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1

盘点2008年至今,以云南省“躲猫猫”事件和河北省“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网民针对自身所关心的各种公共事务,包括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政府决策、公众人物言行等踊跃发表意见,形成了若干轮较大规模、较强力度的网络舆论。

一、网络舆情现状分析

网上舆情是指民众通过互联网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指在网下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或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被以文本、视频、图片等形式上传到网络后,引起网民以跟帖、论坛留言、博客等形式参与讨论的舆论。

1.网络舆情折射社会热点。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理,被赋予“晕轮导向”的责任,因此民意往往借助互联网来表达,从信息量到观点数量,互联网都无可争议地压倒了传统媒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最重要的发源地,更能够折射出社会热点。

2.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特征。偶然性:不少突发事件是由一些看似简常的事件诱发,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主体多元性:尽管突发事件的发展升级受网上网下等诸多因素影响,但网民的年龄、职业和籍贯呈多元态势,他们对同一事件的情绪、态度和意见也不尽相同。

影响广泛性:网民多关注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热点。

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存在的不足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管理状况反映着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急管理理念落后,“重救轻防”的思想仍占主流。重救轻防、事后设防的观念,往往会导致信息披露“滞后”,政府行为失当。不能否认,因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不少地方还存在这样的情况:突发事件发生时,相关人员的第一反应是封杀消息外传。而当网络上谣传四起时,才迫不得已公开发表声明,花费数倍的力气去挽救。但这个时候,民众的质疑和猜测已经满天飞,政府陷入被动,政府的公信力也大打折扣。

2.信息良性互动机制缺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建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多、越准确,就越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化解,越有利于网上舆情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在杭州地铁塌方事故中,信息良性互动的缺失,引发网民对责任认定的巨大不满,造成了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3.突发事件常态化应急机构尚未建立,缺乏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应对突发事件,我国实行的是临时专门机构管理模式,即针对某一特定危机事件,在一个临时性、非常设机构的领导下,由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的部门来应对危机事件。缺乏专门的、常设的机构来从事突发事件的管理工作。

4.管理制度不健全。关于网上舆情紧急状态与行政紧急处置、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已不合时宜。对待突发事件时,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么反应缓慢,要么为了推卸责任,草率地一些不合常理、经不起推敲的结论,新闻报道中“第一责任人”的缺失,对待重大网上舆情延报、不报而造成延误时机等问题。在目前现行的管理制度中,这些问题都无法追究责任人。

三、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探索

1.更新政府管理理念,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工作重点变“救”为“防”。一方面,在政府的官方网站开辟新的栏目,通过实名制等制度允许网民和公民发表意见和提建议,建立即时交流群,接受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信息,将突发事件的“防范”工作做细、做好。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树立“变管理为服务”的意识,扭转角色,主动触“网”,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主动与网民沟通协商,切实关心群众利益。

2.要在各级政府建立常设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部门。各级政府要将应急管理作为日常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与政府常态管理结合起来。常设性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部门应该包括:网上舆情监管部门和应急管理综合协调部门。

(1)网络舆情监管部门。随着因特网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而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也决定了网络的突发性、直接性、快速性、偏差性等特点,因此能否做到及时监控、汇集、跟踪事态发展、研判网上舆情,是引导公共危机舆论的重要前提。

(2)应急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各级政府要将应急管理作为日常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与政府常态管理结合起来。我国应参照国外经验,尽快建立常设性应急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平时负责突发事件的研究与模拟演练,当危机发生后承担起危机的紧急应对和处置工作。

3.建立政府与网民的信息良性互动机制。(1)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门的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新闻发言人从属于各级政府的常设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在网上就调查情况对网友进行答复,保证渠道通畅。(2)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协同作战,形成舆论合力。在突发事件中,网络以其强大信息流量和交互性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而其开放性、虚拟性等特点却使得网上信息的可信度大大降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网民们极易形成缺乏事实基础的主观性意见,需要借助于传统媒体的力量。传统媒体在长时间的传播中,以其信息的可信度与权威性赢得了受众,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具有品牌效应。

4.健全管理制度,改进官员问责方式。面对突发事件,加强官员问责有利于促进事件及时解决。但目前的问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敷衍舆论和群众的工具,没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不少“问题官员”在事发后不久就被重新安排甚至升迁,如在瓮安事件和三鹿毒奶粉事件后不久,相关责任人就悄然在异地复出。因而改进问责制度的关键是责任落实到人头,落实到直接负责人。

