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例1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语言哲学观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2)01-0011-04

1　引言

20世纪的哲学史总体上讲是一部语言哲学史。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现代各哲学流派无法回避且必须作出正面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各哲学流派的语言观，尤其是语义观成为它们进行激烈思想争辩的重要场所之一。客观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近现代人类思想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体系。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概念和思维领域，伴随着这一过程，以Lakoff，Johnson等为代表的大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创立体验哲学，也称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这三种哲学对语言问题都有过阐述，但客观主义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更加具体、更加系统，分别形成客观主义的外延论和内涵论语义观以及经验现实主义的认知语义观。相对来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显得较为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语言理论，尤其是语义理论。本文拟对比研究以上各哲学流派认识论和语义观的核心――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并侧重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和挖掘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语言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挖掘十分必要。

2　真理观比较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客观主义认识论始终坚持认为有绝对的、先验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存在。虽然不能明确地回答真理来自哪里，存在于何处，但它们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所不同的只是获取真理的途径和手段。经验论者认为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的感觉和经验。唯理论者认为感觉和经验是靠不住的，获取真理的唯一手段是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在获取真理时要坚决摒弃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我们看到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它们都持有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辩证唯物主义同样坚持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既然是物质的世界，那就可以被人类认识。但与客观主义认识论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反对经验论又反对唯理论。就曾明确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991：29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没有上升到理性思维的感觉和经验不可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停留在感觉和经验基础上的反映论只能是机械的反映论；单纯的理性思维缺乏与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并且思维成果的正确与否无法得到最终的检验。据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实践的观点，认为实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思维与现实的桥梁，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思维的最终成果是否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可见，获得真理的途径之不同是客观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持有的也是可知论。

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理论体系目前正处于建设之中，关于认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明确、正面的回答。我们认为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我们从经验现实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的论述中可以分析出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相对的、有保留的可知论的观点。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到Lakoff等人对范畴理论的重新思考以及Lakoff对数理逻辑和爱因斯坦物理理论的哲学解读，这一切都表明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思维世界和语言世界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和经验的，它们与现实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然是通过思维和语言来实现的，那么人类就永远无法达到对客观外界的绝对的真理性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切认识都烙上了人的印记，永远都是隔着镜子在看事物。换句话说，真理永远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3　语言观比较

3.1　客观主义语言观

客观主义的语言理论建立在其认识论基础之上。客观主义的语言观重点体现在其语义观上。比较典型的客观主义语义理论包括指称论、观念论、证实论、真值论、真值条件论以及蒙塔古语义学等。我们认为从广义上来讲，所有这些语义理论都可视为外延论语义学，因为它们强调的都是语义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同之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如实的、精确的描写与再现。

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所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人们把《逻辑哲学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总结为“图象理论”。“图象理论”的基本构想是：语言与世界对应，语句构成命题，命题是事态的图象。(陈嘉映2003：143)可见，其图象理论是较为典型的外延论语义学理论。弗雷格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区分了系统意义(sense)和外指意义(reference)。他认为在语词和现实世界之间还存在有“观念”这一心理表征层面，语词的意义是它所表达的思想或概念。可是在弗雷格的理论体系里，“观念”是如实地、镜像般地反映客观世界，所以虽然多了一个“观念”的层次，其实他的语义理论仍是一种外延论。维也纳学派基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出证实论语义理论。他们强调一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其经验成分，它要得到经验的证实才有意义，它的意义就等同于证实它的方法。真值论认为研究语句的意义就是要研究其所表达的思想在哪种情况下为真，哪种情况下为假。真值条件论与蒙塔古语义学也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外延的角度论述了语句和命题的意义，其理论追求也同样是语言表达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

3.2　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

Lakoff和Johnson等人从研究范畴理论出发，对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认知模式不断探索和总结，进而企图揭示整个人类认知系统的工作机制。Lakoff等人摒弃了客观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方法，转而借助于Labov，Rosch，Kay以及Narayanan等人的心理学或神经生理学实验的成果(高远李福印2007：127－133)，吸取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开始从认知的角度重新思考和研究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语言意义的关系。从范畴和类典型理论出发，逐渐揭示了人类隐喻思维的工作机制和人类种种普遍的认知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Lakoff和Johnson等学者逐渐开始对传统的客观主

义哲学产生了怀疑，他们对语义问题的研究走了一条非客观主义的、基于人类体验和经验的路子，进而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即经验现实主义哲学。

紧随Lakoff和Johnson之后涌现出了一大批认知语义学家，包括Jackendoff，Langacker，Givon，Taylor，Geeraert，Fauconnier，Sweester等。所有这些学者都对认知语义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大大推动和促进了认知语义学的发展。他们的观点虽有一些差异，但都否定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语义研究中的经验观、百科观、概念观、原型观、意象图式观、隐喻观、寓比观、象似观、认知模型与激活理论等，这些都与客观主义语义学截然不同，也是客观主义语义理论所无法比拟的。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现在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挤身于主流哲学之列。在语言研究领域里，它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的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指导着人们对语言现象和规律作出更深刻和合理的解释。

4　辩证唯物主义语言观及其丰富和发展

4.1　实践与体验

从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著述中可以发现其语言观是较为宏观的，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诞生始于其对语言与概念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它集中论述的恰恰是较为系统的、具体的语言观和语义观。因此，它有可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语言理论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这在理论上有其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虽然在本体论上存有一定的差异，但从主客体互动的角度来看两者存有较大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认识论部分特别突出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体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相关的著名哲学命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等。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991：284)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即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1960：34)。

Sweester曾指出，“我坚决同意那些语义学家的观点，认为语义是根植于人类认知经验的，包括文化世界、社会世界、心智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经验”(Sweester 1990：12)。Gee也指出，“语言关系并不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实践之外，也不是在这种实践之外学得的，语言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Gee 1999：30)。经验现实主义认识论同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样认为“实践”，即“体验和经验”在人类认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2　语言与思维

