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起源例1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new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st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d an uneven evolution process in western countries. until the middle of 1980s, economists including some chinese scholars had not been studying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t pres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en a real cross-displine area and a scientific paradigme to deal with complicant scio-economic proble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origin, 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 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 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经济学的起源例2

能源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之一。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能源”仅表示一种作功“能力”，如抬高或加热物体；在经济学范畴内，“能源”涵盖了所有因内含物质能量而能够提供作业能力的能源资源和能源商品。能源资源，如原油、天然气、煤炭、生物质、水力、铀、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资源，均可以被采集和产生；能源商品，如汽油、柴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等等，可直接为人类活动提供能源服务。当能源作为投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需商品时，与能源商品相关的所有方面构成了能源经济。能源经济是指那些产生能量的物质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活动，是能源各类产业经济的总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源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与人类多项活动有密切联系。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的无止境是一对基本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基础，由此而引起的种种选择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英国经济学家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给经济学下了直接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其有限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的表述是：“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 从上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可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是为了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产生的，中心问题是由稀缺性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能源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在数量上的不足，是人类社会与资源关系的核心问题。能源经济学正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主线，结合运用其它学科，来探索人类如何面对有限的能源资源并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的科学。人类对能源资源的稀缺性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而能源经济学也是随着这一认识的逐步加深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对能源经济研究的认识、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经济迅速增长，是以大量利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为前提。此间，西方经济学开始蓬勃发展，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由此孕育了能源经济学的萌发和基本思想。古典主义着重经济总量研究，相关经济学著作中最受关注的两个问题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而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其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均衡价格理论，资源优化配置和外部性理论是新古典主义对能源经济学的贡献。可以说，在能源经济学的孕育和认识阶段，经济学大师的诸多论著构成了能源(资源)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内容，为能源经济学的产生作好了必要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准备。这一阶段，能源经济学的初步研究侧重于煤炭的开发利用。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1865年出版的《煤的问题》一书，是文献中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全面分析能源问题的专著。杰文斯在详细论述了煤的情况和各种替代能源非对称性的特点之后，认为英国的煤储量有限，靠煤炭而繁荣起来的英国经济总有一天不得不停止发展(雷仲敏，1994年)。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世界人口猛增，经济迅速增长，导致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结束于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电气化的新纪元，全球生产力得到更加高速的发展，大规模开发利用偏远地区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地下矿物资源得以实现，从而大大促进了能源(资源)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时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加剧。于是，在经济学领域，从发展资源经济和解决世界性的资源问题及环境问题两个方面，提出了对建立资源经济学的需要，资源经济学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应运而生。一般认为，哈罗德?霍特林(Hotelling)1931年发表的《可耗尽资源的经济学》是资源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也为能源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其后，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K?E?博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和以70年代以D?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1972)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论”，孕育了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 然而，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生产和供给相对较充裕，人们对生产要素投入的认识一直笼统地满足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能源资源通常被看作是原材料

经济学的起源例3

当前，是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的伟大时代！当代知识经济是信息科学出现和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广泛运用引起全球性势不可挡、波澜壮阔大规模的信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的必然结果。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当代知识经济的兴起不仅最终使知识经济浮出水面为人们所广为认识，还一举成为当今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力量或主流经济（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由于知识的本质是信息，因此，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经济。由于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知识经济兴起的时间有前有后、特点不尽相同罢了！需要说明的是人们通常泛泛而谈的知识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普通知识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知识型智慧”知识。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知识型智慧是一种来源于普通知识又升华于普通知识的特殊知识。由于智慧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知识型智慧、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其中知识型智慧属于传统知识范畴，信息型智慧不属于传统知识范畴，知识--信息型智慧不完全属于传统知识范畴，但它们都属于信息范畴（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因此，近代著名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中的知识实际上指知识型智慧这种特殊知识。与普通知识相比，知识型智慧的特别就在于在一定条件下能直接产生出力量或能量，而普通知识则只是具有某种潜能，不能直接产生出力量或能量。因此，知识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们的知识（包括普通知识和知识型智慧两种知识）资源创造的那部分经济，“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资源以及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资源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创造的那部分经济。“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不能称为知识经济，只能称为信息经济。（以上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 ）。

我们知道，人类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总的说来，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人类的生理资源或体力资源、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特殊人关系背景或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背景资源或“背景资源”、权力或职务或身份资源或“权力资源”、财富或金钱或资本资源、普通知识资源、智慧资源（包栝知识型智慧资源、信息型智慧资源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三种类型。智慧资源主要表现为能力）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六种“经济成分”--“体力经济”、“背景经济”、“权力经济”、“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它们都在同时起作用并一起促进社会（宏观或微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知识经济只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力量或“经济成分”而已！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知识经济在社会（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知识经济并非当代独有的新生事物（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

