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战略例1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经济发展战略例2

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催生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质言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战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发展新阶段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基于战略学分析进路，对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战略构成、战略经验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经济发展战略例3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HenryLiddell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经济发展战略例4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154-02

民营经济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间,不仅为扩大劳动力就业和增加收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一支生力军｡然而近些年来,民营经济这种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形态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威胁,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下滑｡针对这些问题,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便愈益迫切｡

一、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与分析

(一)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也叫私营经济模式,是以家庭工业为支撑,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模式｡温州民营经济有三个特点,即起点低,自发性强,活力无穷｡起点低指它全部是个体户､家庭工业起步,自行积累,开始时甚至假冒伪劣盛行,但经过整顿和加强管理以后,就很快转为企业化经营阶段,以质量､品种取胜;自发性强,指它开始时并不是政府有意引导的,完全是一种“谋生与逐利”的驱动,因而一开始就围着市场转,市场需要什么搞什么;所谓活力无穷,指它产权清晰,动力机制特别强,又彻底面向市场,注意技术开发,紧跟世界潮流｡

目前,温州的民营经济正在走向股份合作和集团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家家有产业,城乡无失业的经济局面｡有经济学家对“温州模式”作出了新的概括: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

(二)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也叫民营经济模式｡它的前身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过热时高投入､高速度出现的集体经济｡这种模式开始时还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以社区组织为主体创办乡镇企业,因此,它比温州模式起点要高,主要是调动了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积极性,能较快实现规模效益,共同富裕的要求｡但它又不在体制内运行,同样是围着市场转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当市场上物资紧缺的时候,它很有活力,能够无限扩张,国家的控制对它并没有什么效力｡但是,随着供求状况的根本好转,其产权模糊的弱点暴露出来了｡近年来,苏南地区已经重新选择了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对乡镇企业进行了制度变革,主要是把一些亏损的小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或租赁､承包给个人经营,或改为股份合作制,使很多企业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三)青浦模式

青浦模式也可称为富民模式｡这是有别于前两种民营经济发展道路的､适合大城市发展民营经济的一种模式｡青浦原是上海西郊一个县｡从1992年起,该县率先建立起“富民经济开发区”,由此推广开来,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面向低积累的投资者,共建立了35个小区,民营企业达2.4万户,实现了资本扩张｡青浦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出面组织,划定一定区域,提供配套服务,建设厂房和一些基础设施,吸引上海市和外地的民营企业家来这里投资办厂､设店｡上海市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正是依靠了“民营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青浦模式特点有三:起点高,发展快,效益好｡同时,“青浦模式”也开创了一个大城市成功发展民营经济的先河,提供了一个在大城市发展民营经济的好模式和好经验｡

如果按照模式产生的根源来概括,“苏南模式”为集体企业转制型,“温州模式”为个体自发型,“青浦模式”为开发区导向型｡这三个模式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至于适用程度和操作方式还要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尝试｡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集团化战略

首先,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目前,民营经济已进入通过结构调整和升级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面对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市场竞争的加剧及科技革命带来的种种挑战,民营企业必须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改变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状况,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实现由低档次､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效益产品,向高档次､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产品的转化,尽快改变小而弱､小而散的状况,提高规模水平,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其次,注重抓好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通过低成本扩张迅速做大做强,符合组建企业集团的,要尽快组建集团｡对规模小､厂点多､分散经营,而且在局部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的一些行业,要扶持他们联合起来,组建行业协会,以便统一价格,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对外宣传,统一签订合同,通过协调互补,发挥集中和分散两个优势｡

(二)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经营目标是基于各产业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企业的资源和优势能拓展到现有产业之外并得到充分利用｡各产业之间的资源与优势共享体现在企业品牌､现成技术､研发实力以及市场运作等方面,企业可以把其在品牌､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拓展到其他经营产业,以规模经济降低多元化经营的成本｡

通过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使得企业不可能仅凭有限领域内的服务和产品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客户更需要企业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必须开展其核心领域以外的产业,通过多元化经营提供多元化的一揽子服务,最终加强其核心竞争力｡这个以突出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战略目标强调企业从内外搜寻､获取稀缺的资源以支撑其核心竞争力｡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不仅获得了稀缺资源,而且降低了交易费用,减少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将稀缺资源置于企业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更好地保证核心竞争战略的实施｡

