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1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1-305-01

语言是一种特定文化中基本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探求一直占重要地位，为了使我们有一个了解有关情况的方向，我把重点集中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上，以及语言、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

一、语言如何和文化先联系

语言和文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一条不证自明的道理，如果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过去语言领域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找到更多的观点来支持这个观点，必须承认，自18世纪初以来，对语言的探究从本质上说要么是历史比较的，要么是结构形式化的；然而新变化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出现了。无论在英国还是北美，语言研究都开始了人类学转向，这种传统的特征就是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文化的语境之中。在英国，马木诺夫斯基和弗斯是这一近动的先驱，而在与平行却有着独立传统的北美，人类学家马木诺斯基在新几内亚东岸的Frobriand岛进行田野调查时，观察到在这种原始文化中，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很大程度依赖于他所出现的语境，或者说依赖于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语言环境。比如wade 一词。在本文化中，它既有英语中相当的用法，既指树的坚固的物质成分，也可更具体的指独木舟。独木舟是这些岛屿居民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在语言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个词的第二中释义有着极强的环境色彩和文化意味，对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外来者而言，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又如eat 、crow 、吃鸭；被迫认错或收回前言；rubber-chicken circwit(在竞选中出席的味同口嚼蜡的巡回鸡宴)基于上例述的分析，一方面语言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所反映的世界的认识也就不同。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中比喻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如下内容只是个人在国文化中的经历的几个小插曲，但是讨论的目的。

1、在美国文化中，当我们说get your hands dirty,并不意味着你做了一些体力活而需要去洗手。交际情况：美国预言家教授和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杨教授正在办公室里谈论教学和研究的关系。Tulai教授：从事研究意味着to get your hands dirty.

杨教授：喔不！我不是哪个意思。我那样说的是你在做什么？（you are engaged in doing something）或者“你在从事什么事情”

2、当说你have enough dumbbells,并不一定指你经常为了锻炼身体而拥有这种器械，交际情况：Goodell先生和杨先生的美国房东和杨先生正在打扫寓所，杨先生拍着地上的哑铃问：“先生，他们现在是否有用？”Goodell 先生：我想最好是把他们放到库房去，我办公室里“have had dumbbells”杨教授：是吗？你在办公室里可以联系哑铃？Goodell先生：当然不行了，我刚才在开玩笑。我真正的意思是我办公室里有许多愚蠢的家伙。因此，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有利于外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所学东西。

二、文化在语言研究中占什么地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像水门（watergate）时间这一的政治丑闻不断被揭露，一连串的衍生词语涌进了英语中。如：“Billygate”(大米门)都是这样的复合形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感到在对于由“门”（-gate）构成的组合形式和衍生形式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时，有必要考察这些新词涉及的语义，结构以及功能的发展情况，同时在进行构词研究时需要更多了解这些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yang 1997）.在对这一现象进行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1、美国英语中，这个词缀有丰富的能产性；2、源于此的衍生词不可避免地暗含文化以上的贬损意义，即指“被揭发出来的高层丑闻”（Barncation and Barnhart 1981:2364）,他们也就成了各种类型丑闻事件的同义词，不管是政治还是金钱的；3、在这种复合形势能产性的研究中，各种衍生形势（即换称发，功能转换发，词缀附加发）可以得到解释。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假设性的结论：a、watergate 作为一个指称任何高层政治丑闻的隐喻贬义词将在英语中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b、他在造词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衍生形式，导致其结构的语言中的地位变得十分稳固。C、它的隐语意义将和该词一起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际上，这种组合形式变得如此广泛，以至有些-gate 结尾的词已经走出了美国和社会，在其他文化中也用来指称政治丑闻。

三、语言教学中的文化

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确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而能够在另外一种文化中保持恰当的行为举止则更为困难的工作。考虑到这一点，同时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文化知识的有益作用，本文简要讨论文化学习和语言教学的关系。

总体上说，我们再语言课堂上讲授文化知识至少有三个目的：

1、让学生熟悉文化之间的差异；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2

“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工具。”语言词汇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对应现象。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看，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特有的语言体系与结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新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于外语教学的交际性原则、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用教学大纲的形式强调语用能力培养、明确提出认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在教学中人们对交际教学法、语言与文化关系却存在模糊认识，认为中学阶段外语教学主要目的应是语言知识的教学；目前中学教学内容相对简单，文化教学无法进行。但本人认为，探讨交际性语言教学中，处理好文化与语言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关键。具体体现在：

一、语言教学中交际性原则的运用及文化教学必要性

首先，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对语言的本质认识不断加深，提出语言是交际性工具这一功能性观点。《大纲》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信息与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专家一致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五方面内容：掌握语法知识；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选择与语境相适宜的话语；根据对方的身份、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社会文化知识。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语言和语言的应用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外语教学不仅要介绍知识并进行“四会”技能训练，更应该把这种学习与训练放到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中进行，最终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

其次，只强调语言形式和内部结构的结构主义教学，割裂了语言形式与语文意义及功能的联系。用这种教学法教出的学生可能很会做专项语言形式、结构的试题，但很可能缺乏语言交际能力并最终难以学好外语。外语教学目标应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

最后，本人认为还可以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英语教学中应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1）词汇空缺

词汇空缺现象是指由于文化的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这些词语源于宗教、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英语中有些动物词的文化内涵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例如英语中的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指美国标榜的立国精神，人人自由和机会均等；Cheesecake（奶酪蛋糕），指女性健美照。

（2）语义差异

语义的联想和文化意象差异实际上属于“文化信息”差异（cultural information gap）。具体反映在词汇的比喻与联想意义(reflective meaning)和社会文化意义(socialmeaning)的不对应上。比喻善于表达情感，可使语言形象生动，其心理基础是世间万物某些共同特点的联想，但由于各民族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比喻和联想也各不相同。在这类词语中，尤以表达动物的词、数字词和颜色词最有代表性。

首先，数字词。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认为单数吉利，如在表示更深程度时，常在百千的偶数后再加上“一”，one hundred and one thanks（十分感谢、千恩万谢）等；基督教文化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确定了“三”的神秘文化内涵，人们习惯于把事物发展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然而“十三”却被认为是“凶数”，对它避之不及，像每月的第13日不宜进行庆典的喜庆活动等。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双数是吉利的数字，追求“好事成双”，渴望“双喜临门”，形容处世有方是“四平八稳”，百事顺心“六六大顺”。