由于普通知识只是知识型智慧的来源和基础，事实证明各种具有创造力的科学技术专业“新知识”或知识型智慧是知识经济的唯一直接创造者和唯一直接推动力，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笼统地说“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不够确切的，应该说“知识型智慧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或者说“作为知识型智慧的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实质是一种“知识型智慧知识经济”--即完全由知识型智慧知识创造出来或获得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支撑经济的基础从传统的有形物质资源转变为无形的知识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知识资源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智慧不仅可以通过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转让等方式直接创造巨额经济价值赚取巨额财富或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方式直接转化为企业巨额知识资本！这使人类社会经济领域首次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资本的另一种类型的新资本--精神资本。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中存在着两种资本--传统资本和知识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科学技术起作用的方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技术都是作为共享资源向全社会公开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某些科学技术专业的“新知识”或知识型智慧可以通过申专利或知识产权的方式转化为巨额知识资本，因此，某些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独特新科技已不再会向社会免费公开，而是只向个别企业组织公开。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存在着较普遍的“知识垄断”现象。因此，当代的知识经济也是一种存在着较普遍“知识垄断”现象、常常伴随知识产权纷争的经济。总之，知识经济是靠专利或知识产权或知识型智慧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型智慧大显神威主要靠知识型智慧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时代！知识分子、知识精英在知识经济时代大有作为！

由于各种科学技术新成果或知识型智慧都是由人们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力格外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国家还是企业、个人，可以暂时缺乏货币资金和物质财富，但绝不能缺乏创造力！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缺乏创造力，货币资金将逐渐变成“死钱”，物质财富将逐渐变成“死物”！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包涵了创造力的专业工作能力也格外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需要大力提高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还需要大力提高知识型智慧水平！

知识经济是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扬弃”。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主要挖掘、运用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的潜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传统工业经济主要挖掘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矿物燃料等自然资源中的潜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传统工业经济在给人类带来发达物质文明美景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难题。而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上述三种类型的智慧资源几乎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污染环保新能源。因此，依赖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广泛的兴起，必将极大地推动人类对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这必将引发人类二十一世纪全球性大规模“智慧浪潮”和“潜能开潮”的到来引起“智慧爆炸”或“力量爆炸”。而这是人类根本地解决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难题的前提条件和必经之途！因此，知识经济是一种以普通知识资源为基础、完全由知识型智慧资源直接创造和推动的、高信息附加值低能耗、不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文明为代价却能高效创造物质文明的低能耗环保经济。因此，在当代走知识经济的发展道路是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经济学的起源例4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038-05

产权问题一直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产权思想在我国的不断传播，并得到了许多国内经济学者的大力推崇，甚至有着取代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指导地位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思想在国内更是广为传播。这导致一方面以科斯、诺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得到不少国内经济学者的认同，并以此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工具；而另一方面，有关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发展相对缓慢，理论创新较为滞后。

针对目前我国产权理论发展的现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本文主要选择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产权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产权理论的起源为开端，沿着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变迁到现实指导意义的思路，对两个学派的产权理论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对当前我国产权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阐释了产权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一、产权起源思想的比较

关于产权起源的说法，最早源自于哲学。早期哲学的产权定义认为，只要单方面认定和宣布一物属于自己，则此物就属于自己。可见，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属于明显的唯心史观。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产权的理解并不是从虚幻的意识出发，而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认为产权不是与生俱来的，产权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财产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原始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着公有产权，并把这种公有产权的形成归因为“自然形成”。而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直至私有制产生以后，就会出现产权的第二种形态，即私有产权。可见，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权的起源与发展同生产关系进而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更具体的是私有产权）的产生要归于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便来自于私有产权的产生及其准确界定与保护。具体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产权起源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认为产权的产生源于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如，西蒙和迪蒙赛尔（1977）通过实例分析说明，私有产权产生的经济原因就在于避免交易费用过高。而且在西蒙和迪蒙赛尔的研究中，虽然也使用了“公有”这个词，但是他们始终不承认公有产权的存在。第二，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产权的产生。如，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运用产权理论扩展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其中就包括对私有产权起源的研究。诺斯和托马斯认为，私有产权或个人产权是在封建公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产权。而且私有产权产生的并不是相互掠夺的结果，而是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社会中存在某一特权阶层，在掠夺社会财富后再由其赏赐给其他人。诺斯和托马斯认为，私有产权的产生源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竞争，进而促使人们通过建立产权关系，维护经济秩序。因此，人口的不断增长是私有产权产生的原动力，并推动产权关系的不断变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三，认为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私有产权的产生。如，德姆塞茨认为，私有产权的建立是为了改善资源稀缺的问题，而资源的日益稀缺是由于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张导致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私有产权的产生源于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张。此外，德姆塞茨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产权起源观点。德姆塞茨认为，只要是在旧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产权关系，那么无论这种产权关系转变的时点在何处，都可以看成是产权起源的起点。

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关于产权起源思想的主要观点的论述，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两点较为显著的差异：第一，在公有产权是否存在的认识上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是存在的，而且是产权形式的第一种形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从公有产权的起源开始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是不存在的，只有私有产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形式，产权的起始形态便是私有产权。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未对公有产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二，产权起源研究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从分析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关系问题入手，进而对产权的起源提出理论解释。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以社会制度为出发点，其内容的探讨始终离不开对社会制度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产权起源研究则是从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产生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源头，进而找到私有产权的起源。可见，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以稀缺资源配置问题为出发点，其内容的展开始终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为主线。

