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1

一、社交媒体健康信息传播释义

随着传播内容的增多，人们开始有选择的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健康类信息因为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健康类信息也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进行传播信息，增加受众获取健康信息的新渠道。

健康传播是与医学知识相关的健康信息传播，以提高大众的健康水平为目的，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健康传播借助大众传播的工具进行健康信息的传播，扩大医学知识的传播，满足受众的需求，在新媒体上尤其是社交媒体上，这是一次对某个专业领域信息进行交流并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过程。

二、社会认知理论概述

社会认知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主要强调人在社会行为中的认知因素，受众在选择信息并且根据信息进行反应行为的过程就是社会认知发挥作用的过程。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个人内部和外部环境交替影响的，受众在查询并接受健康类信息的过程也是进行认知处理过程，不同的人群受到影响因素也不同。

对于社会认知理论研究，有对其结构进行研究，主要是讨论在社会心理中，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信息的存在方式，其中观点有特征理论、原型说、样例理论等。对社会认知的过程研究主要着重对社会心理获得认知的过程，也是向过程的研究转换，该研究的主要影响理论为信息加工理论，主要是研究人们面对信息刺激时做出的不同阶段的反应，分为编码、解释、搜寻反应、反映评估、执行反应等几个过程，并依次进行研究观察。还有将结构与过程结合研究，也就是建构社会认知模型。

三、不同社交媒体的健康信息传播概况

不同社交媒体所具有的特点不同，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微博和微信两个社交媒体中受众较多的健康类内容用户，并根据他们的传播行为和效果分析在这两个社交平台上健康信息传播特点。微博具有陌生人社交的功能，可以提供信息广泛传播和与受众沟通的畅通渠道，信息的时间和内容没有固定的限制。微信为熟人社交平台，传播信息主要靠微信公众在具有捆绑联系下的受众范围内进行信息传播，再经过熟人社交圈进行信息的再次传播。微信的信息传播具有时间和版面的限制。

1、健身类内容成为在社交媒体异军突起的健康类内容

（1）健身类自媒体内容频繁，以教学类为主。随着人们对自身的健康关注以及对健身运动的了解增加，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关注健身类的微博，并且该类的微博用户数量和粉丝都很庞大。

截至2016年5月16日，以“健身”为关键词的微博用户为2337563个，其中“全球健身中心”的粉丝数量最多，达到904万，“健身女王Miuo”的粉丝为292万，“每日健身日记”的粉丝为150万。从对这些微博用户的研究发现，受众关注个人类的自媒体账户较多。

以“全球健身中心”的微博为例，本人统计了5月11日到15日的微博情况，这五日微博用户共了71条微博，日均14条。其中每天关于健身类的教学内容平均五条，励志类的内容日均2条。

而在微信上面的信息以公众号为主，但是微信推送次数为每日一次，每次为固定八篇文章，其中关于健身类教学内容为日均4篇，其余以厂告为主。

（2）受众是对健身类内容的知识重构、学习并行动的过程。从对该微博用户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吸引受众关注，每天发送数量较多的微博内容，其中对于健身方面的信息也是提供视频、动图等多种形式，对健身教学的内容频度较大，每天首条微博都是激励健身方面的内容。受众关注这个微博用户主要是由“健身”的情感驱使并渴望将其作用到现实中，受众对健身相关信息接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并且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受众会对这个行为进行判断，对现在的周围环境进行分析，也是满足自我效能感的过程。受众学习健身的行为本身就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现时对身材和健康要求更高的社会环境中，受众会被牵引着主动关注该方面的内容，并对该方面的知识有主动的需求并从获取的时候就准备转换为社会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健身中心”提供了种类多样的健身教学视频，受众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健身的内容，并且内容都难易适中。受众在观看健身内容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评估的过程，他们会衡量自己能否有效的完成这个任务，并根据对自我能力评估再进行选择性学习。其次，在学习健身知识的同时也是一次对相关知识重构的过程，受众以前对这方面知识较匮乏，但是对该方面的知识会有一部分了解，例如学校教学的体育知识等，这方面的知识会与受众保存的记忆有重叠或者不同的部分。如果与之前的记忆重叠，受众会愿意采取相关行动，如果与记忆发生不同，就会经历一个知识重构的过程，相信被大多数受众接受的博主的内容，从而采取相关行动。

2、医学类社交媒体分类众多

（1）受众对医生自媒体关注比医疗机构要多，其中以女性受众的取向为主。因为医学体系的庞大分支众多，微博上关于医学类内容博主有机构类的医学用户，也有自媒体，还有新浪微博推出“新浪爱问医生”将医疗机构和医生通过微博与用户进行连接的服务。

其中受众对自媒体关注度远高于医疗机构，例如截至到2016年5月18日，“整形医生修志夫”拥有2623522位粉丝，“营养师顾中一”有2551907位粉丝，但是医疗机构的微博粉丝量就远远低于自媒体。

从微博的内容来看，“整形医生修志夫”日均的微博为九条左右，每一条都是关于整容和美容相关知识的解释，其中大多数都是现代女性最关心的美容知识，且内容浅显易懂，对受众的理解能力要求较低，能很好的满足受众的最大需求，这类自媒体的微博粉丝年龄跨度大，阶层涵盖力强。医疗机构的微博内容专业程度较强，“医学界网站”是医学网站的官方微博，截至到2016年5月20日，该微博用户的粉丝为24972位，日均也10条左右的微博，内容主要为医学界最新动态，并关心从医人员的生存状态，对近日报道较频繁的伤医报道较为关注，并对相关的内容量大。该类微博用户的内容较为严肃，内容专业性或者范围性较强，因此，该类粉丝多为医疗界人士，粉丝的范围受到内容的局限。虽然微博的活跃度与美容类的自媒体接近，但是受众的范围较小，传播范围也较小。

（2）中医类自媒体受到大量关注。中医类的自媒体受到欢迎，中医类崇尚传统和自然的生活和饮食方式，例如“老中医健康养生”，截止到2016年5月20日，一共有1480422位粉丝，每日的内容以健康养生的食物和生活习惯为主，并通过教授做养生食物或按摩等方法进行健康知识的传播，一般传播的健康方法简单以及相关材料来源方便可以直接快速运用到实践中，受到受众的广泛欢迎。该类微博的受众目标为女性，所以内容大多以“美容、瘦身”等女性关注较多的话题。且因为中医崇尚自然、传统的养生方式，对身体没有多余的负担，与受众传统认知的中医健康养生相符，受众此时的认知发生偏向，会比相对于先进和西式的养生方式更获得受众的认可，所以相关内容传播力较强。

在微信上进行医学知识传播主要平台是医疗机构或者杂志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上的分类是根据医学种类进行划分，有公立医院专业背景的公众号，他们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更受到受众的信赖。一般医院的微信平台是提供给公众进行医院预约等医疗服务或者问题咨询等，更新速度较慢。以“医学界”的微信公众号为例，每日更新一次，每次为八篇文章，其中一个视频，主要是为医生学习专用的，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关注医生最新动态，内容专业性较强，受众范围也以医学界人士为主。

在微博上另一种健康类信息的传播方式是问询式应用，新浪开通了“爱问医生”的应用并建立了相应的客户端，这个应用就是提供一个受众在网上进行有偿或者无偿咨询医生的平台，并且每周会有两天“爱医日”可以免费让受众咨询很多不同医院的著名医生。除了进行咨询获得相关需求之外，还有健康科普项目，在这里可以获得医生撰写的健康类科普文章，有预防疾病类的也有对治疗方法的介绍。这种应用平台也是通过问询的方式向受众传播健康类的知识，是受众主动进行选择方向、类别，具有交流性质的健康信息传播方式，但是问询式的针对性较强，传播范围较小。对于健康科普文来说，因为作者的专业权威性，增加信息的可信度，通过平台进行推广可以增加信息的传播范围。

四、社交媒体健康类信息的传播趋向与特点

1、自媒体在微博上活跃，多以女性受众为目标受众

微博上的部分自媒体虽然权威性没有专业机构高，但由于他们内容丰富并能掌握受众兴趣点，反而扩大了受众范围。他们目标受众广泛且定位明确，根据女性受众最关心的美容、健身等话题为传播内容，并且更新频率快，更新的内容丰富且专业性的词语较少。在掌握受众兴趣的前提下防止受众流失。受众在接受内容的过程中，并不会过多的关注微博用户的专业度而关注内容的来源是否值得信赖，以“全球健身中心”为例，该微博用户认证身份为“中国电影学院”非专业健身人士，但是微博内容多以全球著名健身教练为内容来源，来源丰富专业性强。

2、受众对中医养生的信赖增加，对西医进行选择性的关注

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出受众对中医的用户关注度普遍增加，受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对西医进行选择性关注并且以该领域著名医生为主。对中医的自媒体来说，的内容跨度大并没有具体细致的分类，因此受众范围广，年龄层次跨度大。中医的健康养生方式采用自然、传统的材料，符合中国人传统认知中“无伤害”的荞生方式，并且中医的养生方式有较强的普适性，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学习，过程较为简单并可以较为快速掌握并运用到具体实践中。而西医在网络上无法进行完全的疾病治疗，主要是通过现实的治疗，所以在疾病预防和养生中受众更愿意选择中医的方式。

在中医用户的传播中，注重用传统来增加与受众之间的文化认同，对于数千年积攒的养生方法会让受众有更多的青睐，并且能很好的把握年龄群体较大的部分。其次，中医用户较多采用生活中小习惯或者细节来宣传养生，强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效果的持续性，这样也可以引导受众对其长期关注和实践。

3、健身类自媒体营造“全民运动”的社氛围，推动健身类信息传播发展

在健身类的自媒体传播中，他们除了注重保持传播内容的多样性，也善于营造传播环境来促进公众在这种环境下增加对相关内容的兴趣。健身类的公众号或者微博用户会发一些健身成功人士的图片，以及不断用暗示性话语来表达大家都在进行运动，让受众对此也有一种渴求，从而选择关注此类信息，并转化为行动。

健身类信息主要向受众传输美容、健康、活力等几个目标的信息，并不断提供成功案例，常用”十天塑造细腿“等词语来暗示该行为的强效果。受众在有预见性效果的暗示下会产生一定的行为；中动，并跟随大众一起产生兴趣并作出相关行动。这类的微博以及微信用户运用强效果理论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健康类信息传播，并有一定的传播效果。

五、社会认知理论下受众对健康信息接受与反馈的行为

1、受众在选择健康信息前受认知偏向的作用影响

受众的认知与社会环境以及自己记忆相关，是个体、行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从环境层面来说，带有鼓动性或者暗示性的话语营造出“全民参与”的环境氛围，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个人很容易受影响而去主动搜索或者接受大众推崇的健康类信息，诱发相关行为。在环境以及个人习惯作用下，受众更愿意关注自媒体的信息而对机构的信息缺少兴趣。

在健康类信息中，因为受众的认知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向性，导致对量相同的信息关注量，例如预防与治病，中医与西医等信息，受众对此认知有一定的偏向性，所以关注度也发生偏转，这种情况具有一定普遍性。中医符合受众传统的养生观念，所以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医学类信息中，受众更愿意倾向获得中医方面的信息，因此，中医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广泛，受到大量受众的信任。

2、受众花费较少心理能量去评价处理信息

受众在关注社交网络上众多健康类信息前有一定的认知需要，对相关信息部分了解但又未深入了解，因此，他们在确定了关注的类别后会选择自己信赖的信息来源，然后说服自己的态度改变，随之采取相关行动。大多数网络平台提供的健康类信息都是可以迅速且便捷的作用于社会，但相当一部分不具有时间的持久性，因此在选择过程中不会耗费太多心理能量，并能较快处理相关信息，进行一定的社会行动，将信息转换为社会行为，受众可以花费较少的心理能量去关注较多自己感兴趣的健康信息并进行处理。

3、是受众进行自我效能控制的一个过程

“自我效能”是由班杜拉提出的概念，是对特定能力的一种判断，主要用于学习过程中。受众接受健康类信息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模仿的过程，其中自我效能感决定了受众对相关学习坚持和努力的程度，也影响了此过程中思维方式和情感。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2

关键词：社交媒体;微博;2011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SNS(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作为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社交媒体正改写着传媒的历史，它的兴起预示着媒体在内容、形式、营销模式、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本文立足于检视本年度具有代表意义的社交媒体研究状况，在以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其他学术期刊。据此，笔者将本年社交媒体研究整体状况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关系研究

温州动车事故中的那条掀起巨大波澜的微博，将人们的视线聚焦牢牢的锁定在这一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社交网络的兴起预示着媒体不管在传播内容、营销形式、传播理念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迫使传播学界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思考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大兴之时的命运。

近一阶段，对微博以及由微博引发的“乌龙事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开始出现了“微博与传统媒体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等极端论调。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浪潮中传统媒体如何自处?微博的自媒体性质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我说你听”传播渠道，每个用户都兼顾着信息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三重角色。不管是信息传播的速度、覆盖的广度、传播方式的便利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1]。在社交媒体大放异彩之际，传统媒体并未被边缘，多数人还是更期待传统媒体经过调查、把关，在“第二落点”上表现出责任感、公信力和权威性[2]。传统媒体拿什么去挑战微博?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仍然可以在深度、广度、专业、系统及权威方面下功夫[3]。

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非此即彼的极端化论述显然是片面的，学界总体上认为两者具有互补性。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是全媒体时代的一个趋势，传统媒体要善加利用微博积极拓展信息接收渠道，加强与网友的互动，按照微博的规律来进行运作[4]。如各大报社通过创建微博，滚动信息，弥补了时效性的缺陷;广播和电视媒体可以将录制的节目以音视频的方式在微博上，弥补了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缺点[5]。

