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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2-05-13 12:19:35

当代经济论文

当代经济论文例1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金融管理的启示

金融问题自从古代就出现了,货币是金融的基础,古代从很早就已经有了货币的存在,供求关系管理必然导致了货币的出现。价格问题是货币金融的根本问题,这对于传统的金融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古代对大多以谷米作为衡量价格的标准,并依此制定价格标准,所以,古代的商业行为必然向着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价格因素受到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货币管理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产物,传统经济思想下,货币的流通具有一定的升值或者贬值空间,但是古代提出的母子相对论却主张货币靠官方的规定来制约,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然而,秦统一六国后,开始统一货币,禁止私造钱币却也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做法。所以,我国的货币金融思想由来已久,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必然可以总结出一套正确的管理理论顺应时代需要。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金融行业的借贷和利息体现了社会经济活动。高利贷这一事物早在古代我国就存在,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一种必要手段,常常被单纯的作为政府谋私利的一种行为,古代经济发展的困境之一就是这种高利贷剥削行为被政府利用,所以,现代社会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相关问题进行规避和制约,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有着深刻的研究,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础就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可以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研究上,邓小平同志不断创新和改进,提出了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这一思想科学性强,与时俱进,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早在我国古代对于经济领域的管理思想就有相关著作,广为传颂的《孙子兵法》不仅蕴含了丰富的组织和决策方面的管理思想,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其蕴含了大量的重要经济管理哲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在这些重要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弘扬和发展了其中的优秀传统思想,提出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经济管理理论。而且在对传统人类文明继承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的强调,要借鉴和重视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取其糟粕,为丰富我国经济管理制度体系而不断发扬传统经济管理思想。

当代经济论文例2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WTO成员,目前已达144个,成员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这样就使它具备了根据全球化要求和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制定和实施全球通行的交易规则的能力和条件。 作为当今世界处理贸易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WTO在以往的实践中,在所有成员的配合下,卓有成效地履行着它的基本职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基本规则并监督成员执行。WTO也成功地组织了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为建立公共的国际贸易秩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为促进贸易的公平进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帮助和评断。WTO运转以来,以其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和实践,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WTO要求各成员实施统一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张各成员不分大小,实行非歧视的贸易待遇原则,给予外国货物国民待遇,保护知识产权,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主张公平贸易和公平竞争。WTO的这些基本原则已为全球各国、各地区所接受,成为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GATT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协调起来,追求国际贸易的良好秩序的产物,各国、各地区都视之为同国际经济体系联系与合作的重要桥梁;那么,当这个组织演变到WTO以后,就不仅仅是联系国际经济的简单通路了,当然它仍有这个作用,但这时的WTO本身就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这样讲,它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舞台。它现在的方式、运行机制就是为经济全球化而设计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乌拉圭回合的19个协议,就很容易理解了。19个协议浩如烟海的条文,对全球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做了相当全面的规划,其精细与具体可谓无微不至,不仅WTO成员奉为至典,WTO以外的国家也不能等闲视之。当贸易专家们不时翻阅这个1995年文本的时候,参加多哈部长会议的贵宾们已经着手环保等更深层次与贸易有关的立法 了,人们当然还无法评估本次回合的成果,但有一点已经不容置疑,那就WTO为了国际贸易秩序的优化,为了从次优逐步过渡到最优,在严格监督现有环境的同时,还在不懈地推进新的立法。 不仅如此,WTO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它对各成员的国内立法产生了强制的影响。这就是各国在国内涉外经济立法和经济管理实践中必须坚持法律的一致性和透明度等基本原则。

法律的一致性是指禁止颁布与入世承诺相抵触的法规,这意味着不能通过与WTO规范相悖的法规。 公平地执行WTO规则是建立世界贸易秩序的又一基石,这一原则不允许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和垄断。 透明度要求全面公布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则和措施,其目的在于可使成员清楚地了解制度信息、准确评估贸易环境,可见,透明度也是法律一致性的必备条件。