其次，颜色词。下面这段文字，如你懂得这些颜色词的用法和文化内涵，就能明白其真正含义。Mr. Brown is a very white man. He was looking rather green the other day .He has been telling blue lately. When I saw him， he was in a brown study .I hope he'll soon be in the pink again.（布朗先生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那天他脸色不好。近来他感到闷闷不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显得心事重生。我希望他早点振作起来。）

（3）语义和内涵的不等值

这主要表现在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和搭配意义(collectivemeaning)上。

1.概念意义：如汉语中“爱人”一词是指自己的配偶（丈夫或妻子），而英语中Lover一词则指情人（情夫或情妇）。

2.内涵意义：英语中politician一词是指那些为追求名利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政治家”，含有贬义。而汉语中“政治家”一词往往含有褒义，指从事与政治工作方面有关的人。

3.搭配意义：如汉语中的“红茶”在英语中应用black tea，英语中的black coffee在汉语则是“浓咖啡”。

二、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可行性

语言教学既然以语用为目的，就必然涉及语言文化的教学。文化因素与语言形式的难易并不成正比，简单的语言形式并不意味着在使用中可以忽略语用与文化因素，如Hello/Sorry/Pardon/Thank you等。真正使学生感到困难的不是如何发准音或拼写正确，而是在实际交际中如何恰当运用语言。文化因素存在于最简单的交际活动中，文化教学也应存在于最基本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在教学中只要自始至终注意结合语用、文化因素，把语言形式放到社会语用功能的背景下进行教学，就能使语言知识“活”起来，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用能力。克鲁姆曾指出：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在课内创造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会运用自己学到的语言材料。教师引导学生利用语言材料进行提高语用能力的训练和交际，语言教学中的语用与文化要求是可以体现的。

三、思想教育性

一般以为，语言教学大纲强调文化教学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门语言以进行交流，那么交流和学习什么呢？这就提出了思想教育的问题。《大纲》指出：“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思想品德，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教育，增进对外国，特别是英语国家的了解。”学生在学习英语及其文化时，必然要与本民族语言与文化进行比较。人们应该鼓励学生采取文化平等观和语言平等观，既不自高自大，也不在语言与文化上搞民族中心。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注意贯彻。

随着对交际理论的研究及其在中学英语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文化在语言学习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有益于英语的理解和运用。英语课程标准已把“提高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培养初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列入中学英语课程之中。在中学英语教学中，要让学生初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应当遵照“相关、实用、循序渐进”几项原则。

近十年来，我国中学外语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交际性教学原则的研究与其教学中的应用，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对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探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类的交往愈发重要和频繁，外语教学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教育者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指示培养高素质的外语人才，为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应云天.外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胡文仲.基础英语教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何广锉.英语教学法基础.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3

一、研究背景

不同地区的父亲称谓也不尽相同;甚至在同一地区，称谓有时也不同。例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们会使用“爸爸”，“大”或“爹”来称呼父亲。而“爸爸”这一称呼逐渐取代了其它的称呼。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称谓系统中的变化并且想知道导致这些变化的动因是什么。

当提及亲属称谓时，我们似乎要考虑许多社会因素，例如：年龄，性别，社会阶级，种族，家庭关系等。然而，一些学者认为除此之外，语言认同对语言的变体也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认同研究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行为的关系。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关于语言认同的统一定义。黄亚平和刘晓宁在其研究中指出，所谓“语言认同”就是包含名词性的“身份”和动词性的“认同”的一个概念。此外，语言认同不仅关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而且关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因为使用一门语言或一种语言变体也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会促进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结合起来。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有些人将他们的父亲称为“爹”，而其他人则将父亲称为“大”或“爸爸”。但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使用“爸爸”这一称谓，这一现象与一些社会因素紧密相连，例如：社会的发展，家庭关系，语言认同性以及文化心理等。

不得不承认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关系，2005年，伯格研究了上海方言与地域认同的关系，通过认同理论解释了上海语言使用的模式。最后，伯格得出结论：方言有效性、普通话的推广，说话者的双语现象以及认同性对上海方言或多或少都有影响。

2008年，傅义荣以他自己的家乡傅村为例，探索导致父亲称谓变化的关键因素，并总结得出“爸爸”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社会地位和威望的象征。的确，学者们已经做过很多关于父亲称谓变化的研究。而本文旨在发现父亲称谓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的变化以及其与语言认同和文化心理的紧密关系。

二、父亲称谓与语言认同

本文将在特定的言语社区中研究语言认同性。言语社区指的是形成一个社团如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并至少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变体的一群人（Richards， Schmidt， Kendrick， Kim， 2005：642）。此外，言语社区这一概念被认为是描述语言的抽象的，灵活的单元。

长期远离家乡工作，学习或居住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当他听到家乡熟悉的口音或称呼时，会倍感亲切，这就是语言认同，其大体包含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语言态度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语言和别人的语言的感觉。（Crystal， 1992：157）这种感觉可能令人愉悦，可能令人厌烦。通常，人们根据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以及说话者的个人品质来断定出他们的语言态度。而语言行为是说话者所说的话，是普通话还是方言。

1、 语言态度

本文针对两种语言态度――悦耳的和亲切的，采访了一百个人，如表1。在表格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两种语言态度维度间使用的父亲称谓不相同。当地10-24岁，25-44岁的人更常使用“爸爸”这个称呼。

就悦耳的维度而言，10-24岁，25-44岁，45-64岁之间的人认为“爸爸”这个称呼很悦耳;就亲切维度而言，10-24岁，25-44岁之间82.5%的人认为“爸爸”更亲切;然而，45-64岁以及65岁以上的56%的人认为“爹”或“大”更加亲切。因此，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父亲称谓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表1