(三)融资战略

民营经济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民间高利贷,筹资成本很高｡应该采取政策性支持融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用融资､担保融资､基金融资等手段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融资途径｡此外,还可以采取多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项目融资方式｡

1.建立产业投资基金,集中力量办大事｡争取国家批准,设立多种形式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将分散的民间资本集中起来办大事｡可以将一些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在社会上公开招标招股,投标或入股者无论属于何种经济成分,都可以吸纳产业投资基金作为自己的项目资本金或股本金｡

2.“特许经营权质押贷款”｡重庆市推出了“扩大特许经营权为质押的贷款”模式,对预期有收益比较稳定的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允许以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收费权和收益权为质押权益,向金融机构申请质押贷款｡

3.“四自模式”｡浙江省义乌市投资9 000万元的“义金公路”,就是民营企业通过“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还贷､自行收费”的“四自”方法建设的｡

(四)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当代企业最宝贵的资源｡能不能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数量充足的企业家队伍,不仅关系到单个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关系到体制转换效率和总体改革的进程｡民营经济理应成为培育企业家的沃土｡可以说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是在困难的环境中,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的洗礼,才得以脱颖而出的｡

当前,民营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以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全新发展阶段｡民营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建成“学习型组织”,完成从“小､散､低”向“集团化､高科技､外向型”的转变｡因此,以创新为重点,以培养现代企业管理人才为重点,以推进民营经济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为目的,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便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人才开发和职业培训,推动专家和企业的对接,促进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融合,为民营经济造就一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职业经理人队伍｡

总之,制定民营经济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想做好要付出巨大努力｡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实施此事,并且邀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介入,开展具有高度针对性的研究和获取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民营经济组织的发展更快更好｡

参考文献:

[1] 魏纪林,李序南,等.我国国有民营科技企业架构重组模式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1,(6):48.

[2] 王善明.私营企业管理应如何坚持以人为本[N].北京科技报,2002-02-27.

经济发展战略例5

2000年前的秦国如果他的土地没有荒芜，那么土地上面长的粮食就可以足够他们的人民食用，只要种的土地足够，那么无论怎么说也就不会有少粮食的可能，大秦帝国在战争之前用商鞅变法，开垦了大量土地，在战火连年的年代，修建了郑国渠等很多水利工程，如果耕地全部种上了，那么他们怎么会没有粮食（《史记》记载在楚汉关中庸富）。农田的耕种是有时间，耕种并没有占有人民生活的大多时间，如果用现在的手工农业水平来说种三十个人吃的粮食也最多是一个人的一年的工作日。也就是说如果说人口劳动的安排如果十分合理，在封建农业社会农民劳动力在农业的利用效率只有三十分之一。而现在再加农业社会的其他经济产量也就是农业收入的两倍左右，那么农业社会人民的利用效率最多为十分之一，充其量五分只一，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农村的手工劳动水平来说应该是远远不足十分之一的，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他大多的时间没有事情可以做，而与之相应的是农民也没有收入，还有在农忙时节他们比较辛苦。而现在只要在不违背农时的前提下开发他们的劳动，也就是说让他们做其他劳动，用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强盛。譬如实施如此耕战政策，在解放奴隶的时代实行如下政策，第一国家容许人民自由开发土地。任何土地封建领主只能够收百分之十的土地收入所得，国家收百分之四十，保证人民在农业劳动的时候他的收入不能够让他维持生存，其他各种行业也同样如此。第二国家在非农时节发展弓箭、牧马、水利、占车、手工制造业和商业和为国家开垦土地，保证农民的收入是他基本生存收入（粮食）的两倍，而且这一切用来交换他们需要的房子，布匹，家具，农用马车和马。而国家占有整个收入的十分之三，而生产这些东西也是要交税的，而这些收入全部用来进行非生产关系的国家建设，如建设军队和建金字塔，这些建设不是无偿也不是自愿的，他可以让人民得到他全部应德的生活资料或者更多，这在当时的人民应该是十分满意了，因为如果现在的我都是满意的，现在只要不进行被人鄙视的劳动我是愿意的，如果能够得到双倍生活收入就是汗水流到了我的袜子上我也愿意。如果这完成了这些国家战略，此刻国家是十分强大的，也就是说国家机构他能够养活十分之三的人口进行其他劳动，他是一同种国家的全部国家力量的劳动和经济收入，他可以任意支配十分之三或者更多的人来进行他们想要的非国家生产关系需要的建设，也就是说一个500万人口的封建国家除了国家本身的正常生产关系的维持的劳动还可以有150万人口进行其建设，如此发50万人建立金字塔同时用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进行长年的战争这自是不在话下。那么以上政策就如下特等所以当时候的秦国有世界最锋利的弓箭生产，有世界最浩大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也有世界最先进的马车（就是中国象棋里面“车”）的的建造和“车”行的直道建设，也有当时世界最多的马场，更加有世界上最富裕的生活，因为秦国在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秦皇就占有不是秦国的世界很多希世珍宝，可见其国富民强。而秦和六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还能够继续战争，可见他的战争是精英战争（用最先进的武器和人民中最强悍的来进行战争）那么国家就可以在不动摇国家根本的情况下进行长年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消耗的是自己钱和敌国的人民，而如果战争胜利那么一切失去的钱又可以拿回来，当然赢政是没有了解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的祖先和人民曾经做到这些了，做到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足，而赢政他不是十分明白这一点，这从他失道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如果人民知道我上面的战略思想那么他们就算是用手工劳动也至少已经可以制造400座金字塔，而如果是进行经济建设那么其功绩是不能够用数字来衡量的，他可以保证人民更加安定而幸福的生活，更加让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不朽之名。