二、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 各国、各地区出于深化国际分工和合作,配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已不甘于WTO所形成的次优原则和秩序,主动从双边交往和局部地区间的联盟寻求更大的便利和自由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 FTA无论是数量还是进程都变化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全球已经完成和正在商谈的FTA总量已近50个,其中双边的FTA占90%;区域性的FTA绝对数量虽少,但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先简略描述在当今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情况,来看FTA的作用。 1985年6月欧共体发表白皮书,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2年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实现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的考虑。1986年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签署了《欧洲一体化文件》。该文件规定在1992年年底正式实现12个国家间统一市场。事实上,经过6个年头的努力,到1992年底,作为这个目标的重要标志,三个“自由流动”得以实现。

一是商品自由流动:取消共同体的商品在相互边境间的全部检查,统一商品技术、卫生标准; 二是资本自由流动:公民可在各成员国自由存款、贷款和投资,取消外汇管制; 三是人员自由流动:公民在欧共体内可自由迁徙,他国公民享受本国公民同等待遇,相互承认居留权、学历和技术职称。 在这个基础上,欧共体成员继续努力,1992年又正式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成立欧洲联盟,确定在上世纪完成单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如人们所见,随着欧元的启动,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入到了更高的阶段,此时的成员间,已经具备了完全的贸易自由和便利。

1991年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公布了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同年,三国之间开始了协议谈判,在一年零两个月的争吵之后,于1992年8月达成协议,同年12月三国分别签署。 1994年1月1日三个国家正式步入自由贸易区,三国约定15年之内逐步取消货物和劳务以及资本流动的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经过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基本的优惠安排: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的出口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65%已经在2000年前实现了免税。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出口的汽车整车关税已经减半征税, 2000年前已实现了取消75%汽车零件出口的关税。

一一在原产地规则方面,实现了汽车必须包含62.5%的北美制造的零件可以享受减少关税的优惠安排。

一一墨西哥逐步开放对美国通讯设备及服务的投资限制。

一一墨西哥取消对美国、加拿大农产品实行的进口许可证,使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的25%获得了基本保证。

一一美国、加拿大逐步取消对来自墨西哥的纺织品和服装的限制。10年内实现没有壁垒。

一一墨西哥对美、加开放金融市场,经过6年的过渡期,美加银行、证券公司都可以在墨设立独资的分支机构。

一一2000年前已经开放了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所有资本市场。

一一三国间的货物跨境运输为贸易的便利和自由提供了支持。

一一三国一致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

当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开放进程还在继续,自由化程度还在逐步提高,较之欧盟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但即使如此,我们从上述两个自由贸易区已经实现的目标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对经济和贸易的积极作用和促进效果。 首先,自由贸易区的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度已相当高,在商品贸易上,不仅不能存在关税壁垒,就是比较复杂的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也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其次,为了实现区内贸易便利化,成员在开放投资、人才、技术、服务等领域上予以全面合作,贸易自由已逐步演变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成员原来追求的贸易便利化目标确实得到了实现,但成员很快就把这一成果作为推进区内经济一体化的手段,区内的各项安排产生了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虽然从其本意上是为促进区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作为结果之一,区内的贸易以其独到的便利条件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迅猛发展。

第三, FTA间的攀比和竞争,使成员经济主权的让渡范围越来越扩大,欧元的启动把这一苗头发挥到了极至,人们现在考虑的已不再是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一系列原则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是如何推进并尽快取得成效。 凡此种种,自由贸易区便利的自由的经济结构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已经不言而喻。 第一,FTA促进了区内经济和贸易增长。

综上所述,内部贸易壁垒的逐步消除及自由流通的实现,将促进内部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同时生产要素将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也更趋合理,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根据测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分别给各成员带来利益,节约了开支。 如欧盟在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自由流动后,可从取消的壁垒过程中获益3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物价下降6%,公共费用减少20%,工业成本下降7%,增加200 - 300万个就业机会。 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同样使三国获利。美国可因此得到1715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增加100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以后的数据也说明了三国是受益的,贸易出口都有明显的增长,墨西哥年增长率最高达20%,其次是加拿大10%,美国是5%. 第二,影响世界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向。 战后,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一直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FTA的产生和发展,将加剧这种趋向。以发达国家为主建立的FTA如上述的两个,由于区内逐步清除各种壁垒,生产要素的流动必然加速,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更趋合理,从而使相互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紧密。