二、产权理论研究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深深根植于所有制理论。虽然马克思经济学中没有明确的产权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关于所有制与财产关系以及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论述中蕴含着大量的产权理论思想。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研究产权问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形式，并且明确提出产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产权关系问题。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内部分解等问题做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实质。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既定条件的。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沿着如何使资源配置更具效率这一主线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从自利主义出发，集中研究了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为原则的个人竞争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交易为基础，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将产权制度安排效率的高低与交易费用的大小相联系。第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由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排他性独占权，它不是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反映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的法律基础，也就是说，法律创造和决定了产权。第四，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与制度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产权占据主导地位而非支配地位，产权的调整往往是诱使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对两种产权理论研究基础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主要存在三点差异：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强调的是整体性、生产性和历史性，是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硬核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关系，同时也就决定了产权形式。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法律不能创造和决定产权，真正决定产权的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认为是法律创造和决定了产权。

三、产权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产权制度必须与这一时期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马克思经济学把生产力看做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又是其最直接的体现。产权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以产权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法律形式。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来源于改变契约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变化。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与制度变迁相对立的状态是制度稳定。制度稳定是指在给定行为者谈判力量及一系列契约时，任何一个行为者都不会改变原有契约的状态。诺斯认为，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可能为行为者的契约改变带来收益，从而导致产权制度的变迁。其中，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等的变化，偏好的变化主要源于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时，诺斯认为，产权制度变迁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即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边际产量呈现递减趋势，从而促进产权制度进行相应的改变。

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在产权制度变迁问题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主要存在三点差异：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突出的是整体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产权制度变迁的源泉，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才会诱使产权制度发生变化。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是突出个人主义，认为行为人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发生变化时，通过改变原有契约而使自身收益增加，进而诱使产权制度变迁。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没有把观念、风俗、习惯等因素作为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偏好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偏好的变化又会导致产权制度的变迁，所以意识形态变化也是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社会制度的改变是同步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的变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微调。

四、产权理论现实指导性的比较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现实指导性，可以通过对目前我国的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来加以比较。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获得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成果，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转型时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产权问题便是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例如，在近年来的“国进民退”的争论中，主张不同产权理论的学者们对“国进民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坚持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存在对国有企业职能没有做出清晰界定的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往往给予国有企业过度的政策倾斜，从而压缩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而一些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层面上或者说是从市场经济的层面上探讨“国进民退”这一问题，初期的“国进民退”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也并非存在绝对的“国进民退”，因为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发挥着民营企业并不具有的重要作用。同时，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不变的条件下不断深化改革。

再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城市郊区或农村的土地被征用。而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土地征用进行合理补偿显然涉及产权问题。事实上，目前土地征用中存在补偿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产权形式没有得到清晰界定。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那么通过实行土地私有化、建立土地市场，便可以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实现土地补偿的合理化。然而，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推行土地私有化在我国并不可行，所以完全照搬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解决这类产权问题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土地产权理论以化解土地补偿问题。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具有各自的显著特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一般是从个体主义出发，所以在直接解决个体的实际问题时具有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解决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时，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往往会遇到一定的麻烦，产生偏颇的结论。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从整体主义出发，善于解释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涵盖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等多方面。但是对于个体案件来说，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解决力度一般不及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效果明显。因此，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应该结合利用两种理论的优势，不应该相互批判或将两者相互对立。

五、总结

经济学的起源例5

中图分类号：X-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5-01

我国资源总量丰富，生态类型多样，然而生态环境基础总体比较差，同时由于人口规模众多而且增长幅度大，因此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并不高，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和问题就开始引起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并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这一学科的设立，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人口、资源与环境要素共同纳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设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学科点几乎遍布全国各重点院校，学科队伍迅速壮大，这一切都说明了该学科这些年来的昌盛和繁荣。然而，由于学科建立时间短，学科跨度大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还都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缺乏经济学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学界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存在，非常不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健康顺利发展。

本文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3）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表述，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来，目前学科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表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而且严重缺乏经济学特色和范式。

（二）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一些学者建立的体系，绝大多数内容是属于环境经济学或者资源经济学的内容，增加了少量的人口学或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是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之外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更有学者的体系干脆就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体系一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体系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一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对统一的学科体系，而是把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几门学科硬性捏合在一起，进行简单加总，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一个统一的学科割裂开来。

（三）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但质量不高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版了近10本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门教材或以此冠名的著作。而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无法计数，因为本学科涉及领域特别宽泛，很难分清楚哪些是真正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总之，围绕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但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对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社会学、系统学角度研究的多，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少。很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或者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描述性分析上，难以体现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学科所应该具有的水平。

二、 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浅显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三）采用经济学的外部性基本理论，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与矛盾加以分析，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该学科今后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

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1]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1.

