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逻辑例1

“上限”与“下限”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逻辑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也是经济发展的要义所在，没有经济增长就一定有经济危机，然而，经济增长过猛过快也会造成经济危机。那么，如何把控经济增长幅度来避免经济波动？中国对此进行探索，找到了答案，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划定了 “上限”和“下限”：“上限”为防通胀，“下限”则为稳增长和保就业。这看似简单，但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逻辑。既避免了投资过热，又托住增长的“底”，提振了市场信心。当然，不同的时期，“上限”和“下限”区间大小会有所不同，而划定经济运行区间，保持经济平衡增长，无疑是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逻辑的创造性举措。

“喷灌”与“滴灌”

――中国经济刺激的新逻辑

发展经济离不开刺激，但如何刺激，却大有学问。过去，一旦经济增长放缓，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强刺激、地毯式刺激政策。因而，往往一刺激就通胀，一抑制就通缩，甚至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的后果。除此之外，刺激手段也过于单一。

党的十以后，经济刺激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7月15日，总理明确指出，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和“滴灌”。所谓“喷灌”，则是实施精准发力的政策，有针对性地行业细分，从财政、货币、投资政策等各个方面向部分行业或企业进行倾斜。所谓“滴灌”，就是要让“微刺激”的程度更适时适度。

目前，在政策层面，中央政府未推出宽松货币和增赤措施，而是出台减轻小微企业税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调高铁路投资，向民间资本开放80个重大领域，扩大服务行业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下调县域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启动地方政府发债试点等等“喷灌”和“滴灌”措施。显而易见，这些“喷灌”和“滴灌”的基本特征，便是对准“病症下药”，对准“患部打针”。显而易见，“喷灌”和“滴灌”将成为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刺激新逻辑的重要方式方法。

监管与服务

――中国经济治理的新逻辑

过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甚至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在市场上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乱管；有寻租空间的就管，没有寻租空间的就不管。这已被一系列腐败案件所证明。捋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行政体制，简政放权，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治理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以后，便正式开始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经济治理现代化，这是带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轮。但无论是“治”还是“理”，无论是“监管”还是“服务”，目的都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以使中国经济能够在多元、复杂的现实与未来中健康、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尊重法治，不仅管理经济依法办事，推进改革也要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这便是适应未来中国经济治理新逻辑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互利与共赢

――中国经济开放的新逻辑

过去，中国经济开放的逻辑是以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输出产品为主。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和技术输出。从近期投资动向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将首次超过外商对华投资，凸显出全球经济影响力重心正在向中国转移。这样，中国的大量资本和新技术需要在全球寻找市场。

经济发展逻辑例2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及时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政策框架。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党的十以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个“经济政策框架”包涵并解决了“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为谁干”的大问题。

“怎么看”：根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在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深刻揭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化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的一种战略判断：一是增长速度由超高速、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经济新常态的表象特征。我们需要深刻认识这一新常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二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既加剧了资源的浪费，又造成了环境的污染。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提质增效，要走集约增长之路。

三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转向中高端水平。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主攻方向。从全球价值链来看，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在产业增加值率、盈利能力、核心技术等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在经济优化升级中，产业转型升级是关键，要向中高端攀升，抢占全球经济的制高点。

四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消失以及金融抑制的存在，我国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道路已难以为继，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成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常态的“先手棋”就是创新驱动，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

五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转向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两字之更，对市场的作用提出了全新的定位。

“怎么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这是指导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和灵魂

h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聚焦破解发展的明显短板，强调厚植发展的竞争优势，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集中反映了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只有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才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近年来，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只有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才能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当前重点是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三大战略”和“四大板块”叠加效应，以新型城镇化为重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只有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才能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支撑点。

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只有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才能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从更高层次、以更宽视野推进全方位开放，形成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怎么干”：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照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判，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潜在增长率。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为谁干”：党的十以来同志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导向和坚定的价值追求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政治导向和坚定的价值追求，是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改革要依靠人民，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要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要把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实行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调动了人民群众改革创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这一政策的历史贡献必须充分肯定。现在我国强调包容性发展，其要义是共享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后提出的制度安排。有包容性的共享，就是要在正视合理差异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的新路，为人们创造平等发展的环境、公平竞技的舞台，增强全社会的流动性，让真才实学者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让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服务更多人，让普通劳动者从收入分配中得到更多“甜头”。实现经济福祉向包容型转变，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经济发展逻辑例3

一、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大逻辑

38年来中国经济不断成长，从量的变化形成了今天质的变化，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新常态，它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表明我国的经济正在向更高形态和结构转变，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经济新常态具有如下九大趋势：

一是消费者消费需求趋于多元化、个性化消费；二是投资领域出现减速迹象，制造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以及房地产行业相继出现饱和；三是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在减弱；四是产能过剩循环加剧；五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效能降低；六是市场竞争呈现质量型、差异化；七是资源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变大；八是市场风险逐步显性化；九是宏观调整成效降低。

上述九种趋势直观地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也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得新常态出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纲领性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第一，“中国智造”的生产模式取代了“中国制造”的生产模式。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未来一段时期，我们需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积极引导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给海归人才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让这些人才能真正在合适的领域和岗位上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及创造力。

第二，国内企业需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争取投资红利。近段时期以来，和李总理多次出访海外国家，并与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这对于国内企业向海外开拓市场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一方面表明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程度将扩大，另一方面表明全球化红利的发展战略正在逐步推进。

第三，市场经济制度使得经济市场更加活跃，优胜劣汰规则明显。计划经济制度体制下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而不得不对一些企业提供援助，扶持了一些产能低的企业。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逐渐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企业的破产也会是新常态。这使得企业认识到自身发展对于生存的重要性，开始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性，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政府职能转变带来制度红利。政府强调政府工作应“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即关注民生工程，优化监管机制，给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来检验和淘汰企业，实现经济发展的再平衡。

三、如何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大逻辑

1.放开基础产业准入限制

在铁路、电信等方面，政府性企业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很多企业难以进入该领域发展。而观察以往这些领域的企业发展，大多效率低下，管理水平不高，资源浪费严重。放宽这些领域的限制，使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将快速激发这些领域的市场活力，有效提升行业水平。以铁路建设为例，铁路建设一般存在着资金缺乏的问题，如果能让外部投资者参与进来，将有效地提升资本投资效率。

2.转型升级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企业需要根据行业特点和自身发展状况及时作出战略调整，积极转型升级，在激烈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应该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给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潜力空间是巨大的，处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企业生存和发展情况较明朗，需要积极向行业标杆靠拢。

3.加快创新步伐

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在创新问题上颇受关注的互联网行业正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实体经济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信息滞后、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等多种问题，而互联网行业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产业，其发展速度迅猛，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互联网行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一方面将给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互联网行业将使实体经济催生出新的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对实体经济实现大面积的洗牌；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的融合将给互联网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将大大提高互联网创新成功的机率。此外，政府需要做好创新保护工作，注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4.坚持绿色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化的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资源作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建国初期比较明显，但是随着资源不断被消耗，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总有一天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被消耗殆尽，而环境污染也将加剧。在经济的发展问题上，要坚持所讲的：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参考文献：

[1]陈建明,胡洁.新常态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探究——《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评介[J].当代财经.2016(05).

[2]时艳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新拓展——基于党的“十”关于发展的理论、制度和道路视角[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05).