态度

维度

10 ～ 24岁25 ～ 44岁45 ～ 64岁65或65岁以上

爹大爸爹大爸爹大爸爹大爸

悦耳 8%

（2） 4%

（1） 92%

（23）27.5%

（11） 25%

（10） 25%

（30） 44%

（11） 40%

（10）72%

（18）50%

（5）80%

（8）40%

（4）

一般 48%

（12） 40%

（10） 4%

（1） 60%

（24） 50%

（20） 20%

（8） 36%

（9） 44%

（11）20%

（5）40%

（4）20%

（2）50%

（5）

不悦耳 44%

（11） 56%

（14） 4%

（1）12.5%

（5） 25%

（10） 5%

（2） 20%

（5） 16%

（4） 8%

（2）10%

（1）10%

（1）10%

（1）

总比例100%

（25）100%

（25）100%

（25）100%

（40）100%

（40）100%

（40）100%

（25）100%

（25）100%

（25）100%

（10）100%

（10）100%

（10）

2、 语言行为

为了有效地研究语言认同性与父亲称谓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了100位受访者的语言行为，即在不同场合使用称谓的情况，如表2。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公共场合或私下里使用了不同的父亲称谓。研究表明，10-24岁，25-44岁的人会在所有公共场合使用“爸爸”这个称呼，在其它场合，这个年龄段的使用“爸爸”称谓的人数可以达到72%以上。甚至在和老乡谈话时，70%的人都会使用“爸爸”这个称谓。然而，对于那些45-64岁的受访者而言，他们在工作，购物，和陌生人讲话时使用“爸爸”称谓的比例是总人数的69%;但当他们和同乡人讲话时，只有44%的人会使用“爸爸”这个称谓。在工作、商场购物以及和陌生人谈话时，使用“爸爸”称谓的65岁以上的人占总受访者人数的50%，但是当在菜市场购物以及和同乡人说话时，使用“爸爸”称谓的人占总人数的30%。因此对于10-24岁，25-44岁以及45-64岁的人而言，“爸爸”这一称谓在公共场合使用得还是相当广泛，然而，65岁以上的人在与同乡谈话时，更多地会使用“爹”或“大”的称呼。

从表1和表2中，我们不难看出10-24岁，25-44岁的人不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非公共场合主要使用的是“爸爸”这个称谓。但是那些45-64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们在菜市场里买菜时，与同乡说话时以及与他们的父母谈话时，更多地会使用“爹”或“大”。

表2

亲切

维度

10 ～ 24岁25 ～ 44岁45 ～ 64岁65或65岁以上

爹大爸爹大爸爹大爸爹大爸

亲切 8%

（2） 12%

（3） 96%

（24）225%

（9） 25%

（10）825%

（33） 56%

（14） 60%

（15）44%

（11）70%

（7）60%

（8）40%

（4）

一般 80%

（20） 72%

（18） 4%

（1） 45%

（18）375%

（15）125%

（5） 32%

（8） 28%

（7）36%

（9）20%

（2）20%

（2）40%

（4）

不亲切 12%

（3） 16%

（4） 0%

（0）325%

（13）375%

（15） 5%

（2） 12%

（3） 12%

（3）20%

（5）10%

（1）20%

（2）20%

（2）

总比例100%

（25）100%

（25）100%

（25）100%

（40）100%

（40）100%

（40）100%

（25）100%

（25）100%

（25）100%

（10）100%

（10）100%

（10）

三、语言认同性与称谓的改变

在语言态度方面，10-24岁，25-44岁的人更青睐于“爸爸”而不是“爹”或“大”;在语言行为方面，他们也更常使用“爸爸”这个称呼，这说明了其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的一致性。所以，对于这一年龄段的人来说，“爸爸”的认同性比“爹”或“大”的认同性更高。

语言认同性与相关术语的地位和威望紧密相关。在全社会，人们普遍认为普通话是一种更方便的交流工具，悦耳而且很有用。而“爸爸”是普通话中常用的称谓。

四、父亲称谓与文化心理

语言认同性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推动文化心理的形成。本文认为语言认同性是导致父亲称谓不同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文化心理与称谓选择也密切相关。语言认同性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融合。不同语言间的特点越相似，语言认同性越高。正如黄亚萍和刘晓宁所说，语言认同性是一种文化与文化认同性的象征。因此，选择了一门语言或一种语言变体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同样，当人们选择了一种父亲称谓时，他们也就选择了与称谓相关的某种文化。

然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心理对语言认同性的态度也有重大影响，这与文化心理和父亲称谓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接受不同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会捍卫该文化独有的特点。因此，一种文化心理源于很多因素而不是单一的元素，而且语言认同性有助于发展文化心理。

总的来说，人们通常用一种文化心理观念来代表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念。在一个言语社区里，人们通过语言，即共同的文化交流工具联系起来，和彼此交流，形成自己的文化群体，文化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认同性体现在了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变体中。通过在言语社区中研究语言认同性，我们很容易发现，当一个言语社区的文化越相似，该社区的语言认同性就越高。在研究过程中，“爸爸”，“爹”，“大”共存于当地的言语社区中，因此，人们意识到“爸爸”，“爹”或“大”是不同的人们在不同情境中指代父亲的称谓。那些使用同一称谓的人似乎更加亲切，也更加容易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团体。

在某一语言环境中，一个人代表了开放的，积极的文化载体。当一个人以语言的方式传达文化信息时，其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变体就变成了语言认同的标志。因此，语言认同性不仅关于心理和文化，它也是形成文化心理的动因。

五、总结

本文在语言认同性与文化心理的背景下研究父亲称谓的变化。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爸爸”，“爹”或“大”持有不同的态度，并且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都表现出相应的语言行为。此外，语言认同性不仅关于心理，也关乎文化，促进文化心理的形成。

总之，父亲称谓的变化与语言认同性和文化心理紧密相关。（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付义荣，社会流动：安徽无为傅村父亲称谓变动动因，《中国语文》第2期，2008：168-172。

[2]黄亚平、刘晓宁，语言认同性与文化心理，《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第6期，2008：78-81。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4

 

一、前言

电影《喜福会》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人之间沟通障碍以及她们在东方信仰与西方价值观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争执。母亲与女儿的交流障碍不仅仅反映出两代人之间的隔阂，更反映出一种文化差异。母亲代表的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女儿代表的则是日益壮大的新型文化；母亲们坚守着特殊的国家文化，她们想要传授一些中国文化给女儿们，但却以女儿们没有满足她们的期望而失落不已。然而，女儿们在妈妈们的期望与美国的现实中打转，最终接受了主流文化，并且嘲笑和丢弃了以她们妈妈为代表的非主流文化，在这一系列冲突的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寻求自我和社会地位，并且努力去继承她们的文化价值。母亲们努力去调解她们“中国式的过去”和“美国当代”，而女儿们也试着寻找着自主与忠于文化遗产之间的平衡点。

