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1

一、实施精准营销的重要意义

“精准营销”的概念被莱斯特·伟门提出后，菲利普·科特勒又提出关于精准营销策略的定义：基于互联网的沟通渠道，改变传统的“面对面”沟通营销策略，利用互联网技术作为与客户沟通的新渠道。正是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消费多元化的发展，传统且单一的市场营销模式带来的效益正逐渐递减，精准营销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交媒介环节中，并获得了显著效益，不仅为企业带来了营销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新挑战。各行各业都开始陆续倚仗实施精准营销来更加高效、便捷、智能、精准地服务于客户，精准营销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实施精准营销有助于持续满足客户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由于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多领域方面进行深度融合，使得客户对于便利性和定制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虽然在线APP应用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在线APP应用的互动性仍然不足，客户使用“互联网+”应用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介来呈现。社交媒介技术应用显然已经具备获取和管理大量客户群体的条件，基于社交媒介实施精准营销定量和定性分析客户基本信息和需求信息，确定不同类型客户群体的产品和服务模式，有助于持续满足客户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二）实施精准营销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抢占市场

面对竞争愈加激烈的市场环境，精准营销应加大力度“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甄别潜在客户，培育多层次的忠诚客户群体。通过精准筛选客户后，在有限的条件下，多层次、宽领域、深度跨界聚合资源，开发符合不同类型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消费模式，实施精准营销积极抢占市场。

二、实施精准营销的技术路线

实施精准营销要达到信息使用精确化、信息分析专业化的目标，需要分析客户相关数据，主动发掘客户需求，完成从客户信息分析、数据精准分析到快速部署精准营销方案技术路线进行主动营销，强化营销精准性，提高营销活动质量。实施精准营销技术路线图如图1所示。

（一）做好客户信息管理，形成数据闭环分析

就企业客户来说，由于客户对企业认知度不够，对企业产品和服务了解不多，导致企业加大了营销难度。精准营销的实施，也不再是简单的手工信息登记。为做好客户识别与精准营销，通过微信、抖音、小红书、快手等社交媒介平台要收集所服务客户的基本信息，可以按一定比例、一定人数，如5人、10人、20人进行递增式客户信息管理，形成客户信息数据闭环分析，让客户知道产品、了解产品、使用产品，能自动助推企业传播产品。对于需要收集的客户信息，形成数据闭环分析基础字段，主要集中在客户的姓名、性别、年龄，客户所从事的行业、岗位，客户的兴趣、爱好等。第一个闭环分析是姓名-性别-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岁数分类的客户需求不同，比如大学生和老年人的年龄阶段消费需求不同，进而再细分，每隔10岁的消费需求也会有所区别。第二个闭环分析是行业-岗位。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需要实施不同的营销方式；由于工作性质相同，针对同类型岗位性质的客户则可以实施更细分的统一营销模式，区分不同行业、岗位，有助于在领域范围划分客户类型。第三个闭环分析是兴趣-爱好。由于客户兴趣、爱好具有多样性，为此可以对客户设计不同标签化管理，每一类标签对应一种兴趣爱好，同一客户可以有不同兴趣，不同客户可以有同一兴趣，将客户兴趣爱好进行定性分析，通过标签化管理转为定量分析，形成兴趣爱好的交集或并集分析。

（二）做好客户动态管理，形成数据层级分析

相对而言，客户基本信息是静态的，在较长时间内会保持不变，但客户消费产品和服务内容则是动态变化的，客户对于购买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也是动态反馈的，可以在订单完成后反馈评价，也可以过一段时间事后追加评价，动态反馈时刻存在。对此，为加大精准营销力度，需要对客户动态的购买情况和动态评价反馈情况形成数据层级分析结果，将结果数据反馈给营销人员，进行与客户互动印证有效支撑材料，以实现营销人员可以在客户需求浮现时，营销人员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客户实现快速营销企业产品和服务，提升客户识别能力与营销成功概率。数据层级分析主要从客户动态购买情况以评价客户级别，以及客户动态反馈情况以评价客户类别。第一个层级分析是客户动态购买情况———客户级别。将客户进行等级划分，如根据客户持有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值，将客户划分为普通客户、中端客户和高端客户。在后期客户维护过程中，将客户需求与企业产品和服务进行匹配推送，以期达到企业产品或服务全覆盖。第二个层级分析是客户动态反馈情况———客户类别。将客户进行类别划分，如潜在客户、普通客户和忠诚客户。运用社交媒介在与客户互动沟通过程中，营销人员记录聊天信息或以营销工具评价信息来获取客户动态反馈意见，及时根据反馈情况为客户排忧解难，积极引导客户从潜在客户转换为忠诚客户就是精准营销成功的范例，企业获得新的客户，而客户将会获得更好更优惠的产品和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实现双赢。

（三）根据客户消费需求，部署精准营销方案

通过对客户信息分析，能够评估企业为客户提品和服务的机会，通过对数据精准分析，能够评估企业服务客户能力与水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进行需求匹配，生成重点营销名单，确定针对每个客户营销方案并执行所有营销方案，达到快速部署精准营销方案的目标，以验证产品和服务与客户需求的匹配度，完成精准营销方案效果检验，寻求精准营销改进方案，以应对客户快速变化的消费需求。

三、基于社交媒介运营模式的精准营销

现今，尽管各种各样的“互联网+”APP应用能带给客户方便快捷的生活和工作，但是社交媒介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一般的APP应用。基于社交媒介的运营模式，可以对不同客户进行划分，实现快速的客户识别和精准营销。社交媒介让原本没有关联性的手机号码、昵称、邮箱地址、性别、姓名等孤立的数据能够关联起来，将各个信息“孤岛”连成一片“大陆”，这就具备了建立客户信息分析库的基础，基于社交媒介形成的沟通记录，也会形成客户信息的一部分，现实生活的人会形成虚拟世界的人，社交媒介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进行识别，企业则可通过这些数据第一时间为其进行专门业务指引，为客户带来更专业的服务和更精准的营销。对此，笔者将实施精准营销技术路线图结合社交媒介运营模式进行改进如图2所示。

（一）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客户定位

社交媒介运营要将客户定位于强关系、个性化、小范围三个方面。一是强关系要求与客户的沟通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增长与客户沟通的互动时间，增加与客户的情感强度和亲密程度，与客户形成一种稳定深厚的社会关系，做社交媒介运营离不开持续服务，不只是推送内容就完事，定位于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二是个性化要求对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开发更具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三是小范围要求为更好地做大范围，原来的客户数量少，客户群体小，有利于做好产品和服务的口碑，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扩大精准营销范围。

（二）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客户粉丝

如果说传统营销是单纯吃饭，那么社交媒介营销则可以是做小吃也可以是做正餐，而精准营销则在于做正餐，社交媒介信息到达率是百分百的，信息打开率则有赖于内容少而精地推送，让客户每天都可以吃到正餐，需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的好内容，将客户经营成为粉丝，那么就可以给粉丝创造互动内容，通过生动有趣且粉丝感兴趣的内容进一步拉近企业-客户-粉丝的关系。同时，通过借鉴传统的CRM客户关系管理，依托社交媒介的特点，运行人性化的CRM客户关系管理，营销人员可以每天实时收集粉丝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反馈内容，并定期整理登记粉丝信息，形成下一步营销方案素材。

（三）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客户互动

传统的营销模式都在强调要和客户互动，要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但仅仅依靠线下问卷调查或现场访谈则费时费力，线上问卷调查或电话访问又比较繁乱且缺乏有效性，对于大范围客户来说，企业成本相当大，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而社交媒介运营背景下，可以让营销人员有了一个直接与客户对话的渠道，只要添加了好友，每天都可以沟通，一个聊天窗口就是一份与客户的互动，找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客户的共同兴趣点，持续输出符合客户粉丝口味的互动内容，让客户不知不觉融入企业文化，让营销人员成为客户粉丝的“朋友”。当然社交媒介运营要理性去营销，配合好官方工作实现多方共赢，同样也可以形成下一步营销方案的有力素材。

（四）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技术可能性

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网络技术正凭借其强大优势推动着媒介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一方面是后端技术支持。社交媒介后台具有客户分类管理功能，支持将留存与客户沟通互动过程的记录留痕，便于企业聚合分析客户关注的产品和服务，实时修正客户的兴趣爱好，使客户信息更加精准化，信息分析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是前端技术支持。移动互联网技术促使社交媒介实现了绑定移动设备，人走到哪，沟通互动到哪，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客户有需求，沟通服务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前端营销工具可以通过开发小插件小组件小程序来深度互动，将大问卷长问卷拆解成小问题短答题，让接受信息的客户忽略营销人员正在进行客户需求调查与采集过程，不会造成厌烦情绪，社交媒介可以做到真正互动、悄然无声服务，培养客户通过社交媒介聊天完成客户服务的过程，也就是技术深度融合营销的结果，当然如果客户觉得推送的某一前端营销工具与其兴趣点不相关，那客户完全可删除，以后就不会再收到此类信息，而营销人员同样可以推送另一款前端营销工具。

（五）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线上线下推广

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现在很多活动的推广都有两种方式—线上活动推广和线下活动推广。线上推广的主要形式非常多，其本质就是为了获取客户流量，同样社交媒介运营的线下线上推广是多种社交平台的综合使用，也是为了获取客户流量。但社交媒介线上推广具有成本低的优势，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当然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为此，社交媒介要把握线上推广的核心：情感在任何社交媒介营销中都是根本。社交媒介上的客户不能拿来随便群发信息，要想有线上推广营销效果，就得要懂得付出，让合适的社交媒介找到与客户沟通的切入点，即使前期客户数量少，如果线上推广营销做得好，加上更加精准的线上推广，自然而然效果就会显现，后期客户数量就会快速增长，形成良性互动循环。总之，精准营销让信息使用精确化、信息分析专业化成为可能，基于社交媒介运营的精准营销模式本质是回归客户，以客户为中心，从强关系、个性化、小范围来确定服务客户目标，与客户建立粉丝关系，持续输出高品质互动内容，依靠所有技术可能性，对客户行为进行深度分析，不断优化动态市场营销决策，进行线上线下精准推广，从而提高营销效率和客户忠诚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邵丹丹.中国银行舟山市分行信用卡精准营销策略研究[D/OL].浙江工商大学，2019.

[2]曹刚.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策略研究[D/OL].北京邮电大学，2019[2021–06–13].

[3]郑镇宁.“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初创企业精准营销模型构建[J].会计师，2018（24）：59–60.