经济发展逻辑例4

问题的提出

关于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后地方政府越来越具有“理性人”的行为逻辑，另一些学者认为，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行为依然受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体制惯性的影响，其行为逻辑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的新历史条件下，必须适时实现角色的转型，由发展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郁建兴等，2004）。但是，在我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演变方向不是单纯的公共服务政府，而是凭借其对地区性生产要素的控制权，转向从整体上控制和经营地区经济（曹正汉等，2009）。

由此可见，关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出现了若干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或者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抽象概括。然而基于地方政府行为本身，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行动者，探讨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与策略，则需进一步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迫切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以及转变职能的过程进行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政府行为分析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解释”（何显明，2006）。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现有政府体制中，县域政府是如何发展经济的，县域政府的行为逻辑如何。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中部地区的五个县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将结合调查材料展开论述。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发展，再发展，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永恒不变的政策主题”（郑永年，2011）。这种发展导向的政府运作模式体现到县域范围内，就是县域政府把“发展至上”作为政府理念，贯彻到全县的各项工作之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积极发挥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走出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本文将结合调查材料呈现县域政府在这些发展模式中是如何运作的。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短缺的背景下，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无论地处沿海还是身在内陆的各级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不少地方的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府主导下的招商引资热潮。本文调查发现，县域政府千方百计进行招商引资，提出只要有利于招商引资一切都可以谈。招商引资被认为是县域政府的首要工程。

首先，建立领导小组。一般以县级主要领导作为组长，各职能部门作为成员。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的建立，意味着招商引资在县域范围内成为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工作。领导小组会进一步以组织化的方式开展工作，推动县域范围内招商引资。这些方式包括：坚持招商引资例会制度；成立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实行县领导分包重点项目制度。

其次，优化招商环境。投资环境更多地指经济发展的软件和硬件，即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在调查中，一些人认为，“环境是竞争力，环境是生产力，环境是加快发展的生命线。过去招商引资靠的是优惠政策，现在靠的是环境，如果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好，项目是不会来的”。在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选择，包括交通、电力、土地等。在软环境方面，一些县努力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营造重商、亲商、惠商、富商、安商的良好氛围。

再次，采取多元模式招商。县域政府在推动招商引资中，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不照抄照搬外地经验，创造了多元化的招商引资方式。具体包括：一是实行产业招商；二是实行专业招商；三是实行以商招商；四是实行园区招商；五是实行商会招商。一些县宣扬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招商主体，处处都是引资形象”和“谁招商引资谁光荣”的观念，形成人人关心招商引资，支持招商引资，参与招商引资的局面。

最后，制定招商优惠政策。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采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土地、审批、管理服务等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何显明，2008）。县域政府面对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环境，在吸引外来资本中出台了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等内容。这些政策都选择了差别化优惠原则，依据不同的投资额度会享受不同的优惠。县财政还设立县级领导招商引资活动专项经费，为县领导外出招商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近年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虽然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产业集群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但在引导产业集群合理有序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防止产业集群退化甚至走向衰退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有效参与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保障。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早期经验，内地县市的产业集聚不是自发形成的，更依赖于县域政府的各种努力。县域政府主要领导意识到产业集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积极致力于招商引资的同时，也把招商引资与培育产业集聚园区结合起来，打造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首先，成立领导组织。县域政府在发展产业集聚中，如同其他发展模式一样，也成立了高规格的产业集聚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这些领导组织往往由县里的“一把手”担任主要领导，其象征意义则是产业集聚是县里的“一把手”工程，引起自上而下的重视。县域政府一般成立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内设商务、规划建设、企业服务等工作部门，出台工作责任目标制、工作落实台帐制、重点工作领导分包制、解决问题联席会议制、工作推进督查评比制、工作成效严格奖惩制等工作推进机制，对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进行细化、量化，对工作成效进行定期排名通报，细化工作责任，加强过程控制，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科学编制规划。发展地方产业集群必须发挥政府的规划和宏观管理职能。因此，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县域政府一般高标准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总体发展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的定位和近、中、远期发展目标。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都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标准建设”的原则，聘请高规格的专业设计机构编制了《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

再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区内的基础设施是单个企业无力也不愿意提供的，应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政府来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决定着产业集聚的硬件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集聚区的区域竞争力。县域政府一般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完善道路、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建成创业园标准化厂房，设立综合服务中心、投资开发集团等服务机构，增强了集聚区的吸纳集聚和孵化再生功能。

最后，净化企业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仅是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硬件环境，而其软件环境则依赖于政府为企业发展打造的服务环境。“在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宜直接介入和干预，但要增强服务意识，搞好服务”（陈柳钦，2009）。县域政府成立专门的服务机构，为项目建设提供“一条龙、一站式”服务。一些县规定每一个领导分包一个重点企业、一个重点项目，定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三）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目标管理

所谓“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奖惩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王汉生等，2009）。目标管理责任制是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目标管理作为一种县域经济发展策略，具体可以分为目标设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

首先是目标设定。目标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在层级责任主体之间签订目标责任书，这意味着各责任主体首先要对上级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个指标体系，作为对下一级政府或部门考评奖惩的依据，然后制作成书面的责任书。在调研中，一些县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做到“强化目标，明确责任，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县政府对各乡（镇）政府和县直各责任单位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签订责任书。在目标设定中，县域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都被赋予数字性指标。量化的指标成为衡量与考核目标完成情况的依据。不仅如此，不是所有的任务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性，指标设定过程也会根据任务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目标不同的权重。

其次是目标分解。在目标设定之后，就需要确定完成目标的单位和部门，把目标分解到各个对象之中。目标分解一般沿着两个轨道进行：各地在实施部门责任制时，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实行所谓的“双轨”或“双线”责任制。所谓“双轨”，即县、乡各级政府部门为一轨，县、乡、村各级业务部门为另一轨（王汉生等，2009）。县、乡、村各级行政部门之间层层签定责任书；县、乡、村各级业务部门之间层层签定责任书。其实，对于两个轨道而言，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除了垂直管理部门外，各级政府的目标任务都是依靠相关的业务部门来完成的。县域发展的每项任务都有专门的分管领导与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对分管领导负责，分管领导的工作也会向相应的目标倾斜。分管领导和责任单位相结合，成为推动县域发展目标落实的一种模式。

最后是目标考核。在当前的政府运作模式中，“各级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均承担一定的经济指标，完成这一指标成为行政首长的第一任务，上级机关按照其下达的指标对下级机关的工作进度进行频繁考核”（何显明，2008）。目标管理必然伴随着目标考核，没有考核的目标管理会流于形式，前期设定与分解的目标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如一些县实行招商引资目标管理责任制。将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年终县政府对各责任单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列入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

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经营性逻辑

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之下，“动员一切资源，千方百计地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既是地方政府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又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忠诚的表现；既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唯一途径，又是实现政绩最大化及政治晋升机会最大化的基本策略”（何显明，2008）。因此，对于县域政府而言，面临着外在约束与内在动力，不遗余力地经营县域经济无论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领导干部个体，都具有重要的紧迫性与现实性。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学者们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概括为“发展型政府”，以此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这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郁建兴等，2004）。

发展型政府是从政府行动导向层面对政府的一种描述，没有足够地体现出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能动性。我们依据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行为与策略，提出政府的经营性逻辑，以此来描述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的特征。相对于发展型政府的目标导向，经营性逻辑更体现出县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过程性特征。

一是县域发展的政府主导性。在发展理念上，县域政府坚持“发展至上”的理念，把发展看作是县域政府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发展造成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因此，在向现代化、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县域政府没有放松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反而更深地主导着县域市场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主导县域发展过程，政府过多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之中，推动着县域经济发展。

二是政府运作的企业化。从行为策略上来看，县域政府的发展行为体现出明显的企业化运作的特征。目标责任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广泛运用，注重量化考核和经济效益，并以严格的奖惩作为官员晋升的依据，使县域政府管理以一种类公司化管理方式进行。政府行为企业化趋势的发生，政府直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活跃行动者和利益主体，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进而在整个社会活动中超越性的降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在市场交易中赢利，如何通过市场行为增加自己的收入。

三是政府经营的泛化性。政府经营不仅出现在县域经济领域，由于经营的有效性使得政府把其作为其他工作的常见手段。县域政府的经营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渗透，将诸多公共领域纳入到产业化的范围之中，按照企业化和市场化方式来发展公共服务。这是因为县域政府以利益最大化为行动逻辑，来进行经济建设之外的社会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经营性逻辑的解释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性政府，表明县域政府并没有实现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依然是其工作的重心所在。在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经营的形成方面，压力型体制与财政联邦主义是其特征呈现的两个机制。具体而言，压力型体制是县域政府行为的外在约束，使其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考核目标与任务，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财政联邦主义则是县域政府行为的内在动力，使其有充足的理由去从事经营行为，以扩大所掌握的财政资源。

