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1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2

出口、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但是在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在汇率上涨和国外需求疲软的状态之下，出口工业难以生存。而在政府出台四万亿救市之后，引来了国内全面的滞胀。该如何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扩大内需，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估计出我国居民的消费函数。

基于我国的国情而言，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薄弱，要培养和扩大农村的消费还需假以时日，难解燃眉之急，因而如何扩大城市消费，便成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在传统的凯恩斯居民消费函数之中，居民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验证，并发现其对于长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在短期缺乏说服力。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居民分析，其消费的因素不仅要考虑到当期的因素，同时要考虑到未来收入的稳定性。

弗里德曼（M.Friedman）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进行了改进，进而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由他的永久收入决定，影响消费的因素是永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本文基于这个理论设立模型，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根据弗里德曼永久收入的计算公式可知：

二、实证过程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到1985-2010年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Y和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C，根据公式计算出YP、YT。再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得到新的序列lnC、lnYP、lnYT，以消除数据的波动和自相关问题。

数据的平整性和协整关系直接关系到模型建立的合理性和相关关系的正确性，因而在建立模型之前必须要对数据的平整性和其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文章采用单位根过程检验数据平整性，在95%的显著性水平之上，采用最为常见的ADF统计量来判断数据的平整性。经检验可得lnC在二阶差分额的状况之下，P值为0.0016，故其为二阶单整数据；lnYP在二阶差分的状况之下，P值为0.0024，故其为二阶单整序列；lnYT在一阶差分的状况之下，P值为0.0213，故其为一阶单整数据。

构造永久收入假说的对数模型：

可决系数R2=0.999178，拟合程度很高；从系数显著性来说，给定α=0.01，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21时临界值为2.518，各项系数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3

李聪慧（1986-），女，汉，河南长垣，助教，硕士，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区域经济学。

摘 要：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与前提。本文以持久收入假说为基础，运用河南省1992-2012年的统计数据，量化分析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关系。得出误差修正模型为Log（Ct）=0.3132+0.7858log（Ypt）+0.1261log（Ytt），找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是持久收入。提出拉动农村消费，政府需建立长效机制增加农民收入。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消费行为；实证研究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2年的588.48元增长到2012的7524.94元，平均年增速约为13.6%；人均年生活费用支出从472.61元增长到5032.14元，平均年增速也约为12.6%。人均年生活费用支出随着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不断增长，表明河南农村居民消费还存在较大潜力。目前，不少河南居民仍然存在消费不足的情况，直接制约着河南经济的发展。因而摸清农村居民消费规律，显然十分有意义。从国内的研究文献来看，运用消费理论进行定性分析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较多；而借助消费函数理论，运用消费函数模型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定量研究的并不多。因此，本文拟以持久收入假说为指导，运用1992-2012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河南农村居民的消费特点，并对如何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给出相关建议。

一、文献综述

自从藏旭恒（1994）在《中国消费函数分析》提出研究我国消费函数应该将农村与城镇分开，国内出现了大量研究农村消费的文献。朱信凯、雷海章（2000）采用相对收入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李景华（2005）利用1985—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数据，检验了西方经济学中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符合持久收入假说；董永红（2006）认为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很多，就收入而言，不单是现实的可支配收入，还包括持久性收入和收入的预期状况；刘超、尚宗元、陆迁、王宇涛（2008）依据消费函数理论和收集的相关数据建立了5个计量经济模型，并对各个模型进行了经济检验、统计检验和计量经济检验，在检验合格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和实际对模型展开分析，并经过对比选优选出了传统模型中最优的模型-持久收入假说模型。综上所述，基于持久收入假说消费理论来分析河南农村居民消费是比较合理的。

二、样本的选择和模型的建立

持久收入消费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其认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包括持久收入（Ypt）和暂时收入（Ytt）；居民的实际消费（Ct）包括持久消费（Cpt）和暂时消费（Ctt）。用公示表示为：Yt=Ypt+Ytt Ct=Cpt+Ctt （1）

持久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暂时消费由暂时收入决定。于是持久收入假设消费函数的计量模型可表示为：Ct=α0 +α1Ypt+α2Ytt+ut （2）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农村居民受商品短缺的影响，消费能力偏低。与现有的消费能力相比缺乏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本文数据选取从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开始。为了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需要，农村居民的收入数据选取的是人均纯收入 （y），消费数据选取的是人均生活消费支出（c）。为了估计持久收入的消费函数模型，本文采用巴拉（1980）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估计公式：

Ypt=0.437Yt+0.323Yt-1+0.24Yt-2 Ytt=Yt-Ypt （3）

其中Ypt为持久收入，Ytt为暂时收入。通过查找《河南统计年鉴》，得到河南省农村居民1992-2012年间的收入与消费数据。

由持久性收入消费理论知，消费与收入有着密切关系。分析前，先通过散点图来考察二者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消费与收入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另外为了缩小测量尺度减少异方差，将把原始数据取对数。通过图2可知，原始数据取对数后并没有改变这种线性关系。三、模型检验分析

根据上述的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得到对数变换后的模型为：

Log（Ct）=α0+α1log（Ypt）+α2log（Ytt）+ut （4）

运用相关数据对（4）式进行分析，Eviews回归结果为：

表1 依持久收入假说建立的消费函数模型的Eviews回归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如下的基本模型：