综上所述,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并不可怕,我们只要善于引导,积极应对,网络将会促使突发事件尽快得到解决,从而成为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有序的建设性力量。

参考文献:

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2

引言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将网络舆情分析提升为了解民意的重要手段。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了新网络舆论观，这意味着网络意识与走进网络，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坚持群众路线的检验标准和重要尺度，具有持久的指导意义。网络舆情的状况错综复杂，对网络舆情的研究现状也不在少数。因此，了解目前网络舆情的发展现状与研究进展是舆情管理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数据获取

本研究以CSSCI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分别选取“网络舆情”、“舆情分析”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精确匹配得到检索记录692条，手动筛选仍混有的非相关文献，共保留480条检索记录。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以求更精确的研究结果，本文将2005-2016年细分为2005-2007年、2008-2010年、20011-2013年、2014-2016年四个阶段，分析统计得到相应数据样本。

二、研究方法及分析

本次研究中采用高频关键词作为衡量指标，统计出了2005年至2016年四个时间段高频关键词统计情况。因为高频关键词仅具有一维的线性特征，无法展示不同时间段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这里利用SATI构建了关键词的共词矩阵，然后用SPSS加以聚类，最终用战略坐标法得出关键词的分布图表，加以分析。

本次研究中，将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热点类团之于战略坐标图的平面坐标中，其x轴代表研究成熟程度，即密度，Y轴代表核心程度，即向心度，利用坐标直观展现四个阶段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程度。

三、网络舆情研究结果及讨论

近些年来，依托各类互联网应用所构建起的网络信息传播体系的网络舆情影响力越发增强，易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十余年来，围绕网络舆情学者展开了很多主题的研究。

（一）研究主题的演变分析

1、持续性研究主题

从2005年至2016年的4个时间段中，每个时间段网络舆情都是在高频词汇的顶端。因此网络舆情这一主题始终是核心话题。此外，可以发现互联网、政治参与、政府决策、预警、高校、大学生等也是近年来持续研究的分支主题。

2、新兴研究主题

2013年到2016年间，学者们发起了微博、大数据、新媒体等网络舆情领域相关话题的讨论。

（二）研究主题的成熟度分析

研究主题成熟的分析主要借助四个阶段战略坐标图。

2007年以前，由于互联网发展的局限、网络用户的结构性缺失，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针对网络一一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对于传统媒介环境的冲击，出现了互联网与公共事件传播、网络舆情、网上舆情与舆情分析和搜索等前沿主题。其中互联网与公共事件传播位于第一象限，相对其他类团有较高的向心度和密度，处于核心地位。

2008-2010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预示新媒体时代成为不可逆的潮流，各种网络平台的诞生与网民热情的参与度，传达的是民众对于互联网的迅速接纳。因此在战略坐标图中，互联网处于第三象限，说明这一阶段学者围绕互联网展开了深层次的研究。然而基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以及规章制度不健全，突发事件甚者扩展为大面积的网络舆情危机。因此学者开始着手于突发事件与预警的研究。这一时期网络舆情相关文献研究开始增多，可视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上升阶段。

2011-2013年，我国针对网络舆情的研究进入较为强盛的阶段，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大幅度增长；指标体系、预警与检测机制的研究作为舆情传播的重点被持续探讨，研究逐渐完备，占据核心地位，因此处于第一象限。全媒体环境下的舆情研究，也正式延伸到教育领域，同时，网络舆情危机与文献计量也被纳入研究范围，预示着网络舆情也被社会各界所关注。

2014-2016年，针对突发事件等表象的研究慢慢被情感分析与日志挖掘、大数据等新兴议题取代，在图上表示为该方向处于第二象限，这表明学界对于网络舆情传播途径的内化研究，不再拘泥于舆情导致的结果，转而借助数据挖掘等前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研究更深层次的舆情传播机理研究；研究热点前沿主题与基础在第四象限，揭示不断有新的学者进入网络舆情研究的相关领域，并成为一股清新的力量，亟待社会、政府的正向引导；而真正化被动为主动，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

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3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90