二、母女关系冲突的原因

(一) 不同语言的碰撞

语言是交流的渠道同时也是文化的传递者。不同的语言传达着不同的文化信息并有着不同文化特征。语言是不同年代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电影《喜福会》中母亲们的英语可谓是“支离破碎”，有时候甚至使用中英结合的英语或者中式英语。然而，由于女儿们在美国长大并接受美国教育，她们的英语很流利很地道。当然。这也是母女冲突的原因之一。不同的语言反应不同的文化背景。移民的人不得不面对忧虑和陌生感，因为这些来自她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表达的改变，通过过去与现在间的不同形式的垄断，作对话，讲故事和交流叙述，语言建造了一个有着不同种族，性别和文化的网络协作。母亲不能说出流利的英语，通常会造成她和她们女儿之间交流的障碍。女儿们嘲笑她们母亲不完美的英语甚至有的人以此为羞论文怎么写。她们对她们母亲蹩脚的英语不耐烦，这导致了母亲们不愿意告诉女儿她们的秘密和烦恼。母亲们想要一直等到她们能够说出流利的英语时再告诉女儿们。她们用心良苦人文历史论文，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女儿的面前。女儿们能够说出流利的美式英语，但是她们不能很好的理解她们母亲的语言，因为是中文与英语的混合物。在《喜福会》的第一段情节中，景美说：“Joy Luck”的婶婶们开始小谈话，并不仅仅是听彼此说，她们说她们自己的特殊语言，一半是糟糕的英语，另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这位移民母亲安梅不能准确的发出“psychiatrist”的音，把它发成“psycheatriks”,另一个叫 Ying-ying的母亲告诉别人，她的女儿Lena 是一“arty-techy”，其实她是艺术家。还把公共安全发成“so-so security”。

女儿对非标准英语的偏见根深蒂固，她们对母亲笨拙的英语持不耐烦的态度，并且在理解汉语方面也有困难，在很多时候保持沉默。 Ying-ying St Clair 说：“这些年来我们紧闭嘴巴，这样自私的愿望就不会破灭。也因为这么长时间保持沉默，现在我的女儿不听我的话，女儿坐在漂亮的游泳池旁边，只听索尼牌无线电话……”。许多母亲的好意都在她们跟女儿在内的说英语的认得交流中丧失了，说英语时好像没有受过教育，不能读出单词。其实她们才是真正的知识丰富。在中国文化里，许多东西与之相对应的英语概念在她们的女儿看起来是很陌生的，因此语言成了她们间交流的障碍。她们想用完美的英语跟女儿交流，但为了清楚的表达，不得不把英语和中文混合在一起使用，英语还夹杂着中文是母亲与女儿交流的障碍，阻碍了她们良好的交流。她们各自的语言概念和不同的期望导致共同逻辑上的理解的缺失。缺少共同的语言与文化底蕴，母亲和女儿交流方面面临障碍，这不仅仅造成了代沟，同时也打击了美国更年轻的一整代人。

(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

2．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比

个人、集体主义是衡量文化变化的重要标尺，为人与人交流之间的文化异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说性框架。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美国当代文化共存影响是同样强烈的，不论什么时候，母亲向女儿提出期望或者管教她们的时候，总是不情愿的师徒唱反调或反抗。“美国制造”的女儿，非常重视个人自由，换句话说，个人主义。这意味着她们有能力在不受其他干涉，包括母亲，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首选应该被看作一个个体，其次才是集体中的一员。对于她们来说，追求个人自由的权益是合法的，不能被任何人剥夺。在中国文化里，一个人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家庭和社会，孝道最为重视。她们的父母是权威的，孩子必须在各方面服从他们。但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孩子是应该独立的，并且孤立挑战权威和传统。美国出生的女儿们在个人主义原则下接受教育人文历史论文，因此容易与她们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母亲发生冲突。

在中国的家庭里，关系近的血亲是相互依靠并且感情皈依。根据孔子的观点，中国人属于他们的群落，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因此，家庭成员的支持对个人很重要，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可以把文化称作“我们的”的文化而不是“我的”文化。在《喜福会》里，母亲从中国传统的，从侧重集体主义社会移民到注重个人主义的社会，她们的角色转变了，以前代表权威，现在移民到这个全新的社会，她们变得对自己不确定起来。女儿不再和以前一样，她们不能和在中国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权威来教育她们的女儿。

2.2隐私与和谐的对比

在美国，人们学习的是如何表达他们自己的愿望时做出选择，他们独立并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尊重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也应该被当作全人类渴求和满意的要求，但是在中国，隐私这个词代表的是很消极的意义，暗含着孤独与脱离集体论文怎么写。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就会简单的谋求他或她自己的利益而忽视甚至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太注重个人利益时，也会危及社会和谐的关系，在意集体主义为导向的文化里，为了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谐相处被高度重视。每个人当被认为是在家庭中或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这个位置暗示了这个人应该如何对待别人来与人和谐相处，所以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位置与角色，一边相应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认为别人着想来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可贵渴求的品质。为了避免冲突，人们将自己的意愿从属于别人来表现尊重和爱，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妻子服从丈夫，个人意愿很好的服从家里男性首脑的意志。中国人埋下身价为了共同利益，帮助组织里或者其他成员是非常必要的。中国人习惯遇到困难时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解决，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已僵硬的框架为特征，与群内合作与群外合作不同，人们指望他们的群内关系来照顾他们，作为交换，他们相信他们对群体有着绝对的忠诚。

三、结语

从母女冲突中我们分析出导致母女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文化的专制。母女来自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母亲来自家长统治的社会，有着占统治地位文化。女儿重视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和独立。两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人文历史论文，如果她们承认这些不同，并且接受彼此的文化，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彼此身上，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了。不幸的是，每一方都把自己的文化当成是中心，母亲想要控制孩子，展现父母的权威，要求孩子服从自己，去做被要求的是；而女儿要求独立，自由，希望与妈妈平等。母女对待彼此的文化态度，导致严重的冲突，这些冲突折磨她们，到最后谁都无法再容忍了。打破沉默，开始需要和对方进行沟通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她们知道斗争的目的是要求更接近对方。当她们感受到这一点，文化中心开始解体，和谐的关系建立了。从冲突的原因，文化专制和母女间的专制的解体到和谐关系的建立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有文化专制的人都会在不同文化的沟通中引起冲突；所说的文化专制不存在，那只是人们的虚构和想象，多种文化可以共存，只有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理解尊重其他人的文化，好好交流，那才会有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Amy, Tan. The Joy LuckClub[M].Bllantine Books, 2002.

