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1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2

论文关键词：英汉音义联系；象似性；国际音标体系

从记录语言符号的角度看，不同文字都记录语言的声音，但是任何文字都不仅仅记录声音，文字在记录语言符号的声音的同时，也记录语言符号的意义。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语言系统及其各要素发生和发展的结果；而音义联系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创造和发展语言符号的动因。音义联系研究贯穿于整个语言研究史。这种关注从对语言起源的直觉猜想，发展到个案研究，再发展到对音义理论层面的探索。

一、语言直觉

关于语言起源的种种直觉猜想都坚持声音与意义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苏格拉底曾经就名称与事物的关系与当时其他两名学者展开论战。他说：“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仿，取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谓的事物的。”他甚至认为每个字母都是摹仿一定的性质，或者表示一定的特征的。斯多葛学派提出“摹声说”，认为词是事物的心理映像，原始人类最初就是模拟声音为事物命名的。缪勒“本能论”（1868）也强调人类最初的语言是对自然的摹声，以求音与义之间的和谐。达尔文（1871）指出人的最初的语言是用来表达情感的词。

汉字研究也一再关注音义联系问题。老子认为名生于道，名与实同生同在，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有因可循。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中明确地探讨了语言符号音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只是“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陈澧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

二、个案研究

首先，拟声词研究一直是音义联系的重要方面。虽然在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的时候也意识到拟声词的特殊之处。在论证任意性的结尾部分，也承认了这些词源出于象征，部分是可以论证的。英汉相应拟声词在语音形式上存在很多相似性，这体现了不同民族对同一声音的听觉感知和声音模仿具有相似性（乌尔曼1962）。

其次，诗歌中的语音象征也是音义联系研究的主要方面。语音象征从文体学角度出发，其焦点是诗歌中词的音响特征对意境传达的作用。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在《论批评》中早已指出“语音必须是语义的回声”。

第三，虽然英语属于表音文字，汉语属于表意文字，但是在音位表义上二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英语表现为同音位近义词，汉语表现为声同义通。在1653年，John Wallis在书中就列出了许多同音位近义词。并指出很多词因为分享相同的音位而表相似的意义。声同义通是指汉语研究中，从声音线索推求语源的方法。

第四，英语词源考证与汉语词族考证分别对音义关系做出了更加纵深的研究。词源考证是英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寻求词语的由来，以及那些仍存在或迷失的，体现造词理据的原义。汉语词族考证是以语音为经、语义为纬，将音同、音近，又属同一语义场的字词进行系联研究。

三、理论研究

1.象似性理论的提出

自从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后，任意性观点支配语言学界几十年。人们普遍接受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特点，而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偶然的。而近来，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语音与语意间存在着某些象似关系。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首次使用象似性这一术语来表示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映照性象似关系，并指出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听觉象似现象。进入20世纪以后，自然派（naturalists）的学者利用“语言符号象似性”理论抨击索绪尔的“武断任意”。他们认为词的音与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20世纪末，语言的象似性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热点话题。我国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也认为在强调语言符号任意性时，不要忘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2.语音象征理论的提出

在王守元和张德禄主编的《英语文体学辞典》中，音义联系现象被归纳为“语音象征”。语音与语义之间词源上找不到肯定根据的联系被西方语言学家称为语音象征。语音象征是文体学术语，它利用语言符号象似性的原理使人根据语音特征联想到客观世界的某些事物和现象。语音象征包括直接语音象征（拟声）和语音联觉。直接语音象征指的是词的语音和它代表的意义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词的语音直接模仿自然。联觉语音象征指的是这些音或这些音连缀并不直接唤起某种听觉的经验，而是引起读者或听众一种思维的联想，这种联想就像一座桥将声音和象征意义连接起来。目的是充分发掘人类语言中语音和语义层次存在的象似性关系，并且对此做出解释，以使人们了解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3.语言全息论的提出

语言全息论是钱冠连研究员针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研究提出的。其中的重要内容是“语言以宇宙为原型来设计自己的模型”。他引用了张今关于许多英语单词的发音口型模拟了它们的语义内涵的资料，来论证语言与宇宙的全息统一。既然语言与宇宙是全息对应的，那么语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也就可以在宇宙的全息状态下找到自己合理的解释了。

4.音义学理论的提出

基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点，音系学家提出了“音义学”这一概念。音义学是认知语言学派的一个分支，是一门横跨音系学、语义学和心理学的综合学科。它研究语言符号的语音和意义之间象似关系，认为每一个语音由于不同的发音部位，具有其自然的含义。它研究语言符号中的所有的语音象似性，以充分发掘人类语言中的语音和语义层次存在的象似性关系，并且对此做出解释、以使人们了解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5.汉语字族学理论的提出

清末民初，章太炎、沈兼士等也都研究了音义关系。章太炎在《文始》中突破了字形的束缚，直接从音义联系上研究词族关系。例如“贯、关、环”三字，传统的语文学家把它们看作毫无关联的词，而章太炎从它们的音义联系上看到它们实际上属于一个词族。文字只是有声语言的记录，字形往往掩盖语言内部的音义联系。章太炎以音义关系的研究取代传统语文学形义关系的研究，把有声语言确定为研究中心，开始从传统语文学走上现代语言学的道路。沈兼士在《广韵声系》中，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他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关系，突破《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

四、国际音标体系框架

英语和汉语中音义联系的研究都经历了从语言直觉到个案研究，再到理论探索三个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两种语言都体现了音义之间的象似性，但纵观整个音义联系研究史，该研究一直是散乱，不系统的，各自为政的。单一的语言现实没有意义，普遍的真理才有意义。如何才能采用一种可以涵盖英汉两种语言的理论框架，对两种语言中的音义联系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系统地展现英汉音义联系的全貌呢？

这里我们引入国际音标体系作为研究的宏观框架。英语和汉语没有亲缘关系，它们的语音系统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英语和汉语在书写符号上有着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差异，但是在更加接近语言本质的语音层面，它们却可以在国际音标体系的框架下进行对比与研究。而在这一框架下的研究才更加系统，更富有揭示意义。

在引入国际音标体系框架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语言现实——英汉音系之间即存在着共同之处，而可比性就存在于共性之中。从宏观层面看：首先，英汉音系都拥有10个以上的元音音位和20个以上的辅音音位；其次，它们都有许多复合音位。从微观层面看，不同语言间，音素的相似性最为突出，这是因为语音的形成主要靠生理基础，而不同民族人的发音器官及其成音机制都是相同的，所以虽然语言系属不同，作为语音辨义单位的音位的音质却大都是相似的。只有极少数相似性很小以至于找不到对应的相似音，但通过舌位、开口度与唇形的适当调整，也可达到基本一致。它们的辅音也存在相似性，只是成阻部位稍有不同。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3

    索绪尔为了避免人们忽视那个不出现的所指,或错误地把能指当作符号整体,而用专门的术语对它们进行区分,即符号、能指和所指,能指与所指并无先后,而像一张纸的两面,符号是可怕之物,可怕在它们的结合之神秘。我们无法探寻能指和所指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似乎只在人类世界里产生,并且无法知道是何时产生的,这一种“无中生有”是先天的符号能力,分享着神之创造力。索绪尔把在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区分叫做“差别”,它们把浑然之物区分开,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称作“对立”,由此产生“概念”,这一不同区分之重大意义,学界仍认识不足。区分不是命名,命名是孤立的、有内容的,而区分只是形式,没有实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没有理据,是任意的,这或许是索绪尔的“可怕”意思之一。文学语言秉承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状态,意指活动远比日常语言活跃,将每个现有的语言单位都推入二次符号化过程之中。文学语言更接近于语言的本质,有两人的思想可提供支持,一是海德格尔,二是德里达,后者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武器,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就是文学语言。

    二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也离不开关系这个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中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都在两个跟心理活动类似的范围中展开。这是一种有机关系,简单而又无法穷尽,与生命的特征相似,它们是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联想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某种共同点,人在记忆中把那些语言单位联合起来;二是心理联想还能抓住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特定场合或语境,其实它提示的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确定的系统范围,那么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但是,联想关系永远不在场,只是潜在的记忆系列(记忆系列只是潜在的,是因为不同的言语者就有不同的记忆条件,不同时空中的同一言语者,记忆系列也不全相同)。线性表达是语言的命定特征,出现在线性位置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句段关系,具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而联想关系相反,没有确定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然而各个要素都只是从联想关系中选择出来的,或者说语言表达就是联想关系向句段关系的投射。

    联想到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有区分关系的聚合,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独特的区分系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看到一个杯子,他也许会想到父辈贫苦的生活,想到一段旧情,想到圣杯……这与大众所用的日常语言区分系统是不同的,在诗人那里,他的区分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诗人如何让人知道自己心内隐藏的聚合系统(聚合才是系统,在术语上,“联想关系”“句段关系”后分别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所替代,)呢?这就要通过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使人理解,比如“杯子”、“苦难”、“父亲”……的聚合系统,这些语言单位的单纯罗列也是一种句段表现,但一般不能使人理解,句段关系来自于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则,否则他人是无法理解的。组合的可能性很多,组合的可伸缩性也很大。例如:天空、大衣、耗子、肺病,如果这是一个可能的聚合系统,彼此之间的关系、差别与对立,就必须靠组合来呈现了,由于聚合系统的独特,组合的句段关系即使为说该语言的人所熟习,在语义上也依然会觉得不寻常。严格地说,句段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索绪尔及以后的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形式关系,一种是语义语法中的义素搭配规则。在日常语言中,不仅是组合中的形式关系是确定的,并且语义搭配规则也是确定的;在文学语言中,组合的形式关系或者与日常语言完全一样,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语义搭配上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是普遍特征,原因正是出于诗人、作家的联想关系或聚合系统之独特。诗人在玩味内心聚合系统的时候也在不断变换句段关系的表达,以形成组合对聚合最大程度的涵盖。

    所以读文学语言不能只读字面的,要从字面中读出其他尽可能多的意味,如果只读字面的意义就等于没读。读出了可能性意义那是读者的本领,作者有没有能力写诗做文,跟读者无关。但这里有个概率问题,对于一个语言作品而言,1000个人中只有1个人将它读成诗,那它不一定是诗,如果再多一些人也读成诗,那就一定是诗,读不懂的人很可能是文学素质问题。作者无意,读者有意,读出诗来;作者没有能力写成诗的,读者也能读出非诗,恰恰说明读者是诗人,作者不一定是,作者不能想着凭运气蒙出一个伟大的作品来。作者写出诗来,而读者读不出(根据前面的概率),这是读者没有读文学语言的能力。

    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语言观是对立于日常语言的,我们为了强调对待语言的非工具态度而沿用其术语,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文学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与语言本性是一致的,反而是日常语言,语言的本性被遮蔽在实用的重复中,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更不存在哪些语言单位实体属于文学语言。将“陌生化”作为区别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标志,显然有误,它虽然揭示了文学语言的部分特征,充其量是从读者角度所看到的一种语言风格上的效果,但多数情况下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能指层面并无二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们须回到语言本身去谈论,看看语言本身给文学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为什么说文学语言更接近语言的本性?因为它更显着地呈现了语言生命的本来状态———区分和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却将可能性变成了一种———惯用的那种,日常语言的意义空间是扁的,总是迅速穿过能指到达所指,理论上说所指并不能到达,但日常语言的所指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就够了;日常用语中少有前因后果,基本上都是脱口而出,而文学中语言都是有“安排”的,必须把包含该要素的空间都展现出来,于是诗歌中的“杯子”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杯子”,而是另有所指,甚至是多重所指,保存了饱满的可能性。文学中的语言空间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特意的安排所呈现出的要素之间关系的空间,一种是单一要素的多义可能性所呈现的意义空间。文学语言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好处,就在于它至少可以打破日常语言的扁平性,形成一个形式与意义上的双重语言空间,即在形式上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在意义上又产生变化的可能性。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4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1-0003-0008

1、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规划工作者疾呼：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大量语言濒危，尤其是土著语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及其变体关系失衡，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则越来越小，通用语越来越通行，地区方言越来越孤岛化，人类语言的万家灯火逐一熄灭；有人预言：本世纪末，现有语言十之八九将不复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语，天地同歌，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重现巴别塔语，指日可待。

其实不然。人以语言为家园，以文化为根基，以信仰为寄托。语以载文，文以化人，信以传承。语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语言灭则文化灭，文化灭则信仰灭，信仰灭则人类灭。

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生态、语言生活、语言生命、语言生机……，其中“生态”、“生活”、“生命”、“生机”系隐喻，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概念的主要载体、意义的传递手段。“语言生态”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态”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态”是“众生之态”，单体独身不成系统，稀物寡种更无法形成态势。人类语言的失“态”，如同生物失“态”，弃之不回，去之不归。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逆热力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不可能自动复原为初始状，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人类语言种类的数量可以发生变化，但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传导至强者并被其吸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态变化过程是一种能量耗散过程，生物的消失意味着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失衡，语言种类的减少意味着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系统的耗散，文化多样性的衰弱耗散意味着人类知识库的耗散，尤其是人类的地域性非物质表达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热力学三定律不仅对自然生态的发展而且对语言生态的变化结果有着深刻昭示意义，同时要求语言规划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类自然语言的生态实况。

那么，人类语言生态的实况究竟如何？人类语言多样性系统是否面临危机？

2、语言生态观

2.1 语言生态观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语言生态观是指以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系统、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研究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两大领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属性。

以有机生命的生态观看待语言和语言生活由来已久，历史上不少学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有机生命形态属性，尤其关注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Humboldt（1997）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具有有机生命的属性。Schleicher（2008）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有诸多相似点，语言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生物的路径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宣称，他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他还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欧语系的谱系图所反映的历史亲属关系与植物群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态规律。Chomsky在其半个世纪以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始终将自然语言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脑机制，将人类语言能力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视为人类特有的生物禀赋，将人类认知系统中专司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系统视为以基因为载体的“语言器官”（见梅德明，2008）。

