有几多记得过去的屠杀，还要为自己尊严而复仇？这里我们每个人早已经被利他性控制，自私性似乎不存在，于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为国家而战，而不会为我们祖先而战。我们很多人在学校时可不是校友，而是仇敌，彼此间经常争斗，但是毕业后就是校友了。远是亲，近是钉，这基本是所有生物的表现出一个共性，我们人类更加突出。自私性总是在近距离竞争中体现出来，它像电磁力一样使我们相互排斥，而利他性总是在远距离的融合中体现出来，它引力一样将我们困在一起。所以尽管利他性很弱，像引力一样弱，但是由于力程很长，在远距离范围内能够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大，于是将我们困在一起，组成了群体；相反自私性的强度尽管很大，像电磁力一样大，但是由于力程短，在远距离范围内不能加总，从而总力量很小。所以，尽管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但是在群体内我们总是激烈的拼杀，并不团结。只有在群体与其它群体争夺利益时，利他性才明显显露出来，原来争斗不息的各个个体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可见，利他和自私在同一广度和深度上不能相等地决定我们的行为，而是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分别决定我们的行为，这便决定我们从个体和群体角度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从个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自私的，竞争机制决定我们行为的准则，从群体角度看我们每个人是利他的，共枯共荣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三）自私和利他，群体与个体，合作与分工，计划与市场四者间的内在联系

    这四对关系都是依照“人性＝利他＋自私”给定的逻辑脉络而存在的，下面将分头简述这种内在逻辑关系。

    1：曾经有人问我，本来是越大越好，为何很多企业（比如电脑行业）要将零部件分发给不同的企业加工？很显然总厂（比如飞机制造总厂）完全可以一口气自己全部生产，它们为何要分？这里我将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由生产的启动阀值和截止阀值决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有这两个值，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力）小于启动阀值时，生产不能启动，此时需要合作以增加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生产启动后，在一个相当的区域内产出与我们施加的影响力成正比，是线性关系，是递增的。再随着我们施加的影响力增加，产出反而减小，最终生产截止。比如般石头，一个人般不动，般十天半月也般不动，可以两人合作后合力便超过生产的启动阀值，于是我们便轻轻松松地般了一块又一块。但是如果参加般石头的人太多，那块石头我们同样搬不动，因为人太多时我们无从下手，生产截止了。

    绝大多数合作并非不是搬石头这么简单，是线性合作，而是结构性合作，像各种部件组合成机器那样的结构性合作。由于结构性合作后合力不是原来各个个体力量的算术加总，所以总力量可能大于原来的算术值，也可能小于原来的算术值。合力等于各个体的算术值时，生产率不会提高，但是也不会降低，只有合力大于原来的算术值时生产率才能提高。我国大集体的生产率不如包产到户后生产率的算术值，就在于大集体内在的组织（计划）工作搞不好，于是集体的合力小于各个体力量的算术值。是分还是合得由这个基本原则决定。当合作后力量小于各个体单干时的算术值时，我们便选择分工，将大块块分成小块块。各个小块块其实也是一个合作群体，小块块的大小取决于合力最大化，或者生产率最大化。如果小块块内部的合作还不能使生产率最大化，那么就会继续分工，直到分成个人单干为止。相反，小块块会不断联合，组成超级集团公司。

    可见，虽然大的趋势是合作使我们人类不断强大无比，但是并非每个地方都是越大越好。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将面对不同的内在和外在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问题，目前的系统理论根本不能描述这些实际。是分还是合几乎无规律可行，这里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办，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正因为这里需要不断试错，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思想在这里特别适用，而计划手段在这里则表现得一塌糊涂。这里让人们自由地去摸石头过河总比自作聪明地搞计划，盲目地组建大企业要得多。不幸的是，我国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盲目地合并企业和学校，为大而大，为大而不择手段，甚至法律大学和财经大学也能合并，农药厂与饮料厂也能合并。但是在群体与群体（比如地方与地方，国家与国家）间竞争中，不管是经济争夺还是政治争夺还是其它利益争夺，经验表明在群体内部搞计划总是胜过搞自由，总是更能使群体合力更大。这里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计划能使大家往一处使力，即使合力小于各个体的算术值之和，但是毕竟形成了集团军，消除单兵作战时所产生的强大内耗。比如我国目前的稀土被贱卖的主要原因就是各个企业间激烈竞争所产生的内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内耗对于国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总利益留在国内了，没有外流。所以面对国内时稀土行业需要激烈竞争。然而如果考察的群体是稀土行业时这种内耗又存在了，因为这个行业获得的利益因此减少了，竞争是这个行业的灾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前面强调的自由流通度是关键。我们考察的对象（群体）变了，自由流通度也变了，所以虽然是同一种商品的经营，内耗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所以同样是一种商品的经营，时而得计划，时而得自由。自由流通度是一个随着考察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东西，它是决定采用计划还是采用市场的重要依据。

    目前由于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差异，不知道自由流通度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总是不分地方、不分时间、不分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极端看待一切：看到计划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计划，看到市场好处的人便说一切都应该市场。 这二者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经济系统是个结构性系统，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还远远不能理解它，死认一根筋对我们没有好处。