经济学的起源例6

关键词: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一、来源及含义

(一)循环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发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

“循环经济”一词并非国际通用术语，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绿色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绿色经济”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经济学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分配、绿色技术此起彼伏，使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命题。但直到目前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外延以及特征等方面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相关理论正处于不断探讨和完善之中。

绿色经济的“绿色”，不是人们感知意义上的颜色，而是一种象征性用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

(三)生态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术语，成为生态经济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他在该书中倡导用市场经济体制控制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和协调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开发利用。此后，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毫无疑问，生态经济学就是以生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国内外的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第二，生态经济是让整个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像生态系统一样形成全封闭循环，最终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弃物的零排放，使生产系统自持，也就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是理想化阶段，在知识经济的后期才有可能做到。目前，各个国家生态经济的发展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势。

(四)低碳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早在2003年，英国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

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它的着眼点是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力和低碳技术产品市场，目标是低碳高增长。低碳发展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新经济思想，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入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与改进的产物，因此它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当然也各具特色。

二、相同的理念、支撑点和追求

(一)新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

新的价值观念包括:在考虑自然资源时，不仅视为可利用的资源，而且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的消费观念摈弃过渡浪费和奢侈之风，提倡绿色消费，也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和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减少一次性消费。而且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同时还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二)支撑点是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以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为支撑点。

绿色科技是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因而又称之为生态科技，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及社会作用而言的，它涉及到科技伦理和科技价值问题。绿色科学技术或者生态科学技术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的，目的是促使人与自然协同演进、共同发展，是在生态自然观指导下，受生态意识支配和生态伦理、生态价值约束的科学技术，这种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越融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优化也就越有保障。自然性和人类性是绿色科技的显著特征。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

(三)追求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实现，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且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来。

三、不同的侧重点、突破口和核心

(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利用“3R”原则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倡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绿色经济关爱生命，鼓励创造，突出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兼顾物质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生态经济则吸收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以太阳能或氢能为基础，要求产品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密闭循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而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采用清洁能源，以期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和温室气候，使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碳排放量比较低的经济形态。

(二)解决危机的突破口不同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都是以人为本，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但是它们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各异。循环经济是通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来体现的;绿色经济实施绿色分配，如保证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消费和费用支出;生态经济则将人类看成是具有最高级智慧的生物，通过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依存和协同进化的关系达到人类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使得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CO2)浓度不再发生深刻的变化，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气候条件。

(三)核心不同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物质的循环，使各种物质循环利用起来，以提高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绿色经济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为核心，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系统的最大公平目标得以实现。生态经济学研究现状，以农业生态经济学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核心。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消费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将引起现代经济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支撑这场变革的重要条件:绿色科技的进步，市场机制的建立，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的改变，生态经济伦理形成都需要时间。我国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应理性地对待，清醒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克服盲目地不切实际地攀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也就是说，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王育德，步秀君，贾东水.绿色经济论[J].经济论坛，2004(16).

2、钟建平.生态伦理与绿色经济[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6).

3、韩锦芳.试论绿色经济的发展[J].山西能源与节能，2005(4).

4、王育德，步秀君，贾东水.绿色经济论[J].经济论坛，2004(16).

经济学的起源例7

一、引言：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经济学运动与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

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家忽视法律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末30年代初，由于来自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受阻 ――经济大萧条这两方面的推动力，才使经济学和法学真正结合，从而导致了一个新兴了法学流派的诞生即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一方面，以弗兰克和卢埃林等著名法学家为首发起的当时风魔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Legal Realism Movement）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概念式的法学教育方法和内容，将眼光更多的投向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无论是法律理想主义还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法条主义，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挑战，对本世纪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被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所替代，法学家们不得不考虑把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法现象加以考虑，改变法是一个封闭式的规范体系这个传统的法律机能观，积极地探讨法律和经济的相互联系，法律经济学开始萌芽。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得以大规模地在法学领域繁殖开来。经济学在法律分析领域6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是一个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都被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开垦过，并且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公共选择、博弈分析、演进博弈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新的分析工具又被运用到法律经济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新法律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波斯纳将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20余年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称为“法律经济学运动” .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

法律金融理论（Law and Finance）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美国兴起的一门由金融学和法学交叉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属于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分支领域。它应用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探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和法律制度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公司金融、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1998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学者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发表了“法律金融”（Law and Finance）这篇奠基性文献，标志着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自此以来，法律金融理论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经济学者、金融学者、管理学者甚至历史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法学和金融学的融合，推动了法律金融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法律金融理论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些研究成果散落于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以及金融法等领域的一些专题研究文献中。目前，法律金融理论有两大研究方向：一是结合法律制度来研究金融学问题，也就是以金融学为中心、以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同时研究涉及的法律问题，强调法律环境因素对金融主体行为和金融系统运行的影响，比较金融组织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性结构和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态；二是利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即运用经济学、金融学的最优化、均衡、效率、风险、收益等概念和工具来解析金融法律制度，描述和评判金融法律制度和法院的行为和效果，将法律原则转化为经济学原则，去解释金融法背后的效率逻辑。法律金融理论已经取得的成就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一是宏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起源、法律移植与金融发展、法系与金融发展、司法效率与金融发展，投资者保护、债权保护与金融发展等问题；二是微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与企业成长、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成本，法律体制的质量与企业所有权和企业规模，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问题。