FTA是区域间经济联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要看到FTA的产生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仅以资金和技术的流动就可说明,在FTA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国的主要使用者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因而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科技的吸纳能力也是巨大的,这样就势必造成了资金和技术首先是流向发达国家,之后才是流向区内的发展中国家,真正流向区外发展中国家的就很少了。

近年来,人们对FTA的作用和优势认识得越来越清楚,FTA的优化机制对非成员的吸引也很明显,这就引起了区内外合作的问题。为了分享FTA的利益,FTA以外的国家都在积极寻求与其开展合作,这样就出现了FTA之间相互投资和技术交往以及贸易交流,特别是为了绕过FTA的贸易壁垒,区外国家的投资设厂成为最普遍的进入方式。近二十年来的跨国兼并、战 略重组之所以发展很快,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三,FTA所固有的排他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FTA的基础就是内部开放市场,相互提供优惠,这样的结果是以区内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贸易取代与区外国家的贸易,区外的国家和地区不能享受区内的种种优惠,从而导致外来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如欧洲以共同农业政策为支柱的农产品统一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排他性很强、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浓的市场。

同样,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中,随着墨西哥产品对美输出的大幅增加,亚洲地区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出口美国势必遭受巨大冲击。 三、FDI带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包括国际贸易的法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世界经济形势似乎变得越发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各国政府竞相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幅削减,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转移资源、扩张经营、全面开发市场已经非常便利。 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等权威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万多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分支机构达30余万家,累计跨国直接投资总计约4万亿美元,其中30%是由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控制,由这些投资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比世界出口总额还要多。2000年,跨国公司海内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达6.5万亿美元(其中30%是公司内部交易)。

各种数据都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而且成为推动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强大力量。 我们从既往的跨国投资实践中已经看到,跨国公司大规模向各地区渗透,进行跨国生产、经营和销售,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采取全球经营的战略,不仅增加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量,而且所开创的以公司内部分工为特征的国际生产一体化体系,因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使母公司分支机构间的内部贸易量急剧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增长中的重要构成。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0%;八九十二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至40%.目前世界贸易总量中有70 - 80%与跨国公司有关,而且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之势。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通报其与此相关的法规中存在的限制情况,并要求各成员根据确定的时间表在最长7年时间内取消这些规定。可见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制度保证。

作为90年代末最突出的全球经济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购并重组不仅对跨国投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对世界贸易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全球企业的兼并风潮,十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资产和股本在一夜之间易主,存续几十年、甚或上百年的公司、企业,一纸合同就改朝换代。从曼哈顿到地中海,从传统的制造业到充满高科技成分的IT产业,还有老牌的商业银行都在洗牌之中。 但这次兼并浪潮席卷之处仍以欧、美为主,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几未波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情况不同,美国是这次兼并浪潮的最大目标,同时也是自身兼并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与70年代的那一次“把企业作为一件商品”的兼并不同,这次兼并主要是基于公司的长远的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目的主要在于扩大规模,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优势互补,通过跨行业、产业的混合兼并,降低经营风险,避开贸易壁垒,开拓全球市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推动、金融界积极参与,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动兼并的大环境。 之所以要关注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首先是由于它对全球经济产生着现实的与潜在的影响。毫无疑问,新一轮的兼并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推动 国际资本在发达国家中的流动,这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造成很大困难。

其次是兼并与重组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贸易壁垒在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已土崩瓦解,很难发挥作用。可以说,全球跨国企业的兼并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国家之间,双边范围乃至多边场合久拖不决的问题变得容易解决。 再次是企业兼并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力量,扩大了他们占有市场的份额,使得国际贸易格局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四、电子商务所提供的交易平台迫使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 随着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适应国际贸易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张的需要,90年代后半期产生的电子商务一经问世,就以不可逆转的势头为世界贸易搭建起了快速运行的平台,特别是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电子商务已成为本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最具前途的领域之一。

