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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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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1

主管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种:中文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2728

国内刊号:45-1319/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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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例2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作者:李联华 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3

1.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数量极少,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那些拥有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剥削者就要侵吞被剥削者的生活必需品,相互争夺剩余产品。而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要与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于是社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社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的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

要真正实现和谐,必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产决定分配与消费,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只有进一步发展,增大生产力总量,才能给解决矛盾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也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因为不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我们就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不可能为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不协调、不和谐问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这就决定了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安定。就会像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通过暴力对抗的形式来实现对存量的重新划分,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社会的秩序才可能稳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快速发展的数字指标掩盖了一些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影响着社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如局部地区形成的以GDP为中心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导致大量资源被掠夺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人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为人的生活劳动与发展提供有利环境。

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上取得的成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由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经济发展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着力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基础来看,由于个人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形成,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诉求更倾向于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

因此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没有社会的和谐,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也正是由于我们发展很快,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时空的急剧压缩也使我们在发展中积累下来了一系列不和谐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应从经济发展和谐入手,要协调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彼此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经济发展进程要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市场经济体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能建立起来,地方垄断盛行使市场竞争难以做到公平导致产品供需严重失衡,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利益差距。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工业中上下游产业产品间价格的剪刀差拉大了上下游产业间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拉大了与其它行业从业人员间的收入差距。市场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仍较严重,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和侵占,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权力参与分配、血泪工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等,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也加大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严厉打击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各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自由的竞争,以发展本地区经济,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其次,必须尽快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取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上下游产业间产品形成合理的交换价格,以缩小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利润税,并逐步放开竞争,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最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严格依法行事,保证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的规则公平。

2.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条主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重中之重的任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协调产业发展的关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强农业基础,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间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次,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它们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加快用高新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提高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再次,要通过资产重组,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3.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

和谐社会必须确定按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在生产劳动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保证不同性质的劳动投入得到不同的报酬,又要保证同工同酬。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线得到执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要扩大开支,提高满足广大群众共同需要的水平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又要强调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各收入阶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收入调节方面,加强和规范国家对企业的税收征管,尽可能减少企业偷税、漏税现象;限制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税负公平,对高收入者应实行重点监控。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举措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要制定合理的补偿原则,确保每个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特别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

4.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以往我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型产业,不符合资源形势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理念。在改造。三高一低。产业的时候,要根据循环经济的评价原则,从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来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内部资源循环利用,采用高效率的设备、工艺,从源头上杜绝资源浪费;督促企业使用污染物综合处理设备,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强制企业尤其是家电、汽车、计算机等电子、机械行业,回收其废弃产品,以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参考文献: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4

区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增长是产出增加即GDP的增长,而发展除了包括增长之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人民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变化,还应特别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经济效益提高等新内容。

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对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构成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重要矿产、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经济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现。第二,产业结构重工轻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投资饥渴症愈演愈烈。第三,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趋于突出。第四,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影响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第五,资源的不经济使用对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1--7%。高增长的背后是极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带来众多的负效应。

具体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经历了26年的高速度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的新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位。但从浙江省统计部门出具报告《浙江省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中,我们得知,35年耕地面积锐减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业废气排放达1万亿标立方米。这份报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

二、负面效应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的根本原因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影响。现在通行的GDP指标中,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忽略的,这一指标体系为无视资源环境条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开了绿灯,正适合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我们对现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导致的木材产出和进一步的产品加工都被计算进了GDP之中,但对植被的破坏,加工工业对空气的污染却没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们从污染地区出发坐火车或飞机到空气清新地区享受大自然,会再一次被计入GDP之中。工人开采出来的煤算进了GDP中,但引发的疾病治疗费用和对工人生产力的损伤不但没有从GDP中扣除,相反,这儿的医疗费用还会再一次计入GDP中。破坏自然生产力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值提供了两次机会,巨大、快速的经济增长常常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和耗竭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技术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基础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渔业以及某些领域劳动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之基础上。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产生环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使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全国6000多开发区有一半多是违反规定越权审批的。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最近对约500家已建立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结果大约一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功能。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进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