[4]张莉.新媒体背景下W品牌网络直播营销策略研究[D/OL].上海外国语大学，2021.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2

一家中等规模的百货商场，通过视频监控记录下商场各个区域的客流人数，从而评估每天各个时段客流的在店时长，进而结合销售记录数据估算出客流中带有明确购买目标的“搜索型”顾客和无明确购买目标的“浏览型”顾客的比例，从而为之设计针对性的营销手段和服务措施。这一实践中所涉及的数据量，从技术视角上看并不算庞大，但该商场对多源数据的整合和开发，不失为基于大数据管理的一种典型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管理视角上，大数据既不是一种技术，也不是一种应用系统，而更应该是一种立足于企业内外部数据融合以提升管理效率、开拓价值创造模式的管理思维。建立这种面向大数据的管理思维，其基础是业务流程信息资源的高度集成化，以及信息创造和传播形式的高度社会化。

所以，企业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焦点，在于业务流程信息与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全方位融合。以ERP为代表的企业系统应用推动业务流程信息资源从分割走向集成，日渐兴起的企业内外部社交媒体则推动信息的创造和传播形式从通道式/平台式走向社交式，二者的融合将成为企业大数据的核心特征。由此看来，未来的“大数据企业”，则代表着建立在这种融合基础上的新型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模式。

驾驭企业内部大数据

企业内部数据包括两个主要维度：一是与业务功能及流程紧密相关的数据，如库存信息、物料需求信息、生产计划信息、采购信息等，可统称为业务流程信息；二是企业内员工及各种管理系统在其日常工作及活动中所创造、记录、交换和积累的信息，例如员工间的交流记录、工作心得、经验分享、活动新闻等，可统称为知识及沟通信息，知识及沟通信息高度松散且非结构化，但可能蕴藏着企业的重大潜在价值。

这两个数据维度的发展和融合，催生出了企业内部大数据。如图1所示，在传统的企业组织中，业务流程信息分散地存在于一个个孤立的业务系统中。在过去二十余年的企业信息化进程之中，一个主要的方向是业务流程信息从分割走向集成。从库存管理系统、物料需求计划 （MRP） 发展到企业资源计划 （ERP），分散的业务信息被集成于企业系统之中，从而实现面向业务流程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并在此基础上借助跨部门的协同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和决策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近年来逐步兴起的企业内社交媒体应用，推动着企业内部数据环境在知识及沟通信息维度上的重大变革。在传统企业组织中，知识及沟通信息借助于通道式或平台式的媒体产生和传播。在通道式的媒体上（例如email），所有的人都可以发信息，但信息的发送对象是明确的、有限的；在平台式的媒体上（例如企业内的新闻网站），信息是开放的，但只有专门的人员才能信息。在企业内社交媒体中，这两种形式被整合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可以和分享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开放的、可定制、可再分享的。在这样的应用环境中，跨部门、跨层级的社交联系成为可能，并使得企业能够更为敏锐地应对变化的环境，以即兴式的团队组织来捕捉发展机遇。这种转变带来了三方面的价值：企业知识的有效共享和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对企业内协同创新的有效支持和促进。

进一步而言，当集成化的业务信息与社交化的知识沟通信息相融合，便带来了企业内部大数据。在集成化企业系统、内部社交媒体以及深度数据分析技术的共同支撑下，杰克・韦尔奇所畅想的“无边界组织”在新兴环境下成为可能，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部门边界、层级边界被紧密的业务联系和广泛的社交联系所弱化，结构化的业务流程信息与非结构化的知识及管理活动信息被多维度融合的深度数据分析能力连接在一起，从而使企业真正具有驾驭内部大数据的能力。

从另一种角度上看来，业务资源整合使得企业信息资源的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企业内的信息创造和传播从集中走向分散，二者相辅相成，使得优化控制与灵活创新的并存成为可能（见图2）。基于业务流程与社交媒体的融合而展开的深度数据分析，将为企业的决策优化、协同创新以及灵活应变开辟广阔的空间。

驾驭企业外部大数据

在企业外部的视角上，数据资源也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与上下游交易直接相关的供应链信息，如交易报价信息、订单信息、上下游企业库存及生产能力信息等；二是市场及社会环境信息，如原材料价格走势、市场需求及消费者偏好信息、顾客服务及满意度信息等。

企业外部大数据的基本特征，也正是在这两个维度的发展之中呈现出来的。如图 3所示，在传统的商务活动形式下，上下游企业的业务系统相互独立，交易伙伴借助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手段以实现上下游信息交换，企业通过市场调研等方式了解消费者，获取市场及社会环境信息。组织间信息系统的发展带来了供应链信息的集成。通过将合作伙伴的信息系统进行对接，或是借助于电子市场平台实现企业信息系统的相互连接，上下游企业的业务信息能够通过标准化的接口自动交换，从而使得企业能够在较为充分地掌握上下游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业务决策，实现交易伙伴之间的协同优化。

在市场及社会环境信息的维度上，信息的创造和传播形态同样经历了从通道式/平台式媒体向社交媒体的转变。公众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为社会化商务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初期的社会化商务包括作为对外沟通渠道的企业邮箱、博客、微博或即时通讯等，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企业形象、提供客户服务。随之发展而来的社会化营销，则注重在社交网络中通过与顾客及其他商务伙伴的沟通和互动，进而通过实时化、精确化的市场洞察以获取商业机会、开拓市场、把握创新机遇。此外，基于社交媒体的众包、众筹与众创，也日益成为社会化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供应链信息集成与社会化商务信息的融合，构成企业外部大数据的核心特征。来自于社交媒体信息源的市场环境信息与来自于组织间信息系统的供应链信息相结合，借助于深度数据分析技术实现面向企业商务网络的预测与优化，并支撑起实时化、精确化、个性化的消费者洞察与敏捷响应，在此基础上为基于网络协同及社会化商务的模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从而，对外部大数据的管理和驾驭，也将成为现代企业在网络化的商务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获取经营优势的关键途径。

成为“大数据企业”

基于以上分析，企业内部大数据的焦点，在于业务流程信息与知识及沟通信息的融合；企业外部大数据的焦点，在于供应链信息与市场及社会环境信息的融合。进而，大数据时代企业组织的基本内涵，在于内部大数据与外部大数据的全方位融合。如图 4所示，大数据企业立足于内外部业务与社交媒体数据的集成交汇。

业务流程数据主要来源于以ERP为代表的企业系统，涵盖了产品、物料、采购、生产、销售、财务等与企业生产及服务提供过程紧密相关的数据；商务交易数据来源于以供应链管理系统 （SC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CRM）、电子化交易系统为代表的组织间信息系统，涵盖了供应商、客户、订单、物流等与外部交易活动紧密相关的信息；内部社交媒体数据包括了企业员工在内部博客、微博、Wiki、内容分享平台、群体化即时通讯工具等应用中创造和传播的信息，以及企业在办公自动化系统等交流协作平台上所记录积累的数据，涵盖并反映了员工的知识、建言、创意、心态、氛围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信息；外部社交媒体数据主要来源于公众社交媒体，包括企业博客、企业微博/微信服务号、品牌社区等各种形式，所涵盖的信息内容包括市场环境、需求信号、全生命周期顾客行为、个性化偏好、营销互动记录等。

在这四大类型的数据之间，致力于大数据管理的企业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发展策略。其一是以社交媒体与业务数据的融合为主导，以期通过敏捷响应快速发现并应对内外部环境中的变化和机遇。在这种策略下，面向高速数据流的实时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将成为大数据管理的主要支撑手段。

第二种策略是以内外部数据融合为主导，以期通过全面汇集内外部信息，对中长期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预判，从而实现高度优化的业务决策，并通过对信息环境的掌控，获取企业网络生态系统中的领导地位。在这种策略下，大规模多源异构数据的采集、清洗和整合方法，将成为大数据管理的核心支撑。

如何挖掘企业大数据的价值

企业大数据的价值开发高度依赖于深度数据分析能力。从内外部融合的视角上看来，企业大数据分析包括三个基本维度，即内容、关系和时空。

内容维度指的是数据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内容。例如，G公司是一家大型电信服务商，其内部建设实施了一套“班组博客”系统。在这个内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司中的3000多个工作团队都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用于和交流工作经验、生活体验等方面的内容。经过数年的发展，整个博客系统中积累了博文700多万篇，评论超过1500万条，并保持着每月15万篇以上的博文发表数量，年阅读量超过1000万篇次。对于这一平台所积累的大量数据的价值开发，首先体现在对其信息内容的提炼上。平台上与工作相关的博文内容，如客服案例、经验分享等，经自动筛选分类、主题识别、关键词索引之后，被构建成企业知识库，为业务及管理工作提供快速有效的知识支撑，同时成为员工培训和自学的有力工具。而大量与工作无关的博文和评论内容，包括生活常识、娱乐信息、心情表达、心灵鸡汤等，在智能化的分类整理之后，也成为了该公司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情景，支撑着企业中活跃的氛围，强化了员工的文化认同。

关系维度指的是数据及其所指代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在G公司的班组博客中，员工的发表、阅读、评论、回复、关注等行为详尽地反映了其相互之间密集而持续的联系，而这些联系毫无遗漏地被记录在平台的数据库之中。通过对这些关系结构的深度分析和挖掘，G公司获得了对员工及团队的影响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更为准确而深入的评估手段。进一步而言，博客平台的行为记录数据与业务系统中的事务处理记录数据，以及员工及团队的绩效表现数据，也能够被有效地关联起来，从而使得管理者拥有强有力的工具，帮助其发现和理解员工的行为特质、工作表现、业务能力之间的潜在关联，进而实现良性优化的人员配置和人才培养。

时空维度指的是数据生成及传播的位置以及数据随时间演变的模式。对G公司而言，其数以千计的业务场所分散在众多城市的不同地点，因此，数据中的位置信息对于虚拟化的团队协同而言具有直接的意义。此外，位置信息也包括了数据在组织功能结构和层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同时，在G公司的班组博客中，对特点话题时间演变规律的分析，也为管理者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其中对企业重要活动、运营理念相关信息在班组博客中的传播演变模式的跟踪，有效地揭示了员工对管理理念的认知、态度和接受过程。

更深入的价值开发来自于上述三个维度的交叉综合。例如，内容维度与关系维度的结合，使得G公司能够识别员工的兴趣偏好、社交特质、工作性质以及工作表现之间的匹配关系，也能够更为准确地发现那些分散在不同的员工手中、但具有重要潜在影响力的经验、创意以及机遇信号。内容维度、关系维度与时空维度的结合，使得企业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不同的员工特质、知识技能、团队特性、热点偏好在整个组织中的分布，以及这些结构随时间演变的过程和趋势，从而更为有效地调度和配置这些资源。

这些维度上的分析需求，主要需要三方面的数据分析技术予以支撑。第一类是全局视图技术。对于管理者而言，对大数据内容全局状况的把握，往往是开发大数据价值的一个基本需求。然而大数据的体量和结构复杂性往往远远超出人类认知的信息承载能力。因此，有效的技术应当能够在大量数据中提取出一个足够小的集合以呈现给管理者，并使得这个小集合能够充分地代表数据全局。例如，在G公司的博客平台上，一种“代表性博文提取”技术能够在每天所出现的数以千计的博文中自动选择出10篇。这10篇博文在很大程度上全面代表了当天所出现的数千篇文章，既充分反映热点，也不能忽略冷门信号，从而使得管理者能够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来了解全局。第二类支撑技术是关联发现技术，其目标在于敏锐识别数据间的联系。例如，当G公司试图整合博客平台、业务系统、人力资源系统中的数据以全方位分析员工、团队特质以及绩效信息时，大量的数据属性之间所构成的复杂潜在关联网络，就需要强有力的关联发现技术来加以处理。第三类支撑技术是动态跟踪技术，即实时化的流数据分析处理、快速增量数据分析。三方面技术都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但尚未全面成熟，有待于学界和业界的持续努力和探索。

结束语

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业务资源集成与社交媒体相融合的过程，是一个“信息去中心化”的过程。信息资源的创造和管理，从以往以经营和运作为核心的中心化模式，转化为以分散创造、自由传播、灵活汇聚为特征的众创模式。另一方面，内外部数据融合的过程，是一个“信息去边界化”的过程。企业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以及企业与市场环境的信息，以日益多样化、实时化的方式实现。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3

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独特的传播特性使得利用其平台上的文本来研究舆情具备了合理性与可行性，这是成为拓展国际涉华舆情研究的重要机遇。

首先，伴随Web2.0技术的精进，近年来社交媒体用户数量持续增加，从而使社交媒体上累积了大量有待挖掘与阐释的原始数据。其次，社交媒体数据成为观察分析普通网民态度及行为的宝贵资料。社交媒体准入门槛低，其用户身份的草根特征突出，这对国际涉华舆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社交媒体上的数据或由用户独立生产，或因用户间的互动而产生。此类人类原创数据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附属产品，因此非常适于观察人类行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生成的内容，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用户的态度、情感及行为特征，其中不乏用户对自己关心或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所表达的态度与意见。上述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使其成为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新阵地。以往的涉华国际舆情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对国际传统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研究。虽然国际主流媒体在引导涉华舆论方面作用突出，但主流媒体上的涉华舆情并不等同于各国民众对中国实际持有的态度。二是采用民意调查方法研究涉华舆情。这一方法成本高、耗时长，特别是对国际舆情研究而言，跨国的民意调查实施难度更大。与这两种方法相比，依据社交媒体文本来研究国际涉华舆情既易于操作，又降低了研究成本，也可保证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可控性。

