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例1

把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独创，正如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然而，如同其它学科一样，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似乎也永无止境。从“半部论语治天下”①伊始，经典的政治学著作便层出不穷，应用者更是不可计数，可我们仍然看不到“永恒的丰碑”，这确乎成了政治学的宿命论。政治家及其研究者们最终能够突破这一“界限”吗？显然，单就政治学本身而言，还无法破解这一命题。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星球上

今天的政治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们于它总是雾里看花般那么困惑难耐。

人类的政治家们大都是实践家，经常将各种主义的政治学运用于现实，譬如列宁吹响十月革命的号角，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用于俄国社会的改造；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②。除此之外，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当年濒临崩溃的美国社会；现代中国的逐步崛起，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③，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整个苏联；普金强权政治的回归，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世界大国之列。

人地球是一个政治星球，所有的一切似乎均与政治有关，哪怕是一只美洲豹的“意外死亡”，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类似的矛盾无不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人类用政治格式化了地球，用矛盾论解析了世间万物，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自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无论身处七大洲还是四大洋，头顶的天空中政治的云彩无处不在，如幻如影般紧跟着我们，想甩都没法甩掉。

二、科学的发展从没离开过政治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浩渺的宇宙也正在被政治化。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现在已然不是核技术，太空科技的发展逐渐崭露头脚。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无不把战略目光投向太空，包括印度也都制定了航天发展计划④，不甘心落后于人口同样众多的中国。航天科技竞争的背后，何尝不是政治家们在角逐与较量？

这就是无论哪一位政治家上台，都会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所在。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武器，它有时能起到政治宣言也无法达到的作用。美国作为二战中最大的“赢家”，从法西斯德国掠走了一大批科学家，这也成为它若干年后迅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过去我们依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震憾了当时“世界的两极”。

我们假设一下，离开了当前的政治因素，现代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的学术是自由的，不存在诸如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试问他们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普世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严禁向其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呢？难道仅仅是所谓的经济利益问题吗？

三、思维的巨变源自科学止于政治

科学不是没有边界的，只是这一边界往往与政治相关，如果法西斯德国先于美利坚合众国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格局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了――尽管我们可以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是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仍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幸好这个假设它不会成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科学家没有“越界”。

其实，无论世界哪个国家，有了政治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自然迅速。美国人老不放心伊朗和朝鲜，表面的根结是怀疑其拥有核武器，对自身和所谓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斗争，导致了大国对敌对小国的“无比担忧”。为什么？害怕吗？当然不是，一两颗甚至十几颗原子弹，对于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而言，是很难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威胁的。道理极其简单，在你的核弹还没发射或者远离美国本土的时候，可能早被其部署在全球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发现并击毁⑤。奥萨马・本・拉登时下遭美军突袭身亡便是另外的例证――似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人办不到的。

而我们一切思维的巨变，可能来自于科学发现，但最终却会运用于政治。回想人类社会史的划分，无不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也诞生了与之相适的思维模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狩猎等活动，思维定格为原始共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器物，这需要突显出地位的不对等关系，思维定格为王权至上；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这需要着力于农耕文明兴起，思维定格为土地私有；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现代机器（以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这需要建立工厂集约化生产，思维定格为民主共和；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开始认知剩余价值所在，这需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思维定格为人民民主。

政治家们曾试图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科学只是把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给找出来，并不能发明和创造出别的新规律出来。所以我们的科学思维一旦变换，最终会停留在政治层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四、科学家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而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的思维总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且仍在不断地生长与漫延，直至伴随人类一起消失殆尽。

事实上，不少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懂得哲学，不知道为什么事物是对立统一的，更不会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拓展研究思路，甚至十分轻易地就丢弃了“错误思想”。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使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把大量宝贵的时间都耗费在一个圆点上，始终转不过那道“弯”。他们明白物理学中的“抛物线”理论，可就是不愿作“类抛物线”或者“反抛物线”式的思考。

假如科技工作者涉猎广泛，能在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分类法带有太大的人为因素，本身并不科学甚至背离了科学，应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予以纠正）间游刃有余，那么他们的科学探索必然会取得难以想像的成就。政治家们的头脑大都不是固化的，它们会随着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善于打破常规思维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

钱学森老先生临终遗言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⑥当然，他的原意是指科学界。那么，为什么中国就培养不出诸如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杰出的人才呢？鲁迅早年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土壤。现在呢？自然不再是土壤的问题，答案还得从本文中来寻找。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科技工作者缺乏政治头脑和哲学思维，将科学研究逼进了狭隘的“实验＋论文”这条死胡同。

唯有此点思维与当下一些政治家极其相似，让学术之风同化于政治腐败之风，大搞效益科研与世俗政治，使我们的头脑渐趋僵直和庸俗，最终摧毁创新的意志与信心。

五、政治家能用科学方法培养吗

英国牛津大学2010年10月宣布，将耗资1亿英镑(约10.4亿元人民币)打造“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它将成为全欧洲首家旨在培育“明日世界领袖”的学院，向哈佛大学挑战。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世界政治领导人，从学科选择的开始便趋向实用性，即使未来领袖们能自如地应对新流感、全球暖化等新兴危机。然而，笔者只能承认这是“天才的想像”。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那我们的世界就从此太平了。

想一想，按照同一种思维模式，培养出同一标准的领袖，他们又照同一方法解决同一问题，那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所谓的新兴危机，不会是“1+2=？”的问题吧？即便我们不回看人类历史，单独看看现今世界，有哪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同出一门？

政治家们的思维不是培养出来的（无论使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而是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打磨而成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全才，包括领袖。诸如处理疯牛病危机等问题，不需要政治家拿出详细的意见，他只须了解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然后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再难的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六、我们怎样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各自拥有的意识形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地球上发生的很多政治事件，人们各自认知和所能接受的真相大相径庭。仍以奥萨马・本・拉登之死为例，且不说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单就其12岁的女儿证实⑦，她的父亲先是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活捉而后遭其枪杀的。

节选这则消息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军这一做法并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对已经被制服的对手。回想当年抓捕萨达姆，活捉后进行了庭审，并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在美国政治家的眼里，此二人都是“”，无非萨氏有国家恐怖之嫌。

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欲忽略各自的政治属性。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政治信仰（或者说政治偏见），于人于事常以客观公正态度自居。

意大利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众所周知，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布鲁诺之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争议，它关系到神权政治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他们都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手。“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二者有相通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不单纯以其一的思维模式来认知。当我们以更加开放、更具包容和更有前瞻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时，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作用便已然凸现。

参考文献：

【1】[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于1927年8月7日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

【3】[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该书指出“改革给我们（苏联）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

【4】梁杉（中国日报特稿），印欲拨款17亿英镑、2015年送人上太空待一周，环球网2009年2月25日08:08新闻：。

【5】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National Missile Defence )，其工作模式为：预警雷达首先发现目标，即“敌方”的进攻洲际导弹；预警雷达将报警信号传送到军事卫星； 军事卫星将报警信号传送到指挥部； 指挥部发出命令发射反导弹导弹； 反导弹导弹利用红外跟踪原理搜寻敌方进攻导弹，识别真假弹头，然后在地球大气层外拦截敌方进攻导弹, 并用激光武器将其摧毁。