二、社交媒体与公共、突发事件关系研究

2011年注定不平静，国殇7·23温州动车事故、伦敦暴乱、日本强震，这些震惊全球的事件经由媒体植根于我们的思想世界，而社交媒体首当其冲，在公共事件、突发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纵观7·23温州动车事故，微博利用其即时、公共、高效等特点使得事件迅速发酵、扩散的同时，又通过议程设置、情感共鸣，有效地唤醒了网民对社会事件的关注，民众的“看客意识”大大减弱，“乘客意识”明显增强[6]。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7]。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微博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方式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微博消息的可靠性打了折扣，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滋生了“温床”。此外，各大社交网站几乎成了突发事件信息的“仓库”，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被埋没，面临失控[8]。微博裂变式的传播带来了管理上的新难题，网民的盲目转发，易误导社会，如何确保公信力，正是规范微博发展的最大问题[9]。针对此问题，有学者将视线从社交媒体重新转入传统媒体当中，认为主流媒体能够通过素质过硬的新闻把关人对海量的、庞杂的信息进行把关，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10]。但也有学者另辟蹊径，认为微博本身也具有辟谣功能。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完善信息沟通体制，保障公民知情权，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信息，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或者微博运营者强化其责任意识，将信息把关与讨论相结合，对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11]。

针对社交媒体在公共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所发挥的功用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它能否堪此重任，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2011年初，当埃及、突尼斯的年轻人利用脸谱进行反政府独裁时，社交媒体成为正面因素极受追捧，但当8月为英国暴乱提供平台时，社交媒体又成为反面典型被猛烈抨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哪里堪此重任，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认为在社会运动的理论体系中，社交媒体是整个触发机制的一个环节，而非唯一的决定性环节[12]。数字化的狂热拥趸将新媒体看成无所不能的组织工具[13]。在笔者看来，社交媒体所建立起来的弱纽带只能在组织中传播信息，但很少能成功组织高风险活动。

三、社交媒体传播效果研究

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五亿，而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有调查显示：67.1%的人表示微博能即时交流，改变了交友、沟通的方式和习惯;64.9% 的人认为上微博更容易形成特定的小圈子[14]。

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微观上，定向传播效果显著，受众反馈及时;宏观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平台，大量普通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方式正在改变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形态。特别是更加便捷的移动媒体的植入，从无形中加大了社交媒体受众的粘性[15]。

在微博的世界中，每位博主可以随时关注到各种热门的话题，“沉默的螺旋”逐渐被打破，人们极容易在共同关注某一议题时形成“圈子”，从而发展成为群体传。

此外，微博中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时常转换，很难有特定的区分，使“使用和满足”的形态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碎片化[16]。微博能够让每一个用户“短”、“频”、“快”地新闻，并可以做到核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对新闻和舆论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且还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17]。社交媒体如此火热的势头，也滋生出了种种负面的效应：传播的真实性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受众对社交媒介的依赖程度的加深造成受众生存空间碎片化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传播的自由交互性容易消解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网络传播的自由空间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传播规范的缺失，信息传播的失控等等[18]。

四、社交媒体的言论、舆情研究

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公开性、交流性、对话性、社区化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19]。社交媒体以全天候、无间歇、滚动化和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建构了社会现实，又成为意见汇集和舆论生成的平台。

“围观改变中国”或许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最美好期待。微博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在中国公民的话语生成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公民以微博为渠道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公民自身话语方式与官方对话方式的形成[20]。

有学者对“微博围观”下的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做了如下分析：首先，微博围观形成了微博议程，为媒体报道提供了新闻源，从而形成了媒体议程;其次，微博中的大量“意见领袖”：如知识分子、媒体人等影响公共议题的同时，网民的围观形成舆论合力，使得普通用户拥有了话语权，不再是“沉默中的大多数[21]”。

如今微博问政势头迅猛，微博问政可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效果最大化[22]。打破了媒体和政府议程一统天下的局面，公共议程成为可以影响媒体议程乃至政府议程的重要因素[23]。

微博以裂变的传播方式，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构筑新的舆论空间，加上微博更容易先声夺人，并充斥着复杂的信息流，从而使得加强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就变得格外重要[24]。对此，有学者特别提出“意见领袖”来在微博舆论监管中的作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如同社会学上的“马太效应[25]”。

也有研究者对其更多的呈现出的一种“舆论一律”表示了担忧，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理性思辨的表达，这表现在微博舆论经常是以一边倒的趋势猛烈地对舆论事件的当事者进行一致的批判或褒奖，而理性的呼唤早就淹没在众声喧哗的狂欢之中[26]。

此外，微博是一个自媒体平台，任何人也都有虚假信息的可能，而微博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会加速虚假不实信息的传播[27]。广告信息的弥漫也干扰了微博正常舆论功能的发挥[28]。

对此，有学者从心理学的层面分析认为，要在重视网络舆论中的情绪管理的同时加强网络舆论中的观念引导，并警惕网络舆论中的态度极化，对此，传媒除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之外，也要在展现强势意见的同时对非主流但相对公正意见与理智的意见进行展现[29]。

五、社交媒体营销研究

2011年4月8日，“抢占微博先机，把握营销未来”中国首届微博营销大会于在厦门举行，“微博营销”已经伴随着各大门户的微博广告大战热闹起来[30]。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掌握信息，知悉喜欢品牌的产品，他们渴望与品牌进行交流并且参考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于品牌的评价。微博营销作为网络营销的一种，以其投入成本低、传播效果广泛，互动性等优势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青睐的理由[31]。就目前来说，公司企业微博主要侧重与消费者沟通、新品、辅助公关以及品牌推广与塑造[32]。

也有学者指出了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一些问题，如多数中国企业在微博营销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包括与粉丝互动缺少热度，很难形成庞大且稳定的粉丝群，以及广告信息推送带“官腔”，广告插入技巧笨拙等等[33]。许多企业经常会进入误区：认为微博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和企业;转发量大，粉丝群庞大，营销目的就达到等等[34]。有研究者对此明确表明：社交媒体营销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证明营销有效性的相关数据。

而譬如Facebook上的“喜爱人数”，这些数据只是衡量成效的一种方式，但无法证明最终的成效[35]。当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并非只是企业的专利，传统媒体的微博营销，则主要是对媒体形象的塑造、维护和宣传，及时本媒体的重点新闻，转发其它媒体关注的热点，发起话题讨论，与粉丝的互动，达到营销效果[36]。

当社交媒体的市场营销优势已被充分挖掘，其社会营销的优劣也开始提上日程，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的优势有助于促进社会营销的顺利开展，但同时，其信息规避性、二级传播模式等特点变相成为社会营销的障碍[37]。针对此问题，就目前来说国内的相关理论还不成熟，案例研究还很缺乏。

六、关于社交媒体研究的思考

总体而言，2011年社交媒体研究非常活跃，既有讨论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在公共事件和话语变迁中的功能，也有这一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辩证分析了社交媒体在市场营销以及社会营销方面的突出作用，将社会营销提上日程。

传播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已是学界的定论，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语境来看，质性地位依旧岿然不动，这也同样体现在了社交媒体的研究当中，这就导致研究中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训练。当然注重实证并不意味着实证研究就要超越质性研究，数据和真实案例的分析若脱离质性想象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些研究者缺于对知识的反思和清理，仅仅在一些“老问题”上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困于功能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以社交媒体和言论、舆情研究为例，大多数的学者对舆论控制的分析，并不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是仅仅从主观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归为经验总结式，缺乏问题意识和严密的论证过程，缺于对知识生产的过程做严格的社会学分析。

当我们惯于横向整合，一果多因式的思维方法，纵向的逻辑思维则变得相对欠缺，一些如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等在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在社交媒体研究中并不多见，一些领域的研究依然是盲区，如对社交媒体的社会营销方面，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分析都很缺乏，一些弱势、边缘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还有待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显然，上述值得关注的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课题给未来社交媒体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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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3

对许多人而言，Facebook，Twitter，Yo-

uTube等社交媒体及SNS社交网络，正成为他们踏进互联网世界的新入口。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互动沟通的方式因社交媒体而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正通过社交媒体相互分享时事新闻，与他们身处地球另一端的亲朋好友保持沟通联络。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SNS（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简而言之就是社会化媒体与社交网络的结合体。

纵观传播学发展史，从最初的拉斯维尔的5W理论到后来施拉姆提出大众传播模式，再到赖利夫妇的系统论，传播模式从线性模式到控制论再到社会系统模式，体现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多样化，广泛性。信息必然会借助媒介进行传播，媒介的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影响程度。Web 2.0时代的到来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带来的是一场变革，影响的是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社交媒体的诞生更是为“地球村”这一概念佐证，瞬间让整个世界缩小。

一、社交媒体在传播模式上的全新突破

从传播学最初的5W模来看：使用社交媒体的传播者与受众双方地位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以传播者为主导，受众逐渐掌握了话语权。web2.0时代的到来，技术上的创新，使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同时反馈也更加及时。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基于社交关系的复杂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从理论上说，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仍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但其传播者、受众、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1、传播媒介的改变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媒介即是讯息的观点表明媒介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内容，内容和载体是不可分离的。而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媒介的本身，媒介产生直接的后果是在实践中会形成新的标准和新的人类生活方式，这种标准和方式是不受媒介内容所决定的。

2、传播信息的改变

社交型媒体由于内容简短，不用经过大脑的深度思考，就可以直接将所见所闻以简短的信息及时制作出来。同时，信息可以通过网页、客户端、手机短信、手机客户端、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来实时。所以，社交型媒体从信息生产到所用时间非常短，甚至可以说是即时播报。对受众来说，对即时信息的需要超过了对信息深度挖掘的需求，更注重新闻的连续性报道和滚动性报道，强调信息的更新速度。社交媒体的信息系统（如微博）由于容量有限，可以让信息者更注重信息的选择加工，让受众更容易在这短短的140字当中找到重要的信息，提要式的新闻越来越精炼，同时更加强调新闻价值。社交媒体信息言简意赅的特性，使人们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一读，从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

3、传播方式的改变

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型媒体的出现，让人际传播找到了和大众传播的结合点。其独特的“节点―广播”传播模式，开拓了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网络用户习惯以“短消息”的形式记录与分享观点，新鲜事，这种使用习惯的培育与形成，反过来也会对信息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特别是促成从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到节点互动模式的转变。这种理念也必将对今后的新闻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例如当前“短讯式新闻”和“交流式新闻”的产生表明了受众正在适应并创造了新的新闻生产和方式。

4、传播效果的改变

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微观上，定向传播效果显著，基于真实的好友身份进行信息传递，受众的反馈及时。社区群体的崛起，使这一个群体内部的粘性增强，在群体内部，一条信息传播速度会异常迅速。同时，社交媒体的人际交往更倾向于形成“弱链接”的人际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的强势”假设。他认为，弱关系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具有较高异质性的人群，充当了沟通不同群体的“关系桥”，容易在不同的团体间传递非重复性的信息，拓展了信息的传递范围，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宏观上，社交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平台，大量普通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方式正在改变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形态。②

现如今，移动媒体的植入，让受众在接触社交媒体方面变得更加便捷，这又从无形中加大了社交媒体受众的粘性，使信息的传播更快速。如下图所示：

二、社交媒体对受众的表层影响――受众的媒介依附

1、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受众媒介依附症

对比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个性化、即时性、智能化的特点决定了受众对它愈加青睐，从而也加剧了大众对它的依赖。

社交网络不仅改变着全球的互联网市场，还改变着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有数据表示，在中国，每天有45%以上的人有阅读BLOG的习惯，而33%的人群则坚持更新自己的blog。6年以来，中国网民的上网时间增加了一倍，不管是网络基础的应用，还是在获取信息这一功能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数据表明：“从各类媒体的消费者平均接触时间来看，除互联网外，其余媒体的周接触时间均在缓慢下降，其中电视的平均接触时间下降最厉害。例如，报纸的周接触时间由5.9小时下降到4.8小时；广播由10小时下降到8.4小时；电视从25.3小时跌至22.8小时；而消费者在网络上花的时间从10.2小时增长到16.4小时。”③

2、受众媒介依赖的原因

（1）信息方式加剧了受众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社交媒体基于群体和圈子的信息范围，再加上信息不受时空制约，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以“短消息”的形式来记录和，社交媒介更多地成为了社交工具平台上的信息工具，信息是为社交服务。显然，人际关系的稳定性会加剧受众对社交媒介的依赖。

（2）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迎合了受众的媒介期待。社交媒体的优势显著：首先，社交媒体融合了所有媒介的传播优势，不仅可进行文字、图像、声音等传播，还可以随时随地下载、储存、交互沟通、发送信息。其次，传播形态由点对点或点对面转变为面对面，同时再反馈回受众本身。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不论是互联网还是手机媒体，任何人都可以便捷地向受方传送信息。再次，容易形成二次或多次传播，形成新的信息源。

（3）社交媒体适应了现代受众的心理。“在原子化的社会关系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图景显得支离破碎，社会关系网络不足使得孤独感成为一种弥漫性的心理状态，孤立的个体遭遇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困惑和归属感的缺失。”④因此，受众会把内心复杂交错的恐惧感转化成对媒介的依赖，把媒介当作一个精神放松的舞台来缓解内心的压力。社交媒体的各种传播优势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他们通过使用社交媒体获得信息，获得与人交流、社交的机会，获得娱乐消遣，获得话语权，提高了大众参与的主动性。受众通过社交媒体技术筑成的虚拟的堡垒，自由倘佯、释放烦忧。多方位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渗透到他们心理之中，给他们提供了可寻求慰藉的精神家园，从而依赖并推崇。

三、社交媒体的深度影响――受众碎片化生存

随着Web2.0时代的发展，网络成为了社交的平台，社交媒体是根据受众现实的关系来构建的信息传播模式，它的诞生对传统的传播模式产生了改变，信息获取具有便捷性，媒体结合新的技术平台，再加之社交网络的关联性，助推了受众信息反馈的及时与媒介依赖程度。

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以及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加深造成了社交媒体对受众最本质的影响――生存空间的碎片化。比如说，知晓或描述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而是获取其中一个有趣的点，一个片段。在知识结构上，缺乏完整性，只获取受众自己觉得对其有用的部分。

很多人在不断描述我们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很难持久，孩子们养成了超文本链接的浏览习惯，很难按照一个逻辑推演过程完整地看一本书。岂止是读书，足球这样的消遣也变得“碎片化”了，很少有人能耐心地看完90分钟的比赛。如下图所示。