而这还要保证国家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各个行业的生产是向前发展的，而我的新经济学理论是能够做到的。先讨论保证社会生活各层人民生活的安定。如果说人民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劳动的利用不足五分之一，那么封建社会人民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所谓的剥削的本质他是来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度但是更加深入的一点就是内于人本身的罪恶，就好比一个封建主他要从人民那里得到好处，他肯定不会让人民家里保留足够他十年的粮食，要不土地就不值钱了，因为如果农民的家里太富裕了的话他就可以不要帮封建地主做事情，现在我是封建地主，我要人民有求于我，如此我要保证人民不能够很容易的过上幸福的生活，从而从农民那里得到权利，让人民为生活所以逼迫，让他们贡献出很多权利，如性、权利，至于其他就不用说了，这就是人为紧缩生产关系状态，就是说社会本来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能够满足人民幸福生活，而生产关系控制者他控制生产力完成的量从而让生产关系中的弱势阶层变成非常危险和痛苦的阶层，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会出卖一些人人格和尊严来满足优胜阶层的欲望，这不是社会财富分配合理和不合理的问题，这是人是否有罪的问题，绝对的公平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必要存在，而孔子说“患均而不患寡”和所谓的绝对公平理想只是一些人得到天下的法宝，他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就好比一个高明的有实权的领导他完全可以很容易的不着痕迹的得到很多的东西，也就好比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大老板”只要他想，养几十个情妇绝对不是什么难问题。而我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生命和器官来换取我欠的人情债务而离开这个世界。

经济发展战略例6

1.战略政策打头阵

山东省委、省政府适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战略，致力于“山东生态省建设”，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规划为经济社会低碳、快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2.能源产业“领”

①清洁可再生能源。山东省的太阳能和风能比较丰富，它们作为可再生能源，同样也是零碳能源。通过产业链的扩张、提升和科技的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融入山东经济脉络、促进山东新能源发展的低碳之路。山东省同时注重风能源建设，在威海、烟台、滨州、东营、潍坊、青岛等沿海地区建设大型风电场，并逐步向浅近海域发展海上风电项目，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②清洁煤炭。山东煤炭行业勇于创新，大力实施“绿色管理”战略，以循环为主、节能为本、绿色先行，打造循环低碳产业，推进山东节能减排的发展，使资源采出率最大化，废物排出减少化，促进废弃资源再利用，大力发展了煤炭行业的非煤产业。国家能源和环境保护司指出：2010年，山东省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共利用工业固体废物5290.1万吨“，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8.9%；利用废气203.9亿立方米，年均增长28.1%；利用废水1286.1万吨，年均增长14.5%。实现销售收入357亿元，年均增长13.6%；税金24.3亿元，年均增长14.4%；利润37亿元，年均增长18%。

