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定义例1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一、老挝留学生跨文化支持服务存在的问题

1.对老挝国家文化知识掌握不够完善

当下跨文化交流的发展速度较快、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也各有不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跨文化较多，相关的管理人员不能够对跨文化交流的国家的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这很容易使得老挝留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反差，进而从心理上有一定的排斥以及产生压力。这对于今后老牍家跨文化的交流具有较为消极的意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掌握老挝相关的文化知识就不能够保证不影响老挝留学生的正常文化，在保证不干涉双方文化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支持服务。

2.忽视了潜在的影响因素

在进行老挝留学生跨文化支持服务的过程中，相关人员总是只看到表面的问题，忽视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当下的跨文化交流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不仅仅只有两个国家的交流，更多的是多个国家的融合，这使得在跨文化支持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潜在的问题。而这些潜在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这种忽视容易在一定程度上为跨文化交流服务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

3.服务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跨文化交流服务人员作为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对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服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跨文化交流服务人员队伍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跨文化交流服务人员的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综合素质较低的现象，等待改进和完善。大多跨文化交流服务人员具有不错的专业素质，对跨文化交流基础都有着很好地掌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专业的认可，但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一些技巧，没有较为合适的服务方式，使得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服务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产生隔阂，交流过程产生困难，不能给予学生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学习氛围，反而使得交流过程有了“事倍功半”的效果。据调查了解，部分条件不允许的学校，跨文化交流服务人员的配备不全，经常让年轻、缺乏经验的服务人员直接进行跨文化交流服务，这无论是对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综合素质的培养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改进老挝留学生跨文化支持服务的有效策略

1.了解老挝国家的国家风俗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色的风俗习惯，在中国，由于不同民族和地域差异性存在一定的，更何况是从东南亚来的老挝的留学生。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对老挝的一些国家风俗进行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够尽可能多的保证其今后生活的顺利。国家的风俗较为广泛，服务人员应该积极学习相关的风俗知识，主动地避开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将与留学生由于文化产生的差异降到最低。除此之外，管理人员可以为相同地区的老挝留学生提供一些交流平台，让他们能够通过这些平台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有自己本国的朋友也能够使得留学生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具有归属感，让他们能够更加舒适的在国内进行交流学习，对改进老挝留学生跨文化支持服务也能够产生积极地效益。

2.创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跨文化交流服务模式

只有改变传统的跨文化交流服务模式，才能够充分调动各国留学生的积极性，服务人员可以通过运用现在的多媒体网络信息工具，了解当前较为先进的服务模式，可以运用一些国家在多媒体平台上的资源共享学习其他国家的交流管理制度，这样能够有效地学习。同时，在了解其他国家跨文化交流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对自己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服务模式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充分的跨文化交流服务资源能够使得服务人员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建立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服务的个性化设置，这对于跨文化交流服务的效率具有积极地影响作用。

3.为老挝留学生提供良好的留学氛围

良好的留学氛围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狭义的留学范围内，不仅仅是简单的教学和学习的氛围。所谓广义的留学氛围应该还包括由于地方位置不同所带来的气候差异以及一些在饮食上的不适应，这使得学生在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反差，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将留学生的这种反差平复，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留学生的学习和交流。因此，相关的管理人员应该及时与留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及时的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帮助他们缓解一些不适应，使得老挝的留学生能够在中国得到积极地发展。

三、结语

总而言之，跨文化交流服务效率的提高对老挝留学生数量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制下，提高留学生跨文化支持服务能更加奠定我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跨文化交流服务综合素质提高的可实践性使其能够在国际留学生的交流中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有利于全面提高留学生跨文化支持服务的效率。当下，留学生跨文化支持服务中还存在着一部分有待改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传统服务管理模式以及提高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等进行改善。

参考文献：

[1]张雷生.关于韩国高校中国留学研究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英文）[J].商务英语跨文化交流服务与研究.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2

一、简介

跨文化语用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语言学学科，从语用学和对比语言学当中延伸并吸引大批语用学学家在它一现世便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且不说这些语用学家们的研究结果的分歧，人们对于文化对交流的重要性上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一致。本文中，作者根据关联理论试图对于跨文化语用失误上做出一定的解释性研究，并根据关联理论在交际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做出分析。

跨文化语用学可被分为跨文化语用学和跨文化社会语用学。前者是关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一种语言的异同方面的研究。然而后者是关于社会环境对于语言使用的影响的研究，也就是说，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着人们使用语言的。

跨文化语用失误是指由于听者没能够很好地理解语篇隐含的意思，或者由于没有有效地进行语用输出而导致的交流上的误解或者意思上的矛盾。这一误解或者矛盾有可能是由于听说话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的，也有可能单纯就是因为互相交流的不顺畅导致的。中国语用失误研究的先驱何自然先生曾在中西方之间做出了一项语用失误调查，发现跨文化的语用失误在跨文化交际当中十分普遍。在这一过程当中，说话人并不能够遵守交流时所需要遵守的社会习俗，经常忽略听话人的身份或社会地位，并且会在无意间损害到目标语言的文化价值观。

因此，跨文化语用失误同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同等重要，笔者将本文的注意力放在跨文化语用理论上，来解释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的输出过程中的语用失误现象。