1引言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众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突发事件或热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的言论，一般会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并产生较强的舆论声势[1]。尤其在高校学生这一特殊社会人群中更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现状，并通过建立二元选择模型提出对于管理现状好坏的评判方法，便于高校有针对性的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创造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较大同时高校的管理也严重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当前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网络表现特征的研究，如[2]～[4]指出高校网络舆情不同之处在于高校学生网络参与热情高，思想活跃，传播速度快，有较强的趋同性等特点，这就给网络舆情在这一人群里的传播提供了便利；[5]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存在定位和目标不明确以及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有待完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6]给出了一些网络舆情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的建议。但目前的研究没有涉及对于高校管理现状的定量研究，这就给高校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基于这种现状，本文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现状满意度评价模型。本文引用满意度的概念定义了大学生对高校网络舆情的满意状况，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各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该模型的目的在于探索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用路径图等形式表述，是一种包括路径分析、因子分析等专业统计方法的多元统计技术[7]。它的强势在于对多变量间交互关系的定量研究。最后对确定的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评价模型。

本文的研究基于将武汉所有本科高校按高校类别分层后抽样调查来的一手数据。经统计，武汉市75所普通本科高校按批次类别分层的比例大致为1∶1∶2∶3，在不考虑各高校规模的前提下通过在每层产生随机数的方法随机抽取出14所高校进行调查，其中包括2所一本院校、2所二本院校、4所三本院校以及6所高职高专类院校。发放问卷并回收筛选后共计获得558份有效问卷，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2实证分析

我们对发放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采用Likert量表将大学生对高校满意度分为1～5个等级，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影响大学生对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满意度的潜在影响因子，分析总体满意度与潜在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该模型的拟合效果，对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建言献策。本文以下分析均采用SPSS 190 软件完成[8]。

21提取潜在影响因子

首先，对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得到信度检验统计量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07，说明本文采集的数据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其次，为了从众多影响满意度的因素指标中提取少数几个具有可解释性的共同因子，我们先对数据进行了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从KMO指数0828和球形Bartlett检验显著性均可以看出，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接着对16个原始问题：Q1（评论匿名）、Q2（平台未实名制的管理）、Q3（者匿名）、Q4（信息人群的限制）、Q5（网络平台对文明用语的控制）、Q6（对过激言论的控制）、Q7（评论的真实性）、Q8（消息的真实性）、Q9（相关部门传递虚假消息情况的控制）、Q10（学校针对热点做出的回应及说明）、Q11（学校平息学生混乱的及时性）、Q12（学校更正信息的及时性）、Q13（学校管理平台的手段）、Q14（学校对散布不良言论者处罚措施）、Q15（学校各官方网络平台管理者的管理能力）、Q16（学校对散布不良言论学生的教育引导措施）构成矩阵Q，由Q=AX+e，从16个外生显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外生潜变量矩阵X=（X1，X2，X3，X4，X5），根据因子载荷系数大小给各潜在因子命名，如表1所示。

22SEM模型路径分析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五个潜在影响因子对总体满意度均存在正向影响，其中可靠性和及时性满意度因子对总体满意度影响最大。

23Logistic回归模型

为建立自媒体时代下网络舆情管理现状满意度评价模型，我们对五个潜在影响因子建立二元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变量的定义如下：

采用Logistic累积分布函数：F（X）=11+e-X（-∞

运用SPSS对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参数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模型可以看出，大学生对高校自媒体网络舆情管理的满意与否跟自媒体时代下高校“对网络舆情信息及删除标准的严格性”以及“对不良舆情信息或传播后针对该情况相应管理或处罚措施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同时严格性满意度因子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影响程度最大。

3结论与建议

通过模型，我们可以对自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具体实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提高信息标准，严格审核信息内容。消息者采用实名注册制度并进行严格审核，认真剔除虚假消息和不良信息对大学生造成身心上的损害。

（2）建立完善的惩罚制度条例，规范大学生使用行为。并对散布虚假不良言论且造成一定不良影响的学生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

（3）要建立起完善的舆情管理体系。从硬件和软实力着手，一方面通过增强员工对舆情的防范能力和处理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加强相关网络监察技术的研发，以便增强舆情管理的有效性和严格性。

参考文献：

[1]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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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俊俊中国高校网络舆情探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1）：126-129

[5]徐晓日网络舆情事件的应急处理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89-93

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4

中图分类号TU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2-0018-02

2005年发表在《新闻记者》上的《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控制与网络舆情的引导》可视为开启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标志性文献。其后短短8年时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迅速发展，其研究内容、研究手段、研究力量、研究模式呈现出新的特点。

1 网络舆情研究内容逐步细分化

互联网的日渐普及使其作为“第四媒体”的地位和影响更加突显，网络舆情随之受到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其研究内容逐步深入和细分化。

从理论研究来看，既有网络舆情一般性概念的界定和比较研究，也有网络舆情形成、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研究，并且随着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传媒学等传统学科的引入，网络舆情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学科交叉和融合性研究更加频繁。

