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点例1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文化特点例2

2、具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应运而生。

3、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小说成为文学主流。

文化特点例3

1、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是艺术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汉文、古藏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文种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

2、1900年农历5月26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这个藏经洞，那些古代文献赫然堆满整个窟室。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1910年，敦煌藏经洞劫余文献运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而今，藏经洞发现已经整整100年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以其丰富的馆藏，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主题文献展览，旨在揭示敦煌遗书的流散历史，展示敦煌遗书的风采，介绍敦煌遗书的保护与研究现状。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对于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敦煌文化遗产，带动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激发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来源：文章屋网 ）

文化特点例4

第二，“开放语文”也是一种情境文化。开放不能局限在小小的教室、学校里，师生都生活在一定的情境中，耳闻目睹，无不受到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开放语文”是一种大语文现象。学校的每一面墙壁、每一扇窗户、每一级楼梯都会“说话”，都会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影响着过往的师生，甚至那些飘浮、弥漫在空间里的尘烟也蕴藏着教育的信息。师生的穿着仪表、举止言谈等，无不浸润着孩子的肌肤和心灵，感染着每一个孩子，所以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力量。

文化特点例5

关键词：

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特点分析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氛围影响着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一般一种语言文化的形成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语言的传承、语言接受者固有的文化基因和使用语言的周围环境。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体系就十分重视英语学科的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高职教育也设置大量课时来教授英语课程，基本上使得英语成为学生的“第二”语言，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高职院校形成了一定的英语语言文化。一种语言文化必然影响该语言的学习和教育，在高职英语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分析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特点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只有了解当前高职语言文化的特点，才能分析利弊，总结得失，查找原因，提出对策。

一、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的现状

（一）高职英语教育的现状

1.学生英语基础较差。

高职学生英语基础相对较差已是不争的事实，学生对高中阶段的日常交际用语、基本语法知识以及词汇量掌握得不是很好，对英语学习普遍缺乏兴趣，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动力不足。根据调查分析，一部分同学根本没有英语学习的明确目的，尤其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习英语的兴趣随着自身英语学习的不断深入逐渐减弱；一部分学生课后学习英语的时间很短并且不能持之以恒。而自主进行听力训练和翻译练习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而由于学生英语基础较差，经常会出现老师卖力讲课、学生不配合，以致于教师和学生很难形成互动，经常会出现教师提出的问题没人回答，教师自问自答的尴尬局面。

2.教学模式简单。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公共基础英语教学还是沿袭传统的“讲授型”教学模式，重应试教学轻素质教育，忽视了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训练及职业需求，忽视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因而导致学生渐渐觉得基础英语课程是可有可无的，缺乏学习主动性，对英语学习也渐渐失去兴趣。上课时，也多半都是教师在讲台上单纯地讲授教学内容，学生麻木地记笔记，甚至有的同学在课桌上睡觉，最终出现教师卖力讲课，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不感兴趣、不认真听讲的情况。所以课堂氛围也就显得枯燥乏味，教师的讲授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

3.考核形式以应试为主。

大多数的高职学生都认为，学习英语只是为了应付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和英语四、六级考试，在试题上下的功夫比较多，这样就导致一些学生即使在英语笔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他的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还是很差。根据英语学科的学科特点，高职英语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如果学生学习英语只是单纯的为了应付考试，那么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目前针对高职基础英语教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形式过于单一，期末考试主要以笔试进行，平时考核也仅仅看重学生的出勤状况及作业完成情况，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此势必导致学生不重视听说能力的训练，忽略了英语技能的掌握，仅仅为考试而学习，忽视了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忽略了英语对其今后职业发展的意义。

（二）高职英语语言的使用的现状

可以说，高职学生运用英语沟通的能力很差，而在这个基础上就很容易产生很多冷幽默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式英语在校园间的调侃式的兴起，由于我们的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所以即使我们学习英语的语法，但是在严重缺少练习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说的仍旧是中国式的英语。目前在高校最典型的一种表达方式是“longtimenosee”，实际上这是我们打招呼时候说的“好久不见了”，但却被用英语表达出来了，实际上这种语法在英语中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种用法却也被承认了下来，中国式的英语也被收录进了英语的语法表达中。还有一种有点尴尬的情况就是，英语中的极简短的词汇的盛行，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hello、thankyou、thanks、goodbye、ye、wc等这些比较简单的词语在校园中的应用还是非常广的，而这也许还会让我们看到了英语语言文化在中国的改造过程，中国人更乐于说汉语，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其最熟悉的语言，自己说错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如果说英语没有相应的水平支撑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尴尬。在大学生的聊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化的变式，hello被说成了哈喽、嗨喽，thankyou被说成了3Q，bye被说成了88。