政治学例2

韦伯对于政治的理解是生存性的，意味着政治的敌对性根植于人类的自然本性之中。正是在这一点表明，韦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依然立足于自由主义的视野之中。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立足点恰恰是对人性的自然状态的生存性理解。生存性，意味着与道德性的对立。传统道德神学论体现为将人性理解为“腐败、软弱、怯弱、愚蠢”的性恶论。由于道德神学的性恶论只有在基督教的原罪论的框架下才能成立，自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政治解体后，道德性的人性论便失去了立足点。后起的近代思想家如霍布斯，斯宾诺莎，对恶的理解就只能是生存性的。准确地说，人身上的恶是自然而然的“动物性力量”，而天然的恶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人义论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去要求人去克制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反倒要去保护这种“自然权利”（《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第189-191页）。“霍布斯所奠定的单纯保全生命的自然要求，为自由主义的整个人权体系开辟了道路”，霍布斯同样把人类的自然状态设想为战争状态，然而通过国家对个人的性命与财富加以保全，就有可能在自然状态允许克服的限度内克服自然状态。通过对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人们就能够在实现手段上达成原则性的统一，从而实现政治的中立化。韦伯所操守的政治抱负，正是自由主义的起点。正如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中立化理解相仿，韦伯摈弃了“信念伦理”的道德要求，转而将人类的精神出路寄托在“价值中立”的“责任伦理”上。但是，倘若按照自由主义的上述思路，人类的政治冲突能够被一劳永逸的消除，韦伯的“崇高的政治”使命还有意义吗？既然神权政治转变为了民权政治，而人民毕竟终归是具体民族国家中的人民，人民只能生活在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之中，那么多元的伦理国家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冲突。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就变成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高标价值中立的政治原则，却又被迫操持起绝对价值的道德武器：“危险在于一种道义强迫的不可回避。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毁灭手段的人觉得，自己被迫要从道义上消灭这些其他人———他们的牺牲品和客体。他们必须将作为整体的对方宣布为犯罪和非人性，说成彻底的非价值。否则，他们自己便是罪犯和非人。价值和非价值的逻辑发展出他们整个的毁灭性结论，并被迫不断更新、深化对所有无生命价值的歧视、罪犯化、和贬低，直到赶尽杀绝为止。对手们相互消灭之前必先将对方推入全盘贬低的深渊……毁灭根本不再针对一个敌人，而只是用来贯彻的所谓最高价值的客观措施，众所周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过分。正是对现实敌对关系的否认，为一个绝对的敌对关系的毁灭活动打开了通道。”[5]道理说得相当明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试图取消政治的敌对性和绝对性，但是当遭遇生存方式的冲突时，为了保全自身的生活方式，彻底从精神和肉体上否定对手，同样不得不将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转化为绝对性的价值。世界的政治秩序就不再是彼此的中立性，而成了多元的绝对性。国家的敌人也就不仅是现实的，也是绝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自由主义政治宣扬的人道主义，恰恰使得战争转向了绝对的道德-宗教意义上的敌人，最终导致的恰恰是普遍的非人性的毁灭。如果施米特仅仅是通过战争状态揭露了自由主义在中立问题上的虚伪性，无异于是说“自由民主”价值超越了具体处境。倘是如此，施米特就应该是一个远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高于一切；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斗争中需要时时决断国家的敌人，进而在对外战争中不惜一切手段消灭对方。然而在《政治的神学》一书中，施米特提出了著名论断：“就是决定非常状态”[6]，从而把矛头直指国家内政，在根本意义上质疑了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自由主义的纯粹法学从理性设想的正规状态出发看待国家问题，关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否合符法律秩序。在施米特看来，将纳入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让国家消融在法律秩序的规范中。当国家遭遇“紧急状态”的时刻，法律秩序其实无法做出决断。纳粹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民主的魏玛，而且已经公开宣称要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纯粹法学僵硬地抱住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不正为民主宪法的敌人敞开颠覆的大门吗？“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境的洞察。在此，施米特提出了“政治的神学类比”进一步说明“例外状态”的常规意义。国家无法脱离道德决断而存在。否定了道德决断，也就相当于取消了自身的正当性。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都是通过革命建立统治秩序的，“在革命性的立宪变革中存在着一种法的断裂。”从法律秩序的角度看，所有革命都是非法的。只有通过“某种能满足人民法律意识的法定程序”，重新对国家的本质做出道德决断，新兴的政权才能获得正当性，从而确立新的合法性。道德决断的首要任务就是划分善与恶，敌与友，意味着对精神秩序和价值品质的绝对界定。这就说明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实证法学，为什么都无法摆脱政治性和敌对状态。那么，如果说政治正当性必须面对道德决断，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决断？