通过对社交媒体的分析，我们看到了社交媒体对受众影响的多个层面。未来应该加强对社交媒介对受众影响的实证研究，关注社交媒体新的应用和新的技术平台对受众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薛可、余明阳：《人际传播学》[J].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②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③唐山居人，《传媒“碎片季”》[N].《中国经营报》，2010.1.30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4

社区充当了个人与社会的接口，在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区是社会基层的共同体和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基础。

社区中舆论以及社区之中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得到社区中居民的重视。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区的主流价值观及相关的舆论导向可以影响社区里生活的每一个人，关系到每一个人在社区里生活的幸福程度。一个社区成员被社区主流价值所接受，在社区里得到尊重与认同，他（她）在社区终究会得到认同感与幸福感。因此社区传播在增强社区居民核心价值与社区归属感方面有独特的作用与重大的意义。随着新媒体进入到社区之中，成为社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统的社区传播机制。从传播学的角度思考，分析社区与社区传播的相关机制，在社区传播的层面上把握新媒体的特性，以及在社区传播中如何用好新媒体，是社区传播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社区传播

1.社区的解析

什么是社区呢？《社会学大辞典》的解释是“在一定区域内，按照一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提出社区概念是德国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滕尼斯通过研究，指出社区使之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这表明社区是在相同的地域空间之内，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拥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的人群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居民在社区之中进行交流，结成小圈子，相互之间传递信息。

社区中核心的因素并非来源于经济要素，而来源于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与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归属感是让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的基石。虽然社区可以反映一定的社区居民的社会定位和相关的经济条件，但是经济条件绝不是社区生活的实质性内容。相反，心灵的愉悦与认同则是社区生活的实质性内容。斐迪南·滕尼斯认为，一切亲密的、基于情绪的、内心倾向的关系是社区的本质。

2.社区传播及其特点

社区与传播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必然的联系。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指出：“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就不会有传播”。这说明社区之中的活动依靠着传播传递信息，而社区中传播的信息同时也对社区的维持以及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居民在社区中生活，只有传播才能交互相关的信息，得到相互的认同。得到社区中相关的信息，需要传播；分享邻里之间的故事，也需要传播；发表对事物的看法，还需要传播。美国哲学家杜威指出：“人民凭借他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里生活，传播是他们的已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用社会学家的术语说即为相同的思想性…这些东西需要传播”。

有别于传统的大众传播，社区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社区传播的首要特点就是满足一定的地域条件，即在居民的社区之中进行传播，基本上传播的参与者都是社区中的居民或者相关的管理服务人员，而大众传播的媒体介入较少；其次传播者并不限于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而是松散的团体与独立的个体都可以充当传播者进行传播；再次社区传播的过程并不完全封闭，所有的信息同时也对社区之外的更广大范围开放，使更多的人得到这些信息。社区传播与社区文化之间的融合，使传播的信息可以更好的被受众所认同。社区传播之中倡导的社区理念与社区的核心价值观，对塑造社区文化、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3.社区传播参与者

与传统的大众传播不同，社区传播的参与程度更高，几乎每一个人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人们在接收到相关信息的同时，也同样的发出对信息的反馈，并且同样的作为传播者发出信息。用一般的大众传播模型已经无法准确的概括社区中各个成员的具体分工和职责。社区传播打破了以往大众传播中分散、独立、被动的传播观点，同时不同于群体传播覆盖面狭窄与受众面单一的局限。

社区传播的参与者是指参与到社区传播系统中的个人，群体，或组织。社区传播的参与者数量最多的无疑是社区中的居民，他们在社区中生活，占社区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社区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素。当有共同点的社区居民自发的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就形成了社区之中的群体，例如每天进行晨练的人，社区里共同玩耍的小朋友，这种群体的组织结构往往是松散的，但是社区中群体一旦形成，群体成员的相互维持就建立在归属感和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人与人的关系往往超出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在这些小的自动聚合的群体之中，信息可以得到更加快捷的传播。在对社区进行管理和对社区居民进行服务的条件下，产生了居民中意见领袖的相关组织，比如业主委员会，他们就是产生于居民之中。同样，居民聘用相关的物业管理公司为其服务，物业公司在社区中也扮演了一个组织参与者的角色。在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社区传播参与者的个体。但组织建立之后又作为另一个独立个体参与社区传播。除了以上的社区中的传播参与者之外，也有一些商业服务机构进入到社区，成为社区传播的参与者。

二、社区传播中的新媒体技术

所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平常所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引入到媒体领域的技术及其传播方式。

1.新媒体技术在社区传播中的应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更多的传播工具与新媒介运用于社区传播之中。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有新媒介进入社区之中，融入社区传播之中。比较典型的有社区的闭路电视系统、社区电梯间的电视广告、以及最近出现的楼宇地板动态投影系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区成员之间，社区成员与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之间均可以在网上交流，交流的方式主要有即时通讯呼叫系统（IMS）、网络日志（BLOG）、以及社区论坛(BBS)。（1）社区电梯间电视广告。它主要运用了闭路电视系统来承载广告，为相关的企业、产品进行宣传。它是一种分众化的传播手段，只针对于小区的受众进行分类，确定目标，在社区之中形成网络，用新媒体的传播途径直击受众目标，效果比较突出。

（2）楼宇动态投影系统。它主要由输出画面投影设备、输入相关反馈的扫描系统、以及处理的主机组成；处理主机把相关信息或者选项投影在地板上，参与者通过踩踏地板上投射的信息，使得扫描系统获取到参与者的相关活动，传达给主机，主机再次发送并投影出信息，从而实现交互。参与者可以获取衣食住行等相关信息，甚至可以在投影的指导下进行跳舞的练习，与系统进行交互游戏。楼宇动态投影系统的优势在于互动性强，易于被各年龄段的社区居民接受，尤其是社区青少年。

（3）即时呼叫系统。即时通讯呼叫系统是以互联网为主干，依托于当前流行的即时通讯系统，主要是居民与物业管理部门的沟通。

（4）网络日志。是指物业公司或者其他服务组织通过在网络上开设日志系统，每天最新的信息，社区居民可以浏览日志获取信息，也可以给管理人员留言，进行更深度的交流。社区传播中针对性比较强的网络日志，只服务于社区中的特定居民，服务于社区中事务性工作或者近期的热点话题，有局限的地域作用，并非广义上的网络日志，是社区传播的一种新媒体的形式。

（5）社区论坛。社区论坛同样以互联网为依托，是居民自发组织的线上论坛，它针对社区内的活动以及相关事务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由社区中的居民进行管理，它的高度参与性更有利于提高社区成员间的凝聚力与共同的责任感。

三、社区新媒体的特性

新媒体技术服务于社区传播，有利于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促使社区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与信念。做好社区传播，应该把握现阶段进入社区新媒体的几个特征。

1.新媒体在社区中的互动性

由于社区本身就具有互动和协调的性质，因此社区的新媒体技术扮演的并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且是联系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使双方参与到传播活动之中。

2.新媒体在社区中的即时性

现代互联网的主要特性就是高度即时，社区传播中运用的新媒体也具备即时性的特点。居民之间在社区论坛相互交流，只要提交即可在网络上显示，同时其他参与者也很快对相关信息进行回复参与讨论。即时的新媒体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快捷，提高了办事效率。

3.新媒体在社区中的多样性

社区传播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传播的媒体格式与传播渠道的多种多样。居民面对新媒体有着自己更多的选择，再获取相关的信息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爱程度和方便程度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新媒体。在多样性的新媒体中，居民完全掌握其使用权，而不是在大众媒介理论中的被动接受信息，信息接收与反馈的多样性使社区传播更加的丰富多彩。

4.新媒体在社区中的外延性

社区传播并不只局限在社区之内，它立足于社区之中，同时也和更广泛的社区之外进行信息的交流。新媒体为社区的信息提供了更宽广的发散空间，使社区传播做到立足于社区，面向社会。利用新媒体，实现社区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交接，吸引广大受众参与互动。

四、社区传播中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展望

1.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居民

新媒体技术作为新的媒介方式与手段，应为传播服务，有效地传播信息，服务于社区居民。将新媒体技术的服务功能与社区原有功能进行有机整合，使技术真正的为人所用，融入到社区生活之中，传播社区的精神风貌，加强社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最大限度的共享社会信息和物质资源。

2.注重建设公共话语空间，防止集合行为发生

由于社区传播中的高互动性，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社区的居民手中，居民从判断是非到理性思考，然后再阐述自己的思考结构，从而对自己与群体利益诉求进行凝练与提取，形成社区传播中的公共话语空间。但是由于互联网及社区论坛具有匿名的特点，相关的监督管理人员一定要做到对有害信息以及影响社区安定团结的信息予以监控，防止一些人利用新媒体对社区的正常秩序进行破坏。

3.防止居民出现沉迷行为

在社区传播中应用新媒体，同时要注意防止居民因沉迷于网络交际而忽略正常的人际交流，进而出现心理障碍。

尤其在社区论坛上，管理人员要及时做到监督与劝导，防止社区居民的沉迷行为。

注释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5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公益广告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特殊广告。我们一般将那些不同于商业广告，旨在引起公众对某些社会问题关注、支持或倡导某种社会事业和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的广告称为公益广告。其中，人本性是公益广告最为本质的属性，即其关注的中心是人，是人自身的完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传统媒体视野下，公众对话语权占有的相对有限性、对公益广告效果反馈的无力性，均使得公益主题和受众之间不能形成良好互动，无法获得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效果。

web2.0时代，互联网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交流、互动、分享的人性化元素，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网络应用模式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充分实现了用户建立关系、提升个人价值及发挥影响的心理需求。公益广告借助社会化媒体这一传播平台，以崭新的互动传播模式吸引受众，实现公益广告信息和受众的心理双向互动，这不但能使公益广告从政治和道德说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可以借助受众主动参与及自发口碑传播，敦促其以正确的观念和行为配合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这一前提下，文章将重点探讨在社会化媒体视野下，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要始终坚持以公众为导向，同时要积极营造“意见领袖+全民参与”的公益广告传播氛围，并最终促进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

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现实需求

互动传播指地位平等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以相互了解、相互影响为目的的信息双向交流活动。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者主导”、“受众中心”观念日渐凸显，消费者内在的互动意识也随之强烈地表现出来，传播必须创造人们可以及时分享信息传播喜悦的空间，才能满足人们互动化的心理需求。如今，信息时代的网络和数字传播新技术对广告及广告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影响，以网络广告和互动营销为代表的广告互动传播已成为最具生长潜力的广告方式，受到广告业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公益广告是为公众服务的非盈利性广告，它提倡社会道德责任，引领公众自觉的公益行动，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健康发展。和商业广告不同，消费者既是公益广告的直接对象，也是公益广告的活动主体，消费者对公益广告的关注意识越强，参与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公益广告对社会的引导效应，促进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②因此，针对公益广告最广泛的受众群体―全体社会公众进行传播互动，成为公益广告传播的总趋势。

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具体指针对某一公益广告主题，通过新颖独特的表现方式与受众深入沟通，引起受众主动参与公益广告活动、主动讨论公益广告信息内容，并主动分享其互动感受，本质上是一种公益广告传播主体与公益广告传播受众之间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类人际的公益广告传播活动。较之于以往单向传播的公益广告活动，公益广告互动式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使受众由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成为了主动的信息参与者和寻求者，提高了受众参与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公益广告传播主体基于对受众接触点的分析，获取即时反馈，精确测定公益广告的传播效果，不但有利于整体国民公益意识的提高，还能够促成公益广告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益广告互动传播构想

创新的互联网业态时刻在发生，以微博、社交网站、定位服务、即时通讯、视频分享、维基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便是近年来新媒体领域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社会化媒体是Web2.0时代的重要传播介质，它依托于互联网络和社会网络，是用户社会交往和信息分享的平台。该平台给予用户极大的参与和交流空间，用户既是信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信息内容的制造者，并有权选择信息来源和传播方向。随着聚合平台、社交功能、移动方式的兴起，社会化媒体进一步实现了人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它不仅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也改变了媒体传播的方式，为公益广告传播的全民参与提供了现实土壤。

第一，参与性将推动公益广告由信息感知到行为实践的效果转变。广告的互动传播，无论是基于传统媒体还是早期web1.0网络环境，传受双方都是以相互了解、相互影响为目的，侧重通过交往获得情感的支持和关系的升华。然而，公益广告作为社会文明的旗帜、国家理想的标杆，时刻影响着公众的社会价值观、行为准则和道德品质，除注重精神交往的互动外，更应关注公众基于理性的真实参与，即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在心，更在于行。

中国公益广告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媒体、企业、公益组织为辅的传播主体构成。其中，政府通过公益广告来辅助国家意识的传播、引导舆论、加强管理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特殊力量，虽然从管理的高度保障了公益广告的健康有序发展，但其单调的推进方式严重制约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企业和媒体多是借助公益广告伦理道德的传播来树立形象，展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为间接获得市场利益，公益广告的内容主题往往围绕重大社会热点事件而展开，较难汇集民意以传递文明。公益组织虽坚守公益理念，在公益广告传播中最具持续性，但公众认知度较低、资金匮乏、传播渠道受限等不利因素却往往使其“心有余而力不足”。

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是web2.0环境下一种新兴的网络信息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是社会化媒体的核心价值。倡导为用户创建一个参与表达、创造、沟通和分享的环境，激发感兴趣的用户主动地贡献和反馈，使用户具有极高的参与性。社会化媒体的参与性推动了公益广告传播主体的个体化转变，公众基于话语表达需求的自主参与成为公益广告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以微博为例，它是社会化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说社交网站最大的贡献是把世界各地的人联系起来，那么微博的意义则是在于改变了人们说话的方式。现阶段，作为自媒体的微博已经成为承载民意表达和网络舆论的最大平台。在科技与文明齐头并进的今天，公众可以借助微博、转发、评论等功能生成对公益广告运动更为丰富多样的观点与见解，也许就传播个体而言只是在尽微薄之力，但无限长尾个体的力量汇集起来将可能创造巨大的传播价值。不但推动了公益广告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促进了公众从信息感知、交流到实际公益行动的落实。