Log（Ct）=0.3132+0.7858log（Ypt）+0.1261log（Ytt）（5）

经检验，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的问题。从各项统计参数看，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检验性质：各参数的t检验非常显著；F值为1491.307，模型的线性关系非常显著；拟合优度系数R2达到99%，模型拟合度良好；从各项参数看，参数的经济意义合理。模型显示：每增加1元的持久收入，就会增加0.7858元的消费支出；每增加1元的暂时收入，则会增加0.1261元的消费支出。这表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相对于持久收入的敏感性较强。若从收入影响的角度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把提高收入的重点放在持久收入部分，而不是暂时收入部分。

四、结论

由实证分析检验结果可知：在1992-2012年间，对于河南省农民而言，持久收入在长期内对农民消费的贡献较大。因此，提高河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是促进河南农村消费，带动河南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政府需制定相关政策来保障农民的收入增加。第一，优化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实施科教兴农，通过科技创新降低农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第二，拓宽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途径，针对农村居民的就业特点，制定灵活长效的就业机制，增加就业机会，以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预期性消费。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培养农村居民家庭的安全感。减轻生存负担，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4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4)-0085-04

近年来陕西省消费信贷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住房信贷、汽车信贷、耐用消费品信贷、助学信贷等业务获得迅速发展。2010年末，陕西省各项贷款余额为76574.5亿元，消费信贷余额达8076.9亿元，占各项贷款的12.6％。随着消费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消费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结构不平衡情况愈发凸显，如何控制消费信贷的风险，促进消费信贷良性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消费信贷基本理论与意义

（一）持久收入假定理论

持久收入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他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理论将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持久收入是指在相当长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一般用过去几年的平均收入来表示。暂时收入是指在短期内得到的收入，是一种暂时性偶然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

消费者是根据其一生的收入来安排其现期支出的，若预期未来收入向好，就会减少现期储蓄倾向，增加现期消费支出。若现期收入不能满足现期消费支出时，便可借助消费信贷来弥补。因此，从经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理性的经济人应该而且必然会从持久收入出发，在一生的较长时间范围内安排消费支出，使得自身的消费与恒久收入相匹配，从而获得最大的收入效用。实现个人收入效用最大化的路径就是消费信贷。

（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特定时期的消费并不是与当期可支配收入相联系的。一般地，年轻人收入偏低，消费支出超过收入；步入壮年后，收入逐渐增加，此时收入大于支出，一方面可以偿还年轻时欠下的债务，另一方面积攒收入用于养老；一旦老年退休，收入下降，支出又会超过收入。人在年轻时收入较低，消费需求相对旺盛，导致收入与消费需求错位，解决错位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消费信贷。随着日后收入增多，正好可以用增长的收入偿还昔日的债务。生命周期理论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产生了针对性极强的消费信贷类型-递增偿还贷款。

（三）发展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主要作用和意义

1、发展消费信贷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性，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将主要来源于国内需求的增长，而在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最为重要。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需求也很难上去，或者即使投资需求上去了，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投资需求也难以持久。为此，要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进一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刺激消费需求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是一个重要手段。发展消费信贷可以把居民“储蓄-消费-生产”的自我积累型消费转变为以消费信贷为支撑的适度超前性消费，人们不是有了需求才进行消费，而是创造有效需求，使人们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达到的需求提前得到满足，促进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这样来说，消费信贷支持消费，实质上就是支持生产，支持经济发展。

2、消费信贷有助于延长经济繁荣周期。市场经济以利益为驱动机制，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整经济的运行。但是这种机制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利益杠杆的导向下生产以市场需求为目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经常表现为社会化的大生产与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即表现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滞后于生产的发展，其极端形式是爆发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点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消费信贷能够增加消费者购买力，进而刺激社会需求帮助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缓解因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危机，有助于延长一个经济周期中繁荣期的持续时间。

二、陕西省消费信贷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陕西各金融机构陆续开办了个人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大额耐用消费品贷款和助学贷款等消费信贷业务。目前，陕西省消费信贷余额为8000余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12.6％。消费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0.3％。消费信贷的增长，对住宅建设、装潢、建材、钢铁、化工、交通运输、汽车制造等相关行业和产业的连锁启动和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5

“四万亿”的功效有多大

近期由我国四家商务会共同制作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在全球投放,而商务部虽然否认了自己是这次宣传的直接委托者,但承认在其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政府与企业一样着急中国制造的销路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一旦面临国际需求的锐减怎么办?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便采用“临时性紧急措施”,即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保八”),直到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为止。“临时性紧急措施”一般维持三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是这样,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四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

然而,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据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撰文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变。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的回应,看似极为成功。但这是一个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早就应该推行彻底的改革……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出口变得不可能。但中国亟需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我国政府的这一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我国的出口退税在全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上调至17%的高度,政府倾全力维护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第三,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率下调至15%,房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口等等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以前还宽松,因为房产本身也是巨大的GDP拉动器,维护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一句话,在外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可以骤然增加GDP增速的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采取持久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

向过往看,这种战略基本奏效,这种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部需求的锐减是暂时的,三五年之内一定会恢复;然而,向将来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破灭的可能,即在一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超过三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需无法恢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亚洲繁荣被戳破的警示

在对这种风险的担忧中,我们不幸地看到一个奇怪的名词“增长型衰退”。什么叫“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的解释是:“一个经济体仍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于是,闲置的产能和失业者越来越多。”克鲁格曼认为他的萧条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经济的需求面失灵――私人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可用的生产能力。正因为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一个接一个的经济体遭遇衰退,无一幸免:上世纪90年代起历时10年的日本,1995年起的墨西哥,1997年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2002年起的阿根廷,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