在1995年以前,全球电子市场交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论,但到1997年就迅速达到约300亿美元,到2000年为2500亿美元。专家估计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电子商务市场完成的交易额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超速发展,到2010年,交易规模约为10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将占1/3的比重。如果再划细一点,届时欧盟的网上出口交易将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可能在2万亿,日本在1万亿,亚太地区约15万亿美元。 人们还能看到,在进行电子交易的同时,各国、各地区已将传统国际贸易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全球制度化建设的思潮同步应用到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上,世界有关贸易组织、经济组织和致力于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发达国家都同样非常注重电子商务运行规则的建设。这个在国际贸易领域内,经过几十年间成千累万件交易实践才令世人基本认识的道理,在电子商务这个虚拟的交易产所内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

当代经济论文例3

一是要改变过去职校非凡是中等职校中“应试教育”的倾向。

中职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升学愿望更加强烈,导致了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使得作为手段的考试成了不少学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们的学习经常停留在知识的表层,而对蕴含在知识中的智能价值则不很重视,其素质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种情况不改变,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职校摒弃“应试教育”的倾向,可从根本上解放学生的思想,活跃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正是激发学生创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二是要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为此,要改变过去职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知识面过窄、过专、过偏的现象,进一步拓宽专业范围,淡化专业界线。在课程设置中要削技强干,加强综合性强、适应面广、有较强的迁移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育和练习,以此来增强学生对科技发展新趋向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能。

三是要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为此,职校要改变过去对学生重智力培养,轻心理健康教育的现象,要在重视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着重培养他们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对挫折、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不断更新且呈综合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职校要改变过去课程设置上的单一、狭窄现象,加强课程综合化。要根据人才市场的现实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在要求,科学地确定各类教育的结构和各类课程的比例,力争做到摘要:

(1)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在注重应用性的前提下,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大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的潜能。

(2)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一线的应用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课程及课程体系必须以职业或职业群需要作为重要依据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要在课程设置中注重学生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奠定在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种迁移能力。否则,专业太窄,无法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品格得到全面发展,轻易造成他们专业不对口而一时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

(3)文理学科相互渗透。目前,我国职教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文理学科各不相通,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应文理兼容。

(4)增加选修课。非凡是中等职业学校,过去选修课较少,有些学校甚至没有,这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校应增加选修课,且答应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他们对知识技术的自主选择权利,摆脱他们的被动客体地位。这有利于学生全面地熟悉知识,使其素质全面提高。

三、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职业教育要求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职教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动手能力弱,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职教要大力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1.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师资队伍。

职业学校的教师在以本学科教学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学校教学需要及自身条件和喜好,选择一至两门和本学科相近或相关的课程进行系统学习。这有利于更好地协调课程间关系,也有利于教师从专才向通才发展。

2.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

当代经济论文例4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问题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的“断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问题,笔者以为其本质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即道德演变的链条出现断裂而带来的问题。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说商品经济)的转变,是一次战略性的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市场规则法制不健全,成了道德的漏洞。

二、两种伦理道德的影响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伦理精神体系。但他是一种自然的伦理道德体系,即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4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必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为此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可能不受其牵制。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伦理思想也传入我国,“拜金主义”尤为突出,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于是,在我们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当中,认为“洋月亮都是圆的”。

三、权力的失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契约经济,是公平的。然而在我国权力资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权钱交易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其内在诱因是官商一体化。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也有其缺陷。“黄金原则”导致很多人的功利价值取向萌发、加深,促使人们不折手段谋取“暗利”。这就需要我们辨证的看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同志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社会出现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尤其突出的是,在西方一度流行而今衰落的“价值中立”思想,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它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这在我们的道德建设中必须注意的一种价值倾向。为此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6这应该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价值取向多元化和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结合。具体体现如下:

(一)道德层次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积极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在区分道德层次性是要有最底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应该说是一个阶梯体系,我们不应该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辨证的看问题。

(二)坚持“三个代表”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评价一种道德的现象丑恶时,不仅要看他是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我所用”相结合。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

二、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和原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是同志一再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伦理精神深化认识的一个基本点与关键。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在我国是一致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党员干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为人民服务就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所必然提出来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提倡为人民服务就必然强调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它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社会利益的至上性,又强调发挥个人活动的重要性;既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强调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既强调个人的所为要受集体的约束,又强调尽量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尊重个体的尊严,发展个性,实现个体价值与主题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经济是道德经济,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根本的原则,在其下还有其他的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等等。在时下,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原则、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利己不害人原则的先后提出,否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否定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从集体主义原则“转轨”到其他原则上去。