压力型体制下县域政府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机制，约束着县域领导的行为，使其致力于本地经济发展。这一激励机制就是我国官员治理的“锦标赛模式”（周黎安，2007）。在政治锦标赛模式下，考核官员的标准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提高，官员自身的利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周黎安，2007）。县域政府不完全是为了应付上级交代的任务而经营，其很大程度上自觉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之中，甚至为此而进行地方竞争。县域政府官员意识到压力体制下的潜在利益，通过完成指标任务就可以实现自身晋升。正是在这样的晋升激励下，县域政府官员不仅要完成上级政府设定的发展任务，还会通过一定的努力超额完成任务，在与其他县市比较中处于优势。这些官员看重的不是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而是其背后的晋升优势。

如果说锦标赛模式是从官员个体分析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话，财政联邦主义则是把政府作为整体来研究。任何官员的个体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政府运作之中的，政府运作特征不可避免地对官员产生影响。在“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这种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官员个体之间的竞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官员在主导着政府来赢取晋升中的竞争。就县域政府而言，“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吸纳生产要素”（钱颖一、Weingast，2008）。因此，县域间的竞争为县域政府或官员提供了发展经济的自我激励，促使他们去努力优化发展环境，引入流动中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当地经济发展中。

笔者通过考察县域政府的发展行为和发展策略，发现了县域政府运作中的经营性特征。这种在压力型体制下的运作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县域政府也会运用经营性逻辑去解决其他工作问题，由此导致县域政府的任何工作都带有明显的经营性特质。如在落实新农村建设任务中，县域政府采用经营的办法推动新农村建设，结果导致新农村建设流于形式主义。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经营，固然保证了县域发展的高效，但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发展中的成本问题，对法律的忽视问题等。如何破解县域政府的经营性导向，已经成为县域政府改革的一个关键点。

参考文献：

1.郁建兴，徐越倩.从发展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浙江省为个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5）

2.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社会学研究，2009（4）

3.何显明.地方政府研究：从职能界定到行为过程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5）

4.郑永年.保卫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5.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人民出版社，2008

6.陈柳钦.产业集群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角色.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1）

7.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2）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7）

9.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经济发展逻辑例5

中图分类号：F3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8-1586-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8.047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Village Cadres in Village Economic Development：Taking Huangchong Village Yicheng City as An Example

HE Yan-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8，China）

Abstract：Taking Huangchong village of Yicheng city as an example. Firstly，taking the role of village cadr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village cadres in the fiel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villagers become rich"，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manager". The study revealed the work behavior of village cadres and reference. Secondly， it further explored the motivation of its behavior logic， from 3 aspects of the motivation of the village cadres， the work motivation， the state of work behavior and the effect. Finally，according to the right and wrong of Huangchong village cad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 of village cadres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reposel including 4 aspect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the wage level， enhance the wages of village cadres； strengthen the occupation quality training，perfect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village cadres；sup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ief mechanism， reduce the job burnout of village cadres；strengthen villagers' democratic supervision， strengthen the reputation mechanism of village cadres.

Key words： village cadres；village economic；incentive；behavior logic

中国是农业大国，7亿人口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能否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上面千根线，下头一根针。”村干部在国家政权与属地农民之间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曾说：“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有了这个经历，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众、如何尊重群众，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实。”乡村干部是地基中的钢筋，位置不高，但责任很大。改革开放30年以来，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在农村各种改革与发展、乡村治理，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大体可分为经济管理、政治引导、文化建设和处理日常事务四大类。村干部不但要想方设法发展本村经济，促进农村、农民、农业的协调发展，还要维护本村的社会治安，推动本村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为本村经济发展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村干部是村级事务的领导人或组织者，他们是来自于村庄熟人社会又服务于村庄的乡村精英，不拿薪酬，不属于“官系统”。本研究的村干部是指：“农村中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行使职权的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成员。”随着农村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村干部扮演的角色日益复杂，学术界对村干部角色的定位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双重角色”、“守夜人”、“撞钟人”、“弱监护人”、“双重角色边缘化”、“经纪人”等。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的工作重点以及与乡镇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后农业税时代，李秀梅[1]认为这个时代的国家利益与村庄利益基本趋于一致。因此，村干部将会扮演“致富带头人”和“村民当家人”的角色。而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村干部不仅代表国家和村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个人利益。如付英[2]在实际考察村干部征地补偿的表现行为后，得出村干部具有三重角色和三重行为目标，即作为国家人完成上级的征地指标；作为村民当家人为村民争取较高的补偿金额；作为理性经纪人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李志军[3]通过对西北农村退耕还林具体过程事件的分析指出，多数村干部以政府利益或村民利益为幌子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村干部定位为“谋利型人”。龚春明[4]则进一步将村干部角色定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出他们在处理村庄公共事务时不断地在乡政府和村民之间变换角色，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自身利益。角色是社会地位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每一类角色都代表一种行为逻辑和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逻辑必然又会影响到工作行为的状态和效果。深入研究村干部这个作为中国广大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锋队伍，这个在农村基层民主的改革、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意义深远。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和实地调研法，以点带面，综合分析宜城市黄冲村在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干部经济管理中扮演的新角色，探寻其行为的逻辑动机，评价其行为的效果。通过Y合具体事件、村政环境、政府政策作具体分析，一方面客观反应出村干部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广大村民的支持，并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探究其工作实效中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村干部激励机制，使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明确角色定位，不断优化行为效果，让村干部的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从而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

1 宜城市黄冲村发展现状

襄阳市宜城市流水镇黄冲村位于流水镇东北方向，面积2 800 hm2，典型的丘陵地区，耕地面积800 hm2，以种植西瓜、棉花、小麦为主。全村有村民小组9个，农户720户，村民2 752人，宅基地802宗（19.965 hm2），外来户30户（村委会至今未同意落户），商品粮户口25人。作为宅基地改革试点，黄冲村通过广泛宣传，组织群众代表座谈，干部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很高。截至目前，全村有偿使用费收取率达98.15%，一次性收取3年有偿使用费19.5万元，工作成效曾被各大媒体宣传报道。全村经济水平处于宜城市前列，经统计90%村民拥有两层小洋房，80%村民拥有小轿车，种田家庭基本拥有大型种植机械，家庭年收入基本维持在10～20万元。如果市场行情好，部门收入更高，全村基本不存在未达到国家低保或扶贫人均收入水平的村民。全村人口居住集中，基础设施健全，村内设有黄冲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公设施一应俱全。

黄冲村村民委员会干部成员6人；村支书1人，主持全村工作；副书记1人，分管农业、财务工作；农经站长1人，分管治安、民兵工作；妇女主任1人，分管计生、宣传和文化工作；另有大学生村干部1人，分管全村材料管理工作。从改革开放至今，只有五任村支部书记，其中，部分村支书拥有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等身份。现任村支书王朝富从1996年任村支书至今。

2 新农村背景下村干部工作的“角色定位”

众多学者对农业税费改革前后，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转变的形势持乐观态度，认为税费改革使得传统的“催粮、要款、搞计划生育”工作逐渐弱化，而带领村民发展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成为村干部的主要职能。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行为主要指为了促进本村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收，村干部在全面调动、整合村中各类资源的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做好示范带头人，带领农民进行农村经济建设的一系列行为。具体行为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在经济环境建设中的行为，包括修护村里道路、修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为村里筹资；②在农业生产指导中的行为，包括农业结构结构调整、组织农技培训、农产品市场营销和帮助村民组建合作社；③在发展非农经济中的行为，包括劳务信息的宣传与统计、劳动力转移与非农就业服务工作、集体资产管理与经营、组建村办企业。黄冲村作为宜城市富裕村的代表，尤其村干部工作实效明显，在经济管理中表现出来的“角色”有独特性，下面通过访谈过程整理材料，进一步说明黄冲村村干部“带头人”、“建设人”、“领路人”的行为特征。