[2]Luke. What culture, which culture[J]. 2003.

[3]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5

1文化能力导向问题的提出

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理念和导向:(1)语言知识导向。在1999年以前,受传统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大学英语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2)语言技能导向。1999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将各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分为两个层次,即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提高了对学生写、说能力(即主动输出信息的能力)的要求。(3)语言交际能力导向。进入21世纪以后,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强调建立在语言技能基础之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综合性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对语言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逐渐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范式转向了人类中心范式,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等学科理论对“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了“语言文化”和“文化能力”等概念,并对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语言学研究的这种态势,正在或者将会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理念和导向——文化能力导向。

2语言文化教学理念与文化能力教学导向

语言文化学者把语言看成文化的第一要素,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张维鼎认为,语言显然是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人们所讲的母语往往成为人们认知和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就因为这样,语言还决定了人的感知、感情、思维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文化心态。语言同时也就成了人们维系人际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从这个意义而言,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

语言文化理论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双重特性:一是文化的一般本质属性,语言即为一个文化世界;二是语言的文化工具属性,它推动其他文化的产生,并记载和传承其他文化。

传统的语言教学理念只承认语言的载体、工具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上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属性。国内学者指出:“在外语教学中语言常被人们仅仅看作是‘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武器’。这种‘工具论’的烙印在实践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只集中在语言系统本身,研究其内在规律,培养、训练对这些规律的机能和自动化的熟巧。应当说这种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不能丝毫放松的。但是,人们忽视了语言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还有其特殊的人文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一面。交际的阻碍不仪来自语言的熟巧,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异语言文化的差异。所以,外语的教学与研究既要有‘工具论’,又不忘记民族‘文化观’(夏雨,1994)”。

由对语言文化本质的考察,国内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寻找新的思想养料,初步形成了语言文化教学观念。这种观念视外语教学为文化教学,认为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传授语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必须引导学生养成文化能力。

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下,语言能力是个体或人类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本领,它是文化能力的重要成分,同时又是形成文化能力的基础。在语言教学中,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目的文化进行鉴别、继承、批判和创新的能力,既需要运用语言来思维,更要通过语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状态下开展交际,面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实现文化的价值融合。所以,大学英语教学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3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的建构

3.1理顺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中的几种关系

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首先需要母语教学调整理念和目标,注重传授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发现和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母语学习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定势对第二语言教学中目的文化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程,在整体上是从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转变为培养文化能力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时需解决好以下几种关系:

(1)基础英语教学与高等英语教学的关系。以文化能力为导向的英语教学,势必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即掌握扎实的语言知识和双文化(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知识,并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技能,而不能把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任务推向大学教育阶段。

(2)大学英语教学与历史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通开课、选修课、学术讲座等形式,不分学科专业地开设人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其文化差异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是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建立的根基。事实上英语教学也不可能把大学人文教育的全部任务承担下来,而应该是立足于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来培养其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3)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文化能力导向下,教师成为学生的文化导师,学生成为文化知识的自觉学习者和文化能力的培养主体,教、学双方的关系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作为文化导师,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集中在引导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根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制定教学方案。

3.2重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提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文化能力导向要求改变现有的以语言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制度,把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以文化比较、文化批评、文化鉴赏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层级,朝着更符合时代特征、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向改革。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6

1文化能力导向问题的提出

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理念和导向:(1)语言知识导向。在1999年以前,受传统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大学英语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2)语言技能导向。1999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将各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分为两个层次,即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提高了对学生写、说能力(即主动输出信息的能力)的要求。(3)语言交际能力导向。进入21世纪以后,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强调建立在语言技能基础之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综合性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对语言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逐渐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范式转向了人类中心范式,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等学科理论对“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了“语言文化”和“文化能力”等概念,并对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语言学研究的这种态势,正在或者将会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理念和导向——文化能力导向。

2语言文化教学理念与文化能力教学导向

语言文化学者把语言看成文化的第一要素,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张维鼎认为,语言显然是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人们所讲的母语往往成为人们认知和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就因为这样,语言还决定了人的感知、感情、思维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文化心态。语言同时也就成了人们维系人际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从这个意义而言,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

语言文化理论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双重特性:一是文化的一般本质属性,语言即为一个文化世界;二是语言的文化工具属性,它推动其他文化的产生,并记载和传承其他文化。

传统的语言教学理念只承认语言的载体、工具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上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属性。国内学者指出:“在外语教学中语言常被人们仅仅看作是‘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武器’。这种‘工具论’的烙印在实践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只集中在语言系统本身,研究其内在规律,培养、训练对这些规律的机能和自动化的熟巧。应当说这种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不能丝毫放松的。但是,人们忽视了语言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还有其特殊的人文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一面。交际的阻碍不仪来自语言的熟巧,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异语言文化的差异。所以,外语的教学与研究既要有‘工具论’,又不忘记民族‘文化观’(夏雨,1994)”。

由对语言文化本质的考察,国内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寻找新的思想养料,初步形成了语言文化教学观念。这种观念视外语教学为文化教学,认为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传授语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必须引导学生养成文化能力。

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下,语言能力是个体或人类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本领,它是文化能力的重要成分,同时又是形成文化能力的基础。在语言教学中,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目的文化进行鉴别、继承、批判和创新的能力,既需要运用语言来思维,更要通过语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状态下开展交际,面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实现文化的价值融合。所以,大学英语教学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3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的建构

3.1理顺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中的几种关系

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首先需要母语教学调整理念和目标,注重传授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发现和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母语学习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定势对第二语言教学中目的文化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程,在整体上是从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转变为培养文化能力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时需解决好以下几种关系:

(1)基础英语教学与高等英语教学的关系。以文化能力为导向的英语教学,势必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即掌握扎实的语言知识和双文化(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知识,并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技能,而不能把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任务推向大学教育阶段。

(2)大学英语教学与历史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通开课、选修课、学术讲座等形式,不分学科专业地开设人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其文化差异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是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建立的根基。事实上英语教学也不可能把大学人文教育的全部任务承担下来,而应该是立足于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来培养其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3)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文化能力导向下,教师成为学生的文化导师,学生成为文化知识的自觉学习者和文化能力的培养主体,教、学双方的关系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作为文化导师,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集中在引导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根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制定教学方案。

3.2重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提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文化能力导向要求改变现有的以语言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制度,把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以文化比较、文化批评、文化鉴赏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层级,朝着更符合时代特征、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向改革。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7

中图分类号：H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一、文化语境之说

“语境”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语用学研究的基础，它和言语行为的相互作用构成语用学的中心内容。“语境”从字面意义来看，就是“语言环境”，即语言的使用环境。语境信息在语言理解中具有较大的影响。虽然语言学家定义语境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定义没有本质的差别。简言之，语境影响着言语交际活动，它是决定词或话语确切含义的语言方面和非语言方面的各种因素的总称，也就是说，语境可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

“语境”这一术语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早在1923年，他就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这一对概念都属于非语言语境的范畴，前者指言语交际活动发生时的具体语境，后者指活动参与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情景。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于1981年提出了“语境文化”的概念，揭示不同文化对交际语境有着不同的依赖程度，不同文化中的交际行为的过程和方式因而也各异。

在我国，胡壮麟（1994）认为，“语境”可以分为三类：“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和“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语言语境即言语交际活动中语言内部的环境；情景语境，也称上下文语境是指交际活动产生时事件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时间、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和风俗人情。胡壮麟认为文化语境可看作是最高层次的语境，即交际活动所涉及的文化社会背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语言中来。

因此，在某些言语交际活动中，对言语行为的理解除了借助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意外，还得联系文化语境。本文以汉语恭维语为语料，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从性别差异及权势关系两方面论述文化语境对恭维语的文化设定。

二、汉语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恭维语

恭维语是人类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言语行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言语交际活动现象。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恭维语就是一种符合“人性最深刻的原则”的言语行为，它能表示对听话人优点的欣赏，因此能在交际中获得听话人的好感，使交际双方心理和情感上的距离缩短，从而建立或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简单地说，恭维语具有维持、协调良好人际关系的言后行为及言外行为作用（locutionary force and illocutionary force），被称为社会交际的“剂”。

另一方面，恭维语的使用不是一个随意的言语行为，它受到语境及言语行为参与者的性别、年龄、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影响，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有效恭维及其成功应答构成了人们言语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不同的语言受到各自文化的影响，其恭维语因此也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表现模式、内容及功能，同时也遵循不同的语用文化原则。

汉语恭维语是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言语行为，据贾玉新（1997）的调查，汉语中恭维语的功能主要集中在：（1）使对方感觉良好；（2）欣赏；（3）利用他人。“利用他人”是中国文化中恭维语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在贾玉新的调查中占第三位，这也是汉语恭维语独特的语用功能。

然而，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对恭维功能的认知可能不同，而且同一句恭维用于不同的语境中，其表达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亦有可能不同。因此，要确定一句恭维语的功能，必须依据文化语境和现实交际中双方的关系来具体分析。

三、文化语境对恭维语的文化设定

话语反映文化，与文化关系紧密。话语同时又是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言语行为同样与文化关系紧密。我们已经讨论了文化语境涉及的因素，它包含了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和风俗人情。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每个言语社团都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和价值标准，而这些必然反映在该言语社团的共同话语中。既然话语作为言语行为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言语行为也可以反映文化，同时也应该受文化语境的制约，即文化语境可对言语行为产生文化设定。

文化设定是什么？文化语境从哪些方面设定言语行为？何刚（2004）对此作了一些阐释。他认为言语行为的文化设定是对言语行为和文化语境合适性的探讨。人不仅是自然时空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文化空间的存在，其言行很大程度上都是被文化设定的。文化语境对言语行为的设定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系统的。它主要体现在权势关系，性别差异等方面。

（一）性别差异的设定

语言中的性别差异，是语言使用者出于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即文化语境的考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语言现象（陈明芳，贺莉君，2005）。男女两性分属不同的言语行为群体，受文化语境影响，两性的话语差异除了表现在语音、语义和词汇语法三个语言层次上以外，其言语行为的方式、模式或策略的选择必定受到文化语境的设定，才能实现与文化语境的合适性。

从汉语恭维语的三个主要功能来看，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社会对女性的外貌、穿着打扮、发型等方面的恭维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是更注重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才能等方面。男性受到的恭维主要来自对能力和所有物的积极评价，因为对于男性来说，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能力被他人肯定及欣赏，这样的恭维就会使他们感觉良好。不同于西方的是，在许多场合，男性对女性长相、身材、穿着和打扮的恭维是不合适的，否则就会有“不太正经”的嫌疑。当然，较亲密的女性之间可以恭维彼此的外貌。例如：如果一个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美国男子不了解汉语的文化语境，按照美国的交际方式用“你是个挺性感的（sexy）姑娘”来恭维他见到的中国女孩，中国人一般是不会轻易接受，因为这样的恭维并没有让对方感觉良好，也没有表现出对对方的欣赏，反而是一种轻薄。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1、跳舞时，一位男士对一位刚认识的女士说：“你不是学英语，而是学跳舞的吧！”

2、一位第一次见到朋友妻子的男士对该朋友说：“你小子娶到这样的老婆可真有福气呀!”