2“真正的政治”———正当性论证

传统的神学政治立足于宗教伦理的权威，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这篇长文中，施米特通过描述天主教的统治形式，深入分析了神学政治的正当性来源。从制度结构上看，天主教会是一个由构成的层级结构：“……教宗则是其中最高的、有最终决定权的领袖。但教宗不是世袭的，而是由精英阶层（枢机主教门）按灵修德性和神学学识选出来的；神父来自民众阶层，无论是谁，只要自己有志献身上帝的救恩事业，都可能通过专门的精神操练成为神父，从而‘最卑微的牧人’也可能进入精英阶层甚至被选为教宗。”[7]这就说明，教宗乃是天主教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教宗的权威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有着信念伦理支撑的人身性的存在。换而言之，教宗就是天主教会里承担道德决断并具有正当性的担纲者。那么，教宗的道德决断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不仅是因为其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更重要的是，教宗的权威具有信念伦理的支撑———由神而人的历史人身（基督）。“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没有信念伦理，就没有权威”（《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第59页）。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之所以无法说明本身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们缺乏内在的信念伦理的支撑———技术理性诉诸一套法律规范，经济理性只关心物质需求的价值，先天不足使得它们根本无力做出准确有效的决断。权威的意义在于道德决断，意味着协调生活世界中的众多利益和权力冲突，构建良好有序的生活秩序，从本质上讲，这也正是“政治”的最终意义。在教宗—枢机主教—神父—平信徒的层级结构中，占大多数的平信徒位于被统治的地位。作为天性上不能专心侍奉主的信众，平信徒在各个教区内受到牧养。层级结构中隐含着对精神权威的等级秩序的肯定———人的本性决非是善良的，只有在某个足够强大的精神权威的统治之下，人性中的恶才能被抑制，良好的生活秩序才能维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是道德决断还是敌友划分，都是基于这种对于自然本性进行管制的必要性。天主教制将上帝的正义以恩典的形式置入统治的权威中，以宗教的形式隐藏了政治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天主教作为一个“对立统一体”，完美统一了上帝的正义和俗世的权力。俱往矣！随着近现代世俗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神权政治已经不可逆转的被新兴的民权政治所替代。人民的呼声已经盖过了上帝的声音，但是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施米特一再坚持自己是公法学家，而非是要复兴罗马天主教神学秩序的神学家。考察“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其实际意义在于追问在当今世界，如何才是真正（正当）的政治。自由主义无法摆脱道德决断或是敌友划分的纠缠，即是从反面肯定了即使在民主时代，某种道德意义上的精神秩序仍然不可或缺。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味坚持非政治化，不是见识短浅，就是自欺欺人。“”这一概念肇始于古罗马。根据古罗马的法律规定，当外敌入侵、发生内乱或其他紧急情况时，执政官可提名一个官员拥有最高治权以稳定或恢复国家秩序。任期内，官拥有绝对统治权，并不受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但在六个月的任期或紧急状况结束后，官应当自动辞职。[8]现代的概念延续了其古典的政治内涵———统治与臣服。然而与古罗马的的暂时性不同，现代更多地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表明，谁能决断非常状态，谁就拥有；谁拥有，谁就能凭借实行。无论如何，自由只能作为社会的价值原则，“民主”才是现代国家真正的正当性基础。当天国中上帝的末日审判权落到大地上的政治时，唯有全体人民的意志能够作为终极的权威，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的基础；接过这一崇高的审判权，权威的代表通过决断拥有解释权。然而，人民的身份毕竟不同于上帝的绝对性，要保证国家的精神秩序，首先必须使得人民成为一个“同质的共同体”。所谓“同质”，意味着使全体人民聚合在同一的国家伦理下，成为“精神化的群众”：一个民族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历史使命，是否达到其历史时刻，判断的标准端在于趋向神话的力量中。从真正的生命本能深处，而不是从理智的判断或目的的考量中，才会涌生伟大的热情、伟大的道德决断和伟大的神话。……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或阶级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这种神话的意象，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就无法维持下去。[9]通过民族性的伦理价值，而非个人权利维系的“同质的共同体”，人民成为现代国家的权威，人民的将重新在此世上建立起高贵的道德秩序，为地上的政治实体提供坚固的正当性。然而谁解释，谁代表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科特来说，人类面临的实际只有两种的选择———道德权威的抑或庸众的。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议制之病恰恰在于，全体人民的意志已经蜕变为各种社会利益和各色党派意识形态。那种“商讨阶级”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谨小慎微的半吊子手段”，它期待那种生死攸关的纷争和决定性的殊死搏斗能够通过技术思维转换为协商，并且在这种永无休止的协商中把决断搁置。至于将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上的企图，则根本是消融了国家“”，一旦国家的敌人出现———内争也好，外战也罢———国家甚至无力捍卫自身，遑论？在施米特看来，“代表作用赋予充当代表的人身以一种特殊的尊严，因为一种崇高价值的代表不可能没有价值”（《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第63页）。真正的代表必须既能代表民族精神的整体权威，又能够代表“人性的公民”。基于此，施米特的主张人民代表乃是通过全民选举的总统代表人民实施———全国人民的一致欢呼授权总统以具有代表性的正当性。

政治学例3

    事实上传统习传的国家形式并未提供,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权利状态,因而基于人为建构的国家秩序———法治秩序必然与习传宗法秩序发生分离。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针锋相对,在浪漫派思想家看来,“国家机体是历史演化形成的,传统宗法国家的正当性并非基于个人的权利,而是有民族血脉的共同体,这才是国家正当性的历史依据”。人为设想的自然权利状态纯然出于伪造,纯粹由理性建构出来的人为秩序缺乏正当性(《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第92-98页)。看来,施米特与韦伯对政治的理解相当一致。如韦伯所言,他“无法相信在者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创造自由活动的机会”。这一论断表明,韦伯对政治的理解乃是生存性的,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的生活方式。施米特以类似的方法表明,国家间的敌对冲突是永久的政治状态。国家意味着“对内追求完全的和平,对外则完全作为与其他主权相对立的主权而出现”的政治实体,由于“主权”意味着“内政与外交、战争与和平、战争期间的武力与文明、中立或不中立,所有这些都判然有别,不能有意混淆”(《政治的概念》,第91-92页)。基于此,施米特断定了政治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划分敌友。施米特说,政治与经济、道德、审美一样,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区分活动。正如道德如果取消了对善与恶的区分就不成为道德,美学如果取消了对美与丑的判断就不成为美学,同样,政治如果停止了划分敌友就不再是政治。但是施米特同时也说,韦伯也是属于“自由主义出生的教授”之列,这又是为什么?

    1为什么是“政治”

    韦伯对于政治的理解是生存性的,意味着政治的敌对性根植于人类的自然本性之中。正是在这一点表明,韦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依然立足于自由主义的视野之中。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立足点恰恰是对人性的自然状态的生存性理解。生存性,意味着与道德性的对立。传统道德神学论体现为将人性理解为“腐败、软弱、怯弱、愚蠢”的性恶论。由于道德神学的性恶论只有在基督教的原罪论的框架下才能成立,自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政治解体后,道德性的人性论便失去了立足点。后起的近代思想家如霍布斯,斯宾诺莎,对恶的理解就只能是生存性的。准确地说,人身上的恶是自然而然的“动物性力量”,而天然的恶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人义论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去要求人去克制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反倒要去保护这种“自然权利”(《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第189-191页)。“霍布斯所奠定的单纯保全生命的自然要求,为自由主义的整个人权体系开辟了道路”,霍布斯同样把人类的自然状态设想为战争状态,然而通过国家对个人的性命与财富加以保全,就有可能在自然状态允许克服的限度内克服自然状态。通过对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人们就能够在实现手段上达成原则性的统一,从而实现政治的中立化。韦伯所操守的政治抱负,正是自由主义的起点。正如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中立化理解相仿,韦伯摈弃了“信念伦理”的道德要求,转而将人类的精神出路寄托在“价值中立”的“责任伦理”上。但是,倘若按照自由主义的上述思路,人类的政治冲突能够被一劳永逸的消除,韦伯的“崇高的政治”使命还有意义吗?既然神权政治转变为了民权政治,而人民毕竟终归是具体民族国家中的人民,人民只能生活在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之中,那么多元的伦理国家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冲突。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就变成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高标价值中立的政治原则,却又被迫操持起绝对价值的道德武器:“危险在于一种道义强迫的不可回避。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毁灭手段的人觉得,自己被迫要从道义上消灭这些其他人———他们的牺牲品和客体。他们必须将作为整体的对方宣布为犯罪和非人性,说成彻底的非价值。否则,他们自己便是罪犯和非人。价值和非价值的逻辑发展出他们整个的毁灭性结论,并被迫不断更新、深化对所有无生命价值的歧视、罪犯化、和贬低,直到赶尽杀绝为止。对手们相互消灭之前必先将对方推入全盘贬低的深渊……毁灭根本不再针对一个敌人,而只是用来贯彻的所谓最高价值的客观措施,众所周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过分。正是对现实敌对关系的否认,为一个绝对的敌对关系的毁灭活动打开了通道。”[5]道理说得相当明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试图取消政治的敌对性和绝对性,但是当遭遇生存方式的冲突时,为了保全自身的生活方式,彻底从精神和肉体上否定对手,同样不得不将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转化为绝对性的价值。世界的政治秩序就不再是彼此的中立性,而成了多元的绝对性。国家的敌人也就不仅是现实的,也是绝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自由主义政治宣扬的人道主义,恰恰使得战争转向了绝对的道德-宗教意义上的敌人,最终导致的恰恰是普遍的非人性的毁灭。如果施米特仅仅是通过战争状态揭露了自由主义在中立问题上的虚伪性,无异于是说“自由民主”价值超越了具体处境。倘是如此,施米特就应该是一个远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高于一切;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斗争中需要时时决断国家的敌人,进而在对外战争中不惜一切手段消灭对方。然而在《政治的神学》一书中,施米特提出了着名论断:“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6],从而把矛头直指国家内政,在根本意义上质疑了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自由主义的纯粹法学从理性设想的正规状态出发看待国家问题,关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否合符法律秩序。在施米特看来,将主权纳入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让国家主权消融在法律秩序的规范中。当国家遭遇“紧急状态”的时刻,法律秩序其实无法做出决断。纳粹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推翻民主的魏玛宪政,而且已经公开宣称要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纯粹法学僵硬地抱住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不正为民主宪法的敌人敞开颠覆宪政的大门吗?“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境的洞察。在此,施米特提出了“政治的神学类比”进一步说明“例外状态”的常规意义。国家无法脱离道德决断而存在。否定了道德决断,也就相当于取消了自身的正当性。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都是通过革命建立统治秩序的,“在革命性的立宪变革中存在着一种法的断裂。”从法律秩序的角度看,所有革命都是非法的。只有通过“某种能满足人民法律意识的法定程序”,重新对国家的本质做出道德决断,新兴的政权才能获得正当性,从而确立新的合法性。道德决断的首要任务就是划分善与恶,敌与友,意味着对精神秩序和价值品质的绝对界定。这就说明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实证法学,为什么都无法摆脱政治性和敌对状态。那么,如果说政治正当性必须面对道德决断,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决断?