2.1 村民致富带头人：发展村庄经济

1）敢于尝试谋发展。通过与黄冲村副支书赵书记的采访可以知道，村民致富的关键第一步在于“种什么”，如何找准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并且还能鼓励大家种植；第二步难在“走出去”，如何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在市场上吸引顾客，带动销量；第三步贵在“提技术”，让村民能够学会技术，能用会用，提高种植的产量和质量，走好每一步才会给村子发展带来契机。黄冲村之所以能实现经济水平的大幅上升，关键在于村干部开好了这个头，愿意出去跑市场开销路。例如：村干部装上满满几车西瓜就往大城市跑，走到哪就向别人推广本村种植的农产品，还广泛邀请顾客到本村参观，市场优胜劣汰，很快本村种植的西瓜以质量优味道好逐渐形成了本村的品牌特色。多位村民都表示，村委会经常组织种植技术培训，正是村干部肯吃苦，敢闯敢拼，让村民看到了实效，并被村干部的精神所打动，心甘情愿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好好学技术，扎实干农活。

2）全村人富裕才算富。通过与黄冲村村支书王书记的采访可以知道，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强支柱，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服务功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村支书王朝富认为只依靠农业发展带领村民致富的空间较小，而且容易受到本村自然条件、复杂的市场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农业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不能只依靠农业。现在农村外出打工的数量不断增加，为了既能留住人才又能增加收入来源，黄冲村想了一条妙计：发展电商。村干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通过向镇里反应，去电商发展好的村实地学习，邀请电信技术人员到村里给家庭妇女开展免费培训。王书记认为电商是以后发展的必经之路，他们站的更远，看的更高，不断把握新的发展契机，实现带动全村发展的目标。

3）积极探索新产业。通过与黄冲村副支书赵书记的采访可以知道，黄冲村有进一步发展高端产业的决心，并且有能留住人才的信心。首先，大力留住人才，将发展高端产业纳入到村级的三年计划当中。也就是说每三年换届选举期间，村干部要努力实现其经济规划，并且接受村民监督。其次，逐步推行该计划。村干部去过河南山东等地考察石榴和黄桃，发现其利润收入可观，下一步计划就是将种植技术引进，试点推广。在进行村民访谈中，不少村民表示村委会频繁地组织种植技术培训和外地考察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充分体现只有村干部有能力做好这个“带头人”，有长远发展的眼光，有全村富起来才是富的意识，积极探索新产业，才能带领村民在共同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2.2 村级组织建设人：提升服务能力

1）让村务在阳光下运行。黄冲村党员服务中心（即黄冲村社区服务中心）为一个独立两层主体建筑，中心外墙壁挂有滚动显示屏，滚动宜城市劳动就业信息，另设村务公开展板，详细展出村干部岗位职责、干部值班表、黄冲村村规民约。服务中心右侧独立设置财务公示栏和通知公告栏，详细记录近期财务发生的日期、摘要和金额，张贴流水镇低保户确认、扶贫对象确认的重要通知公示情况。

农村基层民主还包括两个公开，即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定和实施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可使乡村治理透明化，村民可清楚地了解到村里的各项收入支出，进而对村委会起到监督作用。村支书认为推进乡村治理透明化既有利于村委会成员廉洁自律，又有利于村民了解村委会的工作，只要自己带领村委会其他成员治理得当，在执行上级任务时也会比较容易获得村民的配合，自己的治村权威也会得到巩固。通过和村民的访谈调查发现村民十分认可该村村务公开工作，村民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沟通和决定，可以在村务公开栏了解公开信息。黄冲村治理更加透明化，也改善了村委会成员和村民的关系，干群之间更加团结，而村支书的威望也得到了巩固。

2）一切制度说了算。一方面村规民约具有重要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首先村规民约必须是一个延续约束的产物，不能无中生有，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合理制定，更需要平等使用、正确引导和施行。村支书提到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干部来解决，如果一个村的村纪不好，村规民约起不了什么作用。村支书能否按村规民约办事也成为其能否树立权威的重要方式。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从法律角度看，当选的村支书获得了治村权力，如果他能合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村庄、村民的利益，就会为其建立治村权威提供合法的前提；从民主角度看，当选的村支书是民意的结果，己经初步获得了村民的权威认同。但是治村权威建构之后，当选村支书必须在坚持民主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治村权威，深化村民对自己权威的认同。权威与权力的差别在于拥有权力并不代表己经获得了权威，权力要转化为权威还需要通过合法性的认同方式。黄冲村村主任就是通过推行村庄民主化治理，利用村规民约，一切制度说了算的理念来巩固和深化自己的权威。

3）以德治村、以理服人。村干部工作面对的是村民，村民的配合度和素质水平会影响到工作开展的情况，以“德”治村一直是黄冲村村支书的治村核心，多次在访谈过程中提及，一方面加强班子成员的“德”，另一方面注重全体村民的“德”。作为全村的带头人，村委会成员素质的高低，对全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如果村委会成员都是能人，思想道德素质高，科学文化素质强，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以身作则能很好地带领全村人民奔小康，走共同富裕之路。在物质利益面前，他们能抵制诱惑、廉洁自律，这样，反过来又能提高他们在村里的威信，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黄冲村重视妇女在家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通^“三八会”评选出好婆婆、好媳妇，树立楷模的同时，更形成了全村浓厚的和谐家庭氛围，减少了矛盾。在以德治村的思想指导之下，村民家庭和睦，各项素质在耳濡目染的氛围中提升。发挥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致富带头人”的作用，高素质的村民相应配合，村域经济发展才会走的更稳更远。

2.3 村庄发展当家人：资源高效利用

1）带动村民改善居住环境。农村生态环境作为村民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奠定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才能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美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村民身体健康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这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举措中的重要环节。黄冲村村干部开展了一系列保护该村生态环境的举措，例如禁止焚烧秸秆，循环利用秸秆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破坏，水资源污染等问题，整治脏、乱、差现象。进入黄冲村便能看到道路整洁、屋舍俨然、环境优良，而每一项改善环境的措施，村干部也从维护村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每一项决策的实施都建立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前下，并且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较好的扮演了“当家人”的角色。

2）调动村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公共服务的硬件，同时也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设施、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完备的基础设施可提高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可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可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有利于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户户通公路，路进农田是村委员经济发展关注的又一重点，村委会正是动员多方力量，上级资金支持，村民自筹和村集体基金把路修好。村支书表示该村委会曾落实筹资2 000万元为村小学修塑胶跑道，为村学生教育提供更优良的设施环境。

3）优化承包方式、分资到小组。在开展本村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村干部的工作方式要符合本村经济发展的规划，同时工作思路要依据本村的经济特点来转变，以实际状况为实际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黄冲村订立了本村的承包方式，为了让承包方保证土地利用效率，且获得持续的资金收入，要求承包方每3年进行一次竞标，如果生产条件要求需长期承包的承包方，支付资金时也不得一次性支付承包款，而应协定2～3年按时价承包，保障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竞标压力下也让承包方注重开发利用效率。对于村资产，黄冲村采取分资到小组的方式，让村小组自由支配，该方式下，各小组在自主竞争氛围中能更高效率的利用资金，并且有效避免村委会在小组间运用资金不平衡的问题。村干部只有真心的走入到本村的经济发展中去，熟悉本村经济发展的状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知道本村的经济需要什么，才能结合本村的实际需求，转变思路开展经济管理工作，保证整体经济规划的顺利进行。

3 村干部行为逻辑的动机分析

3.1 竞选村干部动机分析

通过调研，从村民的视角考察，一个村民竞选村干部的动机响应度主要是为民谋福利，增长自己的才干与人生阅历，增加更多机会来接触和了解党和国家政策。这表明村民竞选村干部的主要动机一方面是为民谋利，另一方面是增长自己的才干、人生阅历等。村干部报酬较低，当村干部并没有多大“油水”可捞。“赌气，证明自己也可以当干部”这种竞选动机一般较少。“提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便于和乡镇领导接触”这两种原因在调研中也较少，说明村民竞选动机并没有期望巴结上级以便为自己及家人行便利，也并非想去提高家族的声望和地位。这表明村民竞选的动机相对比较单纯。至于“有利可图”、“获取一份报酬”等这样的谋求一己私利或者说追求个人财富的竞选动机响应程度非常小，说明村干部竞选之初，主要动机并不是要图私利。