二、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的特点

（一）高职英语受应试教育影响巨大，高职英语语言不具备沟通能力

历史原因和选拔人才的机制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教育体系基本是应试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亟需一大批人才，所以这种应试教育便在中国开花结果，影响了中国三十余年，这么多年来，在教育兴国的政策方针下，我国的高校向社会上输送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亟需的人才，但是也正是这种应试教育也对我们的一些学科产生了影响，拿英语学科来说，学生听说能力普遍不好。应试教育下的英语语言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英语学习只是一种考试工具下的产物，根本没有考虑语言本身的功效。

（二）教学形式单一，高职英语语言成为哑巴和聋子语言

现在的高校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很多仍是以课本为主，靠着课本，靠着老师的输出来教学生学习，很多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很枯燥，就产生了厌学的心理，并且也会觉得即使学习了也会忘记，这在很大一方面降低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教学的效果，在这样的教学形式下，学习只是为了完成一种任务，尤其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师教授的内容也大都是为考试准备的，为了笔试做准备。这样的教学形式和学习氛围中，高职英语语言的沟通功能基本不存在，高职英语语言成为笔杆子下的一种语言，听不懂，说不出。

（三）缺乏使用语言的氛围

高职英语语言的简单化说明学生掌握该语言的能力不够，高职语言语言的中国化却说明我们的文化语境还是相对封闭和固执的。就对英语被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的作用之大，同时看出高职英语语言学习方面的困境。传统的中国文化氛围使得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方面存在天然困惑。一些表达方式，表达习惯都和中国传统的汉语表达方式不同，而我们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来完成英语的学习，用自己汉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英语语言。我们中国文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内敛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在接受别人赞美，比如说被人夸奖“你真漂亮”，我们一定会回答“哪里哪里、你才漂亮”。只有说这类这样的具有谦虚一类的词语才是中国传统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而英语语言的文化氛围就开放很多，英国人喜欢直接的表达，不晦涩，实事求是，我们并不习惯那样的表达习惯，也许就看不见英语语言文化的特殊的美。高职英语语言缺乏使用氛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根本没有机会使用这门语言。日常的交际过程，甚至课堂的学习过程，我们都较少的使用英语语言。英语语言还仅仅存在学习过程，没有相对应的使用圈子和场合。高职院校学生素质的原因、以及就业压力的影响，使得学生将大量时间放到学习专业课程上，学校一般也不组织英语交流的活动或者空间。学生自身更不太可能主动的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四）高职英语语言缺乏国际性

语言只有经过固化、整理才能成为书籍语言，或者说书籍语言正式的语言形式，不客气的说是过时的语言方式。高职英语语言学习是通过书本学习，这样的英语语言根本不具备国际性。就拿我们常说的厕所一词来说，我们不会知道西方英语国家一般不使用这个词了，但是我们还在一直用着，在高校的学习中，基本上我们学习英语的方式还是双语学习，英语老师在课堂上主要还是通过边英语边汉语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听说能力的不足，大大降低了英语语言信息量的采集以及吸收。高职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压力较大，高职学生的学习时间较短，没有时间去接触当前的英语语言。这种种原因就导致了我们学习都是中国的英语，没有和国际的新的英语语言文化接轨。这样，我国的高职英语语言不具备国际化，不能和其母语国家实现接轨。

三、结束语

英语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具备固有的特点。只是在高职院校学习过程中，不免掺杂了我们高职院校的特征，使得我国高职英语语言文化呈现出自身特有的特点。本文从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学方式、使用氛围和缺乏国际化几个方面阐述高职英语语言文化的特点。旨在将现在情况阐释清楚，以便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提高高职英语语言学习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廖红艺.浅谈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对高职英语教学的影响[J].中国科技投资，2013，（02）：204.