3、（宝钗）因见林黛玉在做剪裁，因笑道：妹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红楼梦》二十八回)

4、一位女士请男同事帮忙修电脑，一会就弄好了，该女士说道：强人，拜你为师吧。

以上4例恭维语的功能都体现了说话人对对方的欣赏，并会使对方感觉良好。在汉语文化语境下，由于男女两性各自不同的性别角色，说话人言语行为就会有某些倾向性特征。同性之间往往倾向于直陈式恭维，如例2，例3。异性之间则往往使用隐含式恭维，这样的方式不显唐突，同时也表达了说话人对被恭维对象的欣赏，听话者因此感觉良好，从而愉悦地接受，如例1，例4。也就是说，性别差异这一文化语境因素会对恭维语这一言语行为产生一定的文化设定。

（二）权势关系的设定

社会交际中，权势关系(power relation)是一组非常常见的互动角色关系，也是特殊文化语境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语境中，言语行为会受到权势关系的设定或制约。何刚指出权势关系对特定行为的设定主要表现在：行为的顺序、容忍度、可磋商度及磋商方式。

以恭维语为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如果交际双方社会地位相等，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恭维基本都出于真心的欣赏，权势关系的设定力较弱，说话者可选择的恭维话题、方式或策略的范围就较宽。如果交际双方不是平等的社会地位，权势关系对该言语行为的设定力较强，常常是下级（尤其是男性）对上级的能力和成就进行恭维，其目的主要是表达对上级的欣赏，以取得上级的好感，更甚者是利用这种好感以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或提升。例如：

5、两个职务级别相同的人下棋，输的人说：想不到你还挺厉害的嘛！

6、两位女性同事隔了一段时间见面，甲对乙说：一段时间没见，我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

7、红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高眼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红楼梦》二十七回)

8、一位顾客在家鞋店挑中了一双鞋，售货员说：您喜欢这双鞋就说明您眼光独到，穿在您脚上再合适不过了。

9、康熙拉着韦小宝，笑着对魏东亭说道：“东亭啊，这便是我整天对你提及的小桂子，多亏他帮朕想出来的主意，因此才救下苏克萨哈一命。”

韦小宝忙说道：“哪里是奴才的功劳，都是皇上英明神武，奴才只是耍些小聪明而已。”（《韦小宝传》第一章）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发现在汉语语境下，恭维语的语言选择因权势关系的对等与否而不同。例5，例6中，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相等、权势关系对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发话人直接地表达出对听话人能力或外貌的恭维，使对方感觉良好，实现了恭维语的功能。

如果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不相等、权势关系不对等，同样的恭维语就不能使用，否则只会造成交际失败，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汉语文化语境是绝不允许例5，例6中的恭维语发生在下级与上级的交际中。权势较低者对权势较高者的恭维更应讲究语言选择，要表现出对权势较高者权威的认可及尊敬。例7中的红玉是一个奴婢，她没有直接地称赞王熙凤，而是使用含蓄的语言称赞王熙凤办事能力强、见识广，巧妙地实施了恭维言语行为，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例8中的售货员同属于权势较低者，顾客对她来说就是上帝。售货员直接恭维顾客的眼光，满足其乐于听到赞美的心理世界，为自己赢得销售业绩。例9中韦小宝与康熙的社会地位及权势关系相差更大，略有不同的是，本例中由高权势者康熙对低权势者韦小宝首先进行“恭维”，受汉语文化语境中权势关系的设定，韦小宝采用“卑己尊人”的弱化恭维策略，将“成就”顺应的转移到康熙身上，同时也肯定了自己的能力，很容易得到康熙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权势关系不对等者之间的恭维尤其体现了汉语恭维语的第三个主要语用功能，即利用他人。

四、结语

文化语境是话语理解的重要因素，话语是在语境中呈现，在语境中生成意义。文化语境关于话语或言语行为的设定，是文化语境作用在言语行为上的体现，是文化的语用价值的体现。恭维语作为人类言语交际中一种常见的言语行为，在汉语文化语境下发生的恭维语，必定受到汉语文化语境因素的制约，如性别差异、权势关系。我们应深入挖掘文化语境的其它因素，以更好地解读包括恭维语在内的其它言语行为与文化语境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明芳,贺莉君.文化语境对话语的制约[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4):114-116.

[2]何刚.文化设定与言语行为――语用方式的文化解释[J].外语研究,2004,(5):7-11.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8

中图分类号：G6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80-03

作者：盛敏，湖南农业大学教师；湖南，长沙，410128

引言

语言与文化的“天然”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它不因人的主宰而处在世界扑朔迷离的变化中,世界人民总是越来越接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休戚相关的感觉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中国人学外语，特别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语言学习，而应当同促进人类的发展，团结与进步联系起来，同促进各国人民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联系起来。专就外国人学汉语而论，我国有经验的学校和教师总结出来，要让外国学生真正学好汉语，光在教学技巧上作文章，还是不行的。必须注重教学内容，必须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社会风习。同样，中国人要学好外语，也应该了解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习。因此，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孪生的兄弟：语言与文化

（一）语言与文化的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

人类从产生开始，语言和文化就被同时创造了出来。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是同龄的，二者宛如一对孪生同胞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同兴衰，共存活。两者互相影响，又互相促进，民族的乳汁哺育着它们，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凝结的牢固度，真可谓牢不可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类、社会、语言和文化一开始就是四位一体出现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生活，都用一种语言进行交际，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礼俗、思维心理等，无不深深地烙印在历史的轨迹上。而语言储存着前人全部的劳动和生活经验，她记录着民族的历史，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着民族的文化心态，蕴涵着民族的思维方式，标志着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可见，语言和文化这对“孪生兄弟姐妹”始终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结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观意志为转移。正是基于两者之间有着上述的关系，因此，人们学习第二语言和第二文化时，就必须同步并进。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同样，文化学习，也不能独立于语言学习之外，人为地先语后文，或先文后语，厚语薄文，或厚文薄语，都是违背语言和文化之间地内在关系的。

二、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

（一）外语教学

根据跨文化交际能力结构体系分析，外语教学至少应包括语言内容、言语技能、交际能力和文化悟力四个方面的内容。

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层次问题实际上是教什么的问题，它不仅应当包括语言内容的选择，编排和讲解，而且更应当包括言语技能和交际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和熏陶，因此它不仅包括怎样传授语言内容，而且还必须包括怎样训练言语技能和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包括采用何种方法和哪些步骤来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尤其要研究怎样把四者有机结合起来。语言知识的传授，言语技能的训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气力，而交际能力的培养合文化悟力的注塑更非一蹴而就之事。他们既有一定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又有一定的相互制约性和独立性。