二、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研究面临的挑战

虽然社交媒体崭新的传播特性为国际涉华舆情研究提供了机遇，但在研究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这主要体现在：

1. 如何理解社交媒体新的传播特性

社交媒体独特的传播特性，诸如海量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等，使得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研究者亟需回答一个问题：社交媒体上的涉华国际舆情与传统主流媒体相比有何不同？正如传播技术研究先驱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指出的，新媒介的优势即在于其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①。就涉华国际舆情研究而言，应在充分理解社交媒体对网民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影响的前提下，修正或重新阐释原有传统媒体和传统互联网涉华舆情研究的概念及理论，补充新概念及理论。并且通过深入探索社交媒体上传统媒体、新媒体、民众、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总结涉华国际舆情特征、生成机制与规律，最终解答社交媒体涉华舆情与传统媒体及传统互联网上的涉华舆情有何不同。

2. 如何处理海量数据

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体量巨大，并且原始数据缺乏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极大增加了数据抓取与处理的成本和难度，对主要依靠人工进行内容与文本分析的传统涉华舆情研究而言，这亦是极大挑战。

社交媒体为涉华国际舆情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均使得创新社交媒体舆情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显得至关重要。若能在研究中发现社交媒体涉华舆情生成机制的新特征，特别是社交媒体新的传播特性对涉华国际舆情生成与扩散的影响，是该研究领域实现突破创新的关键。在未来的研究中，该研究领域存在以下几种深化拓展研究发现的可能性路径。

三、拓展未来研究的路径

1. 社交媒体关联网络研究

与传统媒体文本相比，社交媒体文本中蕴涵着更为丰富的各类关系数据，特别是用户个体特征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社交媒体最大的意义即在于便于观察到用户的各类社会关联网络。舆情是一种“社会合意”（ social con-census），本身即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结果，受到人类社会生活特征的影响。“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新性，就在于认识到舆论的形成是一个社会传播过程。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不仅记录了网民的言语，还记录了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及社会交往。通过对社交媒体数据的分析，可观察到在这一新的传播平台上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的特征，进而探索这一新型社会关系对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的影响。

比如，研究者瓦戈（Chris Vargo）等人注意到，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上注册者身份多元，包括个人、企业和各类媒体。之前的大多数媒介效果研究都是对媒体单独实施内容分析，而微博则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对民众和媒体同时进行分析。不仅如此，微博上的媒介组织间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其政治倾向、舆论影响力等各不相同。同时，微博个人用户的政治立场、媒介使用行为等也会不同。如此，微博平台就提供了同时观察个人与媒体行为的良机。正是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上述特征，瓦戈等人认为，对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研究有可能从以下两方面深化现有的“议程设置”研究。首先，是“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研究。“议程融合”研究认为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能够主动选择使用不同的媒体，受众对被设置事件及其属性的价值判断也会不同。很显然，受众会将来自各类媒体的议程融合起来。其次，是“关联议程设置”研究（Network Agenda Setting）。正因为微博上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媒体与受众，因此社交媒介上的“议程设置”研究也由“一级议程设置”研究（研究事件是如何被设置的）和“二级议程设置”研究（研究事件中的属性是如何被设置的）转向“关联议程设置”研究，即探究媒介如何建构受众对事件间关联重要性的认知②。

瓦戈等人的研究对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微博平台上可同时观察到个人用户与媒体的行为特征，这便于对二者之间议程的关联进行分析。第二，Twitter上并无标注个人用户的政治倾向，但是研究者利用用户发帖中涉及到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海量信息，结合词汇情感分析工具，进行情感分析，最终按支持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而将微博用户的政治倾向进行了分类。第三，Twitter上的媒介、事件与个人用户的信息量巨大，这便于进行媒介设置受众对事件关联认知效果，即“关联议程设置”的研究。瓦戈的研究路径揭示出了研究社交媒体舆情生成复杂性的可能，研究者可以根据政治倾向、舆论影响力等维度，细分社交媒体上各类舆情行为体的特征，并找寻他们之间在舆情生成传播过程中的关联，这将有助于把社交媒体舆情研究推向深入。

2. 深化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研究

重视社交媒体关联网络研究，将有助于探索社交媒体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比如，由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在微博上即时信息，因此微博平台有利于观察两类媒体在设置议程过程中的关系。纽曼（W. Russell Neuman）等学者依据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假设，选取美国政治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大数据，试图回答Twitter上究竟由“谁来设置议程”，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研究发现，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在Twitter上发起的政治讨论间的关系概括为互动最为合适。这两种媒体各有自身独特的对当天发生事件的回应方式，彼此间又形成对事件动态的互动式回应。因此，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议程与社交媒体议程之间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机制。也有国内学者选取国际社交媒体，通过内容分析研究其涉华舆情现状及传播特征。研究探索了社交媒体上的媒体关系网络，即媒体间的议程设置作用，发现：社交媒体对中国报道框架与传统媒体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以转载西方国际主流媒体为主，英美发达国家基本垄断国际自媒体上的涉华信息流，并且，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③。

作为即时互动平台，在微博上可以观察到舆情生成过程中的多方行为体，包括各类媒体、组织、个人的话语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社交媒体构筑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的关联网络。因此，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数据开展一定时间跨度的舆情生成机制研究，挖掘上述各类行为体在发起公共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当前的网络舆情研究，弥补静态研究片段化的不足。

3. 人机结合处理海量数据

传统涉华国际舆情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在社交媒体舆情研究中，单纯依赖人工对网络内容实施分析存在困难，传统人工分析需与新的信息处理技术相结合。分析大量信息往往需要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这对社交媒体舆情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提出要求。比如，融合算法技术与传统人工分析，包括语言或话语分析、语料库建设等。社交媒体的某些表层特征可以借助计算机辅助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但是，计算机技术只能进行初步的表层分析，研究者应意识到计算机无法像人类编码员那样理解人类语言的丰富、复杂和微妙，因此社交媒体内容中的社会文化内涵则要借助人工分析来实现。研究者应时刻谨慎，语言的意义是在语境中生成的，而将语言简化为某些模式，可能会产生问题。

社交媒体的新型传播特征为涉华国际舆情生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观察舆情各方行为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如何结成关联网络，形成公共话语交锋。但是，学者也应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及其对研究提出的挑战保持清醒认识。有学者提出，社交媒体上的海量数据对数据的抓取、分析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使得社交媒体的大数据研究，可能会出现以数据为导向而非以理论为导向的倾向。比如，将传播学中的已有概念，比如议题或话语简化为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标签或帖子转发的简单统计④。

不仅如此，如何在内容分析中测量社交媒体的某些技术功能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比如，有研究利用记者在Twitter上自己微博中对他人帖子的转发行为测量其将读者带入新闻生产把关过程中的意愿⑤。这反映出研究者在研究中可能存在削足适履的倾向，不是从经验现实及其社会后果的实际意义出发，而是急于让经验现实适合于已有的理论阐释，反而妨碍了现有研究的理论提升。其次，在理解社交媒体传播特性的基础上理解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数据。研究者需认识到社交媒体大数据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平台特性，因此在将线上涉华国际舆情研究的结论延伸到线下时要十分谨慎。

（本文受2014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编号2014M560349，同时受2013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B13023）和2014年度上海学校德育研究课题资助，还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注释

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倾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②Vargo， C.， Guo， L.， McCombs， M. & Shaw， D.（2014）. Network issue agenda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296-316.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4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4-0073-04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迅速普及，手机与移动互联网呈现移动化、碎片化、多源化、即时化、多媒体化等特征。它们的出现已经使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改变促使传统媒体向移动新媒体方向转变。

迄今为止，大部分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移动化发展路线，部分传统媒体简单地认为将互联网内容搬进移动设备即为媒体移动化。然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较量不仅仅在于看谁的内容最佳，谁最懂媒体制作，谁的成本最低，还要看谁能将传统的内容资源无限细分地占据受众的所有空间、时间和感官，传媒的竞争已由内容转向了移动终端[1]。终端化是媒体移动化的最终形态，指将传统媒体的内容、分发形式、交互方式、盈利模式进行整合，并集成社交网络，结合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组成有高度用户黏性的移动智能终端产品。

1 媒体移动化发展历程

1.1 彩信与手机报

2000―2005年期间，我国在移动通信方面处在基础建设期，移动电话逐渐普及，但移动互联网服务尚未开展，手机几乎只用于通讯，移动运营商的定位仅停留在通信服务的层次上。这一阶段后期，随着移动通信进入2G时代，移动互联网开始投入使用，出现了以WAP技术为主的互联网移动化，彩信开始流行。手机的媒介功能和特性开始被逐步认识，各种新兴的有代表性的手机媒体陆续出现[2]，其中最典型的是手机报，这是最早出现在移动端的具有订阅功能的多媒体信息。

手机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局限性较大：用户使用成本高，信息源有限且信息量小。这一阶段的移动媒体还不存在终端化现象，技术上归于订阅式推送服务，与使用何种软、硬件终端无关。

1.2 2.5G与WAP

2006―2008年期间，2.5G（GPRS）技术普及，移动上网速度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高性能、智能化多媒体终端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2007年苹果的iPhone。从此之后，移动端的可操作性得到大幅提升，手机可以部分完成以前只能在电脑上完成的工作。此时，少数互联网企业将自己旗下高用户量的PC应用移植到手机上，从而开始了国内的移动终端化进程。

这一阶段，传统媒体与移动技术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化，部级媒体开始涉足移动传媒领域，移动运营商大力推广内容服务。然而，此阶段的发展仅仅是将互联网搬进了移动设备，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移动终端化。

1.3 智能终端、社交性集成、App

2009年之后，移动技术领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首先是2.75G（EDGE）、3G网络的引入及Wi-fi的普及，移动网络速度大幅提升，使用成本明显下降，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激增。据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数据服务提供商之一的TalkingData在2015年1月的《2014移动互联网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0.6亿。其次是智能设备的普及，根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2015年1月的2014年国内手机销量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达4.52亿部，我国也成为智能手机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社交性”是一个与社会化媒体密切相关的概念。实际上，今天互联网上的应用，除了各类基于 Web 模式的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外，其他应用或多或少具有社会化媒体的属性[3]，如微博、微信等。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推出开放平台，与提供内容的传统媒体合作，以此来争夺流量；而提供内容的媒体也可以依靠社交网络获得更多用户。随着开放、聚合App的推出，媒体移动终端化正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1.4 多端融合、大数据与物联网

2013年以来，多种硬件终端互动与同步技术迅速崛起，常见的如手机、平板与PC，手机与电视之间的信息互动。从更广阔的应用范围来看，任何智能设备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互联、同步和互操作，设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为了实现多终端融合下的信息互通，需要依靠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概念是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都会产生巨大的数据信息量，通过记录和分析这些看似毫不相关，但却隐藏千丝万缕联系的数据，人们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只需一个身份记录，所有与该身份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快速获取。利用大数据，可以分析用户的喜好，还可以预测用户的行为。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出现，各种终端可以做到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交互，人与物世界的联接[4]。拥有物联网技术的设备能够对人体动态和周围环境进行感知，并获取相关数据，从而为实现更加人性化的功能提供前提，例如使用手机、手表、眼镜监测人的健康情况，提供增强现实功能等。

在新技术的带动下，传统媒体的定位应该是信息、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在一个数字媒体平台上向社会提供其需要的信息与服务[5]。传统媒体只有紧随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潮流，才能更好地面对媒体大融合的考验。