文化特点例6

近年来，文化部门主办、社会各阶层合办联办的群众文化活动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积极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发挥了有利的作用。这些活动依据地方特色，结合了群众的爱好与意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新颖的内容，形象地展示文化特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提高以后，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潜在的文化需求在一定条件下会迸发出来。人民群众渴望文化生活的欲望更加迫切，群众性的、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形成新的文化动态。如乡土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家庭文化都各自发挥着本能的特有作用。这些文化都有着品位高尚、活动自如、积极向上的特色，活跃在人民群众之中，成为群体文化。

社会行业文化兴起的小剧场、曲艺厅、票友会、歌舞厅、练歌厅、音乐茶座、游艺厅、台球厅、老年活动站等等，文化个体经营也都隶属于群众文化范畴。以行业的特点为广大人民服务，活跃了社会文化，使群众在闲余之时得到娱乐。广大人民群众在公园、广场上兴起的秧歌队、青年交谊舞、戏曲演唱等等，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群众性活动，是一支庞大的活动群体，参加活动的人数多，阶层面广，老中青文艺爱好者都在积极踊跃地参加。这些群众通过各类活动平衡了自己的精神情绪，锻炼了身体，提高了政治艺术素质，得到了自我安慰。他们还以极大的热情出资制服装，买道具，丰富活动内容，并很认真地遵守活动纪律，坚持经常性地参加活动，而且，还起到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如秧歌群体与企业联姻，做广告宣传，为企事业单位演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给企业振兴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文艺活动群体，这个群体具有群众性、凝聚性、广泛性。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兴起，坚持不懈地活动，社会效果又很显著，形成了群众大文化的网络格局，活跃在社会各阶层，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赞许，代表了群众文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

群众文化迅速地向前发展，广大群众参与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体现出了社会的广泛性。从发展趋势看，专业辅导与群众活动的距离在不断地拉近。群众自发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队伍不断地扩大，给文化辅导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摆在文化主管部门面前的任务是抓住机遇，掌握脉搏，高度重视，积极指导，热心服务。文化艺术辅导部门要选派思想性强，业务水平高，热心于辅导的文化干部深入群众中去认真地做好辅导工作，提高活动群体的整体水平，使其在活动上不断升华。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培养广大群众的参与意识，使群体队伍不断扩大，巩固活动成果。在活动内容上做到经常不断地充实，形式上要不断翻新，水平上通过辅导使之不断地提高，达到从质到量有一定的高度。辅导干部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朋友，辅导上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尊重群众的特长，又要发挥本身的水平，还要耐心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样，才能使群体活动持之以恒，保证群体活动的巩固和发展。

文化特点例7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文化特点例8

1、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2、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至唐初已近成熟的阶段。成熟阶段的文化有保持自己特性的信心和吸收消化他类文化内容的能力，因而有容纳异己的胸怀。

3、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异域宗教才能一步一步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影响极大的天竺佛教文化最终也确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

4、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具有开放性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来源：文章屋网 ）

文化特点例9

日本菜被称为“五色五味五法之菜”。白、黄、红、绿、黑为五色；甜、酸、辣、苦、咸为五味；生、煮、烤、炸、蒸为五法。好多人都知道日本菜讲究颜色、形状的组合，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会让人感觉特别的赏心悦目，这是日本菜的特点之一。日本人对待食物的心情就像是对待艺术，把艺术的美感与设计放在食物上面，把设计融入到自然的世界里。日本饮食讲究两个词，即“艺术性”和“优雅感”，这样就达到了日本料理赏心悦目的效果。日本人讲究保护、不破坏自然景观是自古以来的风俗，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日本的食物制作也是讲究自然性的和生命感，日本料理中的色彩也体现了一年四季的更迭，春是生机盎然的绿色，夏是繁花似锦的红色，秋是硕果累累的金黄色，冬是银装素裹的白色，而哺育一切的大地是黑色。日本人在整个饮食环境里处处充满着让人不可忽视的美，融入了大地与大海之色和四季之色，把烹饪出来的菜肴当做自然中的朵朵鲜花来点缀生活，不以香气诱人，而以神思为境，这样才会给人一看上去就漂亮的感觉。例如：日本料理中寿司的拼盘造型，即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寿司依次排列，在寿司中间点缀翠绿色的叶片，那色彩和造型如诗如画，仿佛置身于美丽的花坛之中。