③核电。与传统发电方式相比，核电站只需消耗很少的核燃料，就可以产生大量的电能，每千瓦时电能的成本比火电站要低20%以上。2009年底，山东海阳核电一期工程举行隆重开工仪式，此后核电厂的建设在经济指标上显示出独特优势，特别是在燃料费、运行费等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3.地市“试比高”

①德州市2010年开始大力推行“建设生态德州”的战略目标，走科技先导、结构优化、循环经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基础。2005年德州被授予“中国太阳城”称号，以太阳能为龙头，成为全国最大的太阳能清洁能源研发和生产基地；同时，循环经济也得到大力发展，引导不同企业、产业之间建立资源、废物、能量相互转换关系，形成了“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高效益，大循环、可持续”的生态集约型工业模式。

②淄博市把节能降耗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突破口，实行新增能耗等量淘汰制度，对区域能耗进行总量控制，评估和审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情况，实施重点装备改造工程。通过大力推广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2008年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7.08%，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11.27%，名列山东省第一。

③2010年5月，荣成作为山东首个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城市揭牌。其在新能源利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碳汇渔业、低碳交通、建筑节能、森林碳汇、低碳服务业、低碳生活方式八个方面进行集成应用和示范，为山东低碳城市建设提供范本。

④菏泽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低碳产业”发展的优惠措施，以“低碳经济”打造新的发展优势。2010年6月，成立了山东首家，也是中国第一家“碳经营交易所”，从事省内和国内企业节余碳排放量指标的交易。

4.三大产业“竞风流”

第一产业：山东陵县是全国小麦主产区之一，低碳技术成为小麦节水增产的秘密武器。采用抗旱型种子包衣剂拌种技术，使传统农业向现代科技农业转变；山东的平邑有着较大的牧场，通过对养殖场的标准化改造，引导畜牧业向规模化、生态化的低碳畜牧业方向转型。

第二产业：山东省低碳住宅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山东省已经有26个项目、780多万平方米住宅被列为全国节能环保型康居示范工程，并且山东省在2009年完成了近600万平方米建筑节能改造；钢铁冶金业正在研究“新一代富氢低碳全氧炼铁新工艺技术”，以走出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性强的低碳炼铁新工艺技术路线，实现钢铁冶炼业的转型。

第三产业：旅游业本身具备一定的低碳产业性质，具备发展低碳经济的良好基础。2011年，山东省大力推进旅游信息化，以旅游目的地系统、网络营销系统、社交平台为工具，推出电子导游、信息化自助游、智慧旅游、乡村旅游等一系列低碳、便捷化旅游，实现了旅游的低碳化。济南、青岛、烟台、泰安、威海等旅游业相对发达的城市，正借助信息化手段，快速打造国际化的“低碳旅游文化名城”。

经济发展战略例7

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我国区域经济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之所以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国家为了谋求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共同富裕而进行的总体策划。 我国是地大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选择，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实践和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内涵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建国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内地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总结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按照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0；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美国人Williamson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倾向于均衡和趋同。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就是倡导一种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体的说，有以下几点：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一种适度倾斜的发展战略。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的倾斜。因为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易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但适度倾斜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均衡布局，也不是简单的扶持东部，而是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开放体系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从总体上讲，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以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间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工格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势与趋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 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目前对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二是多极增长发展战略 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关 系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发展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下决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这将使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与此相适应，将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为最终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经济发展战略例8

1 构建滇中经济区的意义

(1)云南建设成为我国西南桥头堡是滇中经济区发展的历史机遇。当前云南步入了工业和城镇化加速的进程,把云南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化城市,符合云南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战略定位。根据建设“西南重要桥头堡”的发展理念,构建滇中经济区将有力推动云南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加快改变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落后的面貌。同时,将云南建设成为“西南重要桥头堡”发展战略也为滇中经济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其构建和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2)构建滇中经济区是区内城市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滇中经济区内有云南省省会,西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之一的昆明,珠江源头第一城的曲靖,素有花灯之乡、云烟之乡、聂耳故乡的“三乡”之称的玉溪,工农业飞速发展、素有“九分山水一分坝”之称的楚雄。滇中四州市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飞速发展,城镇区域不断扩展,正在从城市经济区萌芽阶段向快速发展阶段过渡,成为云南省发展基础最好、发展水平最高、发展前景最广的区域。通过经济区内城市之间的技术携手、资源与信息共享使城市的发展打破行政区域的束缚,在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同时完成城市自身的跨越,这不仅是昆明及其周围城市提高竞争力的选择,也是滇中经济区发展的客观要求与重要途径。