2.2 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

语言生态观是将语言环境视同生物环境的一种隐喻类比。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维系生物系统长期稳定的要素是多样性生态环境。换言之，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而且还决定着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我们依循“生态观”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样性”的词语，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具有现实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评价了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多样性改善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也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语言生态观念由来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语言生态”一词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Haugen将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比作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两年后，Haugen（1972）以专文阐述了语言生态，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使用者、语言的语域、语言的变体、书面语、语种关系、语言的支持和类型等。Haugen认为“语言生态”表述还仅仅是个隐喻，语言和有机生物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处，这种相关性有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分强调。他同时也指出，语言生态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是由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和传播者决定的。Haugen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具体语言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语言自身所产生的影响。Haugen（1987）在讨论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时，用生态隐喻阐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与“社会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Fill&Mohlhausler（2001）认识到生态隐喻的借鉴作用，指出生态隐喻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生态环境中居住者多样性以及居住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保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认为语言生态观是一种关注多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念，持语言生态观者注重调查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所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及文化多样性有很高的相关性。根据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学者的研究，这种相关性具有双向致因属性，即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表现为相互促进、共同进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关注语言生态隐喻的三个关键要素：语言进化、语言环境和语言濒危。她指出，语言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在其生存环境中，会经历一个进化、生长、变化、生存和死亡的过程，如同物种一样，语言也会濒危灭绝。在她看来，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甚至对复兴濒危语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Horn-berger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与其他语言共存发展（2003）。Hornberger（2002）将语言生态观延伸到语言规划领域，指出语言生态隐喻直接影响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视多语言政策的实施。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采用语言生态观，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论文（2010）中指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众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Nettle对西非地区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Glausisz发现，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直接相关；Smith对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3 语言生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思考

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否呈双向性？换言之，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是否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认为，“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的确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但是，语言生态观并没有排斥社会因素。语言生态观不仅将语言的社会因素视为语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成语言生态系统、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生物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健的生态系统。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是因为人类为了应对其所处的各种不同环境发展出了多样的文化，人类语言生态的共生共荣关系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意味着人类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人类一门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

3、语言生态危机

3.1 语言生态事实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2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亡。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 et 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对土语和小语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些语言在日益深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的前景表示担忧，他们向世人警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上各种语言资料的积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传出同一个消息：世界上的土语和小语种正在以惊人而且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种不断扩张的主要语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国《语言》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包括Krauss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和Hale的“语言濒危和语言多样性的人类价值”，这些文章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惊呼：语言正在消失，到2l世纪末，全球现有6，000多种语言的半数将不复存在，而数量更多的方言也将成为历史。也有学者更为悲观地指出，百年之内将有90%的语言成为人类的绝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告诫世人，人类语言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一个世纪前巴西境内有1，000种印第安语，现已仅存200种。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不足10，000人，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在50年内将不复存在，只有1，000种语言可进入22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语言生态也不容乐观。我国的语言在谱系上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以及多源混合语类，从类型上可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分析语三种。我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有上万个诸侯国，其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谓“文字异型、言语异声”。自秦实行“书同文、路同轨”政策之后，因各种原因大部分语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早已不复存在。根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8）主编的《中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我国仅存语言129种，文字60多种，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从发展趋势看，有的语言分化了，如蒙古语；有的语言缩小了使用范围，如仡佬语；有的语言正趋于消亡，如满语。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在10万以下的“非安全语言”多达99种，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77%，其中，有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这些语种濒临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满语正在彻底退出实际的日常交际。满族在清代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历经三百多年，由使用单语过渡到同时使用满语和汉语，到最终放弃满语而转用汉语，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发展原因、社会文化原因和语言活力原因。语言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其存在必须有合适的生态环境。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该语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满语的濒危是其赖以生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语言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记忆，随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消失，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的记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类的语言生态日益恶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不平衡、不和谐的语言生活令人担忧。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语种，3%的人说着96%的语种。由于各种原因，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使用者日趋萎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及传媒的现代化，以及各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势语言陆续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

3.2 语言生态危机致因

语言生态的概念就是语言多样性的概念，语言生态危机就是语言多样性的危机，就是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当前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为：1）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2）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3）土著或少数裔族语言的濒危与消失；4）方言的边缘化与消失；5）双语社区及双语人的减少与消失；6）年轻人对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的主动抛弃；7）语言岛和方言岛的沦落和沉没；8）杂交语或混合变种语言的难产或式微。

语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语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语言消失的生态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调查了太平洋圈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状况，尤其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语的语言系统、历史演变和生存状况。他发现太平洋语言圈的根本问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摧毁语言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是语言帝国主义，而非土著语言数量的减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语言濒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学校教育对语言多样性生态的保护有冲击作用，正规教育具有反传统性。学校教育的统一性模式和标准化范式带来的是工业化、批量化的规格产品，而不是农业化、多样性的个性产品。而国际化教育更是一把双刃剑，国际化教育的结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强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

语言多样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今天，语言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弱小语言在消失，中型语言在缩减，大型语言尤其是超级语言如英语在加速扩张，挤压了中小型语言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也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加快了英语的全球化，目前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信息载体是英语，网络域名几乎成了英语的专利，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电子产品说明书用英文撰写，三分之二的科技论文用英文撰写和发表。

3.3 语言生态保护行动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各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语言消失速度加快，语言濒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

在对语言生态危机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语言学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表现了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国际语言学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举行的第15界世界语言学大会将濒危语言问题作为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这是此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第一次大型国际性语言学会议。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濒危语言方案》，其中包括《濒危语言红皮书》和《濒危语言研究进展情况报告》，旨在汇集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况。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1995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会议通过了《国际语言权利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批准设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199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各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公开信，要求各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语言报告”。200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的国际濒危语言研讨会，汇集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协商、交换意见，对制定研究和记录濒危语言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语言体现着特定语言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性、观念性的内容，承载着丰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识，包含着人类关于数学、生物、农业、历史、地理、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一种语言的消失必然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一种语言的灭绝，必然导致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湮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了《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1996年），修订并绘制了《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2009年），组织成立了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为了广泛宣传保护母语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9年起，将每年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文化多样性全球宣言》（2001年）、《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会议评价了世界各国现有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和推广保护濒危语言的最佳做法，讨论了提高人们的语言忧患意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会上David Crystal以Crossingthe Great Divide：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为题作了主旨报告。2012年9月，“亚欧会议语言多样性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会议的主题为“保护和促进亚欧语言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作为中国代表以“中国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为题，就我国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2012年12月，“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笔者作了“中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及多语教育实践”专题报告。2013年9月，“东亚峰会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讨会”在新加坡举办，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多语教育：从语言政策到语言实践”的专题报告。

3.4 语言生态危机再认识

就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濒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接触、强势语言挤压弱小语言是导致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小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丧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当然，语言全球化也会引发语言地方化。例如，伴随英语全球化的是英语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护，其结果是成百上千种英语变体――“地方英语”（indigenized English）的产生。

语言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语言生态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围的语言多样性，促进多语主义和外语教学，赋予所有人以母语权利。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母语价值。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一种濒危语言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

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需要多角度思维和国家政策和技术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语言保护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地协调自然语言的动态本性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协调能力。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濒危语言时，我们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以及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至今为止，语言生态调查主要依靠语言工作者的田野调查，通常锁定某一目标语言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尤其是锁定某一土著语言或濒危语言，将“活”的语料记录在案、考究分析、归档保存，然后或报告，或会议交流。这种传统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见树木而不见树林，见个景而不见全景，见昔时状态而不见现时状态，从而无法全面、实时、动态地考察地区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因而无法为制定有关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4、大数据时代及语言数据意识

4.1 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

人类已进人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指在信息爆炸时代无法在允许的时间里用现有的常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

随着社交网络、移动计算和传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术的产生，如PB级大规模数据量的不断涌现，过去三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三万年的数据量还要多。截止到2012年，数据量已经从TB级别跃升到PB、EB乃至ZB级别。据估计，互联网上的数据量每两年会翻一番，到2013年，互联网上的数据量将达到每年667EB（1EB=230GB）。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是“非结构化数据”，通常不能为传统的数据库所用，但这些庞大的数据“宝藏”将成为“未来的新石油”。今天我们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可处理的信息量相当于我们的DNA用10亿年处理的信息量。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而2020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将达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认混杂性，关注相关关系。这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来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根据Kelly的观点（1994，2010），宇宙的本质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数据，生物的DNA会消失，而数据化的DNA则永存。Kelly早就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将诞生于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全球脑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互联网及附属设备一从扫描仪到卫星以及数十亿台个人电脑。这台全球脑包含的不只是笔记本电脑，它还包括数十亿部手机、数十亿部固定电话，数千万台数据服务器，上亿台平板电脑。整个系统有上万亿个网页，每个网页平均链接数十至近百个网页，网页和网页之间形成数以万亿计的“突触”，而这些“突触”每隔两年翻番，形成难以删除的人类记忆。

语言生态是由语言、语言人和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自然.人文系统。如果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数据，那么语言生态系统的本质也是一种信息系统，构成这一信息系统的是数据。全球语言生态是一个大系统，涵盖所有语系、语族、语支、语种、语言变体、语言人、语际关系，以及语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由大量中系统和海量小系统构成，中小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关系错综复杂，形成无以计数的语言信息“突触”，并产生浩如烟海的过程性、交互性、变异性语言数据。

4.2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

产生于通信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大数据使人们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语言信息，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让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八九不离十”的思维方式。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思维，全球性思维需要由全球脑来支撑。在小数据时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大数据时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头痛可医脚，脚痛可医头；宇宙只有统一的法则，而没有中心，形成的是点对面的网状相连关系，而非点对点的线性因果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体规律和集群智慧，众愚可成智。群体规律是大数据定律，大数据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无形之手操纵。网状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周而复始，互为因果。大数据可避免偏见，消除纠结。人们不受时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

以大数据理念观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暂时的，流变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态系统是僵死的系统，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绚丽多姿的系统，是开放多元的系统，也是不断流变的系统。

以大数据视角看待语言生态，就是以网状的整体论和循环论观点看待语言和语言数据。数据不仅是名词和代词，更是动词和介词，甚至是助词、副词和修饰词。数据既是逗号和句号，也是引号和问号，甚至是省略号和惊叹号。数据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种多重叠加的并行关系或串行关系。

4.3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模式

大数据和云技术使追求全样而非取样本数据成为现实。面对海量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使我们并处物质和数字两个世界。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5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是公认的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自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后，多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所创建的理论使语言学步入现代期。在他之后的语言学基本上是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为参照点的，是对索绪尔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阐述、延伸、批评和发展。”在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为语言学的现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我国古代学者就做出过许多精辟阐述：章太炎《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何以言雀，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雅，其音呀呀也；何以言雁，其音暗暗也；何以言羊，言羊祥也。”此外，鸡、鹅、火等汉字也是模声得来的。它们都是名词，不是索绪尔说的拟声词、感叹词等。而许慎《说文解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记载也体现了模形说的观点。能指的选择在上古也许是任意的，但语言迫使人们选择了这个词，而不是其他的词。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起源是多元的。在符号开始形成的时候，人类的祖先可能尝试用各种物质性的手段充当能指，如语言、符号、结绳、刻痕、手势、体态、表情等来充当所指。语言学家还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理据关系叫象似关系；而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叫约定关系。其实，索绪尔早已有精辟论述：“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所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

词汇是组成语言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单位之一。“没有语法，很多东西无法表达；没有词汇，什么东西也无法表达”。词汇能力作为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语水平的高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历来重视词汇教学，但因受语言任意学说的影响，词汇学习多强调反复机械记忆，不注重帮助学生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这样使得词汇难记易忘，即便勉强记住也只知其义不会其用，最终导致词汇能力偏低，表现为词汇习得量小，词汇习得质量不高，这一问题已成为了严重制约我国学生英语能力发展的“瓶颈”问题。对此，国内外有关学者早有评论；1990年，英国学者H. Pierson在EFL杂志上撰文指出：“多数中国大学生虽然已受过14年的正规英语教育，许多人却还对读懂原文没有把握……他们的困难仅仅是由词汇引起的。”国内有关专家也感言：我国学生阅读理解、听力理解和写作实践、口头表达中出现的问题大多由词汇能力差引起。由此可见，“在我国抓好了词汇教学就等于抓住了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指导英语词汇教学，提升语言学习者的词汇能力。

一、有关词汇的定义及特征

（一）词汇的定义

词是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语言学的历史上，对词的定义存在着分歧和争议。由于词的定义难下，许多语言学家都尽量避开这一难题，有的人干脆不用“词”这一传统术语，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术语：word、vocabulary、lexicon、morpheme、sign等，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sign）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语言符号也是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构成的。索绪尔的术语sign（符号）已被较多的人所接受。

（二）词汇的特征

索绪尔对“语言是一种分类命名集”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为语言符号的内容，索绪尔把它称为符号所指，声音形象为语言符号的形式，索绪尔把它称为符号能指。这一见解提出了一切符号的基本原则，并揭示了语言符号的特点。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密切：能指表达所指的内容，所指依靠能指表现出来。能指和所指就好比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索绪尔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这似乎牵涉到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学者因此将索绪尔列为唯名论者，这似乎不妥。语言起源于命名，事物的命名都是任意的？恐怕也不尽然。

语言是个符号体系，而词是语言中可以单独使用的、最小的音义组合单位，它的特点是“最小的”又是“可以单独使用的”音义组合单位。当然，它也具备语言符号的上述几个特征：一是统一性。词的语音和语义之间无疑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所指的[tr：i ]和能指的“tree”。因此，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新单词时必须同时学习它的语音和语义，二者不可或缺。若我们记忆单词时，只注意掌握单词的意义，而不重视单词的发音，以后学成的势必是“哑巴英语”，即一种残缺的英语。这种现象在我国非英语专业学生以及外语专业学生的学习中普遍存在。二是任意性。单词的语音与语义之间纯属任意，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必然，如每种语言在表示“树”的概念时使用不同的语音：汉语用“shu”，法语用arbre，西班牙语用arbol等等。但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任意关系一经社会“同意”就带有强制性：中国人用“树”的概念只能用树“shu”，而英国人只能用“tree”，法国人只能用arbre。三是开放性。一般的符号体系都呈封闭型，即一个体系中的符号数目有限而且比较稳定。比如交通信号这个符号体系只有“红灯”、“黄灯”和“绿灯”三种符号。而一种语言的词汇则是一个具有很大活力的开放型符号体系。其数目随时都会有增减，谁也无法说清一种语言到底有多少个符号，任何一本词典都不可能收录一种语言的全部符号。因此，学习一种语言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另外，历史地看，符号之间的能指和所指内容会发生变化，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多音词和多义词的原因。

二、词汇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又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符号系统，因此必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去研究语言。词汇是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的一个体系，是语言中稳定性最差的一个领域。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演变等因素无时不对词汇的形态、词汇的意义产生影响。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必须从历时和共时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词汇。