    2“真正的政治”———正当性论证

    传统的神学政治立足于宗教伦理的权威,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这篇长文中,施米特通过描述天主教的统治形式,深入分析了神学政治的正当性来源。从制度结构上看,天主教会是一个由构成的层级结构:“……教宗则是其中最高的、有最终决定权的领袖。但教宗不是世袭的,而是由精英阶层(枢机主教门)按灵修德性和神学学识选出来的;神父来自民众阶层,无论是谁,只要自己有志献身上帝的救恩事业,都可能通过专门的精神操练成为神父,从而‘最卑微的牧人’也可能进入精英阶层甚至被选为教宗。”[7]这就说明,教宗乃是天主教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教宗的权威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有着信念伦理支撑的人身性的存在。换而言之,教宗就是天主教会里承担道德决断并具有正当性的担纲者。那么,教宗的道德决断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不仅是因为其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更重要的是,教宗的权威具有信念伦理的支撑———由神而人的历史人身(基督)。“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没有信念伦理,就没有权威”(《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第59页)。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之所以无法说明本身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们缺乏内在的信念伦理的支撑———技术理性诉诸一套法律规范,经济理性只关心物质需求的价值,先天不足使得它们根本无力做出准确有效的决断。权威的意义在于道德决断,意味着协调生活世界中的众多利益和权力冲突,构建良好有序的生活秩序,从本质上讲,这也正是“政治”的最终意义。在教宗—枢机主教—神父—平信徒的层级结构中,占大多数的平信徒位于被统治的地位。作为天性上不能专心侍奉主的信众,平信徒在各个教区内受到牧养。层级结构中隐含着对精神权威的等级秩序的肯定———人的本性决非是善良的,只有在某个足够强大的精神权威的统治之下,人性中的恶才能被抑制,良好的生活秩序才能维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是道德决断还是敌友划分,都是基于这种对于自然本性进行管制的必要性。天主教制将上帝的正义以恩典的形式置入统治的权威中,以宗教的形式隐藏了政治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天主教作为一个“对立统一体”,完美统一了上帝的正义和俗世的权力。俱往矣!随着近现代世俗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神权政治已经不可逆转的被新兴的民权政治所替代。人民的呼声已经盖过了上帝的声音,但是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施米特一再坚持自己是公法学家,而非是要复兴罗马天主教神学秩序的神学家。考察“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其实际意义在于追问在当今世界,如何才是真正(正当)的政治。自由主义无法摆脱道德决断或是敌友划分的纠缠,即是从反面肯定了即使在民主时代,某种道德意义上的精神秩序仍然不可或缺。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味坚持非政治化,不是见识短浅,就是自欺欺人。“专政”这一概念肇始于古罗马。根据古罗马的法律规定,当外敌入侵、发生内乱或其他紧急情况时,执政官可提名一个官员拥有最高治权以稳定或恢复国家秩序。任期内,专政官拥有绝对统治权,并不受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但在六个月的任期或紧急状况结束后,专政官应当自动辞职。[8]现代的专政概念延续了其古典的政治内涵———统治与臣服。然而与古罗马的专政的暂时性不同,现代专政更多地与主权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表明,谁能决断非常状态,谁就拥有主权;谁拥有主权,谁就能凭借主权实行专政。无论如何,自由只能作为社会的价值原则,“民主”才是现代国家真正的正当性基础。当天国中上帝的末日审判权落到大地上的政治时,唯有全体人民的意志能够作为终极的权威,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权的基础;接过这一崇高的审判权,权威的代表通过决断拥有解释权。然而,人民的身份毕竟不同于上帝的绝对性,要保证国家的精神秩序,首先必须使得人民成为一个“同质的共同体”。所谓“同质”,意味着使全体人民聚合在同一的国家伦理下,成为“精神化的群众”:一个民族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历史使命,是否达到其历史时刻,判断的标准端在于趋向神话的力量中。从真正的生命本能深处,而不是从理智的判断或目的的考量中,才会涌生伟大的热情、伟大的道德决断和伟大的神话。……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或阶级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这种神话的意象,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就无法维持下去。[9]通过民族性的伦理价值,而非个人权利维系的“同质的共同体”,人民主权成为现代国家的权威,人民主权的专政将重新在此世上建立起高贵的道德秩序,为地上的政治实体提供坚固的正当性。然而谁解释,谁代表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科特来说,人类面临的实际只有两种专政的选择———道德权威的专政抑或庸众的专政。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议制之病恰恰在于,全体人民的意志已经蜕变为各种社会利益和各色党派意识形态。那种“商讨阶级”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谨小慎微的半吊子手段”,它期待那种生死攸关的纷争和决定性的殊死搏斗能够通过技术思维转换为协商,并且在这种永无休止的协商中把决断搁置。至于将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上的企图,则根本是消融了国家“主权”,一旦国家的敌人出现———内

政治学例4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7―0083―0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大众旅游在全球的兴起及其迅速普及，旅游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形成了多视角聚焦旅游研究的良好学术氛围。学者们主要从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治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二十多年前美国政治学教授马修斯(Matthews)曾指出：“旅游著作总的来说缺乏政治研究”(Hall，1994)。时至今日，这一评论仍然没有过时。另一位旅游政治研究者科斯托斯(Kosters)针对政治学没有把旅游作为其研究范围这一缺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认为“如果多学科交叉的旅游科学的发展没有必要的政治分析成分，那么它不可能是完美的”(Hall，1994)。