“增长型衰退”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其可怕之处在于“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都将处于增长型衰退。中国能幸免吗?既然2008之后是所有的国家(暂且假设不包含中国),而中国出口,也就是依赖这些陷入增长型衰退的全球的国家的需求,答案即明了了。他们“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中国制造也就卖不出去。

弗兰克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时,说它是高度依赖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依附性积累”,而克鲁格曼则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繁荣称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长,“就是一只纸老虎”,他主要担忧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而是主要靠劳力与投资增加的膨胀性、依赖外需的增长。亚洲繁荣1997年被一夜戳破,资产泡沫破裂。

诚然,若干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宣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可取,然而这些论述实在值得中国警醒。一面是消费需求不足,一面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是增长型衰退同一枚货币的两面。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而需求为4.7亿吨。其差额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目前中国还在建设5800万吨的新产能”。我们用于对付外部需求骤减的“临时性紧急措施”(GDP投资工程)似乎带来了一种滑稽的循环,我们用这种投资“治愈”了今年的产能过剩,结果是增加了明年的产能过剩。如此往复,则一年比一年增加过剩产能。当然,按照“经验”,如果能拖到国际需求恢复之时,这些过剩的产能就可以用来生产卖给外国人的产品。问题是,倘若政府钱烧完了,外部需求还没有改善,那么我们迎来的是持久的产能过剩,也就是持久的“增长型衰退”。

适度转变战略以防止持久的“增长型衰退”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6

在政策因素中，新出台的增加收入的税收政策也是使税收超过GDP增长的因素。政策因素对税收的影响是可以测算的。每个特定的政策措施对收入的影响都有计算的数据。出台的税收政策，既有增收的因素，也有减收的因素。

在税收增量中，除去以上两因素的影响就是征管因素的作用。征管水平如何影响税收收入和税收增量以及对“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对征管因素影响的分析

②这种分解法可得出几个基本结论：一是经济增长是税收增收的决定性因素。在四年的税收增收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经济发展因素，经济增长是税收增收的基础。二是政策因素对增收作用明显，但各年份之间差异较大。四年中增收的近1/5来自政策因素，但其中1999年这项因素对增收的作用为零。三是征管因素始终是促使税收增收的因素，在每年的税收增收额中都有征管因素的作用。这几年，征管因素在征收总额中占据重要位置，增收总额的1/4强来自加强征管因素。四是各因素对增收的影响是不稳定的。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现各因素的不稳定性，标准差大的说明波动幅度大。三因素所占比重的标准差分别为：16.5、11.73和13.51.经济因素的波动幅度最大，征管因素次之，政策因素最小。但因三因素所占比重水平是不同的，高的为55.2%，低的为11.73%.考虑到比重水平，用标准差系数来表现三因素所占比重的波动程度，分别为：0.299、0.611和0.528.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因素对增收的作用最为稳定。政策因素对增收影响的波动程度最大，其中1999年政策因素影响为零。征管因素对增收的影响程度仅次于政策因素，在增收中所占比重高达44.9%，低则仅有12.8%.

三、对征管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一）两种性质的征管因素

根据征管对税收的作用，可以把征管因素分成两类：一是持久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有持久性影响。比如类似“金税工程”这类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增值税的征管水平出现了质的提高。这类税收征管整体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持久的增收效果。二是一次性征管因素，仅在有这类措施时才对收入有影响。如清理欠税收入或查补收入，就是比较典型的一次性征管因素。这类因素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或者今年多明年少，不具有持久性。

（二）两种概念的衡量指标

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持久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是有别的。当持久性征管因素稳定时，它对税收总量有作用，而对税收增量没有影响。当持久性征管因素上升时，既对税收总量有影响，又使税收增量扩大。比如征管力度稳定，会保持本年的征管状况不低于上年，这种情况保障了本年收入总量与税基之间稳定的关系，但对增量没有影响。一般情况下，持久性征管因素不会使本年增量变为负值。增量为零，是征管水平稳定的量化表现。

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持续性。当年收入不能建立在去年的基数上。只有在本年因一次性征管因素增加的税收总量超过去年的情况下，才会使本年税收增量扩大。假设2001年清理欠税200亿元，2002年清欠300亿元，征管因素产生100亿元的税收增量。如果这类因素使本年收入与上年持平，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贡献是零；如果本年收入低于上年，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贡献是负影响。如本年查补收入80亿元，而上年90亿元，那么对本年来说一次性征管因素减收10亿元，在税收增量中起负作用。一般情况下，一次性征管因素难以保证使本年增量扩大。增量为负是一次性因素影响收入经常的表现，也是正常的表现。

（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通常说的“税收增收”是以逐年环比计算得出的。2001年税收增收650亿元，即指2001年征管因素作用使税收比2000年增加650亿元。

每年因征管因素的增收都是在上年基础上的增收。从1998年以来，每年征管因素带来的税收增量与1998年相比应该是多少，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定基的分析。把对比的基期固定在1997年，每年征管因素对税收增收的影响是以前各年的累积数。以1997年为基期，1998年至2001年四年中征管因素带来的增收额分别为：450亿元、863亿元、1163亿元和1813亿元，与之对应的税收增量分别为：1003亿元、1220亿元、2349亿元和2511亿元。定基比较最后一年的税收增量也正是四年中各年环比增量的累积数（见表2）。