二、语用失误

1.语用失误的定义。语言学家Sperber和Wilson曾在书中写过，交流并不是一种很完美的学习手段，交流中的失误在某种程度上说能够更好地促进人们完成交流。根据关联理论，我们知道交流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进行信息的传递，而是要有效地完成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那些可能影响到交流或者上下文意思的内容是应当被恰当的摒弃或剔除的。

2.语用失误的分类。根据关联理论，交流上的失误大概是可以分为语用语言学失误和社会语言学失误。语用语言学失误是一种语言问题，基本上是由于语用用意编码的差异性导致的。当说话人对于一个既定话语的语用用意同目的语或母语使用者的人表述的语用用意有偏差时，语用语言学上的失误便由此产生。很显然，语用语言学失误既同说话人不恰当的措辞相关，又可能与听话人误解说话人含义有关。

3.语用失误的原因。

（1）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在跨文化交际当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核心所在。价值观念体现并主导着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基督文化下成长的人们，他们受到强烈的基督文化的影响，通常不会同那些佛教、犹太教或者印度教等人有着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上的重合，这是因为价值观是独立于各个文化之上的，并且影响着我们的动作与交际行为。（2）社会习俗。根据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研究文化差异的一种重要方面。总的来说，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人权，集体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的利益和权益。比如，西方国家的姓氏是跟在名的后面的，相反，中国的姓氏放在名的前面，因为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础单元，被认为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最小单位。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的，然而大部分的西方文化都是以个人主义为主。

4.语用失误的应对策略。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无法学到世间的所有文化现象。即便是在某一个特定文化当中的学者，能够将毕生精力付诸于本土文化内涵也是一件相当困难并且是工程量特别大的事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还需不断地研究跨文化之间的问题，以便应对科技为我们带来的变化。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应当从交际的常用语言开始，在掌握了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之下的特殊回答方式之后，再去理解和研究更深一层面的语言表达和习惯。其次便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当中，有很多带有文化色彩的典故都是简单交流的时候无法进行深一步解释的。解释的多了反而会使当时的语境内容或者气氛变质。只有通过了解文化的方式才能够帮助人们减少交流当中的语用失误，或者说，只有多犯语用失误才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避免语用失误。

三、结论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3

背景：随着一带一路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世纪，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也是方兴未艾；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在经贸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商务人员仍要注重这种文化差异，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意识，了解对方的生活习俗和工作习惯，以免在协商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经贸和翻译人员应该具有的能力，因其对商务合作的成功与否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跨文化因素是必须重视的一个内容。

介绍：一、商务环境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意义：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参与的各类国际性事务也日益增多，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因此，中国人民已不可避免地要与来自世界各国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沟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跨文化交流。其实国际商务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要促成商业活动的成功，活动参与方就必须事先了解对方的文化，否则就可能因为一些局部细节的文化差异而产生分歧。商务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商务活动中除了充当语言媒介的作用，还传递文化信息，达到在商务环境下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而翻译更是桥梁纽带。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教学应当结合培养目标，在教学中采用多种策略，使学生在掌握商务英语技能的同时，提高商务文化意识。一般来讲，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两个主要错误。对于语音、语法上的错误，大部分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如果语用方面的错误导致产生文化、心理上的歧义，就会造成交流上的失败。例如，在经贸谈判中，德国人需拟定一项清晰务实的谈判议程，严格遵守谈判时间表；美国人比较直接，会迅速进入谈判主题，避免冗长的铺垫和试探；拉美和地中海国家则先社交，后工作；在阿拉伯世界，谈判被认为是社交活动，讨价还价是他们欢乐生活的一部分；日本人却很注重言辞和行为上的礼貌，往往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谈判，容易令对手迷失方向；而中国人一般表现比较内敛、隐忍，倾向于照顾对方的情绪或“面子”，谈判会从大局出发，尽量达成双方共赢的目标。

二、商务谈判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欧美文化重视实用，而中国人更注重人际关系。欧美人认为朋友是朋友，商业是商业，投桃报李的事对他们来说事难以理解的。而在加拿大和中国，商人通常会受到VIP贵宾般的待遇，机场接送，美食款待等热情欢迎，但在欧美中国商人则得不到类似的回报，令人失落。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受环境、气候、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交流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冲突。首先，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具有较强的直觉思维和归纳思维，而西方人具有较强的判断思维、逻辑思维等。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但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还会对两者之间的沟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受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文化冲突，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交流人员要尽量尊重对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尊重的良好合作气氛。在遵守基本礼仪的基础上，了解对方的文化，包容自身与对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抓住机会向对方宣传自身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确保双方有效的沟通，并且顺便宣传本国文化，对商务活动的成功开展产生极大的帮助。一般来说，欧美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属于“集体型”的，而他们则属于“个人型”的。

三、跨文化差异在商务英语中的体现：第一，礼仪习俗差异。例如，在英语学习中中国人习惯一些问候语“What isyourname？”和“Howoldareyou？”等，但在商务交流中使用这类句子会被外方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因西方人认为姓名和年龄是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泄露而中国人却觉得了解对方姓名年龄显得更亲近些。这些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交际过程中极易造成双方的误解，导致交流活动的失败。第二，象征意义差异。在不同国家，对于数字、颜色、动物等事物象征意义的界定也各有不同。比如在中国“9”代表着长长久久，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是褒义；而在日本，“9”与苦的发音相似，需避讳。又如，龙在中国是吉祥的图腾、权威等的象征，是无上的荣耀，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而在西方，龙是邪恶、残暴、黑暗的象征，是贬义的，正好背道而驰，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综上所述，在商务谈判中若不重视跨文化差异的存在，交流活动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失败。