三、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十分浅显而又特别重要的道理。科学、合理的发展必须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这种社会发展正适合于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发展战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建立绿色GDP制度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必须有所权衡,一方面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必须从经济增长中拿出一定的份额用于环境保护。这样,我国每年GDP的增长应该有1%与环境保护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分析结果为7.2――8.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赶照目标并不出现大问题,我国经济必须保持7.2――8.7%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绿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挽回资源损失和修复生态平衡所需支付的经济投资。因此,绿色GDP是一个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指标,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不同层次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将绿色核算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企业、社会、政府自觉加强环境保护,避免环境破坏。绿色GDP应成为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2、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向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第二,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要靠市场理性和生态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实现。而实现这一融合的经济形式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原则是:资源利用减量化,资源回收再用和资源循环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它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在资源循环减量利用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不仅针对市场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节约成本,使资源、能源、水、森林等发挥出更高的效率。这样,社会、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良性发展轨道。第三,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用高新技术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同步建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扩大城市环境容量。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要从产业倾斜转向公共品投入,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条件。第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开发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作为开发的重要条件,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开发的强大动力。要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要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3、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5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2],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3]。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4]。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维汉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6]。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78]。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9]。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10]。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12]。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3]。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14]。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1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1617]。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19]。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①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②。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③④[20]。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21]。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⑤,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2010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五、结论

基于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change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5,P25。

③ 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2005。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y for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owa Stat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4,P1516。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6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2],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本文由收集整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3]。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4]。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维汉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6]。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78]。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9]。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10]。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12]。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3]。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14]。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1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1617]。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19]。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①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②。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③④[20]。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21]。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⑤,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2010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五、结论

基于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change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5,p25。

③ 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2005。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y for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owa stat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4,p1516。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7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贸易交往频繁,民商法在经济贸易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引起来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为了适应当前日益激烈的经济贸易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民商法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使其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纵观各项法律法规,可以探寻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和发展。

1 社会发展中民商法在价值体系上的变化与发展

当前经济发展迅速,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关系由此变得日益复杂。民商法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日益突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民商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以便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商法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的民商法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价值上,由于传统的交易大都是现金交易,所以安全性价值并没有较大的空间来发挥它的作用,仅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民商法的安全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大都体现在其交付安全、信用安全、信息安全等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发展下,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当前大部分交易都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进行。由于网络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了网络环境复杂且不安全,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对民商法中的安全价值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内容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平、安全、效益等,自由是民商法制定的目标,正是为了人们之间的贸易经济、沟通交往自由才制定了民商法中的相关规定。平等价值传统上主要是体现在其目标意义上,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更大的作用价值是它的工具性,指导着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易。安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重要,它起着维护交易、交往环境的作用,为经济往来营造了稳定的环境。效益是民商法一直追求的最大价值,不管是传统时期还是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民商法中的效益价值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从以上来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其目的是紧跟时代潮流,维护时代环境。

2 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在基本原则上的发展与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发展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思自治原则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民商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内容也更加充实。当代网络发展迅速,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意思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民商事行为,不会受到限制与强制,在网络环境中意思自由地与人沟通交流或进行相应的经济贸易。这样的情形完美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

(二)在平等原则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这样的环境背景对平等原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赋予平等原则的内容是在民商事行为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主体的条件是平等的,其地位是平等的,其所受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平等的。当前,经济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交易范围逐步扩大,交易方式也多种多样,交易参与的主体也逐渐增多,涉及的内容也日益复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等原则的内容也扩大了,涉及到技术平等、交易条件平等、实施标准平等、保护平等等。

(三)在安全原则方面的变化与发展

安全原则是民商法原则之本,它是确保民事行为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安全原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安全原则的理解和范畴上。当前社会,经济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确保虚拟网络世界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虚拟的网络世界存在许多的安全隐患,比如在网络设置上就容易引发安全性问题,个体的信息和相关的关键内容很容易被盗、泄露、丢失。网络世界还有另一个弊端就是很容易遭到网络黑客、病毒的攻击,保存的信息或者是正传输的信息都会被破坏或修改。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了保护社会经济安全,所以对民商法的安全原则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来防止信息的丢失、破坏,避免经济交易风险。

3 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在制度和范畴上的发展与变化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复杂,险象叠生,所以民商法仅仅在价值体系与基本原则上发生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其民商法范畴和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一)拓展了民商事权利的范围