（一）词汇的共时性特征

词汇的共时性是排除时间的干扰，只描写语言的静止状态，研究组成语言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词汇的共时研究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从说话人那里收集大量数据，分析一种语言现象在使用者头脑中存在的程度以决定它的现实性。共时语言学并不是研究同时存在的一切语言现象，而只是研究一种语言中的全部共存现象，包括方言或次方言。例如英语可分为地方方言（英国本土的各种方言）和社会方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词汇作共时研究必须涉及到词的意义、词的形态、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各个方面。比如bear （熊；忍耐）、pupil（瞳孔；小学生）、sound（健全的；声音；探测；海峡）、ear（耳朵；穗）等等同形异义词。笔者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外语过程中，对词汇的共时研究要比历时研究更有实际意义，是掌握和运用词汇必不可少的方法。

（二）词汇的历时性特征

词汇的历时性指的是词汇在时间这根轴线上的动态变化，主要包括词源、词的演变史。如candidate（候选人）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穿白衣的人”。原来在古罗马谋求官职的人总是穿着白袍子跟老百姓见面， candidate就有了“穿着白衣、谋求官职的人”的意思，现在把“穿着白衣的人”这个原始意义抛开了， candidate只指“谋求官职的人”。因此，在英语词汇教学的过程中简单地介绍它的发展过程，对英语词汇的全貌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便可以找到答案。

词语共时性和历时性是语言客观存在的纵横交错的两个方面， 一个词或语言现象总是处在历时和共时的网络中才有意义，单独挑出来不考虑系统就没有意义。“一方面语言处在大众之中，同时又处在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观念中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

三、词语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特征

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即它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然而，这种任意性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对词的所指和能指（形态和词义）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有不少词的词义是可以加以解释的，因为在它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人们习惯上把这种能够解释词义的联系称为词的理据，这种联系也就是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相联系的依据。Householder （1946）指出：英语中只有9%的词汇是完全任意的，绝大多数词汇是有理据的。词的理据可分为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和词源理据。

（一）语音理据

词汇的语音理据包括语音直接理据和象征理据两个方面。一切拟声词都是模拟与它所指的事物有关的声音创造出来的， 拟声词是通过直接模仿自然原声而来，拟声词和其意义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如rumble， crash， crackle， bang ，gurgle， roar等。

英语中有些词汇的某些字母组合在发音上与所指之间存在着近似的模仿或这些音素的联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特定含义的联想。如：sk-常指与表面的接触，如skate（溜冰）， skin（表面，皮肤），skid（滑滚），scrape（磨擦），scratch（抓，挠），scour（擦亮）等。

（二）形态理据

形态理据是指词汇的意义与书写形式之间存在一定理据。英语是表音文字，其形态与意义的联系不像汉语等表义文字来得清晰，但英语中还是有一些词其词形和词义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理据，如：用delta表示“”（取D字母词形与“”相同。字母D的写法，在罗马以前是“”。现代形态“D”是由“”演化而来。又如T-shirt（T恤衫），mountain（山，取M象山），wave（波纹，取W的起伏如波纹）， oral（口）等。

（三）语义理据

词义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不管其怎样变化，词的最终含义与其本义之间总会有些联系，新的词义是在本义之上或引申或比喻而来，即新的词义可以从本义上推导出来，新词义的产生存在可以解释的理据。有时候，根据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解某个词表示某种意义的理据。语义理据是一种心理联想，包括隐喻、转喻、类比等，它们各自表示词的形式和其意义之间不同类型的联想关系。如英语词table是从拉丁语中借用过来的， table在拉丁语中为tabula，指“木板”，古代木板当桌子，因此使用table作为桌子的名称。

四、索绪尔语言理论对于中英词汇教学的启示

词汇教学是语言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只有掌握了充足的词汇量，才可以在各种学科的阅读中游刃有余，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意识能力和阅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词汇记忆大比拼

根据我们上文所分析的词汇特点，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成语接龙大赛，比如，第一个学生说“虎虎生威”，第二个学生就接着说“威震八方”，……就这样一直接下去，没有接上来的同学就要给大家表演节目；在英语词汇教学的课堂上，英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派生词汇的接龙比赛；依据词汇的同根前缀相反的特征，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反义词接对比赛……根据词汇的特征，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在词汇教学的课堂中进行各种有趣的活动，这样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语言词汇的教学活动也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词汇知识你说，我也说

词汇有着任意性的特征，同样的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会有不同的含义，根据这一背景，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搜集这样的词汇，并明白这种词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并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进行讲解。

比如词语“红色”在汉语中是吉利的颜色，一般都和喜庆快乐有关，所以在中国的词语中有“红红火火”来形容生意昌隆，“花红柳绿”来形容春天的生机盎然。但是在英语文化中，红色则是代表鲜血，暴动和牺牲，所以西方国家的红色含有一种贬义的韵味，比如：“Red-handed”则是表示一个有罪的人，“red revenge”则是血腥报复的意思，所以，同样的词汇，在不同文化习惯的国家里有天壤之别。通过这样搜集词汇文化含义的课堂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无形中掌握了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具体含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也就随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五、结语

本文作者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指导下，对中英词汇的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了词汇的生成、发展规律和特征，使语言学习者和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体会，同时也有助于教师提高对学生的词汇教学，扩大学生的基本词汇量。

参考文献

[1]Wilkins D A.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Edward Arnold，1972.

[2]郑树棠，卫乃兴.关于大学英语课培养语言能力等情况的研究[J].外语界，1996（4）.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6

中图分类号：H1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1006204

一、《璇玑图》及问题的提出

被誉为千古奇文的《璇玑图》，相传为前秦苻坚时期秦州才女苏蕙所作。原诗加上正中央为后人所加之“心”字凡八百四十一字，纵横各二十九字，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八百四十一个字排成的“文字方阵”有着无限的猜想和解读：据传唐代武则天，着意推求“璇玑图”得诗二百余首；宋代高僧起宗，将其分解为十图，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代学者康万民苦研一生，撰下《“璇玑图”读法》一书，并研究出了一套完整的阅读方法，分为正读、反读、起头读、逐步退一字读、倒数逐步退一字读、横读、斜读、四角读、中间辐射读、角读、相向读、相反读等十二种读法，得五言、六言、七言诗四千二百零六首。

而据今人翟永明先生研究璇玑文字方阵中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迭一字读均可成诗，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不等，不同颜色也有不同读法[1]。比如我们在其中任意截取一段文字“伤惨怀慕增忧心堂空惟思咏和音藏摧悲声发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这段文字如果按三字一句则可得这样的诗句：

“伤惨怀，慕增忧；心堂空，惟思咏。和音藏，摧悲声，发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

如按四字一句排列则亦可得如下诗句：

“伤惨怀慕，增忧心堂。空惟思咏，和音藏摧。悲声发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

如按五字一句排列则又可得如下诗句：

“伤惨怀慕增，忧心堂空惟。思咏和音藏，摧悲声发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

如按六字一句排列则还可得如下诗句：

“伤惨怀慕增忧，心堂空惟思咏。和音藏摧悲声，发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

依次类推，如按七字构成一句则仍可得一诗：“伤惨怀慕增忧心，堂空惟思咏和音。藏摧悲声发曲秦，商弦激楚流清琴。”

同样的文字如反读亦成诗句，如七字诗倒读可得诗句如下：“琴清流楚激弦商，秦曲发声悲摧。音和咏思惟空堂，心忧增慕怀惨伤。”其他各言诗倒读亦如此。因此，这样《璇玑图》八百四十一字，排成纵横各为二十九字的方阵图，回环往复地读起来，可得三、四、五、六、七言诗共计七千九百五十八首，每得一首诗，实际上也就是把这八百四十一个汉字的词序进行一次重组。有多少种读法，也就有多少种词序排列方式，而且其中每一种读法，每一种词序的颠倒在汉语语法上都被允许，故《诗薮》外编卷四云：“苏若兰璇玑诗，宛转反复，相生不穷，古今诧为绝唱。”当然也有人将其与如“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等这样的甚至是纯粹文字游戏之作的回文诗看待，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无论是构思的精巧还是情感、思想内涵的深刻性等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问题是《璇玑图》以及类似的回文诗为什么会产生呢？或者说它们为何能产生呢？本文试为一说。

二、原因探究：汉语及其语法的空间性

当然，说回文诗有文字游戏的成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正如陈望道所言：“它也是汉语文的可能性――词序方面一种有益的尝试。”[2]因此我们认为，答案还应当在诗作所运用的媒介即汉语言文字本身去寻找。帕默尔说：“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3]因而一个民族的语言方式不仅是他们的言说方式也是他们对事物和世界的分类方式和感受方式，故语言与语言的差异就不仅是语言、语汇等方面的不同，还是思维方式、价值方式、精神方式等的差异。这样民族语言即是民族精神，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方式都会不自觉地打上母语的印记。那么我们的母语即汉语有着怎样的特质呢？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与之相对的西方屈折语是定向性、分析性的，它在数、格、时态、语态和词性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如主词决定动词的变化（we do；he does）；字与字之间往往要增加不少限定，如名词前的冠词（a；the）、定位前置词、连接词（on；in；when），时态词（does did；will）等等，都是环环相扣，严谨区分的。没有了这些元素，英文就不成句；有了它们，句子便按照词性的定位而定向、定义，由此及彼，主（句）、从（句）分明[4]。同时在西方屈折语中，动词因为有严格的时态、语态及语气、人称的种种屈折变化，所以显得非常严整而明晰。比如，“do”这个动词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就有“am doing”“have done”“have been doing”以至“should have been doing”等等十六种时态变化，如加上语气、人称所造成的变化其形态就更多了。在这种严格的分类视野下，名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它承担着对世界和人自我的命名。所谓“能指”“所指”的种种复杂关系也主要是在名词中展开。名词的冠词（定、不定）、性、数、格的种种规定都在强调特定名词的概念性，并由此开始在这些名词概念间建立起一种横向连锁关系，进而建立起一种名词概念的纵向层级隶属关系，最后完成为一个名词概念的恢恢天网[5]。因此，“英语的词、词组与句子的组合通常都严格受到一定的语法规则的限制。在英语中各种词首先就有很精细的划分：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动词有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形容词有表语性形容词与定语性形容词；英语的动词有时态与语态的变化，这种语言很细致地切分出过去、现在、完成与将来时态，语态则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别。在句子组合方面，英语拥有大量的介词、连词，主句与从句的组合则有许多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等等”[6]63-64。而“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复杂的形态变化，不像后者那样在数、格、时态、语态和词性方面有严格的规定，汉语句子的组合靠的主要是语序和语义，因此汉语的词就像一个个活泼的小球，常常可以凭借语义的关联随意滚动碰撞，在组合上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印欧语的每一个词在进入句子之前都有明确的词性，……而汉语词性规定则十分宽松，一个词往往可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或形容词，实际上它只有进入句子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词性。这样看来即使汉语与印欧语某一语种具有同样多的词汇，而汉语在选择轴上的变化较后者要丰富得多。”[6]3-4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西语言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原来，正如成中英指出的那样，西方语言是种声音语言，它“不是对自然世界的模拟，是信号而不是符号……当然西方语言中不少声音也是模拟外在世界的，但语义的符号与语言所指基本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关系。”它是“通过时间延续来显示外在事物”，因此，“声音语言则是时间性的”；而“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是种形象语言，“是对空间中显现的事物的模拟与掌握”，因此，“形象语言是空间性的”[7]191-192。而如果我们将其观点简化，那么则可以这样说：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而声音语言是时间性的，所以西方语言是时间性的语言；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而形象语言是空间性的，所以中国语言是空间性的语言！当然，说一种语言具有空间性，或者说某种语言是种空间性的语言，这并不是否定语言的本身的时间性，因为任何语言都具有时间的维度，它必须在时间中展开，诉诸于听觉的语言总是体现为一个相继的时间过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包括诗歌）也是如此，刘勰所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语言与空间的关系不是实体性的”，我们说中国语言是空间性的语言“它主要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的。”[8]

不仅如此，符号学认为存在两种基本的符号即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听觉符号在特征上与视觉符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把时间而不是空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后者使用空间而不使用时间。听觉的、“时间的”符号就其特征而言，倾向于象征，视觉的、“空间的”符号在特征上倾向于图像。对于语言而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包括 “概念 （所指）”和 “音响形象 （能指）”两个要素。“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声音，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我们有时把它叫做 ‘物质的’，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跟联想的另一个要素，一般更抽象的概念相对立而言的。”[9]101总之，语言包括所指和能指两个层面：所指是“述义”的、有所指的；能指则是“物质性”的，具有“线条特征”的。对于前者，我们容易理解。关于后者，索绪尔是这样解释的：“它跟视觉的能指（航海信号等等）相反：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而听觉的能指却只有时间上的一条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我们只要用文字把它们表现出来，用书写符号的空间线条代替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这个特征马上可以看到。”[9]106同时，选择和组合是构成语言符号排列的两种基本方式。在言语活动中，个别符号（语言成分）之所以能够传递信息，部分是由于它们同语言中其他符号的对立――选择，部分是由于它们与同一语段中其他符号的相互联系――组合。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每一个词和在它前后的词一起形成一种线性关系，词的意义随着这种线性关系的展开而逐渐展现，词和词之间的这种线性组合关系就是所谓的合并。另外，语言中的每一个词和那些能够出现而未出现的词之间可以任意地替代，现实的语言行为就是从这些众多的能出现的词汇中进行选择，那些未被选择的词同被选中的词一道界定语言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替代[9]170-171。