(3)构建滇中经济区是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创新实践。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基础上,积极培育滇中经济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创新实践,有利于通过构建和发展重要经济区,实现西部开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优势,提高西部大开发的综合效益。

(4)构建滇中经济区是增强中心城市竞争力的迫切要求。根据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经济的发展进步并不是同时均衡地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区域内各部分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发展基础上的不均衡,各城市均有其自身发展的优势及劣势,因此必须与其它城市相互作用,形成大范围内的协调。昆明市作为滇中经济区的核心,必须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城市竞争力和辐射力,为经济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滇中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集群式发展已成为加快区域发展的潮流趋势和战略选择。本着政府推进、市场规律和共同利益、先易后难和逐步深化的原则,进一步加强滇中经济区域内公路、铁路、水利、电力、信息、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加快建设昆明与曲靖、玉溪、楚雄的城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滇中四州市要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布局合理和特色各具的现代产业体系。其中昆明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曲靖要提升矿冶产业水平,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特色农业;玉溪应重视发展现代加工制造业、节能环保、生物资源开发和休闲度假旅游业;楚雄应着力培育矿冶化工、绿色食品加工和文化旅游业。

近期目标为加快区域整合与结构调整的步伐,拓展中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州市作为滇中经济区中心城市群的作用。加快交通、信息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滇中经济区建设成为更加一体化的网络组合型城市群。进一步促进经济区内城市间的资源共享与信息共有,使滇中经济区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体化的经济区,成为一个高效的有机整体,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滇中城市经济体。长期目标则是加强滇中经济区与成渝、黔中、北部湾的经济合作与联系,使其成为西南经济圈的又一重要增长极。按照把云南建设成为“西南重要桥头堡”的发展战略,加快滇中经济区建设使其成为南亚、东南亚中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都市圈,成为21世纪西南经济圈经济增长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滇中经济区发展的一体化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滇中经济区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和城市间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人才与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从而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的聚集。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快区域内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各城市要从整个经济区考虑主导与支柱产业的发展,形成合理分工、合作竞争的发展格局。

3.2 城镇一体化

制约滇中经济区城镇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大城市不大、中心城市不强和小城市不专的问题。因此,城镇发展应本着“强化集聚、组合发展”的原则,实施一个核心,多个副中心的滇中经济区城镇发展战略。在城镇体系建设方面,引导城市合理发展,使城市具有与经济发展、城市功能相匹配的规模,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城市等级体系经济区。

3.3 基础设施一体化

现行的滇中经济区的范围界定,更多的是从云南省区域综合平衡以及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考虑,这就带有明显的行政经济区域色彩,使得滇中经济区的各项功能很不完善。与其他发达经济区相比,该区域发展所必须的基础性设施的构建还不健全,无法构筑国际化城市经济区发展相应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本着这条思路,滇中经济区的发展应大力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按照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战略实现经济区交通、信息、资源、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4 建议与对策

4.1 城镇发展路径

滇中经济区包括昆明、曲靖、玉溪和楚雄四州市,区域内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0%,经济总量约占全省国民经济的60%,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发展所涉及的内容面广量多,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4.1.1 基础设施建设

滇中经济区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云南省域内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但是相对于我国中东部的经济区来看,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基础设施是城镇发展的保障,是区域经济社会稳步持续发展的动力。从当前云南省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来看,以公路、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施、城乡水利和电力设施、通讯与环保设施等等,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有效优化与提升。

4.1.2 城镇化发展滇中经济区的城镇化发展,要引导区域内城镇群走特色化区域发展道路。按照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昆明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的核心作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与质量的稳步提升。优先发展大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发挥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的作用。加强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有效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辐射带动小城镇的均衡发展。

4.2 统筹城乡发展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并统筹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城市和农村的非均衡发展是不断积累的,正是由于发展的差异性,使得城市迅速成为区域经济的资源聚集中心。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既不能人为控制城市的发展态势,也不能把城市发展指标强压给农村,必须打破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平均主义,坚持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滇中城镇是内部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相比于农村确实拥有更多的优势,这就使得农村在资源聚集力上明显滞后于城市。统筹城乡的发展路径首先要承认城市优势,看清农村发展机遇,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城市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要积极促使农村地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经济发展战略例9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桥头堡建设;滇中经济区