二、宏观法律金融理论：法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在解释金融发展的国别差异时，法律金融理论的重点是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法律金融理论认为，在法律体制强调私人产权、支持私人契约安排并保护投资商合法权利的国家，储蓄者更愿意资助企业，金融市场活跃。其次，在过去几百年中形成的、并通过征服、殖民和模仿在国际上传播的各种欧洲法律传统，有助于说明当今各国在保护投资商、契约环境和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然而，相反的理论和证据则对此类法律和金融理论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许多人认为，在法律起源派系之内的差异多于派系之间的差异。还有人怀疑法律传统的主要作用，并认为政见、宗教倾向或地理因素是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有些研究人员怀疑法律制度的主要作用，并认为其它因素（如竞争性的产品市场、社会资本和非正式规则）对金融发展也很重要。

（一）法律起源与金融发展

经济学的起源例8

1．1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起源

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在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了中国的特色，让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们拥有了改变生活的武器。社会主义经济是发展的经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的精髓，随着时代进步的同时也揭示了资产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性，社会主义经济更多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前沿性，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看到更多劳动价值理论，甚至是商品的双重性，也正是这两类理论让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完全的站在对立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借鉴苏联的经验，但是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就将我国的主要力量集中到提高生产力上，所以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包含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但依旧以马克斯主义为主导的政治体系服务，我国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冲突，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太过于信仰计划经济，为了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统一协调并没有问题。

1．2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现代经济学起源久远，学派众多，在发达国家存有大量此类的文献及报告，本文涉及的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以私有制经济为切入点，如宏观及微观经济学原理，垄断理论，包括关于此类的著作，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才人类理想社会中最适宜的制度，亚当•斯密是世界上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高度总结，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市场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微观经济学并不能解释日后的经济危机，此时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即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合二为一，这种混合的模式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特色，它虽然调和了各个经济学派之间的矛盾，但是也另经济上的滞涨问题只停留在表面。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断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原理，但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却成为了两种差别巨大的研究成果，导致这些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外还和其立场及研究方向，理论来源等有关。

2．1阶级立场及研究方向不同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直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了社会中的根本矛盾，而西方社会因为担心此类学说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竭力打压此类学说，并通过大量辩护，以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的社会制度。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更在乎人的发展，而现代经济学更注重资源分配。政治经济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此类学科的阶级性，当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那么经济利益也不会相同，对社会的看法自然也会不同，所以不同的阶级不可能用相同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参考，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现代经济是人类社会过渡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和其局限性，从这两点看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完全对立。

2．2理论来源与理论基础的不同

二者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说，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二者分道扬镳，各自开创一片天地，社会主义经济更注重唯物主义辩证，而现代经济学则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伴随人类而生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经济代表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最高级，是揭示人类世界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类理论是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得出的，批判的接受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其理论基础也来自于上述原因。同时社会主义更注重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生产这一行为赋予其独有的地位，跟资源分配同等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其理论来源自丰富的文献，现代经济学更偏向于向世界证明其合理性，未来性以及稳定性，西方学者们试图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证明现代经济学是人类唯一的发展路径，而且他们将古代的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看成是不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将社会主义提倡的人性视为异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多个学派之间研究侧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家财富的积累，而马歇尔则注意消费和需求，凯恩斯则将现代经济由微观经济引向宏观调控，在经济研究者眼中经济所研究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如何分配资源。

2．3分析的研究的方法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更多的谈及整个人类社会，而现代经济学更多的是在研究如何分配资源。从理论经济学来讲经济学的某一部分并不具有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它是一切经济学的基础，但是将经济学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后就出现了分歧。这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科学体系，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用大量的分析数据建立起自己的基础，从数量分析，案例分析，统计数据分析中得到数据，并根据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经济验算。而现代经济是哲学的类的科学，其以实证为基础，更注重逻辑，以前人的经验，逻辑为研究方法，现代经济更加抽象，更注重某一领域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们不针对群体，而是注意个体的资源分配，现代现代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将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化，弱化，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和分析，来建立现在的经济模型。

2．4发达国家主义经济在我国断裂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我国断裂最大的原因是我国对经济学的理解暂时停留在表面，大部分只从表面上去理解，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产生排斥心理，同时在我国人们对经济的理解超越了客观，但是生产力却没有跟上人们的认知水平，人们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极度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则造成了我国经济短时间停滞，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视也超越了我国现有的资本累计水平，这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盲目的推崇和盲目的排斥都不适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何我国的学者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融合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融合的原因

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均是事物的发展和运行，都试图解释规律和变化，同时二者的起源相同都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熏陶，辩证的继承了其中的精髓。我国在提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尤其是我国提出了市场经济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进行了反思，开始将别国的经济制度资源配比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及满足人与物质需求，在满足人与人的需求，这样就相当于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这也说明，理论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和不断发挥作用与社会相适应。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社会主义新经济学的特点