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

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民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缺一,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德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7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虽然起重要的基础作用,但这种调节方式或功能不是唯一的,还要辅之以法律的调节和道德的调节。“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8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主要通过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保护合法行为,保证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所以,法律调节具有强制性,是具有很重要的一种硬调节。

相对而言的道德调节是一种软调节。其作用主要的表现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进行匡正和矫治,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价值上援助,形成经济运行和道德运作的双向约束和激励的良性机制,使市场经济具有道德的价值导向。

总之,我们应当全面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统一发挥作用。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当强调遵守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同时,我们要把重要的道德规范,尽量的纳入我们的法律只2中,纳入我们的管理体制之中,融入群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之中。

当然,本文探讨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理论上的深化、创新,应包括我们实际生活中运用。一方面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自觉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从而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带来得社会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和价值导向,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但它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社会个体的认同、接受、内化,渗透到个体的事业追求当中,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注释】

1、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434。

3、余金花,《探寻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伦理学》,2001年第5期,P4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134。

5、6、7转载罗国杰,《建设与社会主义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2001年第4期。

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P146。

【参考书目】

1、《罗国杰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当代经济论文例5

本文作者:勒系琳衷唯平涂国华吴艳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法学院

江西工业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行为失范,扶持力度不够国家层面还是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障碍。国家发改委重订的《资源综合利用目录》中没有把高炉水渣列入进来,从而使江西省高炉水渣综合利用问题陷入困境[2]。江西铜业公司也因有关征税政策原因,在“三废”的回收利用上积极性不高。(二)节能技术推广步履维艰,节能环保市场发展迟缓由于新的节能技术成本较高,需要投入更多的培训和改造费用,加上无经验可借鉴,使资源节约型产品的广泛使用还需要一个过程。本来新的节能技术和产品即有利于个人,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但是由于当今节能环保市场发展不够的原因,新的节约科技成果在转化为生产力和市场产品方面效果不佳。比如我省江西泰豪公司构建的支持智能建筑产业发展平台,因为上述所说的政策、市场等种种原因,泰豪公司始终未能承接到大型智能工程项目。(三)政策落实不到位,部门之间不协调我省早在2000年就颁布《江西省综合利用资源条例》,但由于政策宣传不广泛,部门之间衔接不到位,使得政策落实的效果不明显。比如萍乡某企业,利用企业的粉煤灰建设了一套废弃物利用装置系统,但是由于在享受国家减免增值税、所得税方面非常艰难,从而影响了企业积极性。另外,企业对国家产业政策规定不清楚,存在产业政策盲区,从而影响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比如江铃汽车公司、萍乡钢铁公司由于对有关新增企业所得税中抵免的政策不了解,失去了享受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四)部分企业污染严重,政府项目控制不严2011年众多媒体曝光我省乐平工业园污染,百姓喝水就像喝慢性毒药问题,当地群众喊出了“请救救乐平83万人民!我们不想成为毒气之城的老百姓!”,希望我们的政府有所作为。乐安河是鄱阳湖的重要支流,历史上被德兴、乐平两市百姓称为“母亲河”。然而,上市公司江西铜业下属的德兴铜矿等矿山企业不断扩张,下游的乐平市深受污染之害,涉及9个乡镇约42万人。而矿业公司还将污染水源责任推给唐宋历史。而作为我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大项目的彭泽县核电厂建设项目,也因为日本核泄漏事故,在安徽望江县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被叫停,这一个案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江西工业企业走循环经济之路的对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江西一定要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键时期的东风,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把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和理念,贯穿到江西工业企业的发展当中去,使循环经济成为各级政府、大中小企业和广大公众的自觉行为,并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主行为和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推动江西工业企业在循环经济之路上发展的更好。(一)积极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循环经济意识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发展循环经济的责任心和紧迫感,这应该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前提。通过引导和教育,让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转化成企业的行动,并使之贯彻在各项工作当中。一是要抓紧转变政府领导和企业管理人员的经济发展观念,牢固树立经济增长和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改变重视经济而轻视人的片面发展观念。二是要树立生态道德观念。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要使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活动,成为为全体公民的自我意识与自觉行为,使广大民众养成绿色消费、健康文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二)切实贯彻实施《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要将《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所编制的工业企业走循环经济之路的要求,坚决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明确目标、采取措施,全力推进江西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把工业企业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作为促进江西经济生态融合、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的高度,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以资源使用率的提升为目标,强化协调、引导和管理,在全省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3]。要创新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开发源头减量、循环利用、零排放、再制造的新技术,推进清洁生产。全力创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和生态工业园区,优化企业布局和结构,鼓励工业企业之间以资源共享、废物利用等方式共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推进道路、建筑和农林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支持林业与纸业的一体化生产。必须健全工业企业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工业矿产企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同时强化矿产资源和地质环境保护的监察联合执法,坚决有效地制止滥挖乱采现象出现。(三)加快研究制订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制度江西省已经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先后制定了《江西省资源综合利用条例》、《江西省促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江西省实施“节约能源法”办法》、《江西省生活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办法》等法规,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西省循环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江西省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下一步要进一步开展以下工作。一是要尽快建立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加快制订以资源循环利用率、资源生产使用率、资源回收利用率、资源消耗降低率、废弃物处置降低率等为主要内容的考评体系,以及以上述内容为主的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4];二是着手制订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规章制度,尽快把发展循环经济纳入法制管理轨道;三是尽快制定相应的投融资、价格、财税等政策,通过这些政策对采用新技术与清洁生产工艺成绩突出的企业,给予其优惠等政策,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四)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一是必须加强调整大能源结构得力度,增加节能新的工艺、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同时大力开发和广泛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各种能源的利用率。二是要在做强做大工业园区和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项目,并对相关项目给予政策支持,通过能源、废弃物和副产品的互换,形成完整的循环工业企业链,从而把企业污染后果减少到最低程度[5]。三是必须加大调整工业经济结构的力度,加速并强行关闭那些资源浪费明显、环境污染严重的旧企业,淘汰那些过时的旧设备和旧工艺,加大力度尽快让先进技术、清洁技术和高新技术进入到工业企业中去。(五)建立和完善组织管理机构,加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组织领导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江西要发展循环经济,就应该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省、市、县各级政府都要建立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引导协调机制,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各相关部门要认清职责,明确分工,做到逐级落实、层层实干。要在执法检查方面加大力度,建立更加完善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要从江西的实际出发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和相关政策[6]。要抓紧制定江西省不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和管理的办法,完善我省有色金属工业行业的市场准入机制,尽快淘汰那些落后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加大对有色金属工业行业的监督、检查、执法力度,对具备发展循环经济条件而又不去下力气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必须加以严格的处罚,努力把发展循环经济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当代经济论文例6