第二，平等的交流方式有益于保障公益广告社会责任的落实。公益广告传播公益理念，倡导公共意识，是点亮社会责任的明灯。它取材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的传播内容，以促进公众的道德养成和社会教化为核心追求，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为本质目的，为社会公众构建了一个行为的“拟态环境”，成为社会公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信息来源。

公益广告社会责任的落实得益于“对话引导”而非“强硬说教”，社会化媒体时代信息平等交流的方式无疑为其准备了条件。较之于传统媒体和web1.0时代的网络媒体，社会化媒体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提供了双向传播，还将传播者和受众放到了信息传播的同等地位，使得信息的表达方式从“传播”变革为基于平等对话的“交流”。

Responsible Young Drivers是比利时一家针对年轻驾驶员安全意识教育的公益组织，鉴于每年因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发短信而引发上千交通事故，该机构选择和驾校的教练员合作，拍摄以开车时不要用手机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宣传片。广告以驾校考试为创意内容，年轻人一边开车通过测验，一边根据教练员的指示利用手机发送信息，结果毋庸置疑，很多学员都表示无法做到。最后，广告文案画龙点睛提示受众：边开车边发短信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如果你也同意，请帮我们转发这条广告！该公益广告利用视频分享网站接触公众，摒弃了说教般的口吻与司空见惯的恐惧式诉求，炮制出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广告主题，并借助平等交流和口口相传，增强了公众对公益广告的黏性，也确保了公益广告社会责任的实现。

第三，强社交性创新公益广告“人人互动”传播模式。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背景下，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只能依靠广告前的市场调研和投放后的效果评估而延时实现。随着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其得天独厚的交互特性使得公益广告传播主体与受众实现了直接对话，变劝服式、被动式的公益广告信息为实时性的话语沟通，大幅提高了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效果。现如今，网络传播已进入“以人为本”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所谓的社会化媒体，其实所依托的主要是移动互联网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网络的网络基础。③社会化媒体将互联网用户的真实人际交往及行为方式聚合于网络服务平台上，用户根据自己的兴趣、社会关系来组织个人门户，并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话题，进行充分的交流。公益广告传播可以以用户的个人化信息为中心，以社会关系为脉络，带动公众对公益广告所设置的话题进行自主选择、自主参与及自主传播，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以裂变式的速度带动公益广告信息的分享与交流，不断激发更多的公众对公益广告互动参与的热情。公益广告传播基于社会化媒体强社交性这一特点不但可以实现与受众的“延时互动”、“即时互动”，还可以进一步实现“人人互动”，创新公益广告互动传播模式。

第四，信息公开性有利于生成公益广告传播的互信机制。公益性是公益广告的本质属性，即公益广告应该以公益为唯一的传播目的，而禁止私利对公益资源的占用。虽然建立市场为导向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媒体的把关失责和企业利义间博弈的失衡，导致公益广告商业化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公益广告的公信力。公信力正是以公众的评价为逻辑起点，着力强调了在主客体间主体公众的认知决定作用。④公益广告提升公信力，将有助于弱化其商业助力后的社会不利影响，并增强公众对传播主体提供的公益理念的信用体验及价值认定，进而激发公众互动参与的热情。

社会化媒体演进至今，为公益广告公信力的提升搭建了一个信息公开的平台，并借公益广告信息的完备性和对称性生成公益广告传播的互信机制。

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益广告互动传播构想

所谓公益广告传播的互信机制，实为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前提保障：一方面指公益广告受众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开性，强化对于公益理念的主动追寻，并自由对公益广告进行评论、分享和反馈，积极发挥自身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指公益广告的传播主体面对失信行为随时曝光的信息公开机制，保证公益广告传播的公开、公正、透明，积极聆听公众的实时反馈，调整完善公益广告的创意表现，实现与公众更近距离、更直接、更有效的互动沟通。

第五，连通性将实现公益广告整合传播。作为一种实战性极强的操作性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思想是将与企业市场营销有关的一切传播活动一元化，即企业以消费者为导向，通过多种传播渠道以及手段为企业传达统一的信息，从而使目标群体对企业形成一致的认识。整合传播不但深受商业广告推崇，同时也是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有效策略。在统一的核心公益理念下，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来进行公益广告的主题表达，形成公益广告的效果最大化，这就是公益广告的整合传播。社会化媒体具有强大的连通性，能将多种媒体融合到一起，使之成为深化公益理念传播的理想平台。

社会化媒体时代，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更多地成为了人们编织自己社会关系网络的手段，因此，较之于注重资源与内容整合的传统整合传播模式，社会化媒体视野下的整合传播更为注重关系为王，强调传播渠道的多元交融与完美互动。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益广告整合传播可以更全面地发挥媒体功效，为公益理念的扩散搭建一个完整、立体的信息网络，强化任一单一媒体所无法实现的传播效果，并使公益广告的影响力与冲击力得到保持和发展。

社会化媒体视野下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挑战与发展方向

社会化媒体丰富了公益广告传播的信息渠道，无疑为中国公益广告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公益广告传播在中国不仅受到了政府越来越高的关注与理解，更加带动了传媒与企业参与的热情，同时也为公众打造了一个对公益广告信息由感知到自主传播、付诸实践再到舆论监督的互动式沟通平台。然而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公益广告互动传播不可避免地将面对更多挑战。

首先，社会化媒体中信源众多且分散，如何引发足够的关注成为公益广告互动传播的首要难题。其次，社会化媒体中信息节点众多，口碑的力量将公益广告信息以病毒繁衍的方式在互联网放大、扩散，使得公益广告的内容和传播方向极难控制。最后，社会化媒体允许更多属于公众的声音出现在公共舆论空间，因个体网民对事物认知程度的不同，极易出现公益广告舆论引导无序的状况。

由此可见，社会化媒体视野下，公益广告的互动传播要始终坚持以公众为导向，一方面，认真研究公众对社会化媒体分享的行为走向，积极洞察他们的兴趣和价值取向，基于“民意”挖掘出能够激发公众互动参与热情的公益广告主题，并借助娱乐性、个性化的创意表现形式强化公众对公益理念的认同。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意见领袖在公益广告互动传播中的舆论引导作用，营造“意见领袖+全民参与”的公益广告传播氛围，并最终促进公益广告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572014BC24）

【注释】

①王珊：“广告互动传播模式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页。

②陈正辉：“公益广告的社会责任”，《现代传播》，2012年第1期，第22页。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6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相互融合，新闻传播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个人掌握媒介技术的快捷，自媒体成为了时代的新宠；社会化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最具影响的新闻源。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到大传播时代。

1.新闻传播进入媒介融合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介发展就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合媒介”趋势，这种媒介被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是一场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和社会话语重组的媒介整合，这样一种整合带来了新闻业的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了五类变革：一是新闻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闻表达运用了多种媒介和互动技能来完成；二是新闻采集的融合，记者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对新闻进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闻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对新闻制作模式的改变；四是媒介间融合，指不同媒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内容和新闻资源共享；五是所有权融合，指不同类型的媒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其所有权可以融合为一家传媒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了大传播时代。

2.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被称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国新闻学会提出，指“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硅谷著名的IT专栏作家，《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默2004年出版了专著《自媒体》，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个人博客、网络聊天组、邮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闻。网络时代自媒体使新闻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联网使用自媒体的“你”。自媒体时代，社会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是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大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现在可以实时消息的全球观众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记者，新闻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通过配备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这些从读者转变而来的报道者将来自身边的消息转换为新闻，这一转变深刻揭示了我们消费新闻过程的改变。

3.新闻传播进入社会化时代

网络的基本特征是连接，而越来越持久和扩大的连接使网络社会化成为必然。特别是今天的Web2.0时代，互联网的重心正在转向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是网络社会覆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平台上，新闻传播的主角是用户，用户需要是新闻传播的起点和目标。同时，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内容生产与社交是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与新闻生产两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内容是连结人们关系的纽带。因此，不难理解，在争夺用户的竞争中，从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网络纷纷推出了新闻媒体产品。新闻服务成为保持用户黏性的竞争焦点。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最有影响的新闻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63%的用户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获取新闻，成逐年上升趋势，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新闻源，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社会化时代。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新闻传播从“小新闻”进入到“大传播”时代，随之带来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教学理念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发展日新月异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新闻传播学应从新兴媒介技术的掌握、增加社会科学课程和新媒体媒介素养三方面变革教学理念。

1.新兴媒介技术课程的拓展

媒体融合指的是不同类型的媒体的合作，包括手机和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媒体内容的数字化，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高速宽带连接和上网设备的扩散，正在改变新闻传播内容的和流通方式。传统媒体平台和产业结构，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当今社会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需要多种掌握新兴媒介技术，还需要培养在新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融合贯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维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还是自媒体的新闻传播，抑或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新闻，新兴的媒介技术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在美国，根据对美国15家顶级新闻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家新闻学院近十年来增加了大量的新媒体技术课程以适应新闻业变革，包括计算机编程、社交媒体新闻学、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以及新技术（如无人机、谷歌眼镜）应用等。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新媒体技术的教学往往落后于业界实践。从教学课程的设置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亟需建立较为完整和先进的新媒体技术课程，并且依据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优势课程。传统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权威性和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而新媒体吸引年轻受众，有更高层次的互动。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因此，贯通各种媒介的思维能力非常重要。当新闻发生时，能迅速判断，选择多种媒体手段进行报道。并能运用多种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动受众的新闻产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发关注。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建立跨媒体课程培养这种跨媒介的整合思维。

2.增加社会科学课程

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但归根结底，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在新闻传播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增加社会科学的课程，以应对新闻传播学的大传播时代。从历史的源流来看，传播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新闻学的采访构思等也遵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说，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联系紧密，譬如新闻媒体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还反过来曲解、改变，甚至挑战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在大传播时代变得日益复杂，数字媒介重构了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进了社会和世界，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增加社会理论的课程与实践，以廓清这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数字媒介社会中的媒介实践、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媒介与权力、媒介文化、媒介伦理与正义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会理论的支撑。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学科课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本科课程设置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会科学的内容，试图用社会理论课程教学启发学生发现与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任新闻学院院长时，也增设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课程。60年代，美国主流的新闻教育已经确立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和新闻专业技能融合的课程结构。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发轫于新闻学的创立，一开始是沿袭美国早期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社科素养，导致大量的新闻专业学生走上媒体岗位，难以胜任迅速变革的媒体格局。尽管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由新闻学拓展到新闻传播学，逐渐增加了社会学科的课程，但面对新闻传播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局面，学科的课程设置还应加大社会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的课程类别。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7

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独特的传播特性使得利用其平台上的文本来研究舆情具备了合理性与可行性，这是成为拓展国际涉华舆情研究的重要机遇。

首先，伴随Web2.0技术的精进，近年来社交媒体用户数量持续增加，从而使社交媒体上累积了大量有待挖掘与阐释的原始数据。其次，社交媒体数据成为观察分析普通网民态度及行为的宝贵资料。社交媒体准入门槛低，其用户身份的草根特征突出，这对国际涉华舆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社交媒体上的数据或由用户独立生产，或因用户间的互动而产生。此类人类原创数据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附属产品，因此非常适于观察人类行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生成的内容，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用户的态度、情感及行为特征，其中不乏用户对自己关心或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所表达的态度与意见。上述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使其成为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新阵地。以往的涉华国际舆情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对国际传统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研究。虽然国际主流媒体在引导涉华舆论方面作用突出，但主流媒体上的涉华舆情并不等同于各国民众对中国实际持有的态度。二是采用民意调查方法研究涉华舆情。这一方法成本高、耗时长，特别是对国际舆情研究而言，跨国的民意调查实施难度更大。与这两种方法相比，依据社交媒体文本来研究国际涉华舆情既易于操作，又降低了研究成本，也可保证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可控性。

二、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研究面临的挑战

虽然社交媒体崭新的传播特性为国际涉华舆情研究提供了机遇，但在研究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这主要体现在：

1. 如何理解社交媒体新的传播特性

社交媒体独特的传播特性，诸如海量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等，使得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研究者亟需回答一个问题：社交媒体上的涉华国际舆情与传统主流媒体相比有何不同？正如传播技术研究先驱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指出的，新媒介的优势即在于其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①。就涉华国际舆情研究而言，应在充分理解社交媒体对网民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影响的前提下，修正或重新阐释原有传统媒体和传统互联网涉华舆情研究的概念及理论，补充新概念及理论。并且通过深入探索社交媒体上传统媒体、新媒体、民众、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总结涉华国际舆情特征、生成机制与规律，最终解答社交媒体涉华舆情与传统媒体及传统互联网上的涉华舆情有何不同。

2. 如何处理海量数据

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体量巨大，并且原始数据缺乏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极大增加了数据抓取与处理的成本和难度，对主要依靠人工进行内容与文本分析的传统涉华舆情研究而言，这亦是极大挑战。

社交媒体为涉华国际舆情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均使得创新社交媒体舆情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显得至关重要。若能在研究中发现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生成机制的新特征，特别是社交媒体新的传播特性对涉华国际舆情生成与扩散的影响，是该研究领域实现突破创新的关键。在未来的研究中，该研究领域存在以下几种深化拓展研究发现的可能性路径。

三、拓展未来研究的路径

1. 社交媒体关联网络研究

与传统媒体文本相比，社交媒体文本中蕴涵着更为丰富的各类关系数据，特别是用户个体特征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社交媒体最大的意义即在于便于观察到用户的各类社会关联网络。舆情是一种“社会合意”（ social con-census），本身即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结果，受到人类社会生活特征的影响。“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新性，就在于认识到舆论的形成是一个社会传播过程。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不仅记录了网民的言语，还记录了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及社会交往。通过对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可观察到在这一新的传播平台上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的特征，进而探索这一新型社会关系对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的影响。