四、商务谈判和英语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对策：在经贸谈判和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跨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小跨文化差异对交流沟通的影响，商务翻译人员需要重视和正确对待跨文化差异。首先，在翻译传达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谈判的语境条件有所了解，其次是交际过程中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利益方面，中方以谦逊为美德，贬低自身、赞扬他人。然在西方文化中，当其受到赞美时会欣然接受，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因此，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采取谦逊的态度，避免否定方式的使用，确保彼此交流的顺畅友好。此外，汉语中的礼貌用语有些不可以直接翻译成英语，由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导致西方人无法理解翻译的内容，进而影响双方交流。其次，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会以自身的喜好和习惯作为交流的基础，以至严重影响商务交流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人员一定要对对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以对方的文化作为判断标准，进而体现出尊敬、友好的态度，促进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总之，跨文化因素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人员要合理对待双方文化上的不同，在翻译的过程中尊重他国文化，使其他家在与中国商务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内涵。外贸谈判人员要学会换位思考，掌握协商沟通技巧，尊重和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习俗禁忌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结语：综上所述，在商务沟通和谈判中，跨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外贸和翻译人员要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意识，对双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保障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双赢效果。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4

一、建构主义理论定义

建构主义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的认知发展。他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众多的教学理论如行为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客观主义理论中，唯有建构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信息化教育过程中检验信息化教育活动的一个标准。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出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含义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上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技能和跨文化意识能力。这种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外部世界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周围环境“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个基本过程来建构新的理解。建构主义理论有四要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准确性，既涉及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又包括文化知识。因此，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把外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交际环境中亲身体验。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突破我国传统外语教学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具备国际思维、世界眼光的必然要求。多年来，我国各高校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值得好好总结。

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越文化交流障碍进行交流的技巧和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建构就是认知个体(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即知识结构(schema)。但首先要给个体提供一个“情境”，然后，认知个体通过“协作”与“会话”，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谈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充分发挥“情境”的交互作用与周围教师、同伴各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合作”，最后达到“意义”建构，所谓“意义”，就是在教学上一定要使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发生量的或质的变化，只有使学习者的schema(认知图式)发生了变化，教学才会发生“意义”，否则，就是“无意义”教学。交际能力的指导意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们的关注。学习者在直接传授获得了有关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后，当他面临具体的、客观的跨文化交际情境时，那些固定的、概念化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特征、行为规范等往往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导致交际失败。因为学习者所面临的跨文化交际情境要复杂得多，他不仅仅是刻板地知晓、记忆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去感知和应对现实的文化情境，这就是跨文化潜藏的、隐现的、主观的、个人的一面，即思维能力、意识能力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跨文化意识。然而，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它包括哪些要素?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国内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似乎主要有这样的看法:外语学习者应具有目的语文化的知识，因此，外语教学应加强对这些知识的传授或导入。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却是主观的，知识不可能仅仅由外部传授而获得，人们应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去建构现实和理解现实，从而形成知识，学习者的这种建构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即客观的成分)，也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即主观的成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知识向度以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和个性向度。具体来讲，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人们常指的行为能力，一种人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外，还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意识。首先，在外语学习中，由于跨越了文化和语种，使得本族语人与目标语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形成了障碍，这就要求学习者有外语语言能力，这是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跨越文化障碍，缩小本族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达到交际文化、升华本族文化的目的。

三、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教学的中心，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可选择已有的教学材料，如《走遍美国》、《洪恩英语》等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人物对话，还可创设一些活泼自然，充满生趣的文化情景，然后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模仿表演等课堂活动，让学生亲历文化境况、遭遇文化尴尬和文化冲击，与文化发生互动，以培养学生自己进行文化探究的能力，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境遇中获得具体的交际技能。学习情景只是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外部条件，是一种“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设计理想的文化学习情景是为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最终完成意义建构服务。除了培养学生的交际技能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一种主观的、无形的、隐藏的跨文化的特质和文化敏感性，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中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及其现实文化意义的理解、感悟能力，在学生理解了表层信息之后，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理解深层的含义，去感受推知、判断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课文内容与自己的本族文化环境有何相关的实际意义等。在此过程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的创造对于学习个体的意义建构也很重要，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还应该创造一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异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举办外语文化节、英文歌曲比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知识比赛、英文诗歌朗诵和英文电影欣赏等。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文化问题背景，以此为支撑物启动教学，使学生产生学习的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驱动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目的。breen&candlin曾指出:跨文化交际不仅关系到遵从某种规范，而且也关系到主观解释这些规范本身，它既是遵守规范的活动，又是创造规范的过程。因此，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应摈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重新调整教材、教师、学生和各种教学手段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应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进行。那么，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建构主义教学理论，首先应该创设一种文化学习情景以培养学生具体的、客观的、显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和掌握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化事实、文化知识或某些跨文化交际的规约的能力，这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文化学习，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一般习俗、价值观念、礼仪、禁忌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除教师在外语语言课上注重跨文化教学进行文化导入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如“英美概况”、“英/美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异国风情介绍”、“英语学习背景知识”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外籍教师资源优势，为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等，这些知识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为学生以后自己进行文化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框架，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将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即交际个体的行为能力，即一种与目的语人交往的技能。比如善于识别交际对方身份和交际意图的能力、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善于消除交际障碍、解除交际尴尬的协商能力等。由于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情境创设”和“协作学习”，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利用各种教学因素，创设一种文化学习环境以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诱发学习者的问题并利用它们刺激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对目的语文化具有领悟能力和思考能力，如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吸收、取舍、宽容以及尊重差异等，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冲击，减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苦恼和挫败感。

参考文献:

[1]杜瑾.论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编解码冲撞的不同类别[a].重庆工程图学学会第十四届图学研讨会交流暨第二届cad应用、cai软件演示交流大会论文集[c]， 2004 .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 1999.