斯大林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较为具体的论述，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无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斯大林1979：527)。我们从斯大林的论述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已经认识到语言是思维的一种物质手段和体现形式，并将思维固定下来。这种观点和认知语义观基本吻合，但认知语义理论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知语义学家们把语言和思维作进一步切分，认为语言不能完全等同于思维，思维是一种心理活动，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并不能完全描述思维和心理活动。皮亚杰认为形象思维和运算思维都不依赖于语言。Foconnier和Turner也认为内部认知运作独立于语言。Lakoff也指出理性思维可以超越文字符号，并且进一步指出，“有意识思维只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无意识思维至少占整个思维的95％”(Lakoff 1999：13)。

经验现实主义不仅把思维和语言进行切分，同时还指出模糊性是语言尤其是语义的重要特征，不容忽视。正如王晓升指出的那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虽然日常语言字词的意义可能是模糊的，但是只要它正常地发挥作用，达到目的，那么它就是合适的。虽然精确的语言是令人仰慕的，但是它们不仅是脱离生活的，在生活中无法使用，而且人们所追求的这种精确性是制定不来的”。

4.3　三个世界的划分与真理的相对性

语言哲学观论文例3

“美辞”论者认为“语文课”不是教学生学语言也不是学言语，而是学习修辞——美辞：听读上能鉴赏美的辞、说写上能使辞美。在经历了上述无休止的争论之后，近几年出现了自称“本质悬置”和“反本质”的声音。“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了，暂且将本质“悬置”，转而说可以说的“‘语文’不是什么”。“反本质”论者则认为不是“语文”的本质说不清楚，而是本来就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原本就没有“语文”这么回事，甚至有人主张将“语文”还原为“国文”，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由以上的简略梳理可以看出，在半个多世纪里，学界对该学科本质的认识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而“语文教育本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什么“语文教育本质”研究会陷入这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困境，乃至有人声称干脆“本质悬置”或“反本质”呢？第一，研究对象不明。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本意是弄清楚“语文教育本质”，有的研究者也申明自己在探讨“语文教育本质”，但实际探讨的却是“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与属性，而且经常将这几个有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相互替代使用。第二，研究方法不当。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拆字—析字法”界定“语文”二字。例如：有几位著名语文教育家、语言学家在其重要文章里或在大型研讨会上的如下表述都有“拆字—析字”之嫌：“语就是口头语，文就是书面语，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语文课，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我想中学的语文课是指语言文学。”由于先拆字再析字，对“语”的解释有了母语、汉语、口语、语言、言语、语感、现代汉语等，对“文”的解释有了书面语、文字、文学、文章、文化、人文、文言文等。这样，“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本质说不清楚了，而“语文教育本质”就更说不清楚了。二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确认“基本特点与属性”。传统的“文道统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性”说、五种“言语”说、“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说、“人文性”说、“模糊性”说、“美辞”说等性质观，都与此有关。三是将“特点”、“属性”等同于“本质”。李海林已经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界已经习惯于用“××性”这种言语方式来表达对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性”仅仅是一种指向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用“××性”概括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性质是把它的某一外部特征当作了内部性质，而揭示“本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下定义。第三，知其难而退缩。所谓的“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转而说“‘语文’不是什么”。例如：不是语言教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不是文学教学、不是培养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课，不是言语形式教学、不是言语内容教学等。其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悬置”，而是在“反向”地说“本质”。所谓的“反本质”论者认为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语文”这么回事，意欲放弃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问。例如：有人认为把“国文”改为“国语”进而改为“语文”决不是科学的明智之举，现在把“语文”还原为“国文”不是复古，而是拨乱反正；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与机械分割，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本质”，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用以消解乃至放逐形而上学“本质论”的“反本质”方法论，并不是主张通过放逐或分割使该事物不再是该事物，而是强调只关注“现象”和“存在”本身，闭口不谈本质，压根儿不承认事物有“抽象的本质”。这三种原因的共同点是研究方法不正确，方法不正确又是因为方法论不正确，方法论不正确的根源又在因哲学意识淡薄而没能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

“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强化哲学意识——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吸收其方法论——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并吸收其方法论。那么，包含着“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方法论的可靠哲学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在于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分析哲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有较大差异，但都重视分析的方法、强调进行语言分析。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使世界的本质结构得以呈现；而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哲学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表意不明、歧义丛生。因此，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应该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实践来考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语言正常用法的错误使用。因此，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歪曲，还语言以真面目。分析哲学的共同旨趣是通过语言分析给语言“看病”，代表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取向。我国学者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指出：分析哲学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学者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

哲学解释学是在20世纪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针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的渗透与制约的反抗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足以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基础；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显现，即“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类的母语学习即意味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成长，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自身对于世界解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习者的有限性，语言的界限即是理解的界限。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它离不开“前见”的影响，是理解者自身视域与历史流传物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理解方法。分析哲学追求精确严密的语言分析，代表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主张对语言意义进行理解，代表着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起初是旨趣不同的两个哲学派别，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两派哲学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分析”与“理解”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逐步从方法论角度克服各自的片面化信念与主张，呈现出对话和融合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极为关注语言，分析哲学由于对语言的关注才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解释学始终把语言看作一切“理解”的基础。正如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所说：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融合的趋势，已经为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研究“语文教育本质”应该用“语言分析”和“语言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理解并明确地回答“语文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

语言哲学观论文例4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哲学；马克思语言哲学；当代论域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28-05