3.2 村干部日常工作动机

村干部的工作动机从村民这里得到了肯定，村干部的工作行为动机目标主要是为村民做事，履行其服务性工作职能。黄冲村优秀的村干部作风是一代传一代的，60年间也只换过五届村支书，将接受监督，为民办事内化为黄冲村村干部的行为准则，新农村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村民致富等工作拉近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距离，村干部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村支书王书记提到：“我们一届一届有很长远的规划，就跟中央一样，省里市里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他都有一个规划，我们也是有个规划，这三年干什么那三年干什么一年一年传下来的，所以就不可能乱套，这一届的党委书记不按照规划做的话，党员就会监督你说你这个人无能”。村干部的工作动机与最初动机是吻合的，村干部在新时期工作动机的确是为民服务、替民做事。因而，如何激励和保持当前村干部为民服务的良好动机将有助于新农村建设中良好的干群关系培养，村干部社会声望的提高和工作完成的实效。

3.3 工作行为的状态和效果分析

影响村干部满意度的因素有工资报酬、工作兑现率、办公条件、发展机会、干群关系、工作难度、村干部权威、村干部权限、村集体资源状况等。中国从2004年起开始实行村书记主任“一肩挑”制度，在制度贯彻执行过程中也频繁出现相关问题，影响着村干部工作的满意度，例如正副职工资待遇大，副职工作积极性不高、班子成员不团结等问题。黄冲村村支书却找到了一条平衡之策，通过思想上的引领来转变副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通过做实事的方式，让副职真正看到村支书在村务工作中承担的工作任务，带领着他们正确对待“一肩挑”制度和工资水平设计的初衷，从而转变消极心态为积极，共同参与到本村发展的过程中来。

4 村干部激励机制设计及政策建议

传统意义上的激励是指通过各种刺激激发人的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人的潜能，使人向着组织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管理活动。其本质是根据不同的人性假设，激活个体需要，产生动机，使其处于兴奋状态，从而产生积极地活动。激励具有三方面的作用：有助于挖掘人的潜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业绩，从而实现组织目标；有助于吸引人才，提高人的素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组织文化。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村干部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特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同的需要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动机。村干部的动力源来自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可实现程度。可以通过以下4个方面的政策建议来形成更为健全的村干部激励机制。

1）合理设计工资水平，提升村干部工资报酬。现阶段，村干部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普遍很低，村干部成员中的副职基本于年均1万元左右，他们的需要层次基本上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低层次，所以物质方面的激励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科学、合理地提高村干部的物质工资报酬，再配合精神方面的激励机制，必将使村干部的工作效率和成绩大幅度提高。针对“一肩挑”制度下正副职工资待遇差异大问题，从事权匹配的精神引导固然重要，在合理划分正副职事权的同时，适当提升副职待遇，将更有利于班子成员团结和工作积极性的提升。

2）强化职业素质培训，健全村干部发展机制。人才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关键性因素，而村干部则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提高农村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不仅是加强党在基层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求。黄冲村村支书以及宜城市其他村村支书也表示，对村支书的培训太少了，基本上每年一次，培训的内容多以党的方针和农业政策相关。黄冲村王书记说：“让有经验的跟他讲是最有说服力的，你让组织部的给他讲还是没有这个支部书记讲的实在，只有支部书记听支部书记讲，他才听的进去，组织部的讲，他不一定听的进去。我是最有体会的，我在省党校也学习过，在省外山东潍坊党校也学习过，所以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有些领导在上面讲的太深了，都是些大道理，不如在底下是怎么做的，这是最好的一种学习方法。”在职业素质培训过程中培训人和培训方式都需要改进，让村干部会学、会用才能真正实现培训的效果。此外，增加村干部的政治发展机制和各种培训、进修、参观、访问等学习机会，增加村干部晋升为公务员的机会，例如，可以采取公务员考试与“举孝廉”等多种方式，吸纳有才德的村干部为国家公务员。在村干部培训问题上，要了解村干部的培训需求，并应重视增加培训过程的实用性、针对性、有效性、多样性。

3）建立配套减压机制，减轻村干部工作倦怠。村干部承担着村域发展的重任，要为村民办实事，又要受村民的监督，尤其在“一肩挑”制度下，村支书很多事情都要到场解决，不少班子成员薄弱的村支部就曾抱怨工作任务太重，工作压力很大，面对繁琐的任务和上级的重重考评，不免会产生倦怠消极的心态。因此，要适度减少上级对村干部的工作压力，减少上级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性任务摊派，减少各种“检查”或“评比”频率，让上级压力停留在合理的范围内，减少上级政府对乡村自治的干预，让村庄内部回归良好的自治局面，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村干部的合法权力及其权益，增加对村干部的人文关怀，如解决村干部卸任以后的后顾之忧等。此外，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科技推广等的资金支持，这也将大大减轻村干部因为村集体资金贫乏而带来的工作压力。

4）加强村民民主监督，强化村干部声誉机制。建立健全村村务公开制度、村民监督制度及评价制度、上级监督制度。切实保证村民代表大会、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村民公开评议等制度的运行效果。强化村民监督的意识，同时做好政务公开，才能逐渐实现民主监督的作用。村干部是国家各项政策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传播者，是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也是广大村民意见的直接反馈者，因此广大村干部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利用媒体渠道如实宣传报道先进村干部事例，在不断加强乡村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村干部以及村民的民主法治意识的同时，增加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社会对村干部的认同，不断提高村干部的整体声誉，能从精神上更好地激励村干部找准职业角色定位，全身心积极投入到村域建设当中。

参考文献：

[1] 李秀梅.对后农业税时代村干部角色问题的思考――以威海农村为例[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6（1）：19-22.

经济发展逻辑例6

而统计数据公布之前，有些机构对2012年宏观经济增速的预测偏高，反映出过于乐观的预期。在总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下，这轮经济增速放缓不是周期性调整，而是长期趋势。

对应于“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发展阶段陷阱”下，国家的整体要素生产力呈持续下降态势。过去拥有的传统比较优势快速消失，新的比较优势又没有建立起来，经济增速必然下降。历史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中等发展阶段陷阱。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正面例子；而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反面例子。

中国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成本优势、环境资源的优势正在快速丧失，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持续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但是科技创新比较优势还没有建立起来，难以支持更高的潜在增长水平。

所以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正在急剧发生变化。就算财政政策很宽松，货币政策很宽松，原有增长模式也很难持续。

宏观政策掣肘

宏观政策的边际效果显著下降。2012年宏观政策总体到底是宽松，还是紧？有些人认为2012年宏观政策偏紧，所以期望2013年货币政策更加宽松，甚至有人说2013年新增信贷增长应该达到9.0万亿元甚至9.5万亿元。

不审势则松紧皆误。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宏观政策的边际效果显著下降。2012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并不是很紧，而是相对宽松的。无论是从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还是信贷增速来看，都是比较宽松的。

但问题是狭义货币（M1）和流通中的现金（M0）相对紧，这反映在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大幅度放缓。M1和M0增速很低，反映经济活动效率下降，资金周转速度下降。而现在存在三角债情况，造成银行对放款相当谨慎。改善宏观政策的效率才是重要的问题，政策工具本身不是万能的，因为政策的效果确实在下降。

城镇化的逻辑

如何解决经济短期总需求不足、长期供给过剩的结构性问题，国家提出了城镇化战略。农业银行高度关注城镇化，专门组织了课题组研究，目标是先弄清楚城镇化的逻辑。可将其概括为两项任务、两项改革、两大动力和两大难点：

两项任务是农民的市民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大家说起来是解决8亿农村人口的问题。其中有4亿是过去30多年进城的人，但还没有享受到教育、社保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精细化；还有2.8亿游离在城市当中的农民工，这2.8亿还没有落户成为市民；此外还有1.2亿未来待转移的农民。

两项改革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从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来看，中国现在城镇化的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1890年的水平。但是美国在1890～1920年代的农业和其他产业已经出现高度整合，都是三、四个大公司主导，产业高度规模化和集约化，中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前提是两项改革，一是土地制度改革，要不要允许承包土地宅基地自由转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户籍是否要继续限制乃至收紧？

两个动力是工业主导和投资拉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很难都去搞简单的服务业，所以城镇化还必须是工业主导，投资拉动。然而我们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如果都发展新兴工业、高科技、技术密集型工业，可能又无法吸收劳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如果投资拉动，投资的钱从哪儿来？