不论用哪种方法分析，具有累积作用的征管力度影响跟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原理是一样的，只有持续地增加才是有效果的。如果去年发行国债1500亿元，今年发行同样规模的国债，对今年经济没有刺激作用。今年发行2000亿元，超过去年的500亿元才会起作用。出口也属类似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征管因素与经济因素对税收增收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因素之所以每年都能使全国税收增收，是因为经济本身是逐年增长的。而征管水平逐年提高是有困难的。

四、关于征收率

（一）征收率是反映征管水平的量化指标

征收率是税收收入与应征税收的比值，是表明税收征管水平的指标。通常讲的征收率是实际收入数与纳税申报表中的应纳税额之比。这里的征收率是宏观指标，是通过纳税能力估算方法，运用宏观经济指标与税收收入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测算经济变动带来的潜在税收规模。①拿实际收入数与理论估算的潜在税收规模对比的结果，可以充分反映征管力度实际达到的水平。如果征收率为70%，说明在百元潜在应征税收中有70元转化成实际税收收入，转化程度为70%.如果征收率为80%或90%，说明征管水平高，相应的80%或90%的潜在税收实现有效转化。征收率越高反映出的征管水平越高。

（二）征收率是反映两类征管因素的综合指标

征收率是持久性和一次性两类征管因素的综合反映。其中持久性征管因素表现为征收率稳定在某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次性征管因素只增加征收率的波动幅度，不能最终提高征收率（见图1）。

征收率曲线是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和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两条曲线叠加的结果。可以看到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是一条上升的折线，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是一条围绕零值波动的曲线。征收率曲线则是一条在波动中上升的曲线。把各个时点的征收率曲线取直，得到期望征收率曲线，一条平滑的曲线。

综合起来看，用征收率来代表征管水平的高低，征收率的变动分别影响着税收总量和增量。如果本年征收率与上年持平，税收增长反映的是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这时，征管因素对本年收入总量是起作用的，但对增量的影响为零。只有征管力度加大，表现为征收率提高才能增加税收收入。把反映征管因素的征收率与税收总量与增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量化关系，如果纳税能力每年增长10%，按照一般的规律，在征收率逐步提高但提高幅度越来越小的假定下，模拟结果显示征管因素在税收增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见表3）。

（三）征收率的提高是有规律的

从发达国家征收率变动的轨迹上看，征收率的提高有其自身规律性。其规律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征收率的提高是一项艰难、缓慢而长期的系统工程。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才将税收整体征收率从过去的某个水平上提高到90%左右。征收率的提高决非朝夕之功，也很难在短期有大的跳跃。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在百年里提高了40个百分点，每年平均只能提高0.4个百分点左右，况且至今还有不少经济相当发达的国家征收率仍然处于80%的水平。因此，征收率的提高是一项长期战略目标。

第二，征收率的提高有阶段性，各阶段的稳定性也不同。征收率的提高是在波动中提高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即有快速上升期，慢升期和平稳零增长阶段。在各个阶段又有其特点：在快速上升期，征收率快速上升，征管因素是促进税收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慢升期，征收率提高趋于缓慢，征管因素是维持税收总水平的重要保障，但已不是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平稳零增长阶段，征管因素已不再是增收的因素。

在快速上升期，征收率波动最大，这时一次性征管因素和持久性征管因素波动都很大，因此导致征收率在较大的波动幅度中快速上升，但上升始终是主流趋势（见图2中的A段）；在慢升期，征收率提高趋于缓慢，波动也相对减小（见图2中的B段）；进入平稳零增长阶段，征收率已不再提高，而是以微小的波动围绕着平均水平运行（见图2中的C段）。征收率曲线是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和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叠加的曲线。其中持久性征管因素代表了征管水平持续上升的主调，一次性征管因素增加征收率的波动性。

第三，征收率提高的上限不是100%，而是当代世界征收管理的先进水平，比如90%；征收率的下限也不是0，而是公民自动遵从税法的最低水平，比如20%.即使税务部门不强调征管，公民也总能按某个较低的守法程度纳税，只是这个征收率可能很低，但慑于税法的严肃性，征收率不可能为零。

从图中可以看到，期望征收率曲线不是从零点开始的，也达不到100%的上限。

五、税收负担、税收弹性与税收流失

③税务部门不可能在税收政策框架外征税。而只要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征管力度越高越有利于公平竞争。

征收率提高导致宏观税负上升，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弹性大于1，税收超经济增长。

④发达国家一般超过80%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只能达到70%左右的水平

⑥。理论的税收流失就是上面直接以法定税率为参照物，绝对地计算。实际税率与法定税率之间的差距对应的潜在税收就是理论税收流失。这种计算作为完整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是必要的，但对实际征收管理工作不具有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现实的税收流失是考虑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税收征收管理水平的发展过程和目前各国的实际水平，把我国生产力发展所处的阶段应有的征收率作为对比的参照，这个差距对应的潜在税收视为现实的税收流失。当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时，应把70%征收率作为对比基准；当我国生产力水平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和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就以80%作对比参照。相应地计算现实的税收流失，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遏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水平的战略。通过提高征管水平，提高征收率，来增加税收收入。

迄今为止，我国的税收专家在测算税收流失时都以征收率100%为标准，这实际是对理论税收流失的估算，但往往被直接换算成今年就应该征回多少等等的现实目标。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税务当局能100%地依法征回所有应征税款。