传统的民商事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法律事实和社会生活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民商事法律体系的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首先,在信息库专用权方面,由于当前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各种社会信息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民商事行为,信息成为了民商事活动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民商事立法的过程中赋予了信息库投资和开发主体适当的民事权利,能够让他们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样也在无形之中激发了信息库投入者和开发者创造的积极性。另外就是网络用户对信息数据的控制方面,民商事立法赋予用户在自己的作品和网络信息上更多的保护权利,当作品或网络信息受到侵犯时,有相应的民商法来支持自己的诉讼,从而保护个体的利益。

(二)对民商法调整对象进行了有效扩大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当代环境,民商法扩大了其调整对象。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滋生了许多新的信息关系,被纳入到了民商法调整的范围内。网络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各种信息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为了维护虚拟网络世界信息交流的安全,民商法将传统没有的信息关系纳入到了民商法的调整范围内,以期改善、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信息交流安全,确保经济效益。当前的网络信息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民商领域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当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因此,民商法扩大了调整的对象,这样就能够使民商法解决更多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保障经济秩序的稳步发展。

4 结语

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都在快速发展,尤其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之快。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纠纷随之产生,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如果民商法一直稳定,毫无发展和变化,那么其难以解决新出现的现实题。为了解决出现的民事纠纷,民商法就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当然我国近几年不止一贯的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也不断追求民商法的变化和发展,其在价值体系、基本原则以及制度和范畴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推进了我国民商法改革和完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8

社会经济是社区体育发展的基础,而社区体育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前社区体育的发展繁荣,逐渐成为社区居民休闲锻炼体的最主要形式之一,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因而本文从社会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协调性、制约性以及转换性三个方面探讨了二者的关系。

一、协调性

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具有相互协调的关系。社区体育集社区服务与体育休闲活动两种功能一体,不仅为社区公民提供了锻炼身体、增加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促进社区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就现阶段而言,社区体育已经被逐步推广和普及为一种主要的体育活动形式,开辟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体育产业的新市场类型,社区体育不仅受到了基础群众的广泛欢迎,同时其影响范围也逐步从社区向整体社会发展。社区体育的发展能够吸纳不同群体的再就业,为下岗人员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和岗位,进而使得社区经济得到保障和提升。社区体育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体育消费,使得体育消费者市场组成更加多元化。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为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例如体育锻炼场地、器材、设施等方面地投入越来越大,为社区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具有相互协调的关系,二者的相互协调,使得我国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保证了我国整体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

二、制约性

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社区体育受场地和资金的限制,使得社区体育类型偏少且大多是基础性、简单化的体育项目。而社区体育作为一种社区服务形式,也是社区经济的来源之一。社区体育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体育活动平台的同时,也在引导居民进行消费,而不同的体育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同的。通常而言,投入越多,回报越大,这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之一。例如,社区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室内篮球馆,那么以篮球为基础,首先可举办大型的篮球比赛,为社区带来潜在的经济消费,然后可以与赞助商、广告商之间形成合作关系,吸引赞助和投资。其次,篮球馆还可以用于各类文艺演出、社区活动等方面,以此促进社区和谐。此外,篮球馆的修建,会持续引导社区居民的消费热情,通过购买篮球用品及装备,达到刺激社会体育消费的目的。社区篮球馆能够为社区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益处,但若只是一张乒乓球桌,那么自然完全无法与篮球馆带来的效益相比。因而,社区体育项目类型决定了经济效益,社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社区体育类型的限制。

社会经济决定了社区经济,而社区经济限制了社区体育的发展。社区体育建设及发展的资金取决于社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社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则在社区体育建设发展方面的投入就高,反之,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低,那么在社区体育方面就不会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入。而社区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受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制约着社区体育的发展水平。

三、转换性

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具有相互转换的关系。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大量的自动化机械和设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工劳动。这极大的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使得现代社会的人们缺乏必要的锻炼,使得全民身体素质呈现整体下滑趋势,各类疾病患病率增高。社区体育为人们提供提高身体素质的平台,通过体育活动和锻炼有效改善了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可以说社区体育为社会经济发展转换提供了更多的有效劳动力。

同时,社区体育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整体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社区体育的发展拉动了体育消费,例如一些常用的运动器材、服装、工具甚至是运动饮料都随着社区体育的发展,逐渐地开始普及。人们为更好地在社区进行体育锻炼必然会进行相关消费。因而社区体育将体育活动转换为了体育产业的重要发展动力,进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例如,洛杉矶奥运会首次引入商业模式,就获取了超过2亿美金的回报,体育产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结束语