    2：可以这么说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合作的不断进行，依赖于我们和谐相处，那么我们如何保证合作的不断进行，如何保证我们和谐相处呢？对此，我们的图腾、宗教、文学、科学、道德、法律、政治等等都是在为此而努力的，通过这些东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平均化规律——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这是描述合作后的利益分配的规律。试想想，大家一起将石头搬回家，应该如何分配这块石头才是最理想，才最能使大家累而快乐着？只有平均分配。我们回头看看实际，我们不管实际中各个行业和各个地方是以什么理由提出平均和平等思想的，所有的平均和平等都服从“群体中各同类个体获益均等”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系统要存在，要稳定，必须在宏观的分配上满足这个基本原则。这里个人不敢肯定平均化规律一定是将来某人建立的计划经济学中的一个规律，但是平均分配更依赖于计划手段来完成是肯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逻辑脉络：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四者是一根藤上的瓜。

    但是人与蚂蚁不同，有很强的好胜心，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总是希望自己征服别人，总是希望自己是人上人。这种心态决定我们人类十分好斗，十分自私，从而平均并不是每个人所希望的结果。至少每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战胜别人，他就不再希望获得平均结果，不再希望已有的和谐的状态，于是争斗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像蚁和蜂那样安于现有合作分工秩序，而是不断反叛。竞争机制为人们反叛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人们参与竞争的目的一定不在于获得平均收益，一定不在于维持和谐的状态，而是在于制造动乱，从而是自己有机会做人上人。正是这种强烈的私欲，我们人类群体中的各个体间有激烈的竞争，从而我们人类也获得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显然，假如我们像蚂蚁一样，不贪婪，对大家都吃饱了的和谐状态很满足，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是不可理喻的。说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如说是贪婪的私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只是释放这个动力的路径。马克思是绝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假如他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小心真的实现了，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便走到了尽头，像蚂蚁社会一样，不再进化。

    分工的另一个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便于竞争的开展，因为分工使我们好评价自己创造了多少，从而应该分得多少。尽管这种评价在理论上是痴人说梦话，但是作为形象评价，分工给定的评价基础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竞争激烈展开。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等等，都是一种事情不同的说法，都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目的在于维持竞争的存在和持续。在这里，劳是多少、贡献是多少，一点不重要，有个大概数就行，就足以拉开收益差距，从而维持竞争激烈的开展。在这里，竞争能顺利开展才是最重要的，而因劳动、贡献等得到的收益是多少一点不重要，大概满足多劳多得这个条件就够了。所以尽管我们总是以不能计量劳动，不能计量贡献和效用批评经典理论，尤其是市场经济学，但是这种批判只是对经典理论的发展有利，并不能改变它们已有的解释能力。即使某人真的完成这种计量工作，在个人看来，那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平均化规律明确告诉我们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法则不是分配的全部法则，它们只是在小的方面拉开收益差距，以为竞争机制的运行提供动力。大的原则上我们一定是平均分配，这是合作的客观要求，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这条脉络的客观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另一条逻辑脉络：个体——自私——分工——市场，这四者是另一根藤上的瓜。

    我们的经济系统就是这两条脉络构成的，“利他——群体——合作——计划”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基本骨骼，“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决定生产和分配的血肉。这就好比人，高和矮由前者决定，胖和瘦由后者决定；这就好比地表，前者决定水平面（海拔面），后者决定高山和大海。

    四、经济学的dna

    上面分析告诉我们两条逻辑链条，一条是“利他——群体——合作——计划”，一条是“个体——自私——分工——市场”，它们服从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dna，每条链条上有很多经济学规律，它们是经济学的基因。这两条逻辑链条在排列上略有差异，似乎不是一一对应，这主要在于前面强调的时间序。在时间序上，以我们的目前的知识构成的逻辑模式，我们只能相信利他性在群体之前，群体在自私性之前，合作在分工之前，计划在自由之前。这种时间序在于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定是以群体存在为前提的，没有群体便没有我们所指的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学对鲁滨逊的经济系统是不适用的。我们没法肯定这种时间序就是事实，我们只能坚持这种认识逻辑。也许上帝就是个左撇子，有点不对称。

    可以说“利他——群体——合作——计划”链条就是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是这个链条维持我们经济系统的存在和稳定的，它使我们共枯共荣、共存共亡。但是，很遗憾的是，也是很幸运的是，斯密同志没到黄河就调了头，没有将他的道德情操论坚持到底。西方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从竞争机制上导出共枯共荣、共存共亡的结论，这是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假假设基础上完成的，他们绝对没有解开斯密同志提出的悖论。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不平等利益，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共同富裕，那么作为理性人谁还会参加竞争？但是西方经济学为了说明自由的经济系统能自动均衡居然将这个教条彻底颠倒了，倒立着看世界。比如最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竟然假设已经平等分配了。我们知道平均（等）分配就是共产主义的分配，还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竞争？自然帕累托因这个假假设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用算命先生常用的“父在母先亡”的伎俩来糊弄我们。例如，对于一定总财富（或者效用）我们可以按照1:9、2:8、3:7、……9:1等等无穷个比例分配给甲乙两人，只要以后增加的利益都按这些比例分配，则它们都符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这个基本条件，那么哪个分配比例是最优？显然帕累托没有回答这个真正的问题，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5:5已经是他的假设条件，他现在如何回答最优的分配比例是什么？“没有人的状况变坏”与“父在母先亡”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其中的“状况”是含糊不清的，究竟是什么样状况不变坏最终取决于具体的人怎么理解。作为数学分析，在帕累托条件下只要给定的分配比例不是5:5，那么依照银行的复利公式我们很快就能算出“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结论，这无论如何不是最优配置的结论。