一、旅游政治的涵义

旅游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要素的聚合体。从政治视角对旅游现象进行剖析，深刻认识政治对旅游发展的“执牛耳”作用，解构旅游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尽可能减少旅游现象中的政治生态风险，是确保旅游活动有序进行和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旅游和政治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政治远比旅游古老。何谓政治?何谓旅游?这两个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界和旅游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都无法达成共识的难题。对政治和旅游的概念进行一般性追问，是我们正确理解旅游政治涵义的重要前提。

由于人们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因此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着力点也就不会一样，于是就形成了对什么是政治的各种各样的回答(李景鹏，1995)。有的人把政治归结为一种伦理道德，有的人认为政治是一种法律现象，有的人把政治视为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或艺术，有的人将政治看作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有的人把政治解释为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活动等等。而在西方旅游政治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是权力政治。因此，这里有必要对该问题作进一步说明。马克思・韦伯(1997)认为：政治就是“争取分享权力或者争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认为政治行为是人们为权力而进行的活动，“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达尔，1987)，即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认为政治是“为社会做出和执行权威性分配(具有约束力的决策)的行为或相互交往”(王惠岩，1999)。本文把政治定义为以权力为核心的对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和分配的活动。

关于旅游的定义目前仍是见仁见智，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的学理性定义，另一类是便于操作的具象的技术性定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定义，基本上是围绕游客这一旅游活动最主要的施动者而进行的。简单地说，旅游不过是人们为了满足其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需求，短时间离开常住地旅行到异地逗留，追求以休闲、游览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在旅游地定居、就业所引起的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旅游发展中各种利益诉求与问题的不断凸显促使了政治与旅游的联姻。事实上，旅游政治就是政治和旅游在纵向发展中所拓展出来的一种横向结合，它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当今政治化时代越来越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关注。分析一种社会现象是否是政治现象，必须把握其核心――“权力”和“利益”。那么什么是旅游政治呢?国外现有研究成果除了马修斯(Matthews，1978)认为，旅游政治是“解决谁得到什么问题的过程”外，几乎都不正面回答该问题。但可以说国外学者基本上是从“权力”和“利益”角度去解读旅游政治的。在他们看来，旅游是一种权力化的社会活动。法国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vi-Strauss)认为，旅游的概念完全是被权力的概念所腐蚀了(彭兆荣，2004)。由是观之，旅游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对旅游活动中的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和分配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旅游作为一种异地交往活动，必然涉及到客源地与目的地各个行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如何对旅游关系中受权力分配和运用影响的利益集团的价值物进行权威性分配，是旅游政治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里所说的旅游公共利益既涉及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既包含物质形态层面的，也包含非物质形态层面的。

二、旅游政治产生的基本动因

政治与旅游原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之间的联姻和融合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在近代，旅游作为权贵的一种象征和奢侈生活方式，其涉及面小、社会影响力不大，可以说当时由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诉求和问题还不足以引起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欧美国家才开始设置专管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对旅游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把国家的政治意志纳入旅游活动的管理体系之中。二战结束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把旅游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高度重视并落到实处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足够的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外出旅游。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促进了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频繁交往。随着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应日渐凸显，旅游开始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明显地笼罩着“权力”和“利益”的阴影，各国政府不得不从政治维度考量它在旅游发展中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例如，在当代国际旅游关系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常把开放其出境市场作为它们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重要方式，往往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其客源市场的严重依赖，强行从发展中国家捞取国际政治资本，并通过旅游行为逐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腐蚀发展中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白色污染”，也不得不在旅游市场开放上对西方发达国家闭关锁国。

二战后旅游与政治的联姻和相互渗透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战后人类行为政治化倾向的普遍凸显，是旅游与政治能够实现全面结合的最重要的外生变量。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当代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政治，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比以往带有更多的政治色 彩。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1987)所言：“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这一事实。”政治作为一种最权威的手段，始终与人类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马克思(1980)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旅游活动中各个行为体对其利益无穷无尽的追求，是旅游政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其次，旅游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参与和保护。旅游是现代人类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一种生产方式，也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都与政治紧密相关。政策选择、政府活动、政治模式、政治路线、政治稳定等政治要素都与旅游现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旅游活动中各种纠纷的有效解决丝毫离不开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否则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在人类正在形成一个在政治上相互感应的地球村时代，各国对旅游活动中物质性权力、制度和共有知识的追求，使得旅游行为体间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抹上了浓厚的政治主义色彩。

最后，旅游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极有可能演化为政治问题。在当代社会中，任何领域的问题，很快都会从自己狭窄的地段中走出来，上升为政治问题。旅游现象中的休闲娱乐、带薪休假、交通运输、安全保障、经营管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都是当代政治的政策范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三、旅游政治的价值与功能

在当今政治化时代，旅游受政治的影响日趋突出，旅游发展越来越被提升到政治问题的层面。促进政治与旅游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实现政治与旅游在目的与手段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利用，是旅游政治的本质所在和必然要求。因为随着战后旅游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与社会和文化效应的不断凸显，在旅游发展中政治优先原则成了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旅游决策和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意味着旅游必然走向政治化。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旅游活动被赋予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国家积极参与旅游活动，力求以政治手段谋取国家在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利益。政治精英的言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党制度、政府权力、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等政治要素，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旅游“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体部分”(Edgell，1990)。

在当代社会中，旅游作为一种权力性资源，被赋予越来越鲜明的政治主义色彩。如今旅游议事已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国家与政党的政治生活中，涉及到国际、国家、政党、政府、企业和个人诸多层面。如何对旅游发展中的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促进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构建，是旅游政治始终追求的目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完全不考虑政治利益和不依靠政治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旅游发展不仅涉及国内政治，也牵涉国际政治。在旅游发展战略与规划，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市场的对外开放与旅游对外合作，旅游法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旅游活动中的冲突管理以及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弥漫着浓厚的政治主义的气息，不管你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到这一点，旅游的政治工具性总是存在于国际社会、国家与政党的各种活动中。不承认旅游的政治功能、政治价值和本质，不承认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等政治要素对旅游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就不能科学把握旅游发展的宏观战略。人们不仅把旅游当作一种经济和文化手段，更把它视为一门政治艺术。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不少国家就有意识地利用旅游方式去影响当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试图通过发展国际旅游业以求得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禁止本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以示对该国的制裁等。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跨国旅游交往作为一种低位政治活动往往被赋予世界和平动力之含义。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相互交替始终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现在共5196年中，地球上大约发生过14000多次战争，真正的和平时期累计在一起只有300年左右”(李际军，2002)。正因为这样，和平始终是人类憧憬的最大理想化目标，特别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这个目标一直支配着各个时代许多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的头脑，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永恒话题。均势和平论、制度和平论、霸权和平论、核威慑和平论、相互依存和平论及民主和平论等各种探讨世界和平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问世和发展起来的。