社区体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具有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密切关系。因而社区体育与社会经济需要实现共同发展,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划目标,进一步提升我国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9

中国自建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经验。

《求是》杂志社郑宗寒研究员回顾了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政治成就,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千年史的视角来看中国60年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变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分阶段地对建国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认识过程做了总结,认为这一认识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上世纪90年代初逐渐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本世纪得到了发展与深化;从认识论上来总结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三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山西财经大学张华明博士从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依据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份应该是1992年,与此同时伴随了中国政治的起飞,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后不应该过度地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逐步适应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科技进步以及环境改善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

在分配制度问题方面,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提出建国60年来社会分配之争并没有为社会分配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解决这一问题时不是以事实为优先考虑,而是以概念为优先考虑;强调在分配理论研究中需要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着重研究市场的作用、着重研究社会分配改革共识形成的条件和价值基础。

二、对建国之初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回顾中国建国之初,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束缚,最终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成为历史。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认为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采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新中国的基本选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基本路径。以公共供给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取向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适应性。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支持和意识形态支持。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浙江财经学院周冰教授认为,我国1957年之后存在以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的嫌疑,“摸着石头过河”内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中国特色等三个纠偏机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以目标来确定当前任务的方式,仍潜藏着矛盾。

三、对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过程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面貌与格局,三十而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对在此期间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评价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山西财经大学冯子标教授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问题,指出在新时期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尤其是在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就业问题凸显的条件下,建立土地银行有助于实现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化,为农民的创业就业筹集资金,建立土地银行是新时期条件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支撑和借力点。冯子标教授进一步指出农民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农民的素质转型,这一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教育来解决。建立土地银行给农民创业资本,加强教育给农民知识资本,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这两个紧密相扣的环节是实现工业化的坚实路径。

西北大学宋宇副教授对改革开放30年间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做了分析,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所体现的一些发展规律和特点,即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自我调节和改良的余地在缩小,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的“第三条道路”成为政策框架;“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宏观调控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有所转变。

山东工商学院辛波教授也在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目前的形势下,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私有化是不现实的,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实现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且在法律许可的大框架下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的变革。即国家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户获得永久的、较完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建立农村国有土地管理主体来履行土地的所有权职能,从法律、组织、运转机制等方面加强农村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方式,明晰地租理论,实行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剥离现行农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将农村村民委员会塑造为类似于城市居委会的农村农民社区公共管理组织;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保障失地农民和人地比例较小地区的农民。

四、对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将继续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众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以及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应当着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与会专家作了热烈的研讨。

1、关于金融危机问题

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清华大学吴栋教授指出,目前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总结主要有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金融监管的缺失、华尔街的贪婪,这些原因都是表面上的,从更深层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强调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将公有资源和私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王森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几个观点:首先在新的历史现实条件下研究问题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要注意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和传染性;其次是研究方法上必须注意中国的总量的巨大变化,注意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的密切性,主张应该逐步降低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用加强与周

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取代。最后王森教授表达了对4万亿财政政策效果的怀疑。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在谈及金融危机时,重申了马克思的有关信用、虚拟资本的论述,他认为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金融衍生品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延缓了,这反而加深了衰退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落后于欧美,前景不乐观。

2、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邰丽华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构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导致宏观经济失衡、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引发社会矛盾等等。靠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提出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货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从货币的角度可以深刻了解金融危机以及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在不久的时间内将得到恢复。

山东经济学院董长瑞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表现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素质、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有背离人的发展的倾向,二是经济的发展恶化了人的发展空间,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提出自然友好型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山东经济学院张志勇副教授认为,物质资本配置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国现实的经济增长,我国应该高效地利用紧缺的物质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社科院杨新铭博士认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扭转地区间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增强地区间收入流动性。

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创新,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则反映了我国政府积极运用相关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努力。

3、关于企业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契约型劳动关系具有的特征有:雇佣与被雇佣,劳动者从“主人翁”向“劳动者”转变,由利益一体型向利益冲突性转变。契约型劳动关系不利于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而且契约型劳动关系主题双方利益摩擦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教授讨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认为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国有经济。只要国家仍然掌握企业的控股权,那么仍未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民营经济不单在壮大我国经济实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从深层次考察,对完善公有制主体地位还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王玉珍副教授认为行业协会对行业的“第三方治理”不可替代,但是现在的行业协会需要“组织再造”,惩罚权是行业组织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清华大学丁萌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侨资企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而侨资企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演进历程。