2、日本菜之清淡

在日语中有这样一个词是“油断大敵”，意思是粗枝大叶害死人，而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把没有油看成是最大的敌人，可见日本人把“油”看的何等重要。与习惯上多油的中国菜相比日本菜则是惜油，省油的，当然也有用油的精进料理，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深刻认识，现在的生活用油几乎都是以植物油为主，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以清单新鲜为主流的日本菜肴。像天妇罗这样的油炸食品，通常都是用吸油纸把多余的油吸出之后再食用的。日本人做菜以煮、蒸、烤、生食为主，再加上日本酱油作为调味料，尽量保持原料固有的味道及特性，很少使用其他重口味的调料，这些做法决定了日本饮食具有少油、新鲜、清淡的特点。还记得大学时期在日本外教家里做客，我们老师炒出来的菜油盐都很少，除了他自己的日本酱油就没加其他的调味料，第一次吃的感觉淡然无味。在传统的日本料理中，为保持原材料本身的味道，多采用生的，或稍稍煮一下的烹饪方法，生食成为保持食物原味的最好食用方式，既保证了食物的清淡口感，也同时体现了日本料理的生鲜特点。例如：日本料理中的刺身，有的生食，日本人将新鲜的鱼、贝类等海鲜切成大小适中的片状，再蘸上调味料食用；有的只是稍微加热处理，如微蒸或者热水快速浸烫，这样的刺身可以是外熟内生的状态，再加上蘸料即食，无论哪种方法都保证了口味上的清淡。

3、日本菜之鱼料理

众多的考古学者证实，人类在形成初期就有食用鱼类的记录。在传统的日本料理中鱼贝等水产品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日本人和鱼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日本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海岸线绵长，所以日本的水产品丰富，日本人吃鱼也就有了先天条件。从膳食营养的摄入和食物健康的方面来看，日本人也是爱吃鱼的，大家都知道鱼的营养价值，鱼肉中的蛋白质，磷脂等物质丰富，也有好多的鱼类，比如说海马、海龙等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无论是蒸煮烧烤炸所制作的食物都是很受欢迎的，日本以“生鱼片”这种独有菜肴而闻名世界，用极好的技术和刀工将新鲜的鱼和贝类切分精细为食。日本不仅是产鱼大国而且也是食鱼的大国，日本人的鱼食总量明显高出其他国家。日本的国民被冠以“鱼食民族”这一称号。

4、日本菜之健康饮食

日本作为一个人口长寿的国家，食文化自然是功不可没的。日本人吃饭讲的是多种多样，主食、副食搭配适宜，这是健康饮食所提倡的杂食之法，日本菜更突出的特点是加工精细，量少质高，注重菜品的营养价值。中国人看日本菜的第一感觉除了好看以外，还有的就是种类虽多但数量就很少。虽然每一样的菜品量都很少，但是却不能小看它的营养价值，日本菜在组合上顾及到了人体所需营养的方方面面。即使是普通的日本家庭，早餐也绝不含糊，种类丰富，营养全面。食物本身的营养是人体健康的之一要素，而膳食营养的平衡是人体健康更重要的因素，日本饮食中杂食的概念做到了在膳食上的多样和平衡。日本菜做到了低油低盐低脂肪，这是健康饮食的清淡之法。日本料理的烹煮方式遵循的是最大限度的保留食物自身的营养价值的烹饪做法，少量添加或者不添加调味料来控制自然原味。日本料理对季节的要求性也是很强的，不符合时令的菜是不食用或者较少的食用，因为反季节的蔬菜都是人工利用药物作用生长的，符合时令季节的海产品和新鲜蔬菜才是对健康有益。，这是健康饮食的时令食材适宜之法。比如说日本人的食用肉类以食鱼和牛肉为主，多吃鱼对身体大有好处，尤其是海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降低血脂非常有益，从而大大降低心脑血管患病率。日本人在接收了西方思想文化之后，牛肉也在日本料理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牛肉营养丰富，能增强免疫力，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还能支持脂肪的新陈代谢，提高胰岛素合成代谢的效率，促进造血，对增长肌肉、增强力量特别有效。日本菜在注重食物和食材方面控制得当，这对健康是很重要的。

文化特点例10

满族形成于 17世纪初，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古籍中记载的肃慎人就是满族的先祖，以后不同朝代史书上记载的挹娄、勿吉、..、女真人，都是肃慎人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人。明代女真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到了 16世纪下半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女真为核心，吸收汉、蒙、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了满族。 1635年，皇太极颁布了一道谕旨，规定：“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1]