关于旅游对世界和平的影响，目前主要有两种对立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旅游是世界和平的动力，是通向和平之路的护照，因为旅游作为一种交往行为能促进异文化间的交流及其相互吸收，特别是东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甚至消除导致战争或由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的看法值得怀疑，因为旅游活动中不对等的相互交往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为旅游关系施动者之间文化与利益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机会，这会对世界和平构成潜在性威胁。纵观战后世界旅游发展史，旅游是世界和平动力的观点为多数人所认同，世界旅游组织也在多次国际会议及其法律文件中反复强调旅游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在1980年―2003年23年世界旅游日宣传口号中，就有6年涉及和平主题(魏小安，张凌云，2003)。的确，旅游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异文化间的采借与宽容，促进国家之间国家利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实现。尽管由于游客与东道国在价值观、政治观和文化上的“原生性”差异以及国家行为体对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游客与东道国之间、东道国与客源国之间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冲突，但一般不会严重到足以改变国家间关系走向，甚至导致兵戎相见的地步。特别是在“地球村”时代，正和博弈已取代零和博弈成了国家之间利益演绎的最基本理念，这将大大降低大发生的可能性。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东道国在旅游产品设计和供应上过于偏重自然景观与购物，而对文化旅游，特别是游客与东道国居民的零距离接触重视严重不足，更多情况下是让游客在“文化孤岛”的虚拟表演项目中完成旅游体验，这使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大打折扣子。

在受政治民主化浪潮不断冲击的今天和在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的世界里，旅游越来越成为政党之间与国家之间进行政治竞争的一种重要博弈工具。在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中，关于旅游发展的目标与政策有时候会成为党派政治竞争的场域和焦点。而相对于国家主体来说，促进旅游交往和发展对外旅游关系是国家本能和利益的基本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素有“民间外交”或“准外交”美誉的旅游外交由于政治驱力的影响，已从后台走进了前台，从民间 走进了官方，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国家或政府行为。因为国家问政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际旅游发展的成败。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其国际旅游的流向、流量和流速无疑是考查的重要指标。由于国家问旅游关系依赖度的不断提升，旅游的政治博弈在国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旅游服务贸易保护主义的启动，旅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以及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开展旅游活动和发展旅游业，企图制造领土争端合法化的假象，都是政治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四、影响旅游发展的政治要素

寻求旅游发展与政治活动良性互动的最大公约数，是旅游政治发展的最理想目标和状态。政治所涉及的领域和因素相当宽泛，它包括了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所有这些都会对旅游的产业定位、旅游发展战略、旅游决策、旅游管理、旅游市场营销、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在当今政治化时代，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兴衰成败首先系于政治，而不是经济、自然风光和文化吸引。旅游活动越频繁，旅游业越发达，旅游对政治的依赖性、敏感性和脆弱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旅游决策是旅游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和基础性环节，而政治是影响旅游决策的首要因素和决定性力量。旅游决策是旅游活动行为体对未来实现的方向、目标、原则以及为坚持方向、贯彻原则、达到目标的方法与手段所作的决定，包括国家决策、团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等形式。旅游决策贯穿于旅游活动各个领域与环节，如旅游的产业定位、旅游发展战略与规划、旅游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影响旅游决策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它始终贯穿于旅游决策主体的决策思维、决策目标的选择、决策的实施等多个环节。由于社会政治现象错综复杂，因而影响旅游决策的政治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国际政治格局、法律制度、政治稳定状态、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目标、政治需要、政治环境、政治形象、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和政治敏感等。这里重点考查政治稳定状态、国际政治格局和法律制度对旅游发展的影响。

旅游的循环发展离不开常态化的政治稳定环境。旅游发展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邓小平，1998)。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在变革过程中能适应环境变化而呈现的秩序性与延续性。按亨廷顿的说法，秩序性就是没有政治暴力、压抑或体制性的解体，而延续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量的消失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旅游对政治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敏感与脆弱，使得政治气候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动摇甚至会摧毁旅游活动与旅游业。正如里克特和沃所指出的那样，“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速下滑”。“不幸的是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规划者既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不是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而是政治平静构成旅游首要条件这一事实”(Richter&Waugh，1986)。不管旅游者对旅游本质的理解和出游目的是何等不同，但目的地的安全是游客们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影响旅游发展的政治稳定因素包括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恐怖主义、政治暴乱、政治抗议、社会动荡和罢工等政治暴力性事件。这些事件对游客的心理和旅游供求关系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①人们由于担心安全问题而取消或推迟、变更旅游计划，不愿意卷入一场不愉快的体验；②新闻媒体对政治暴力事件的宣传报道，可能会造成人们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安全感，从而妨碍其旅游业的发展；③有关国家政府可能发出旅行忠告，或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事发地；④旅游者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亲朋好友可能劝阻客人来访；⑤交通部门(特别是民航业)与旅游服务部门(如旅游服务社、宾馆)因政治暴力事件致使陆、海、空出入境口岸关闭可能会损失大量客源；⑥国际会议、商务会议可能因政治暴力事件而取消、延期或转移到别的目的地，从而使客流减少；⑦政府为了使遭受政治暴力事件危害的旅游业，特别是受损害的旅游形象得以恢复与发展，须花费巨额资金来进行广告宣传，可能不得不降价促销；⑧妨碍外资投向旅游产业；⑨一国或地区的政治暴力事件可能影响周围国家的旅游业发展；⑩国际(跨国)性政治暴力事件往往会影响或改变全球的国际旅游格局；⑩安全检查，特别是边防检查所需的时间更长，这使部分游客心感不适；⑩旅游运作商、旅行社与航空公司不愿冒险组团到危险地区，担心预订不足而加价会损毁它们的商业信誉；⑩游客和航空公司旅行保险可能会困难重重；⑩前往事发地观光的游客可能会遭到歧视性的待遇，甚至被列为黑客；⑩民用机场、宾馆等旅游设施可能被军方和难民占用；⑩外币黑市的出现等(Bar-On，1996；Mihali~，1996)。

战争对旅游的影9向：战争除了给游客带来危险，挫伤游客积极的出游动机外，还摧毁大量的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和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吸引物，严重影响了旅游目的地形象，不仅给战争发生地的旅游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也给其他参战方乃至整个国际旅游业带来巨大的损害。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战争不仅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旅游市场，而且也对一些参战的旅游发达国家构成了破坏性影响。据战初估计，伊战将使英国2003年旅游业损失10亿英镑，埃及的损失将高达20亿美元，美国的旅游收入将减少3．7％，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预计，如果伊战久拖不决，世界旅游业将损失300亿美元(宋春晟，2003)。即使像泰国这样远离伊拉克战场的东南亚国家也无法幸免于难，泰国旅游协调中心的调查发现，开战仅5天，就有5万多人取消了原定赴泰旅游的行程，其中以欧美游客为主。据泰国国家旅游局估计，如果以西方游客每人每天平均消费3700铢、停留7天计算，伊战爆发仅5天，即至3月25日，泰国旅游业已损失12亿铢(曾志雄，2003)。南斯拉夫解体后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间持续不断的内部冲突使当地旅游业濒于崩溃，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虎”之间的长期内战使得该国的人境游客降至1982年的纪录。