比如，研究者瓦戈（Chris Vargo）等人注意到，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上注册者身份多元，包括个人、企业和各类媒体。之前的大多数媒介效果研究都是对媒体单独实施内容分析，而微博则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对民众和媒体同时进行分析。不仅如此，微博上的媒介组织间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其政治倾向、舆论影响力等各不相同。同时，微博个人用户的政治立场、媒介使用行为等也会不同。如此，微博平台就提供了同时观察个人与媒体行为的良机。正是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上述特征，瓦戈等人认为，对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研究有可能从以下两方面深化现有的“议程设置”研究。首先，是“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研究。“议程融合”研究认为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能够主动选择使用不同的媒体，受众对被设置事件及其属性的价值判断也会不同。很显然，受众会将来自各类媒体的议程融合起来。其次，是“关联议程设置”研究（Network Agenda Setting）。正因为微博上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媒体与受众，因此社交媒介上的“议程设置”研究也由“一级议程设置”研究（研究事件是如何被设置的）和“二级议程设置”研究（研究事件中的属性是如何被设置的）转向“关联议程设置”研究，即探究媒介如何建构受众对事件间关联重要性的认知②。

瓦戈等人的研究对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微博平台上可同时观察到个人用户与媒体的行为特征，这便于对二者之间议程的关联进行分析。第二，Twitter上并无标注个人用户的政治倾向，但是研究者利用用户发帖中涉及到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海量信息，结合词汇情感分析工具，进行情感分析，最终按支持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而将微博用户的政治倾向进行了分类。第三，Twitter上的媒介、事件与个人用户的信息量巨大，这便于进行媒介设置受众对事件关联认知效果，即“关联议程设置”的研究。瓦戈的研究路径揭示出了研究社交媒体舆情生成复杂性的可能，研究者可以根据政治倾向、舆论影响力等维度，细分社交媒体上各类舆情行为体的特征，并找寻他们之间在舆情生成传播过程中的关联，这将有助于把社交媒体舆情研究推向深入。

2. 深化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研究

重视社交媒体关联网络研究，将有助于探索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比如，由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在微博上即时信息，因此微博平台有利于观察两类媒体在设置议程过程中的关系。纽曼（W. Russell Neuman）等学者依据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假设，选取美国政治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试图回答Twitter上究竟由“谁来设置议程”，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研究发现，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在Twitter上发起的政治讨论间的关系概括为互动最为合适。这两种媒体各有自身独特的对当天发生事件的回应方式，彼此间又形成对事件动态的互动式回应。因此，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议程与社交媒体议程之间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机制。也有国内学者选取国际社交媒体，通过内容分析研究其涉华舆情现状及传播特征。研究探索了社交媒体上的媒体关系网络，即媒体间的议程设置作用，发现：社交媒体对中国报道框架与传统媒体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以转载西方国际主流媒体为主，英美发达国家基本垄断国际自媒体上的涉华信息流，并且，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③。

作为即时互动平台，在微博上可以观察到舆情生成过程中的多方行为体，包括各类媒体、组织、个人的话语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社交媒体构筑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的关联网络。因此，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数据开展一定时间跨度的舆情生成机制研究，挖掘上述各类行为体在发起公共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当前的网络舆情研究，弥补静态研究片段化的不足。

3. 人机结合处理海量数据

传统涉华国际舆情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在社交媒体舆情研究中，单纯依赖人工对网络内容实施分析存在困难，传统人工分析需与新的信息处理技术相结合。分析大量信息往往需要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这对社交媒体舆情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提出要求。比如，融合算法技术与传统人工分析，包括语言或话语分析、语料库建设等。社交媒体的某些表层特征可以借助计算机辅助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但是，计算机技术只能进行初步的表层分析，研究者应意识到计算机无法像人类编码员那样理解人类语言的丰富、复杂和微妙，因此社交媒体内容中的社会文化内涵则要借助人工分析来实现。研究者应时刻谨慎，语言的意义是在语境中生成的，而将语言简化为某些模式，可能会产生问题。

社交媒体的新型传播特征为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观察舆情各方行为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如何结成关联网络，形成公共话语交锋。但是，学者也应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及其对研究提出的挑战保持清醒认识。有学者提出，社交媒体上的海量数据对数据的抓取、分析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使得社交媒体的大数据研究，可能会出现以数据为导向而非以理论为导向的倾向。比如，将传播学中的已有概念，比如议题或话语简化为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标签或帖子转发的简单统计④。

不仅如此，如何在内容分析中测量社交媒体的某些技术功能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比如，有研究利用记者在Twitter上自己微博中对他人帖子的转发行为测量其将读者带入新闻生产把关过程中的意愿⑤。这反映出研究者在研究中可能存在削足适履的倾向，不是从经验现实及其社会后果的实际意义出发，而是急于让经验现实适合于已有的理论阐释，反而妨碍了现有研究的理论提升。其次，在理解社交媒体传播特性的基础上理解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数据。研究者需认识到社交媒体大数据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平台特性，因此在将线上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结论延伸到线下时要十分谨慎。

（本文受2014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编号2014M560349，同时受2013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B13023）和2014年度上海学校德育研究课题资助，还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注释

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倾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②Vargo， C.， Guo， L.， McCombs， M. & Shaw， D.（2014）. Network issue agenda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96-316.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8

(一)自媒体的定位：区别于他媒体与平台媒体

从自媒体的概念可以发现，除了“普通大众提供与分享本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之外，按照参与、使用主体的不同以及所代表的观点立场的不同，还存在着或为政府与他人言论的他媒体、或中立的论坛性质的平台媒体。这三类当前主要的媒体类型中，自媒体有着与其它媒体相区别的显著特征。

自媒体言论自由、审查阙如。以博客传播为例，以个人为主体，以相对清晰的身份定义面向他人、依托独立的个人主页空间展开交往互动并借助链接和引用通告(Trackback)等技术特质建立文本关联和社区人际关系，或自主采集新闻、自拍DV等可以成为“草根记者”，或记录心情、叙写游记等实现某一圈内交流，或转帖、被转帖等实现群体互动。这种传播方式同时具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性质，通过参与公共信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重构媒介空间的信息格局和消解权威机构的信息控制势力。

他媒体(官媒体)或为政府代言，有义务接受审查。他媒体是相对于自媒体而提出的，在这里将他划分为不是“We Media”，也不发挥平台媒体作用的官方媒体。如大量的政府官方媒体、企业官方媒体、行业协会官方媒体等，是站在官方立场对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过滤、把关引导的大众传播。此外，平台媒体则言论中立，其维护者发挥监管作用。平台媒体只是提供信息交流、事务处理的环境场所，大家可进行工作、生活等各种话题的提问与解答、学习与交流、分享与信息获取，主要发挥网络交流的平台功能。然而，这三种媒体也有交叉或互换的时候，比如人人网、Facebook，发挥平台媒体的功能，但同时又是一个个自媒体共同构建的。

虽然不管是自媒体、他媒体还是平台媒体，都只是一种功能的划分，归属的界定，但自媒体显著的自由话语权意味着自媒体所储备和将爆发的传播力量。正如尼尔·波兹曼提出“媒介即隐喻”，认为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不如说“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这个世界。”自媒体的出现，就是一种新的力量的隐喻，一种新的技术背景下的新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而“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绝不至于它所传递的内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定义了某种信息的象征方式、传递速度、信息的来源、传播数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语境。”正如《博客日志：理解改变你世界的信息革命》一书的作者Hugh Hewitt所评价的：“真正重要的是博客日志的开创性，而非它的早期形态。”或许，自媒体今天的样态还只是它的早期形态，重要的是它给世界带来的某种开创性暗示。

(二)自媒体属性：“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

在数字媒介环境下，“节点”(Humanode)，即“人”(human)和“节点”(node)的组合②，界定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下以人为传播主体的节点，是通过数字互动媒介接受和发送信息的媒介用户，以及与用户捆绑在一起的一体化的信息。荷兰学者梵狄杰克(Jan Van Dijk)对“网络”简洁而经典的定义也提到“节点”，认为“网络就是在至少三个元素、节点或单位之间的联结”③，也就是说节点是构成网络联接的一部分。论坛、博客、微博等自媒体是比较典型的节点传播形式：在Web2.0“用户生产内容”或“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用户都可以发言、评论，都可以成为关注者和被关注者，实现“节点共享”，以及节点间互动新信息的生产。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Paul Lvinson)所说，人在互联网上信息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互联网的内容，也成为关注与被关注和信息节点互动的环节。总之，在数字互动媒介语境下的自媒体信息网络，“节点”既用来指称参与信息互动的自媒体用户，还用来指称与用户捆绑在一起的、各种嵌套中的一体化信息④。在信息的纽带作用下，信息“节点”网络不断地扩大和延展，显示了这种传播方式的无穷生命力。

无论是自媒体的用户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传播观点、作为政府官员企业代表传播事实还是作为娱乐造势者恶意报复者散布谣言，无论哪种身份言论，自媒体的用户无疑属于节点范畴。以微博为例，微博用户享用数字媒介的门槛更低，接入微博平台的方式更为灵活多样，按照微博的成功实践者Twitter所做的探索，通过手机终端、即时通讯工具、电脑桌面、邮件、博客等网络产品都可以发送甚至接收微博信息，加上“随时、随地、随性”的媒体优势，以及信息的及时性、共享性和动态信息传播的网络化，这无疑会大大激发节点的活力和创造性，促进节点之间的交互程度，加速网络媒介上信息的流动。

总之，在自媒体的平台上，每一个用户都是既可以信息同时又接受其他用户信息的节点，他们之间的互动又会增加新的信息，改变信息的传播路径和状态，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全面开放共享的，每一个用户无论是自媒体信息的提供者还是索取者，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形成规模各异的“节点共享”的信息传播网络。⑤如此一来，自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和获取的方式，它所提供的独特的信息渠道，“隐喻”着自媒体强大的生命力，更“隐喻”和重新定义这个世界。

(三)自媒体核心功能：“潜传播”下的即时信息与获取

不论是拉斯韦尔的& ldquo;三功能说”、赖特的“四功能说”、拉扎斯菲尔德和墨顿的传播功能说，还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的功能说，自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新产品形态，也发挥着大众传播的多项功能。同时，自媒体作为像大多数互联网新产品一样的围绕某一核心功能推出的产品，随着使用的深入，一些以核心功能为基础的延伸功能以及某些附加功能也被开发出来，使得自媒体网络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完善，但发挥其最大张力的核心功能是信息的与获取。如在BBS、论坛、博客、微博等空间等都可以便捷、交互地和索取信息，不受时间、地点、写作格式的限制，只要有的终端设备，日常闲聊见闻、所思所感等都可以随意上传到自己的页面上，或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传播、或是草根族的时事传播、或是官员的政务传播，亦或是娱乐造势者的谣言传播，不论是自我倾诉的满足还是与大众粉丝的沟通愿望，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及时信息和获取信息。

然而，这一系列的信息与获取都是在网络即时通信——功能强大的“潜传播”⑥状态下进行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在主持《新闻1+1》时提到，“互联网、手机信息……它不分良莠真假，以分秒计的速度在公众之间没遮拦地传递着。这种全新的传播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介的‘明传播’，被有识之士称为‘潜传播’。”⑦既然如此，“潜传播”就意味着自媒体用户需要掌控信息安全与进行信息的把关过滤。如果自媒体用户能够科学合理地找到能满足自己不同需求的信息源(其他自媒体用户)，将会大大提高该用户的信息处理和利用效率，并构筑即时信息管理系统，要比其他的信息渠道更有价值。尤其在“明传播”无法有效满足用户需求的当下，“潜传播”便彰显了其渠道价值。

此外，自媒体还具有人际网络的构建与维护的延伸功能，以及多样化的网络应用的附加功能。人际网络构建在自媒体网站上的得以延续，在即时信息共享的特色功能下，还能进一步满足好友即时交往的需求，同时，基于共享信息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关注-被关注”关系满足索取信息和提供信息的互动需求。随着自媒体使用的深入，自媒体对用户的粘性越来越大，用户对网络应用的多层次需求的附加功能需要不断开发，比如，Twitter的几种特色功能：将自己的“心情”放在自己的博客中、允许用户在不登录Twitter的情况下向自己的账号中发送信息等等⑧，通过这些附加功能从而不断提升用户的体验。

二、自媒体传播模式与传播形态

(一)传播模式：“核心-边缘”扩散模式

学者对传播模式的研究经历了“5W”模式、香农韦弗模式、两级传播模式、施拉姆的“信息反馈”模式等多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的传播模式中，体现出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自媒体时代，这种传播模式也依旧属于表征传播过程及结构的模式和表征传播要素关系的模式(如影响、效果、受众、媒介模式)两大类，即拉斯韦尔公式依旧是认识、研究自媒体传播的核心框架⑨。在社交网络传播理论中，不论是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还是150法则(Rule of 150)，其蕴含的实质也体现出以聚合为特征的信息传播模式，即核心-边缘扩散的传播模式。

笔者认为，自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由信源中心向边缘扩散，受众由异质化的个体组成了信息传播的网络节点，按照信息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节点又分为核心节点、桥节点与长尾节点⑩：核心节点这类用户是某一信息生成的源头；桥节点这类用户是核心用户传播的信息的扩散者，接收并评价、推荐核心用户的言论，起到桥梁的作用；而长尾节点这类用户是借助桥节点的中介作用才接触到核心节点的信息，属于离核心节点距离较远但集起来规模巨大的长尾。不论处在哪个环节，节点与信源和其他个体受者之间都存在讯息的交流与互动。讯息传播呈现出核心向边缘传播整体趋势下的多向性、扩散性和无序性。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信息传播由中心向边缘扩散。作为核心节点的传者成为信源，是具有相同关注点的桥节点话题聚合的中心，而桥节点在两级传播后也可成为新的信源，核心节点与桥节点之间双方身份或发生转化，并分别连接着更多地长尾节点，呈现出核心-边缘的传播模式。

第二，呈现同步式互动传播。Web2.0时代，自媒体信息传播是多向互动的传播过程，信息传播与反馈是同步、即时的，而非传统模式下的线性、单向。此外，自媒体信息传播可以通过同一媒介进行，也可以通过其他媒介进行，方式更加灵活。