江西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伴随经济一体化、市场全球化、竞争白热化,当今社会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省与省之间,工业走向、市场营销、要素保障、经济联动均呈现休戚与共、密切相关,同进共退、相互影响。正是因为内部发展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显著增加,国际上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已把监测预警当成经济调控机制重要的组织部分,比如欧盟国家实行的经济监测预警“记分牌”。为减轻外部因素的波谲云诡、起伏动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总书记在2011年7月20日讲话中指出:要加强经济监测预警,加强宏观经济协调,注意把握好政策的调控力度和节奏。江西经济这些年来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日益走高。2011年,江西外贸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关口,达218.8亿美金,出口总量及增幅均居中部省份前茅。其中工业品出口占90%,出口超亿美元企业达到21家,尤其以铜、光伏、稀土、钨及制品份额居大。可以说,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已成常态的今天,江西工业发展不确定、不稳定、难持续的外部制约因素大幅增加,对我省均衡有效地组织工业生产增加了极大的难度。为此,要做到见识早、反应快、准备足,就必须主动应对,加快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要从大量掌握的定量数据入手,依据外部形势变化,及时到位,抢占先机,方能对下一步全省工业经济走势精准地科学定性、分析研判,为各级政府及工业主管部门适时、适地、适度出台政策措施,制定可行的因应办法,把各种外部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江西工业健康良性发展提供可靠有效的保障。如上海市WTO事务中心纺织品预警监测平台2003年建成后,对美日、欧盟有关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连续监测分析。一旦某一时期数据曲线波动异常,专家组针对性发出预警信息,视情况不同对有关企业提出不同处理应对意见。上海此类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保证生产均衡化、发展平稳化和调控管理的科学化,必须加快江西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