2 媒体移动终端化的技术形态

终端化相对于网络页面（Web）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它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每一个软件终端只完成某方面功能，这样就加强了服务深度和专业性，提升了用户黏度。其次，终端化能够提供各种交互功能和视觉设计，满足用户对应用的高要求。再次，终端化能够与企业盈利手段进行集成，有利于企业电子商务化，同时也给用户提供安全、快捷的消费环境。针对现有的移动终端发展情况，本文将媒体移动终端化的技术形态分为以下三种。

2.1 社交开放平台终端化

开放平台从软件角度来看是指软件系统设计一些对外的应用接口（Open API）提供给第三方开发者。当开发者拥有接口后，可以为这个开放平台开发各种应用，例如游戏、插件、工具等。同时，开发者的应用可以通过这些接口与开放平台进行深度的信息交互（即共享开放平台的用户数据），从而能够实现开放平台本身没有的功能。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开放平台不仅是对应用开发者的开放，也是对所有公众媒体和自媒体的开放。媒体用户可以依托开放平台实施内容、用户互动、商业运作等各种业务。现在国内最大的四个开放平台分别是腾讯QQ空间、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云，其中腾讯与新浪以社交为主，百度以资源搜索和共享为主。除此之外，阿里巴巴有着最大的电商开放平台。

现有社交开放平台均有移动客户端，例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传统媒体加入开放平台后，可以借用平台的终端App，以非常低的成本实施移动终端化，本文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为例进行分析。新浪微博除了普通用户外，还有经过认证的大V用户。大V用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传统媒体可以申请为机构大V用户，普通用户就可以直接以关注方式浏览媒体内容（如图1所示）。由于微博有字数限制，传统媒体往往以摘要加链接（或是贴图）的形式提供阅读路径。

图1 人民日报在微博手机端的显示

腾讯微信本质上是一款即时通讯软件，提供一种称为公众账户的特殊账户，与微博中的大V账户相似。传统媒体可以注册成公众账户，普通用户添加公众账户为好友后，能收到公众账户的推送信息（如图2所示）。微信采用关注与信息发送的形式，其消息没有字数限制，并且可以发送链接、图片和视频等，还可以在微信内部浏览网页，并集成支付和电商功能，就形式而言，比新浪微博更加强大。

图2 人民日报在微信手机端的显示

基于社交开放平台的终端化具有极强的交互性，用户能够直接与内容提供者进行互动，例如采用评论、留言、发送即时消息（Instant Message，IM）等，形式上不仅限于文字，还可以是图片、语音。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社交平台还引入了平台游戏和会员功能。传统媒体可以通过这些附加功能完成与用户的深度互动，通过游戏奖励和会员积分功能增加用户黏度，同时挖掘具有高附加值的客户，为媒体自身的增值业务打下用户基础。

2.2 聚合终端化

聚合类应用是将某一领域的信息以及关注该领域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的应用，例如网易云阅读、豆瓣电影、豆果美食等。这些应用往往只关注某一个领域，例如阅读、时尚、美食，能够提供该领域多源化、个性化、专业化信息以及一定的社交功能。聚合类应用的基本形式是将不同媒体中的内容进行精选、整合，再推送给用户。同时用户之间也能够依照兴趣进行互动，完成基本的社交功能。

聚合终端中的内容可以来自应用本身或由各个合作媒体提供（可以是收费内容），用户可以订阅自己喜爱的内容。这里以网易云阅读（如图3和图4）为例进行分析，该应用本身无原创内容，它作为一个开放聚合平台，与众多媒体和企业合作，将它们的内容以订阅源（或是试用）的形式供用户选择。聚合类应用发展的方向是能够在应用内购买媒体内容或服务，媒体可以直接出版电子书籍或学习资料，让用户付费使用。聚合类应用支持一定的交互，比如收藏、分享、评论、私信等，但基本上仅限于App用户间，不能与内容提供者进行互动。

图3 网易云阅读的订阅源分类

图4 网易云阅读的订阅页面

2.3 应用（App）终端化

将媒体内容和服务直接放置在专用App中，供用户安装到移动设备上，这是终端化的最直接形态。传统媒体，尤其是专业媒体，可以将自己的内容直接以App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如网易新闻、汽车之家等。出版媒体还可以将一本书作为一个App产品进行发售。

3 传统媒体采用移动终端化技术形态的依据

传统媒体无论在技术层面或是经营层面相较于互联网企业都更加保守，因而需要更明确的标准来判断采用何种技术形态进行终端化。本文从交互性、位置服务、支付功能、社交性、成本和盈利性几个方面来分析以上三种终端化形态。

3.1 交互性需求

交互性需求包含用户对移动终端的可操作性即人机交互，以及用户和内容提供者的互动即人人交互。人机交互主要考量软件的设计，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下文中主要讨论人人交互部分。

基于社交开放平台的移动终端化（以下简称社交终端化）往往提供了用户与媒体的互动渠道，比如微博的@功能，微信的消息功能。这种交互性质类似于IM软件，无论对方是否在线，理论上对方都能够看到用户发过来的信息，这为信息互动创造了可能。聚合终端化采用订阅形式，内容的处理和展示均由应用开发者完成。这限制了用户直接与内容提供者之间的交互。应用终端化的开发者本身是内容提供者，所以在交互上能够进行非常自由的设定，例如设置专用的交互通道。这种终端化的交互性是最强的。

3.2 基于位置的服务、支付功能

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是通过移动基站和卫星定位实时获得用户位置信息，并提供与位置相关服务的一种功能。传统媒体在移动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媒体内容是否与位置信息有关，尤其是地域性较强的媒体。社交终端化具备完整的定位功能，且媒体可以调用用户的位置信息完成相关服务。聚合终端化一般也提供定位功能，但不会允许媒体获得用户的位置信息，故很难提供LBS服务。应用终端化可以自由设定是否提供完整的LBS功能。

快速、安全、简单的支付功能是移动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服务。社交终端化的支付功能一般是与某种支付平台合作，例如支付宝、财付通等。用户绑定银行卡后，可以购买该终端合作商户的服务或产品，这就为传统媒体开辟了一种参与移动电商的途径。例如腾讯微信的支付功能，合作媒体能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售卖产品与服务。聚合终端化也可以与支付平台合作，提供类似支付服务。应用终端化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提供支付服务。

3.3 社交服务

由于社交网络已经渗透进普通人的生活，任何应用在设计初期都需要考虑是否集成社交网络。社交终端化在这方面有先天优势，其本身就是社交网络的移动终端。聚合终端化的重心是内容，其社交功能仅限于用户间的交流，很难像社交平台一样提供多样性的社交应用。应用终端化的社交功能非常灵活，它可以通过App本身组建自己的社交网，也可以集成现有成熟的社交网。

3.4 实施成本与收益方式

传统媒体实施社交终端化和聚合终端化的成本非常低。其中社交平台不但不向内容商收费，还会从自身收入中给内容商一定的分成。传统媒体只需在开放平台注册账号并通过认证，即可内容。应用终端化因为需要自己开发和维护App，所以成本会高很多，而且有失败的风险。传统媒体在移动终端化中大致有以下三种盈利方式。

平台收益分成。这种方式适用于社交终端化和聚合终端化，平台提供者按照内容商提供内容的被访问量（或销售量）与内容商分享收益。如果平台本身是非盈利的或不存在盈利环节（如内容都是免费），则内容商可与平台商议价，由平台商支付内容费用。如果内容商提供的是收费内容，则平台商可以依照一定比例来获得销售收益。总体而言，内容商能够在议价中占有主导地位。

销售产品收益。这种方式对以上三种终端化形态都适用，它是以销售收费内容进行盈利的，例如书籍、视频等。其中，对于应用终端化而言，可以在App用户下载时进行收费。

广告收益。这种方式对以上三种终端化形态都适用。不过从用户体验考虑，如果广告出现方式不妥（如占用大块屏幕区域、推送过多等），或是广告内容不适当，会引起用户反感。对于应用终端化，一般是内容免费，但会在App中植入广告。对于社交和聚合终端化而言，广告收益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平台商作为广告者，获得的收益与内容商分成，分成的参考依据可以是内容商贡献给该平台的访问量（Page View，PV）。二为传统媒体直接将广告植入到内容中一起，从而绕过平台商，获得完整的广告收益。

表1是对三种终端化技术不同特征的比较，作为媒体移动终端化技术选择的参考。

表1 三种终端化特征比较

4 结 语

移动终端化是现代媒体进行移动化发展的最佳选择，传统的浏览器/服务器（B/S）架构并不适合移动设备。随着物联网技术加入到移动终端领域，未来的移动设备将会出现更多形态，可穿戴智能设备就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传统媒体需要在终端化选择上更加灵活，才能跟随时代共同发展。

注 释

[1]宋迪. 传媒变革时代的媒体移动化[J]. 中国传媒科技，2010（8）：22-24

[2]魏丽宏. 关于我国手机传媒产业发展的研究[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3]彭兰，苏涛. 2012：新媒体时代的升级[J]. 新闻战线， 2012（2）：13-15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5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12-0164-06

〔Abstract〕Information credibility assessment research in social media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ory，bu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 monitoring public opinion，social media search，social recommendation and so on.The paper firstly reviewed the researches at home and abroad about the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research，information credibility research，and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assessment research，and then pointe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assessment research of domestic social media，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 to it.

〔Key words〕social media；information；credibility；assessment；review

1 研究的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交媒体盛行，人人可做信息的制造者，制造的信息极为丰富。然而，在这丰富信息的背后，隐藏着漫天飞舞的谣言、病毒般传播的虚假照片和视频，这给人们幸福的生活、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隐患。为了遏制虚假不良信息传播，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信息可信度评估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社交媒体信息急需“鉴定师”和“测谎仪”。

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具体来说，学术价值表现在研究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并探讨虚假信息的生成机制、传播模式、治理措施，是对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完善。应用价值表现在研究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有助于社交媒体用户判断信息的可信性，营造诚信健康的互联网环境，也有助于提高社交媒体信息舆情监控、社交媒体信息引导、社交媒体搜索、社会化推荐等方面的效果。

2 社交媒体信息研究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通过Web2.0技术实现的一类支持用户自主创造和交换内容的媒体，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LinkedIn、Wiki、微博、微信、QQ、论坛、人人网等。自1973年Lipkin、Szpakowski和Felsenstein 3人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建立全球第一个公共电子公告牌系统 Community Memory后，BBS以及网络社区等早期的社交媒体开始映入人们的眼帘。《2015年全球社会化媒体、数字和移动业务数字统计趋势》报告表明：全球社交媒体活跃用户约占全球人口的29%。

2.1 国外研究

社交媒体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2005年左右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发文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在国际期刊中，发表社交媒体论文较多的要属《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近两年，关于社交媒体的国际会议主要有ASONAM、SMP、MISNC、SMAP、SCSM。国外学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2.1.1 社交媒体信息利用研究

社交媒体在商业领域、教育领域、公共管理领域等都有广泛的应用[1]。如在营销领域，利用社交媒体信息，可以获知消费者态度和行为[2]，可以获知客户交流和推荐对营销的影响[3-4]，可以获知社交媒体信息对营销管理功能的影响[5]。

2.1.2 社交媒体信息检索与信息推荐研究

侧重于社交媒体信息检索与信息推荐方法的研究。社交媒体信息的检索采用主题模型[6]、社会网络[7]、本体[8]等检索方法。比如，Hong和Davison（2010）使用标准主题模型进行社交媒体Twitter信息的检索。社交媒体信息的推荐采用内容推荐[9]、协同过滤[10]、时序推荐[11]、位置推荐[12]、社会化推荐[13]等方法。比如，Levandoski等（2012）提出位置感知推荐系统（LARS）[12]。