[3]gopaul-mcnico，l sharon -ann gopaul-mcnico， janetbrice-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5

一、文化认知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变化

1.词汇认知下的交际行为变化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对其承载对象的最直接映射，在社会群体约定下产生、发展，是先辈劳动与生活经验的结晶。通观语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词汇是其中对文化展现最鲜明的单位，不同文化中词汇都有其独特含义，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指代对象或现象，同时词汇也是极易被社会文化影响，产生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典故或习语等。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如未能理解词汇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而单纯依靠语法、语音等其他语言要素就很难有效地实现交际活动。根据研究可知，词汇存在的意义可分为两种不同层次:首先是表层概念，表层概念承载着词汇的文体，从这一层次上看，来自不同语言的词汇有同样的含义，换而言之，即在双语词典中有相互对应的概念;其次是文化信息，文化信息作为词汇的附加内容能够对民族文化特征进行直观反映，不同于表层概念，文化信息层次上看不同语言的词汇并不具有完全相同含义，而其中的不同含义，字典中也未能作出具体阐述。受文化背景影响，交际双方使用的词汇可能有特指含义，这也是容易造成交际困难的一大因素。由此可见，词汇认知对交际行为的变化有直接影响，在对对方民族文化并不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交际主体应尽量避免应用有多层隐藏含义的俗语、成语等，避繁就简，同时也要不断地学习理解其他国家俚语、习语应用情况。2.环境认知下的交际行为变化作为社会行为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跨文化交际行为总是发生在某种交际环境之中的。词汇的认识是使交际行为产生变化的物质条件，但其也要在环境干预下才能实现，可以说，环境的文化认知也是交际变化的一大重要因素。交际环境有宽泛、具体之分，前者指代社会风俗习惯、思想价值理念等广泛、抽象的内容，后者则包含指代交际具体情境、交际主体关系、交际角色定位等具体内容，无论是宽泛内容还是具体内容，都对文化交际变化产生着影响。根据美国学者Hall关于强、弱交际环境文化的相关概念可知，以强交际环境文化为背景的交际主体发出交际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细节提示更加敏感，而以弱交际环境文化为背景的交际主体则更倾向于依靠语言力量自身。强交际环境下的主体交际行为具有含蓄、保留、轻描淡写的特性，对于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民族而言更具有积极意义，对比来讲弱交际环境下的交际行为则更强调语言的准确表达。深刻准确的交际环境认知能够帮助主体体会交际中需要注意的文化知识和表达方式，促进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成功实现。3.语用认知下的交际行为变化语用受语境的影响并随其变化而变化，因此，语用同样在引发跨文化交际变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对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功能的理解仅仅是一方面，如果不能对其社交意义及使用方式有所掌握则可能引发语用失误，并对交际行为造成消极影响。以语用中的礼貌表达为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主体在文化规约下受交际准则、文化熏陶影响有各自不同的行为模式，日常问候、表达感谢及至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层次的交流都印刻着文化的痕迹，是其思想价值观念的直接展现，因此在进行表达时的语用方式也各有差别。交际主体如若仅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忽视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运用自身语用策略，则很有可能引发思想价值冲突，导致交际失败。综上所述，词汇、交际语境及语用相关等的文化认知都是跨文化交际发生变化的直接影响因素，外语学习者对诸如此类的文化认知程度的掌握最终决定了其跨文化交际行为成功与否。