对旅游的影响：是二次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权更替的一种常见政治现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转变过程的产物，是由官僚与民主政治脆弱导致的结果。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发生国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留下一时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例如，1981年7月的冈比亚使其游客数从1980年的21327人下降到1982年的16962人；1987年5月的斐济使该国旅游业受到重创，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游客减少了近75％，4月份来自澳大利亚的旅游者为85000人，6月份降到只有5000人，斐济的客房出租率降到约10％(Hall&Sullivan，1996)。

恐怖主义对旅游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现代恐怖主义，为了达到改变某些政治进程的目的，往往把最容易引起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重视的国际游客与国际航班、人群集中的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等作为他们实施恐怖活动的目标，如今旅游成了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譬如，1985年6月发生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劫机案及同年12月对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袭击就分别导致了120万(占当月美国旅客总数19％)和180万(占当月美国旅客总数35％)美国人取消或改变了他们到欧洲和地中海国家旅游的预订计划(票)，仅前一项就使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国家损失国际旅游收入16．875亿美元(Wall，1996)。

政治动乱、社会动荡对旅游的影响：一旦社会政治环境出现诸如政治动乱、政治抗议和罢工等不稳定情形，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就会出现相应的严重过敏反应。如1989年澳大利亚国航职员罢工，据估计共造成了457000人取消度假计划，556000人改变度假计划(Hall&Sullivan，1996)。

由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行为体及其互动关系所构成的国际政治格局，是影响世界旅游发展的重要变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各国的对外旅游政策理所当然要作出结构性调整，这势必使国际旅游流的流向、流量和流速发生某些或根本性变化；二是国际政治格局态势的缓和与各施动者间友好关系的加强，会渐渐消除人们产生出游动机与期望的心理障碍，有利于扩大旅游消费市场需求。

从雅尔塔体系确立以来的世界旅游发展史看，每一次全球性与区域性国际政治格局的嬗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旅游的发展。在“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为界标，观察国际形势，处理国际关系”(梁守德，洪银娴，2000)的两大阵营对峙期间，国际交往的首要原则是政治优先。为适应这一原则需要，无论是两个超级大国还是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基于政治目的，不惜牺牲旅游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这段时期两大阵营官方间的旅游交往与合作基本上不存在，国际旅游活动一般发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之间。这可以从1982年排名前10位的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接待集中比率得到印证。意大利作为该年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其入境总人数为48300000人次，其中西德占21．5％，瑞士占21．3％，法国占17．5％；而是年排在第10位的罗马尼亚，其入境总人数为5900000人次，其中匈牙利占19．3％，南斯拉夫占19．0％，捷克斯洛伐克占12．8％(Pearce，1987；谢彦君，2001)。到了冷战中后期，因具有全球性影9向的苏美关系的缓和与中美关系的解冻，世界正朝着向“缓和”与“紧张”并存的局面发展。这一时期适度发展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旅游关系，以此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与了解成了当时国际政治的一个关注点。但也不排除某些“紧张”情况下一国对他国的旅游制裁，如苏联出兵阿富汗，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宣布禁止美国公民去苏联旅游等。冷战和平结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已不再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控力量，国家不分大小，本着平等互惠、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促进国际旅游发展，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旅游发展的基本趋向。

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关于公民旅游权利法律化的政治努力，也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法律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皆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统一性，因为“法是进行政治活动和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规范手段”(王惠岩，1999)。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以来，国际间的人权对话和各国根据其国情改善人权状况的努力不断加强，世界旅游组织亦在多次国际会议及其法律文件中反复强调和敦促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公民的旅游权利落到实处。不少国家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按照历次联合国人权宣言和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宣言的宗旨与要求，把保护公民的旅游权与旅游者的权利写入宪法、民法、旅游法和刑法等规范性文件中，在立法、政府监管以及司法保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80年世界旅游组织马尼拉会议通过的《世界旅游马尼拉宣言》，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人人有休息和闲暇之权”之精神明确指出：“旅游的发展与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只有人们得到休息、度假和自由旅行的机会，旅游发展才是可能的……休息权，获得度假、自由旅行和旅游的权利，是工作权的一个自然结果，它是世界人权宣言和许多国家法律所确认的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和国家集团应当发现并研究限制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其消极影响”(Edgell，1990)。1983年的《阿卡波尔科宣言》，1985年的索菲亚会议通过的《旅游权利法案》以及1989年的《海牙旅游宣言》等文件重申了《马尼拉宣言》的精神并将它进一步细化。虽然每个世界旅游组织成员国政府对人权宣言和旅游宣言精神的贯彻落实会因国情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努力的向度却是一致的。

五、旅游政治的基本架构

旅游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应该由哪些内容构成，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堪培拉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认为，旅游的政治维度纵向上涉及到国际、国家、地方和个人4个层面，横向上包括旅游与政府、政策、国际政治、政治暴力、政治发展、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关系等。

国家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层，是国际、地方和个体之间的连接点。对于地方和个体而言，国家及其中央政府是旅游事业发展的中枢。而相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权力作为合作的基础，但在“自然状态”下国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存在仍然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政府作为旅游政策的制定者、旅游活动的管理者和旅游纠纷的裁决者，在旅游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世界范围看，由于各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并不完全相同，各国政府在旅游主管机构设置及其权限赋予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按世界旅游组织提供的资料，大致分为5种模式：旅游委员会模式，如美国的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旅游部模式，如菲律宾旅游部；混合职能模式，该模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混合职能部，如马来西亚的文化旅游部，二是在其他职能部下设旅游主管机构，如韩国在交通部设旅游局；直属内阁或中央政府的旅游局模式，如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属于政府部门序列的非中央机构模式，如爱尔兰旅游局(王健，1998)。

旅游决策与行动是政府及其旅游主管机构的主要职责。一般说来，单一制国家政府及其旅游主管机构权限要比复合制国家的大。旅游决策与行动是旅游政治系统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被管理对象之间通过输入和输出这两个变量而实现其相互沟通常态化的有机步骤。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政治 需求，通过输入内外部环境的要求及被管理对象的需要和支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旅游政策，并把这些政策输出给被管理对象，然后被管理对象会根据其利益需要作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并把这些反应和选择反馈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那里，以便日后修正。科学的旅游政策有益于促进旅游的发展。

旅游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如前所述，一旦世界上出现战争、、政治革命、恐怖主义、政治骚乱和罢工等政治暴力性事件，则会对旅游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毁灭性打击。旅游发展对政治暴力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敏感性与脆弱性，要求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应理性对待各种纷争与冲突，通过政治发展，积极消除不利于旅游发展的各种政治要素。