我国的特色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延伸，它具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特色，也有“社会主义”这一亮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跟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为了发展这一特殊的经济制度，在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人性化光芒的同时，利用现代经济制度带动企业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我国近几年所凸显的弊端也和现代经济学有关，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腴，也不仅是精神上的丰腴，不是要求民众去信仰，而是让民众及使没有信仰也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耕者有其田，游子能归家的大同社会。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中的精华，让这二者更好的去诠释我们社会中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是一种注重研究总和的经济，是以全体为标准来衡量价值的经济理论，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注重个人价值，机制调配，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将二者融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来分析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而现代经济制度则能成为成为分析工具，二者相辅相成，互补性十足。社会主义经济其本质是一个对话类的文明，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制度，它不是封闭类的，它将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它不仅着眼于现在，它将人们的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统筹兼顾，它更多的思考着全体人类，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它强调分配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合理的拉开人们贫富差距，促进工作效率和产出，促进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现代经济制度一样，中国所采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依靠着马克思主义经济，还有中国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延绵千年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将中国文明从水火中救了出来，生生不息的经济和延绵不断的政治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特色，唯有建设一个均富的国家才能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构成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

五、结语

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在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现代经济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对这部分进行分析批判和借鉴，一边借鉴其来丰富我国的经济，另一边则吸取和借鉴现代经济学曾出现过的错误，借鉴的本意是以史为镜，是批判的接受，以此来以长取短，这样才能正确的吸收现代经济学中的精华，并以此来发展属于我国的经济理论，从现代经济经济的不足看到我国经济的不足，避免我们发生同类错误。

作者:许巍 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KarlMarx)原著，曾令先，卞彬，金永编译．资本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经济学的起源例9

德国被称为经济法的母国，其对世界经济法思想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19世纪末德国凭借着工业革命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到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德国出现了带有垄断性质的大型企业联合体，这种企业联合体被称为“卡特尔”①。与其他国家对垄断组织采取规制和限制等措施不同的是德国对卡特尔采取的是扶植政策，其原因在于“德国著作家们善意地把这种发展说成是德意志人民根深蒂固的‘Genossen-schaft’，亦即合作精神的表现，这种精神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是对立的”［6］319，作为卡特尔官方辩护人的埃米尔•基尔多夫认为“卡特尔的建立是‘出于迫切的需要’，而发展卡特尔，只是为了克服工商业不景气状况的影响”［6］321。在一战期间，德国为了应对国内粮食、石油等重要战略和生活物资依赖进口的劣势，德国政府和军方开始将整个经济都组织到战争这部机器中来，于是出现了战时经济法的思想。在战时经济中德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垄断这一个领域，而是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干预;第二个特点和战前经济法一样，对卡特尔组织采取鼓励和扶助的政策［7］。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开始意识到“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不仅对进行战争，而且在影响今后社会和经济组织方面都有重大意义”［8］，于是战后德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服役法》(即著名的兴登堡计划)、《防止滥用经济力法令》、《强制卡特尔法》、《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等，这些法律无一不是具有扶植卡特尔和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特点。德国经济法注重对卡特尔扶植甚至是对整个经济行业扶植的思想渊源和背景可以追溯到德国统一之前的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19世纪40年代德国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此时摆在德国面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尽快地推动工业化以缩短和英国的距离。面对德国的现状以及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德国思想界陷入了深思，1841年著名经济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他在该书中认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采取和先进国家的自由贸易以求得开化和进步，第二个阶段则要采取一定的商业限制措施以保护国内的相关产业，在国内相关产业取得一定高度之时则进入以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第三个阶段［9］。即李斯特认为“面临着先进的竞争者，国家应该保护他的幼稚产业，直到他们发展到能经受国际竞争的挑战为止”［10］。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采取了与当时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所不同的经济政策———政府大力扶植卡特尔企业并通过卡特尔对经济进行统制。

日本经济法虽然在二战后形成了自己很多独特的观点，但是从起源问题上看日本经济法和德国经济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目前认为日本经济法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1］，但是日本经济法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就认为明治时期的经济法“从法律形式来说，也不可否认，它具有和今日经济法中所看到的这些现象，也都是一脉相承的东西”［12］84。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情况在1853年的6月3日发生了改变，美国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称霸新大陆的门罗主义，为了开发新兴市场在1853年6月3日这一天佩里受美国费尔摩总统派遣率领4艘军舰来到江户湾浦贺从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在此之后日本先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为了应对国内外危机，日本通过“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成立了明治政府。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国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面临着与德国19世纪40年代同样的问题，于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明治政府在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殖产兴业’政策”［13］。殖产兴业的目的是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和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殖产兴业政策大概包括创办国有企业、扶植私人企业以及对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等措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日本和德国一样为了战时需要采取了经济统制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行业进行了保护，这种保护措施有些延续到了一战后。一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被提到一个显著的位置，这段时间“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是为了对付慢性化危机”［12］16，日本经济法实践主要在应对农业危机、对重工和化工业的促进、对垄断的促进以及振兴出口和汇兑管理等方面。二战中日本再次实行战时经济，对经济进行全面统制。在二战结束日本进入和平宪法时期之后，日本为了尽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起来以及后来为了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对经济进行扶植的政策，其中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4］，具体法律方面则有1953年的《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1956年《中小企业振兴资金促进法》等。从对德国和日本经济法起源和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像德日一样的后发展国家①(或称赶超型国家)经济法起源的规律。以德日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其工业化晚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于其工业起步之时其他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在强大的内部发展需求和外部竞争压力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充分发挥其作用，在制度方面就着手建立起一套能够深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在日本政府和企业甚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盟，所以其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一直都是国家在社会之上的国家中心主义占据主流地位。总而言之，为了缩小差距甚至实现赶超政府就需要对经济进行扶植，所以以德日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法最开始表现为经济扶植法，即是从经济扶植法中起源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法的经济扶植法起源模式。