二、文化认知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发展

1.认知与文化差异接受跨文化交际过程是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这种交际有积极正面属性，也有消极负面因素。众所周知，文化差异性往往会给跨文化交流带来阻碍，造成理解偏误、交流不畅甚至引发文化冲突。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受思维习惯、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在审视异质文化时更习惯将其先纳入其所在文化背景当中，站在自文化立场上进行理解。而主体所具有的关于异质文化相关知识越少，其对异质文化理解的客观性自然也就越弱。尽管所处语境、应用语言等都会对跨文化交际活动产生影响，但究其根本，文化差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负面因素的产生根源。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避免消除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因素，促进交际活动成功实现的必要条件，而认知是承认和理解文化差异性的前提和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认知并不等同于文化理解，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是根植在由政治环境、社会风俗、价值取向等多种复杂因素共同构建起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从认知到理解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以文化认知为对象进行长期复杂的学习与训练。由此可知，要理解文化差异并顺利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学习、实践经验累积等都是不可或缺的。2.认知与理解文化表征课本、大众媒体或口耳相传等都是文化认知的发生途径，在上述过程中主体会对异质文化建立起初步印象。这种初步印象是主体对以异质文化为背景的群体概括，有着较为凸显的局限性，正确与否都有可能，来源途径广泛多样。客观准确的初步印象是文化认知的良好开端，也能够为跨文化交际活动提供更多的积极因素。初步印象的关注对象具有群体性，其建立基础并非缺乏证明的主观偏见，而是有着丰富经验作铺垫的针对性研究，初步印象的构建与存在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能够起到临时的铺垫作用，能够帮助交际行为有效开展。借助初步印象，跨文化交际的主体双方能够通过借助相对开阔的文化视野对交际参与者进行大致界定，借助上述界定，主体双方根据自我与对方的差异性适当作出协商调整，提高工作效率并为正面、良性化的交际活动实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而由文化认知发起的初步印象的建立与准确理解过程本质上讲也就是对文化表征的理解。3.认知与文化差异理解深化文化认知从本质上讲就是以文化为学习对象进行的学习及把握，这种认知根植于社会活动之中，随着认知主体年龄、阅历等的改变而发展变化，由此可见，对于认知主体即人类而言，作为具有拓展和延伸性的文化认知过程也是其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双方建立共同点的基本途径之一。在现实情况下文化差异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无法被抹除或更改。主体在文化认知引导下对文化表征有所认知，肯定文化差异性的存在，然而这种表层的肯定和理解不足以支撑跨文化交际的有效、长远进行。以认知为引导对不同文化的差异进行深入对比分析，有利于交际主体站在自身文化角度上对零经历的异质文化特征有客观正确的理解，对异质文化的存在意义有更加明确的掌握，明确差异存在对于多元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并对其产生更深层次的解读，进一步从理解、解读中产生对异质文化的积极适应态度与适应能力，并最终作用于推动跨文化交际实践互动的顺利进行。4.认知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前文不难发现，从接受到表层理解再到深入理解，文化认知的理解过程构成了跨文化交际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通过何种形式表达出来，跨文化交际始终是建立在文化认知基础上的。文化受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被各不相同的社会期待所影响并处于不同社会规范范围当中。跨文化交际的本质意义并非表面上的简单适应亦或是相互同化，而在于通过相互之间的真诚沟通实现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达到协作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目的。对主体而言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取得成功，了解把握对方文化是必要条件。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文化的差异性能够通过沟通、协商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减少，但并不可能彻底消失。交际主体应在认识、接受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从宏观性的历史、地理等角度及微观性的语用、词汇等角度对其进行深入解读，明确文化差异性的合理存在及其不可替代意义，借助解读实现交际的深层次发展，打破主观造成的不合理交际因素，经历异质文化的认知接受—表层理解—内涵掌握这一复杂过程，达到能够以异质文化立场审视他者与自我的良好交际成效。

三、结束语

文化认知是跨文化交际的最初出发点，并与其变化发展直接相关，跨文化交际主体的文化认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具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文化认知视域中审视跨文化交际的变化发展可知，交际主体需要从微观层面借助包括词汇、交际环境及语用等微观角度入手审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在了解本国文化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他国异质文化，做到利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思维方式理解交际对方，体会文化差异下的交流活动特殊性，取得彼此间的文化理解和认同，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的。这也是以跨文化角度研究其对交际行为变化发展所起作用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刘爱真．文化认知与言语得体———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思路谈［J］．外语界，2014，(2)．

［2］刘秀辉，张春晓，苏学雷．谈外语教学中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J］．探索与交流，2006，(21)．

［3］刘鸿宇，王牧群．构建心理图式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6

在世界经济共融和信息网络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流通已经成为既定趋势。不同国家、民族、地域背景人与人之间交流更加普遍，逐渐达成了统一的具有世界公民氛围的文化共识。跨文化交际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所必须专业基础之一。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外留学生生源不断增加，中外交流范围扩大，这对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了新的要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医学专业大学生英语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仅仅局限于语言理论学习，教育内容单一、死板，缺乏跨文化交际教育和培养，虽然语言能力优秀但远远达不到跨文化交际的合格要求。跨文化交际不仅对处于医学探索中的科研人员中外交流至关重要，对走上临床工作岗位人员的护患沟通也十分关键。近年来，随着教育形式的改革创新，医学专业高校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逐渐重视起来，逐渐开设医学英语交际课的选修课程，但作为一门重要基础课程还远远不够重视。本研究通过对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调查的结果分析，总结提升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为提升医学专业学生基础素质提供教学依据，现汇报如下。

一、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水平的概述

1.涵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解释包括很多方面，主要针对语言表达、非语言交流、交际能力、语言自控等。跨文化交际水平主要从三个层次体现，超越自我民族习惯勇于挑战的精神，欣赏借鉴新文化新领域的胸怀，承受多民族、地域、国家文化差异压力下的自我价值。在对能力传统的定义基础上跨文化交际能力可界定为掌握规定范围内的文化和交际专业知识，能在国际专业知识交流和互动中灵活运用，可充分体现面对不同异国文化和另类民族氛围时具有的积极主动、勇敢包容和积极向上。另外专业研究人员认为，每个同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通过自身所处特定场合和具体氛围所表现的有效合理的交际水平，总结影响因素主要有语言、文化、价值观、世界观等。通过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水平调查，经过分析认为，敏感度、技巧、意识是跨文化交流水平的主要体现。其中敏感度不仅能够激发文化意识的提高，而且敏感度的提高还能提高学生主观积极性和参与度，从而在更多的交流实践中提高技巧和水平，是跨文化水平提升的核心所在。