2.1.3 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研究

侧重于反映信息传播传播规律的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型的构建以及通过模型的构建对实际问题进行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如Galuba等（2010）通过研究1 500万URL在不同Twitter用户之间的300小时传播，提出了基于内容流行度、用户影响力和传播速度的线性阈值模型[14]。Adar和Adamic（2005）通过研究信息在博客中传播的模式和动力学特性，提出用传染病模型来描绘信息传播的机理[15]。Asur和Huberman（2010）采用来自的聊天数据通过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电影票房的收入[16]。

2.1.4 社交媒体用户隐私研究

在探讨社交媒体用户隐私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隐私保护方法。如Viswanath等（2010）首先研究Sybil防御的缺陷，在其基础上探讨了替代Sybil防御的方法[17]。Conti等（2011）采用FaceVPSN解决社交媒体用户隐私问题[18]。

2.2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的社交媒体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末，但从2005年后起关于社交媒体的论文才逐渐表现出增长态势。国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2.2.1 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①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式研究。如韩佳等（2013）提出了基于改进SIR的在线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模型[19]。姜景等（2015）构建表征谣言信息与辟谣信息传播机理的Lotka-Volterra竞争模型[20]。②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如阎俊（2015）探讨微博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加强微博内容管理、增强把关意识、提高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等对策[21]。③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效果研究。如陈远和袁艳红（2012）以新浪微博作为数据来源，把信息覆盖人数、评论数、转发数作为微博信息传播效果的量化指标，从纵横向两个角度研究新浪微博信息传播过程造成的效应[22]。

2.2.2 社交媒体舆情分析与监测研究

如张J等（2014）以打砸日系车系列突发公共事件为实例，探讨其在新浪微博和新浪新闻平台上舆情传播的特征与规律[23]。张瑜等（2015）对新浪微博热门话题“北京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下的微博进行了数据采集，将舆情演化划分为潜伏、成长、爆发、衰退、波动、死亡6个阶段，并对各阶段进行情感分析，为舆情治理提供了支持[24]。唐涛（2014）在分析网络舆情五要素的基础上，探讨移动互联网舆情的新特征，指出面临的新挑战，并从信息分析、信息筛选、信息引导等方面提出对策[25]。

2.2.3 社交媒体营销研究

如唐兴通（2012）的著作《社会化媒体营销大趋势：策略与方法》系统总结了社交媒体营销，并对众多社交媒体工具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具体的建议[26]。张淼（2014）提出了企业完善社交媒体营销策略的“9+3”模式[27]。刘晓燕和郑维雄（2015）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企业微博营销传播的效果[28]。

3 信息可信度研究

3.1 国外研究

信息可信度（Information Credibility）是指人们对信息可相信程度的认识。它由值得信赖（Trustworthiness）和专业性（Expertise）两个关键要素组成[29]。信息可信度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领域。Hovland和同事的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0]。信息可信度最初关注的是传播者的可信度。国外对传统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研究主要是从信源可信度、内容可信度、渠道可信度三方面展开的。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研究情况可归纳如下：

3.1.1 网络信息可信度评估的理论模型

主要有Fogg（2003）的P-I理论模型、Wathen和Burkell（2002）的评判模型、Sundar（2008）的MAIN Model、Hilligoss和Rieh（2008）的统一模型、Metzger（2007）的双处理模型以及Lucassen等（2013）的3S模型（修订版）。以上理论模型是由情境、用户特征、操作性、处理过程这些侧面的若干部分构建而成的。

3.1.2 网络信息可信度研究内容

主要有对网络新闻的可信度研究、对搜索引擎结果的可信度研究以及对维基百科内容的可信度研究。比如，Nagura等（2006）通过比较关于同一主题不同网页的相似度来计算每个网页的可信度[31]。Yamamoto和Tanaka（2011）利用用户可信度评判模型对网页搜索结果进行重新排序，以便从Web搜索结果的列表中用户可以更高效的找到可信的网页[32]。Adler等（2008）以文章长度、版本数量和基于贡献数量的作者声誉建立模型，计算出维基百科文章的可信度[33]。

3.1.3 网络信息可信度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法。比如，Olteanu等（2013）在调查网页的各种特征（文本内容、链接结构、网页设计等）的基础上，经过统计分析方法筛选出关键的特征，采用监督学习算法来推断网页内容的可信度[34]。与网络信息可信度有关的典型系统有日本的WISDOM和Honto？Search。

3.1.4 影响力较大的项目和国际会议

影响力较大的项目有互联网可信度研究（The Web Credibility Research）项目，影响力较大的国际会议有WICOW（Workshop on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on the Web）。

3.2 国内研究

1993年的《鉴别虚假信息五法》是国内发表的早期论文。2004年至今，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相对于国外较多研究评估算法和评估系统，国内研究重点在于定性分析上，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法等进行人工评估。国内研究内容主要有：

3.2.1 侧重于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

比如，龚思兰等（2013）针对评论信息的文本内容、长度、情感倾向、时效性、者、商家活动等特征，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大学生消费群体进行在线商品评论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35]。蒋洪梅（2013）运用理论分析辅以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宏观的社会系统、中观的政策法规、微观的媒介与受众3个视角分析网络新闻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36]。

3.2.2 侧重于信息可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比如，胡红亮（2013）按照信息源、信息加工、信息传播和信息应用等方面采用德尔菲专家调查法建立了学术著作可信度的基本评价模型[37]。潘勇和孔栋（2007）基于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视角，构建了电子商务网站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因素集，并建立灰色关联信用评估模型[38]。当然，也有少量基于机器学习的信息可信度自动化评估实验研究，比如，马伟瑜（2011）提出一种采用改进的PageRank算法评估网页信息可信度的方法[39]。

4 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

4.1 国外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较早。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相关研究随着BBS的出现随之展开，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目前可以说，研究处于繁荣期。国外研究情况可归纳如下：

4.1.1 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不实信息的判断识别。如Qazvinian等（2011）提取Twitter信息的文本特征、网络特征和微博元素特征，构建贝叶斯分类器甄别谣言[40]。Zhao等（2015）通过研究查询帖以便及早识别社交媒体谣言[41]。②话题新闻的可信度评估。如Castillo等（2011）选取了有关用户特征、文本特征、主题特征、信息传播特征，采用J48决策树评估Twitter中话题新闻的可信度[42]。

4.1.2 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主要有监督学习[43]，统计分析[44]，与可信信息来源的相似性比较[45-46]，社交网络的链接结构分析与主题模型的利用[47]等。它们主要采用自动评估，具体来说：①选取的特征：选取的特征主要是用户特征、文本特征、信息传播特征。比如，西班牙的Castillo和智利的Mendoza、Poblete（2011）选取用户特征（如注册时间、粉丝量、好友量），文本特征（如是否包含#标签、是否包含问号、Tweet中包含的URL数量、是否转发），主题特征（如带#标签Tweet的比例、Tweet数量、Tweet的平均长度、Tweet的平均情感分值、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的比例），以及信息传播特征（如传播树的深度），采用J48决策树评估Twitter信息的可信度[42]。②评估的方法：大多通过构建SVM分类器、Bayesian分类器、Decision Tree分类器等方法，并对结果进行分类，以达到评估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目的。上例Castillo等采用J48决策树构建分类器，并对结果进行分类，从而评估Twitter信息的可信度[42]。当然，也有通过对结果进行排序的实例，从而达到评估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目的。比如，Gupta和Kumaraguru（2012）采用Rank-SVM与PRF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可信度得分对Twitter信息进行排序[43]。

4.1.3 有较大影响的在研项目与系统

由欧盟资助七国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的PHEME项目研究的重点是社交媒体信息的真实性，该项目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Jacob Ratkiewicz等（2011）开发出可实时追踪Twitter上政治谣言的Truthy系统[48]。Gupta等（2014）、Lorek等（2015）分别开发出一款可自动评估推文可信度的工具TweetCred、TwitterBOT[49-50]。

4.2 国内研究

2007年《博客信息“可信度不亚于纽约时报”？》拉开了国内探讨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序幕。目前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主要有：

4.2.1 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

如刘雪艳和闫强（2013）探讨政府微博中的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51]。丁科芝（2015）从信息传播者、渠道、信息内容和用户基本信任观念4个方面构建社交网络可信度影响因素模型[52]。薛传业等（2015）从信息来源可信度、信息传播渠道可信度、信息内容可信度以及信息评论反馈多维度探讨了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53]。

4.2.2 构建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指标体系研究

它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法进行人工评估。屈文建和谢冬（2013）从站点层次、版块层次、主题层次、内容层次4方面，采用模糊综合信用评估模型对网络学术论坛信息可信度进行评估[54]。莫祖英等（2013）从微博信息量、信息内容质量、信息来源质量和信息利用情况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微博信息质量评估模型[55]。当然国内也有少量自动化评估的例子。比如，贺刚等（2013）引入关键词分布特征和时间差等新特征，基于SVM算法来预测新浪微博信息是否为谣言[56]。程亮等（2013）提出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及改进其激发函数，同时引入冲量项，对微博话题在传播过程中演变为谣言进行检测[57]。路同强（2015）采用半监督学习算法检测微博谣言，但不足之处在于未考虑信息的深层特征[58]。

4.3 存在的问题

对比国内外研究情况，可发现国内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4.3.1 研究内容

关于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研究，国内外目前以微博研究较多。与国外丰富的研究内容相比，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对影响因素以及特征的探讨上。

4.3.2 研究方法

国外定量研究较多，很多涉及自动化评估，而国内定性研究较多，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进行人工评估。

总之，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Twitter等英文社交媒体，其研究成果大多不能直接应用于中文社交媒体。尽管也有少量研究是面向中文社交媒体的，但研究成果零散，还缺乏系统性。另外，在特征选择上，选择范围面较窄，考虑社交媒体深层的隐含特征较少。

5 结 语

为了解决中文社交媒体的可信度评估问题，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59-63]，很有必要对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在参考国外信息可信度评估系统的基础上，很有必要研制开发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系统，实现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自动评估。在进行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评估要在对信息资源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类别采用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以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评估既要重视定性评估，也要重视定量评估，尤其是自动化评估。特别是在大数据环境下，应针对评估的实际需求，制定科学的评估方案，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构建适合评估工作需要的自动化评估系统。

3）评估指标、评估模型的选取以及参数的训练，既要考虑研究结果的精确度，又要考虑系统的运算时间。

4）评估模型构建后，不仅要进行实验室评估，还应进行实际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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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6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技术为发展基础的新型媒体也在逐年增加，如微信、QQ、微博以及论坛等社交网络现如今已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方式深入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新媒体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新媒体飞速传播，在给我国民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公共信息的监管工作带来挑战。因此，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利用新媒体这种新兴渠道更好地开展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的工作。为能够帮助我国更快摸索出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之中的应用，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外的新媒体领域现状，明确我国新媒体应用于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汲取国外先进经验，为我国新媒体应用于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提供参考。

1.新媒体的起源

新媒体是近些年在世界上兴起的一种新媒体形式，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媒体。新媒体主要通过二进制的方法对信息进行处理，借此满足客户交流的需求。新媒体主要存在的形式有社交媒体、数字媒体、移动媒体、网络电视及电子书，等。

1.1我国新媒体的起源

我国新媒体起源于1986年，我国专家从国外文献中正式了解到新媒体的概念，同时认识到新媒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国开始对新媒体领域进行研究。直到2000年，新媒体的研究工作才被我国大部分专家重视起来，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国开始出现了手机移动新媒体。2006年，我国正式开始对新媒体进行集中研究，此时，我国传统媒体开始受到新媒体影响，逐渐进行转型。2010年，我国广大专家对新媒体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运用新媒体报告了我国特大灾难事件汶川地震，同时开启了新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同时还对新媒体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应用做了大量研究。在那之后，新媒体正式成为我国引导舆论走向的重要手段。此外，我国政府还通过利用新媒体来报道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农村建设等方面的信息，这也给新媒体的功能开发拓展了思路[1]。