从应用研究来看，由于网络舆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社会是复杂多样的，因此网络舆情充满了多样性，这一点决定了网络舆情应用研究同样具有多种需求、多种视角。除了通常有关社会管理、政治治理等方面的网络舆情研究外，还出现了经济网络舆情研究、政法网络舆情研究、农业网络舆情研究、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军事网络舆情研究等分支，更有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企业网络舆情研究等更细分支，研究成果如湖南大学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唐亚阳负责的《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发展报告（2011）》、武汉大学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萧国政主持完成的“2012年中国教育热点网络舆情报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2012年企业网络舆情报告》、《2012年央企网络声誉管理研究报告》等。网络舆情研究细分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出现了大量专门性研究刊物（内刊）。有的侧重某一行业或领域，如人民网主办的《网络舆情·三农内参》、正义网主办的《政法网络舆情》、中国交通报社网络信息中心主办的《交通网络舆情》等，有的是地域性的，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合办的《首都网络舆情》、山东省省委宣传部下属大众网主办的《大众舆情参考》等。从应用研究的重点看，网络舆情研究的对策性成分增加，实践应用性大大增强，内容更加具体，网络舆情分析、网络舆情监控、网络舆情应对、网络舆情管理等方面内容明显增多。

网络舆情研究内容的细分化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团体对网络舆情研究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反映了网络舆情研究自身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更多内容有待深入研究。

2 网络舆情研究手段趋向技术化

网络舆情的即时性、海量性、动态性特点决定了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在网络舆情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剧增，网络热点事件频发，网络舆情影响增大，由此对网络舆情研究提出了更加迫切的现实需求，而单纯依靠人工进行网络舆情搜集、分析已经很难满足这种需要。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挖掘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及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社会需求加上技术推动使网络舆情研究手段快速发展，出现专门用于网络舆情分析、预警、监控的软件，如方正智思舆情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军犬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这些技术手段得到研究机构和人员认可，并在研究中得以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网络舆情研究的量化分析和科学性。

3 网络舆情研究力量日益组织化

网络舆情对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引发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社团等组织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网络舆情研究力度加大，研究力量也由最初的单个、分散、自发状态向有组织的、团队化方向发展。几年内迅速发展为数百家相关研究机构，如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人大――方正舆情监测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舆情信息研究基地、陕西省社会舆情研究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网络舆情安全研究中心、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有的是高校科研院所独自成立的，有的则是其与政府共建成立的，还有的是与企业联合成立的。总之，网络舆情研究力量出现加速组织化的趋势。

4 网络舆情研究模式呈现商业化

网络舆情研究的源动力是社会需求，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网络舆情具有易发、突发、放射、难控的特点，更加剧了这种现实需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社团，都迫切需要能够正确引导网络舆情，防范、管控网络舆情危机，以避免危及自身形象和利益的事件发生、蔓延。需求与利益驱动刺激了网络舆情研究模式的商业化。

网络舆情研究的商业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一些研究机构大量开展有偿服务，进行订单式、专题式网络舆情研究，为用户提供针对性的网络舆情分析、研究报告和相关对策；二是研究手段的商业化，网络舆情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手段越来越借重信息技术，由此产生了网络舆情研究相关分析监控软件。这些软件大多是信息技术公司开发出来然后再出售给相关研究机构，或者双方开展一种商业化的合作，网络舆情研究软件的商品属性更加直接明显；三是研究组织的企业化。一些研究组织本身就是企业或企业的部门机构，其研究活动和目的自然具有商业性。比如从事网络舆情研究相关软件开发的信息技术公司，广义上讲也属于网络舆情研究力量，其本身就是企业性质。还比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作为上市公司人民网的下属机构，其《网络舆情》刊物的出版发行模式具有典型的商业化特点。