4、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焦斌龙教授认为,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符合我国文化市场状况,马歇尔式的文化产业集群更符合当前我国实际,长远看轮轴式的文化产业集群则更具前途。目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中,中部地区可能率先取得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构建的突破,在三大经济带中,发展的先后顺序可能为长三角、环渤海及珠三角。

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教授针对资源诅咒现象,分析了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并对中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做了探索性的思考,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租金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矿产品完全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对后发地区如何提高生产力做了深入分析,并鲜明地提出了实现路径,认为后发地区不能急于求成,应该从零部件开始提高整个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从优势产品开始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从先进适用技术开始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从龙头企业开始提高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5、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认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一是需要贯彻执行国家早已确定的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二是需要与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够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三是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四是应由国家负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投入;五是必须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彻底的转变。

北京工商大学廖运凤教授则从如何建设和完善合作社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以战略高度的眼光阐述了未来合作社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重要性。

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农民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山西财经大学的王建功博士就农民就业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做了探讨,认为宏观政策应该充分重视农民就业问题,从尽量减少挤出效应、将长期就业与短期就业相结合、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制定劳动力提升战略等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五、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讨论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认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手段和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过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列宁最早提出了计划经济并论述了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实践中,列宁放弃了计划经济的设想,而转向实行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而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湖北大学张建民教授认为“需求拉动”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理论解决了“实现小康”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需求拉动”理论则解决了我国在建设中等发达国家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对我国当前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人才”应该如何定义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强调了概念的科学性与本质性,从哲学层面考量了这些经济学范畴的逻辑意义,并提出应对黑色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张宗和教授以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逻辑,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适用的,但也有自己非对抗性的特征,劳资关系的性质是由冲突与合作的权重决定的。

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认为研究分配问题必须要摆脱概念优先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研究分配的动力和运行机制,界定市场与权力在社会分配中的关系,促进社会分配的共识形成。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变资本v和利润m之和可看作一个整体,并且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实现共享。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过程,是逐步消灭剥削现象、逐步缩小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讨论了市场经济的成长阶段,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源经济、价格经济、指数经济,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分析。

六、对其它经济热点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

经济与社会发展例10

20**年,全省上下在中共**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一步加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态势,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主要目标,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外,其它目标均顺利完成。

(一)综合实力继续提高,发展的协调性有所增强

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全省生产总值18640亿元,增长14.5%,增幅比上年继续提高;一、二、三次产业分别增长2.8%、15.4%和15.1%。

三大需求增长趋向协调。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1%。外贸出口较快增长,出口1283亿美元,增长27.2%。三大收入稳步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提高,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65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16.3%;工业企业利润继续快速增长,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9%;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分别增长8.4%和8.2%。

(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迈出新步伐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粮食产量保持基本稳定,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继续增加,畜牧业生产增势较好,渔业生产结构改善,“强龙兴农”工程加快实施。工业结构进一步调整,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装备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落后生产能力淘汰力度加大。服务业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批零贸易、金融保险和旅游等保持较快发展。

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投入不断增加,预计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52%。新产品产值增长40.3%;新产品产值率达15.5%,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自主知识产权申请量和授权量持续增加,专利授权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42069件和2213件,分别增长36%和55.4%。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结构有所优化。建设用地供给结构进一步改善,市场化配置比例显著提升,工业用地招拍挂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全省建设用地供应总量32.5万亩,其中工业用地供应18.6万亩,工业用地中招拍挂出让比例达到42.8%。信贷结构更趋合理,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20.2%,其中工业、农业和欠发达地区贷款增幅均高于贷款平均增幅。创业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得到加强,培养高技能人才9.2万人,一批海内外高技术人才来我省创业。

资源节约和污染减排取得积极成效。循环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全社会能源、水等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预计全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工业重复用水率达到58%。环境污染整治力度加大,主要污染物排放保持双下降,全省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67万吨,关停小火电机组257万千瓦,预计全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4.5%和4.6%。