1.2外国新媒体的起源

现如今，世界上大部分专家都将新媒体中的数字媒体当作新媒体存在的主要方式，还有一小部分专家认为新媒体的起源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提出的。对于新媒体，国外从1996年开始关于它的研究就在逐年增多，而国外专家对新媒体的研究方向也渐渐开始逐渐朝着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之中的应用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探索。除此之外，新媒体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国外专家对新媒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的信息服务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以及社交媒体的公共危害等多方面[2]。

2.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探析

研究显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一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2.1近些年国外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探析

关于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首先是采纳中的信息行为，由于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会有效促进信息扩散。因此，我们通过对国外的新媒体进行研究，如社交网站等，可以得出使用新媒体对商业企业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相关专家还发现社交网站通过结合该网站中注册用户的信息，可以深度挖掘该新媒体注册用户的实际需求，针对这些需求，国外专家开发研究出了移动支付功能，这给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应用的商业行为奠定了良好基础[3]。其次是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应用中的信息传播，国外一些专家对新媒体中的信息传播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利用数理模型展示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有关专家还对民众在新媒体中的分享行为进行研究分析，不仅有效促进了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应用中的信息传播，还对新媒体中的信息搜索以及网络互动等功能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再次是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应用中的知识管理，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播的渠道，通过自身具有的多元性、触发性以及关联性等特点，影响用户之间的交流，使用户能够通过新媒体实现信息共享。最后是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应用中的舆情传播以及信息安全，国外专家着重对新媒体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方面进行研究，以新媒体用户年龄的层次为切入点，就私有信息的泄露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新媒体用户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由于新媒体打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对于用户来说新媒体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传播渠道，特别是当发生突发事件时，通过新媒体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该信息扩散开来，同时新媒体对国家信息安全也存在相当大的威胁，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

2.2近些年国内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

首先，新媒体在信息服务中的应用。我国部分专家对新媒体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发挥的传播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部分专家结合图书馆中的工作，对新媒体在图书管理服务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分析，为读者提供了更个性化的服务。我国专家金泽龙对新媒体环境下的阅读、互动以及其他数字服务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图书馆创新服务。这些研究为我国新媒体的功能开发工作提供了参考经验及新思路[4]。其次，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应用。新媒体对信息传播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一些高校专家对新媒体如何在知识管理领域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使用新媒体进行知识传播工作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充分了解了新媒体在网络舆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3.结语

新媒体在信息与知识管理领域之中的应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新媒体的应用为我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交流方式，此外，在信息传播共享以及管理等多个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想要有效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我国就必须不断对新媒体领域进行研究探索，并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借此有效促进我国新媒体领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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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7

一、“见面不如闻名”:网络社交逐渐覆盖现实场景社交

社交软件是大学生多屏媒介的“标配”。调查发现，有将近九成的大学生在多个社交应用间“游走”，他们根据需要和特定场景来选择当下使用哪个社交软件，其中以QQ、微信、钉钉等最受欢迎。艾媒咨询分析，大学生群体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和展现自我，并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沟通交流，单一社交软件无法满足其自身社交属性［1］。这些社交软件定位侧重略有不同，都具有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整合与分享功能，通过分组功能和权利设置，主用户在平台上可以清晰地将人际交友圈按照远近亲疏进行扁平化梳理，管理和沟通起来更容易达到目的。我们在调查中随机翻看了几位大学生的手机社交软件，发现每个人在不同平台上都有数十个不同社会关系的联系人分组，如班级群、兴趣群、密友群等;向不同的群组开放的权益也不同，如限制查看朋友圈内容的天数等。他们表示，社交软件中的分组使社交沟通更加轻松，在群组中的社交更有话语权。而不同社交软件的功能叠加交叉，渗透进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就能与对方解决大部分社交需求，在一定层面上消解了“闻名不如见面”的实景社交必要性。传统观点认为互联网社交属于“浅社交”，缺乏了解深度，浪费大量时间处理信息泡沫，是低效和不可靠的。如今，这个看法显得有失偏颇。首先，大学校园“90后”乃至“95后”一代，恰是成长在互联网黄金发展的时代，很小就接触电脑、手机和互联网;其次，“90后”及“95后”中有较大比例的独生子女，相较于多子女家庭，与人相处的社交经验主要来自学校以及他们非常熟悉的互联网平台。再次，年轻人对新事物、新技术有敏锐的好奇心和快速接受度，他们在QQ、微信等社交软件功能的了解和使用上，远远超过“70后”“80后”。因此，社交软件的各项功能不断丰富与升级，带给他们的是使用便捷感而不是使用难题。最后，社交软件的开发市场体现了“长尾效应”，各类定位不同受众需求的社交软件不断推出和迭代，带给青年群体更多元的选择自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很快能够根据自身需要迅速找到“同好”，社交效率高，社交认同感油然而生。这些都使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天然带有对互联网的亲近感，与经历过报刊电视时代的“老一辈”人对互联网的质疑与观望态度迥然不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反映出青少年对网络社交的态度:绝大多数美国青少年肯定了社交媒体的积极作用。被调查的743名美国青少年中，81%的人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感到增强了和朋友之间的联系;71%的人表示社交媒体有助于展示自己的创意;69%的人认为有助于结交新的朋友和更多样化的群体;68%的人认为通过社交媒体在困难时期得到了朋友的支持［2］。2017年，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以及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社交网络与赋能研究报告》称，作为互联网核心用户的青年，73%的人通常每隔15分钟至少看一次社交软件［3］。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社交软件的使用活跃度和忠诚度都是极高的，无论中外青年，对于多屏传播时代的网络社交都持有欢迎和肯定的态度。社交软件欢迎所有人，大学生栖息在自己喜欢的社交软件中，栖息在认同的价值观范围内，避免社交窘境和交往冲突，同时以此来创造社交火花。

二、从被动到主动:信息消费素养显著提高

信息消费素养是指公众需要具备更多的选择、判断与辨识的能力，包括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的辨识、分析与判断能力。与此相适应的，信息生产素养也同样重要，即普通公众也应该负责地信息和言论、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的内容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活动，它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环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认知行为，还能以此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由于多屏传媒已广泛渗透进大学生的生活，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大学生对其所传递的现象的理解，进而通过传媒中的信息表征来理解自己。在此前提下，信息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当代大学生建立对周遭环境的了解更依赖于电脑、手机等互联网屏媒体，这些媒体所呈现的信息构成了大学生所处的拟态环境。排除媒介因素，是否被选择、被认知、被理解和被传播则是大学生用户主观行为所决定的。一个人的信息消费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近处拟态环境，后者更容易对个人的具体认知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能够有目的的得到有用信息以及有能力鉴别有害信息，是信息消费素养的核心。社会在发展，各种法制法规日益完善，媒体传播日渐规范，在互联网“摇篮”中长大的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也在不断提高。首先，大学生对使用多屏媒体作为信息检索和收集工具这一能力已经相当纯熟。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在笔记本电脑及手机中都安装了信息类网络平台和使用软件，如各大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的自媒体平台，今日头条、澎湃新闻等;专业资料文献网站，知网、万方数据网等。根据个人所感兴趣的内容不同，还有不同领域知识的智能软件被大家所喜爱，如知乎、豆瓣等。受访大学生反映，工具软件和平台提供了最新的新闻信息和最前沿的专业资讯，对专业学习、毕业设计和考研等方面有很大帮助，是必备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培养和锻炼了大学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其次，当代大学生对于网络谣言等不实言论或有待考证调查的新闻信息的处理态度，也能体现出对信息的辨识、分析与判断能力。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且带有攻击性、目的性的话语。主要涉及突发事件、公共领域、政治人物、颠覆传统、离经叛道等内容。调查中，受访大学生表示都见过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主要出现在微信朋友圈、微博、论坛等渠道。“面对这些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你会怎么做?”一半以上的大学生表示，对于显而易见的谣言信息不予理睬，避免二次传播，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对于可疑的信息首先做到不盲目传播，并通过其他正规信息途径进行核实。大多数大学生会主动去判断和鉴别，不听信和传播谣言，只有极少数的受访大学生会选择中立或者相信。几乎所有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愿意在甄别网络谣言之后将正确的认知宣传给身边的人。这说明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使用行为越来越谨慎，更进一步认清了在多屏传播时代受众作为消息源前置的责任感，他们对于网络谣言的脱敏性在增强，对网络不实信息的鉴别力和免疫力都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国家法制的健全和各种媒体的正向引导，网络的发达和渗透使当代大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工具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工具与伴侣:对多屏媒介体现出沉溺与依赖倾向

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73．0%，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30．0%，网民学生群体占比为25．4%［4］，这个年龄段恰好是大学生在校学习的几年。大学生群体的网络使用时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大学生群体对屏媒体所产生的依赖与沉溺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在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多屏媒介当作工具使用时，大学生表现出短时高频的使用特点。我们在调查中发现，87%的大学生平均每日借助多屏媒体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在3小时以上。时长是体现依赖性的最直观元素。而在使用目的上，95．7%的大学生选择了获取信息，即学习知识和浏览新闻，且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在多屏媒体端装有信息软件，可见多屏媒体在此是作为学习工具使用的。除此之外，很多大学生提到生活中多屏媒体的工具性，如手机消费和支付功能、手机地图的指示功能、手机和电脑软件提供的图片和视频功能等。这些功能的指向性和目的性非常强，使信息获取便利易得，短时间就能达到目的，如乘坐公共交通、地图导航等。第二，在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多屏媒体当作生活“伴侣”时，大学生表现出更为专注的沉溺。调查组曾向学生了解平时的生活娱乐方式，半数以上选择在网上看视频、玩游戏使自己得到放松;而在网络社交平台与朋友们聊天也是很多人的首选。艾媒咨询的《2018中国大学生在线休闲娱乐行为监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大学生最喜爱的手机软件冠亚军分别是社交通讯类和休闲娱乐类软件，与我们的调查情况相吻合。社交类软件用户粘性强，使用场景广，休闲娱乐类软件则承担休闲娱乐的主要作用。大学生长时间挂线网络社交软件，并且在多种社交平台共时使用，这直观体现了他们渴望交流的社交欲求。娱乐休闲为主的影音类软件也表现出强劲的“霸主”势头。据艾媒咨询数据，综合视频类软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渗透率高达94．3%，新兴的短视频软件也深得大学生的心，渗透率迅速达到80．7%。这些软件不拘一格的包容和新潮的使用感、巨大的流量和网红效应，正符合当代大学生乐于展示自我、自主观察世界的青春风貌。本次调查中，大学生群体对抖音的认知度达到100%，相当部分学生是抖音这类软件的忠实用户，还有不少学生在直播平台上自己制作视频，体验到了演员和创作者的乐趣。艾媒咨询公司得出结论:网络制式变迁和移动互联网发展，使影音、游戏等休闲娱乐类软件在校园市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1］。我们认为，大学生群体对休闲娱乐类软件的喜爱和沉溺不仅是时间成本的付出，更多是心理上的认同和亲近。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8

2.自媒体强交互性与即时性使高校舆论引导与维稳的可控变难。自媒体让大学生每一个体随时实地、随需而应地采集信息，“人人都可发声，人人都被关注”，信息收集、整理、报道、分析、点评和传播门槛低、“短”“频”“快”，“直播”功能得到巨大发挥，信息一旦或转发，就可能瞬时达到师生互动、朋辈互动、社会互动等双向、多维互动，这种互动由单一趋于多元参与，从静态变为动态，由平面走向立体，自媒体强交互性和即时性使得高校很难控制舆情。谣言传扬，宣泄夸大，视听混淆，这些情况又极可能导致加速度传播，最终形成网络“蝴蝶效应”，使一般事件恶性发展。