网络舆情研究的商业化一方面推动了网络舆情研究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不无隐忧，如何在商业化的运作下保证网络舆情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是当前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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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6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遍及，网络正逐步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变革，已经成为反应社会舆情的重要载体。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上半年新增网民2132万人，增长率为3.1%。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与2015年底相比提高1.3个百分点，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我国网民仍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4.7%：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0.4%，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互联网普及率在该群体中已经处于高位，他们是网络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各种新的问题与矛盾不断涌现，对于网络舆情的引导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与治理的高度。然而，怎样在“互联网+”领域下探索一种新的理念方式来更科学有效地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工作，已经成为广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和面临的重要领域和崭新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互联网+”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明晰高校网络舆情的现状与问题，探寻“互联网+”视角下的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后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舆情的研究较早，但是由于英美话语体系中没有用来表达“舆情”的专门词汇，且对于舆论、民意、民情等词也并未进行严格的区分，所以一般都用“publicopinion”表述。19到20世纪，国外公共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意调查。到20世纪后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JeremyLipschultz[1]认为在网络时代，对政治表达自由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权力，而是对信息的控制和操纵。西方对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多是集中于网络舆论方面，且都是与政府、民意相关，其研究成果大多是宏观层面，由于国情的不同，其理论并不能完全符合我国网络舆情的现状，尤其是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中，对“高校网络舆情”、“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为篇名进行数据统计整理，发现关于这方面的论文研究在2007年之前处于空白状态，2007年至2013年间，逐年增多，2014年至今，数量剧增。这说明高校网络舆情等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但是，通过分析发现，虽然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已经兴起，并日趋成熟，但是对于在“互联网+”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方面的论文占据其中的比例不高，二者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缺少有深度和广度、有学术价值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二主要研究观点

（一）理论性观点

纵观网络舆情的发展脉络，关于网络舆情研究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一定理论体系。而在“互联网+”领域下关于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研究却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点，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总体而言，“互联网+”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互联网+”领域网络舆情与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研究

目前，我们无法查证“网络舆情”这个词是谁第一次提出的。谭伟[2]提出“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丁柏铨[3]把网络舆情的概念简化为网络环境中形成或体现的舆情即民意情况。网络舆情虽然属于舆情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但其本质仍然是舆情，反应的依然是民意状况。随着网络舆情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山大学周如俊、王天琪[4]认为，网络舆情从书面上理解，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以上定义虽不太相同，但究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以互联网为载体；都与现实紧密相关；都是公众情绪和意见的集合等。从现有文献的整理来看，学界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王健[5]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特指与高校有关工作相联系的网络评论或观点。吴勇、王玉良[6]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在高校网络中传播的师生对于某一焦点事件的具有倾向性的看法。这里将网络舆情的载体局限于校园网络，且主体是高校师生。郑苏法[7]认为，大学生作为网民中的特定多数人群，高校网络就是大学生在互联网上对其所关心的特定的中介性事项所持的社会政治态度。综上，学术界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理解的差异主要在于对其载体和主体的理解不同。

2.关于“互联网+”领域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研究

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特点的研究，理论学界对此的看法纷繁复杂.陈喜玲[8]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一种信息的集合，他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综合体，由于网络本身固有的特征，使得高校网络具有自由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控的；网络信息传播速度较快，高校网络舆情就具有了交互性但也具有即时性；舆情主体的隐匿性但舆情内容却具有外显性。毕宏音[9]认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冲击，网络舆情中网民心理呈现出渴求新知、猎奇探究、彰显个性、娱乐时尚、减压宣泄、跟风从众、追求平等、渴望创新、自我实现九大心理特征。曾润喜[10]认为，高校网络舆情除具有网络舆情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突发性、情绪化、影响广、易控制的特点。通过对已有论述的总结，虽然学界对网络舆情的特点看法不一，但大多数都是从网络舆情的主体、载体、传播途径、形成过程等方面进行归纳的。

3.关于“互联网+”领域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研究

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原因，学者们也有各自的看法。李新萌[11]将成因大致归为两大类，一是常规诉求渠道不畅通，也就是说学校的报纸、意见箱、官方各种媒体等没有给处在敏感年龄段的学生提供良好的诉求渠道，学生在遇到各种困难与利益诉求时只能转向非常规的渠道，即网上的论坛、贴吧等，极易在网上产生共鸣，形成网络舆情。二是学校的各项事物对学生产生的刺激。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教学计划、教学任务等与学生产生各种冲突。一些学生在网络上聚集起来发表意见、表达情绪，就会产生网络舆情。袁富红[12]从三个方面分析网络舆情的成因：一是社会因素：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很协调，物质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却是精神生活的相对滞后。高校是社会中思想开放自由的一个领域，高校学生又是在网民中占绝大多数的群体，他们很容易受到社会各种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传播媒体因素。当今社会对于传统媒体的监管机制发展较为成熟，但是对于网络媒体，监管难度大，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一些网络媒体忽视道德底线，传播不良思想。三是学生自身因素：当今高校学生多是90后、00后，他们思想开放、张扬个性、期望得到关注，尤其在网络环境中，他们容易忽视网络伦理道德，责任意识淡薄，喜欢放大焦点，加大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概率。通过梳理发现，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是，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高校诉求机制不健全、大学生心理特点、高校网络监管力度欠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落后等。[13]