两个难点是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和转移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一是土地是否允许自由流转，农业如何集约化、现代化、规模化？二是大规模的人进城以后，靠什么产业来保证居民持续就业？

走向金融创新

要推进城镇化战略，必须解放思想，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问题，包括国债市场创新，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消费金融创新。

第一，创新国债市场，通过发行长期特种国债解决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可以发行长期国债，譬如30年、50年乃至永久性国债，以国债去购买农民的土地。农民每年都有固定收益，国债可以分期流通。未来长期国债、市政债券和城投债、公司债，都应该大力鼓励发展。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利用债券创新成功解决的城镇化的土地流转问题，他们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土地成功流转之后，农民进入城镇，需要有能够吸纳大量低水平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在过去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之下，中小企业融资是比较困难的。难点不在于宏观货币政策，而在于微观层次。银行机构与中小企业信息严重不对称。尤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银行关注风险，势必对中小企业惜贷。

因此，首先需要改革监管政策，改变银行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小企业信息披露和监管，减少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需要鼓励金融服务机构的多元化，引入一些新型的、非传统的金融服务机构解决有效市场不足的问题，鼓励多层次金融创新产品和融资工具为中小企业服务。

经济发展逻辑例7

一、问题的提出

小农经济是指建立在为数众多的小规模农民家庭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也是党代会上首次肯定“小农户”的功能和地位。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我国经营耕地面积在10亩以下的农户依然高达2.1亿户，占全部农户比例的79.6%，即使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到2030年我国实现70%的城镇化率目标，但由于2030年将达到14.5亿人左右的预估峰值，届时仍将有4.3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近些年来，学界对小农经济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将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因而将小农经济视为农村衰败和落后的根源。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的调研数据显示，虽然土地规模经营之后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土地的生产力却实际上有所下降。就世界范围而言，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出也高于大农场，如日本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就高于美国，这同日本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小农经济凭借其自我监督和精耕细作的特性拥有其他经营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同时从现阶段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城镇的社会保障能力及公共服务能力来看，有限的吸纳能力难以充分保证被挤出农业领域的农民能够在城市立足。因此，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体系的主要特征。

二、小农经济的存在逻辑

（一）基础性。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小农户户均耕地面积约为5亩左右。同时，农民工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农业生产长期面临人多地少的困境，小农经济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此外，进城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因为技术含量低导致替代率高，一般35岁以上很难进厂打工，40岁以上很难进入建筑工地，50岁以上则很难从事服务业，因此农民工面临着常规性失业和突发性失业的双重风险。不过，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民既可以进城务工，又可以回家务农，即使他们失去了城市工作机会，也不会引致严重的社会动荡，究其原因在于乡村是农民的“休养地”，有田可种为个体、家庭以及国家的稳定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二）坚韧性。小农经济是基于我国农村实际发展状况的理性选择，农业作为传承我国农耕文明的主要载体，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孕育和延续的经济基础。因此，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尽管当前人地关系相对尖锐，但通过兼业经营、农工结合和精耕细作等多种方式顽强地生存下来。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使小农经济暂时消失，但对小农经济的内在弹性带来的影响并不具有持续性，如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实践和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大包干”实践等。由此可见，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无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仍能以各种方式得以再生，并在实践中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这也正是党在报告中赋予“小农户”以历史地位的深层次动因。（三）互补性。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到2016年底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量的28.6%，无法取代小农户的主体性地位，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在农产品结构上存在着共生关系，由于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拥有的要素禀赋各异，因而具有较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一般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生产粮食等大田作物，因为品种相对单一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小农户主要从事经济作物和果蔬作物等的种植，两者的产品结构是互补关系。因此，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多元互补，确保小农经济这一基本的农业生产模式的稳定性。

三、小农经济的发展方略

经济发展逻辑例8

经济学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转变为经济生活中人的生活质量的考量，由机械化、工业化的指标转变为人在其中的身体感受和价值追求的衡量，这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再现。本文从经帮济世—内在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经济哲学由精英的经邦济世回溯为平民的安身立命。经济的地位从决定国家命脉过渡到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群众基础。由经邦济世下降为安身立命其实是人性惰怠的表现，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确认，更是生活意义追问的直接表达，虽有道德安抚的功用但沦落为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济哲学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操持的微型叙事。在计划经济全面溃散、市场经济兴起后，宏大的政治与经济理想逐渐隐退到社会的低层，经济的无所不能独占鳌头，个体独立成为经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个体成为莱布尼茨眼中“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闭单子，个体操持成为社会叙事的主流话语，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时感受到了孤独，经济受益的喜悦被内心的彷徨所驱赶，人游离在经济之外成为“经济人”的镐头和无机界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文主编.西方经济思想辞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经济发展逻辑例9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50-09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归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基本要义在于：其一，发展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其二，共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必须不断规范和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全民共建，让广大人民平等享有发展条件、发展机会、发展权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作为行动指南和价值引领，要转化为实践，需要有不同层次的制度保障，共享发展的制度属性决定了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保障作用，又要发挥各项具体制度与体制机制的积极作用[1]。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保障，必须立足和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作用来实现共享发展[2]。因此，实现共享发展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都应是共享发展赖以实现的所有制基础。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劳动异化和社会两极分化之源，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除劳动异化和实现全民共享的根本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野中，私有制与两极分化逻辑相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共享、共富逻辑一致。依此类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共享发展应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量存在是客观事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3]（P515）。学术界就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现实根据普遍认为：社会不公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的明确现实指向。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量存在与发展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的根源，非公有制经济与共享发展理念根本相悖。这种认识可能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与迷惑，一些相关的诸如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是否相悖、当前我国大量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与共享发展理念具有怎样的关联、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如何实践共享发展理念等问题必须得到明确回答。只有从思想理论上认清和理顺非公有制经济与共享发展的逻辑共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歧视，形成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合理政策，更好地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 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个体经济等基本经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逐步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地位也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存在与发展并没有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

（一）实现共享共富是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条件，而实现共享共富是其废除私有制思想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反对抽象地谈论社会共享，认为共享问题具有社会历史性，强调社会共享“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4]（P113）。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得出贫富两极分化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P28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必消灭私有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其一，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合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积累时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P874）其二，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劳动成果的异化和社会两极分化。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P156-157）资本逻辑导致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反过来推动了资本逻辑的发展，这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其三，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共享共富的制度基础。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7]（P185）恩格斯在谈到废除私有制的结果时指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发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后果。”[5]（P243）

（二）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首先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解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基本矛盾的手段，但“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社会管理的生产力”[8]（P560）。因此，在生产力还远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之前，彻底消灭私有制与资本逻辑必然使社会失去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把这种消除劳动异化的方式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7]（P184）。所以，在生产力不足的前提下，必须利用资本逻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劳动成果的社会共享。

在生产力水平还远未达到建立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生产力水平远未达到完全废除私有制的条件，我国社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已经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社会化条件，但还存在大量不“适合社会管理”的生产力，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状况表现在很多方面。譬如，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自给半自给的生产状况还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还远未实现；中西部还有相当多的地区与人口尚未脱贫。因此，在实现由落后生产力向先进生产力转变过程中，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适合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要求、有着积极的作用，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利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来促进这一转变。可见，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于我国整体的生产社会化水平相对不足。从所有制状况对生产力水平的依赖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具有一致性。

（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既有积极经验，也有惨痛教训。在1950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中央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出发，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到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全民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民族资本所有制、劳动者个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四种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1.5%、34.6%、20.6%、3.3%。”[9]这种所有制结构基本适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状况，公有制比重比较合理，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积极贡献。“一五”计划时期，由于教条式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尽快消灭公有制以外的其他一切所有制形式。尽管在1956年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种思想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在所有制变更中脱离了生产力状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把一切非公有制经济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逐步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8%，其中全民和集体经济分别占55%和43%；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基本不存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公有制经济占97.8%，其中全民和集体分别占54.5%和43.3%”[10]（P73）。这种单一公有制结构在实践中严重妨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与大锅饭。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h和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2015年的数据显示：1998年私营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为1486.98亿元，生产单位为10667个；到2015年总资产为229006亿元，比1998年增加近154倍。1998年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为21326.95亿元，生产单位为26442个；到2015年总资产为201303亿元（比1998年增加近10倍），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单位增加为52758个（比1998年增长近2倍）。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适合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与共享发展的逻辑一致性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强调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基本要求，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非公有制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发展是“共享”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协调互动，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也必须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P516）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共享发展存在一定的逻辑共性。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为共享发展提供了不断充实的物质条件，与共享发展强调“发展”内在一致性