经济学例2

再比如，不少经济分析喜欢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尤其喜欢套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去预测中国的经济前景。其实，回归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无论观察数据如何多变，其分布必须相对稳定（stationary）――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环境大致不变。而中国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经济数据不一定符合稳定分布这个统计学的前提，所以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其结果一定错率极高。

另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不过是讲管理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但是，今天它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宽泛了，很多经营管理问题也被装进公司治理这个筐里。

“公司治理”这个经济学术语最早应该是由吴敬琏老师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1997年到1999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如今收录于此书。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说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本质。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比如合同理论、厂商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有用，因为现在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学关于制度(institution)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越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学的魅力就会越强。经济学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大道理。

经济学例3

(设模)计量经济模型是以变量来表述我们的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结果，以方程式或方程组表述这些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其最基础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单方程模型中，它一般是由如下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

1.变量反映我们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数据，构成了模型的变量要素，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解释变量(ExplanatoryVariable)代表着系统中影响研究核心的各种因素，一般情况下只观察一个因素影响的回归分析叫做一元回归分析，而对两个及以上的因素分析叫做多元回归分析。在分析中要观察解释变量的不同控制下，相应的被解释变量的反映，所以说解释变量是确定性的变量。但在经济现象观察中，我们很难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控制，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被解释变量(ExplainedVariable)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的研究依赖于对其观察所得到的现实数据，但是其被动的地位是确定的，即它是系统中的被影响结果。且因受随机性的各种干扰而表现出随机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寻求的总体回归方程将是一种平均意义上的期望方程。

2.回归方程及其形式反映研究对象各变量关系的方程是模型的主体部分，它就是由统计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回归方程。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常常隐含着未知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系统，在影响系统的各因素作用下，都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对这一稳定状态的形成机制的寻找过程，已成为现代回归分析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回归分析中，人们常将系统的稳定关系，以方程式的形式来表示。且以研究对象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起解释变量决定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以方程中的参数来反映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寻求对系统的控制和影响的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线性关系的回归方程是最常见的，因为它是基础，且简单容易理解，所以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内容。然而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却常表现为非线性的特点，要准确描绘这些复杂形式，需要我们研究和开发更多视角的分析方法，如解释变量的一元与多元，被解释变量的线性与非线性、确定与随机、二元选择与多元选择等。这些变量之间的组合方式，就构成了方程的形式，需要我们不断的调算或检验才能确定。

3.经济参数经济参数是在各类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系数，它反映着我们要探求的经济规律，是我们必须求解才能得到的内容，如模型中各回归系数等。该要素实质上是计量经济分析的最终成果，但它关系到我们经济分析的恰当有效性。

4.模型的误差项计量经济模型所探究的是如何使用回归方程，来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随机因素的干扰，会使系统产生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被我们称之为模型的误差。误差的大小及稳定程度，表明随机性干扰对系统的影响程度及持续的作用程度。由上述四大要素构成的，能真实反映总体经济关系的理想模型，被我们称之为总体经济模型，它往往是未知的，是需要我们去探究和寻找的模型。而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要通过经济理论或经验来设定总体模型的可能形式，再用样本数据来实证我们设定的模型是否正确。可见模型的设定是我们建立模型的基础和灵魂，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关键环节。

（二）模型参数的估计

(算模)由方程式或方程组构成的各类经济模型，本身只能表明现象之间是否有联系，而方程中各类参数才是真正说明现象之间具体关系的内容。所以说各参数是反映经济规律的主体，更是我们建模所追求的目标。而利用样本观察到的各类数据有着很多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本来并不明确的数量关系都变得更加模糊了，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的统计方法，将这种隐含的关系查找到，并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准确，这就是模型参数的估计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如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距估计法等。

（三）模型的检验

(验模)我们设计和估算的模型是否科学合理，以及如何改进模型使其达到更加科学合理，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检验和监测工作。所以对模型进行各类检验的学习，将占据计量经济课程的绝大多数时间，并成为了我们学习的主体内容。具体的检验内容包含如下四部分：

1.统计显著性检验当我们根据样本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算时，该样本的特征是否能够代表总体特征的检验就是统计显著性检验。由于模型参数的估算是根据样本数据进行的，那么某个参数是否显著，以及参数整体上或模型整体上是否显著等都需要进行统计检验，而这类检验实质上就是对样本的代表性进行的检验。

2.经济意义检验当我们估算出模型的各参数时，其数值的大小、符号的方向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经济理论或经验的要求，以及根据理论或经验的认知能否得到样本资料的支持等方面的检验，就是经济意义的检验。

3.模型要素的计量检验经济模型是由方程式或方程组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对各方程中的基本要素，及方程之间的各要素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我们建立的标准和规范的检验就是要素的计量检验。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我们要探寻很多方法来完成。