4.关于“互联网+”领域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研究

网络舆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规律，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划分。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为大学生对公共事件的筛选与认知、意见的互动与整合、行为示范效果的形成三个过程。[14]还有学者认为，包括四个阶段，一是网络公共事件或公共热议话题的产生，二是网络事件意见产生及其舆论场的形成、三是网民意见在互动中趋同并产生主导性舆论，四是网上网下多方消解逐步释放舆论压力。[15]部分学者还认为可以分为五阶段，一是“议程设置”引发热门话题，二是“沉默的螺旋”引发强势意见，三是网络传播引发“放大效应”，四是负面消息引发“刻板印象”，五是“二次生成”引发舆情扩散。[16]

（二）实践性观点

1.关于“互联网+”领域高校网络舆情影响的研究

对于“互联网+”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影响的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大部分学者都是持有全面客观的观点，都认为其具有两面性。秦健[17]认为，既要关注高校网络舆情的负面效应，包括热点问题的催生效应、偏激言论的放大效应、社会阴暗面的腐蚀效应，还要肯定其正面影响，包括“安全阀”功能、“监视器”功能、“大熔炉”功能。刘燕、刘颖[18]认为，积极正面的网络舆情能够客观地反映社会的变化，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积极导向作用，大学生在这种网络舆情的影响下会潜移默化规范自身行为。李伟东、刘敏姬[19]认为，网络舆情自身存在的一些特点，如果控制不当对于和谐校园的建设以及高校的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挑战。

2.关于“互联网+”领域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现状的研究

由于“互联网+”领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项工作制度与体系都还没有完善。钟涨宝[20]认为，我国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主体不明确，对于舆情信息的管理基本处于“谁建网站谁负责”的局面，没有建立专门的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机构。冼季夏、顾慕娴、吴宏宇[21]认为，我国大多数高校均未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预警、引导与分析研判机制，这样良莠不齐的网络舆情会对高校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负面[影响。郑恒毅、王健卉、李学静[22]认为，由于资金、技术设备等问题，国内仅有极少数高校采用网络舆情安全监控系统，大多数仅仅是从制度约束等方面入手，是在舆情产生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而没有在舆情发生的源头就作出预警监控。

3.关于“互联网+”领域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高效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白璟、安涛[23]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网络舆情是学生思想变化的“晴雨表”，关注高校网络舆情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学生利益诉求出发，适时调整教学和管理工作。二是由于网络舆情自身存在的特点，导致大学生发表言论的隐匿性和自由性大大提高，给学校的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加之不良舆情的传播，冲击了大学生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大大降低。王昊[24]认为，网络舆情的发展及其自身特点，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据其特点和发展规律，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避免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廖扬平[25]认为，高校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有利于网络舆情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同时，网络舆情也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等功能，其目的在于警示，而不在于惩罚。

三研究评价与展望

“互联网+”领域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而产生的，高校网络舆情进入学界视野的研究也仅仅只有10年，目前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以下笔者主要从研究成果及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来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一）已取得的成果