2.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水平调查意义和立足所在。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与兴起，丝路医学科学院的建立，我校的医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以及与国际医学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一名医学专业大学生，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不仅能够充实大学英语学习内容，使大学英语学习更科学化、个性化，更能提升医学院校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更好的满足国内，国际上对医学人才的需求。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强弱对医学专业大学生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跨国界学习交流，语言沟通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从长远看来，对医疗效果，医患关系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影响。目前，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加强对跨文化意识的引导，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能让我们的医学专业大学生在国际上有着更强的竞争力。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对医学专业大学生有着长远的意义，不仅在平常的学习，工作中扩大视野，增进交流，同时也包含了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拥护。提高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水平对正确、得体地处理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对改善医疗水平和医患关系，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医疗新气象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应用价值主要立足于课堂教学，通过对教学内容，现实跨文化交际相关材料，课堂教学模式以及课堂教学评价的研究、凝练，提出合适的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以促进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突出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的理念，是推动我校医疗卫生事业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促进丝路经济带国家和平与稳定，保证医学专业人才公共服务能力和治疗的重中之重，势在必行。

二、医学专业大学生跨专业交际水平调查研究

本课题主要针对我校的医学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以语言教学为切入点，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如设计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相关选题调查问卷和分析，开展小范围的多次试点方法，总结经验并形成书面报告以便进一步分析验证，邀请有关专家和教师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试点并总结，最后提出我校大学生跨文化佳绩能力提升的途径，为学校学生教育提供可行性依据。本研究所处选题均通过搜索相关近期发表的文章，了解和研究我国目前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面临现状和问题，分析研究前景，深入交流后拟出相关调研选题。访谈主要通过教师、学生座谈会，跟随调查问卷，最后整理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实验后跨文化敏感度量表信度分析结果达到测量学标准；实验前后，参与者的跨文化交际参与度、认同感、交际信心等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无可比性；交际专注度和交际愉悦感有显著差异（P

三、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提升策略

1.医学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调查分析。大学生们在跨文化敏感度所包含的5个层面：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中，有2个层面（即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实验教学中采用的实验教学方案不仅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效果显著，还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整体教学水平。为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应该提高交际技巧，即有能力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恰当且有效地进行交流。学生应该提高以下能力：多留心，管理焦虑，运用移情。根据实验结果，我们发现学生的信心没有明显改进。这可能来自焦虑和不确定性，缺乏跨文化认识、交流技巧和良好的性格。为了提高学生的信心，他们需要提高自尊和自我认知。研究表明，一些学生缺乏文化差异的知识，所以他们不能顺利与他们的合作伙伴沟通。事实上，他们需要了解更多非语言交际知识，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文化知识。如文化知识讲座、大众媒体、杂志、报纸、谚语、笑话、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和艺术。学生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的文化事实，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电子书、电子杂志和电子报，很多报纸和杂志提到的文化知识并非在通常教科书中能学到。一些好的文化见解可以很容易在头条新闻、广告、社论、体育版、漫画，甚至在天气预报中发现。教师也可以介绍一些充满跨文化故事的电影，然后让学生找出和他们自己文化的不同和特别之处。此外，学生有必要更多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建立联系。通过互动和观察，他们可以对其他文化有更加具体的了解。总之，当他们准备融入任何新的文化时，了解不同文化知识是一个良好开端。具有良好的跨文化知识的学生可以更加顺畅与留学生交流。

2.提高医学专业大学生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目前国内医学专业大学教育的外语专业教学着重点在语法、词汇等语言应用上，但作为特定文化背景和场合灵活发挥的一门科学，往往需要特定文化背景才能达到实用和预期效果。比如在对同一美好事物的赞美面前，中国人会谦虚的表示：一般一般，哪里哪里，可是在西方国家老外思维意识里，可能会认为缺乏实力或者自信，谈判往往顺利完成。在饮食文化方面，中国人是非常讲究的，辛苦忙碌一个晚上的一大桌菜有时会谦虚的说一般般家常菜，那么老外会不会纳闷：远道而来为啥不做点好的，不受欢迎吗。而西方人饮食往往简单随便，一盘意大利通心粉，一盘色拉，几片面包，几杯咖啡就搞定了，看着电视随便就完成他们的大餐。因此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跨民族交流意识，对融入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医学专业大学外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专业知识要求基础上，有意识的将语法、词汇、外语习惯等文化氛围营造出来，引导医学生在外国人在不同场景中、不同人物身份之间的称呼、问候、致谢、道歉等习惯用语，并由此了解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与行为规范。在讲解整篇文章时，介绍相应的背景知识，指出附载文化内涵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文学典故。

3.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通讯工具，扩大医学生对外交流和异域文化了解。

（1）外语教学应该积极引导医学生使用外文原版资料包括刊物、书籍、视频、网络等，教育工作者应该搜集一些异国物品和生活故事填充到医学生的外语学习中，在语言行为、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思维导向方面体会中外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际需要。对于隐藏在文化深层的价值观是回避不了的，学生应该通过了解价值观的不同，来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这是因为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发生对立的时候。比如“守时”这一观念，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开会、赴约等迟到十分钟甚至半小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西方人却认为时间与效率紧密相连，需要恪守谨遵，而印度、巴西等地区人群对迟到却是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迟到是一种幸运。