满族于 1635年正式定名为“满洲”后，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满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发展是与民族发展同步进行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认真研究满族复杂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满族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满族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是继承性。骑射是他们继承先祖的传统，成为满族最直观、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满族形成时期以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强调骑射和坚持骑射。清朝历代皇帝无不大力提倡骑射，还采取具体措施坚持骑射，骑射在满族中形成了风气。满族的先人女真人生活在东北大地，特别是长期生活在黑山白水之间，那里到处是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渔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他们把狩猎称为打围。据《柳边纪略》记载：“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曰：‘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围占一处，名曰‘围场 ’。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次相逼，名曰 ‘合围’。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晌亲友。 ”[2]满族不仅把骑射作为生存之本，也作为立国之本。皇太极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 ”[3]皇太极这段话，很好地说明骑射在满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清朝还把骑射作为对满族子弟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八旗学校的必修课，还规定八旗人考取进士，要考骑射，合格者可入考场，不合格者没有考试资格。

满族在治国方略中，不断强化骑射文化。在满族同明王朝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俘获了大量的明朝官兵，并加以任用，因此，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深入。满族的大臣们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劝皇太极要效仿汉人的服饰。皇太极看到了满族文化可能被汉文化冲淡的趋势，他便以《金史》为鉴，告诫群臣要坚持满洲的骑射传统，骑射是满族的核心文化。崇德元年（1636年），与群臣谈《金世宗本纪》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享乐无度，效汉人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重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然，国遂灭亡。 ”[4]皇太极把能否坚持骑射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可见皇太极坚持骑射文化的决心。同时在举行大典、阅兵、出猎，皆命较射，以推行骑射。对故意推辞不射的官员罚银、降职。入关以后，清王朝的历代皇以“国语骑射”为满族的根本，时加训戒，使骑射文化成为满族独立性和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满族在吸纳汉文化的过程中坚持“混而不过”的原则，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满族文化才没有被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汉文化所代替，而是在借鉴中发展保持了满族文化的独立性。

至于满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服饰饮食、起居娱乐、婚嫁生育、丧葬祭祀、伦理道德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满族文化在继承中发展、丰富，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保持着鲜明的民族性。

二是满族文化的兼容性。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对先进的文化加以兼容、吸收，进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 16世纪生活在辽东山区的满族，还处在渔猎为主的奴隶社会，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它周围的汉族、朝鲜族和蒙古族，在经济文化上都领先于满族，所以满族文化主要吸取了汉族、蒙古族的文化。皇太极曾说，满族和蒙古族虽然语言不同，但衣帽服饰相同。满族积极吸收蒙古族的文化，满文就是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文字创制的。蒙古族又与有着密切的宗教联系，满族又通过蒙古族学习吸收藏族的文化。皇太极对优秀的汉族文化更是积极吸收，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层次。整个清代都把儒家学说作为八旗子弟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的政治伦理学，对满族文化的改造、丰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皇太极要求满族子弟入学读书，不读书就不许他们披甲出征，建功立业。这反映了皇太极对汉文化的重视程度。皇太极时期，学习汉族文化实行科举制度，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首次进行科举考试，取中 16名举人。崇德三年（ 1638年）八月，再次开科取士，取中举人 10名，另有一、二、三等生员 60余名。对中举的优秀文化人委以重任，派到各级政权机构中去任职。皇太极还特别注意对汉文书籍的翻译。天聪三年（1619年）三月，皇太极下令：“巴克什达海同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 ”[5]通过翻译汉族文献，学习汉文化，提高了满族的文化修养。译有：《刑部会典》《三国志》《孟子》《资治通鉴》《大乘经》等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又如：“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也成为满族人的道德规范，并在族中形成了“满人大礼”的风格。对各族文化上的借鉴、融合，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心理障碍，取得了和谐共处的效果，有力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推动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三是满族文化的创造性。满文的创制充分说明了满族文化的创造性。满语是由女真语发展而来的。金代女真人曾创制了女真文字。到了元代，在蒙古长期统治下，遂改学蒙古文。到元代中期以后，女真文字完全失传，取而代之是蒙古文字。女真人讲的是女真语，写的却是蒙古文字，语言和文字发生了矛盾。满族书写各种文书、信函都要用蒙古文字。如果女真人没有学会蒙古语、蒙古文，就看不懂往来的文书、信函。要看懂就得有人把蒙古文字翻译成女真语，这就需要学习蒙古语和蒙古文字。因此用蒙古语写成的文书、信函等不能在女真人内部广泛通用，这对满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创制一种与自己民族语言完全相合的文字，便于用自己的文字发号施令和文书、信函的往来。《满洲实录》中记载：“已亥年（ 1599年）正月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变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 ’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噶盖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 ’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 ’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 ”[6]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言，创制了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就是老满文。但老满文并不完善，皇太极时期命达海加以改进，固定字型，创制特定字母，并把借用的字母加上圈和点。这样，满族有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能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满文正式形成了。从此，满族开始用自己的文字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下达政令。《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都是用满文书写的历史典籍。还用满文翻译了汉族的经典、名著。满文的创制促进了满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满族文化的创造性，还表现在广纳博采，吸收创新。满族官服在借鉴明朝汉族补服的基础上融入披肩和马蹄袖，创造出“顶戴花翎”。满族为了适应寒冷气候制作了保暖较好的“旗装”，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服饰，后来满族又吸收了汉族的袄式服装，改进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旗袋”，也称“旗袍”。至今流行的中式“旗袍”中有着很多满族“旗装”的元素。