首先“互联网+”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钟涨宝、聂建亮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产生原因等基本理论方面的阐述恰恰论证了这一点。其实，“互联网+”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多角度研究成井喷式发展。多角度研究主要体现在高校网络舆情参与者的心理特征分析、通过分析网络舆情各个时期的特点与成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等。例如孙静的《网络参与者心理特点与疏导》、陈强和王雅蕾《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泛化现象研究》等。再次，网络舆情的发展对高校管理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最后，新媒体、自媒体、微时代背景下的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也具有时代特色，随着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新的篇章，同时也为和谐校园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学术方面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第一，对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把握不够明确。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众多学者并没有对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其争议主要在于主体和载体不够明确。对于“学生主体论”，有学者认为舆情传播的主体在于学生，载体是整个互联网，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在校学生对于互联网上传播的某一热点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有倾向性的意见和言论的总和。还有学者认为，舆情传播的主体虽然是学生，但载体却是校园网络，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在校学生对于校园网络中传播的发生在校园中的相关事项的看法或意见。对于“师生主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是高校师生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校园事件或社会现象或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同意见。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是高校师生在校园网络上针对学校发生的各项事件的情绪表达的总和。总体而言，这两大争议矛盾较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研究与论证。第二，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视角有待深入。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舆情理论本身，近几年会有涉及到教育学方面，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的要求与挑战。但是单一的研究视角不利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深入研究与发展，不同学科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会提供一种全新的观点。今后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可以和多学科相交融进行，比如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要将大数据相关知识运用其中，从而促进高校网络舆情的深入研究。第三，对高校网络舆情的主客体建设不完善。目前，高校对于网络舆情管理工作责任主体意识不明确，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网络舆情监管部门，往往都是在舆情出现之后，尤其是灰色舆情产生影响之后，学校才开始开展工作，但是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相关部门没有及时把握舆论的话语权，互相推诿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应对措施缺少实效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高校网络舆情的客体建设也不完善。所谓客体，就是指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观念、方式和体系。目前很多高校管理者并没有对网络舆情的预警、应对和引导形成完善的有体系的管理方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堵”“删”等强硬措施越来越不能适应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形势。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一，拓宽研究视角，注意与其它学科相融合。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特定的研究方向，但是每一门学科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只有多门学科相联系，才能避免单一学科研究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对于“互联网+”视域下的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同样如此，我们要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再此基础上完善高校网络舆情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时俱进，从而形成一个不断地开放、融合与创新的研究领域，以充实和完善该领域的相关体系建设。第二，丰富研究方式，借助大数据技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这一概念应运而生，要求高校管理者要运用网络思维和大数据技术来进行网络舆情的相关工作，做好高校网络舆情的预测、数据监测、收集、分析与研判。在大数据时代，掌握数据抓取能力与舆情解读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将是未来舆情分析的必备技能。而当前的大数据技术，为高校实现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由监测向预测转型提供了技术保障。因此，高校要加强大数据技术平台的建设，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的合作，引进培养大数据处理人才，健全大数据技术人才体系，这将是未来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三，创新研究平台，顺应“微时代”发展。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微信已经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沟通交流工具。人们逐渐从QQ、微博等交流平台转向微信平台。大学生永远是体验网络新生事物的主力军，所以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在微信上会有最直观最全面的体现。

微信是“互联网+”领域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主阵地，因此，今后高校管理者要牢牢把握好微信舆论话语权，创新传播形式，结合大学生的实际切实做好微信舆论的宣传引导工作，实现此研究的科学性与学术价值性。第四，转化研究范式，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它既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也关系到一门学科的发展空间。[26]笔者通过现有的文献资料梳理，发现在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中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范式，只是在以往经验基础之上的研究，因而提出的对策也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缺乏有效性措施，对于定性研究方法特别是案例分析法运用较少。因此，对于“互联网+”视域下的高校网络舆情要加强实证主义研究，研究范式多元化，才能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分析、管理与引导工作带来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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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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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童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与传媒的宣泄功能[J].南京社会科学，2009，（8）：40-42.

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8

网络舆情监测业的现状

舆情监测是指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满足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为客户全面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①针对网络舆情监测，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重在强调网络舆情监测软件系统的作用，即网络舆情监测是通过对网络各类信息汇集、分类、整合、筛选等技术处理，再形成对网络热点、动态、网民意见等实时统计报表的软件工具。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舆情监测是全部网络舆情服务工作的最基础部分，它是高度人机合一的工作。舆论监测机构以第三方的身份进行观察，将事件各方视为平等媒介主体，通过搭建适当的沟通渠道消除误解、解决问题，同时提供客观、中立的意见，是客户的智囊和顾问。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只是部分反映了网络舆情的现实，是不全面的。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是建立在二者基础上的网络舆情监测及其相关产业。总的来说，国内的网络舆情监测服务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由软件公司和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联合成立的舆情监测软件企业，以方正电子、拓尔思、军犬为代表，它们的技术实力较为雄厚，抓取网络舆情数据能力较强。

第二类是依托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建立的舆情监测平台，即舆情监测行业的媒体派，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新华网“舆情在线”。这两个舆情监测系统主要针对社情民意进行监测，对时事热点和受众心理变化的敏感度较高。

第三类由高校或学术机构创办的舆情研究所。如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这类机构具有浓厚的学术传统，汇聚了新闻学、传播学专业的各类精英，善于捕捉网络舆情的变化，并将其归纳、梳理，总结规律并且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

第四类是由舆情监测软件机构和高校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合作成立的舆情实验室，如南京大学—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清华—优讯舆情实验室。这一类机构将高校多学科团队的学术优势与先进互联网监控软件的技术优势、市场经验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

这些网络舆情的监测机构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测理论体系、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和应用技术，既可以对传统媒体的网络版，又可以对各大网站的新闻、新闻跟帖、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网络时评等进行24小时监测，并进行专业的统计和分析，最终形成监测分析研究报告。但是，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亦很明显：