（2）邀请外籍教师做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英语演讲比赛以及英语戏剧比赛等，加深医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知识的运用。

（3）在外语教学中充分挖掘现有课程的跨文化因素，加强词汇文化含义的教学。在我国医学院校现有的大学外语课程设置中，通常开设精读、泛读和听力三门课程。贯彻实施跨文化教学最可行的一条途径就是充分利用、挖掘各个课程中的文化因素，把跨文化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4.外语教育工作者自身修养的提高。努力提高我国医学院校外语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无论从外语的教学过程还是从外语的交际功能讲，外语和汉语及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我国医学院校外语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外语专业水平，而且要有较高的汉语修养和中国文化修养。教师作为外语课堂教学的主要组织者、控制者、新知识的主要提供者，所以外语教师应该对语言和语言交际能力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有系统的了解，并能自觉地利用语言方面的知识指导外语教学实践，把各种文化差异运用到课堂中去，使医学生从不同的文化对比中，不断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对外的交际能力。

四、结语

医学专业大学生的英语专业课堂上尤其需要注重文化的渗透，不只是单纯的讲解词汇语法以及文章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注重课文中体现的文化信息和交流内容，注重学生的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杨静.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证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9（6）：174-180.

[2]褚洪蕊.医学院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调查[J].济宁医学院学报，2016，36（5）：356-359.

[3]邓军，尹慧如.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文史博览（理论），2014，10：19-22.

[4]赵建炜，王晓玲.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4）：68-73.

[5]王晓燕.跨文化交际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1）：84-92.

[6]罗运春，杜军.培养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索[J].川北医学院学报，2015，22（2）：190-194.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7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8

二、商务谈判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欧美文化重视实用，而中国人更注重人际关系。欧美人认为朋友是朋友，商业是商业，投桃报李的事对他们来说事难以理解的。而在加拿大和中国，商人通常会受到VIP贵宾般的待遇，机场接送，美食款待等热情欢迎，但在欧美中国商人则得不到类似的回报，令人失落。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受环境、气候、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交流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冲突。首先，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具有较强的直觉思维和归纳思维，而西方人具有较强的判断思维、逻辑思维等。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但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还会对两者之间的沟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受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文化冲突，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交流人员要尽量尊重对方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尊重的良好合作气氛。在遵守基本礼仪的基础上，了解对方的文化，包容自身与对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抓住机会向对方宣传自身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确保双方有效的沟通，并且顺便宣传本国文化，对商务活动的成功开展产生极大的帮助。一般来说，欧美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属于“集体型”的，而他们则属于“个人型”的。 

三、跨文化差异在商务英语中的体现：第一，礼仪习俗差异。例如，在英语学习中中国人习惯一些问候语“What isyourname？”和“Howoldareyou？”等，但在商务交流中使用这类句子会被外方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因西方人认为姓名和年龄是个人隐私，不能随意泄露而中国人却觉得了解对方姓名年龄显得更亲近些。这些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交际过程中极易造成双方的误解，导致交流活动的失败。第二，象征意义差异。在不同国家，对于数字、颜色、动物等事物象征意义的界定也各有不同。比如在中国“9”代表着长长久久，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是褒义；而在日本，“9”与苦的发音相似，需避讳。又如，龙在中国是吉祥的图腾、权威等的象征，是无上的荣耀，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而在西方，龙是邪恶、残暴、黑暗的象征，是贬义的，正好背道而驰，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综上所述，在商务谈判中若不重视跨文化差异的存在，交流活动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失败。 

四、商务谈判和英语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对策：在经贸谈判和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跨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减小跨文化差异对交流沟通的影响，商务翻译人员需要重视和正确对待跨文化差异。首先，在翻译传达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谈判的语境条件有所了解，其次是交际过程中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利益方面，中方以谦逊为美德，贬低自身、赞扬他人。然在西方文化中，当其受到赞美时会欣然接受，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因此，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采取谦逊的态度，避免否定方式的使用，确保彼此交流的顺畅友好。此外，汉语中的礼貌用语有些不可以直接翻译成英语，由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导致西方人无法理解翻译的内容，进而影响双方交流。其次，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会以自身的喜好和习惯作为交流的基础，以至严重影响商务交流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商务交流的过程中，翻译人员一定要对对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以对方的文化作为判断标准，进而体现出尊敬、友好的态度，促进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总之，跨文化因素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人员要合理对待双方文化上的不同，在翻译的过程中尊重他国文化，使其他國家在与中国商务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内涵。外贸谈判人员要学会换位思考，掌握协商沟通技巧，尊重和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宗教信仰，习俗禁忌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结语：综上所述，在商务沟通和谈判中，跨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外贸和翻译人员要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意识，对双方的文化有所了解，保障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双赢效果。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9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313-02

一、引言

“Phil是我的外教。他人很好，对我们也很友好并且经常邀请我们去他的公寓聊天。一天，我决定去买份礼物给他，来表达我对他提高我口语的感谢。我事先打电话给他，但他的电话占线。所以我直接去他公寓了。他开门看到我觉得很惊奇并且没让我进去。我在走廊里把礼物给他，说了些感谢的话，然后带着失望和疑问离开。他怎么可以对我这么冷漠？我对Phil的感激与喜爱之情在顷刻间灰飞烟灭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之前的一次口语考试，那是外教Mary的课程。考试形式是当场选一段文章朗读，外教还会问一些关于文章的问题。我考完以后问Mary我考得怎么样，她说我做得很好，并且我的口语也很棒。我听了之后非常开心。但是，成绩出来后我觉得很诧异，我并没有得到一个很高的分数，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同时觉得Mary很虚伪。”［1］