4.模型的实践性检验根据样本观察所建立的经济模型，如果能够通过上述三类的检验，基本上就是很优秀的模型了。然而为了模型在现实应用中能够达到更优秀的理想要求，有必要在实践的环节中做进一步的检验和改进。而进行这类实践应用性的检验，主要是通过预测的准确性和模型的实用性等使用环节进行的，它是我们检验体系的最后一关，一定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说真正的通过了检验的模型，是指通过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检验，才是合格的可以使用的模型。

（四）模型的使用

1.经济结构分析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一个经济系统的模拟，其各构成要素与系统整体的数量关系，都可以体现为数量结构和作用程度的关系。这是经济结构分析最为理想的条件，是其他经济分析方法所无法做到的。因此说计量经济分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使经济结构分析成为了可能。

2.经济预测分析经济预测与其他预测一样，多是对未来或未知领域的推测和估算，是人类对未知领域探求的重要手段。而在众多的预测方法中，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最为有效的，它不但可以做出以精确的数值成果的预测，还能够做出其预测结果的把握程度分析。经济预测有时对精度的要求不高，所以对精度较高的计量经济模型来说，预测是其最为简单的应用。

3.经济政策的评价与决策参考在现实的经济决策中，往往是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各种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则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模拟和计算。因此在经济政策制定、评价和模拟测算中，计量经济模型都是最为理想的主要工具之一。

4.经济理论的检验与发展任何经济理论或学说，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需要以实验的方式或方法进行一系列的检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和测算过程就是针对各类假设进行的，其检验的结果可以证实或证伪这些理论或学说。所以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是经济理论是否科学的检验方法。

二、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

（一）经济思想与理论经济思想是人们对现实经济活动规律的一种初步认识，而经济理论是对经济规律性概括的一种学说体系。由于我们对经济生活观察的视角不同，认识上的差距和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经济思想或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得到实践的验证。只有经过检验得到证实的理论，才能称做定律，才是真正的经济理论。而这种实证过程就是计量经济的建模过程，也是我们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就是对我们或别人已有的或不成熟的经济理论、思想、假设、假说等进行实证性质的检验过程。而这些不成熟的待验理论或思想，不仅是经济研究的对象，更是经济建模工作的灵魂，是我们建模工作的第一要素，这也说明经济理论必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础。

（二）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统计观察对现实经济规律进行实证分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统计数据。它作为经济现象本身的反映，是检验经济理论的依据。由于多数统计数据都是取样观察的结果，数据都存在着代表性的问题，即是否能全面、系统反映需验证的经济理论的本质特征。由于统计观察的局限性，现实统计数据的属性与经济理论是有关联的，所以不同的数据只能验证其特有的经济理论。例如描述各空间分布状况的截面数据，只能验证现象之间静态经济规律；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可以用于验证动态的规律性；那么面板数据才是较全面的统计数据，适合于动静结合的理论验证。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是区分数据类型进行的，即有截面计量分析、时序计量分析及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等内容。这三类数据的建模的思路也会有所不同，即截面数据(同一时间对总体中的各不同单位的观察)只能建立静态关系的模型；时间序列(某一机构单位的不同时间表现的数据)可以建立许多具有良好预测性能的简单的基础性模型，例如自回归、移动平均、随机游走等模型；而面板数据(截面空间个体i、时间t、指标信息k的数据结构)可以同时对其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探索。

经济学例4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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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2-5839

国内刊号：11-156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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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经济学例5

3.论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刘凤义，LiuFengyi

4.范式之争、中国经验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陈璋，万光彩，ChenZhang，WanGuangcai

5.虚拟水战略的经济学解释——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分析框架田贵良，TianGuiliang

6.文化、制度与发展——制度与文化比较视角的发展分析张勇，ZhangYong

7.内生信息结构下的激励问题述评张利风，ZhangLifeng

8.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综述张盈华，杜跃平，ZhangYinghua，DuYueping

9.转型时期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逻辑的理论分析——兼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解释徐璋勇，郭梅亮，XuZhangyong，GuoMeiliang

10.我国不同资本来源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张魁伟，郭炜，ZhangKuiwei，GuoWei

11.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的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研究杨福明，YangFuming

12.内部性解决机制的比较分析苏晓红，SuXiaohong

13.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何以兼得——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张若雪，张涛，ZhangRuoxue，ZhangTao

14.全球失衡问题的资产组合方法——对美国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杨权，YangQuan

15.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测度方法与实证裴平，黄余送，PeiPing，HuangYusong

16.苏星——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何炼成，HeLiancheng

17.集群式创新风险的控制机制与策略陆立军，郑小碧

18.新型生产-流通关系与产业发展:基于分工协调理论的分析杜丹清

19.公共品概念:质疑中的发展刘蕾

1.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战略决策(上)——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刘诗白，LiuShibai

2.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陈孝兵，ChenXiaobing

3.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比较与启示卓越，张珉，ZhuoYue，ZhangMin

4.正交易成本下的沉淀成本相关性分析汤吉军，TangJijun

5.工资制度选择的经济机理:一种二维人力资本视角的分析张凤林，ZhangFenglin

6.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通用汽车案例的全面考察聂辉华，李金波，NieHuihua，LiJinbo