同时，符号学理论又把符号的句法系统区分为“时间语法”和“空间语法”，并认为“语言符号的链系连接，音乐等，因符号的出现先后有序而具有时间语法；绘画、雕塑等则是在空间安排符号，具有空间语法。”[10]语言艺术、音乐是时间艺术，绘画、雕塑是空间艺术这谁都明白，但有 “实际上与‘书画同源’的空间性汉字相适应，汉语语法也具有空间化倾向。只不过由于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汉字的空间性是直观的……正像一切文字都具有空间形体一样，我们说汉语具有空间化倾向，是指汉语语法具有类似于空间句法的结构和特征”[8]26-31。也就是说相对于西方语言来说，汉语具有空间性，而其空间性主要体现在汉语文字和语法的特征上。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把语言分为“语言”与“言语”两部分。其中语言是指语法和词汇组成的结构系统，言语则是对语言的具体使用。在对语言的研究中，索绪尔在上述所云的“替代”和“合并”的基础上又分立出两种基本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其中“替代”构成语言的联想关系，“合并”构成语言的句段关系。而所谓句段关系，是指在话语中，各个词一个挨一个地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以时间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称为句段关系（又称组合关系）。而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些集合就是联想关系（也称聚合关系）。句段关系“可以使人立刻想起要素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数目，而联想集合里的各项要素既没有一定的数目，又没有确定的顺序。”[10]174-176这就是说，组合关系体现的是横向的、时间的相继过程，它强调的是线性或序次性。聚合关系体现的则是纵向的、同时性的空间并存关系。前者强调逻辑性、承续性、指称性强，而后者隐喻性、联想性、空间性强。同时，又因为组合关系是“在现场的”（在话语之内），联想关系是“不在现场的”（在话语之外），因此在所有的言语事实中，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组合关系、是句段。后来，雅各布森则提出了隐喻与转喻的对立，认为与选择相关的是相似性，它暗含了某种替换的可能，选择的过程产生隐喻，隐喻即根植于相似性的替换；与组合相关的是邻近性，它暗含了某种延伸的可能，组合的过程产生转喻，转喻是根植于邻近性的修辞和思想手段。隐喻属于语言的选择轴，隐喻本质上是联想式的，它探讨语言的垂直关系，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模式；转喻属于语言的组合轴，本质上是邻近性的，它探讨语言的横向关系，代表了语言的历时模式[11]。可见，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这种观点，语言虽然在本质上是时间性的，语言总要在时间中展开，但语言也能体现出空间性，因为语言除了有历时性的语段的线性的或水平的关系之外，还有共时性的联想的非线性的或垂直的关系，语言的这种关系在语言内部系列运动的同时，展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索绪尔曾认为，汉语属于“不可论证的语言”[10]184。其言外之意就是认为汉语有一种垂直向度的优势，而水平向度却不够发达。我们知道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水平向度是指话语中出现的词语前后相接形成的句段组合关系，而垂直向度则是指话语同该语言系统中其他未出现在话语中的词语之间的平行联想关系，前者强调逻辑性、承续性、指称性强，而后者隐喻性、联想性、空间性强。这就暗示出相对于西方语言而言汉语具有不重逻辑推理的、分析的、所指的、线性的时间维度而重联想的、隐喻的、能指的空间维度。对此，很多学者有类似的看法，申小龙说：“由于语词及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块的随意堆砌、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语法正是以能动、发散的基本单位为主体作创造性的发挥的。汉语语法学史也表明，任何先验、坚硬的框架，都框不住汉语语法。”[12]鲁枢元也说：“西方语言的关系模式是‘序列性’的，句段的历时性向度上占优势，转喻的，更擅长于叙事和论证；汉语言的关系模式是‘散点透视’，是并置性的、联想的、共时向度占优势的，隐喻性的，更擅长于抒情和象征”[13]。所谓“序列性”的、历时性向度占优势和“散点透视”、并置性的、联想的、隐喻性的、共时向度占优势，就是说西方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是时间性，而汉语言则是空间性的。启功曾这样描述：“汉语‘语法’是什么？……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减于小孩唱的一首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炔，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14]这中的没有主语的句子试想如果其放到西语中，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汉语不但不别扭，反而给人以简洁明快、回味无穷。可以说正由于汉语这种文字和语法空间性特征而导致其诗文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任意排列、切割却仍有意义而不至于让人不知所云，同时相同的文字正读、倒读文理亦通而又别具一格了。

三、简单结语：璇玑中的玄机

原来，象《璇玑图》这样的“出奇之作的每一种读法是否都能成功地实现诗的意图”，但“这首诗‘字’与‘字’之间的组合已经最大程度地超越了时间链条的序次性限制，主要体现了一种空间并存性关系”。同时“尽管回文诗是打破语法限制的极端例子，并不能代表文言或汉语的一般语法，但它呈现出来的可以自由地前后左右移动、颠倒、换位的高度灵活性，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语语法解放能够达到的程度，说明了汉语文具有的超脱时间序次的某种可能性，它具有类似于绘画艺术的‘空间句法’，具有空间化的特征。”[8]27-30而汉语之所以具有这种空间语法，或者说汉语能逃逸语言本应有的线性的、时间维度而向非线性、空间的维度发展就在于：“由于没有语法形态和字形变化，汉语单字本身体现不出时间的序次性作为语言单位的汉字的身份角色远未固定，它没被捆绑在时间链条上，可以前后移动和相互置换，从而具有较高的灵活性、独立性和自由度。我们就把汉语这种由于缺乏字形变化、形态标记而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超脱时间序次、打破语言链系连接的特征称作空间化的特征。如果说，西方拼音语言是空间关系时间化了，而对于汉语来说不仅“联想关系”具有空间并存性，就是以时间性为基础的“句段关系”也具有空间化的特征。时间关系空间化了”[8]28-30。而这就是运用汉语言文字能创造出《璇玑图》中的原因，或换而言之，汉语及汉语语法的空间性可能就是是创造《璇玑图》的玄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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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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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怀宇.译序[A].皮埃罗・吉罗.符号学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1]Roman Jakobson，Morris Halle.Fundamentals of Language.The Hague[M].Berlin：The Hague，1956：358.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7

研究翻译理论,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是在一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依据一定的语言学模式进行的。王东风先生说,“毫无疑问,翻译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因此,要想对这一语言活动进行客观的分析,就离不开分析语言的科学———语言学。

中西翻译研究的差距首先就发生在这一层面上。”目前我国的译学研究大都是在传统语言学理论或结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研究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而等值翻译理论所依据的,则是一个新的语言学模式,称为立体语言学模式,该模式运用一般系统论对语言系统进行立体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本人认为应当采用等值翻译模式来构建我们的翻译模式,本文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等值翻译的立体语言学模式

1. 普遍语法模式是翻译模式的基础

等值翻译理论为实施等值翻译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而翻译模式的提出是建立在普遍语法研究的基础上的。不同语言的言语形式的等值转换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感情内容是普遍的、相通的,而且是因为人类不同语言有共性存在,也就是有普遍语法存在。运用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pg= a·ug(pg是不同语言的结构,即特殊语法。a是特殊语言的特殊经验参数,是不同语言的个性。

ug是不同语言的共性,即普遍语法。) 于翻译学,翻译的本质就是出发语言(source language) 与归宿语言(target language) 之间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而任何一种语言的参数体系(a) ,根据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 pg = a·ug,是要由语言的普遍语法模式(ug) 来决定的。

2. 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的结构系统综合吸收当代语言学各派的语言模式(包括传统、结构、功能和生成各派的模式,其中还包括狄克的功能语言模式,韩礼德的系统语法模式和派克的法位学模式,最后还包括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2otics) 的模式) 的合理内核,提出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简称立体语言学模式) 的初步设想,把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按等级(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篇章) 和层次(表层、修辞层、深层) 纵横切分成具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 syntagmatic andparadigmatic relationship) 二十一个语言平面。根据翻译研究的需要,可以简化为十五个语言平面,其序列关系列表如下:

层次

等级a 词级b 词组级c 句级d 超句体级e 篇章级

1. 深层　a1 词级深层b1 词组级深层c1 句级深层d1 超句体级深层e1 篇章级深层

2. 修辞层a2 词级修辞层b2 词组级修辞层c2 句级修辞层d2 超句体级修辞层e2 篇章级修辞层3. 表层　a3 词级表层b3 词组级表层c3 句级表层d3 超句体级表层e3 篇章级表层

3. 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信息符号系统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观点看,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为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表达意思的发音功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工具。语言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语言是联结人类社会关系的韧带,是人类社会交际活动的工具。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这种信息符号系统能够运用和反映人类最丰富的经验系统和知识系统。俄罗斯谜语:“不是蜜,能粘住一切。”其谜底就是语言。这就是说,语言之所以能够描述、记载人类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最复杂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人类与动物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人能制造物质文明的生产工具和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这两种工具的制造和运用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完全符合系统论的观点,把语言看成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中各级语言因子的子系统(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和篇章) 的组合关系,完全符合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即系统整体功能产生新质,大于各个子系统部分功能的总和,这就是说:篇章系统大于超句体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超句体系统功能大于句子子系统功能的总和;句子系统功能大于词组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词组系统功能大于词子系统功能的总和。用符号逻辑公式来表示,这是一个体现内包关系( inclusion) 的集合(set) :a < b < c < d < e(读成: 词集合内包于词组,词组集合内包于句,句集合内包于超句体,超句体集合内包于篇章。) ,而语言的生成过程则是:词集合生成词组,词组集合生成句,句集合生成生成超句体,超句体集合生成篇章(或活语) 。因此语言系统不是语言因子的算术相加,而是语言因子的代数集合。

4. 各派语言学模式合理内核的大综合

传统,结构和生成语言学对语言的微观领域

———句以下(包括句) 的语言规律研究得较有成效。

立体语言学运用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和综合性规律,把语言的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辩证地结合起来,把语言看作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系统。当代各派语言学的各种语言模式反映了语言系统中某一等级某一层次范围内的客观实际。例如格语法(case gram2mar) 根据句子的语义,以谓语动词为中心,按施事格、受事格、目的格、工具格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深层的语义功能。系统语法和话语言学根据句子的实义表达切分为主位(theme) ———已知信息和述位(rheme) ———未知信息,按主位和述位、话题(topic ) 和评述(comment) ,对此信息焦点(contrastive focus) 和末尾信息焦点(end —focus ) 这样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和超句体,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和超句体修辞层次的语用功能。传统、结构语言学的主语、谓语、宾语的线性序列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表层的句法(即句子成分的符号关系) 功能。生成语言学按深层、表层这样的序列,动态地研究句子怎样从深层按转换规则转换到表层,揭示了人脑的语言机制,揭示了人脑语言微观的心理运算,揭示了人类思维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辩证关系。社会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宏观领域, 研究语言与社会交际活动的关系,反映了人类语言系统中超句体和话语篇章的实际。当代科学正进入大分析、大综合时期,语言科学也不例外。

各派语言学的兴起,反映了对复杂的语言系统从各级、各层次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在这同时,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综合的工作也在进行。例如夸克(quirk) 等人的新著a grammar of comtemporaryenglish ,立足于传统、结构语法,对功能、生成语法进行一定吸收,这是企图综合各派的初步尝试。而立体语言学采取跟他们完全不同的方法,不是采用立足于某一派吸收其它派别成果的方法,而是用辩证法和系统论,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系统综合,把各种语言线性序列的研究,看作是反映语言系统各级、各层次范围内的相对真理,对各线性序列进行立体综合,把语言系统纵横切分为十五个语言平面。这样就不再单纯按语言的自然线性序列来研究语言,而是按十五个互相管辖( goverment ) 、互相制约(binding) 、互相转换(transtormation) 的语言平面,立体地研究语言。

5.“语言形式是三个层次”的假说

立体语言学吸收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语言的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的思维性与交际性、结构性与生成性、模仿性与创造性结合起来。立体语言学还吸取美国科学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peirce 1839～1914) 关于“一切人类经验可以由符号(sign) ,所指(referent) 和所释( interoretant) 的三角形关系来表达”的学说,并且吸收莫里斯(c.w. morris) 根据这个语言哲学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的三大组成部分(即语义学semantics 语用学pragmatics 和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的学说,从语言系统的全部实际出发,提出由思想内容决定的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的假说。与生成语言学主张“语言有深层、表层两个层次”不同,立体语言学主张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 (1) 语言的内在形式,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语义结构层次,即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referent) ,也是生成语言学中语义深层。

(2) 语言的外部表现形式,是语用修辞层次,即人们怎样运用语言符号达到交际最佳效果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中的( interpretant) 。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中在深层(即语义层) 与表层(即语符层) 之间,客观上还有一个修辞层存在。修辞层是最广义的语用层次,是在语言深层结构的基础上,根据情境和题旨,输入言语个性特征(包括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 的层次。(3) 语言的外在形式,是语符表层,即表现语言符号约定俗成关系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sign) ,也是生成语言学中的语符表层。

二、立体语言学模式的三大特点

立体语言学吸收了生成语言学关于语言系统层次转换的研究成果,同时具有与生成语言学不同的三大特点:

1. 立体语言学认为在语言深层(即语义层) 与表层(即语符层) 之间有修辞层(即语用层) 存在,没有这个层次,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言语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就无法得到解释。生成语言学只管造句通不通,合不合语法(即符合不符合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法则) 的问题,但语言交际的实际还要管实际交际效果好不好,得体不得体(即话语对交际场合和语言环境的适切性appropriatenens) 的问题。语法问题和语用问题在实际语言交际活动中是不可分割的,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才孤立起来加以分析罢了。乔姆斯基一方面提出要研究人类的语言机制———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又排斥研究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通过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个别人的言语行为的个性特征,表现在特定情境、特定题旨下用词造句的个性风格上。这种个性风格是因人而异的,世界上没有用词造句完全相同的人,这是语言的个性。修辞层(即语用层) 就是体现语言的个性特征的层次,而人类语言系统的实质是语言的共性(语言能力) 和个性(言语行为) 的统一。

这样,立体语言学模式就成为综合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的模式,既可以用来分析共时性的(syn2chronic) 语言体系,又可以用来分析历时性的(di2achronic) 言语行为,是静态的语言和动态的言语辩证统一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tytler ) 的翻译原则(出自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translation) 和中国严复的“译事三难: 信达雅”。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语言系统的语义、语用、语符三个层次的本质了。如泰氏第一原则, “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和严氏的“信”,都涉及语义层次(深层) 问题。泰氏第二原则,“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和严氏的“雅”都涉及语用层次(修辞层) 问题。泰氏第三原则, “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和严氏的“达”,都涉及语符层次(表层) 问题。

严氏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信达雅(用现代语言学来解释,即语义语符语用三个层次) 是人类语言系统的共同本质(共性)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也就是说,三者不但是单语交际(如写文章) 的本质,而且也是双语交际(如译事) 的本质。“信、达、雅”标准提出以来,从者如流,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抓住了语言三个层次的本质。

2. 生成语法的深层、表层概念只适用于句子,而立体语言学认为五个(或七个) 语言因子却有三个层次的转换问题。例如: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看,词汇学(lexilogy) 不再单纯研究词的表层(音位学和形态学) 和深层(词义学) ,而且还要研究词的修辞层(修辞学) ,更要研究三个层次的动态转换关系,例如研究词义通过语用修辞而发生变化,从指称意义(de2notation) 转化为内涵意义(connotation) 等。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词组(包括短语) 的研究也将从词汇学分离而独立成为词组学,惯用词组(包括成语、惯用语和俗语等) 不但要研究其结构(表层) 和语义(深层) ,还要研究其修辞功能(即语法词组的总体修辞效果) 。句法学要综合研究句义、句用、句法三位一体的规律,要充分吸取生成语法关于生成转换规则和原则的研究成果,研究句子三个层次的相互转换的规律。立体语言学还要扩大话语语言学的成果,除研究超句体的语义结构(深层) 和句群结构(表层) 外,还要研究超句体的修辞结构(修辞层) ,更要研究三者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词、词组、句、超句体四个语言因子等级三个层次十二个语言平面的基础上,吸取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符号学) 和美学的成果,研究篇章的深层结构、修辞结构和表层结构,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系统。