这两个例子是两名中国学生在与他们的外教接触时碰到的问题，为什么Phil会对一个送他礼物的学生如此“无礼”呢，更何况他平时对学生们都很好？他真的是一个冷漠的人吗？既然Mary已经夸了她的学生，为什么还不给他高分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她虚伪吗？这在中国人看来，确实有些令人费解，有时甚至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上文中Phil教的那名中国学生就觉得自己不再喜欢这位老师了。

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M. Mcluhan)首次以“地球村”(Global Village)来描绘世界越来越小的状况,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那么,今天,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生产、经济、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各大洲、各民族都以空前的开放度与其他洲、其他民族展开交流、对话、沟通和往来,现代人类的生产、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不断超越国界而面向世界,不断从孤立静止状态迈入依存互动的境界。由于中西文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都有很大的差别，许多日常行为细节在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中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所以，跨文化交际研究就变得越来越必要了。本文旨在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来使大家了解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的问题，在了解了这些差异以后大家可以减少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遇到障碍的几率，使交流顺畅。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化和交际，本篇论文首先将简要阐述一下这两个定义。

（一）文化

《辞海》给文化下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广义的文化几乎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由于此论文是探讨跨文化交际的，所以会更关注那些包含文化和交流如何互相作用的定义。此论文将借鉴贾玉新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学者对文化的界说，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Goodenough关于文化的定义，更有利于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根据Goodenough的观点，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就这一术语最宽泛的意义来说—组成”。概括地讲，文化即是人们所思、所言（言语和非言语）、所为、所觉的总和。在不同的生态或自然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2］

跨文化交流定义例10

如今，没有谁会否认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地域性界限不断地被打破以及跨国、跨地区之间各种往来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彼此之间“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这正如上世纪末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佼流的无勘一书中预言的“‘交流’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

    1990年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又为跨文化传播构筑起全新的场域—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信息接触量与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世界在人们面前加速呈现。在网络中，属于不同文化类型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个平台，网络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空间，提高了人类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网络似乎“从技术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间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它同时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彼得斯早就对所谓“技术说”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过批判，“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一—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在他看来，这种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流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意义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怀疑人们对跨文化网络传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种新技术到来时常患的“欣快症”。互联网技术虽然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在接触层面上增加了文化间的交往机会和频率，或重或轻地在“唯我论”所宣扬的那堵无法逾越的“心灵之墙”上凿穿了几个小孔，但这种交往方式的改变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基本困境。网络绝非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将隔阂一捅就破的“传心术”，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仍被重重迷雾所围绕，无法绕开“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一、数字化文化冲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几乎没有一种本土文化能够固守自己的边界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间的吸引渗透促使每一种文化做出一定的调适甚至转型，当某种文化打上了异质文化的标记时，文化融合便发生了。在自主选择和均衡传播下发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自然的过程，它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这一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整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形态，技术的融合的确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机会。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经历各种文化缓冲体的抵御，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情感定式、思维方式等，这些往往难以穿破。“网络交往中虚拟身份依然可以演绎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现实文化身份还是起到统摄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实脸孔”。彼得斯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人们真正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差异正是彼得斯所言“内心深处不速之客”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构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在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相互吸引渗透并未轻易逾越文化深层的基础结构。网际交往虽然以在线身份来进行，但虚拟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实文化身份却起到制约与统摄的作用。近年来，以黑客攻击、网络抵制为代表的跨国网络传播事件凸显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植根于现实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差异并未因数字代码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网络空间的跨文化交往并没有真正打破现实的藩篱，文化深层结构的排他哇导致跨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换了种数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二、文化认同难逃“离散化”梦魔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认同是另一个核心问题。“文化认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确认过程，它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体进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对处于跨文化传播情境中的人来说，文化认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应该说，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线聚集是跨文化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处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过在线社区来与原有文化保持不断的联结，从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间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这段话的背景虽然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却也应验了当今网络空间跨文化传播的尴尬—尽管就技术而言，网络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文化调适方式，但这毕竟是一种虚拟的联结，“传媒和信息交流网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时让我们轻信一种近邻性，而这种近邻性则是一种假象、一个陷阱。

    文化认同的危机不仅从未在跨文化网络传播中消失，而且伴随着现实社会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网络空间中反而不断加剧。在网上，人们通过建立各种虚拟社区发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这些虚拟社群逐渐替代传统的社交场合成为最新的亚文化培育场所，并且不断地向现实空间延伸其利益诉求。在网际交往中，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在交往结构中的位置，主体的构型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信息方式把主体重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地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在网络中，构建和发展新型的文化身份变得十分容易，文化认同走向多重化和离散化，有学者指出，“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动加速变得十分普遍，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网络传播:反思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面视镜

    跨文化网络传播可以将现实交往关系延伸到网络空间，以产生跨时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网际交往不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延伸，还是一种“数字化”的创造，它可以生产出具有网络文化特征的虚拟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传播的所有关切问题都集聚在网络空间，演绎出跨文化网络传播的复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