第三，用户本位时代来临。媒介强大效果论的时代已经过去，用户开始有甄别性地选择蜂拥而来的、大量冗余的信息，并有对信息进行评价、删改而后再传播的自由，在信息的多层级传播中，同一个体同时扮演着传者和受者的角色，即核心节点-桥节点-长尾节点间身份的互易。

第四，以用户为中心聚合其他节点。从信息传播的方向看，不论是以自媒体主(传者)为中心还是以自媒体看客(受者)为中心，尽管信息在节点传播的方向上是不同的，但都可以用节点传播网络来解释，对于其他节点所承载信息的聚合是自媒体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由聚合而形成的“核心-边缘”模式是自媒体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如微博自媒体产品单位信息容量小(140个字符)的特点使得用户可以方便地通过“加关注”将其他节点纳入自己的信息网络中，或成为其他核心用户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以即时性的聚合主动或被动地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

(二)传播优势：节点间的“弱连带”和信息“圈子化”传播

按照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观点，“若一个人拥有很多弱连带，尤其是拥有‘桥’，那么他在信息获取上会有极大的优势，在信息传递上也常常居于关键地位。”(11)这里所说的“桥”，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自媒体用户中的“桥节点”，“连带”即节点间由互动产生的连接，不论是“弱连带”还是“强连带”，都彰显出自媒体的传播优势。

首先，节点间的“弱连带”成就自媒体传播优势。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所提及的六度分隔理论(12)也说明“弱链接”是社会存 在的普遍现象，但是却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并增强社交网络中由“弱链接”引起的信息传播效果。这一理论认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即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受此理论的一定影响，人们在近几年越来越关注社会网络的研究，如支持人们建立更加互信和紧密社会关联的Blog软件等、发挥自媒体优势功能的“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依据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Mark S. Granovetter)的“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认为弱连带较之于强连带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因为“强连带需要较多的时间加以维系，对社交时间产生排挤效果，使一个人的关系网较小，从而产生信息通路上的重叠浪费。”(13]格拉诺维特还认为，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掌握信息相似性强的“强连接”之外，对于那些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具有较显著差异性的人，也就更愿意向他获取新的、对自己有帮助的信息，例如微博用户的“加关注”现象等。也正好印证了格拉诺维特的那句：“强连带往往形成小圈圈，弱连带却会连成一张大网络”。

其次，与“弱连接”相反，“150法则”所反映的却是自媒体人际信息传播“强连接”中“圈子化”传播的又一优势。这一法则认为：150就是在一次不期而遇的聚会上，你不会感到尴尬的人数最大值(14)。这在生活中多有运用，如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SIM卡只能保存150个手机号，微软聊天工具一个MSN对应150个联系人。事实上，不管通过哪一种社交网络与多少人建立了“强链接”，那些“强链接”仍符合150法则。这也符合“二八”法则，即80%的社会活动“圈子”可能被150个“强链接”所占有(15)。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卡梅伦·马龙(Cameron Marlow)对Facebook的研究发现，Facebook社区用户的平均好友人数是120人(16)，这恰好与“150——邓巴数字”不谋而合。“150法则”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掌握信息相似性强的“强连接”是需要较多的时间加以维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自媒体人际传播最频繁的“圈子”，并在“150”中的每一个个体新的“150”圈子中进行“圈子”与“圈子”的信息传播嵌套与勾连，形成新的传播形态。

(三)“圈子化”信息传播：用户群的一一嵌套与勾连

嵌套是计算机C语言中的常用之语，可理解为镶嵌、套在一起之意。一般来说，只要传播网络中信息源即核心节点所制造的话题引发了桥节点、长尾节点等其他用户的关注，并产生互动行为，构成依托自媒体平台的社群互动，这样的信源便具有“话题核心圈子”的聚合性，只是会由于话题的不同圈子的大小及互动有强弱之分。极具个性的话题往往会聚合少数的个性化圈子，而只有公众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重大公共事件”，则可以形成外延无穷大的圈子。在自媒体信息“圈子化”传播中，信息通过不同用户圈进行“圈子内”的封闭式嵌套和“圈子外”的开放式勾连，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传播。

“圈子内”的封闭式嵌套。现代社会，信息就是资源，而圈子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信息库，或生活、或工作、或娱乐，人们都需要聚集在某个圈子中，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彼此之间甚至构成利益共同体，圈子化生存已成为这个时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西祠胡同以都市化与人文气息逐渐成为主流，凯迪论坛以“客观、冷静、理性、宽容”自我标榜而渐成右派大本营，铁血论坛以其洋溢的热血让你不禁又挥舞起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的铁拳占据左派山头(17)。这些不同的圈子代表，其本身在圈子内可能是关注别人的“粉丝”，也可能成为“粉丝”关注的对象，都进行着相互嵌套，体现出节点信息的嵌套式传播在自媒体平台上的普遍存在。有实证研究表明：几乎任何一个话题都能让自媒体用户形成圈子(或称社群)(18)，例如，在博客用户中，通常与股市投资、明星娱乐、旅游摄影、婚姻情感等有关的话题更容易形成用户圈子群体，新浪博客便体现了这一特点，正是这些共同的话题将他们聚合起来，并以社群化的方式进行信息互动。微博传播更典型的体现节点间的嵌套，基于微博平台便于用户方便快捷地在不同节点间跳转的特性，使得不同的微博用户圈子形成了复杂的嵌套关系，而每一种嵌套关系形成后，都会让用户有机会进入另外一个异质的圈子，从而不断地丰富自身的人际网络和信息网络。倘若不同节点间为中心的圈子之间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那么这几个圈子里的所有用户之间都有可能发生直接的关联，节点之间的互通互联将使不同圈子的用户之间充分互动(19)。

“圈子外”的开放式勾连。自媒体的用户圈子并不是封闭的，圈子与圈子之间凭借发挥中介作用的桥节点得以勾连。使得即便是这些不同的圈子或许并非志趣相投，且偏离了“话题核心”的各节点，但却依旧可能在某个“六度空间”中相互勾连，进行圈外开放式传播。如各类“门”事件，除了在“门迷”、“门粉丝”类的密切关注者之间进行互动，更将形成“门与门之间”的即“圈与圈之间”的互动。这种传播形态保证了自媒体平台上信息得以大范围传播和扩散。

三、自媒体影响力

影响力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控制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合目的性的控制作用(20)。而自媒体作为资讯传播渠道其影响力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来对其用户及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决策及相关的情感意志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前期的“内容关注”及后期的“认知变化”，其动力机制内生于自媒体作为信息服务平台所激发关系网络打通的信息通路。同时，自媒体用户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同自媒体用户的社会网络关系建构互相影响。也即是说，不但某一信息可以通过自媒体用户的节点传播模式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发生&ldq uo;嵌套”与“勾连”的自媒体用户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可能影响他们对某一信息的解读，甚至界定和塑造其对现实的理解，促成具有较高组织程度的群体行为。

(一)受众影响：媒体影响力指标下的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所体现的是受众媒介接触动机以及通过接触满足了什么需求，以此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21)。对受众而言，媒体的影响力指标主要有(22)：媒体的受众注意力；媒体标识的利用率；受众媒体公关活动的参与度等。无论哪一项指标，都清晰地呈现出自媒体对受众使用与满足的极大影响。

一是媒体的受众注意力。就网络受众而言，检验注意力的指标是认知度、点击率、浏览量三个方面。认知度可以通过用户的自由使用来体现，即用户是自媒体的主动使用者，并通过对媒介的使用来满足目的，如自媒体社会话语空前的释放，能满足受众在过去长期的传统媒体约束下的自由表达欲望及某些心理或社会的需求。再就是自我呈现的满足，麦克纳和巴奇(McKenna & Bargh)强调，人们可以选择以不同的人格面貌、人们需要“把自己‘真实的’或内在的自我展示给外部世界”(23)。另外，从互联网发展报告来看，截止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达到4.85亿，同比增幅6.1%。其中微博用户由半年前的6000多万人爆发式增长到1.95亿，增幅208.9%；博客用户增长至3.18亿人，使用率达到65.5%；网络论坛用户达1.44亿；社交网站用户也达到2.3亿(24)。再如英国总人口6100万，却拥有超过6200万台手机和超过3000万的Facebook注册用户。这些数据背后，我们看到了受众对自媒体的高度注意力，的确，海量的、五花八门的信息以及在这些信息中用户所拥有的自由攫取、编辑、的权力，极具魅力的吸引着用户的点击与浏览。并且，个人信息获取和能力在逐渐的提高，推动了信息自由流通中的高点击率和快浏览量，进一步消弭了前互联网社会话语权和信息传播权的中心化状态，达到了对自媒体使用的一种满足。

二是自媒体标识利用率。许多媒体关于标识的利用频率使用企业识别系统(CIS)，将媒体理念、媒体特质视觉化、规格化及系统化，从而使媒体的名称、口号或形象标识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如“博客”、“微博”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微革命”、“微力量”、“围脖”、“织围脖”等等名称、口号或形象标识被公众不断地传播和利用，自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分量也就越来越重。通过百度搜索，截止2011年8月末，“自媒体”有156万条，“网络论坛”1450万条，“微博”、“博客”、“播客”均有约1亿条的搜索结果，已大量运用到学习、工作和娱乐领域，渗透到个人、企业、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受众对自媒体的利用频率越高，传播影响力越大，使不知道不使用者成为一种落伍的象征，“今天你微博了吗”这类的话语蕴含一种时尚，对自媒体的使用也成为融入当今社会的必要条件，是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使用与满足。

三是受众媒体公关活动参与度。媒体的公关活动是提升媒体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从公关活动的数量、频率、覆盖面、参加人数和效果评价中反映出受众的参与热情，可反映出媒体影响力的大小。大量自媒体都组织了许多的公关活动，如腾讯微博“140新闻改写大赛”、新浪微博炒股大赛、微博营销大赛、名人微博等等，用户参与并协助推广，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与使用满足。也有一些政府和企业利用自媒体开展的危机公关活动，如会理县“PS门”事件，之前的三鹿奶粉、肯德基等企业的公关事件等，实现了团体客户的使用与满足。

(二)社会影响：公共领域及其扩散

哈贝马斯之“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意指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自媒体信息的共享和交流构筑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领域，在这一空间中，使用者共同讨论大家关注的公共事务，一是有益于达成群体共识，也有助于构建互有勾连的“节点共享”的社会圈子，形成公共领域空间的扩散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自媒体信息的共享和交流有益于群体共识的达成。根据里德定律(Reed’s law)(25)，“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在这样的群体中，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是群体使用自媒体的基本动因，归属于不同群体的个人共同关注、了解某一话题，知道谁是群体的参与者，谁在共同了解，这种群体间的认同和归属感——同样的兴趣爱好、相近的职业背景，或者相似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等或将成为群体互动的动力之源。而这样的自媒体传播形态，也有助于不同兴趣圈、生活圈、消费圈的形成，形成圈内群体的共识和圈外群体的“勾连”，以形成新的信息共享和共识达成。尤其是在自媒体网络世界里，存在的大量“桥”节点为用户提供在不同圈子进入退出的机会，也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观念的传播，这也会在总体上扩大社会成员的公共空间。

自媒体社交网络结构影响社会扩散。有人说，如今自媒体的出现，其作用将大于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新青年》对中国的影响。自媒体的影响力终究会如何，我们都在关注。然而，自媒体的使用者，这些人们处于的各种社会关系网，如同事关系、组织成员关系、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势必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延伸。因为，在自媒体信息传播中，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并不只是直接的个人关系，还有以熟人为“桥节点”与其他“嵌套”与“勾连”的网络群中的人开放式的交互连接而形成的间接关系。因此，群集网络(clustered network)构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新思想和新实践的信息在多节点多链接关系中传播，并且，在人际传播双向反馈、双向影响的过程中，人们分享信息，理解他人的观点并相互影响(26)。发挥出在线交往跨越时空、即时互动、层层扩散、无限影响的力量。如2011年英国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煽动骚乱的行为所谓“脸谱(Facebook)革命”、“推特(Twitter)革命”或 者“维基革命”，使得骚乱行动出现在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街道上；还有埃及“推特革命”所谓“全球社交网络由此撬动一党独大的国家”(27)；以及中国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所表现的网络自媒体其“民意审判”、“舆论审判”、“媒体审判”对司法的影响。

(三)传播效果影响：数字鸿沟与负效应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也即数字化时代信息差距鸿沟，往往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掌握与未掌握数字技术的群体之间的数字信息差距。在自媒体传播速度分秒之争、几何级数变化的当下，面对开放的迅捷的互联网，一个平台的信息很容易被“蚂蚁搬家”到另一个平台，形成新的传播过程，而这新的传播过程往往不是由一个而是由一群传播者作为消息源，其平台受众往往也不直接与消息源的名人微博发生联系，会形成一种更广泛的传播结果。然而，只有参与者才能获取这样的信息。如若没有机会参与进来，将会形成信息拥有量的巨大差距，甚至是在无论如何嵌套与勾连的自媒体传播网络里，你依然会感到“在网络中落伍”。如此一来，就会呈现出强传播效果影响下的数字鸿沟所带来的负效应。

一是弱势群体话语权平衡问题。在自媒体互动频繁的时代，“弱势群体由于普遍缺乏能为他们代言、发声的渠道，不拥有相应的话语权，从而影响了其利益的表达”(28)，将会导致公共领域建构中话语权的平衡和转移问题。

二是“病毒式”传播的低有效性问题。在技术层面，自媒体非线性、零门槛等传播特点，决定着用户的信息内容自由、随意、不受控制的肆意传播的可能，自媒体所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是年轻从业者催生新的数字鸿沟问题。新媒体从业者年龄结构显示：80后77.3%，70后19.9%，41岁以上占2.8%(29)，可见，网络从业者的年轻化，以及更为明显的自媒体用户年轻社群化，这样的群级特点催生了如凡客体、淘宝体等网络新生事物的运用，使全国人口中60%以上的非网民被排斥在这种话语风格之外，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新的数字鸿沟。

自媒体一方面营造了“圈子化”、“部落化”的人际联系方式，帮助人们在虚拟网络中跨越现实关系的羁绊，在更为广泛的世界里找到可相互拥趸、彼此取暖、强化着个性和自我，这种关系具有帮助圈内信息放大的正效应，也有隔离圈外信息、隔离异于自己的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等的负效应。总之，需要预防的是媒体影响力变成破坏力(30)。

注释：

①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探索》2002(2)。

②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著：《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3页。

③Van Dijk, J·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London: Sage, 1999, P. 28.