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尽快以宏观经济数据作为突破口，完成我国纳税能力估算和征收率计算工作，为准确计算现实的税收流失、治理税收流失问题提供量化的决策依据。

六、几点启示

（一）1998年以来，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功不可没

1998年以来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作用很大，这反映出新时期税收征管法制环境逐步改善，征管手段全面加强，税务队伍素质和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有了飞跃性提高。

（二）今后一段时期，提高征管力度仍有空间

影响征管水平的因素逐步向好，给提高征管水平创造了条件，提高征收率仍有不小的空间。但随着信息化系统的运行，税收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进一步提高征管力度的空间不断缩小。加强征管对维持税收收入规模意义重大，但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定的征管水平对维持税收收入总规模至关重要，但随着征收率提高幅度越来越小，对当年税收增收的影响越来越小。经过新税制实施以来百万税务大军的不懈努力，税务部门整体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征收率已经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重大征管因素出现之前，持续大幅度提高征收率的可能性已很小。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法制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未来数年乃至十几年内加强征管力度的空间仍然存在，强化征管仍然是组织收入、实现税收收入增长的强有力的手段。

（三）最终经济因素将成为税收的决定性因素，征管因素不再是增收的手段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7

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不管生产力水平高低，都会有相对优势产业。集中力量生产、输出相对优势产品，输入相对劣势产品，会增加世界财富数量，提高整体福利水平。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吉林省的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有做大做强的基础。集中表现在：首先，吉林省畜牧业生产已具一定规模，为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截至2004年。人均肉、蛋占有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和第5位，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2％以上，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产业增加值和吉林省生产总值之间有长期稳定相关关系。对整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知名企业，如以德大公司为核心的无疫病禽肉加工区，以皓月公司为核心的优质牛肉加工区，以华正、吉港公司为重点的生猪屠宰加工区，对区域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并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和推动工业快速发展的强势产业。其次，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吉林优质的黑土地、广阔的森林、尤其是丰富的草地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生态基地。草原生物本身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牧草用以养畜，畜产品为人类所用，满足衣食需求，还可形成产业，繁荣一个地区。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到当代，人们追求生活质量，追求食品安全，崇仰天然绿色，为草原畜产品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吉林省是中国牧区之一，现有草地面积584．2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1．2％，主要集中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松嫩草原是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水源丰富，以盛产羊草而驰名中外，属平原草甸草场类，是商品牛、细毛羊主要产地之一。此外，吉林省粮食饲料资源丰富。近些年全省粮食产量已基本稳定在500亿斤的阶段性水平，可用作饲料的粮食资源充裕，且每年仅玉米就可以产秸秆2000多万吨。第三，畜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幅度在30％间，“人世”后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而且，受疯牛病、口蹄疫和禽流感的影响。欧洲一些畜产品生产大国的养牛业、生猪业及禽类遭受致命打击，生产量和出口量锐减，短期内难以消除影响。世界畜产品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转移，为吉林省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第四，吉林的生态省建设不仅具有一定成就，也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知名度。为发展绿色畜牧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吉林的畜牧产业已经拥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相对机会成本较低，具备形成规模经济收益的优越条件，有进一步上升的巨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具备发展产业集群的集中性、地域性、关联性三个主要特征。因此，应引入区域产业集群理念，形成区域畜牧企业网络并与相关联产业链接与支撑它的组织体系肉、乳、特色产品养殖加工业，从市场类型看，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具有准入门槛低、产品有差异又有替代、生产者较多，对价格有一定控制力等特点。这些特点，注定了集团内部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诚然，竞争会给消费者留有更多的剩余、享受更多的福利，但是，区域内价格的恶性竞争、广告的巨额花费，却使社会资源大量浪费，不利于形成区域规模经济。因此，建立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形成近似于寡头垄断的集团结构，能够避免恶性竞争。减少资源浪费，不仅树立了绿色生态大区形象、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还有利于知识的外溢和技术的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耦合，使畜牧业成为具有创新功能、产生竞争合力的区域创新集群，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二、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框架

我国现有的企业集群，大多是中小企业自动连接形成的企业网络，如江浙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具有区域特色的畜牧产业大集群战略――围绕畜牧养殖业，培育绿色肉、乳、特色加工企业集群链，拉动畜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将是吉林省区域可持续增长的合理路径。之所以发展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大集群模式，是因为。畜牧业的

体现要素合理配置、突出产业间关联的吉林省生态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有鲜明层次的生物有机体。它是以绿色无污染的生态农业基地为背景：以畜牧养殖业为轴心；以肉、乳、特色产品加工业链接众多相关商业服务业的三条产业群为动力，充满生机的大产业集群体。三条产业集群链形成了对农业、养殖业发展的巨大驱动力。表现在：第一条是以大企业为龙头的绿色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以皓月、榆树汉德等企业为“龙头”，建立的肉牛精深加工产业群；以德莱鹅业公司为依托，建立的鹅鸭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以华正、吉港为龙头的生猪屠宰、加工产业集群。在深入实施“粮变肉”工程中，通过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业、粮食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如，肉牛基地重点建设在中西部农区，启动精品肉牛工程：生猪养殖业集中在公主岭、农安、榆树、九台等地；肉鸡、蛋鸡产业，建在德惠等肉鸡生产大县(市)；鹅鸭产业将重点打造西部、中部、山区、半山区产业带。第二条是以金财、广泽乳业等乳品加工企业为龙头形成的乳业集群，带动乳牛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敦化等13个县(市)的长白山绿色奶源带、榆树等12个县(市)的松辽平原奶源带具有相当大产奶潜力。两大绿色奶源带发展的良好绩效会在全省起到示范效应，带动其它小区标准化奶牛饲养业的大发展。第三个产业链是特色产业加工集群。吉林省的貂皮、鹿茸、林蛙是全国知名特色产品，通过政策引导发展成具有网络关联的加工产业集群同样也会带动养殖业的发展。构建皮草基地、优质肉用鹿生产基地、长白山优质林蛙产品生产基地，不仅解决就业问题，同时特色产品的高附加值会使农民快速走上富裕之路。尤其是近年来貂皮价格上升已经发出了短缺信号。从要素角度看，绿色生态畜牧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供求链：生态农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畜牧养殖业为三大集群提供原料。三大产业集群为