(三)统筹发展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得到加强

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继续改善。通村公路新改建和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215公里和2420公里,解决和改善305万农民饮用水条件,行政村垃圾集中处理和生活污水治理的覆盖面分别达到66.4%和15%,累计建成示范村1181个,环境整治村10303个,超额完成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建设目标。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欠发达地区和海岛地区发展势头良好,衢州、丽水、舟山市工业总产值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下山脱贫工作力度加大,完成下山搬迁2.45万户、9.03万人。“山海协作”工程加快推进,新签协作项目776个,到位资金141.5亿元。

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全省财政支出中,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支出分别增长23.5%、30.2%、27.4%、22.3%。落实提高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政策,进一步完善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政策,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进展顺利。城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

民生状况继续改善。全省新增财力的70.3%用于改善民生。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适时增加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全省有70万名困难群众及时领到了物价补贴。就业形势稳定,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员7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27%;城镇零就业家庭基本消除,农村5.02万户低保家庭得到就业援助。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养老、基本医疗、工伤保险人数分别净增112万人、124.4万人和399万人;77个医保统筹地区中已有41个开展了以大病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所有县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年人均筹资水平都达60元以上;有291万名被征地农民参加了生活保障。廉租房制度建设力度加大,符合“应保尽保”条件的申请家庭廉租住房保障率达到100%;农村困难群众危旧房改造完成11032户。安全生产事故次数、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保持“三下降”态势。

(四)“五大百亿”工程圆满完成,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五大百亿”工程投资计划超额完成。2003—20**年,“五大百亿”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965亿元,比五年计划总投资多完成472亿元。其中,“百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完成投资2192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完成投资563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13%;“百亿科教文卫体建设工程”完成投资344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55%;“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完成投资401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00.5%;“百亿帮扶致富建设工程”完成投资465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39%。“五大百亿”工程的60个单项或打捆项目均建成投产或完成五年建设目标任务。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全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957亿元。交通邮电项目完成投资396亿元,建成高速公路通车里程348公里(其中拓宽80公里),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7个;衢常铁路、温州港状元岙港区(8号、9号泊位)、杭长高速公路(一期)、申嘉湖高速公路等建成投入使用。能源项目完成投资204亿元,浙能兰溪电厂二期工程(2×60万千瓦)、华能玉环电厂2号和3号机组(2×100万千瓦)等建成投产;新增重大统调发电装机容量614万千瓦,全省6000千瓦及以上装机容量累计达到4315万千瓦;建成110KV及以上高压输变电线路2699公里。工业项目完成投资157亿元,宁波钢铁项目(1号高炉,200万吨炼铁炼钢)建成投产,**德创环保设备公司大型脱硫设备生产线项目、宁波大安化学工业公司二醋酸纤维素及醋酐项目、**万向硅峰公司硅单晶抛光片项目等投入试运行。社会发展项目完成投资61亿元,其中高教园区建设完成投资20亿元;“一校两院”迁建工程已进入室内外装饰阶段,省疾控中心、**美术馆等一批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80亿元,列入“811”的27个城市污水处理厂全面建成并通水试运行,我省成为全国首个县县建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省份。

(五)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新一轮省属国企改革基本完成。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全面推行。杭州、嘉兴、绍兴等地积极探索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县级政府扩权改革试点取得积极进展。中心镇培育工程全面启动。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展开,乡镇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农村风险防范体系不断健全,32个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大户参保面达72%,政策性能繁母猪保险参保面达53%,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参保面达96.1%。嘉兴、慈溪两地居住证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对外开放取得新成绩。外贸结构不断优化,一般贸易进口增幅快于一般贸易出口增幅7.3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3.3%,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外资质量明显提高,新批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合同外资占比达89.5%,其中3000万美元以上重大项目合同外资增长29.6%,一批高技术、环境治理和现代服务业的外资项目加快引进。“走出去”步伐加快,全省新增境外投资中中方投资达6.1亿美元,增长1倍,境外投资项目质量进一步提高。

在充分肯定20**年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良好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是节能减排工作的压力较大。主要表现在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较快;促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仍不完善,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的动力还不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依然滞后;违法违规排污现象仍然存在。二是保持物价稳定的压力较大。主要表现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持续攀升,尤其是一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价格,如食品和居住类价格过快上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加快。三是企业经营压力较大。主要表现在资金、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出口企业还面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人民币持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等方面的压力。四是改善民生的压力较大。主要表现在就业压力仍然较大;教育、医疗、社保、收入分配、住房保障等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仍然较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仍需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还存在不少隐患。