2美国的市场秩序法起源模式

美国由于受到普通法的影响并没有经济法这一个概念，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实际中没有经济法，美国的经济法主要表现在市场秩序法领域特别是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战败前的德国和日本同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都实施了经济统制(法)，而相比之下，美国就比较注重竞争政策”［15］36。美国经济法主要体现在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领域从而与德日经济法的模式不同，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在一战中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没有采取战时体制，“在同一时代，在同样的战时体制下，美国却实施了以市场原理为中心的经济运作……从根本上来讲是规制原理的差异”［15］55。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基本上扫平了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虽然美国的工业革命开始时间晚于英法，但是美国凭借其广阔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资源和安定的外部条件以及及时利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美国工业革命的势头和工业化的速度都明显超过法国。所以从历史大背景上看，当时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内并没有受到赶超的政治压力，对外也没有出现德日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强大的外部竞争。在经济思想方面，美国一直信奉的是由亚当•斯密所提倡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经济和国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王国，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并认为实现国民富裕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由的市场竞争。在政治思想方面，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对国家权力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怀疑，认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16］，所以美国对国家权力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和并认为只有限制住政府的权力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权利，即美国在很长时间里要求的是一种守夜人角色的国家。此外从学术传统上，美国一直采取的是与德日国家中心论不同的社会中心论。

综上，由于历史背景、经济政治思想以及学术传统都决定了美国政府在当时是很难直接干预经济发展的，就更加无法形成类似于德日的经济扶植法。没有受到政府干预的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南北统一一方面清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加上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这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使得美国经济在凯歌前进的同时也让美国于19世纪末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一时期由于资本的集中导致垄断现象大量存在，美国将这些垄断组织称为托拉斯①。托拉斯组织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垄断地位通过控制原材料市场、设定商品价格等方式攫取高额利润，同时还排挤和吞噬中小企业，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竞争的国家，自由的竞争必然会带来垄断，但是垄断又破坏了自由竞争，这使得美国所奉行自由竞争的理念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个矛盾。传统的美国法律无法有效地解决垄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1890年在议员约翰•谢尔曼的努力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部旨在反托拉斯的法律———《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的颁布不仅是美国经济法诞生的标志同时也是世界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一，在此之后美国先后颁布了数部法律，建构起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制度，如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案》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从美国经济法起源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德日经济法起源完全不同的经济法起源模式。这种模式是像美国这样工业化实现较早以致于没有赶超的政治压力以及长期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注重依靠社会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在早期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主导和推动。对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其一直信奉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并且在政治经济中采取的是社会中心论，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就是由社会推动的自由竞争，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其经济法的起源不可能是从经济扶植法开始。而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最终产生了垄断，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却会破坏自由竞争，这种矛盾是美国原有的法律无法应对的，因而经济法应时而生。综上，美国的经济法不是从经济扶植法开始的，而是起源于为了规制垄断所带来的市场秩序的破坏的反垄断立法，所以这种模式被称为经济秩序法起源模式，也被称为反垄断法或竞争法起源模式。

3前苏联的经济管理法起源模式

前苏联的经济法思想是在与当时的民法学派进行论争中发展起来的，由于政治原因前苏联的经济法在1937年到1956年之间中断长达近20年的时间，于是前苏联经济法就被划分为战前经济法学派和战后经济法学派。战前经济法学派的“经济法思想几乎是与1922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的公布同时发生的”［17］，苏俄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应对国内国外的形势曾经一度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迅速稳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来也暴露出种种问题，于是在1921年3月列宁决定采取新经济政策，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就是为了适应新经济政策而颁布的。此时关于经济法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由П•И•斯图契卡基于对公有经济关系和私有经济关系的区分而提出的两分法，“民法———调整以自由竞争和无政府性为特征的私有经济关系;经济行政法———调整以计划性为特征的公有经济关系”［17］。战前经济法学派的观点受到了维辛斯基等人的猛烈批判并伴随之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的经济法消失了近20年。苏共20大以及50年代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对经济法的解禁和重新认识，与战前经济法学派不同的是战后经济法学派开始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段时间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要数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拉普捷夫，他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独立部门法，既应该调整横的经济关系，又应该调整纵的法律关系……社会主义组织在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所发生的一切关系，都是统一的或者说统一种类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由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经济法来统一调整。”［5］166战前经济法学派和战后经济法学派虽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基本出发点上却具有一致性。无论是战前经济法采用两分法将经济法定位为对计划性的公有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经济行政法，还是战后经济法采取纵横统一的定义来定义经济法都是将经济法视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经济法的使命是实现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经济法在此时主要表现为经济管理法，即是经济法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加强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18］。所以前苏联经济法最开始是作为经济管理法起源的，与以德日为代表的经济法最开始作为经济扶植法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法最开始作为市场规制法的起源模式并不一致。由于东欧各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上都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所以在经济法的认识上和前苏联基本上也一致，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相互之间的以及它们同上级机关之间在管理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为满足公共需要服务或者‘借以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关系”［19］。无疑前苏联的经济法思想对我国经济法特别是早期经济法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法学界纵横统一论的提出，“在‘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其他外国(如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不断影响我国的20世纪末，仍有学界主张纵横统一说，足可证明这一理论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影响至深”［20］。