满族在物态文化方面，也有创新。比如：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牛录的基础上创新的。组成了以满族为核心，联合蒙、汉、朝鲜等民族的多民族的统一集团，使满族发展壮大，入主中原，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努尔哈赤时代创造实行“计丁授田”，使满族迅速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皇太极提出和实行的“参汉酌金”是政治制度的创新。满族能够正视自己在文化上的差距，在坚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有选择地借鉴、消化、吸取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创新，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满族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体现这种创造性是十分可贵的。

四是满族文化的开放性。满族对自己的文化不是保守，封闭，而是采取开放的姿态，吸取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滋补自己的文化，取长补短，使满族文化充满了生机活力，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在文化的开放中，满族始终坚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吸收异族文化的优良营养，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又不失本民族文化特色。

满族文化采取开放的姿态，在满汉文化交流时大量吸收汉文化，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政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无不有汉族文化的元素。明清官员补服形状皆为方形，不同的是明朝的官府胸前为大襟，补服前后的图案为正片。清朝的官服继承了满族先人便于骑射的特点，胸前对襟，后为整片。皇太极还要求不得擅自穿带五爪龙的黄色衣服。汉族皇帝从唐代起，都是黄色。以黄为尊是汉族皇权的表现。清朝不仅颜色有规定，对龙的图案使用也有规定，要求八固山贝勒，在城中行走，不得穿黄缎及五爪龙的服装。这反映出满族文化在开放中吸收和融入了汉文化的诸多元素和理念。开放是互相的，汉族人也学习满族文化，学习满文，学习骑射，练习武功，汉族的也要立下武功才能在大清的政权中得到重用，满族也接受汉族“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鼓励满族子弟读书应考，取得功名。

满族文化在开放中，始终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品格，不是盲目的吸收和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粗取优，为我利用，通过改革变通，给满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扩大了满族文化的视野。清代的制度文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等都体现了这一点。清朝的历代皇帝，特别是乾隆皇帝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令后世子孙不忘本民族的文化，有效地维护了满族文化的个性。

满族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最初是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当强大的大清帝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满族也自然引起世界的瞩目。满族文化与朝鲜、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而且不断向深层次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满族在同朝鲜的文化交流中，互相影响，满族勇于进取、骁勇善战、学习先进的精神受到朝鲜的推崇。而朝鲜上下团结一致的高尚情操和伦理道德也深深影响了满族。在朝鲜的典籍中，记载满族活动、满族实物内容的有很多，如《李朝实录》《建州闻见录》《沈阳日记》等等，明确具体记述了满族兴起发展的过程。

俄国对满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地向国内介绍满族兴起、发展的情况，他们研究满族，研究满文，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即“满学”。《满洲手册》《满文文献书目》《满洲土著民族的文字》等一批重要著作相继出版。

清朝时期，一些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用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为清王朝服务，也以日记、游记、书信等形式，将满族介绍给西方各国，促进了满族文化走向世界。

注释：

[1 ]太宗文皇帝实录 .卷 2 5 [ M] .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463.

[2]杨宾.柳边纪略.卷 4[C] .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1）：258-259.

[3]清太祖实录.卷34[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