1 构建滇中经济区的意义

(1)云南建设成为我国西南桥头堡是滇中经济区发展的历史机遇。当前云南步入了工业和城镇化加速的进程,把云南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化城市,符合云南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战略定位。根据建设“西南重要桥头堡”的发展理念,构建滇中经济区将有力推动云南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加快改变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落后的面貌。同时,将云南建设成为“西南重要桥头堡”发展战略也为滇中经济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其构建和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2)构建滇中经济区是区内城市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滇中经济区内有云南省省会,西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之一的昆明,珠江源头第一城的曲靖,素有花灯之乡、云烟之乡、聂耳故乡的“三乡”之称的玉溪,工农业飞速发展、素有“九分山水一分坝”之称的楚雄。滇中四州市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飞速发展,城镇区域不断扩展,正在从城市经济区萌芽阶段向快速发展阶段过渡,成为云南省发展基础最好、发展水平最高、发展前景最广的区域。通过经济区内城市之间的技术携手、资源与信息共享使城市的发展打破行政区域的束缚,在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同时完成城市自身的跨越,这不仅是昆明及其周围城市提高竞争力的选择,也是滇中经济区发展的客观要求与重要途径。

(3)构建滇中经济区是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创新实践。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基础上,积极培育滇中经济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创新实践,有利于通过构建和发展重要经济区,实现西部开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优势,提高西部大开发的综合效益。

(4)构建滇中经济区是增强中心城市竞争力的迫切要求。根据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经济的发展进步并不是同时均衡地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区域内各部分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发展基础上的不均衡,各城市均有其自身发展的优势及劣势,因此必须与其它城市相互作用,形成大范围内的协调。昆明市作为滇中经济区的核心,必须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城市竞争力和辐射力,为经济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滇中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集群式发展已成为加快区域发展的潮流趋势和战略选择。本着政府推进、市场规律和共同利益、先易后难和逐步深化的原则,进一步加强滇中经济区域内公路、铁路、水利、电力、信息、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加快建设昆明与曲靖、玉溪、楚雄的城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滇中四州市要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布局合理和特色各具的现代产业体系。其中昆明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曲靖要提升矿冶产业水平,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特色农业;玉溪应重视发展现代加工制造业、节能环保、生物资源开发和休闲度假旅游业;楚雄应着力培育矿冶化工、绿色食品加工和文化旅游业。

近期目标为加快区域整合与结构调整的步伐,拓展中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州市作为滇中经济区中心城市群的作用。加快交通、信息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滇中经济区建设成为更加一体化的网络组合型城市群。进一步促进经济区内城市间的资源共享与信息共有,使滇中经济区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体化的经济区,成为一个高效的有机整体,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滇中城市经济体。长期目标则是加强滇中经济区与成渝、黔中、北部湾的经济合作与联系,使其成为西南经济圈的又一重要增长极。按照把云南建设成为“西南重要桥头堡”的发展战略,加快滇中经济区建设使其成为南亚、东南亚中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都市圈,成为21世纪西南经济圈经济增长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滇中经济区发展的一体化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滇中经济区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和城市间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人才与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从而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的聚集。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快区域内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各城市要从整个经济区考虑主导与支柱产业的发展,形成合理分工、合作竞争的发展格局。

3.2 城镇一体化

制约滇中经济区城镇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大城市不大、中心城市不强和小城市不专的问题。因此,城镇发展应本着“强化集聚、组合发展”的原则,实施一个核心,多个副中心的滇中经济区城镇发展战略。在城镇体系建设方面,引导城市合理发展,使城市具有与经济发展、城市功能相匹配的规模,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城市等级体系经济区。

3.3 基础设施一体化

现行的滇中经济区的范围界定,更多的是从云南省区域综合平衡以及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考虑,这就带有明显的行政经济区域色彩,使得滇中经济区的各项功能很不完善。与其他发达经济区相比,该区域发展所必须的基础性设施的构建还不健全,无法构筑国际化城市经济区发展相应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本着这条思路,滇中经济区的发展应大力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按照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战略实现经济区交通、信息、资源、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4 建议与对策