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溯源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根源，不得不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洪堡特两个人，这两人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乔姆斯基与洪堡特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洪堡特是19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的概念，它实际上指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他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1]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伴行者，也是思想的手段。理解语言内部形式，是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在划分一般感知时出现的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语言内部形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对不同物体、活动、质量和状态的划分为语言进一步形成直接提供依据。洪堡特的这种语言世界观和语言的创造性特征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洪堡特于19世纪初即提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其理论，并借鉴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后（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提出了他的“天赋说”。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建立在他对一些重要现象的观察之上，而这些现象绝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做出正确的选择。乔姆斯基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承以及自己的理论创新，使得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提出了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命题意向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就是人（命题意向主体）在理解、诠释自身；每一个人都站在世界之中，用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与对时代和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己。人在世界之中，同时又通过世界来理解其自身。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亦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影响，二者从两个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思考。他们对语言基本属性的阐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他们能宏观地捕获语言的基本特质并进行科学分析。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上有交叉、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2]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这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既是结构严谨、自组织性极强的、相对自足的简单系统，又是与多个相邻系统交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系统”，[3]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也直接促成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57年出版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构建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拉开了第三次语言哲学转向的“认知革命”的序幕。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开始关注人脑的形式属性和普遍语法，注重语言哲学理论的构建，强调语言哲学及语言的解释性，采用假说―演绎性的理论方法，开创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视角。[4]

乔姆斯基明言其语言哲学思想是对皮尔士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皮尔士，乔姆斯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哲学背景是皮尔士一般知识获得体系。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天赋思想借鉴了皮尔士认识论的两个重要思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模型中融合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演绎―归纳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儿童从有限素材基础上本能地利用溯因推理建立假设和理论，创造性地演绎生成新语言事实，再由归纳在经验中检验这些新语言事实，从而获得语言知识。这是乔姆斯基首次把哲学融入语言的概念里，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使得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意义。

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内涵

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哲学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它的主要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现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的逻辑句法。这是一个从语形到语义的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进入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以语义分析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哲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基础问题的分析展开哲学讨论。语言的哲学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的典型标志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语言观点或者理念就决定了一定的哲学思考范式。

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机能的先天性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特征和自由的重要性。[5]他认为，自由是保障人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先天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社会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发展的环境，使人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乔姆斯基的这种在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由观有其独特性，它把人的本质与价值看作是自由的基础和目的，把人天生的心智机能看作是自由的限度，把言论和思想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丰富了自由的内涵，同时，也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集中地体现为心灵主义、自然主义、内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最佳理论”，他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心灵主义指的是，用计算―表征论去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自然主义是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内在主义强调研究人脑内部的抽象表征；而个人主义是指，所研究的大脑内部状态是个体性的而非集体性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是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物体；但他对描述二者的理论术语和论断的实在性，采取“最佳理论”研究态度。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同时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成能力是语言哲学规则的潜在形态，语言哲学规则是语言生成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语言哲学的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哲学的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语言的生成能力。[6]

基于批判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提出了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并更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模块性思想。乔姆斯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本能的假说，并明确提出语言模块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7]。达尔文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突现进化论者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及进化。对此，乔姆斯基是认同的，乔姆斯基提倡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唯理论是其语言天赋论萌芽的土壤，普遍语法是普遍主义在语言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语言天赋论告别了古典唯理论里的“灵魂”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乔姆斯基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证，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二是多角度论证普遍语法的存在，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辅假设、理想化、最佳理论、溯因推理、直觉证据等），四是内在化语言研究的意义。在使每个方面论证内容具体化、论证思路清晰化的基础上对生成理论进一步评价、批判和发展才成为可能。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为后来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犹如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哲学思想，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批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运用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语言现象做出了系统完整的哲学解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类的语言能力包含“天赋”成分，这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实践性的人类思维活动的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8]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还是一个包含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语言的普遍性和个性的三个方面辩证统一思想的完整的语言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语言内在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可解读的思维资源。[9]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化语法，是人类语言能力模式的哲学表述。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在语法来揭示出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者说，通过探索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来解释人的生理机制，揭示人类自然语言习得的奥秘。

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第三次语言哲学的转向。自此，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西方语言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先后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已经进入现代语言哲学论的新时代。在此语境下，由于语言从交际工具变成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语言哲学不仅成为哲学的前沿分支学科，而且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时代标志，这也使得语言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出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情况。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辩证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根据马克思对于语言的“实践性”的观点来看，语言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10]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特色在于，它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趋势，又具有较强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它主张，从感觉、直觉到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它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总体性维度，通过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文化哲学分析，彰显了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人类特有的精神本质和能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本质上是将语言看作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通过实践了解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范畴和概念来理解世界。外部世界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真实性。语言具有固定意义，人们只要用清晰和准确的定义是可以触及客观的。在获得语言固定意义和清晰定位的过程中，应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手段，这样的表述或多或少的有些生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11]

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强调人们的日常实践凭借感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感觉、道德、美学和精神意识，人们是通过想象而非理性获得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将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经验现实主义在认知隐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们是通过想象性推理而获得意义的。意义蕴于人体机能和社会经验，意义的结构源于概念之先的结构，抽象的概念源于隐喻和换喻的映射。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则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生硬。正是在此语境下，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乔姆斯基借助维特根斯坦、洪堡特、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乔姆斯基的这种唯理主义思想起源于柏拉图，但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笛卡儿和洪堡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唯理主义不仅克服了前辈思想家的二元论，而且还与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经典自由主义等相联系，为其语言研究和政治研究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吸收与批评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乔姆斯基认为存在“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的语言。[12]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究其实质而言，这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语言的“实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经验主义语言学的缺陷，他大胆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理想化、形式化的方法等，把语言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语言的“实践性”。[13]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及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和他的理论的开放性和相对性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其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为基本前提。

四、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对中国语言

哲学建构的当代启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强调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模糊性以及建构性等特征使得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表述客观事物；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是在诸多动态的语境中发生的。