④张佰明：《嵌套性：网络微博发展的根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0(6)。

⑤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著：《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7页。

⑥尹韵公、刘瑞生：《新媒体发展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2009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态势与前沿问题》，《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

⑦央视《新闻1+1》：《四川广元柑橘事件引发消费者恐慌解析》，腾讯网，news.qq.com/a/20081029/000056_2.htm,2008-10-29。

⑧邓郁、杨潇：《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欢迎来到twitter时代》，《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26期，64-68页。

⑨[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

⑩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著：《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13-15页。

(11)[美]马克·格兰诺维特著，罗家德译：《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13页(译者序)。

(12)百度百科：六度空间理论，baike.baidu.com/view/200573.htm

(13)[美]马克·格兰诺维特著，罗家德译：《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13页(译者序)。

(14)彭兰：《网络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10。

(15)史亚光、袁毅：《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模式探微》，《图书馆论坛》2009(12)。

(16)百度百科：《150法则》，baike.baidu.com/view/1456803.htm。

(17)孙艳兰：《网络圈子文化的力量》，news.sina.com.cn/c/2006-04-18/11439651984.shtml。

(18)喻国明、欧亚、张佰明、王斌著：《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21页。

(19)张佰明：《嵌套性：网络微博发展的根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0(6)。

(20)喻国明：《论传媒产业》，cddc.net/cnnews/xjzl/ygm/200910/10431.html。

(21)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22)何春晖、毛佳瑜：《媒体影响力的量化指标》，《新闻实践》2006(10)。

(23)诺伯特·蒙多夫、肯尼思·R.莱尔德：《信息技术与互动媒介的社会及心理影响》，[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二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出版，439-441页。

(24)《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7。

(25)[美]克雷·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26)艾伯特·班杜拉：《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二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出版，115页。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9

一、网络新媒体学科研究背景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网络新媒体研究适逢可贵的战略机遇，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运用、管理;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十七届六中全会，党中央要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持给予网络新媒体研究注入了生机勃发的推动力。 这一年中，媒介融合成为产业主旋律: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三网融合”的推进，“物联互联”网络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步伐加快，增强了产业链之间的协作和新兴营销模式的开创。如何占据新媒体领地，展开新一轮竞争，取得市场化模式的开拓创新，成为行业和研究领域中的一大主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虽增幅较2010年底仅为6.1%，但仍达到了增加2770万人的规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大部分娱乐类应用使用率有所下滑，商务类应用呈平缓上升，微博用户数量以高达208.9%的增幅，从2010年底的6311万爆发增长到1.95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 作为最给力的新媒体形态，微博以其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和低成本的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征服了更多的人，去领略“自媒体”的传播价值。让他们更充分地享受到创造与传通、需要与满足、关注与交往的快乐。被喻为“病毒式传播”的微博传播，在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干预，更突显出人人播报、人人参与的社会化特征。相应地，本年度中，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其“舆情表”和“风向标”作用进一步显现，现实和研究的进展提醒管理者增强网络舆情管理监督意识，提高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能力。如何遵循舆论传播规律、充分认识和发挥网络新媒体传播特点，拓展信息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引发着学界和业界的深入思考。 伴随着社交媒体在本年度的高速发展，其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日本海啸、地震、核辐射危机”、默多克“窃听门”事件、“英国骚乱”等等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中，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站在全球角度，学者布莱恩•索利斯(BrianSolis)乐观地指出:社交媒体的初级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如何在未来提升社交媒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和领导力需要探索。①在此过程中，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与关注也不断冲击着学者们研究思考的领地。此外，新兴产业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伦理问题等，持续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新媒体出版发行、版权管理、文化传媒、广告传播等研究保持着既往的热度。视频制作、动漫游戏、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有所跟进，也不时呈现出研究的亮点和新意。 二、四类热点主题:研究内容及视角 (一)媒介融合:产业发展和对策研究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业界最显著的趋势之一。狭义上看，媒介融合内涵所包括的“相互渗透和合作”，涉及各类媒介、传播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广义上也涵盖了媒介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整合。媒介融合趋势对传统媒体带来了传播方式、接受群体认同等方面的挑战，其理念更新与技术创新，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发展契机。本年度，从对比角度研究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策略，以期认识和开发多媒体平台，在内容生产、技术应用等方面推进全方位的创新，成为媒介融合研究的重中之重。 新旧媒介比较研究成果主要凸现了这样几个议题:1.竞争互动、整合议题和传播特色的相互借鉴。2.媒介融合中的业务流程、内容建设和产业升级。3.融合媒介核心竞争力的建立、专业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培养。这些研究联系业界实践探索新媒体生存法则和发展战略。一些研究对中国大陆、香港等地媒介的融合升级之路做出经验总结、归纳整理。这方面大多文章分析角度比较宏观，但也有研究②较有新意地融入了西方融合理论的成果，批判性地提醒人们注意媒介融合潮流中信息泛滥、媒介垄断经营、媒介社会形成和文化霸权加剧所带来的新问题。 进一步透视融合媒介的传播效果，一些研究联系融合文化等理论，从传统受众心理变化探讨融合媒介带来的社会影响，认为融合下传播格局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拓展了话语权的新领地，也提升了全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③研究同时渗透到媒介鸿沟和国家安全等问题领域。有观点认为，④由于网络、博客和手机媒体的放大和二次传播的功能，媒介融合传播拥有了几何级数的传播动力，媒介集团的国际化发展受到媒介融合的影响，通过交叉共享、整合资源，使信息传播产业可以集中优势，节省成本，扬长避短，扩张整个传媒集团的优势竞争力。这加速了国际媒介集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使得相关国家具备了更大的文化扩张能力。依仗技术和资本优势的传媒大国拥有更多掌握传播工具的公民，使世界范围内的媒介“鸿沟”不断扩大。 在技术层面，媒介融合研究更关注原本技术封闭体系问题的解决，同时强调新技术显示出的几种优势:带动平台整合与终端互动、形成电子阅读习惯、带来全媒体数字报道形式的创新。在媒介融合研究中，对策性特点比较突出，不少文章以较大篇幅开展了融合时代传媒行业政府规制的探索。这些文章①落脚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政府规制要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让人们更快更好地通过多媒体终端获得有用信息，实现信息的快速流动，缩小知识沟差距。2.政府规制的关键点是引导与管控的“平衡”。希冀借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日本等国经验，通过严格行业制度和法律来规制媒体行为及融合产业的发展。3.探讨建立传媒业专门化管理部门，解决多头、交叉管理规制弊端。从而化解和协调部门分歧，更快实现产业融合，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大政方针的落实。#p#分页标题#e# (二)微博传播:现状、影响与趋势 “微博”作为Web2.0新兴开放互联网社交服务，建立了新的传播理念: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沟通。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微博经历了由小众玩家使用到大众流行传播的过程，也有了“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之称，其一大特点是“强烈关注时事”，使用者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即时通讯工具或者第三方网站更新、浏览、回复、评论、参与信息活动。信息传播在微博的引领下进入到读秒时代，关于微博的研究也围绕着传播特、公共事件中的影响、自媒体应用和技术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展开。 探悉微博传播特性，有研究认为，微博是一种集“4A”元素为一体的媒介新形式。“4A”即Anyone，Anywhere，Anytime，Anything。作为开放式平台，它具有无限延展的可能性，扩大了社会成员间共通的意义空间，用户借此对海量的信息兼收并蓄，彼此影响，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关系。②有研究进一步提出，这种网络关系，表现出与社交网站的很大不同———它是通过单向的跟随关系简化了的社交关系。跟随关系的不对称使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既亲密无间又存在一定距离感。③在这样一种意义空间和关系之下，微博产生了它信息构筑、文本内容、传播参与等方面的特点，并形成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局面。有研究提出，微博进入传统媒体平台和公共视野并得以常规化，与“微博事件”密不可分。因此认为，新媒体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现象本身，更在于其在新旧媒体关系的范式订立上具有典范意义:新媒体事件不仅作为报道的话题，而且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常规。④ 2011年新闻事件不断，公共事件、突发事件成为微博研究的主要着力点。从领导人出访到两会召开，从日本海啸到玉树地震，从威廉王子大婚到俄罗斯明斯克地铁爆炸，从故宫十重门丑闻到京沪高铁开通，从“郭美美”事件到默多克“窃听门”，从国家大事到百姓民生，从国内到国际，每有大事发生，总有微博传播活跃其中，研究者透视这类事件，所进行的探讨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关于微博在公众事件的信息影响力;二是探讨微博干预社会生活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围绕同一、同类话题做出不同向度的思考较为常见。如关于“微博问政”话题，有研究从官员微博事件看民意的焦渴;有研究分析网民表达意见的方式;有研究探索政府微博传播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有研究透视微博信息在突发事件中的组织和管理。也有研究对微博传播中的传闻、谣言、侵权等负面影响给予了关注。对于微博这种新科技下的自媒体传播形态，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代表性观点:微博传播自媒体特性突出，社会化程度高，更显平民化和草根性，面对全体公民开放，表达的个人化与私语化更明显。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可以带动现实社会行动，产生全民参与的社会影响。 (三)新视角下的手机移动新媒体 在融合媒介大趋势之下，学界对于手机移动新媒体的研究势头兴盛，“手机是最重要的新媒体”①。学者们在研究中对手机传播的价值归属、所蕴含的技术潜能、所导致的传播格局变化、社会文化变更等赋予关注，对手机报、手机电视等新媒体形态的运营、作用和监管问题也进行了更多有意义的探讨。其中，三方面的争议或讨论较有新意:第一，手机可划归何种媒体?这个问题近年来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关注。一种观点认为，手机是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并驾齐驱的“第五媒体”。一种观点认为，手机已成为主流媒体的重要组成。2011年度，学界延续这一归属问题的争议。有研究者再次从用户数和可信度方面，结合局部调查，试图做出主流媒体的定论。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互联网之后兴起的手机无线网络技术，在成熟的无线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双重支撑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依托于3G技术平台的手机传输技术，把交互式无线手机网络推向了前台。因此在未来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手机媒体将以其独有特性，成为媒体的“主流形式”，并将手机重新划定为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互联网之后的“第六媒体”。② 另一个视角源自于对移动智能终端的重视。有观点推介认为，智能终端将人类手机使用从“拇指时代”带入“食指时代”。③宽带移动互联网正进入各个领域，在三个方面深刻改变生活和思维方式。首先，即时分享改变传播方式与社会结构。其次，图像识别搜索开启物联网新应用。第三，新旧媒体跨界互动，技术与设计走向融合。移动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新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法则。在宽带移动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创新就是利用技术满足媒介与生活的融合，进一步延伸人的感觉空间、掌控空间，无限伸展人的各种能力。类似观点在抒发技术情怀的同时，也带给人们麦克卢汉般的畅想。第三是关于“手机信息社会”④的思索。研究观点普遍强调，手机是世界范围内重构日常生活、青少年社会交往、与他人获得并保持联系、愉悦以及商业活动、社会行动、爱与战争乃至政治干预的有力力量。并认为，手机的政治影响力如同互联网一样，能够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震撼力。两者联手，将进一步影响传播政治图景，手机传播作为社会行为的重要部分，挑战现实，对未来堪称关键。这类观点对于手机社会作用的认识主要基于几方面理由:1.弥补“数字鸿沟”;2.手机信息瞬间穿过多重社会网络并使社会动员即时产生。3.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延伸到缺席在场的领域;4.手机亲近性强;5.网络监管和审查的不便利。由此而关联出信息自由与公共安全、个人隐私、舆论引导、信息策略和建议等多方面社会问题的概括性研究。 (四)活跃而务实的网络社区、社交媒体、虚拟社会 人口流动繁剧、社会矛盾突显、舆论活跃、多元化观点频现，网络社区、社交媒体成为人们构建社群、信息、交往互动、维权倾诉、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占据网民主要力量的80、90后一代，网络社区和社交网站更是他们了解和参与社会、维系和拓展关系的重要途径。有调查显示:青少年已成为社交网站的主力，且多元化的使用倾向逐渐明显。2008～2010年间，社交网站用户中年龄在55～64岁之间的人群增长迅猛。2008年以前，这个年龄段的人只有9%使用社交网络，而到201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43%①网络社区应用的增长导引了兴趣，延展Web2.0时代人们开始关注的网络内部运作机制、建构以及社会子系统与派生系统、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社区传播和认同的建立切入，细微区分认同的差异性，并认为网络迷社区的拒斥性认同也是存在的，并且可能通过间接性的拒斥性话语和内容体现出来。②一些研究关注亚文化传播权和传播群体的形成，注意到了人际交往和口头传播模式在社区中的价值，通过网民层面的案例研究揭示网络社会属性，继续探索网络社区中的权威和意见领袖特征，推动Web社区规范和管理规则的建立。对于网络社区作用的评估，有研究者提出③社区的出现虽得益于技术推动，但强大社会影响的形成依然有赖于其媒体属性和现有传媒布局。认为网络社区门槛低、互动性和公共性强且匿名发言的特点促进了网络社区的繁荣。同时在“兴趣”和“地域性”两大类型的社区之中，“议程设置全民化”也容易夸大矛盾，导致谣言泛滥或形成网络暴力。对于社交网站营销模式的探讨构成了研究中一大上升性主题。这一研究特色的显现得益于电子商务迅猛增长的现实。随着新一代网络的到来，网络用户追求更加真实、实用。渴望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有机结合，SNS热潮不仅建构起庞大有机的网络社会，也为其带来了无限商机。#p#分页标题#e# 目前我国社交SNS网站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三大类:传统社区服务、新型互动应用服务和开放平台娱乐类游戏。互联网的盈利模式主要有:游戏、广告、电子商务和无线增值服务。人们看到，SNS营销在未来具有强大发展空间，将会改变用户沟通行为。而由真实好友关系网络放大形成的巨大营销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盈利的模式已渐趋清晰:一是广告盈利，二是销售盈利，三是渠道盈利④。在此过程中，关系为王———社交网站如何影响消费者成为关键的东西，围绕这一点做文章，社交网站的盈利能力有望进入佳境。 社交媒体也称社会关系型网络媒体，主要以用户为中心，定向拓展社会关系，集成论坛、社区、即时通信、博客、播客、拍客等功能，具有信息与获取、游戏娱乐、交流互动以及建立人际圈等功能。本年度“社交媒体”影响研究异军突起，一方面同样关注接收群体、关注传播心理;一方面聚焦于全球化重大新闻事件，做媒介伦理、社会失范与管控维度的分析。有研究联系现实运用和社交媒体对公众的心理影响，总结梳理这种新媒体的突出特点，如从搜集信息、打造“意见领袖”、投送信息、提高心理战作用等效能方面探讨社交媒体在心理战运用等方面的思路和方法。⑤有研究针对推特、脸谱、黑莓手机等新媒体在英国骚乱、“窃听门”、“西亚北非动乱”等事件中的社会影响作政治经济学分析，透视社交媒体的危机效力和社会监管的博弈，并认为在危机事件传播中，社交媒体通过扮演议程设置者、情绪煽动者、组织发动者三种不同社会角色，对社会监管带来挑战。该研究进而提出新媒体“善治”途径，促进自由与秩序的共生。①学界结合实践案例，对于社交媒体和虚拟社会特征、文化传播机理和社会效果的分析，开始将对这一新兴传播形态研究引向深入。 三、学科研究总体评价与启示 2011年的网络新媒体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几大特点，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两者都为今后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提示: 1.关注现实的思维导向下实务研究趋向细化。最为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多向度观察思索。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感。如在对社群、民意舆论的研究中，研究更广泛地指向管理者、社会机构、主流传媒和普通网络用户，研究往往从具体网站、网民或特定的传播媒体入手，进行传播意图、引导方式、接受心理等的具体分析论证。一些学术文章力避笼统、大而化之的表达，而呈现出深入细节、聚焦微观、对比论理的特色，增强了理论研究的说服力。 2.重视从交叉学科的研究思路之中推进对于新媒体传播问题的理解。跨学科的交融是近年来学科研究的一个明显倾向。较之于以往，这一特征在本年度的网络新媒体研究中更趋醒目。如对于网络广告、新媒体商业模式的研究借鉴经济学模式和理论体系;对于虚拟社群的研究借用社会学分析范式和理论工具，传播与通讯技术研究的结合，都显示出跨学科的味道，也呼应了新媒体作为融合媒介的特征。 3.结合实践力图多维视角多种方法推进网络新媒体的学术研究。理论缺失、分析流于表面化，一直是学科研究的缺憾。2011年研究虽然未能总体上扭转这一局面，但是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对新媒体研究方法的探讨，从而希冀更理性地接近新媒体功能、使用和影响的分析;一些研究力求通过实证方法、量化分析考察网络社区、手机移动媒体;一些研究着重于中外融合媒体渠道、内容、运作机制、管理体系的比较分析，为媒介融合发展找寻切实通途。这反映出学科研究体现量化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诉求，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但是，也应该看到，研究中也表现出明显不足:对于微博等热点现象研究尚显浮躁，不少成果只是流于肤浅印象的应时之作，有的只是做发展流程的经验总结，趋势的展望多带有主观臆测的色彩。微博、手机媒体中一些概念提出也尚待科学界定。同时，问题意识和论证过程都有待于加强、深化。如对网络文化、新媒体社群使用现状等现实热点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一些想当然的论述掩盖了理性思考。也有一些文章虽然注意到了量化分析或细微的角度，但难以抽象出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中外横向对比的研究视野还需要进一步拓展。这些都留待今后的研究加以调整、校正和弥补。