从理论逻辑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与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发展”的逻辑内涵具有一致性。共享发展是一种发展理念，“共享”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发展是共享的前提与物质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逻辑前提。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使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11]（P828）

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废除私有制思想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不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导致社会两极分化，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在生产力还远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之前，过早地消灭私有制与资本逻辑，必然使社会失去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使共享失去物质基础，导致分配中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

从实践逻辑看，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巨大经济贡献与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必需的雄厚物质基础具有一致性。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多元结构决定了所有制的多元结构，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调动一切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包括利用资本逻辑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鼓励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成果转化为资本，利用资本逻辑的目的让一切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鼓励劳动者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没有社会财富的创造，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谈不上共享发展，充其量是马克思批判的“粗陋共产主义”中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周伯华在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说，2013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企业总数已经达到了82%，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60%，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企业约占整个工业企业单位总数的70.3%；私营工业企业和港澳台商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资产（不包括个体经济）总和为430309亿元，约占整个国民经济工业企业资产总和的42%；私营工业企业和港澳台商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利润（不包括个体经济）总合为40155亿元，约占整个国民经济工业企业利润总和的61%。因此，无论从资产总额还是利润总额看，非公有制经济都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了就业与人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与共享发展理念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基本要求相一致

从理论逻辑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机会和发展过程具有一致性。“共享”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的归宿和根本目的，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是“人人享有”的基本前提。机会共享是成果共享的基础，共享发展不是坐享其成和不劳而获，要求人人参与到发展中来、人人释放发展动力，只有“共建”才能“共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年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就业人数增长缓慢甚至绝对减少，而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每年创造了数百上千万的就业机会，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稳步提高与城镇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人数持续减少形成强烈反差（见表1）。

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就业增长没有明显变化，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就业增长较快，2015年公有制经济对整个就业的贡献率仅为16.6%，而非公有制经济对就业的贡献率为53.9%。预计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非公有制经济仍然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其创造的就业岗位为广大人民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平台，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机会，有利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发展。

从实践逻辑看，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的持续增长促进了人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说明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广大人民收入增长、成果共享具有一致性。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单位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为7429亿元，占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的36%。到2015年，全城镇单位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个体经济除外）职工工资总额为69380.5亿元，占同年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收入的61.96%。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就业的持续增长促进了人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教育发展以及脱贫攻坚提供有力的经济资源，与共享发展的“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理念相一致

从理论逻辑看，非公有制经济不但做大“蛋糕”，为国民经济总量做出贡献，而且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与共享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公共财政保障具有一致性。共享发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然而，我国还有几千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为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精准扶贫工程是实践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这些都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财政保障。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税收不断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为社会保障和精准扶贫、脱贫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从实践逻辑看，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贡献为各级政府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从国家税收还是地方税收看，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和经济增长的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十分重要的税源，成为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主要源头，在全国税收的增量上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见表2）。

由表2可知，201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税收总额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31.7%。股份合作企业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为49.7%，这里的股份合作企业包括国有控股、集体控股和私营控股，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的31.7%减去国有企业的11.9%，国有控股税收为19.8%，其余的29.9%为私营控股与集体控股的税收贡献。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私营控股的股份经济和个体经济以及其他企业中的私营控股经济，总体税收贡献比重已经超过50%，明显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的31.7%。税收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也是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物质保障，是全面共享的重要前提。在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效率提高的同时，通过税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共享水平。

四、 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实现途径

在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与共享发展逻辑共性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除外）的制度属性与共享发展必然存在某种相悖性：一方面，私人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可能会导致资本占有更大的剩余劳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可避免，这种劳资收入的分配不公与共享发展相悖；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自身发展的不规范和不正当竞争，不仅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与共享发展理念相悖。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因其内生的制度属性，其促进共享发展的积极作用绝不会自发实现，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实现。为此，政府必须在规范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共享发展方面形成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为共享发展服务。

（一）消除各种形式的所有制歧视，形成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平等的社会地位，更好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党的十报告指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2]（P19）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竞相迸发，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在社会领域仍然存在着某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偏见，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相对公有制经济在政策、法律、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待遇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所有制歧视。关于所有制歧视这个概念及其影响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在金融、就业、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所有制歧视是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制歧视并不是金融信贷配置差异的主要原因，企业禀赋和资本约束才是银行金融配置的主要依据。我们以为，在思想观念和规则、融资等方面客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平等待遇。，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平等规则，违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对非公有制经济存在某种不公正待遇的根源主要在于：一是脱离生产力的状况认识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这是导致对非公有制经济不平等待遇的经济理论根源；二是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这是所有制歧视产生的政治理论根源。必须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歧视，积极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13]，只有彻底破除这种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歧视，遵循市场经济平等规则，创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公平环境，才能真正实现非公有制经济的高质快速发展。为此，必须切实把党和国家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待遇，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14]（P11）。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应严格执行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在金融信贷、市场准入等方面形成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平等的社会地位，让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平等享受社会资源，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隐性歧视，更好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二）建立与完善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共享型企业制度，使非公有制经济形成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把非公有制经济打造成为共享发展的主体

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制度的发展还存在不成熟、不规范的问题，以家族家庭为主体的经营模式比较普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一些企业还比较严重，这既制约了非公有制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转型，也不符合共享发展的理念。非公有制经济要更好地为共享发展服务，必须“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4]（P1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按照共享发展的要求，克服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制度属性，形成有利于共享发展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共享型企业制度。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发展的经验证明，企业员工持股制度和劳资合伙制度能够有效实现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比例的公平转化，能把非公有制经济真正打造成为共享发展的经济载体，“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14]（P9）。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建立与完善企业员工持股制度与劳资合伙制度，使非公有制经济真正成为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能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更大作用。建立企业员工持股制度，员工具有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这可以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员工除劳动收入外还能获得资本收益，企业员工享有一定的剩余劳动索取权，这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符合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要求。非公有制经济还可以采取劳资合伙制等企业组织形成，企业劳资合伙制度也是形成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一种有效制度形式，这种制度的本质在于承认劳动力产权的资本属性，企业员工能够凭借劳动力产权分享企业剩余劳动，除工资收入外还能得到企业利润收入，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使资方与劳方获得合理公平的分配，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总之，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建立与完善企业员工持股制度与劳资合伙制度，不但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和劳资关系的和谐，而且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

（三）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机会共享平台

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一些妨碍非公有制经济就业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问题。一是对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在某些行业的门槛仍然较高，致使非公有制经济很难参与合法的、公平的竞争，在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妨碍其就业能力的提升。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行业趋同现象依然较严重，其中的民营经济普遍存在于“短、平、快”的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内部行业趋同、效率低下、竞争激烈，这就限制了就业空间的稳定扩展。三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部分企业法制观念还不强，薪酬福利体制不规范，没有为职工办全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无偿强制性加班时有发生。因此，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克服以上问题。一是根据具体行业的情况适当放低行业准入门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做大做优，这是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就业的基本前提；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必须适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大局，逐步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相一致的行业，引导有实力的非公有制经济转向“高、精、尖”行业，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吸纳优秀人才就业的能力；三是加快建立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w系是维系职工的安全防线和提升就业能力的支柱，必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主动按要求为员工交纳社会保险，实行必要的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保障员工应有的权利。

（四）合理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的税率，夯实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公共财政基础

税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非公有制经济对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对共享发展的实践产生一定影响。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单纯的减税，其税率高低既要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又要使其为共享发展的公共财政做贡献。政府合理调整和优化非公有制经济的税制结构，这对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其健康稳定发展、保障广大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执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下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取消现行税法中关于“小型微利企业”的概念， 扩大小微民营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范围。二是实行企业税种自愿认定的人性化政策，有条件地实行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我认定，让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税收身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偷税、漏税现象。三是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应优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纳税服务，通过税收宣传月、深入非公有制企业等切实加强纳税辅导、广泛开展税收法规宣传，这既有利于防止非公有制企业偷税漏税行为，又有利于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既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健康发展，又能为共享发展夯实公共财政基础。