中国语言哲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元语言。中国语言哲学体系中的元语言是人类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我国语言学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不妨学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由世界进、从语言出，着力语言学思想的创新。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哲学命题的解构分析，更应该展开元语言的建构，即通过转换语言结构分析程序建构出反映认识范畴的表达式。比如概念分类和整体切分作为不同的认识范畴，通过日常语言学派的词语用法分析不容易区分开，通过转换分析建构出表达式，可以有效地得到区分，相关的外延扩大和限制问题也能得到解释。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强调各类语境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并不孤立存在，在现实的语言学习中，建构合理的语境，形成有效的互动协同，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有利于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也不应该忽略此点。同时，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还应强调本体论语言哲学，这是由于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需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需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中国语言哲学建构既要预先关注哲学中的认识范畴，也需要掌握语言结构分析程序。中国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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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 of Chomsky's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ue-lan

语言哲学观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48-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 house of 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2]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 “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3]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4]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 “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5]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6]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7]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8]，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10]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12]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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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例6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语言哲学观论文例7

一、引言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而在语言学界,现今一般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部分,并且认为理论语言学应当是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对语言进行实证性研究是语言学的主要部分,同时它需要理论语言学作指导、作方法论,但是理论语言学又应当以什么作为指导和方法论呢?答案应是:哲学。

理论语言学之所以和哲学密不可分,是因为只有哲学是涉及面最广、概括程度最高、涉及的问题最为复杂和抽象的科学,而且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穷根究底,并且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因此理论语言学必须和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并且在正确的哲学学说指导下,同时吸收和采纳实证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理论语言学研究不断获得突破和进展。

二、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历史上每次语言学的重大变革都是以哲学的突破性进展为先导的。而语言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应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凭借“直接地认识”来描述现象,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使哲学最大限度地获得表述的明晰性,从而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学者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的形而上学颠倒了语言和人的关系,语言从一种“它在”变成了属我(人)之物,从而晦蔽了存在:“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和模糊存在的明显状况,也就是造成了失去存在的可能性。”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将长期被颠倒的语言和人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所谓语言的“它在”是指语言只是作为“存在之家”而在,但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又注定了召唤人的栖居。人必居于“在”之中,即必居于语言之中。于是,“语言控制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具有“此性”和“彼性”之分,语言的此性使人们堕入跟随“公众意见”的现世沉沦。而语言的彼性则是作为“无物的声音而默默到来的,它将人唤过喧嚣在耳的公众意见(此)而面临虚无(彼)。”人通过超越“此”而走向“彼”即是走向这种去蔽以后回归始初状态的本真语言――诗性语言。诗性语言昭示出被世人遗忘了的人与自然的非世界性关系,使人获得了在大地上生存的本质――“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因此,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之思在根本上是一场关于语言、存在、真理的对话,如他所说:“思与诗的对话是为了唤出语言的本性,以便必死之人得以重新学会生存在语言中。”在海德格尔这里,诗与思的对话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生存的决断,语言问题被提到了此在的本体论高度。

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创立了现代哲学解释学。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批判了各种语言工具论。他通过对词源学和哲学史的考察,指出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logos(逻各斯)在其本来含义上,是作为语词与对象的统一体,而到柏拉图时代则分裂为对立的二元。柏拉图关于语言的理论就建立在客体或理念对语言的先在性前提上,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摆脱语言控制又反过来控制语言的漫长过程,“而处于这个方向尽头的是近代关于语言的工具理论和理性的符号系统的理想,挤在图象和符号之间的语言存在只能被认作纯符号存在”。他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语言”问题和“存在”问题结合起来,认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而“诗歌的、艺术的语言”才具有唯一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借助于这种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人们就可以实现对本真的回忆和重新认识。哲学语言通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转向了另一个天地――艺术的、诗的语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是“原始性语言力量在思想领域中的突发”,“‘语言’因此以全部直观力对其生活世界的持久性根基来说成为至关紧要的;……势所必然,语言本身成为它在哲学上的自我把握的对象”。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形式或纯工具,而成为唯一的结构化的现实,关于世界的语言经验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原先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

从总体上说,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镜式语言观,将语言作为一个中心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静止的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这种转向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导致了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革命。

(二)结构主义和语言学

“在当代各种哲学思潮中,其语言学基础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结构主义了”。语言学家布洛克曼强调:“要是离开了语言学……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结构主义所作的认识论的研究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后来分化、发展而成的“转换――生成语法”是结构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主要包括:(1)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词项的意义依赖于词项之间的关系;(2)语言与言语不同,前者是社会的现象,后者则是个人的现象,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是语言,而不是言语;(3)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分为三个支派:以特鲁别茨柯依(H.C.Tpyoellkoia)和雅各布逊(R.Jakob-son)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布拉格音位学学派;另一支派是以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亦称语符学派;第三个支派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俗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代表是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和霍凯特(C.F.Hockett)。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分析、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分化、发展出一个新的语言学派,即“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其创始人是乔姆斯基(N.Chomsky)。他的语言学理论的中心是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每一种语言系统都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层次。表层结构是人们可以“说出、写出、听到、看到的”,而深层结构是“存在于说话者、写作者、听者或读者的心里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换规则生成表层结构。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只有正确地描写出说本族语言的人的内在语言能力,这种语法的描写才是充分的”。显而易见,尽管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在很多方面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但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仍能清晰地看出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的痕迹。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是索绪尔,而(普通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则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语言学并非像其他学科那样只是一个社会学科而已,而是大大推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学科。语言学也许是唯一可以真正称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唯一获得了经验方法规则,同时获得了对其所分析的材料之本质进行理解的规则的学科。”

1957年乔姆斯基的名著《句法结构》一书出版,列维――斯特劳斯在深入研读了之后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所作出的先验论的哲学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他很快就将它运用于人类学研究。

结构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历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福科(M.Foucault),文艺理论方面的巴尔特(R.Barthes),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阿尔图塞(L.Althusser)。