社交媒体传播理论例10

张旺斌 ，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

新媒体科技成果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剧变与生活变迁有目共睹，而网络的普及将人类真正带入新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的信息形式突破了传统信息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的单一界限，将网络多媒体技术发挥到极致。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是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并不受官方干预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公共场所。在新媒体时代，公众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参与，这种网络背后的公共性可以用来整合民众的主观意见，促进公共领域发展的多元化与交织性。从理想的模式来讲，理性在一个绝对公正的秩序中，才能够付诸实施。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除去政治性的网络媒体平台，网络主导下信息流的合理化和自然化趋向，正在为民主法治及其他符号系统的现代化铺平道路。

一、新媒体时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逐渐走向普及。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其客和个人空间网民数量为4.01亿。同期，我国微博网民规模为3.31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56%。[1]不同于以往技术的扩散，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还深刻影响着个体获取、储存、复制、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进而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人的思考、交往及行为模式。一方面，信息反馈渠道和横向交流的技术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个体处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能力空前提高。就理论而言，传播链条由此前的线性和层级制变为网状结构，任何一个传播网络中的节点都同时扮演多重角色，有时是信息源，有时是观望者，有时是传播信道，有时是接受者。这些微观传播层面的突破对宏观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对传播格局具有显著的返塑作用。

1. 横向交流与纵向运动的加深

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的发展将最终使心理上的公共整合为可能，[2]而英国传播学学者麦奎尔曾以“民主参与的理论”丰富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他认为媒体的国家角色越来越让位于社会功用。一方面，信息时代的中国社会多种传播模式共存。单就日益普及的新媒体而言，由于中国受众对新媒体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存在显著差距，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能力及占有程度存在等级差异，但个体间的横向交流及传播由于网络的诞生极大地丰富起来。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博客活跃群体已由早期的草根化向精英化转变，博客内容也由通俗化向专业化转变，[3]在一些专业领域以及共知的热点问题上，横向传播讨论的活动明显。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技术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特别是学生群体成为公共传播领域内的主要参与者。“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变动迅速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在使人们对他们的关于世界的传统看法产生动摇和怀疑方面，纵向运动是关键的因素。”[4]网络时代里，公共讨论的议题开始向社会中下层倾斜，且语言和思路自由化倾向明显，民生问题成为网络空间内的热点问题。综合而言，卡茨―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媒体和人际影响的两级传播模式，大体能够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的微观传播模式。网络二级传播模式中，作为二级传播节点的意见领袖意义重大。其传递的不仅仅是信息和观点，还有一种参与、争论和批判的精神。

2. 观念市场与事件批判的丰富

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它显示了公民通过共有媒体影响政治的一些重要方式。共有媒体能够令公众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发生变化，把政治话语带进公民的日常生活体验，改变人们对控制、自由与创造的认识，以便他们能够自由地动员集体智能提高治理水平。[5]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由传统意义上的信息资源垄断者，变为使用者交换及谈论的信息平台。基于新媒体的平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均暴露在“观念市场”（idea market）中。例如2013年发生的“3・4长春盗车杀婴案”“7・17临武瓜农身亡事件”“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李天一案件的追踪调查”及“案件的公开审理”，这些事件发生后，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并引发网民的热议。针对同样的“媒介事件”，当官方观点与民意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差距时，传播系统内的张力会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形成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制衡。媒介事件凸显了这一阶段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集中爆发。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保障体系、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国民财富分配体制、立法与司法改革都成为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阶段政府工作的重点。网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参与、表达、讨论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精神。这场传播模式的变革第一次赋予普通参与者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和知情权，将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弊病与问题放大、传播。对官方观点的质疑、否定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与媒介事件本身一起成为传播活动的主要内容。

3. 虚拟空间与有效辩论的交互

行政权力对传媒的管控与网络新媒体的相对自由是当下中国传播的二元景象。在中国语境中，“媒介表象中所显现出来的超级权力显然并非来自自身，而是它所代表的权力机器。权力空间构筑了借助媒介和传播来表现的权力的现实化。化为表象体系的社会传播向公众传递了权力的表象、规范和判断；表象越丰富，越有层次，越能减少噪音”。[6]而网络论坛的交互功能为受众提供了理想的虚拟场所，恰恰是它的这种虚拟性使得自由与管制之间的界限如此鲜明，可充当有效辩论的场所，因此成为民意在虚拟空间内的重要交汇领域。微博问政、微博公关、微博公审、微博打拐，这样一系列新型传播形态的兴起对推进民主、促进法制、弘扬道德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大众传播本身是一个进行社会调解而不是社会冲突的场所，求得共识是传播者发挥传播社会效益的一个出发点。公共权力或者专业利益集团往往会利用掌握的媒介平台进行传播的联动或滚动，形成传播的强大声势，强化信息的同时也就是在简化信息。”[7]但网络上这种有效的、多角度的辩论有别于官方传统媒体主导的中心化政策讨论，有利于推进言论自由化，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同时也表明了解除政治权力对传播渠道进行武装的可能。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局限

尽管信息技术提供了走向民主的契机，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由于专业技术的形式变动不定，这使得它破坏了权威的等级层次。正式的科层规划往往否认技术革新的公开性是专门技术的特点；他们将技术变成义务”。[8]且无论何时，只要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等级秩序不发生改革，就无法使信息时代摆脱印刷技术所开辟的传统传播的局限性。“电子乌托邦”（teletopia）与“真正的观点的自由市场”是一种想象，理想的传播形态的实现不仅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更需要历史与社会条件的成熟。

1.工具理性与商业法则的浸染

公共领域是一种维护公众利益与公共福祉的组织空间，理应不受经济领域与商业利益的影响。然而，网络媒体是一种技术手段，工具理性在其中显露无遗。在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过程中，金钱与权力导致的“人的异化”不是消逝，而是强化。现代商业化运作下的网络媒体遵循“内容经济学”与“眼球经济学”，零污染、零负担的交流平台成为虚幻。点击率和广告商是网络媒体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耸人听闻、八卦爆料、撼人耳目的新闻与图片侵蚀了相对纯净的严肃网站，公共议题讨论的空间受到挤压，而时时跳出的营销广告与网络游戏更使得网络传播参与者变为“即逝公众”，无法对某一话题保持审慎与持续的关注讨论。还有资本力量介入的“网络推手”利用个体的置信度，制造与传播虚假话语。2013年8月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和“秦火火”被拘捕，类似的事件使得一些所谓“道德公知”的面孔大白天下。当低俗或虚假的议题遭遇缺乏辨识力与正义感的网络空间时，公共领域所要求的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指向变得空洞虚无。“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9]公众在理性批判意识消失后直接转变为被网络媒体“二次售卖”的受众，进而消费着网络媒体上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产品。因此，市场经济的逻辑与商业主义的法则浸入追求独立的公共领域平台后，必然会引发这一场域的倒退与淡薄。

2. 社会形态与媒体诉求的混杂

电子媒介带来虚无与时空混淆，也构成现代社会媒介虚拟公共领域的特性，但问题是，中国社会中间交杂着农业、工业与信息形态的社会形态，同时具有传统、现代和后现代间杂的风貌特征，由电子媒介带来的虚无与混杂的认知结构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秩序认识的误差。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post-traditional）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时间和空间的“空隙”（emptying out），使社会诸关系的延伸成为可能。尽管全球性并不意味着普遍性，但国际上的各媒介组织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地传播各种影像和表征，并将这些影像和表征传送给全球的电视观众。全球已自我爆炸，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社会与受众需要从区域化的语境中重新定位信息。这明显地表现于现代各种传播网络，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借助了时间和空间的分化，以及诸如技术媒介等级制的分离。技术的因素在资本全球化的作用下迫不及待地将尚未从传统政治体制下解脱出来的半市场化媒体推向了技术民主的现代性前沿。这种形态的媒体既要对执政党负责，又要满足商业盈亏，同时还要尽到媒体本身的职责，成为政治权利与公民社会之间，能够促成建设流的空间。因此政治性、商业性与公共性兼顾让中国媒体面对具有公共意义、事关政治要害，同时又有商业卖点的新闻事件之时常常顾此失彼，因为对其中任何一点过分的邀功自夸都表示着对媒体本身职责的背叛与对公众利益的侵害。

3. 交往理性与异质批判的缺失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理论体系当中的一个关键词，置于媒介环境其表现为信息传播交流者之间共享的双维的理性。传播的参与者拥有“主体间性”，并基于传播的行为与内容达成相互的理解，从而形成合作化与有序化的传播格局。在信息流游动、价值观纷杂的网络媒体中，“交往理性”显得尤为必要。然而，这种新媒体当中的非理性因素却时时阻碍一体化、理性化的公共领域的建构。“理性体现在有教养的人共同使用知性合理交往过程当中”，[10]网民知识结构与自身素质的参差不齐使得对理性本身的保护无法达成，意义与价值被话题取代。网络攻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冲突等诸类现象已不罕见，在这种相对自由与宽松的传播环境中，参与者的从众心理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面对热播的媒介事件时，参与网络传播的群体“相似的本能和情感被激发出来，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11]舆论指向与道德呐喊战胜了理性批判，参与者出现情绪宣泄、拒绝异议、态度武断或消极围观的表征，这种“交往理性”缺失的传播样态使得积极对话、达成共识的进程变得迟缓，因而也对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领域”的形成带来阻力。

结语

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独立思考与自由批判的空间，传播民主由于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提升而显现雏形。因此，新媒体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基于政治力、商业力与社会力的影响，这一尚未成熟的公共领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要真正实现思想自由、话语解放、行为规范的“电子公地”还需假以时日。公共领域介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间，无法脱离外在大环境而独然存在。“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 ，[12]发达的民主政治、健全的媒体法制、理性的传播条件以及较高的媒介素养是公共领域真正实现并壮大的前提，也是需要倍加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2013-07: 5，35，36，35.

[2]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下转第88页）（上接第82页）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16.

[4] [德]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

[5] 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4.

[6] [7] 陈卫星. 传播的观念[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4，87.

[8] [英] 安东尼・吉登斯. 为社会学辩护[M]. 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