作为政治主体对权力观念和政治意识的一种利益界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曾经是笼罩在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被边缘化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旅游对话的一道时隐时现的铁幕。这是冷战思维在旅游活动中的应用和延伸。冷战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而平静地终结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已不再是旅游发展的最大瓶颈，但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利用其对客源市场、货币和文化资本控制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着国际旅游发展的话语权，不发达国家反对旅游新殖民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政治社会化是当今政治发展的重要走势。旅游作为人类交往行为的一种方式，无疑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人们会在旅游政治生活和旅游政治实践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旅游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作为非旅游者身份的政治人在旅游决策和管理活动中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是作为非政治人身份的旅游者(包括政治人以旅游者身份参加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活动中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和认同。旅游对政治社会化的促进，为人们习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重塑价值观念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在“地球村”已成为全球化代名词语境下，各国之间旅游交往与合作的浪潮不断地冲击着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一方面和平与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以及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构筑，是旅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政治保障；另一方面旅游文化行为涵化过程中认同体系的建构和国家之间在旅游服务贸易上彼此依赖性的加强，有利于化解由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大拉近霍布斯文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距离。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客源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通，而且对改善国际关系，推进世界和平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政治学例5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着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 ）。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着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着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着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着的《反****：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问题的第一部论着。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政治学例6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政治学例7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政治学例8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讨王韶兴(7)

试论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李承 杨超(16)

民间组织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对上海市民间组织党建实践的思考马西恒(23)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略论王庆洲(38)

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现代政治管理价值教军章(44)

早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轨迹与影响朱仁显(54)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王岩(64)

论政府信用建设王和平(73)

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与政治稳定何精华(78)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侯保疆(83)

电子政务：因特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蔡立辉(89)

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高民政 郭圣莉(96)

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比较分析彭宗超 薛澜 沈旭晖(104)

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肖唐镖 陈洪生(113)

对“村民自治”及其相关概念英文翻译的一点看法王金洪(121)

全国政治哲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赵玲(123)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材述评施雪华(126)

香港特区行政改革研究的意义与视角 ——《双重转型：“九七”以来的香港改革与发展》评介倪星(127)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开创中国政治学会工作新局面李慎明(1)

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陈前 吴敏先(14)

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恩格斯：《〈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研究梅荣政 李静(27)

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兼析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张树华(32)

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岳德常(41)

健全执政党拒腐防变机制的思考常光民 唐晓清(45)

中共执政方式的转变与公民权利的发展杨清(53)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论要孙秀民(58)

人治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儒家政治思想观念的一个分疏明廷强 林存光(64)

继承与升华：“和”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李承(77)

政府管理科学有为——浙江政府管理改革的历程、经验与启示(84)

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何艳玲(93)

领导干部任期制的理论考察与反思韩强(105)

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略——兼论中西传统政治学的差异徐大同(112)

民主与参与：走出貌合神离的困境？——评卡罗尔·帕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胡伟(117)

凝练学者聪明智慧 畅谈和谐政治理想——中国政治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军章 霍建国(122)

《人本政治论》析评刘德厚(127)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世界政党制度中一种独特的类型张献生(1)

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梁丽萍(8)

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比较李亚非(12)

试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辩证关系田改伟(16)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利益表达王臻荣 常轶军(27)

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涵义、特点及价值魏星河(31)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权周作瀚 张英洪(36)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中的自制规章与国家法律关系现状的分析赵一红(45)

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张雷(52)

论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完善黄新华(60)

地方政府的政策规避与政策创新辨析王国红(71)

中国行政管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何翔舟(77)

中国古代君主与“民贵君轻”观念张分田(87)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 魏澍(98)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论略吴显庆(105)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评述张树平(112)

现代氛围中的政治技术和政治技术化戴永翔(120)

《在民主与法治之间》评介高建(127)

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必须坚持的原则郑科扬(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与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陈秉公 颜明权(10)

论的人民民利思想郭根山 岳长利(19)

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共和制实践的基本特色王俊拴(29)

促进社会和谐的逻辑与路径李新生 徐彬(38)

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仲崇东(44)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研究朱光磊 李利平(52)

近年来国内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肖光荣(61)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姜晓萍(70)

论区域一体化下的区域间政府合作——动因、模式及展望杨爱平(77)

新时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治功能分析纪德尚 孙远太(87)

社区建设中的物品供给：制度困境及其对策孙朝阳(94)

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陈潭 倪明胜(99)

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王立仁(109)

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张兴国 张兴祥(119)

交流探讨中俄两国民主发展的经验和道路——“中俄两国的民主建设与国际环境”双边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陈海莹(126)

党的政策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梁柱(1)

我国多党合作中的政党关系张献生(10)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张树华 陈海莹(17)

试论民主的价值——以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辨析为基点刘山鹰(23)

试论民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赵金鹏(3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黄宝玖(40)

分配正义与社会和谐宋少鹏 龚蔚红(48)

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国际比较罗平飞(54)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常士阁(62)

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的现代价值曹德本 禹嘉烘(75)

生态政治：老子生生和谐的政治价值情怀李承 宋新夫(81)

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王乐夫(93)

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李金龙 郑宇梅(101)

政事分开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径选择朱光明(110)

非政府组织：东亚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新角色杨鲁慧(117)

试论政府对初始条件的有限干预郑鼎文(123)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朱光磊(127)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王一程(1)

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赵寿星(5)

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与党的先进性秦益成 王林丽(12)

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核心命题：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曾宇辉(19)

论对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郭学旺 赵跃先(25)

试论政治文明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程竹汝(32)

新社会阶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王邦佐 谢岳(38)

关于民意的民主性思考胡东 李雪沣(44)

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徐增阳 杨翠萍(52)

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杨正喜 唐鸣(61)

试析当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定位汪青松(69)

论我国规范性文件矛盾的解决高莉 蒋来用(75)

政治发展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探析黄新华(81)

秦汉之际法、道、儒三种“无为”的互动与共性——兼论“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统治思想张分田(88) 柏拉图和谐社会观新解胡晓燕(97)

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与角色转换机制研究林毓铭(103)

政治学例9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钟。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声雷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的黑纱白花和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爆发与流露。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即便是一万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予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他们是各有互补的，不能绝对分开。

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由于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搞空头政治，又由于这空头政治曾违背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影响了创作的繁荣。更有的作家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整，身心有创伤，于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的，转而从事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确实文学离开政治也能生存，因为文学有自身的规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正如绿叶没有红花，也照样可以为其叶。许多没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内容很少的山水诗文、人情人性的诗文不是存在下来了吗？有的还成为名作经典。如《洛神赋》《赤壁赋》《滕王阁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但这并不能得出另一极端的结论：文学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关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无花之叶为叶，有花之叶岂不更美？作家对政治的远离是因为政治曾有对文学的干扰，如何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了吗？我们曾经历过“”时期什么都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弄得文学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作品中多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平淡无味。如杜甫所言“但见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事实是，每一个百姓都从来没有离开政治，作家也一天没有离开政治。上述谈到的近百年内的几件大事，凡我们年龄所及赶上了的，哪个人没有积极参与，没有报以非常之关切呢？应该说，我们现在政治的民主空气比以前几十年是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从余悸和偏见(主要是偏见)中走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政治学例10

[摘要] 为更好地整合利用有限的政治学科教材资源，促使优秀教材脱颖而出，提高政治学研究和教材利用的效率，对目前政治学界研究的状况进行评估有其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苏州大学图书馆所藏324种政治学科类教材为调查样本，主要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认真研读和客观分析，肯定其优点，发现其缺点，对当前学界政治学研究总体状况和政治学基础研究现状作了一个总体的评估。笔者经过对收集的调查样本作深刻的剖析后得出如下结论：今后政治学科研究及教材的编写要力求做到原创性和科学性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