经济学的起源例10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调整，传统的物力资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断下降，而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益突出，这样导致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知识创造者———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本质是智力经济，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导致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我国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采取合理措施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创新，能够使社会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中占得优势。

一、知识经济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取代其他生产要素，在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势必会对我国经济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造成剧烈的冲击。

1.知识化以及信息化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超越传统的生产要素范畴，并且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知识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这对企业员工提出了新的要求，员工必须能够根据时展的特点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时获得各种信息知识、快速做出反应并且要做出科学的决策。只有这样员工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在增强自身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在知识经济时代，当前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市场经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人才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高素质人才则面临着相对宽松的环境。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如何稳定现有的人才队伍，并加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成了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知识化以及信息化使企业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式，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劳动显得更为重要。这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存在一定冲突，因此需要对企业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创新。

2.学习型管理逐渐引起重视。

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则又体现在人才学习能力的竞争方面。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成功的企业也将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在知识经济环境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保证企业人才不断学习，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帮助企业员工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学习将成为企业自身进行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将企业打造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有助于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创造与传播，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融合，推动企业的发展。当前在全世界排名前100的企业之中，已经有超过40家企业参照学习型组织，对公司发展进行改造。但是，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高低是由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决定的。因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以及实践对企业组织学习，将企业打造成一个学习型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对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

在企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资源管理主要起着职能性以及顾问性的色彩，具有明显的服务行政事务色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以及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企业管理者逐渐认识到人力资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在企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要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从一个服务功能性质的部门转变成为一个业务性质的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逐渐参与到企业各项战略的制定行动中来。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紧跟时展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注意开发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创造力。这要求企业要将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与开发，要注意挖掘员工的潜能，尊重员工的创造性，帮助员工正确地树立起职业观念。

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策略分析

1.实施动态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动态管理。首先，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全局管理，既要坚持从纵向上加强企业人员聘用管理、培训考评管理，也要坚持从横向上将企业的全体员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管理。其次，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上导向，不断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在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也需要将顾客纳入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想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除了要具有敏锐的市场观察力之外，还需要对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这样才能使顾客形成对企业的忠诚。企业要认识到企业与顾客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只有企业能够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才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使企业员工及时了解市场状况，从而确保企业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市场以及行业发展情况有准确、全面的把握。

2.建立学习型组织。

企业在进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过程中，要为每一个企业员工提供一个愿景。由于每一个企业员工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也导致了每一个员工都有不同的愿景。因此，在企业愿景设置的过程中，愿景应该与每一个员工的具体愿景相联系，但是又要高于每一个员工的愿景。企业共同的愿景构成了企业员工团结努力的基础。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学习型组织。组织是由每一单独的员工个体构成的，组织的目标也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去完成。在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设的过程中要善于不断学习。善于不断学习的主要内涵是：首先，要求企业员工要进行终身学习，能够使企业员工跟随知识发展的趋势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其次，在建立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要求员工进行全程学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要使学习能够贯彻到组织运行的任意一个环节中去。建设一个学习型企业，学习、工作不要相互分开，要能够在工作的过程中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工作。最后，不仅仅要重视员工个人智力的开发工作，同时也应该注重加强集体学习与集体智力开发。传统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组织结构一般会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建立学习型企业，其结构应该是扁平式的，其具体指的是从上层的决策到下层执行之间的间隔是十分少的，能够使企业的决策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贯彻实施。

3.转变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色。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必须对自己在企业中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为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不仅要熟悉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工作，并且要对企业的其他部门以及部门功能有着十分清晰的了解。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一定要认识到与企业的竞争对手相比企业自身具有哪些优势，又存在什么欠缺。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企业人力资源工作者才能根据企业具体的发展需求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具体指的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该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大局出发，建设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三、结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创新的必要性。但是，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质的飞跃。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必须依靠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出必要的社会条件。企业也唯有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从社会现实出发，才能真正实现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可以预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中的要务来抓，可以帮助企业开创新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张丽曼．论知识经济时代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观念[J]．现代商业，2011(20)：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