畜牧养殖业提供核心市场：三大产业又为外层的商业服务业提品，商业服务业为其联结消费者架起了桥梁：这种大集群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吉林绿色生态基地上空形成产业集聚，是具有区域持久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这种大畜牧集群不仅节约交易费用，还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力增长极和扩散极。

三、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实现畜牧产业集群持久增长

要实现绿色畜牧产业集群良性互动、持久增长，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在循环经济框架下，一要突出“大”字――以大企业为龙头、以大生态基地为依托：二要体现“绿”字――以无污染的绿色饲料基地为基础，不断培育绿色畜牧品牌；三要强调“久”字――产业集群具有持久运行能力和对区域经济的持久带动能力。

第一，突出“大”字，做大做强畜牧集群，树立“大”生态区形象。与南方中小企业自发形成的网络经营集群模式不同，首先，吉林省的畜牧产业集群是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牵动中小企业的方式运作的，必须通过政府进行微观协调。从短期来看，这种集群会给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大型企业增加额外成本，形成负外部性，市场无法自发实现资源重组。因此，为了鼓励大型企业担当这一重任。区域政府要采取积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发挥引导、指挥、监督作用。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消除大企业短期外部性、营造外部经济环境，使其平均成本曲线整体向下平移，增加利润空间，心甘情愿地为中小企业牵头；另一方面，区域政府要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并入集群轨道，避免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其次，区域政府应加强对基地的养护，再塑天然无污染生态农业大省形象。草原是畜牧产业集群生存之母，是畜牧产业集群的绿色背景和发展根基。然而，草原、森林等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用性特征，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使得市场调节出现失灵状态。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公地的悲哀”，政府必须担负起养护土地、草原、森林等基地建设的重任。采取退耕还林、退沙为草，制定防止过度放牧、过度使用措施，严格实行草、土、林、畜的平衡运作制度，保护基本资源，全面推行休牧、禁牧和轮牧，保证自然生态的和谐。同时，还要与集群形成良性互动生态链。如草原与畜牧养殖业的相互给予，草原、土地提供牲畜食物，牲畜粪便成为草原、土地的天然有机肥料，保证资源的再生性。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8

我们说，我国的能够持久，这有三重根据：一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二是我国解放后的一些有利条件，三是1957年以来我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些新的因素。以上区分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们有一些交叉的地方；但是把它们适当地区分开来，可以更有层次地说明的持久性。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决不能连续发展和按高速度发展。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所有，工人一无所有；资本家经营生产是为了剥削工人，追求利润。这样，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就会出现资本家占有的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广大人民虽然想吃想穿，但是无力购买，结果就爆发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经济危机是无法消除的，它必然会循环出现。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是很低的。例如美国，工业产值从1950——1958年平均每年只增长3·9％（我国同期的年平均工业增长速度为28％）。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因为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劳动人民公有，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个人的和社会的）。这样，他们就会以无限热情进行生产，同时决不会有什么危机来阻碍生产的不断发展。这就出现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按高速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持久性的第一重根据。

其次，我国在获得解放以后，有不少有利条件，使能够进持续下去。扼要说，有以下四点：（1）我国人口众多。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在消灭剥削制度及其产生的根源以后，六亿多人的威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2）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国内市场，它为我国提供了经济飞跃发展的巨大可能性。（3）我国地大物博，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未被开发。在人民巳经成为社会的主人以后，就使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沥能够成为更快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4）我国不象苏联当初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作支持。他们的先进的建设经验，可以供我们学习。

上述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四个有利条件，对我国的关系是：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但是，对的形成来说，它们还是不够的。历史告诉我们：在1958年前，它们巳经存在，但是是到1958年才出现的，这说明还有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1957年以来我国又出现了新的历史发展因素。扼要说，有以下三点：（1）继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我国又于1957年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它使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更加提高，使他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这样就更加发挥了更大更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智慧和力量；（2）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建立，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更好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条件；（3）特别是在党中央和的领导下，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它们针对着我国实际， 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积极地动员起来。这样，从1958年起，我国的工农业生产 就出现了新的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速度，成为的高速度。

二、和波浪形发展问题

我们说可以持久，这并不是说今后每一年的增长速度都一样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的绝对量是不断增长的，除非有特大意外情况，是不会有某一年下落的现象；但是逐年的增长速度会有高低，即有起伏。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持续跃进中的正常