篇章深层的语义结构包括篇章的主题思想形象和思维模式;篇章修辞层的语义结构包括言语的表现风格和文体;篇章表层的语符结构包括篇章的音韵、节奏、格调和布局。

由此可见,对作品篇章语言系统的分析,是语言学与文艺学的结合部。从欣赏理解作品的角度看,从作品的语言系统入手,理解分析作品反映的审美心理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分析,是语言学的终点和文艺学的起点。从创作(在翻译上是表达) 作品的角度看,从社会生活系统和作者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心理系统出发,生成作品(或译作) 的语言符号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构思,是文艺学的终点和语言学的起点。文学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文艺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描述文学语言系统提供了较科学的模式。

按照这个立体语言学模式,修辞学的本质和内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修辞的本质是语言因子从深层和表层转换过程中输入言语个性特征(文体和风格) 的中间层次。这个中间层次实质上就是语用层。这个层次的功能是:根据情景和题旨,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选择最合适的语言符号,达到交际的最佳效果(用最经济的语言符号传达最大信息量) 。立体语言学认为修辞学是广义的语用学,这样把古老的修辞学与语言学的新兴学科语用学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了。用语用学对口语(会话和话语) 修辞的研究成果武装修辞学,纠正了古老修辞学注重研究书面资料的偏颇。运用交际功能语言理论和生成转换语言理论研究修辞学,对修辞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对修辞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同时,把修辞学看成语用现象,就是把人类一切书面创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科学写作活动)都看成是一种通过语言符号传达信息的社会交际活动,这样就必然把口语交际活动和书面交际活动统一起来,大大扩大了语用学的视野,丰富了语用学的内容。从局部到全局,语言因子每一个等级都有修辞层存在。因此,修辞学的内容将由词汇修辞学(修词学) 、词组修辞学、句子修辞学(修句学) 、超句体修辞学和篇章修辞学五个有机部分组成。篇章言语表现风格不是词汇修辞、词组修辞、句修辞和超句体修辞的算术相加,而是这些组合因素的代数集合,也表现为层层内包关系的集合:a2< b2< c2< d2< e2 ,读成:词汇修辞内包于词组修辞,词组修辞内包于句修辞,句修辞内包于超句体修辞,超句体修辞内包于篇章言语表现风格。

31 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系统内部的人脑的语言机制是语言结构从深层到表层转换的动力。这个人脑的语言机制在管约论中是作为七个互相制约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这七个原则系统包括x———阶标理论x———bar theory 、题元理论θ———theory 、格理论case theory、管辖理论government theory 、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 、界限理论bounding theory 和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 ,这个原则系统决定语言层次之间转换规则系统(按管约论主要a ———移位规则) 。当然,这些原则系统和规则系统需用各种特殊语言系统的实践(如英语、汉语、俄语等) 来加以证实或证伪,并进一步加以修正。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系统互相转换的实践,也能对这个原则系统和转换系统加以验证。

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层次之间转换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语言系统的外部,是为社会交际系统决定的人脑的心理系统(包括思想系统) ;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语言系统的内部即生成语法所强调的人脑的语言机制。这种由七个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语言机制,实质上体现了语言的思维逻辑关系,不过有的是有语音形式的显性关系(如格语法表现的关系) ,有的是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关系(如空语类表现的关系) 。第一种动力是超语言系统的外部动力,是社会交际的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语言意图。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实施者) 根据说话的情境(场合和对象) 和题旨(目的和宗旨) ,从大脑库中选择词项,插入x 阶标结构中,反映述谓成分与参与者的关系,形成表达事物运动关系的语义结构。再进一步根据情境和题旨,运用大脑中储存的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运用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方法,调整词汇、词序、句式,创新运用修辞格和辞格,输入言语交际的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转换成语用结构。

至于第二种语言机制,它是语言系统固有的内部动力,依靠这个动力,按照由七个原则系统驾驭的移位———a 等转换规则,使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转换成约定俗成的语符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的信息通过转换映射到语符结构中来。立体语言学在语言层次转换的动力问题上,坚持外部语言因素的动力和内部语言机制因素的动力的综合,坚持交际情境与题旨和语言机制的原则系统的统一。

立体语言学认为在层次转换中除了生成语法重点研究的由语言机制内部动力决定的语法移位以外,还存在由情境与题旨外部动力决定的语用移位。

语法移位是强制移位,不移位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习惯(如英语中的np ———移位和汉语中带被动记号的np ———移位) 。移位后留下的语(trace) 不能补上语音式,否则不合语法。语用移位是选择移位,是根据交际情景和题旨,按主位(已知信息) 和述位(未知信息) 、话题和评述、对结比信息点和未尾信息焦点进行移位调整,这属于消极修辞范畴,对词序、句式进行修辞调整,达到“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均、安排隐密”(《修辞学发凡》) 的目的。强制移位的限制条件是句法条件,包括语迹条件、约束条件和领属(subjacency) 条件,语用移位的限制条件是语用交际条件。立体语言学的层次转换的动力观,可以全面地解释语言系统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可以较好地揭示语义、语用、语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等值翻译理论的翻译模式

这个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使翻译成为立体地研究原作与译作在十五个语言平面上等值转换关系的科学、技巧和艺术。

1. 等值转换的序列等值翻译要求做到译作与原作等值,就是要争取做到译作与原作中有各级语言因子之间,以及各级语言因子内部的各个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在十五个平面中的等值转换的关系,根据立体语言学语言系统序列,也可以列表如下:

等级

层次　ae 词级等值be 词组等值ce 句级等值de 超句体等值ee 篇章等值1. 深层ae1 词级深层等值be1 词组深层等值ce1 句级深层等值de1 超句体深层等值ee1 篇章深层等值2. 修辞层ae2 词级修辞层等值be2 词组修辞层等值ce2 句级修辞层等值de2 超句体修辞层等值ee2 篇章修辞层等值3. 表层ae3 词级表层等值be3 词组表层等值ce3 句级表层等值de3 超句体表层等值ee3 篇章表层等值

这种等值转换的序列纵横两种类型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用集合公式表示是ae

第二种关系是层次间的映射(mapping) 关系。生成语言学把句子深层、表层的层次转换看成按转换规则的映射,即层次转换了,深层的语义要映射到表层结构,表现为表层的逻辑式(参加katz ———postal假说,即语言层次转换不改变语义。) 。立体语言学认为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修辞层语用结构,映射到表层语符结构,是使表层结构丰富多彩的关键。在翻译等值转换中,这种层次映射关系。可以用映射公式表示为:fa :a1e —va2e —va3e ,fb :b1e —vb2e —vb3e ,fc :c1e —v c2e —v c3e ,fd :d1e —vd2e —vd3e ,fe :d1e —vd2e —vd3e。读作:各级语言子系统的语义集的等值转换,按转换规则映射到语用集的等值转换,再从语用集的等值转换映射到语符集的等值转换。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ⅱ是等值翻译原则的基础,是实现形似神似辩证统一的科学基础。

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ⅰ与基本公式ⅱ可以合并为:a1e —a2e va3e < b1e —b2e vb3e < c1e —c2e vc3e

2. 等值翻译的本质应用

乔氏总公式pg= a·ug于翻译学。则出发语言( source language ) 系统的总公式是:pgs =αs·ug,即出发语言系统等于出发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归宿语言( target language)系统的总公式是:pgt =αtug,即归宿语言系统等于归宿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出发语言系统集合pgs 和归宿语言系统集合pgt 具有共性———普遍语法ug。按照符号逻辑的公式,出发语言系统与归宿语言系统的交集为普遍语法系统。用公式表示为pgs ∩pgt = ug。∩交集(intersection) 的含义是某些成分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集合。用图形表示为:

pgs = asug at = pgs这个公式的含义在于,它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和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参数对比和转换,达到两种语言的言语系统的翻译转换。这个公式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当pgs ] pgt时,则as·ug ] at·ug,所以as ] at。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ⅲ,是实施等值翻译技巧的科学基础。在等值翻译模式中,参数系统的对比和转换,也同样体现在下列序表中。

等级

层次　a 词级b 词组级c 句级d 超句体级e 篇章级1. 深层asa1] at a1 asb1] at b1 asc1] at c1 asd1] at d1 ase1] at e12. 修辞层asa2] at a2 asb2] at b2 asc2] at c2 asd2] at d2 ase2] at e23. 表层asa3] at a3 asb3] at b3 asc3] at c3 asd3] at d3 ase3] at e3

参数体系也表现两种的关系:第一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aa

< ab< ac< ad< ae 即词级参数内包于词组级参数,词组级参数内包于句级参数,句级参数内包于超句体参数,超句体参数内包于篇章参数;第二种是层次之间的映射关系aa1 —vaa2 —vaa3 ,ab1 —v ab3 , ac1 —v ac3 , ad1 —v ad2 —v ad3 , ae1 —vae2 —vae3 ,即各级语言系统的语义参数,按转换规则映射到语用参数,再映射到语符参数。应该指出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从语言层次来看,表层参数最大,修辞层较小,深层最小;从语言等级来看,词级参数差别最大,词组次之,句级再次之,超句体更次之,篇章最小;篇章深层参数差别趋于零。(因为ase1-ate1= 0 ,所以,ase1= ate1) 出发语言的参数系统和归宿

系统的参数系统的对比是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 的研究对象,也是翻译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比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后者着重比较语系相同或接近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前者则着重对比互译语言之间的特征。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交际活动:出发语言的言语信息通过语法控制装置等值地转换成归宿语言的言语信息。这个语法控制装置就是语言学黑箱,通过黑箱两端输入信息(原文) 与输出信息(译文) 的对比,通过黑箱入口输入语言的参数系统与黑箱出口输出语言的参数系统的对比,可以揭示出语言学黑箱中直接观察不到的语言规律,即人脑的语言机制,也就是普通语法模型。把上述交集公式pgs ∩pgt= ug代入语言学黑箱得出:

输入信息出发语言参数入口语言学黑箱归缩语言参数出口输出信息

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型正是在吸取当代语言学各派的合理内核,通过翻译实践,大量对比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以及出发语言参数和归宿语言参数的基础上,得出的假说。这个假说要通过语言习得、言语交际和翻译的大量实践的证实或证伪来加以检验和修正。更要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 的应用来加以验证。

总之,翻译的本质就是研究出发语言和归宿语言之间十五个语言平面中十五对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规律。翻译这种言语活动就是具体研究调整原作与译作言语各级、各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关系,以达到全篇章等值转换的最佳效果。

3. 等值翻译模式的渊源

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也吸取了国外各种翻译理论的部分。例如这个模式吸取了j ·c·catford在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中提出的把语言分成各级研究等值转换的思想。该书把语言分成语法、词汇、语音和词形等层次,分成句、短语(意群) 、词、词素等等级,来研究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等值转换规律。此外,还吸取了如下观点:“翻译的等值关系是经常变化的。意译直译和逐字译与语言等级有关。一般说来,某级缺乏等值成份,就在较高一级确定等值关系。”这个模式还吸取m·a ·halli2day 的系统语法(systematic crammer) 关于翻译理论要研究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思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eugene a·nida 关于翻译四种研究方法(即语文学研究方法philological approach , 语言学研究方法lin2guistic approach , 交际理论研究方法communicativeapproach 以及社会符号学研究方法social semioticapproach) 的思想,以及运用生成语法于翻译过程,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过渡翻译的设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前苏联л·с·вархуπров在《语言与翻译》中提出的翻译要突出微观语言学(包括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 领域进入宏观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功能语言学和话语语言学) 的思想。此外还吸取了关于较小语言单位的等值服从较大语言单位等值以争取尽可能大的等值思想,以及翻译理论要考虑超语言因素的思想。

这个翻译模式还估计到前苏联翻译界中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间的分歧,并吸收了我国翻译界中的传统的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 与语言学派所作出的宝贵贡献。长期以来,翻译界中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原因之一是语言学派提不出一种语言符号模式,能够包括文艺作品语言符号系统微观和宏观的全部结构因素:等级、层次和功能。同时也是因为文艺学派也不能提出一个文学语言模式,来分析作品的全部艺术内容。

最近半个世纪语言学和文艺学研究成果的发展,在客观上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揭示了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转换为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全部语言因素体系,把宏观的语言因素和微观的语言因素动态地辩证地综合起来,把语言符号系统同心理系统(包括审美心理) ,心理系统与现实系统辩证地综合起来,把思想艺术内容同语言符号各个层次的转换关系系统地结合起来,揭示出在文学翻译中艺术对比领域的终点就是语言对比领域的起点,艺术等值转换同言语等值转换可以在这个翻译模式中得到统一。这个模式为综合翻译中文艺学派的成果和语言学派的成果,提供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

总之,这个翻译模式不是一个封闭性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性体系,揭示了人类语言最普遍的共性,比较全面地反映翻译语言活动的全部复杂性。这个模式对语言系统的结构、等级、层次的分析可以随认识的深化和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发展,能够继续不断地吸取今后对语言现象和翻译现象的各种新发现。21世纪的中国翻译研究需要科学,需要系统的方法论,需要多学科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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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8

针对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研究，索绪尔的研究观点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其认为文字可以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是语言形成的核心基础。而在此过程中，其他学者也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思考，并提出了其他不同的观点。汉字作为汉语中的核心内容，通过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研究和思考，不仅可以丰富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提高人们对汉语的关注程度，以此来实现对我国传统汉字的传承。

一、语言与文字概述

1.语言的定义和性质

语言作为人类使用的主要交际工具，是人们实现沟通和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人们通过对语言的有效利用，以此来实现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充分传承和记录。可以发现，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体现，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地区之间均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其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之一，对于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部分研究学者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产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1]。针对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是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语言的具体定义，可以总结为其是一种生物同类之间为了满足基本的沟通需要，从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和解码的系统性指令，人们通过对指令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语言系统。

人们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发展也建立在人类的文化基础上。相比于图片、动作以及表情等，语言可以更加直观的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并实现基本思想的合理传递，根据世界各地所使用语言的不同，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充分体现出了语言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特点。语言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文字的概念和属性

文字是承载语言的基础符号，其作为一种人们用于交流信息的主要工具，有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语言学中，人们认为文字是一种书面语的视觉形式，早在古代，人们就将独体字称为“文”，而将合体字称为“字”，文字即为一种凸显出语言的基本符号，是在口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基础上，可以进行记录并保存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2]。在对文字的属性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主要具备视觉属性、约定属性以及系统属性。视觉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一种简单的符号，其可以实现对口语声音的再现和记录，由于打破了口音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通?^文字的表达方式，其将更加的清晰明了，可以进行反复的阅读。约定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产物，其也是人类约定下所形成的视觉形式，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可以进行重新约定，比如通过文字改革的方式，将部分较为繁琐的文字改为简单的文字。系统属性，无论是语素文字还是音素文字，其均可以产生自己较为严密的系统，因此不可以对文字望文生义，同时针对文字的改革也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二、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9

Abstract: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two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empirical and the transcendental， and argues for the latter as the way to theoriz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volves four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author pides these conditions into two main groups – linguistic and extra-linguistic – and argues that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s are logically prior to the extra-linguistic condition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 or the structure is a priori and refers to the paradigmatic relations of linguistic signs. The possibility/impossi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ne linguistic paradigm into another shapes the problematic of translatability/untranslatabi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oem “Jing Ye Si” reinforces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with untranslatability as its focus.