福科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一生致力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去挖掘和分析知识的统一结构,他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用在历史研究上,建立了“知识考古学”。在他的“爆炸性”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hoses)中,福科“试图通过回到语言的基础来重新建构普遍的历史”。在该书中,福科阐述了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西方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福科认为,这个时期西方文化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无论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都是由“相似关系”原则来组织和控制的。其次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这个时期的知识构成是以秩序概念为基础的,而秩序又是以同一和差别的原则为前提的。最后是“现代时期”(19世纪及以后)。现代时期的知识构成原则是“根源”,这个时期的知识是追求深层根源和历史性的知识。在书的结尾部分,福科总结性地阐述道:“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历史,不论其表象如何杂乱无章,它们都受到内在的深层结构的制约。”

(三)体验哲学和语言学

在体验哲学之前,历史上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曾在浪漫主义诗学中盛行的主观主义,认为诗人将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物就会因此产生诗一般的语言,即诗歌有效的起因是诗人内心的情感激动和寻求表现的欲望。另一种是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Descartes)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Kant)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部分构成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弗雷格(G.Frege)的客观主义语义论,即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指称某一具体事物,主观思维、想象和观念与之无关;概念是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受人类认知方式的干预。

近年来,随着范畴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一种既不同于主观主义、又有异于客观主义的新的语言哲学诞生了,即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ty),又称为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experientialism)或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不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符号,而是人类认知活动影响下概念结构的产物。经验是其产生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与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经验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经验又称为体验(embodiment),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由人的身体构造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共同组成的人类普遍经验的总和;二是人类利用这些普遍经验来认识事物的方式,即理念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s)――语言就是该模式运动的产物。

体验哲学的思想萌芽早在Lakoff&Johnson(1980,简称L&J)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已经初见端倪,后来的Lakoff(1987)《女人、火和危险事物》(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和L&J(1999)《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又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L&J指出了传统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的种种不足,因此有拒绝传统绝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第三种选择,即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

体验哲学的体验性思想来自John Dewey和Maurice Merlean-Ponty,它是建立在对Chomsky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人类大脑就是一个像电脑这样的计算系统的反思的基础上的。体验哲学认为意义并非像前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者所认同的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观点所言,仅仅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更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系统的功能的体现,L&J认为“意义与我们现实世界有意义的认知活动,以及通过身体体验及想象结构所获得意义的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并非像生成语法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和其它认知能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的意义来自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结构所带来的概念化过程。自然语言的词汇、形态和句法并非是自治的系统,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表征结构的连续体。

他们认为认知无意识也常常是基本隐喻产生的基础,这些隐喻使我们数不清的以身体为中心的体验得以在语言层面上实现。隐喻也不是任意的识解过程,他们受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我们日常相互作用的限制。但隐喻并不是建构,他们是概念的。初级隐喻交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隐喻,渐渐地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受文化的影响。他们组成了我们概念结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和感觉有很大的影响。语言隐喻不过是我们大脑中深层认知隐喻的体现。

总之,体验哲学在信念系统的产生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L&J所提出的三原则上,即“心智内在地说是体验的;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体验哲学认为以乔姆斯基为首的早期认知科学假设了严格的二元论的存在,这种二元论下思想脱离身体,以他们的形式化特点来刻化。他们抛弃了乔姆斯基语言学中的形式第一位,意义是派生的主张,因为他们觉得这似乎不能很到位地解释体验哲学的基础――隐喻、格式塔(gestalt)现象、家族相似性和原形范畴理论等这些有心理现实性的东西。体验哲学认为我们的概念结构和认识图式具有完型特性(gestaltproperties),他们反对传统的二值范畴观,认为体验、家族相似论、原形范畴观和隐喻才是人类认知的真实途径。而认知语言学则极大地丰富了语言意义的研究,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因而,体验哲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被提出,它的认识论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与利用。

三、结语

迄今的语言哲学落脚在哲学上并以哲学为目的,而理论语言学落脚在语言学上,同时以语言学为目的,但是两者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语言。因此两者必须打通,哲学研究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实证语言科学研究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虽然这两种研究相互不能替代,但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因而,两者可以、也应当在某一个平台上汇合,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

综上所述,理论语言学研究需要正确的哲学来指导,而实证性语言科学研究需要正确的理论语言学来指导。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明确指出:“语言学和哲学是最亲密的朋友,二者最应相互观照、相互渗透。”期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语言学和哲学的精华,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互关系中开辟新的认识途径,从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更大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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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H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15-06

一、引言

当代语言理论不断地涌现新观点、新思想甚至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或者理论有的基于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句法语音、词汇句法等等理论，有的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近似值、盖然率、级阶等理论，有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认知框架等理论，也有的基于语言文化学的预言世界图景、语言定型、语言个性等理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数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新兴学科，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国外语言理论飞速发展的同时，国内语言学界也奋力追赶，不过，在面对国外五花八门的语言理论时，中国语言学总有一种永远都追不上国外语言理论发展的步伐之感。这就足以引起学界的思考：为什么国内语言学界鲜有新的语言理论产生，而只是以国外的语言理论来研究本国的语言？如何建立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时如何选择或者创造适合于一定研究目的的语言理论与方法？

语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媒介，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作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37，“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3]52，“语言是存在之家”[4]，所有这些表达都是体现了语言的多维性。的确，人类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凝聚在语言中，同时又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所以对语言的研究就可以以不同的视点、在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不过，不管视点在哪里，也不论在哪个维度中，对语言的研究都有一些恒定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共同认可的知识体系。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所有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离不开哲学这一常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哲学开始的。“哲学（philosophia）”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philein和sophia，意思是“爱”、“知识”或“智慧”[5]1，哲学即“热爱智慧”，就是指人类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更智慧地生存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在汉语中，“哲”这个词起源很早，“哲”或者“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人，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都反映了“哲”这个词的涵义。总之，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哲学都是探索人类自身、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等等问题。而在从古至今的种种哲学思辨中，都避免不了对语言的关注，因为 “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生态，人类及其历史不仅存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且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之中。”[6]从上古时期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文艺复兴、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以及当代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都体现了语言和哲学无法分割的关系。