现象。刘少奇同志曾指示我们说：“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是一样的。有的年份较高，有的年份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肯定，我们的经济总是逐年增长的，而且我们是能够保持跃进的发展速度的。”①我国从1949年至195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是年年增长的，即一年大过一年：1949年只有466．1亿元，1950年为574．8亿元，1951年为683．2亿元……到1959年高达2413亿元②。这里，我们如果不按历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而按它们逐年的增长速度来分析，那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现象：即我国解放以来每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本年与上一年比），是有些年份较高，有些年份较低（但是都比资本主义国家高）。例如1952年增长21．1％，1955年增长6．6％，1958年增长48％，有上有下，有起有伏，我们通常用形象化的譬喻，称它为“波浪形”的发展。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9

需求按区际划分为外需和内需，外需与内需的互动变化是引导贸易发展趋向的诱因。据世界银行估算，全球经济连续五年以超过3%的速度增长，成为3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且预测2008年经济增长虽然趋缓，但是仍以高于3%的速度增长。表象看似外需潜力巨大，但深究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高速运转的主要拉动力量，特别是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13%，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而，中国内需强劲才是不言而喻的，显然，与“外需强劲，内需不足”的观点是相悖的。这里说中国内需强劲，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即有效需求很充足，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中国1980―1989年间投资率高达36.5%，1992年以来始终高于30%，1998年以来始终高于36%，2002以来则高于40%，目前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按《中国统计年鉴》对投资率的计算，投资的实际数量也呈偏高态势，可见，投资需求充足毋庸置疑。而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倡导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像给公务员连续加薪、鼓励“五一”和“国庆”黄金周消费等举措，而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无疑也开始一直立足于扩大内需，虽然通过与国际平均水平和各国消费率的广泛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消费率仍然居世界较低水平，且明显偏离了世界消费率变化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但是我国经济多年保持10%左右的增速表明，消费刺激功不可没。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家分析，2005年以来，中国消费需求年均增长保持在12%以上，并出现了逐步加快的形势，并预计2008年社会消费将延续偏旺增长的态势。由此观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不能成为贸易顺差持续的内在根源。

（二）低成本要素优势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表明，一个国家应该出口相对价格较高的产品，进口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即出口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而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其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显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无疑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因而，改革开放以来，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占据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半壁江山。之后，由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等原因，贸易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可以说这是国际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但并非最为重要的。因为，之前我国形成的比较优势是以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为基础的，自2002年“民工荒”突现以来，我国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转折点已为时不远。伴随国家民生问题的白热化和民工法律素养的提高，低薪高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企业甚至面临高工资也难以雇用到足够数量民工的尴尬局面。而且基层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日趋严重，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将要到来。可以发现，我传统的竞争优势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贸易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速度渐渐放缓，但与贸易顺差的长久居高不下却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

多数人支持贸易顺差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观点。毋庸置疑，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会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专门化，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可以说贸易顺差与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有一定的关联性。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既鼓励“走出去”又欢迎“引进来”的发展战略，恰逢其时，经济全球化正迅速扩展，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把制造环节和部分服务环节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因而，我国自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加工制造基地，2001年-2007年，国内加工贸易年均增长28%，成为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可以发现，劳动力成本低廉是加工贸易增长迅速的根本。但是，我们已经分析了近年我国劳动力短缺现象是不容乐观的，劳动力成本已不再低廉，但是贸易顺差仍然持续，所以，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并不是维持贸易顺差持续的根源。

（四）国内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否会引起贸易顺差的持续，应该归因于出口产品中能源消耗型产品所占的比重。如果能源消耗型出口产品并非出口行业的优势产品，或者起先优势明显而后所占比重逐步降低，则产能过剩并不足以导致贸易顺差的持续。新一轮产能过剩源于2003年开始的贷款高速增长，由于贷款高增长导致过度投资，从而形成产能过剩。据国家发改委表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和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和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目前关于什么是产能过剩及其判断标准，都未有明确的规定和依据，业界普遍认为产能过剩是指实际生产能力远远超过社会需求，这种说法比较笼统，是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合理水平，还是现有存量能力加上在建和拟建的增量能力大大超过潜在需求，二者存有较大差异且科学性不易测量；而关于产能过剩的判断标准，欧美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指标衡量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以及过剩程度。笔者认为比较权威的说法应该是国家统计局工交司的观点，即产能过剩的判断取决于对市场需求的准确分析和预测，认定产能过剩，应同时指出在什么范围内、在多长的时间区间内、相对于多大的有效需求而言过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产能过剩可能被夸大了，因而，表象看来是刺激了贸易出口额的持续增长，但并非根本诱因。值得关注的是，环保总局继“绿色保险”、“绿色贸易”后，又推动“绿色出口”政策，不断提出控制“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出口的法律依据，且已经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这也是我国步入后“京都议定时代”的前奏，是应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通过征收边境调节税而新设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所以，绿色贸易的制度保障力度已经大大加强，产能过剩说的解释效力将会大打折扣。

（五）出口导向政策

吴敬琏认为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强劲增长中，出口导向政策功不可没。的确，近30年不变的出口导向政策，直接刺激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自1994年以后便进入了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时代，贸易出口总额从1994年的118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8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50%提高到56%。所以说，以政策保护和人民币币值低估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导向政策是我国贸易顺差出现的制度保障。李斯特也认为国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他明确表示成长壮大后的产业就应遵循市场自由竞争的自然法则，才能促进一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德国经济发展历程证实了其理论的科学性。目前，我国出口导向政策引发的诸多经济问题也说明李斯特理论的正确性，因而，许多中国经济学者一致表示适时调整出口导向政策，降低出口退税率直至取消出口退税，实行人民币渐进升值。可喜的是，商务部门已经着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补贴措施，从去年7月14日起，不仅取消553项产品出口退税，而且降低2268项商品出口退税率，但是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不会对贸易顺差产生太大影响。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不断加快，美国银行甚至表示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上升约8%。理论上人民币升值会直接影响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实际情况表明大多数出口产品在人民币升值后并没有减少竞争力，况且受目前中国温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出口商品价格又会进一步提高，到目前为止，也并未对出口产品竞争力带来震荡性影响。所以出口导向政策保障了贸易顺差的出现，但并未保障贸易顺差的持续。