Key words: untranslatability; transcendental; necessary condition; paradigmatic relations; syntagmatic relations

1. 理论反思

1.1 先验与经验

面对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可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

问题之一：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问题之二：一切翻译如何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第一个问题关注翻译行为本身(translation performance)。此“行为”与索绪尔的“言语”(laparole)或一般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相对应。这是一个经验性(empirical)问题：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transcendental)。

第一个问题和涉及的方法，与常识相通，而且实用价值显著。正因为此，这种淡化了认识论维度的翻译研究，如同缺乏科学性的传统语法一样，仍然充当着课堂教学的主角。通过翻译的成果，也可以从翻译行为中抽象出几条乃至几十条训律，当做“理论”来讲授。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对技能训练的关注。但是，技能训练与理论思考毕竟是两回事。一旦混淆，此进路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此弊端可称之为“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一方面，每一次翻译行为，都是一次语用事件，既不可重复又不具备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又往往驱使经验行为膨胀成对超验的追求(transcendent inquiry)。熟知的案例是所谓“信达雅”三字经。这个念了近百年的经，隐含了一个不合法的哲学认识论假定：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经验界线，在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同时进入他者的世界。其政治和伦理学蕴含是将异质归约为同一(reduction of the Other to the Same)。这种“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既是对意识形态嬗变的回应，也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在翻译研究中的折射。从唐代佛经翻译到如今，一千三百余年了，汉民族的翻译研究一直执着不懈且洋洋得意地在“经验 —— 超验”这个怪圈中徘徊。①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审美和认知混为一谈。这种严重匮乏先验意识的智性传统，正是近代科学认识论未能在汉语文化圈中生成的根本原因。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往往用经验来理解先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直奔超验。文学/文化批评如此，翻译研究亦然。经验当然要研究。但是，无先验则无理论。

第二种性质的问题和理路，要探索那些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翻译行为同时又是任何一种翻译行为都无法摆脱的基本要素。它感兴趣的是“科学”，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最关心的不是如何描述和说明某一个家族的某一种遗传现象，而是要探讨一切遗传现象如何是可能的这个先验问题。他们为这个逻辑地先在于一切遗传现象的必要条件取了一个名字“基因”，然后再通过可控制的实验去证明它的存在 —— 从先验假设返回经验证明。同样道理，翻译理论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去从事具体的翻译活动并获得优质的译文，而是要解释翻译本身如何是可能或不可能的。在这个先验的问题框架内，不容许出现任何超验的问题，如“上帝存在”、“终及关怀”、“信达雅”等等。

立于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只涉及“临在性”(immanent)领域。②它要探讨这些临在性领域，如何影响和决定了翻译的行为。对其中任何一个临在性领域的全面关注，都可衍生出一套相对独立的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涵盖其它临在性领域内的所有问题。这些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大致区分如下：

A. 原文语言(source language)和译文语言(target language)的结构，即：符号与符号结合并构成系统的特定方式。

B. 使原文和译文能被各自社会接受的写作成规和阅读成规。成规是多价性的；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

C. 写作/翻译发生时的社会文化上下文。它指向特定的意识形态动因。此动因必然影响创作和作为再创作的翻译行为并在原文/译文中再显。

D. 原文产生时那种特殊的个人化的情景，即：一种绝对不可重复的语用事件，其中包括了创作者个人才智的闪耀和对社会文化上下文的独特回应。此语用事件，又必须通过译者在另一社会文化上下文中的想象来重构，从而导致了另一个语用事件。重构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头一个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这个悖论之上的。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必要条件全部都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经验性翻译行为，同时又对后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先验进路，必须分门别类地瞄准上述不同的临在性领域，提出各自的理论框架。另外，按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③上述四种必要条件的先验程度也不一样。从第四往第一倒数，逻辑的先在性不断增强，其理论的涵盖面也不断拓宽。最具先在性的，便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追到底，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将取决于这么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性转换是可能的？在什么意义上，则是不可能的？通过翻译行为而出现的理解/误解之共生现象告诉我们，可能/不可能同时存在。研究不可译性，出于方法论和主题的需要，当然会悬置可译性，但不等于否定后者。无论侧重可译性还是不可译性，最基始的翻译理论仍然是研究结构转换问题的理论。这也是本文反思和个案分析的焦点。

1.2 区分两类必要条件

上述第一种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为语言共同体全部成员分享。作为结构，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内容，却为所有的内容（包括敌对的内容）提供了逻辑先在的运作机制。此条件，可称为语言的必要条件(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后三种必要条件涉及具体内容，与特定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它们不是“语言性”的——非语言结构的，却又与语言性纠缠在一起。三者可并称为非语言的必要条件(extra-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s)。

在研究语言翻译问题时，一定要区分语言的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la langue)和那种包含形形色色非语言要素同时又“寄生”于语言结构的所谓“语言”(le langage)。后者就是常识所指的“语言”，它总是与非语言的必要条件纠缠在一起，使“语言”这个概念处于一种“未经审视”(unexamined)的状态。符号学的实际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指出：一定要先弄清语言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然后再进入涉及哲学、文学、社会、逻辑、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内的各种语言问题(Hjelmslev， 1963: 5-8)。70-8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将研究的重心投向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为了语用而悬搁结构，更不宜抛弃“语言结构”(la langue)而返回“语言”(le langage)。因为这无异于重拾19世纪的语言观。文化人类学内的结构主义神话批评和后现代的社会语用学就是这样做的。④顺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开辟的共时语言学理路，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英美语言哲学所言的“语言”，是指la langue还是指le langage？（英语中无langue和langage之分，只有一个词language。）我以为是指后者。那么，这种“集物理、生理、心理、逻辑、社会学等等为一体”的“语言”(Hjelmslev， 1963: 5-6)，又如何能将意义、指涉、真理等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呢？同样道理，忽略了语言结构的先在性和结构转换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一切翻译理论都会有违初衷地被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非语言学问题冲淡乃至消解自身的理论目标，从而失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

当然，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不能绝对分立。但是，两者之间的范式性区别和语言的必要条件之先在性必须坚持。综合了两类必要条件的翻译理论，至今尚未出现。笔者以为不可能，并视之为诗学乌托邦终极关系之非法套用。所谓“全面地整体地看问题”，并不等于将问题的全景都能同时纳入视域，而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持视角的局限性，明白其边界线大致在何处。各种翻译理论之间的互补，有助于克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但是，互补不等于否定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的逻辑先在性强弱之别。研究语言翻译，首先要研究语言的结构。语言结构的转换，是一切翻译理论无法回避的基始问题。

1.3 警惕翻译理论的误区

假“翻译”之名的言说数不胜数，却不一定与翻译理论相关。语言哲学家奎因在《词与物》一书中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Quine， 1998， Chapter Ⅱ)。有论者视之为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郭建中，1999；冼景炬，1993；方万全，1993)。其实，奎因要探讨的是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陈波，1998：120)。从表面看，他编的那个故事（假设），似乎涉及了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之悖论，于是进入了上述四种必要条件中的一种，因而有助于某一种翻译理论的确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四种必要条件，对翻译行为来讲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这与分门别类的研究并不矛盾。从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抽象出来的理论，要靠另外三个来为它设限划界。反观奎因的翻译观，其出发点是译者对原文语言一无所知，而只能在各种不同的语境或情景中去猜测“Gavagai”这个词，结果引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之说。排除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哪里还有什么翻译理论可言！奎因要打掉“意义的心灵论”，同时又要证明在言语行为中指涉对象的不确定性。其贡献，与翻译理论所言的两种已知语言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硬扯进来，只能增添莫须有的混乱。

翻译理论的另一误区是玩“提喻”(synecdoche)的游戏，即：以部分代全体。典型案例是解构主义对翻译“再创造性”的极度张扬。有论者尊之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陈德鸿、张南峰，2000）。解构策略的线索并非“不确定”，而是非常清楚：在质疑“我注六经”之可能性的同时——即推翻“信”的原则，将“六经注我”的不可避免性推向极端，以“再创造”来消解不可重复/必须重复的悖论。此悖论，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antinomy)，因此不可以通过等级二元的重建来消解。换言之，即便在语用事件之“重构”这个问题框架内，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合法性就已经颇成问题了。然而，此翻译“理论”并没有到此就收手。它的最终目标是以“再创造”或“六经注我”为武器，去颠覆先在的语言结构，瓦解先在的写作/阅读成规，批判先在的社会文化上下文。这实际上是以“再创造”的名义来替代实乃消解其它翻译理论的可能性：“提喻”游戏的活用典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为我们揭示了“提喻”的政治含义和权力意志。不过，解构主义又认为“提喻”虽有暗渡陈仓之虞，但在话语实践中却无法清除。先指出某种“过失”及其不可避免，然后又凭此“过失”去横扫一切，其雄辩之力有如“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虚无主义反乌托邦倾向，与追求完美秩序的“信达雅”乌托邦追求一样，都是反认识论的。在哲理层面，两者均涉及本体和终极关怀问题，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可以承担积极的先锋批判的使命，但无法替代认识论探索和翻译理论之建构。德里达和奎因之言可以启发思考；就翻译理论而言却不足为据。中国学界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从乌托邦转到反乌托邦只有一步之遥。它对“经验——超验”的民族文化心态有先天的吸引力。

1.4 作为语言结构的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

何谓语言结构？国内文学/文化批评界热衷的话题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通过误读后结构主义而造成的常识性错误。符号无法单独存在；单个“符号”肯定不是符号。结构即系统。在索绪尔那里，语言结构是指水平的组合关系和垂直的聚合关系之间的互动(Saussure， 1960: 128-129)。“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就在此互动中发生。它仅仅承担了结构所具有的必要条件，从而在方法论上可以合理地悬置经验性言者/写者和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如言及“沟通(communication)或翻译的全部问题，则一定要考虑被悬置的其它要素。敝于此，就会视语言结构这个必要条件为充分条件乃至充分且必要条件，从而导致不合法的语言（结构）决定论。

在索绪尔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组合和聚合，哪一个是逻辑先在的呢？索绪尔语焉不详。在北美，坚持笛卡儿“普遍心智”(the universal mind)的乔姆斯基一直盯住句法问题即组合段。另外，从洪堡特(Humboldt)，中经波尔斯(Boas)，萨丕尔(Sapir)，一直到沃尔夫(Whorf)，几代语言学家们共同建构了一套“语言相对性”理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已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语言学支柱。他们的分析，也是集中在句段即组合段(Gumperz & Levinson， 1996)。

索绪尔的直接继承人和语符学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却将上述显性的组合段重述为“语言的过程”(process)，而逻辑上先在于此“过程”且使后者成为可能的隐性的聚合关系，则称之为“语言的系统”(system)(1963:9，39)。分析法的贯彻，使叶尔姆斯列夫发现：语言结构或曰“系统”是指聚合关系；组合/聚合的互动，实际上是聚合关系隐性选择在显性的组合层面之“现实化”(realization)。他指出：“没有一个系统支撑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没有过程的系统，却不是不可想象的。系统的存在，没有预设一个过程的存在。系统的出现，不必依靠过程的发现。”(1963:39)当今著名符号学家艾科(Umberto Eco)也持相同立场(1979:9)。当然，叶尔姆斯列夫并非断言在言语活动中，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他是通过分析法找出了逻辑上最具先在性的关系结构，以便揭示出语言深层的运作机制。

偏重组合关系或句段，是因为在各种欧洲语言之间，聚合关系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它们有共同的形态学(morphology)和音位学(phonemics)就是相似性的证据。这也是印欧语言家族得以成立的根据之一。一旦进入东西方之间的语言对比研究，麻烦就大了。我们知道，本世纪之前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如今的“语法”一说。文言文书面语连标点符号都不需要。《马氏文通》之后，中国人参照外来的模式建构了一套描述汉语组合关系的句法规则。此诠释性的抽象，反过来又成了规范现代汉语“过程”的依据。这种相当西化的句法，与古汉语/文言文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反差，再加上词义的变迁，结果古汉语似乎成了另一种“语言”。说它是另一种“语言”，是基于以下表面的观察：如果仅仅就组合段和语义而言——这正是当今西方“语言相对性”理论的关注点，其“语言能力”（乔姆斯基）是绝大多数当代汉族人所不具有的，反倒是一些汉语讲得结结巴巴的少数西方汉学家能进入其中且如鱼得水。另外，简体字和繁体字之别，使海峡两岸的青年一代在读起对方的文字表述时总会有不顺畅之感。那么，又如何解释汉语是世界上唯一尚存的古代语言呢？几千年不散的汉语共同体之根基何在呢？一旦按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路，视聚合关系为真正的语言深层结构，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是同一个聚合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化”而已。几千年的历时态演变在组合段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而聚合段却依然如故。这在世界语言史上是罕见的奇迹。鉴于此，在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就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到句法。否则，就会落入西方语言/文化“帝国主义”的套路。遗憾的是，我们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大多重句法，轻形态学。原因很简单：汉语没有欧洲语言意义上的形态学特征(如：前后缀等)。殊不知形态不仅指视觉/听觉可察的形态，更指抽象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形成力”(a shaping force)。没有诉诸视听的形态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形态。另一方面，少数语言学家在句法的框架内走极端，鼓动向古汉语的句法回归，将语言学家置于语言立法者的地位。西化的汉语句法，也是汉语的句法。语言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不应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对象，更不能将人文性终级关怀和本体论引入汉语语言学，偷贩不合法的超验问题。⑤究其学术视域之弊，是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汉语的结构问题。