当代经济论文例7

作者:欧泳 单位:苍梧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行为规范以企业参与等形式和处理企业内部及其有关的道德关系为主体内容,表现为企业民主、企业道德、企业内的团体意识等。另一方面,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人、财、物、供、产、销”等等都不一样,由此导致其企业精神的独立个性特征,极为明确地体现了企业的性质、任务、宗旨与发展方向。以现代代、社会化大生产为依托。现代社会的企业精神,是以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依托的现代企业管理的结晶,集中体现为现代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生产意识、竞争意识、时效意识、文明意识、价值意识、道德意识、开拓意识、团队意识等共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第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现代企业精神的培育,把广大顾客、广大消费者和整个社会作为服务对象,作为自己做贡献的大目标,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方面,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为国家提供利润和积累,提高物质文明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提高精神文明水平。这不仅使企业精神的生成、发展始终有一个可以依托的载体和物质基础,避免出现“假、大、空”,“精神万能”等弊端,又可以使物质文明建设不至于迷失方向,从而使企业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发展。

塑造和培育现代的企业精神在现代社会培育企业精神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要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精神,首先要有正确的方向,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的关系。同时,要搞好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坚持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风貌、时代特色。第二,有意识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培育。企业精神反映企业群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自然有其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它不可能自发地生成,必须有意识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培育,这是企业精神最为重要的生成、发展条件。企业领导者要根据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素质、作风传统、习惯特征,以及种种先进人物,有意识地精心培育,加工提炼,把员工的观念和行为组合统一到一个新的足以使企业跨上新台阶的发展方向上,形成一股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企业群体精神力量。第三,以人的素质开发为主线,大力培育和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念。

企业精神是一种浸入企业员工灵魂深处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形成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追求目标;同时,作为一种众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它又成为全体员工和企业领导者的共同信念,形成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此外,它又是企业员工主人翁精神和个别企业集团主义观念的统一、企业追求和个人自我实现的统一。因此,这就需要强化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关心人,爱护人,激励人,培养具有企业个性特点的“四有”新人。第四,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形式,使企业形成一个精诚合作、亲密无间的群体,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企业精神作为被全体员工认同的精神支柱,是一种以企业群体意识为基础、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而做好每个员工的思想工作,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是形成群体意识的基础工作。为此,培育企业精神,必须尊重人、理解人、相信人,尊重员工的人格要求,承认员工的贡献和价值,使企业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给员工以自信心、进取心和责任心,从而使员工在精神上与企业共荣辱,在利益上共得失,进而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活泼的进取局面。

当代经济论文例8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当代经济论文例9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二:地方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当代经济论文例10

以怎样的商品价值观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是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透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研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变革生产方式与促进生产力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点就是劳动的交换、分配关系。在当前创新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建立在“活劳动一元假设”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是丰富而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研究。“丰富”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对诸多价值概念的科学抽象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是抽去价值概念这个基石,用另外一套价值概念去取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堪称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典范。他并没有把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抠”价值名词上,而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从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富的特征和促进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变革要求。其主要贡献在于: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命题不变。刘教授在《论当代技术创新》一文中,诠释了高科技时代创新劳动的时代特征:(一)当代技术创新表现为高技术产业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高技术群”,而更多表现为以某一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二)高新技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某一项技术创新会迅速引发另一项技术创新,呈现出高技术的强联动效应。(三)高新技术研发成果不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供企业未来使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投入当前生产,来实现不间断的物质手段的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四)技术研发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科学劳动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形式。高科技劳动不但是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而且高科技劳动将促进高附加值商品财富的生产。季正松认为:“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使价值决定由劳动时间转向能动性和创新程度,不同性质的劳动交换比例由“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转化。”从劳动价值的外延上,刘教授认为不但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商业劳动、服务劳动。这就是劳动价值的时代特征。