3.自媒体隐匿性与模糊性使高校舆论引导与维稳的管控能力减弱。在平民话语权得到伸张的今天，自媒体的隐匿性给了大学生“随心所欲”的空间，部分学生为达到个人私利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发表意见，有的学生过分追求信息速度或者说为了追求点击率而失实的消息，甚至“无节操”的降低自身道德底线的信息，这种信息源的隐匿性给高校的网络管控能力带来很大挑战。虽然我国目前有很多法令管制网上活动，但是还只是停留在对网站的管理上，对于自媒体的管理这些法令就显得不全面、不规范，甚至处于管理模糊地带。当前，尽管很多高校已意识到了网络舆情的引导与维稳的重要性，但是鉴于人力的不足、监测的缺乏、能力的欠缺等因素，高校的网络舆情工作基本上还处于“粗放型”管控状态，迫切需要对自媒体进行规范与引导。

二、自媒体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及维稳的机制探索

1.构建高校自媒体舆情传播的引导机制。高校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重要场所，也是网络舆情的重要集散地。高校自媒体用户主体知识层次高、参与意识强、个性化特征明显，利益主体多元化、情感诉求多样化、角色参与隐性化，必须把握自媒体传播规律，高度重视高校舆情的引导，以开放的心态迎接自媒体时代的师生民意表达，创造更多开放的自媒体交流渠道，使师生合理的诉求得到充分的释放，切实反映师生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将自媒体舆情的呼声当作了解师生民意的新渠道，以疏代堵，变粗暴打压为互动交流，对各类偏激的非理性言论进行积极主动、平等灵活的疏导，通过强化主流舆论，澄清歪曲言论，孤立错误言论，破解“沉默的螺旋”现象，以开放的视野和心态解读互联网中的师生表达的深层次问题，使其真正成为高校维稳工作的关键环节。

2.构建高校自媒体舆情的收集与研判机制。一是充分运用论坛、SNS、QQ、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开辟的对话平台，打造青年学生思想舆论“集散地”“先锋营”和“特属专区”，营造一种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信息对话的情境，了解师生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构建全媒体、全方位、立体式的师生呼声与意见收集新范式，掌握真实、全面、立体的信息；二是做好舆情分析，围绕高校的教务教学、日常管理、文化活动、思想动态、就业创业以及社会热点等问题分类整理信息素材，从身份角色、情绪立场、动机目的等方面进行合理评估和分析，做出准确、科学、理性的研判；三是做好舆情反馈，建立高校内部舆情研判联席例会制度，交流收集的舆情数据，深度把握舆情的发展动向，提供有针对性、有价值的决策依据，提前介入，切实解决大学生的诉求和建议，防止负面舆情、情绪的生成、蔓延和广泛传播，促进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稳定。

3.构建高校自媒体舆情传播的处理机制。舆情产生后，高校应快速反应，积极应对，把控局面，减低或遏制舆情事件的恶性扩散。一是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实事求是地报道事件，利用高校官方媒体权威优势合理引导自媒体舆情，第一时间迅速参与，第一时间权威消息，第一时间抢占网上落点，第一时间开展评论引导，让主流声音和正确言论及时上线，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减少师生的猜忌、误传甚至恐慌；二是广泛开辟渠道，架设师生连心桥梁，及时跟踪报道事件的整个经过，事情处理的意见，危机善后的效果，做好合情合理的回复与反馈，实现网上、网下“两线作战、联动并进”，形成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三是做好科学反思，针对整个事件发展中暴露的各种问题，灵活运用自媒体平台，聘请专家学者进行访谈，让大学生参与讨论，向公众征求意见，讲清有关事件的政策规定，说明类似事情的处理程序，指出今后工作的改进方案，引导师生做好总结反思，增进大学生与高校管理者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9

随着国家科技兴国方针的进一步落实和深化，我国科技信息化产业技术获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一新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以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渠道异军突起，被称为“第四媒体”。网络媒体在政府处理各类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社会发展变化起到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学者和政府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讨论。然而，有关网络媒体对政府统战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网络开展统战工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缺乏深入的探究。对网络统战工作的认识存在着盲区和误区。因此，我们需要与时俱进，认清利用网络开展统战工作的优势、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何谓新兴媒体时代

伴随计算机硬件及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步入信息社会。据CNNIC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1 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38 亿。”在网络这一强大的媒介带动下，笔记本电脑、手机、iPad 等移动终端和即时通信、论坛、博客、播客、微博等一系列新载体也随之涌出。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上述载体随时随地接收和信息。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极大的影响和改变了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给我们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带来严峻挑战。这便是新媒体时代—— 一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媒体时代，正使得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总书记曾经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二、利用新兴媒体开展统战工作的特色与优势

（1）新兴媒体的开放性与统战工作的民意性

开放性是新兴媒体与生俱来的特征。相比以前较为单一的交流方式，在这个新型的平台上，人们无须面对面，就可以畅所欲言、坦诚交流。利用这一个平台，统战工作可以大大开拓信息收集的来源和渠道，加强自身工作的宣传，增强工作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同时，鉴于新兴媒体的覆盖程度已经十分广泛，统战成员一般也不乏其网络参与度，而这一平台由于信息丰富、言论自由，不乏使得人们思想活跃程度提高、并呈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在价值观上更加讲求实效，价值取向多元，参政意识有所提高，参政能力有所增强。统战部门如果能够很好的利用新兴媒体渠道，做到及时收集信息、了解民意，一方面可以推进统战工作的网络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对于统一统战人士思想、团结力量、提高凝聚力十分有益。

（2）新兴媒体的无界性与统战工作的民主性

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新兴媒体可以超越传统交流方式以及空间障碍，具体而言具其客观特性：无地域界限、无身份界限、无领域界限，大众公民通过网络等渠道与国家领导人进行直接交流已不再天方夜谭，总书记、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与民众进行过网络互动，使网络成为参政议政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网络的无界性使得人们能够言论自由、天空行空、思想碰撞。若能借助好这一媒介，将使统战部门增添一个了解民情、征求民意、集中民智、解决民需的新平台。

（3）新兴媒体的多样性与统战工作的时效性

新兴媒体不仅仅是以单一的形式存在的，目前流行的媒体形式已多达30多种：虚拟社区、搜索引擎、简易聚合（RSS）、门户网站、微博等等。以上众多的媒介渠道，可以丰富交流方式，拓展交流渠道。统战工作中如果学会利用好这些渠道，可以极大程度上丰富工作手段，拓展工作渠道。使得工作形式变得生动活泼，拉近与统战成员之间的距离，增强工作效果，使得统战工作能够做到时效强、周期短、效果好。

三、尽快实现运用新兴媒体做统战工作的多方转变

（1）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1.建立与完善统战工作信息化平台

①统战宣传交流平台的建立与完善。目前，各级统战部门多数已经建有自己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下一步工作是研究如何通过合理管理，增强技术支撑、完善后台服务，使网站发挥更具时效性的统战宣传功能，树立统战部门的社会形象。在网站内容方面，应按照统战工作中“大团结、大联合、稳定和正面”为主的宣传方针，提高大家对统一战线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门户网站外，各级统战部门还可以开展其他信息化交流平台，与时俱进。例如，创设QQ、MSN等即时交流群；建立博客、微博这类日具影响力的网络民意交流途径。通过及时统战新闻动态，整合共享统战系统资源，及时让成员了解到相关情况。统战部门建立博客有利于让统战对象随时登录了解相关情况，一个好的博客建设在彰显部门或个人精神风采的同时，也会树立统战部门亲民、忧民的良好形象。

②统战信息反馈平台的建立与完善。在及时的信息之后，交流反馈的重要性亦不可小视。通过实现和推动统一战线各界人士通过网络，对一些时事热点和重大政策问题通过网络和手机平台等开展民意调查，营造一种广开言路、各抒己见的民主和谐气氛。

2.完善网络监管队伍建设

首先掌握网络信息搜集的主动权。通过网络加大对各大网络论坛进行实时搜索，对论坛中反应出来的有关热点问题和民意趋向进行多方位收集，及时了解涉及统一战线突发事件的潜在信息预兆，获取有价值的舆情信息并以此作为媒体预警监测、及时将有重要价值的舆情信息提供给各级党委政府，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必要依据。其次，从技术层面讲，人才是保障技术实现和后台运转的支撑前提。当前广大统战干部队伍中精通信息网络知识、熟练运用信息网络技术的人数不多。难以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广大统战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统战工作者要转变传统的统战工作方式，自主学习提高信息网络技术，重视本系统下的信息化建设，推广运用现代化办公手段，建立透明化信息公开平台；另一方面，统战部门要深入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加快统战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造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开拓创新的人才队伍，为交流的新型平台提供强而有力的技术保证。

（2）增强新兴媒体时代下统战干部的舆情引导能力

网络舆情是是较多民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如何正确的应对网络舆情并加以引导，是统战工作面对的一大挑战。

1.要摆正心态，从容应对网络舆情

新兴媒体的开放性、无界性、多样性一方面极大促进了统战对象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带来潜在的问题，由于人人都可以信息，人人都可以发表评论，网络舆情往往呈多样化态势。面对这一新的形势，要学会摆正心态，如果将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一旦来临便不知所措，则使工作容易处于被动之地。要学会培养阳光的心态、以发展的眼光面对网络舆情，在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懂得充分发挥其方便、快捷、互动性强、影响力大等优势，运用网络获取信息、了解民意、汇集民智、让网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对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做到不回避、不排斥，坦然地面对舆论，坦诚地与网民交流，则会使得工作处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开始。

2. 坚持原则，积极引导网络舆论

从网络统战的机制建设来看，在把握好原则的基础上，要加强舆论导向，对出现的网络舆情，要进行细致的分析、认真的调查核实，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将具有正确舆论导向的信息占据主导，使虚假新闻和无效信息在传播通道中所占据的百分比尽可能降低，从而最大限度地让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引领网络舆情，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对网络上出现的一些热点话题，要以敏锐的政治视觉、专业的语言、客观的分析态度，引导网民辨明是非，冷静分析，理智作出判断。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准确地统战部门的权威信息，对不实传言予以第一时间澄清，让公众尽快了解事件的真相，而不是沉浸在谣言的包围圈里，即使在事件发生初期不能确切、全面地掌握情况，也应及时客观地信息，使谣言止于事实。从而牢牢把握引导网络舆情的主动权，避免出现错误的舆论导向。

将网络联系群众作为做好群众工作、加强统战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网民署名反映的与统战工作有关的情况应予以重视。具体而言：对投诉一类的问题，要做到及时处理，调查核实，妥善处置和留档分析；对建议一类的问题，要做到虚心接受，分析论证，视实采纳。即期以透明的姿态、务实的作风赢得网民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和完善新网络时代下的统战工作。

（3）提升面对新兴媒体、驾驭新兴媒体的工作水平

1.善于运用新兴媒体

新兴媒体的普及，使得新的文化和思潮也随着网络渗透影响着政府管理工作，带来了重大挑战。统战工作者要重视提高运用新兴媒体的能力，运用新兴媒体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实现这一要求，统战工作人员首先要学会坦诚地面对媒体，以诚恳感激的心态接受网络监督；其次，要学会利用虚拟空间实现与网民的互动交流：一方面加强宣传国家统战工作方针、新动向、新问题，另一方面从网民方收集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形成一个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这样，通过运用新兴媒体准确的把握舆情走向，实现新媒体和公众意识有效的融合起来，必将有助于推动统战工作的新发展。

2.善于监管新兴媒体

实现新媒体和公众民意的有效融合还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网络舆情监督管理，引导舆论新格局的构建。进一步完善舆情监管机构的建设，引导健康的大众舆论。同时，除完善新兴媒体监控机制外，统战工作者还应重视研究新兴媒体受众的心理契合方式和接受习惯，探索出符合新媒体特点的舆情管理新模式。