二、语言的哲学思索

（一）西方哲学中的语言思索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自我和他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体系，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语言也不例外。人类最初对语言的探究散见于古代的哲学著作中，最早涉及语言问题的哲学家是上古时期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万物生成变化是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规律（逻各斯）进行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哲学问题的思索集中体现在“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即“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还是由人来规定的。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相”或者“理念”的世界，他认为人类世界有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分，理念世界是永恒和完美的，现实中可感的个别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它只是在“分有”或“模仿”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一类个别事物共有的性质，“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

中世纪关于语言的论争集中到“共相”问题的这一结点上。经院哲学家把语言作为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主要工具。“在基督教信仰中，圣父、圣子、圣灵—三样独立的事物—是同一的，即‘上帝’。‘上帝’一词因而不仅适用于单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普遍词语。”[5]92所以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心中的形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唯名论）；另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的本质和一般的性质，存在于事物之中（唯实论）；还有一种认为普遍词语仅仅和思维中的概念对应（概念论），从而确立了唯实论、唯名论和概念论三个主要观点。这些起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于中世纪的关于语言的思考，直接导致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并且对语言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语言文化主义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于近代哲学。一方面机械的客观世界对于自身的描写要求语言是一个摆脱模棱两可性和优美性的关系系统，要求准确、清楚、形式化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又是一个人们表达情感，具有某种语义模糊性的实体，所以就出现了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对语言的唯理主义探索和培根、洛克、维柯等哲学家对语言的经验主义探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在1629年11月20日写给梅森教士的信中，描述了建立通用的、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的思想；而莱布尼茨则发展了笛卡尔的通用语言的构想和该构想与逻辑的关系，长期致力于普遍文字思想的研究，是公认的世界语的先驱[7]74-81。唯理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波尔·罗瓦雅尔的《唯理普遍语法》。《唯理普遍语法》以唯理主义者对良知和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的语言是由两个层次或者两种语言构成的：一个层次是准确的、清楚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对于所有的人都通用的；另一个层次是每个民族独特的、变化无常的、不合逻辑的，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具有非普遍规律的。唯理普遍语法是对所有语言都普适的语法，自然，这样的语法只能是逻辑上的。作为逻辑上的语法，不仅仅是普遍的语法，还是演绎的语法。《唯理普遍语法》的作者阿尔诺和兰斯洛认为语法首先是以语词中，尤其是句子中思想表达的普遍规律作为真正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语法就是科学。个别语言中的语法相对于前者就是个别情形，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由每一种语言及其“日常语法”的具体特点造成的，因此确切地说，是“艺术”，因此，可能存在“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普遍语法是基于理性规律的关于所有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普遍和不变的原则的科学，而个别语法是基于不同民族语言中不同的用法任意建立起来的个别语言的形式的科学。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以洛克的白板说和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维柯所持有的历史主义原则为代表。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第一卷中探究了天赋观念的问题，他认为，任何有天赋的原理，人类心灵就一定能意识到，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于心灵中，而不为心灵所察觉。心灵的原来状态是一块白板，一片空白的板块，一个暗室，一个空箱或者一张白纸，其中没有任何字样、任何观念。人类观念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可感觉的性质；另一个是内省或者内在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关于它自己的活动，诸如知觉、思维、怀疑、信奉、推理、认识和愿望的观念[8]。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的思索从哲学上来说是认识论的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完全客观的认识，完全除却“不定”因素的干扰，同时还是要考虑到“有思维能力的东西”[7]74-81，也就是要探求语言自身潜在的基础—“人”的潜在影响。就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而言，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因素。

对语言最有影响的还有发生于20世纪初的语言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一般分为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莱尔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9]。这两个传统的哲学都体现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但是两者的切入点、理论框架、论述风格等各个方面相去甚远。弗雷格是个数学家，他在对数学提供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对语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提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就是在弗雷格与布尔等建立的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罗素在与弗雷格相似的方向上展开了自己的逻辑研究和语言研究，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方面展开语言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他从“思维-语言-现实”三元关系来全方位地探索和研究语言哲学，他的《逻辑哲学论》是语言哲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则认为完全逻辑的方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或者“存在”遗忘，致使文明、文化的失落，他们的语言哲学就是要争得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所以他们的语言哲学和文化、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海德格尔在其哲学之路伊始就开始关注语言，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研究，而后期的《在通向语言途中》更是把语言问题放到了中心位置。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动摇了传统的西方文化传统，与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德格尔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伽达默尔发展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中说明了一切理解都必须通过语言发生，哲学阐释学的归宿是语言。

哲学对语言的思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等研究范式的更替，从语言的角度上来说是对语言本体、语言性质、语言功能等等维度的认识。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一直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进行，许多语言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所以对西方语言学的认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哲学这一本源。

（二）中国哲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同，中国的哲学也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史前年代。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古代哲人对语言的思考。公孙龙在《指物篇》中论及“指”和“物”的关系时说：“物莫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天下无物，可谓之乎？”[10]12这里的“指”就是“物”的特征。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们的特征，没有特征就不可以称之为物，同样没有物也就没有它们的特征，所有的“名”都是由这些“物”的特征而产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0]14就是说事物与名称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名称来指什么事物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规约就是“宜”，不符合就是“不宜”。这些古代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西方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是一致的，都是对现实世界本体的思索。不过，这些零星的言说之词，对中国整个语言研究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对整个社会、乃至各个学科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国家所延续下来的社会思想体系。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主要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一，就是自然，是永恒。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一致的。但是道家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哲学，儒家思想以道德楷模来作为训鉴后人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对经典作品、经典人物的推崇与注疏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哲学的主要手段。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主要致力于训诂、文字、音韵三个板块—训诂是对古代经典作品的注疏、文字是对“字”的本源进行探究、音韵是对语言的语音外壳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研究是追本溯源式的研究，这与中国当时的主导哲学体系是一致的。