4.1 城镇发展路径

滇中经济区包括昆明、曲靖、玉溪和楚雄四州市,区域内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0%,经济总量约占全省国民经济的60%,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发展所涉及的内容面广量多,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4.1.1 基础设施建设

滇中经济区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云南省域内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但是相对于我国中东部的经济区来看,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基础设施是城镇发展的保障,是区域经济社会稳步持续发展的动力。从当前云南省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来看,以公路、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施、城乡水利和电力设施、通讯与环保设施等等,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有效优化与提升。

4.1.2 城镇化发展滇中经济区的城镇化发展,要引导区域内城镇群走特色化区域发展道路。按照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昆明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的核心作用,促进城镇化进程与质量的稳步提升。优先发展大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发挥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的作用。加强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有效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辐射带动小城镇的均衡发展。

4.2 统筹城乡发展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并统筹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城市和农村的非均衡发展是不断积累的,正是由于发展的差异性,使得城市迅速成为区域经济的资源聚集中心。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既不能人为控制城市的发展态势,也不能把城市发展指标强压给农村,必须打破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平均主义,坚持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滇中城镇是内部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相比于农村确实拥有更多的优势,这就使得农村在资源聚集力上明显滞后于城市。统筹城乡的发展路径首先要承认城市优势,看清农村发展机遇,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城市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要积极促使农村地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经济发展战略例10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6-0001-03

国家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达成国家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最高的规划，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地方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每个区域发展而言，将会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目前，我国有很多区域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也有部分区域还没有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对地方区域规划能够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中原经济区是一个综合的经济区，经济区的主体是河南省，并包含山东、山西、湖北、安徽省等12个地市3个县区，经济区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以中原城市群为支撑。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这是建设中原经济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也进入到了全面推进的阶段。继续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契机，更好地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对于加快中原发展、支撑中部崛起、完善全国区域发展格局等有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文献综述

杨龙等（2012）从区域发展格局变化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会影响到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央向地方以新的方式赋权，地方以新的方式影响中央的政策，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会得以拓展。任俊英（2010）认为，中原经济区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符合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且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推动中原崛起，进而完善全国区域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田林元（2010）指出，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后，中原经济区可以在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牛正兰（2007）指出，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而选择的。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是与中部崛起的大背景相关联的。倪鹏飞（2010）指出，要把建设中原经济区放到全球范围来看，充分利用全球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带动发挥本地区的各项优势，培育本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刘荣增（2010）指出，强心固边应是中原经济区形成的基本保障，产业承接与聚集应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有力支撑，文化合力是中原经济区形成的纽带。王作成（2010）认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面临的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因此中原经济区需要有一个核心增长极作为发展引擎来引领区域发展，来强化经济区内的经济联系并完善经济区的功能。要加快推进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及中原城市群核心区域的建设，从而提高自身的国内竞争力。赵夏爽（2011）指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中原经济区争取在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综上，已有研究多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现有研究中原经济区的相关文献也多从中原经济区建设较单一的层面出发，研究如何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而以国家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为视角的文章则比较罕见。本文则试图以中原经济区作为一个例子，系统地阐述国家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交互关系，在总结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下中原经济区建设现状及未来发展的基础上，为其他区域经济的发展及推动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二、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分析

1.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需要。众所周知，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河南省历来都是我国的第一农业大省，也是第一粮食生产大省和第一粮食转化加工大省，河南的粮食总产量连续十一年位居全国之首，有着“中原熟、天下足”的美誉。民以食为天，中原经济区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因此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将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是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需要。

2.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十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为中原经济区勾画出了一幅发展又好又快的蓝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以来，中原经济区各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既面临着跨越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着粮食增产难度大、经济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低等挑战和问题。积极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四化协调发展的道路，也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将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经验的客观需要。

3.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看，东部沿海的经济布局已基本完善，但中西部经济区布局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为内陆人口和经济密集的重要区域，中原经济区内的经济发展大体处于同一水平，区域内经济互补性强，内在联系紧密。推动建设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布局，更好地承东启西、连南贯北，通过优化地区产业布局，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布局调整，促进国家统筹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从而加快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三、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对中原经济区的意义