四、结论

网络统战目前来说尚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统战工作需要运用好新兴媒体，这不仅是一个权宜之计，更是一个长久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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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米广弘.统战干部应善于运用和把握新兴媒体[J].中国统一战线，2010（11）：19-20

[3]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课题组.对新时期运用新兴媒体开展统战工作的研究和探索[J].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1，13（1）：93-96

[4] 昌庆钟，康泰，李振安.新兴媒体与统一战线[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7（1）：34-37

社交媒体信息动态分析例10

中图分类号：G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1-0137-05

2014年10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传播学会2014国际新媒体高峰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著名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世新大学等港台著名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华社、凤凰网等新闻媒体的300名专家学者与会。

本次论坛围绕“大传播 大融合：新媒体传播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重点探讨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产业的融合发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数据与技术创新”、“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传播理论与媒介融合”、“社会转型与网络舆情”、“影视传播与创意产业”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

一、大数据与技术创新

当今时代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新媒体研究与发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这是出席本届论坛的专家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国际传播学会现任主席Peter Anton Vorderer教授高度强调了大数据对于媒介研究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Peter Anton Vorderer指出，新媒体正在改变世界，我们处在一个随时连接、随时沟通的时代，时代的变革促使研究者适应新的环境，采用新的方法不断推进新媒体的融合，大数据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研究来源，是未来各类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数据就是未来。

凤凰网内容总监王建新教授从技术层面对IT引发的媒介变化进行了分析。王建新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程，是耕地资产价值变低、工业资产价值变高的过程；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过程，则是固定资产价值变低、信息资产价值变高的过程。在生产力层面，工业社会是机器加手工劳动，而信息社会是数据加大脑。在价值层面，工业时代是产品与消费者，而在信息时代是应用与使用者。虽然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都是使用者导向，但在工业时代却不知使用者在哪儿，而在信息时代，使用者就在眼前。在组织内部，工业时代是编辑服务导向，是领导者决定，是固定资产；而在信息时代是使用者服务导向，是产品管理者决定，是信息资产；在组织外部，工业时代是报纸、电报、电视等传统媒体；而在信息时代，是大数据、大脑和因特网等信息，是生产、消费和反馈之间的转化。

上海交通大学“大数据与传播创新实验室”主任禹卫华团队对微信用户阅读行为进行了眼动仪实验。该团队筛选不同类型的45张微信图片，经过细致分类后进行测量，通过对眼球滚动的路线与距离测量微信阅读过程中的被试用户的认知行为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微信订阅号的“小红点”并不能吸引被试用户关注，真正引起用户注意的是标题。

上海交通大学朱金玉副教授对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探讨。他以对受众的认识和对受众研究的变迁为论述依据，从想象中的受众到看得见的受众来分析传统媒体内容的移动应用和大数据如何帮助传统媒体实现新的发展。朱金玉认为，大数据可以帮助传统媒体获取详尽的受众资料，并且从这些资料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在迎合中引导受众。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何睿以新浪微博为对象，探讨了“大数据”及其相关概念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是如何被理解和传播的，构建了“大数据”及其子群的微博社会语义网图谱，探讨了“大数据”在社交网络中的认知现状及存在问题。

重庆大学汤天甜副教授通过分析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驱动下传媒业的变革，将数据挖掘课程与学习分析系统引入新闻传播教学，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与教学格局、教学实践应用、师资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探索了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路径。

复旦大学博士生田新玲对“公共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的悖论进行了反思。田新玲认为，“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人类开源精神的弘扬，却在各种目的驱使、各种算法运用的数据挖掘中侵犯了个人隐私。这种数据隐私权的侵害，既与大数据技术上的原因有关，也与结构上的因素相连：纵的公共领域与内心领域的融合趋向、技术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公众网络社会的抗争、不同文化价值的冲突。田新玲认为，在现实中我们还应还原开源精神，尊重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数据存在方式，尽快出台隐私保护政策，制定大数据产业的行业自律条例，更新公众数据开放观念，提高公众的大数据技术素养。

南京大学的党明辉采用文献计量学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大数据研究学术进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成为大数据研究的主要阵地，云计算是与大数据研究最密切的数据处理方法，物联网是大数据研究中最主要的数据来源，通过数据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行数据挖掘是实现大数据价值的最主要手段。

二、新媒体与传播发展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陈清河教授对台湾新媒体的发展与趋势进行了探析。陈清河教授在简要回顾台湾媒体发展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上，将台湾新媒体的发展轨迹概括为三个过程：从无线到有线、从有线到网络、从网络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武、张隐玉通过对国内外社会化媒体的研究进展的比较研究发现，国内外传播学者对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在研究主体方面，通过合作方式发表的国际论文显著多于国内论文，而受资助的国内论文显著多于国际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国际论文更多采用实证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实验法和观察法；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论文更多集中在研究社会化媒体自身层面，而国际论文更多集中于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分析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超副教授基于整合型科技接受与使用模型，以豆瓣网为研究对象，对网络社群的参与行为进行了实证考察。考察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信息化需求、娱乐性需求、社交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意愿；促成因素、使用意愿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四种需求因素对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刘超向豆瓣网内容服务商提出了四项管理建议：优化信息组织模式、优化系统界面设置、增强用户交互体验、加大对用户的授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贾哲敏以内容分析法和框架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议题建构中所使用的六项通用框架（事实认定、冲突、责任归因、对策建议、道德判断与人情味）与三项主题框架（政治行为、政治评价、政治发展）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两大场域存在多层次的差异性。贾哲敏认为，公众场域往往能够在事实层面影响官方场域，具有向官方场域输入议程的能力，而在行动层面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周洋同样以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可能性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同形成的“聚合”、“融合”和“磨合”三个环节中均有体现。周洋认为，新媒体的作用均是依附于既有的现实展开的，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应该对阶级、个人利益、文化等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司格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对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产品评价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司格通过研究发现，用户对产品的评价取决于用户对产品的使用经验、产品对用户需求的满足、在线社交影响等。此外，产品已售时间的长短、用户发表评论的时间及用户所在地区等也对用户评价有着显著影响。而且，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在不同产品类型中表现不同，对于“搜索型产品”，其他用户的评论对用户产品评价无影响；而对于“体验型产品”，社交因素则显著影响产品评价。中国人民大学的熊壮同样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研究框架，实证分析了使用者的动机及其对使用时长和更新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站主要基于五种动机：自我展示、社会互动、信息寻求、娱乐和消磨时间。在这五种动机中，社会互动和消磨时间能很好地预测使用时长。

厦门大学的张鸿对社会化媒体在国内外政府中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梳理，对社会化媒体的积极效应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用好社会化媒体新工具的政府对策：搭好“门” 与“窗”、培育合适的把关人。

三、传播理论与媒介融合

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峰副教授对计算新闻学和数据新闻学两者在概念、理论与实践中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闫峰通过社会影响、技术特征、参与者的分析发现，两者虽然在概念、内涵上有所区别，但并不明显，它们所描述的工作内容、流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现实的大学所开设的相关学位骨干课程也彼此有很大相似性。

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崔迪对新闻媒介的“致知效果”进行了文献综述。崔迪细致梳理了英文文献中关于媒介“致知效果”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列举相关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研究的拓展和可能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张玲玲通过梳理媒介间性的概念历史及其在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媒介间性在传播学中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张玲玲认为，随着媒介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媒介间性将成为理解新旧媒介之间动态融合关系的独特视角，媒介间性理论将每种媒介视为主体，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以及两者互相合作共建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刘展通过对东北J村的实地研究后发现，在媒介化社会环境的现实下，外出生活工作的村民“主体”，经由媒介的连接，实现了新形式的“离土不离乡”和相对村子而言的“主体”在场。刘展主张，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研究应跳出“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

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李耘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生活方式、满足获取、媒介现状满意度及社交媒体使用作为关键变量，构建了两个分别针对时事思想类和兴趣分享类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结构模型，以探寻影响受众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个结构模型虽然更好地预测了兴趣分享类网络独立媒体的使用，但对时事思想类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预测力较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郑保卫教授对媒介融合提出了独到见解。郑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战略决策的出台，是政府期待、社会需求、媒体需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推进媒介融合过程中，必须树立互联网思维和新常态思维。此外，郑教授还对传统媒体实现媒介融合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剖析。

华东师范大学媒介融合研究团队分别从如何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内容、渠道、产业融合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集群发展、平台发展，如何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主流媒体，如何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如何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等方面对媒介融合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的滕浩、王传宝，以媒介融合为宏观背景，着眼于新媒体的功能特征，分析了众包新闻的三重角色：弄潮儿、解构者、领跑员，探讨了众包新闻报道的优势和劣势，并对众包新闻的发展前景作出了展望。

四、社会转型与网络舆情

华中师范大学的喻发胜教授对传媒预警进行了探讨。喻教授认为，传媒预警是大众媒体的重要社会责任，在大数据时代，传媒应通过突发事件数据库建构的路径，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其多维的相关关系和风险演化规律，以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影响作用机制，从而实现突发事件的“随机预警”和“趋势预警”相结合、“应急管理”和“远谋管理”相结合。

重庆邮电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博士后郑兴刚从网络政治参与的表现、成因及危害三个方面，对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进行了论析。郑兴刚认为，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主要表现为参与极端和参与盲从两种形式；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主要缘于网络技术特点、网民结构失衡、群体极化效应、现实中负面情绪在网上的折射等；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戕害政治民主、侵蚀政治稳定、危害社会和谐三个方面。

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游淳惠以共识动员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台湾反贸服学运为例，探讨了在网络社会中，受众如何利用新媒体来吸引大众关注话题、如何提高追随者的人数和效忠度、不同的新媒体在学运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网络动员的影响力。暨南大学的陈韵博博士以深圳“小小草”遭遇逼迁事件为例，对劳工NGO的微博赋权进行了分析。陈韵博通过研究发现，微博起到了直播事态发展、与传统媒体互动、利用“话题”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和社会动员等作用，同时在个体、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赋权。此外，陈韵博还探讨了微博在劳工NGO维权过程中得以赋权的原因以及存在的局限等。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季丹还对NGO组织形象传播价值、新媒体在NGO形象中的优势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NGO组织形象的塑造、巩固、日常维护、修复等四种传播策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洪婧茹通过对社交媒体在上海大学生的环保参与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性使用和环境行为之间，个人的环境意识发挥着中介作用，而表达性媒介使用则主要与公众的公共环保参与有直接正向关联。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梦炜以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为对象，从公共危机产生和谣言的新闻生产伦理两个方面，探讨了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现象，揭示了事件背后谣言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和国际影响因素，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提出了管控谣言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虹等从媒介使用时长、信息获得媒介依赖两个维度，对大学生政府信任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事件中，相信新媒体平台的高校学生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度相对较低；高校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广播媒介的使用时长、对所在地政府官方网站、政务微博的关注度等显著影响高校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陈虹等建议，应从人员配置、不同新媒体平台互动、新旧媒体联动等方面加强地方政务新平台建设；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应采取政府联合专家的积极主动话语策略以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五、影视传播与创意产业

西北师范大学的陈积银副教授对便携式移动3D电影的运营策略进行了研究。陈积银认为，3D电影的发展之路在于生产、传输、播放全民化、微型化、私人化、多平台化、移动化、跨国化和互动化。在此基础上，陈积银提出了便携式3D电影的概念，并从其运营终端、传输网络、内容运营与评估等方面提出了便携式移动3D电影的运营策略。

北京联合大学的崔亚娟副教授对新媒体语境概念进行了新阐释，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电视媒体的生态环境、发展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视媒体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发展路径：品牌引领、练就内功，回归根本、创新发展，改变思路、占领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