20**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在本届政府的五年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1%;全省人均生产总值连上2000、3000、4000美元三个台阶,20**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37130元(折合4880美元)。20**年,地方财政收入1650亿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8%;城市化率57.2%;非农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78%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265元。五年间,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数323万人;新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41万人;新增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56个;新增和拓宽高速公路1566公里,建成乡村康庄工程6.58万公里;新增6000千瓦以上发电装机容量2482万千瓦。

二、20**年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目标

根据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总体安排,建议20**年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如下:

上述主要目标是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态势和省内发展环境后提出的,体现了党的十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体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规划主要目标进行了衔接,兼顾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可能,淡化了一些预期性指标,强化了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社会发展、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指标。现对有关主要目标作重点说明:

(一)关于全省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

全省生产总值预期增长10%以上。近几年,我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积极进展;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效应将逐步显现,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支撑条件明显改善,经济运行的总体环境进一步优化;我省企业更加注重技术、管理创新和品牌经营,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继续提高,这些都有利于我省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全省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的目标是有基础的。同时,为了引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切实转到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宜安排过高。把20**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安排为10%以上,充分体现了“好字优先、稳中求进”的新的发展要求。

根据全省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的预期目标,三次产业增长的预期目标分别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2%。

为了保持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将继续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深入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积极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在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加大对农业主导产业的扶持力度,培育建设一批规模化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继续深入实施三大产业带规划,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实施一批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进一步推进技术改造“双千工程”和“958”行业龙头企业技术赶超计划,加快培育现代产业集群。推动建筑业进一步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大力引进和培育优势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软件外包、创意设计等新兴服务业和生产业,进一步提升金融、保险、旅游、商贸等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制定实施港航强省建设规划;加强港口资源的整合和开发,深入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完善集疏运体系;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积极发展临港产业和海洋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关于地方财政收入预期目标

地方财政收入预期增长12%。近年来我省经济的较快发展为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奠定了基础,改革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制度、加强税收征管等也将促进财政增收。但新企业所得税法、支持节能减排和促进就业等税收政策实施将不同程度地减少财政收入。

为保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积极应对各项财税改革,密切关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增值税转型对财税收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优化财政收入结构,促进地方可用财力的稳定增长。完善税收收入征管机制,及时掌握新的税源增长点,继续规范税收征管秩序,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重视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拓宽政府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切实增强地方政府财政实力。

(三)关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预期目标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预期达1.6%以上。2006年、2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共提高了0.3个百分点,今年全省在“两创”总战略的推动下,创新环境将不断改善,自主创新投入的力度将继续加大。

为此,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畅通技术、资本、人才等创业创新要素的对接渠道。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手段,加快建设“六个一批”创新载体、公共科技基础平台、行业和区域创新平台,启动建设科研院所创新基地,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项目。加大对创业风险投资的支持,大力发展技术市场,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支持企业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品牌战略和标准化战略,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核心技术和标准体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四)关于三大需求增长的预期目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10%。今年国家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我省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过,房地产投资面临新的调整;企业受投资预期的影响,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比较谨慎。综合以上因素,今年我省投资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仍将保持适度平稳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稳步推进,我省投资增长仍有一定空间,而且要保持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必须保持与全省生产总值增速大致相当的水平。

为此,将进一步精心组织实施“**”重大建设项目规划和新一届政府“三个千亿”(“千亿基础网络”、“千亿惠民安康”、“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建设,着力抓好优化发展环境、调整经济布局、增强发展协调性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项目,加大新农村建设、欠发达地区、海岛地区和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等惠民方面的投资力度,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传统行业改造、临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一批产业提升项目的实施。切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规划协调和要素保障,建立健全重大项目前期推进和实施联动机制,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促进投资适度稳定增长,为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协调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实际增长12%以上。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力度加大,困难群众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消费环境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所增强,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农民增收难、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不高、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也将制约消费快速增长。

为促进消费持续较快增长,将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进一步完善大社保体系建设,改善居民支出预期,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在提高传统消费领域服务质量,促使其持续旺盛的同时,加快发展社区综合服务,扩大文化、教育、旅游、体育、健康护理等消费领域。积极推进连锁、配送和电子商务发展,大力推进城市商业网点向农村延伸,完善农村销售服务网络。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依法打击假冒伪劣、商业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