7.关于GDP的计算及其问题余斌，丁晓钦，YunBin，DingXiaoqin

8.基于资源消耗的中国城市规模研究许抄军，罗能生，吕渭济，XuChaojun，LuoNengsheng，LvWeiji

9.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与市场治理何大安，HeDa'an

10.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一个新的综合曾令秋，王德忠，ZengLingqiu，WangDezhong

11.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几个理论视角张德荣，陆云航，ZhangDerong，LuYunhang

12.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国内研究述评纪良纲，刘东英，JiLianggang，LiuDongying

13.市场结构、流通能力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企业扩张绩效王朝辉，WangZhaohui

14.机制设计理论:基于社会互动的一种理解严俊，YanJun

15.试析马克思对个人的认识——一种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个人观念高嵩，GaoSong

16.贸易收支非平衡前提下马歇尔-勒纳条件适用吗路卓铭

17.不确定性视角的凯恩斯投资理论郭建强

18.金融业反洗钱制度实施的经济学分析熊海帆

19.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模式选择严汉平，郭海阳

20.乡镇财政解困与政府层级改革郝二虎

1.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三个维度武建奇，WuJianqi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讨论与路径的选择——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的研究蒋伏心

3.在科学发展观下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卫兴华，侯为民，WeiXinghua，HouWeimin

4.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PanelData证据程开明，ChengKaiming

5.利润最大化原则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经济学悖论谭顺，TanShun

6.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陈纪平

7."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与我国传统农业现代化杨国才，潘锦云，YangGuocai，PanJinyun

8.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经验分析卢现祥，李小平，LuXianxiang，LiXiaoping

9.中国非志愿移民的补偿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邓曦东，段跃芳

10.储蓄过剩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李学彦

11.区域技术创新绩效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分析林云，金祥荣

12.中产阶层消费结构变迁及特征——基于珠江三角洲城镇住户调查的分析刘毅

13.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基于风险分担视角的解释马宇，韩存，申亮

14.隐性合约、租值耗散及我国信贷市场非规范融资行为翁舟杰，陈和智

15.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基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崔建军，CuiJianjun

16.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张福军，ZhangFujun

17.《现代政治经济学》论纲白永秀，任保平

18.应提倡"5S"消费原则刘静暖，纪玉山

19.景观农业的内涵和构建陈颖

20.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是地租推动型顾书桂

1.统筹城乡发展,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陆学艺，LuXueyi

2.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统一性解读郭继强

3.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的相对进程研究蔡立雄，何炼成，CaiLixiong，HeLiancheng

4.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原因与历史作用透视禹新荣，陈湘舸

5.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乡就业一体化李保民

6.集聚经济、行业特性与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视角杜凯，周勤，DuKai，ZhouQin

7.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谢地，何琴，XieDi，HeQin

8."三位一体化"的产权交易模式研究熊广勤，张卫东，XiongGuangqin，ZhangWeidong

9.授权的经济分析——兼论国有大型企业的治理结构郑育家，李双金

10.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失衡卢万青，魏作磊

11.流动性过剩的性质高倩倩，郑建军

12.控制能力、成本与独立审计的公司治理效应——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丁庭选，潘克勤，DingTingxuan，PanKeqin

13.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陈桢

14.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基于嵌入关系的视角潘旭明，PanXuming

15.国际贸易基于信用证交易的洗钱分析高增安

16.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综述齐良书，余秋梅

17.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中外比较武中哲

18.《经济体制学概论》评介尹伯成

19.标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批判——劳动跨期替代的微观基础李永宁，吴练达

20.数学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误区潘石

21.关于"剪刀模型"的再思考谢作诗，李善杰，李平

1.关于"快乐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尹世杰

2."经济人"利他行为的经济分析徐贵宏，贾志永，王晓燕

3.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研究述评杨勇华

4.解读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兼论演化经济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杨宏力，YangHongli

5.社区参与、集体行动与新农村建设张克中，贺雪峰，ZhangKezhong，HeXuefeng

6.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分析张德元，张亚军

7.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新探——"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叶祥松，罗海平

8.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乘数效应:微观机理与宏观测算纪玉山，吴勇民，白英姿

9.中国各省区创新能力的动态趋势与影响因素分析丁美霞，周民良

10.在资源密集型经济中反思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启示焦必方，孙彬彬

11.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杨天宇，柳晓霞，YangTianyu，LiuXiaoxia

12.两种属性分配关系与国家分配论——纪念许延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出版50周年的思考王国清

13.一种新的股市泡沫计量方法黄秀海，HuangXiuhai

14.企业的银行信用结构是否主要依存于现金流量毛道维，高祖庆

经济学例6

数据和判断

9月15日，新华社发文称，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一度于上半年增速连续回落的中国经济，正出现企稳向好趋势。

新华社给出了8大企稳向好数据。

首先是8月份中国官方PMI为51%，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其次是出口、消费和投资三个数据呈现出进一步攀升态势。8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7.2%，增速比上月回升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4%，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前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3%，增速比前7月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7.9%，增速较前7月加快0.8个百分点。