（二）文化教学

在我国，“文化教学”的正式提法最早见于21世纪90年代初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之中（胡文仲，1992；李润新，1994）。近20年来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共识。文化教学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学科有其不同的解释。近年来，我国外语教学界对文化教学的认识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移入所学语言国相关文化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为：

1、文化教学可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2、文化教学可作为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

3、文化教学可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手段；

4、文化教学可作为外语教学最主要的方法。

文化教学可以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文化教学通常是通过所学语言本身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学生可以通过语言获取所学语言国的人文、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社会传统、民族习俗、言语礼节以及民族心理、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传统观念等一系列知识，从而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优化”。

（三）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

根据外语教学的“本体性”和“文化教学”的“辅”特点，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同步性、互补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所谓同步性，一方面指，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在第二语言教学的同时进行第二文化教学；另一方面，还指语言学得和习得机制是协调一致的，同时共进的，即我们在学得和习得第二语言的同时，也学得和习得了该语言所包含的文化。

所谓互补性，是指外语教学和文化教学是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从互为条件上看，离开了语言教学，文化教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就会成为无米之炊，无本之源；从相互机制看，外语教学是文化教学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文化教学又能“反作用”于语言教学，拓展语言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有效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

所谓兼容性，是指教学过程的实施和教学目的的达成，必须把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其达到“有机化合”的效果。语言是“符号的文化”，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文化则是包括符号文化在内的“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兼容，又相互制约，不可分离。国内曾有学者用化学公式形象比喻外语教学和文化教学相互兼容的这种关系：外语＋文化＋教师（催化剂）＝外语交际能力 （有机化合物.李润新，1994）

三、二语习得与文化习得

（一）二语习得

美国学着Ellis 把第二语言习得概括为: “在自然的或有指导的情况下通过有意识学习或无意识吸收掌握母语以外的一门语言的过程。”（Ellis，1985）具体地说，第二语言习得既包括在第二语言环境下通过和本族语者直接交往而自然学会的第二语言环境下通过老师的传授而学会的第二语言。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外语教学研究，长期以来，外语教学的重心基本上都放在教师“如何教”的问题上，外语工作者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教学法问题。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就是对学习者学得和习得以及使用第二语言的内在过程进行分析，使外语老师更多更好地了解学习者，深刻认识外语学习的本质和过程，进而研究学习策略，保障外语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习得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2、习得者的语言输入对习得过程的影响；

3、语言习得的顺序；

4、目的语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习得过程的影响，它们是如何习得的；

5、习得者个人差异，如年龄、智力、动机等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6、习得者语言输出中错误的分析。

（二）文化习得

与第二语言习得不同，一般而言，第二文化习得是一个业已存在的系统的扩展，而非发出一个独立于母语文化之外的新的系统；也就是说，第二文化习得是不断把新的知识融入一个业已存在的系统的过程。

根据Libben&Lindner(1996)在德裔加拿大人中间所作的一项跟踪调查，第二文化习得大体上存在以下四种典型的习得方式：

1、习得不存在问题或困难的部分，即习得者往往倾向于把第二文化表层部分或新异方面包容进他们的“文化空间”就像在习得母语时不断把新的文化知识和经验包容进来一样自然；

2、习得者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取舍和选择（或是“取”第一文化而“舍”第二文化，或是“取”第二文化而“舍”第一文化）；

3、习得者将第一文化与第二文化融合，即习得者把第一文化的观念用于对新的第二文化相关部分的理解中，旧的观念的一部分与新的观念的一部分相互交融；

4、“场合化”的习惯方式，即习得者在习得新的文化观念的同时，仍然保留第一文化的相关观念，在使用过程中，分别将两套观念运用于相应的不同场合，这种“场合化”的习得方式既可见于简单的文化行为的习得也可见于因与第一文化矛盾而难以融合的文化观的习得。

（三）二语习得与文化习得的异同与关系

二语习得和文化习得存在着共性：两者都包含了知识系统的“内化过程”。语言是有系统性的，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并描写它们的各个系统，诸如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文化也是有系统的，我们可以按照地域差异把它分成不同的地域文化系统，如“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等；也可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把它分成“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或是“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或是“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等。

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首先是由于文化隐蔽层的存在使得文化习得难度更大；其次是因为文化的排他性，第二文化的表层习得容易，深层习得难；“边缘文化”习得容易，“中心文化”习得难，而外语则通常被人们视为一种对外交流的工具，不易遭到排斥；再次，第二文化习得的外部环境也可能成为导致习得困难的一个因素，第二文化往往是新异的，不少方面都很难被习得者所在的社会认同或接受，文化习得比二语习得面临的社会阻力要大得多。因此，文化习得比二语习得的难度大得多。

四、构建“外语教学、文化教学、二语习得、文化习得”四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戚雨村（1992）曾指出，“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交际的人才。”因此，构建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教学体系，即实行“外语教学、文化教学、二语习得、文化习得”四位一体的模式对于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四位一体教学体系，既要注意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又要着眼于这一体系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这里，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原则：

1、抓住重点，不应细大不均。要避免简单罗列中外文化对比的种种细节，而不加以系统的科学考察，要系统归纳影响到外语交际能否有效进行的跨文化因素以利于教学实践的操作；

2、注意语言体系与文化体系的密切联系；

3、既要重点对比中外文化的不同之处，也要指出他们的共通之处；

4、构建一个多元开放式体系，尽量少做规定式的构建，以免让学生形成“文化定势”的倾向。

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应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1、跨文化交际模式；

2、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

3、目的语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

构建“外语教学、文化教学、二语习得、文化习得”四位一体教学体系尽管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它不仅可以促使语言和文化研究更具有系统性，而且有利于外语老师和学生对文化进行系统的教学，进而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一体系的构建成型，必将促进我国外语教育，特别是对外汉学中文化大纲，文化教科书等方面的制定，消除我国外语教学中的积弊，提高外语教育水平，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化交流，建立多元化人类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1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5]金惠康. 中国英语.[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6]陆全.论外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育.[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5)

[7]林汝昌.外语教学的三个层次与文化导入的三个层次.[J].外语界.1996. (4)

[8]刘润清.高等英语教学改革笔谈之一.[J].外语教学与教学. 2003.(3)

[9]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 问题与对策.[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9

二、关于свобода/自由观念的研究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例10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苏新春2006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