自从以西方语言体系为框架的《马氏文通》在中国传播以来，中国的语言学就开始追寻西方的语言研究之路，不过因为中国语言本身的特点，所以中国语言学现在走到了永远都在追赶别人步伐的瓶颈中，要突破这个瓶颈，除了要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外，还要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对学科赖以生成的基础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建立起适合这种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

三、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从洪堡特、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韩礼德，语言学经历了许多流派、许多门类的研究范式，但是总体而言，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本体、语言功能、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语言的研究也就集中体现在语言的形式、功能和认知方面。形式和功能是从语言的两个最主要的显性特征，形式是语言自身的表象，功能是语言作为一种实体的内涵，而认知作为研究语言与心智、思维相关的新兴研究方向，已经对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甚或是认知语义，其研究的根源都离不开基本的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理论的产生必定有其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的具体方法论上也必须遵循哲学的方法论。

（一）语言理论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语言理论的建立都是和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以索绪尔为起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传承的是唯名—唯理—形式路线，想要找到的是除却一切不定因素、所有语言都具有的共性的东西。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要“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做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30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洪堡特问题”—“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柏拉图问题”—先于经验的内在天赋的存在、“笛卡尔问题”—思维实体中认知系统的存在。这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要“解决整体人类知识的哲学理论问题”[11]。功能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可以从柏拉图和普罗塔哥拉的思想中找到源头，他们都认为语言是人谈论问题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选择系统，可接受性或用途是其标准。从洪堡特的语言功能论到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观再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遵循的是语言不仅是一种“能”，而且是一种“功”，其哲学基础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写道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动的，而不是静的；它的相对静的部分在人的心灵中不断地被加以复制；语言不是研究完成了的工作，而是一种行动[3]56。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必须采用功能的观点来进行语言的分析。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发展了语言是一种“功”、一套系统，认为每一个系统就是语言行为中的一套可以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通过说话者对语言的不断选择而进行的分类，从而得出某种表达的系统形式。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一些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如Johnson、Putnam都是其理论生成的直接推手[12]。由此可见，从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那一刻开始，哲学就一直是其理论的隐性基础，所有成熟的语言理论都有很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没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语言理论很难有持续的发展。

（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就具体的方法论而言，语言学也是从哲学中汲取营养的。语言学自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一方面，要探求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度，所以就用哲学中的二元论，以及由哲学发展而来的数理逻辑等等形式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索绪尔所创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内-语言外、句段关系-联想关系、历时-共时等等都是二元论的体现，哲学中的数理逻辑以及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都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论的基础。数理逻辑的先驱是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后来由布尔、亨廷顿、康托、弗雷格等人发展完善起来。数理逻辑包含很多东西，有模型论、集合论、递归论和构造主义等等。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就是以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的集合论思想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认为，“所有的可以为同性质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东西，叫做自类有限。”[7]85在他看来，有限事物由其物理上或逻辑上的界限来限定。索绪尔以语言将其表达为：语言的本质不是由其本身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其反面，即它们之间彼此的区别特征来决定的。实体不是别的，而是具有反面的区分特征的集合（区别性特征）。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更是用一系列的数学计算方法演绎语言中出现的、未出现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因为语言与人、世界的割不断的关系，所以语言又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精密，因而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也采用人类中心论、原型范畴等等理论。由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发展而来的原型理论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方法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之间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所以不能单纯地以二元对立、互补来研究语言，原型理论在解决语义问题上有着更加合理之处。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多维的现象，在研究的方法论上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手段，但是这些方法论的起源都来自哲学。

四、语言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的哲学思索

一定的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论都是为具体的语言研究服务的，当前语言学研究中遵循美国行为主义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号学的三大分野—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语义学处理符号与符号的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句法学处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处理符号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在这三个维度上均衡发展，这三个维度本身就是语言学、哲学和语词艺术中语言问题的主要根源。”[7]1在这三个维度上，语言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

语义学是语言学三个方向中的第一个方向，语义学与传统语言研究最相近，传统语言研究是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传统哲学中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名称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的论断，拿现代符号学的观念来说就是符号学中符号与符号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对语义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在他那里，“逻各斯”从形式上表示言说之词，从内容上表示思想及理性本身。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者“逻各斯”进行，揭示这种规律就是哲学的任务。继苏格拉底之后，“逻各斯”主要是具有“概念”意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之后的整个古希腊哲学可以被称为“概念哲学”。概念哲学把世界看成是分布在空间中的事物的总和，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古代哲学家就此把关于事物的概念进行了范畴化分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主动、被动。在这些范畴中，实体居于第一位，其他九个范畴都是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样一来，范畴本身就已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名称多半是主词，所有其余的大多是谓词或者某些可能命题构成中的限定语。在语义研究中，语义三角是最小的也是最稳固的图式：语词与事物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命名；语词与事物的概念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表达，即用词表达概念。

句法学是语言研究的第二个范式，和语义学不同，句法学关注的并不是世界中的个体事物，而是语言事实，罗素认为不能把世界想象成由事物构成，而是由事件或事实构成。事实可以被肯定或否定，但不可以被命名，世界由“事件”或“事实”构成，每一个事件都是用“原子”句来描写的，这种描写是客观的，与观察者—说话人的态度无关，观察者的态度在事实世界中或者不予考虑，或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用来表达事实的语言形式是句子（命题），而谓词是其中心。在谓词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中，空间和时间统一在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中，即时空统一。每一个事件都由四维，即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来界定。谓词中是事实命题的核心，谓词概念的实质内容包含着同样的四维，谓词是最不具有语义性的一个恒定项，谓词之间的关系是思维单位，是外部世界中的语言外客观对应物及其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把它引入到语言领域并不是因为语义，而是句法。在句法的研究中，数理逻辑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论述了句子结构的内在相互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通过运算来得出句子。所以在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研究中，语言学家关注的并不是某个句子本身，而是首先对直接构成的句子的分析，然后通过句子各个阶段的生成转换来分析计算这一类形式下能够涵盖的所有出现的或者是没有出现的句子。