再次，信贷投放量和发电量8月份进一步反弹。8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7，113亿元，较7月份多增114亿元，8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4.7%，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7%，增速连续4个月回升。

同时，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0.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为年内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2%，增长步伐继续扩大。

面对这样一系列经济数据，很多经济学家判断，经济回暖向好。国外经济学家和各大机构也纷纷调高中国经济增长率。

新一届中央领导也不断向外界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信息。9月3日，在出访中亚四国及出席G20峰会前，主席接受俄罗斯等五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良性调整的结果。虽然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困难，但问题都在可控范围，我们有能力处理好。

在接受采访当日，出席东盟论坛的总理表示，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9月9日，李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说：“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GDP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7%，再平稳过渡到今年的7.5%左右，既是经济规律的趋势，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今年CPI涨幅3.5%左右。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李总理认为，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

然而，9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了另外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显示，经济形势并不乐观。《21世纪经济报道》的数据包括农业使用化肥量情况、工业利润与市值之困、工业产能过剩之痛、能源消耗非常低效、地方政府债务巨大、金融系统风险积聚、房地产市场积聚泡沫等七个方面，其数据来源是官方机构或经济学家的测算。例如，关于产能过剩，数据反映，全国24个工业行业中22个过剩；关于政府债务，引用了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的估计，目前可能超过20万亿元；关于金融系统风险，依据的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刘煜辉研究员和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的测算报告，结果是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整体债务规模与2012年GDP比值，前者为221%、后者为207%。

此类数据不免让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形势担忧。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会同时出现这样完全不同的数据？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走势做出的不同判断，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听谁的呢？

政策背后的经济学

新华社之所以能得到8大向好数据，与之前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是分不开的。今年上半年以及之前的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下行之中，这给以“稳增长”为目标之一的新一届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稳住经济，政府不得不动用经常使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尽管没搞4万亿刺激“保增长”，但雷同的刺激政策并没停止，不过是“微刺激”而已，主要还是扩大基建投资。货币政策也是扩张性的，这一点从新华社引用的数据可以看出。所以，最近才有了经济形势回暖的那些数据。显然，政府选择、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像中国这样的强势政府，在短期内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逆向干预经济，通常是有效果的。但政府若无视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把短期政策长期化，不断刺激经济增长，将使经济陷入不可持续状态。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数据反映的就是长期问题。当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共存时，凯恩斯主义的短期调控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如果消解产能过剩力度过大，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大量失业和债务危机将会发生，也就是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政府最担心的。为了稳增长，政府还是要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继续刺激经济，但这只能缓解一时的经济风险。长期看，产能过剩、债务风险会更加严重。中国的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债务风险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失衡，与长期实行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中国经济所面对的困难，已使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陷入两难选择。

经济学例7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经过“双休日”、“黄金周”、“大长假”、“小长假”等改革后，“假日经济”模式日益成熟与完善。它的产生对拓宽国内消费市场、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一、“假日经济”的经济学含义

假日经济（Holiday Economy）是指人们利用假日集中购物、集中消费的行为，带动供给增加、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的一种系统经济模式。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因为有一部分人休息，而使另一部分人获得工作的机会。假日经济属于消费经济范畴。它包括旅游、休闲、娱乐三种形式，涉及到商品消费、旅游服务消费和文化消费三个领域。从更高的程度上讲，它既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又是劳动力价值的提升。

二、“假日经济”的特征

一是集中性。假日经济的集中性是其最大的特征。要想在短短的时间内吸引客人的注意并取得较好的效益，要靠特色。各行业产业不必局限于传统领域，应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要求的顾客需要。各行业产业只有切实为消费者提供优良产品和完善服务，才能为顾客创造一个良好的假日消费环境，从而刺激消费，达到社会、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是关联性。假日经济是由假日派生出的综合性经济模式，并逐渐形成假日市场产业链，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性。由于度假而引发出的零售、旅游、餐饮、交通等相关服务行业的连锁效应，为这些行业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商机，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三是服务性。假日经济具有强大的服务功能，假日经济活动由各种准服务经济活动组成，如餐饮、娱乐、交通、旅游均是准服务性行业。通过服务满足人们假日里各层面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服务的质量高低是假日经济发展快慢与好坏的重要标准。假日经济是通过服务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同时取得经济效益，获得发展的。

四是消费性。假日经济实质上属于经济产业链中的消费经济。假日经济产业链中相关产业基本属于无实物形态产品产出，且产品均用于最终消费，产品的生产过程即消费过程，生产与消费连成一体。消费是假日经济的表现形式，通过消费的系列经济活动取得综合经济效益。

三、促进“假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

目前，我国每年的公休假日已达114天，几乎占全年总天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假日经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年的经济状态。同时作为扩大内需措施，发展假日经济应该充分考虑加大财政力度的现实可能性，使假日经济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得至进一步的繁荣。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加大公共投资政策的力度，可促进“假日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具体对策有四点：

一是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发展。要从根本发展假日经济，必须进一步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收入的增长水平与假日的延长程度相适应，假日经济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应进一步合理化、公正化，尽量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恩格尔系数，从而达到共同富裕，共享假日。