在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上,刘教授对现代财富的论述更是极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一)现代财富本质是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是高附加值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满足以现代人需求变化为特征。(二)认为现代财富具有商品特征,也具有非商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也要促进非商品性财富的生产。(三)认为现代财富不但是具有实物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商品(或产品),而且包括无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因此,基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拓宽公共品等非商品性财富生产的同时,大力促进现代财富的商品性生产。不但要促进物质财富的商品性生产,而且要促进文化、音乐、艺术品等精神财富的商品性生产和服务业的劳务生产。

刘教授在论现代文化生产中,更体现了拓宽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认识的精妙之处。文化作为商品化生产的前提是近代“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多种专业组成的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或者是从事独立生产的‘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受雇于文化企业,自由职业者的形成和壮大,是文化商品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高科技嵌入到文化品生产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品产业市场。“文化品作为商品,它由此获得价值性,商品性文化生产的最重要经济功能,如像创造与实现产品价值和资本增值,进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等,均是立足于文化品的价值性的基础上”。在论述文化品商品性或价值性时,更是经典地论述了文化品价格与价值的经常背离性。认为一个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使商品价格通过不断波动,趋向和定位于某一个价格轴心,这个价格轴心水准决定于生产中的社会劳动耗费,即价值。因此,也出现了价格背离价值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基于对价值与价格范畴内涵的科学理解,人们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中多种多样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模式。例如:(一)有价格无价值。张亚认为:“以商品零价值参与商品交换”。(二)以价值为轴心的市场价格。(三)垄断价格。总之,科学认识价值与价格这一对范畴的内涵,用之于分析当达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商品结构和多种多样市场价格模式,人们并不难以劳动价值论原理来对文物、文化品及其它知识产品等的价值决定做出科学阐明。

从刘诗白教授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原理分析现代财富的特征、表现形式、内涵、外延、交换和消费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这对矛盾运动时,把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地位,从而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多样性的研究,专心研究商品价值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商品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商品使用价值居于从属地位。基于这一把握,才得以完成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而刘诗白教授的《现代财富论》则相反,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把研究视野集中在商品使用价值上,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的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形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现代财富充分涌流的现代生产方式。这就进一步从驾驭市场的高度(而不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均衡价格的适应市场论或是商品效用价值的消费心理论)说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说明生产方式的变革仍然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灼见《现代财富论》是《资本论》的时代深化,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诠释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矛盾运动的认识论。可见《资本论》与《现代财富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上,不但互相补充,而且分析方法上互逆思维,抓住了时代特征。《资本论》立足于18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研究商品价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代财富论》则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生产方式如何促进多样性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当前高科技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代财富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劳动生产力的高科技创新优越性上。刘教授并没有囫囵于亚当·斯密的自利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万能论”上。根据劳动价值交换要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主义生产也是千方百计节约活劳动的消耗,使商品生产的个别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当代高科技飞速发展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要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劳动价值中的创新劳动含量。进而刘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驾驭市场中可以发挥“集中资金”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激励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控,引导和促进商品性财富的生产。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刘诗白教授从现代财富的使用价值人手,从价值概念的运用分析推导出社会主义制度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刘诗白教授还诠释了在当代高科技革命下的复杂劳动的内涵。他认为,即使是后工业时代机器的不断革新、不断地把劳动简化成“站”在机器旁边的替代劳动,但是,不论机器对人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生产要素的结合,仍然是“在劳动启动、粘合、调控等功能下,非劳动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出使用价值形成的功能,即使在当代高技术经济中,任何产品始终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的劳动体现,可见,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并未失效”。这就批驳了刘有源所谓“如果该劳动资料只需要人进行简单的启动或关闭,调控或遥控,或完全控制,那么它就形成了对人及其劳动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同时也形成了对劳动创造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换言之,资本家拥有机器,则机器对活劳动的替代价值也只能归资本家占有。

的确,在工业时代的后续阶段,机器革命更是高科技劳动的创新活动并成为现代企业总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良实际是高科技劳动价值对象化为机器形态。与其说机器替代活劳动,不如说高科技创新劳动替代生产过程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而使简单劳动成几何级数倍增。事实证明刘教授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刘诗白,现代财富的性质、源泉及其生产机制[j],经济学动态,2005,(11):5—10。

[2]刘诗白,论当代技术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6,(7)。

[3]季正松,从体力劳动价值论到脑力劳动价值论[j]经济学家,2005,(2):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