1.5 汉语的聚合关系

汉语的区分性特征，语言学界已有共识：调位的(tonemic)、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它们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这三个概念入手，也可以进入汉语的结构问题（王宾，1997）。就翻译理论和结构的转换而言，有些可能的含混需要澄清。

首先，三个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欧洲语言为参照，分别对应于音位、多单节和拼音。这条思路不仅包含了原型/变体或中心/边缘等级二元先入之见，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有诸多不便。譬如，单音节词（语素）虽是汉语的最小表意单位，但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和三音节词，而西语中也不是没有单音节词。重叠之处，并不等于语言结构的相似，因为结构问题与每一个词内的音节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不重叠之处，又何以能说明结构的差异呢？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要尽量避免使用暗含了原型/变体等级二元式概念。只有同时平等地适用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范畴或曰“元语言”，才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组合和聚合才是中西共用的“元语言”概念。

其次，音位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调位不是。为什么？因为汉语普通话四声中的每一声往往都包括了几个尚未区分开来的单音节词（语素）。这个由不懂汉语的英国语言学家琼斯(Daniel Jones)提出的概念虽被中国语言学界认可，却问题多多（克拉姆斯基，1993）。要想检验很容易：将一段汉文用第一声从头念到尾，看看汉族人能否听懂。调位和音位都属于聚合段，但是调位的独特作用不在于区分意义。全为一个“形成力”，调位不仅决定了汉语平仄和韵律，而且使几乎每一个汉字（语素）都成为一个同音异义词(homophone)。各种歇后语，还有相声艺术，均可从同音异义词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在印欧语言中是罕见的现象。不可译性，在此处几乎是绝对的。唐诗的格律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何能转译成西语呢？

最后，“表意”是指方块字不直接表示语音，仅用来记录一个词从而使它代表独立的意义。这与方块字的外形特征无关。国内批评界有人接过“语言学转向”的口号，侈谈方块字外形如何高明，将其与某种抽象艺术的关系当成语言学的结构来发挥，犯了常识性错误。⑥汉文字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全部方块字的整体，而是由方块字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整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与方块字的字形本身无关。

调位带来的不可译性毋庸赘述。下文的个案分析将集中在表意文字的形态学特征——不是汉字的外形，而是基于汉字之间结合方式的结构问题。此特征并不玄妙。它是指：汉语的字词（语素）本身无人称、时态、语态、语气、性、数等变化；它没有冠词，也缺少西方语言意义上的情态动词；没有前缀和后缀从外形上来显示词性和词义的变化；等等。正是这种“不在场”(absent)形态学特征，产生了一种任何西方语言都没有的特殊的形态学建构力。以英语love为例，此动词性词位(lexeme)在其聚合段内包括了love/loves/loved/loving以及相应的助动词／情态动词搭配。通过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之挑选，其中一个语素(morpheme，被视为词位的变项)进入组合段，与其它一些通过法则从各自聚合段中挑选出来的语素在水平方向上结合，便有了短语，句子和语篇。反观汉语的“爱”，由于没有上述英语的形态学之分，从声音到外形都是“爱”，即：担当了词位（一般）／语素（特殊）的双重功能。其后果之一，是每一个词（语素）在组合段的词性／词义，不像英语那样受到来自聚合段的较严格的逻辑约束，常常可以在不变词序的前提下，改变词性／词义，从而读出不同的句段含义来。文言文可以无标点符号和断句的多种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不变词序的反面是随意改变词序，其极端的案例是汉语的回文诗。⑦标点符号的引入和句法理论的西化，掩盖了上述汉语的形态学特征。揭示这些熟视无睹现象的重大意义，就论证了汉语/西语之间结构转换的不可能性。

2. 个案分析

2.1 作为共时性文本的《静夜思》⑧

汉语文本数不胜数，为什么挑选《静夜思》？确定典型个案的标准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静夜思》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文本？

在语言问题的框架内，典型性就是共时性。共时/历时的划分不是以时间的跨度为参数，而是以研究的性质为依据。可将三千年作共时处理，从中抽象出基本稳定的共同要素；也可将三个月作历时处理，详细描述其间的细微变化。同为共时性进路，时间跨度不同，抽象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从先秦到当代，汉语共时性的最基始成分是由调位性和表意语素形态学特征共同组成的聚合关系。内化为语言共同体的行为自觉，就叫做汉语的“语言能力”。当然，先秦以降的历时态演变，虽然没有触动聚合关系，却在句法、词义、词形等方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因此，先秦汉语的共时性和现代汉语的共时性不可等量齐观，可以分开来做语言学的“知识考古”或者“谱系分析”。但是，不存在福科所言的“断裂”，因为聚合关系即语言结构未变。另外，语言学的共时性，不仅指文字语言，也指声音语言。不考虑声音语言的共时研究，不被语言学认可。最后，对共时要素的抽象或描述，要返回言语实践中受到检验，而唯一的检验权威就是语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说到底，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不是形而上哲学或文学创作；任何先验假设，都要返回经验实践去取得合法性。共时性的上述方方面面，就是挑选个案文本的标准。

《静夜思》的句段和语义对当代读者不构成任何理解上的困难。这就意味着：除了稳定的聚合关系之外，它的组合段以及语义都经受住了从唐代至今的种种历时性嬗变的考验，至少可视为一个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的汉语共时性文本。其次，一个文盲或学龄前儿童在听到朗诵此诗时，可凭其语言能力当下把握它的意义。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第三，由于上述两个事实，对《静夜思》的结构分析——这是不可译性的根据，可由汉语共同体内任何一个成员按照其语言能力来检验。语言共同体不同于文学或其它学科的共同体。后者由精英组成，前者无精英/大众之分。笔者的结构分析，如果与读者的语言能力相悖，错在笔者。由此又得出《静夜思》的第四个典型特征：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语言/文化文本而不是一个狭小的文学精英文本。语言是大家共有的，语言翻译研究不能以文学翻译为主导。

为论证不可译性，先陈列《静夜思》原文和一种大致符合英语写作/阅读成规的英译文：

静夜思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⑨

床前明月光 Before my bed is a pool of light;

疑是地上霜 Can it be frost upon the ground?

举头望明月 Eyes raised， 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低头思故乡 Head bent，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2.2 “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

如前所述，一个句段中每一个词（语素）都隐含着一个垂直的“未出场”的聚合关系。每一个聚合关系，都涉及一连串的词（语素）。在言语活动中，各聚合段遵循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各自筛选出一个词（语素）“出场”，在水平面组成句段。与“静”相关的英语词silence/silent/silently属同一聚合段。在该聚合段内，三者的区别清清楚楚。当其中一个按语言法则进入句段后(如：英译文中的silent)，另外两个便处于隐性状态，即“不在场”。汉语句段中的“静”同样隐含着一个垂直的聚合关系，其中就包括了“静”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可是，即使在该聚合段内，三者从语音到形态都完全一样。这一形态学特征，是所有汉字共有的。英语形态学规则，使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合乎英语语法的句段中将名词silence读成副词silently。错读将破坏语言的法则。如硬将silence改为silently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法则，那就要调整词序，重组一个句段。重组就意味着对各个聚合段“出场者”的再挑选和再组合。易一字而动全句，其实是指聚合段之间关系的调整及其在水平句段的投射。与之相反，由于汉字（词）没有欧洲语言的形态区分，所以当名词“静”被读成副词“静”时，句段中的其它字（词）就有可能与各自所属的聚合段内的“不在场”者调整关系，重派“出场者”却又不改变原句段的词序。通俗讲就是重新“断句”。当然，这种不改变词序的“断句”自由并不是无限的，仍然受制于汉语约定俗成的法则。但是，其自由度却是欧洲语言无法企及的。鉴于此，“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就凸显出来了。

“静夜思”可视为一个无标点的“文言”句段，有五种可能的“断句”。它们是“静”、“夜”和“思”所属的三个聚合段在水平的句段层面的五种可能的关系组合。五种可能如下：

1） 视“静”为形容词，“夜”则为名词；两者构成一个形容词组，作定语来修饰名词“思”。结果：静夜（形）+思（名）。

2） 将“思”读成动词，定语“静夜”旋即改变性质，成为副词性状语。结果：静夜（副）+思（动）。

3） 视“静”和“夜”为两个副词，修饰动词“思”；全句段为“静思”和“夜思”之合并。结果：静思+夜思。

4） 将“夜思”读成一个名词性词组，“静”则为形容词。结果：静（形）+夜思（名）。

5） 将三个字全读成名词，即“静·夜·思”。结果；静（名）+夜（名）+思（名）。

五种可能的“断句”表达了五种句段的含义(sense)。无论取哪一种，都不会与全诗的内容冲突。五种可能严格局限在结构分析的框架内，因此超越了与时空上下文相联的一切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其性质内在于汉语结构之中。其不可译性可从两方面展示。

首先，五种水平的组合关系及其生成的含义(sense)，在英语中必须由五个分立的句段来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取其中一个可能的“断句”，就是对其它四个的否定，同时也被后者否定。换言之，A与非A之分，已渗透到英语的结构中，前文转引的英译《静夜思》无论怎么修改也无法将五个句段压缩成一个。

另一方面，在包含了五种可能的“静夜思”句段中，形/副/名词的自由转换和彼此间关系的重组，实际上使得事物的状态（名）、性质（形）和活动方式（副）处于互动互换的过程中。在欧洲语言内，状态/性质/方式属不同的范畴，虽然彼此间形成关系，但各自的属性一定要区分。一旦像“静夜思”那样彼此替代，就会呈现出不同意象(images)的混杂交织，从而使每一个意象既“在场”又“不在场”，或曰“有无相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种审美和哲理的效果，能通过翻译再现吗？

解构主义或许会以此为据来证明解构式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分延”说(difference)。我以为不可。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解构主义，要解构内在于欧洲语言的逻辑成规，⑩然后从中读出“意义的不确定性”。“静夜思”的非逻辑性是由汉语的结构决定的，不是解构出来的。意义的确定和不确定，首先是由语言系统决定的。对于汉语读者来讲，“静夜思”句段根本不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另外，“静夜思”句段的五种可能“断句”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译性，可以接受语言成规的检验。解构的结果刚好相反——彻底冒犯了语言成规。最后，解构要将语言共同体熟悉的东西彻底地“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笔者对“静夜思”不可译性的分析，则要将我们视之为当然的东西条理化，明晰化。

2.3 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性

与写作/阅读一样，翻译一定会涉及行为的主体、客体以及他们所处的时空上下文。这也是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的热门话题。存在于语言之中且依靠语言来表述的哲理，要返回语言本身来接受审视。比较哲学提示的差异，往往可从语言的不可译性中找到根据。鉴于此，笔者应顺语言学理路，视“主体”(subject)或“自我”(self)为时空中的“指示语”(deixis)。涉及主体和时空的指示语很多，最基始的是人称代词和作为时间/地点的副词“此时”(now)/“彼时”(then)，“这儿”(here)/“那儿”(there) (Lyons， 1977:275-276)。于是，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就转化为人称代词在时空中的关系问题。提问的方式也就改变为：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摆脱“我”、“他”等人称代词的限定约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超越那些已经范畴化即语法概念化了的时空关系（时态等）所划定的界线？这可不是本质主义哲学的化简归约，而是分析法的追问。本节只讨论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时间问题待下一节处理。

《静夜思》无人称代词“我”。主语人称代词之“缺席”，是古汉语中常见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已沉淀在现代汉语的“语言能力”之中。否则，此诗会冒犯当代汉语阅读成规而令人不堪卒读。“缺席”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它来自人称代词聚合段所具有的灵活性(即：可以“在场”，亦可以“不在场”）以及此聚合段与其它聚合段在水平组合层面的运动。它对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的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作为观念的“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无须进入思维的领域。浪漫主义运动的“自我”和哲学意义的“主体”从意识中淡出。后结构主义或许会称之为“非中心化的主体”(a decentered subject)。不过，汉语的阅读成规不会从《静夜思》中读出“作者之死”（罗兰·巴特）。李白的主体性，已通过心理/形体动作而弥漫在主体与他物的关系之中。这个未出场的“我”，绝对不是“文本”中的一个既无神性又无人性的功能性纽节，而是所有关系的汇聚点。孟子“天下皆备于我”在汉语和儒家学统内其实是指“天下关系皆备于我”。“我”者，“不在场”的中心也。这与德里达批判的那种身处结构之外又要控制结构运作的“先验所指”(Derrida，1978)，完全是两码子事。德里达笔下的“不在场的中心”，是本质主义哲学观的“中心”，它预设了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自在自为的“主体”。西语人称代词“我”与“他”之分，则是主/客之分最基始的语言前提；“提示语”概念的提出，也只不过将此二分置于时空上下文之中。反观《静夜思》，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排除了独立存在之“主体”的可能，读者只能从主/客关系中体察到作者的存在。这种主/客在认知或审美心理过程中的合一，则由汉语的结构提供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包括塞尔(Searle)在内的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模式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该语言共同体的非语言行为，包括视觉艺术(Gumperz & Levinson，1996:32)。“决定”一词也许有语言决定论之嫌，但“影响”是肯定的：汉语的审美成规，使我们从一幅无人在场或者人形极不惹眼的传统山水画中读出人之精神的“在场”。诗画一体的艺术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方才日渐式微。

1989.