语用学是语言的第三个研究范式，与语义句法研究不同的是，语用研究范式中整个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主体都与“自我”相关，而且用于语言描写的所有基本概念都被相对化。在语用范式中，“我”始终在研究的中心，是所有其他相关项的必要基础，除了“我”以外，接下来是以“我”为基础的语词，“这里”、“此时”、“这个”等等，罗素把这些词称为“自我中心特称词”，而语用学中一般称之为“指示语”。指示语指向的是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指涉的说话的那个“我”才能被理解的语词。其余的语境、语义蕴含等等都是在“我”的理解和我的存在下才能被感知和被理解。

语言和哲学向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语言研究中，哲学一直起着基础和指示作用；每一种语言理论的确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在具体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同样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起着隐性的指导作用；在语言研究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中，同样是哲学指引着研究的方向。以《马氏文通》为起点的中国语言学选择的是西方语言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要求国内的语言学界在研究语言理论时，遵守西方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重视其研究中的哲学常项以及哲学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其语音、形态、语义也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汉语本身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适合于中国语言个性的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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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例9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和摇篮,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有其哲学渊源。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解释取向、语义取向和共性取向,使它具有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强大魅力,这些都首先源于其在哲学观上的突破。那么,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领军学科,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对传统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西方主流语言学学派的语言观有何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

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1999年,美国语言哲学家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传统哲学观,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二元论、天赋论等,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并明确声明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人的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认知结构和范畴知识,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觉的知觉。大脑中的大多数思维活动无法直接知道,试图通过哲学思辨达及人类思维与理解的深处只是一种幻想,有意识的思维只是思维冰山之巅而已。绝大多数的思维是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主要存在于认知无意识的概念系统架构之中,人类的范畴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和推理,但不为我们所意识。这种无意识性决定了全部知觉的思维结构。传统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体验哲学认为这办不到。

3 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仅是词语的非常规性用法。传统的分析哲学也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弗雷格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或者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

二 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在对大量语言现象,特别是对隐喻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

1 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由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而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有对应的关系。认知语言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

2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争论已久。自索绪尔于1916年发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来,“任意性”被看作是语言的特性之一。后来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将任意性观念推到了极致,认为不仅单个符号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排列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的共性说明语言不可能完全是任意创造的,而是受认知环境(包括人的生理环境、认知能力等)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词、短语或句子层次上,是有动因、有理据的。但其动因和理据不在于语言形式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在于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语言形式相对于人的认知结构来说不是任意的。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普遍存在着象似性(iconicity)现象。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体现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照应关系的象似性,要大于语言的任意性。

3 范畴与概念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决定的,特征是二元的,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按照传统范畴理论,范畴化是纯粹客观的过程,与范畴化的主体无关。体验哲学认为,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Lakoff曾说“了解我们是如何划分范畴的是理解我们如何思维和行动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理解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的核心问题”。在范畴化的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的建立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使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不断趋于条理化、系统化。范畴的划分是经过认知处理的结果,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范畴是围绕一个原型(prototype)构成的,原型作为范畴核心的图式化的心理表征,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

三 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哲学基础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英美分析哲学(主要是唯物主义经验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哲学基础是基于笛卡儿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天赋论)和形式主义哲学之上的混合哲学。在《体验哲学》一书中,Lakoff 和Johnson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客观主义认知观而加以批判的。确实,跟体验哲学注重“体验”、注重“主、客体的结合”比较起来,英美分析哲学和笛卡儿哲学都割裂了感知和理性的联系,都把主体和客体相分离。这种哲学观上的对立,反映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1 与客观主义“主、客体相分离”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持有如下基本观点:(1)语言是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自足系统,可以作为一种算法系统来描述,并且其描述不必考虑更为广泛的认知问题;(2)语法尤其是句法不同于词汇和语义,它是独立的语言结构,可以作为自治的体系来描述。语法结构独立性的理由是:语法范畴以形式特征为基础,而不是以语义特征为基础。说话人只要以语法结构为基础就可以对是否合乎规范做出判断,不必考虑语义;(3)如果语义属于语言分析的范围,也只能是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来描述。其理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可以做出原则上的区别,语义结构完全是组合式的,隐喻和语义引申之类的现象不属于语言描写的范围。

2 与体验哲学“主、客体相结合”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认知语言学持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对的观点。主要表现在:(1)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故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2)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3)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即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统;(4)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主观认识息息相关。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来分析词语的意义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语义结构的描写与无限的知识系统有关;二是语义结构不但反映了所观察到的情景内容,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内容是怎样建构和解释的。

可见,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学派对语言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正是在“主、客体相结合”的体验哲学观的指导下,认知语言学才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当然,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虽然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它们也不是毫无共同之处。其实,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重“感性”、重“经验”的,在语言的研究思路上,二者表现出一定的共同倾向,即它们都着眼于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至于认知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由于它们都坚持心智主义,反对“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在语言研究上就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四 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承认客观世界对认知的第一性作用,也重视人的主观认知机制在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功能,认为范畴、概念、推理等心智活动不能独立于客观世界,但也绝对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镜像反映。体验哲学对语言、思维、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对范畴、概念、任意性等一系列与语言哲学有关的问题也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社会科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成分’概念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2008B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

[2] 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认知无意识、体验心智与隐喻思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3] Lakoff,G.&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543.

[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语言哲学观论文例10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