外贸出口预期增长15%以上。20**年外贸出口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贸易壁垒增多以及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增速将会有所回落。但我省出口企业应对能力较强,竞争优势仍然比较明显,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为保持外贸又好又快发展,将着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鼓励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农产品出口,大力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出口。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做好国际贸易摩擦预警和应对服务工作。鼓励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完善“大通关”体系,健全对外开放的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

(五)关于价格总水平的预期目标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2%以内。国家采取促进生猪生产等措施、部分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产能过剩等因素将抑制价格上涨。但国际有色金属和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政府调价项目面临较大上调压力,通胀预期较强等,都将推动今年价格总水平继续上涨。

为实现价格总水平调控的预期目标,将进一步健全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制度和应急机制,增强价格调控手段。加强农资价格监管,规范农村基层组织的价格和收费行为,严肃查处各种涉农价格违法行为,加快建立健全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补偿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和配套措施,妥善把握政府调价项目出台的时机和力度。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价格热点难点问题,继续推进医药价格改革,完善教育收费政策,加强房地产价格监管。切实整顿市场价格秩序,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加大查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的力度。及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落实低收入群众的价格补贴。

(六)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预期均实际增长7%。随着经济较快增长、企业效益继续改善、促进农民增收政策措施的实施、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将持续增加。但要较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面临较多困难和制约因素。

为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将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采取综合措施提高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完善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税收、价格、补贴等政策,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各种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注重培养各类实用型专业人才,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海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七)关于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目标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2‰以内。由于计划生育二胎生育间隔期政策的调整,预计今年全省出生人数将有所增加,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将有所提高。为此,将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推进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建设。进一步重视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工作。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新增城镇就业人数65万人。今年被征地农民、城镇新增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仍然较大,但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再就业工作力度,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大力做好零就业家庭、农村低保家庭人员的就业工作,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服务业在增加就业中的作用,促进就业人数稳定增加。

新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60万人,新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60万人,新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50万人,新增失业保险参保人数50万人,新增工伤保险参保人数200万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继续推行“五费合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稳步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建立面向城镇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进以农民工为重点的工伤保险参保工作。稳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额度,积极推行大病住院统筹为主、兼顾门诊统筹的保障模式,不断扩大受益面。探索构建新型社会福利体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认真落实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救助制度和政策,逐步提高救助和保障水平。加快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农村困难群众危旧房改造。

(八)关于节能降耗和主要污染物减排的目标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以上,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3%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3%左右。我省经济发展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节能降耗措施见效需要一个过程,完成上述约束性指标的难度较大。据省有关部门测算,今年污水处理厂有望新增化学需氧量削减4万吨,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等方面也可产生一定的削减量,预计今年化学需氧量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今年二氧化硫的减排主要依靠电厂和热电厂的脱硫,由于去年开工建设的部分电厂脱硫工程要到今年底才能陆续建成投产,预计今年二氧化硫减排形势比较严峻。

围绕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将继续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年”活动,积极实施“十百千节能行动”。大力发展能耗低、污染少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继续实施循环经济“991”和工业循环经济“4121”示范工程。严格执行市场准入标准、强制性能效标准和环保标准,实行项目区域限批,坚决控制新的高耗能项目,全面禁止新的高污染项目,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组织实施重大节能减排技术专项,引导和鼓励用能排污单位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加快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污染治理进度,确保达标排放。全面开展“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加大江河水系源头生态建设力度,大力推进水系的污染控制和整治工作,不断完善流域排污总量控制实施机制,着力推进重点城镇、钱塘江流域临江城镇和太湖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作。进一步落实《全省工业项目新增污染控制的若干意见》,加快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全面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做好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建立和完善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公报和评价考核制度。加强环保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环保执法力度。

(九)安全生产目标

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0.39人。20**年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0.41人,比上年下降5%,今年全省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力争将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0.39人,下降3%,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为此,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完善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大力推进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加强对公共安全的监督检查,推动社会应急服务联动机制的建立。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抓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努力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为实现上述主要目标,我们将全面落实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围绕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实施,紧紧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关键,注重规划引导,突出抓好以“三个千亿”工程为主体的重点项目建设,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力度,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综合协调,为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