转贴于 另一方面，当《静夜思》进入汉语读者视域时，决定其接受方式的各项要素中，最稳定亦最基始的仍然是写/读共有的语言结构。与作为客体的诗相遇的另一个“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会出场。“我”与“他”是相辅相成的，无此即无彼。既然在阅读的当下把握中，不会有“谁在思”或“谁思乡”之类的问题出现，读者之“我”也就无须登场。“我”/“他”同时排除的直接后果是李白与无数读者之间实际存在的时空距离在阅读中消失。这种主/客合一的经验性心态，是心理学问题，也是形而上哲学问题，但首先是语言结构问题。论证“人/天合一”汉语文化传统的人生追求，不宜从哲学概念和命题中去找根据，而必须返回精英/大众所共有的语言。当然，当我们企图从李白的传记资料中去寻找解释的“权威性”，当我们按泊来的理论去思考《静夜思》如何“反映”或“再现”了客观世界，这时，“他”就出现了，“我”也同时登场。主/客在时空中的二元对立在意识中升起。

《静夜思》文本中的主/客关系如何传译？英语的结构和意义的生成方式，能允许译文中主语人称代词“I”不在场吗？更麻烦的是：哪一个词（语素）可以从特定句段中退出（省略），不是由该句段本身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该句段中每一个在场的词（语素）所从属的众聚合段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费尽脑汁重构一个“I”不在场的英译，也还要面对动词的形态问题。人称和动词形态是绑在一起的。（在有“性别”区分的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中，人称之分几乎与所有其它词的形态绑在一起。）动词单数第三人称形式预设了“他”；英译文中的动词形式预设了作为行动主体的“我”。在汉语阅读过程中，《静夜思》内五个动词的形态特征不预设“我”/“他”之分。一旦从阅读转入翻译，与人称和主/客相关的问题统统返回意识领域。翻译，就是改变原文中的主/客关系。

2.4 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

如果说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在汉语叙事中是相对的，那么动词时态无形态学区分则是绝对的。沉淀在《静夜思》字里行间的汉语时间意识由此而生。

何谓“时间意识”追问“何时”(when)。“何时”要凸显一个语用事件的时间上下文。在时间之中来追问一个语用事件在“何时”发生，又构成另一个语用事件。严格讲，我们只可以谈过去和未来，因为“此刻”瞬息即逝。英语动词时态的形态学区分，再现了英语共同体的时间意识。这是语言结构本身对“何时”的追问和回答。使用语言的人，即使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中没有直接提出“何时”的问题，语言结构已经将问题和答案置于言者的意识或下意识之中。不同的语言系统，呈现出不同的时间意识。

汉语动词无形态学区分，逻辑先在地排除了语言结构本身在句段层面对“何时”的西语式追问和回答。汉语共同体的成员在阅读《静夜思》时，不仅“谁在思”？而且“何时在思”的问题也不会进入思维和审美过程。在汉语结构中生成的时间意识，已将“过去”和“将来”凝缩在此刻当下的阅读活动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又将“此刻当下”撒播到“过去”和“将来”。在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数不尽的读者带着汉语特有的时间意识，在《静夜思》这个小小空间内来来往往，各自的身份又因主/客分野之淡出而无须界定。此现象大致可描述为：无限的时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有限的空间又在时间中扩张，从而为每一位读者提供了他/她身在其中的“无限的时刻”(a timeless moment)。这正是语言结构的张力和魅力之所在。表面看，此现象类似后现代文化批评所言的“时间的空间化”(the spacialization of time)或“超空间”(hyperspace)：过去/未来化为特定空间的一刹那。其实不然。造成西方后现代社会“时间空间化”的原因，是认知的“零碎化”(fragmentation)，“时间的断裂”(temporal disconnection)，“神经质的崇高”(hysterical sublime)，乃至“精神分裂或毒品式的语言”(schizophrenic or drug language) (Jameson，1995; Kellner，1989)。透过上述扑朔迷离的后现代言说方式，可依稀窥见西方先锋派文人在试图破坏语言和文化成规的过程中如何同时又承受了破坏带来的阵痛痉挛。《静夜思》“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同时进行，不是对语言成规的破坏，而是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可能。这里只有在自然语言之中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美学的崇高。此外，西方后现代批评家杰姆逊(Jameson)对“时间的空间化”批判，恐怕与英语的时间意识以及他本人的黑格尔历史观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

如果以上分析言之有据——语言之据而非哲学思辩和诗歌的想象，那么谁又能反驳《静夜思》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呢？

2.5 “思”的心/脑关系不可译

在“思”的聚合关系中，不仅有名词“思”和动词“思”，不仅有动词“思”的各种可能——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思”，而且还有与“思”的语义相近或相异从而可在句段层面取代“思”的其它表示动作/性质/状态的词（语素）。前者在聚合段内没有语音和词形的区分；后者（如：“想”、“忘”等）则因语义和词形的区分而减弱了翻译的难度。可是，一旦对“思”作一番语义学考察，并与英语中可能的对应词（语素）加以对比，就会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静夜思》英译的“思”取名词“thought”，悬搁了动词的“思”。这已经是对不可译性的遮蔽。再往深追探，英语的“思”在其聚合段内包含了一个表示情感的词（语素）。在此聚合段内，think/thought与feel/feeling之间的形态学区分是清清楚楚的。

汉语“思”是这样吗？“思”是理智行为还是感情活动？“心思”能作理智/情感二分吗？汉字“思”由“田”和“心”两个字合成。词源学研究或许会从中引出心/脑合一的假设。共时性研究当然不能以此为据，而是要考察词源学/发生学揭示的现象在经过数千年历时演变之后是否仍然存在。我以为仍然存在。现代汉语的常用表达方式“我心里想”便是有力的佐证。此句直译成英语“I think in my heart”就莫名其妙了。转换为结构分析，可以认为：汉语“思”在其所属的聚合段内，或强或弱地将英文的think/thought和feel/feeling凝缩为一个词（语素）。于是，区分心/脑、理智/情感的两种词（语素），在聚合段内失去了形态学的区分。语义学只告诉我们“一词多义”；语形学即结构分析则告诉我们“一词多义”如何是可能的，尽管后者要通过语义分析的渠道才能进入结构。将《静夜思》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时，我们无法避开汉语“思”的形态学特征带来的问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Wulfgang Kubin)在《关于“异”的研究》一书中辟出专门一章来讨论《静夜思》与德国诗人艾兴多夫《月夜》的区别。他先将“静”锁定为形容词，然后将全诗的基调理解为“冷静的陈述”。这也就为“思”定了性：与脑与理智相关的语言符号。然后，他又以准数学公式为工具，来证明《静夜思》的审美意蕴如何不同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顾彬，1997）。如果按此基调将《静夜思》译成德文，恐怕会将英译本中尚可找到的情感成分涤洗得一干二净。与之相反，英译本添加了一些汉语原文中没有的饱含情感的表述：“多么明媚”(so bright)，“一池月光”(a pool of light)，“为乡情所淹没”(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这些由译者编造的意象，是为了满足接受美学所言的英语读者的“期待视域”。对一个汉语读者来讲，“思”既没有华兹华斯(Wordsworth)所要求的“强烈情感的自发漫溢”，也不讲究18世纪新古典主义推崇的“巧智”(wit)。原文中只有传统水墨画似的“虚”（地霜）和“实”（月光）的对衬。在西方智性传统中代表了思想和理智的“头”，曾两次按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行为模式运动（“举头望”和“低头思”），似乎为“冷静的陈述”提供了根据。其实，在虚/实的画面中，“头”的两次运动只不过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过渡：明月（实）暗喻合家团圆，地霜（虚）暗喻清冷孤寂。心/脑或理智/情感在虚实对衬的画面中阴阳互动，使“思”的清醒（理）和冲动（情）不显痕迹地揉合在一起。这个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并获得文化符号学支撑的意境，又如何能转换成欧洲语言呢？

3. 小结

本文没有建构任何可具体操作的翻译理论，而只是通过“不可译性”的论证来确定翻译理论的性质和边界。科学认识论的宗旨是为人类认知能力设限划界；翻译理论亦然。

本文首先区分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认定只有后一种进路才能通向翻译理论。本文又区分了先验进路涉及的四种必要条件，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认定前者为最基始最具先在性的条件。笔者顺应现代语言学理路，认为语言的必要条件即结构指向了语言符号的聚合关系。《静夜思》个案分析表明聚合关系转换的不可能性从而论证了不可译性。

在哲理层面，不可译性与康德意义的“自在之物”相关。乌托邦翻译观要进入“自在之物”并认识和把握“自在之物”。反乌托邦的翻译观则不承认“自在之物”，只有现象界内的不断地“再创造”。从诠释学角度审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均属“过度诠释”。 11 任何一种翻译理论的建构，只有恪守认识论立场，才能避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种极端。在文化批评实践中，不可译性与“他者”或“另类”(the other)相关。将“他者”归约为“同一”(the Same)，遂有文化帝国主义；极端文化多元论则将异类文化的“他者”视为“我”的不断创造。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共同点是：以规则的含义——普遍规则或独特规则，来宰制作为经验个体的“他者”。文化多元论既可以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入侵，又可以为本土的专制主义辩护，其秘密就在于此。本文未加阐述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涉及到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和不可译，对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有重大意义：每一个人及其经历的每一个语用事件，都是一个“他者”，要承认和尊重其不可译性。语言结构和个人化语境，在四个必要条件中分属最稳定和最不稳定两端，不可译性则是它们的公分母。

注释

1 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在此之后约十年内公开发表的重要论文，可参见《翻译新论》，杨自俭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新论所收的论文大多注重翻译行为，先验意识尚弱，尽管乌托邦色彩已淡出。

2 “临在性”乃海外新译。中国大陆通常译为“内在性”，易引起误解。“内在”与“外在”相对；“临在”与“超验”相对。“临在”的通俗解释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每一处；因此，它与经验相关，但又不等于每一次经验。老子的“常道”，就是一个临在性概念。“超验”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下文。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上帝既是超验的又是临在的。笛卡儿之后，超验维度不断被削弱。认识论和语言学只涉及临在性问题，不讨论超验问题。终极关怀或乌托邦，因处于人类经验之外，是理性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提出的问题，已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以也归于超验。康德的“物自体”（“自在之物”）属超验范畴。黑格尔之后的本体论打掉了“物自体”，为偷贩超验开了方便之门。

3 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含义是清楚的。分析法则不然。近代认识论之后的“分析法”，康德有一个界定：“分析法和分析命题完全不同。分析法的意思仅仅是说：我们追求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既定的，由此上升到使这个东西得以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在这种方法里，我们经常只用综合命题。……不如把分析法叫做倒退法更好些，这样它就同综合法或前进法有所区别。”倒退法又称“回溯法”。康德用分析法追出“先验范畴”；索绪尔用分析法追出“语言”（la langue）。寻找必要条件的先验进路，采纳的是分析法。参见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文，p.33，商务印书馆，1997年。

4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认为：神话(myths)同时兼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非历史性”(ahistorical)和“历史性”(historical)等双重性质，从而在第三个层面自成一体。这就引入了非结构性问题，返回到集历时和共时为一体的lelangage，而他的神话分析却又集中在结构(LeviStrauss， 1955)。如果说作为一个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原则时出了偏差而受到责难(Culler，1975:40-45)，那么，利奥塔(Lyotard)的后现代社会语用学则公开抛弃了“语言结构(la langue)，理直气壮地返回“语言”(le langage) (Lyotard，1980)。

5 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6 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J].文学评论，1996，（4）.

王树仁.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上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25、28、29.

7 刘逸生.诗的七巧板结构[N].羊城晚报，1997-12-14（17）.所举之例可归于“部分改变词序”，其中涉及杜甫的《日暮》，常建的《落第长安》，李商隐的《锦瑟》和《无题》，柳宗元的《渔翁》，杜牧的《清明》等。叶维廉在《中国诗学》[p.15， p.27-p.28，三联出版社，1992年中引用了近人周策纵的旧诗，则是“彻底改变词序”的“字字回文诗”.五言四行共20个字，排成一个圆圈；从其中任何一个字读起，顺不同方向，按五言四行断句，获40首格律诗。任何句法理论都无法解释回文诗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回文诗的灵活性来自汉语聚合关系结构的独特运作方式。

8 在《汉语思维/审美问题的语言学探究》和《重返结构》两篇文章中，我都引用过《静夜思》。本文再次引用该诗作个案分析，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前两篇文章从句段展开再涉及聚合关系，没有突出聚合段的先在性。另外，《重返结构》多次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调情”，对结构问题的正面阐述未能理直气壮。本文对当代批评理论反认识论情结的再批评，也是对前两篇文章的反省。

9 转引自许渊冲.Song of the Immortals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

10 德里达在“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此立场：“All sentences in the type ’deconstruction is X’ or ‘deconstruction is not X’， a priori， miss the point，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y are at least false. As you know， one of the principal things at stake in what is called in my text ‘deconstruction’， is precisely the delimiting of ontology and above all of the third-person present indicative: S is P.”转引自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 [M]. Fontana press， 1989. 20-21

11 艾科(Umberto Eco)对“过度诠释”的批评，实际上预设了作为“自在之物”的文本之存在。卡勒(Jonathan Culler)为过度诠释的“辩护”，也没有否定“自在之物”。艾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卡勒的文学批语理论，都采用了认识论先验进路，有别于乌托邦/反乌托邦的“过度诠释”。参看Stefan Collini主编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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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例10

从掌握英语的规律来看，只有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语言。要掌握英语，主要的途径是多练，而不能单纯依靠老师的讲解，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语言知识的讲授和言语技能训练之间的关系。讲解要精辟透彻，实践要多而有效。

什么叫精讲？简单的说：精讲就是要用最少的话，最少的时间，讲清楚最必要的东西。具体的说，精讲指的是：

（1）所讲的理论知识和语言材料必须是经过精选的，而且要掌握中心，抓住重点。课上只讲为学生实践与训练所必须的。

（2）精选的语言材料，特别是中心和重点必须讲述，使学生能抓住精神实质。

（3）在保证讲透的前提下，语言精练，字句清楚，说话生动，重点突出。

怎样才能有利于精讲？

（1）“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教师的讲授应避免用过多的术语和过多的抽象概念。

（2）对语言材料不宜作过多、过繁的分析，应限于理解材料所必需，简明扼要、适可而止。

（3）Z言知识的讲解以归纳为主。

（4）知识分步走，可逐步加深，一次不要讲的太多。

什么叫多练？多练不是盲目的练，而是在精神基础上，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内外让学生有大量的实践机会。而且练要练在刀口上，训练要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实的语言实际。

有利于学生大量实践的几个措施：

（1）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课上进行群练活动。

（2）凡学生能胜任的工作，尽可能让学生来完成，教师不要包办代替。

（3）课堂上个别活动与集体活动相结合。

（4）课内外要结合。除课内要多进行操练外，课外也要分秒必争，大量实践，创造良好的英语环境。

二、综合教学的原则

综合教学原则要求在外语教学中必须正确处理语言诸要素之间，语言和言语之间，听说读写之间的关系。语言是由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有机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语言，也不能起语言的交际作用。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遣词造句的规则。由此可见，语音、语法、词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应该把英语作为一个整体来教，作为一个整体来学。孤立的学习语言、语法、词汇，不可能真正掌握语言。人们掌握本国语言是在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活动中学得言语能力和技能的。人们学习英语也应该在把英语作为佳绩工具的功能活动中学习。学习英语应由一定的语言环境，即前后联系“上下文”中进行的。因此，学英语就应该整句的学，在“上下文”中整段、整篇的来学。听说读写这四项语言能力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听说一味领先，读写跟不上，也不会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听说能力也不会巩固。当然，听说读写训练的数量、比例，训练的难易要求，可以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阶段的不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