由此发现，我国贸易顺差持久成因的一般说法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是形成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源。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笔者认为，我国一贯实施的比较优势战略即是症结所在，比较优势战略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结果，但是比较优势是个历史范畴，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历史阶段都会形成不同的比较优势，因此，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有别于其他地区，而一个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亦有不同的特征，我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资本密集型转变为劳动密集型，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因此，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加工贸易自然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当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加工贸易集中地时，区域外部经济效应渐渐显现，加工贸易就会取得长足发展，一旦形成规模经济，贸易结构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所以，改革开放30年来，比较优势战略给国人带来过惊喜，也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即使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约束性条件也持续了贸易顺差的路径。

要摆脱贸易顺差持久的魔咒，就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全球化新背景，寻找贸易发展新的比较优势，因此，笔者建言，一方面在保持贸易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企业应切实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贸易产品的科技含量，摆脱低加工、廉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城市积聚地区大力发展差异化服务贸易，培植新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点。虽然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较早，且具备一定的优势和要素积累，但尚未成熟，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广阔，我国应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又满足国外不同层次需求的服务贸易，尤其是针对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劳工资源渐趋丰富的特点，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

参考文献：

[1]蔡.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极速耗尽[J],中华工商时报,2006-9-24.

[2]张晓晶.省略/200607/ca1121303.htm.

[3]吴敬琏.反思出口导向政策[J],财经,2006年第20期,总第169期.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例10

中图分类号：F323.8；F2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01

一、实现农民持久消费力增长是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的客观需求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主要通过消费倾向、消费能力与消费结构三个指标进行衡量。从我国当前来看，农民正处在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过度期间，在原有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满足前提之下，农民将会产生对生活质量提升所需的文化、教育、休闲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

虽然目前我国农民的储蓄倾向仍然较大，但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继续发展，消费倾向将会不断提升，农民的消费水平也将不断增长。但我国城市发展逐渐加快，大量农用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民丧失土地耕种的权利，也就丧失了其获得收入的机会，导致农民消费力尤其是持久消费力的不断下降。

米尔顿・弗雷德曼最早提出了“持久消费力”这一概念，并将之视为观察农民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他认为当农民拥有了土地等持久性财产和收益时，才会形成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才能使农民的持续性消费量大幅度增长，从而带动社会消费。因此，只有实现农民持久消费力的不断增长，才能根本性的提升农村消费水平。

二、持久性财产及收入的匮乏是抑制农民持久消费力增长的根本原因

1.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过小丧失消费力长期增长的动力

我国近些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各组成部分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各组成部分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其中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最小，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很小。财产性收入从2008年的148.1元增长到2013年的293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也从3.1%增加到3.3%，比重变化非常小。这说明农村居民的财产积累还比较小，没有完全体现其在农民收入增长贡献中的潜力，在未来农民收入的构成中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

2.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过窄瓦解消费水平提升的刺激点

我国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狭窄，主要来源于存款储蓄收入、房屋出租收入和土地补偿收入 [1]。从理论上而言，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还包括红利收入、股息收入、出让特许权收入等。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其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仅仅是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收入渠道过窄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因此在消费结构的表现上只能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日常必需品的支出，在文化、教育、休闲等方面的支出受到过多限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用于找寻新的消费增长点。

3.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构建了消费差距存在的客观原因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处于平稳增长状态，但与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城乡差距仍旧较大。从整体上看，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差距不断在扩大。2008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387.0元，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148.1元，两者相差238.9元；到2013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809.0元，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293.0元，两者相差516.0元。几年间两者的名义差距扩大了两倍多[2]。由此可见，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无论是在绝对数量、所占比例，还是在增速上与城镇居民相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收入决定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收入差距正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存在的客观原因。

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提高农民持久消费力的根本途径

1.建立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与体制

通过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使土地资源利用最优化，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结合实际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健全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网点覆盖面，加强监督金融市场的操作流程，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体制，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2.合理开发农村资源拓宽农民投资渠道

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是他们最大的财产，但农民的土地人均占有量很少。我国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经常不能行使主人的权利，农民的土地常遭到不合理的征用、侵占，不能@得应有的土地财产性收益[3]。这是因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不明确，导致农民的土地占有量不断下降，各地出现的滥征滥用现象也频繁发生。因此要改革当下不合理的征地补偿体系，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确保农民的土地占有量。

3.大力发展新型现代农业产业

我国农村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主要是以农户为单位，按人口分配土地，每户家庭经营的土地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新型现代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较少。因此，要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效率化，要注重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同步发展，鼓励和发展乡镇企业。应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依托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原有农产品为主的农村资源收入中，开发现代化绿色资源及旅游资源，拓宽农民收入渠道[4]。

参考文献：

[1]郭俊敏.增加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经分析[J].农业经济，2011（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M].2016，10.

[3]黄芹.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路径选择[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3（5）.

[4]陈益芳，王志章，谭银清.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综述[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