1.举全国之力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要加大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并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认真落实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各方面的政策。《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这份标志着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文件的出台，更是为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行动纲领和清晰明确的指导框架。这些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支持性的政策，可以举全国之力来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这些政策出台以来，中原经济区各方面的建设都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进展顺利：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已经落地；以航空港为依托，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服务试点已经获得了批复；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型铁路也纳入了国家铁路网规划；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也在逐步推动。

2.眼球效应吸引外资和人才。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上升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将会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带来巨大的眼球效应。从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情况看，眼球效应已逐步显现，也已经给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带来了大量的投资、人才等发展机遇。富士康、联邦快递、俄罗斯空桥、菜鸟科技等多家大型企业的引入，有力地推动了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也进一步地产生了眼球效应，带动了一些其他配套企业的逐渐入驻。有了眼球效应以后，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将会形成更为长期、有效的注意力经济效应，最终完成中原经济区的战略目标。

3.待遇平等化，更好地推动对外开放。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省份中，都有了自己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少数没有的如浙江省，也都在为此而努力。河南省在中原经济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前，是没有自己在国家层面的战略的，所以在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以后，有关领导和专家便为将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而努力，引起国家的重视，也为自身争取到与其他省份相平等的待遇，是以变制变，避免在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而且由于地处内陆，开放成本高，河南及周边内陆省份在对外开放上存在明显的劣势及瓶颈制约，航空港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将逐步打破中原经济区在对外开放上的瓶颈制约。国务院已经批复了以航空港为依托的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服务试点，这会形成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平台，同时航空港综合实验区也将成为重要的内陆对外开放门户。

四、抓住契机，更好地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

中原经济区建设一年多以来，虽借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已存在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之外，在推进建设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许多的问题和困难。目前来看，区域内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还都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较严重；城镇化水平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三化”发展不协调；具有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较少；中原城市群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还未很好发挥；区域互动联动机制仍不完善。

1.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化协调发展。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推动“四化”协调发展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河南是我国的第一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大省，中原经济区的农业地位尤其突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注意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不牺牲粮食和生态的准则，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用科技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再次，要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也有助于转出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推进城镇化的进程。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放开省辖市的户口限制，加大农民工廉租房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为农民进城提供好各类社会保障，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城镇化。坚持工业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主导产业，促进产业集聚，建设特色产业。推进信息化进程，使信息化推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及城镇化的进程。

2.加强城市建设。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加强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建设，一方面要积极提升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郑州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带动区域周边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原城市群的竞争力。中原城市群是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群。从中原城市群内各城市综合得分可以看出，郑州和洛阳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说明这两个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综合能力较强，同时也是中原城市群两个增长极，起到引领城市发展的作用。但是两个城市的竞争力、辐射和影响能力依然有限，其影响长期以来不能涵盖省内周边的一些城市，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周边城市影响区的挤压。所以，必须要继续全面提高郑州的竞争力，促使郑州从经济、规模、城市建设与管理、空间布局等方面实施跨越式发展，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同时，提高中原城市群的竞争力，使其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3.发展软实力。一方面，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独特又显著的文化优势，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一大亮点，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区也是中原经济区的定位之一。但是，目前在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层次和附加值都比较低，尚未把这些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力量。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层次的文化及旅游产业，创新文化传播内容和形式，大力拓展文化品牌，真正使中原文化发扬光大、源远流长。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人口优势。2010年7月，河南人口就突破了1亿，同时拥有3 000多万富余劳动力，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曾经被经济学家们公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在人口红利快要消失之际，河南的人口优势将大大发挥，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所以，要坚持人才优先发展，全面提高区域内人口的综合素质，并要注重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从而把人口众多的压力转化为促进发展的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同时还要加快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培养优秀人才。

4.加强与外省联动。中原经济区并不是只靠河南省的力量就能建设完成，也不能仅仅依靠区域内所包含的一些省份来进行建设。一方面，区域内部之间各省要有分工及合作，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科技发展、市场准入及政府服务等主要方面和基础设施、信息平台、环境保护及旅游开发等重点领域，使得每个省份的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并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使发展空间能够不断扩展。另一方面，还要完善与区域外其他省份的合作机制，密切与长三角、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京津冀、关中―天水等区域的合作，进一步发挥连接东西南北的纽带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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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俊英.构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思考[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

[3] 田林元.浅谈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J].科技创新导报，2010，（35）.

[4] 倪鹏飞.关于中原经济区的几个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