（五）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慈善事业，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社会

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既有利于扩大自身品牌的影响，形成老百姓通过非公有制经济参加公益慈善事业代替广告扩大影响的途径，又有利于推动非公有制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其促进共享发展的积极作用。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2014年初民政部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了《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为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政策指引。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形式多样，主要包括上述意见规定的社会捐赠、设立慈善组织、与慈善组织合作、组织员工开展志愿服务、在投资兴业中吸纳困难群体、传播慈善文化、创新其他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等。这些形式多样的公益事业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回馈社会、服务大众，既有利于提升自身企业形象，又有利于实现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方面依然存在不规范现象，互相攀比的巨额广告费用加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成本负担，巨额广告代言费和毫无意义地赞助真人秀等节目增加了少数个体的巨额收入和产品成本，助长了非公有制经济内部非正常竞争，产品价格提高部分大多转嫁给广大群众，客观上拉大了收入差距。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须与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一致，民政部门和工商联组织应按照相关要求，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从土地供应、设施配套、企业服务等方面对为公益慈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政府应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抑制非公有制经济无节制的巨额广告营销、巨额产品代言和为电视真人秀等节目提供巨额赞助，对积极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新媒体给予公开表扬和公共宣传，在全社会形成谁做慈善事业群众就认可谁的风气。

五、结 语

共享发展不仅是针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而提出的权宜之策，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非公有制经济与共享发展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两者之间必然存在逻辑共性，其对共享发展必然能做出重要的贡献。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促进就业和人民收入的增长、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与共享发展理念具有逻辑一致性。共享发展的实践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也必须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共享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因其内生的制度属性，其促进共享发展的积极作用绝不会自发实现，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来实现，为此必须形成合理的政策矫正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属性，扩大非公有制经济与共享发展的逻辑共性，把非公有制经济有效引导到服务共享发展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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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逻辑例10

说：“郡县治，天下安。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张占斌也曾深刻指出：“从国家发展进程来看，‘县’这一级做得好，国家就乱不了。‘县’连着三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县域发展与当前中国的全面小康建设紧密相连，县一级政府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城乡基层的重要职责，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管理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的考验。所以县域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更应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发展难题，补齐发展短板，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一、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县域经济占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而县域人口则超过全国总人口的70%，土地占总面积的约90%。但长期以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短板。一方面，“市强县弱”格局逐渐固化，甚至面临着人才大量流失、发展后劲不足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危机里孕育着希望，“短板”之处也正是推进跨越发展的潜力所在。事实上，县域经济在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等很多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五年，更应该着力在补齐短板上下功夫，尤其要补齐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使县域更好发挥以城带乡、扶贫攻坚桥头堡的作用。

二、当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市强县弱”格局固化，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发展后劲不足。一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资源少、质量不高”的尴尬局面。市内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在市区，而广阔的县域则处于相对薄弱状态。以泰安市为例，市区集中了山东农大、山东科大、泰山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众多高校，还有市中心医院、八十八医院、泰安市中医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而各县市区则没有高校入驻，教育医疗水平也远不及市直学校医院。二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吸引力趋弱，越来越难以吸引到人才并留住人才。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相当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将就业地锁定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在“人往高处走”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很多出身县域的高校毕业生以留在大中城市就业为荣，县域发展吸引力趋弱，尤其是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比较匮乏。一些县域普遍反映“出去的不回来，外面的引不来”，优秀拔尖人才匮乏，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三是由于处于相对边缘化地位，县域往往会成为承接落后产能和产业的“高地”，成为被发达地市淘汰的高污染行业的“接盘侠”，特别容易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这些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做好提前统筹规划，才能少走弯路，充分挖掘发展潜力，变劣势为优势，使县域成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支撑点。

三、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是市管县体制逐渐固化，弊端显现，形成“市挤县”、“市压县”的局面。省直管县与市管县，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实质上是市县发展的优先地位问题，是区域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下，优先推进了城市的发展，县域发展相对滞后。关于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减少行政层级，逐渐取消地级市，推进省直管县，全国许多省市也在做省直管县的有益探索，比如河北将62个产粮大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浙江则将经济管理权限能放就放，而在湖北，除恩施自治州和市辖区外，赋予全省所有县（市）政府享受地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当前形势下，短期内取消地级市是不现实的，但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步实现扩权强县，并努力实现各县市区均衡发展的目标。二是资源配置权力掌握在地级市的手中，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市区聚集着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众多最优资源，而广阔的县域则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资源少、质量不高的尴尬局面，发展较为缓慢。三是市区和县城巨大的发展差距，使县域愈加难以留住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地区发展的第一要素。在“人往高处走”的传统观念作用下，大批优质人才流失，支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日趋薄弱。

四、关于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必须增强时不我待的现实紧迫感，敢于拿出超常思维，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实现跨越发展。要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彻底扭转“市强县弱”的局面，使“县城和市区一样好”真正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一）推进市级分权，实现“实权到县”

我国历来是政治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长期以来，县政府只相当于市政府一个组成部门，这种局面加剧了市县不平衡发展，正是造成“市强县弱”的根源。要推进“实权到县”，可以从政策法律层面，明确赋予各县副厅级规格，这样有助于更好推进市区优质资源“下沉”到县。同时，要加强省直管力度，可以明确市委副书记均由各县市区书记兼任，市政府副市长均由各县市区政府一把手兼任，以便于从根本上改变“市挤县”、“市压县”的局面。

（二）推进市直机关、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下沉”到县

长期以来，市区成为地级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中心，聚集了全市最优资源，而广大的县域则面临资源少、质量不高的困扰和尴尬。要推进市县协调均衡发展，就必须推进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及市直机关、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走向县域，“下嫁”县城，这种带动发展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济宁的曲阜师大、济宁学院两所本科院校坐落于县级曲阜市，对曲阜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效应明显，潍坊市将市委党校搬迁至昌乐县，济南在长清、章丘建设大学城，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杯水车薪，还远远不够。只有当各县的优质资源总和略多于市区，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局面，推进“人才下沉”才不是一句空话。

（三）建设区间铁路网，使市区和县城交通更加通畅

火车是最安全、最便捷的出行方式。当前，我国许多县城都没有火车站，以泰安市为例，新泰、肥城、宁阳、东平的城区都没有火车站，县城到市区只能依靠单一的公路运输。无论是居民出行，还是货物运输，便捷度和运输效率都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建设市内区间铁路网不失为一种创举。在每个县或县级市的城区建设火车站，充分利用现有铁路线，将每个县或县级市的城区接入铁路网。每天一早一晚各对开一次市区到各县县城的客运专列，主要服务于上班族上下班。如此一来，市区和县城之间的人员往来将更加频繁，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得到极大改变。另外，一些处于交通要道的县城火车站可以接入全国铁路网，开通县城到省城的客运列车，必将更大释放县域发展活力。此外，市区到各县县城的公路建设也要跟上，努力建设高标准的市区-县城快速公路（国道或省道），努力畅通市区-县城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使市区-县城的公路交通更加畅通无阻。

（四）推进市区-县城一体化建设，一体化发展

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着眼于区域统筹、一体发展，确立“大交通、大生态、大融合”的发展战略。统一规划，统一配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着力推进优质资源“下沉”县域。另外，不应把县城定义为市区的卫星城，而应该通过优质资源下沉配置、完善铁路公路运输网络等手段使县城市区化，逐步变成市区的一部分，并逐步带动铁路、公路沿线乡镇城市化。优质资源下沉和县城市区化必将逐渐扭转人们的观念，大大增强县域发展的吸引力，使县城能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真正成为以城带乡、扶贫攻坚的桥头堡。

（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出亮点、做出特色，不走寻常路

在决胜全面小康的特殊时期，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有特殊政策。比如在财政上，可以逐步加强省直管力度。在县城建设上，要在增强吸引力上下功夫，在凸显文化特色、打造宜居城市上做文章，提前做好统筹规划，全力承接好市级优质资源入驻。同时，要有大手笔，推进万达广场、贵和、银座等高业态商业实体入驻县城，使广大群众享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