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投资支持。增加公共投资属于汲水政策，可以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加大公共投资政策，政府可以实行消费与投资的双向启动。通过基建项目建设不仅可以吸纳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为假日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能够迅速增加投资规模，直接扩大社会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的薄弱和滞后状况，为发展假日经济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及服务支撑。通过这种方式可刺激假日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三是培育科学消费观念，供需协调要符合经济规律。针对很多人非理性的消费问题，媒体可以利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宣传途径，多请消费经济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在各种科学消费的观念与方式，倡导绿色消费、适时消费等各种科学消费理念，并通过消费者协会、商品质量监督等相关部门进行不当消费的危害案例讲解，或制作某些公益广告改变人们过时的消费习惯，让科学消费观念进入百姓生活，力求科学消费成为改善人们亚健康状态，全面提升人们身、心、体、德等方面的素质。

四是坚持“内增活力”与“外增引力”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多年的假日经济发展和实践已经表明，我国的假日经济主要走的是内向型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从假日经济的主体到客体，主要都是依靠自身因素，走独立发展之路。长效机制需要统筹兼顾。这就需要强化预防和治理工作的配合。一方面，要积极开展预防工作，成立相关的预测预报中心。另一方面，还要在每次假期过后，由相关部门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尽快解决发展的问题，并在治理实践中积累经验，全力提升消费环境。

总之，对于“假日经济”，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理性地去面对。既要利用假日经济所带来的积极的因素，同时也不能忽略需要存在消极因素的潜在可能；既鼓励、又管理，不断对其进行规划、管理，使其成为既能丰富人们生活，又拉动经济的增长的长效经济工具。

经济学例8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5656

国内刊号：51-1312/F

邮发代号：62-92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9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

经济学例9

基于内生性视角的“资源之咒”问题研究

政治资源与环境污染

垄断势力与经济增长

国家间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财政集权与农村公共品

不可观测的公司与经理人特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从基金竞次看居高不下的基金费率

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

县域行政区划改革的绩效分析

方言、普通话与中国劳动力区域流动

使用成本、多维甄别与非线性定价

中国经济学家的小世界网络

新常态下可比居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研究

动态效应网络效应产业“三E”绩效

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方法综述

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及其原因

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清末民初铁路建设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官员动态锦标赛的一项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下滑与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变

大国的竞争性储蓄与经常账户

全球价值链研究及国际贸易格局分析

中国乡镇财政改革中的激励机制与财政管理

基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实证研究

基础交通建设能否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希腊外债使用效果对比分析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问题与对策

关于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若干思考

中国环境审计制度历史沿革及成效

保护我国耕地质量的财税政策研究

学习型组织建构及其对绩效影响的探讨

房地产无偿划转模式下税法问题探析

地方税收竞争与辖区工业污染的关系

发达国家文化产业“走出去”模式及启示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的市场创新问题研究

制约吉林省老龄产业发展的因素及解决对策

中国进口石油地理集中度问题研究

关联企业劳务转让:从劳动法到税法

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相依性研究

中小企业会计政策模式选用策略研究

中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法经济学的由来及法的经济分析成功的原因

主流税收共识的形成及其对税收行为的影响

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例10

一、 前言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大量化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人为地增加了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打乱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现象。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会的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过去的100年(1906年~2005年)中,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56℃~0.92℃,由于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ghg)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3℃~0.6℃;预计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与1980年~1999年相比)将继续升高l.8℃~4.0℃,平均地面温度可能会升高1.1℃~6.4℃(ipcc,2007),这种全球的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的上升,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气候现象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退化等。

由于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联合国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制定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明确提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目标。2007 年,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各国政府就碳排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政策,并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低碳经济的一些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二、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及公共品性质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关交易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或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却没得到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义务的经济行为。sidgwick(1883)在研究灯塔问题时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灯塔之光可以为路过的船只提供方便,却很难向这些过路船只收费。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当一个国家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这就是正外部性(即外部经济);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负的外部性,可以明显地表现为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向空气中排放温室效应气体(ghg)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nicolas stern曾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要求世界各国必须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拨出 1%,约合1 840亿英镑对抗全球变暖,否则全球经济将付出比治理这一问题高5倍~20倍的代价。世界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会造成至少85美元的破坏”(nicolas stern,2006)。这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所带来外部性的经济损失,就构成了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一些特性: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是无法产生任何交易行为的。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论还价,以确定这种行为的产权形式或者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有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第二,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的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的界定是模糊或者至少不明确的(张维迎,2005),环境资源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地消费、生产环境资源以及附属污染物(marshall,1890)。因此,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空气时,企业所污染的空气是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第三,存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高,而产生正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低(pigou,1920)。当存在外部经济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社会是最优产量高于产业最优产量,当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会高于边际个人收益。在外部不经济时,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社会的最优产量低于产业的最优产量。低碳经济中存在的是外部的不经济,当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这种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业的成本就构成社会总成本,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将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属于多边的不可耗竭的外部性,这种不可耗竭的多边外部性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低碳经济中的碳排放、碳汇、能源安全等都具有公共品的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在竞争性市场中,商品的使用具有竞争性,当一个经济主体对某种物品使用时会限制其他经济主体对该物品的使用,例如消费者购买了某件牙膏、衣服,其他消费者就不能使用其购买的物品。但是在低碳经济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能源安全都具有非排他性,即就是一个经济主体增加或减少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不影响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也不会使它的供给成本增加,第二,非竞争性。在竞争者性市场中,每增加一单位该商品的使用,将会增加其供给成本,无论消费购买的是衣服还是食品都会增加厂商的成本,边际成本不会是零。对于公共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提供额外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例如,每增加一个人使用灯塔,不会再增加成本。清净的空气和能源的安全都具有非竞争性的特性。

由于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以认为公共品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baumol,1977),公共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非竞争性使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资源和环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公共的资源和清洁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剧”(hardin,1968)。公共品也会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消费者的“搭便车”动机,即理性的个人有降低或隐瞒自己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的动机,依靠分散决策的价格机制无法使集体消费品(公共品)的数量保持在最优水平,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了“失灵”(萨缪尔森,1954)。因此,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这就很容易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致了气候的变化这样的“公地悲剧”,而且由于“搭便车”动机存在,使减排的国际谈判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做法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产权交易。

在《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中提出应当把目标设定为将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450ppm～5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之内,如果目标高于上述范围,就会大幅度地增加带来严重危害的风险,当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水平或存量相当于大约430ppm二氧化碳(nicholas stern,2006)。纯粹以市场的方式,不会产生社会的最优解,而且由于外部性的公共特性,对于每个消费者可能存在负效用,在任何一个讨价还讨解中,会存在免费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当前国际社会已普遍考虑碳交易和政府干预的混合解决办法,同时加强国际的合作与协调也是低碳经济中重要工作。

三、 低碳经济中的政府规制政策

政府管制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理和干预。规制往往发生于以下情况,产生缺乏公平竞争、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投资者被期骗等一些不良产业行为,而且这样的不良产业行为不能被市场机制调整,即就是不能在市场的调整下实现帕累托的改进,当出现这些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通过行政干预矫正这些行为,通过政策法规的执行,重新进行制度的安排。规制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和厂商对规制政策及其后果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政府这种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甚至会影响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圴衡,影响交易的特征和买卖双方的契约关系的条件。

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使得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室效应,这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管制已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是全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各国利益之间的博弈。当前政府的经济与干预主要包括:一是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大都包括一些激励性的规制政府:规定限额、技术标准、转移支付的补贴等,其也还有处罚、命令等一些强制性的规制方法。例如,欧盟在能源、水泥、造纸、钢铁、电力等行业执行二氧化碳的限排制度,规定这些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额,超过限额的企业进行罚款,英国还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证策;美国针对供电商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rps);日本对高耗能企业制定严格的能耗标准。我国目前的减排政策也主要集中在政府管制政策,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未以来不断实施和完善的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以及目前的各项环保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等。二是征税。征收各种与能源环境有关的税收。欧盟是最先采用税收手段控制温室气体的区域,1990年芬兰征收碳税,1999年法国征收生态税,2001年英国征收气候变化税,其他挪威、荷兰、瑞典和丹麦也相继征收了与碳有关的税收。2007年日本也就对能源产品中的碳储量征收环境税。三是金融手段。也有许多国家采用金融手段,如英国的碳基金,其来源中英国的气候变化税,该基金用于促进研究与开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和投资孵化器。总之,无论政府采用那种规制方式,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是很容易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达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低碳经济中各个经济单位会就排碳的问题进行博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到次优的碳排放水平。

四、 碳交易中的产权分析

除了政府干预以外,解决外部性问题另一个解决方式是产权交易,使涉及外部性问题的各方就外部性的水平达成一个最优的协议。科斯(coarse,1960)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在法律权力得到某种安排后,当事人之间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低碳经济中,如果我们能明确碳排放的产权,是可以通过碳交易实现社会福利的优化。碳交易就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在约定或规定一个国家或企业排放限额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erpas),排放超过限额的需求方通过交易购买排放低于限额的供给方,获得温室气体的排放额度。早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中就明确环境合理容量是有限的,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是稀缺资源,导致碳资产成为有价资产。

目前,碳交易中存在三种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根据这三种机制存在两种型态的碳交易,一是配额型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在规定的配额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对超额减排量的交易,是一种现货交易,可以由管制者制定、分配和拍卖减排配额,例如,欧盟排放贸易系统(euets)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京都议定书》中的分配额度(aau)。二是项目型交易(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例如,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ji)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

五、 结论

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多边外部性,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一是政府干预,二是碳交易。在信息完全的假设前提下,无论政府采用哪种规制方式,都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而在碳交易中,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通过相应的机制设计,碳交易也可以达到低碳经济的福利最优。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是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或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达到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低碳经济发展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国际上国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复杂多变,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和博弈也是很难协调,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不完全信息或者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研究低碳经济中排碳量的次优解。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会加大低碳经济的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更加困难,因此低碳经济中存在政府直接干预和产权交易两种机制并存的混合形式。科斯(coarse,1960)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因此,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交流与协调加深,碳规制政策与战略构想也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信息透明的碳交易国际市场将是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1890.

2. baumol,w.j, on the proper cost tests for n- atural monopoly in a multiproduct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12):809-822.

3. coase, r.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 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

4.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162(3859).

5. nieholas stern. the economies of climate c- 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 proc- eedings,2008,98(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