第一，服务的对象不同。舆情监控系统功能、工作流程大同小异，服务的对象不尽相同，有专攻一个领域的，有做全面监测的。如红麦舆情监测系统重点在做金融行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工作流程和方法；新华舆情在线主要是专为中央有关部门服务的。第二，宣传的重点不同。大多数机构强调自己的技术实力，只有部分舆情监测服务机构强调自己的智力和人才资源。如清华优讯，倡导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可以监测电视、报刊、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的全媒体舆情监测服务商。”第三，对新产品开发的重视程度不同。以软件系统著称的技术派在其网站的主页上只有案例库汇集，缺少衍生品的开发，而依托主流媒体或者高校的舆情监测机构非常重视衍生品的开发。

我国舆情监测业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舆情监测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舆情监测机构的专业人员严重缺乏。虽然有许多舆情监测机构在广告中都提出依靠软件系统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仍然需要舆情分析师结合软件数据，撰写人工分析结论。目前，国内的舆情分析师大多数由传统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转型而来，但是离市场的需求还有相当大的人才缺口。据相关机构调查显示，我国专业舆情人才缺口现已超过120万。②

舆情服务机构的产业链不完善。国内的一些公司如大旗网、蓝色光标等，它们提供的服务比较简单，大都是企业发生危机后进行灭火工作。还有一些舆情监测公司更像是体检中心，不具备预警和危机应对功能，客户在得知自身问题后，也不能采取专业有效的措施去处理危机。从舆情监测的产业链上看，整个行业由舆情监测、分析、应对处理多个环节构成。从用户需求的情况来看，用户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监测平台+专业的舆情服务”，而不仅仅是一个监测软件。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作为舆情产业链上的一环，作用虽然非常重要，但从目前来看，它们往往处于产业链的下游，自主性严重不足。

重视对客户的服务，忽视对民意的研究。目前一些网络监测机构只强调对政府和企业的服务，对网上舆论则采取“堵”的解决策略。甚至还有一些专门的“删帖公司”，甚至有一些舆情监测公司就在自己的网页上明确写着可以替客户“删除负面信息”，这种同时兼营网络删帖业务的舆情监测公司在行业内大概占到20%。③还有一些地方与部门不是着眼于研究民意、改进工作，而是想借助舆情监测和监测机构或主流媒体建立联系，以便帮助他们监控和处理负面信息。

舆情监测行业规范尚未建立。由于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尚未出台严格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一些商业网站、广告公司、营销公司、公关公司等，也开始纷纷涉足网络舆情监测业务，不规范的业务运作使得“网络删帖”、“网络水军”等大量出现，严重影响了舆论监测行业的健康发展。截至2012年1月，经过工信部软件司认定登记颁证的“舆情”软件共有约68款，市场上还大量存在未经认证的同类软件。在舆情监测产业壮大的同时，呼吁推动舆情服务业透明化、规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我国舆情监测机构的发展路径

加强专业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培养。舆情监测软件和平台提高了效率，但人工分析仍是重点。在舆情分析师这个新职业群体中，虽然不乏搜索引擎专家、网络调查专家、统计高手、图表专家等“高技术”人才，但是分析师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舆情分析师的五大基础技能包括挖掘与收集网络舆情信息、概括剖析网络言论、抽样统计网络舆情数据、撰写舆情分析报告、预测舆情走势。一名合格的网络舆情分析师，除了要有舆论学、传播学、统计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很强的新闻敏感性、舆情分析研判和危机管理能力，熟悉网络舆情抽样、统计、分析工具和模型，对社会心理与网络语言文化有长期观察研究。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舆情分析师树立稳定的价值观至关重要。除此之外，还必须了解突发事件演变规律及舆情分析研判能力。

舆情监测机构与高等院校或科研所或新闻媒体结合，实现业务实践与理论研究、硬技术与软实力双赢。大数据时代舆情监测机构要想谋求很好的发展，必须走强强联合之路。具体来讲，就是高等院校或科研所或新闻媒体相结合，实现业务实践与理论研究、硬技术与软实力双赢，这在舆情监测业界已经有不少的成功案例。如2012年9月，红麦聚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暨南大学成立“暨大—红麦舆情研究实验室”，以红麦舆情监测系统技术平台为基础，收集和处理网络、微博舆情信息数据，提供给实验室作为舆情研究的数据；实验室依据红麦软件提供的网络、数据，制作舆情深度分析报告。

整合资源，开发新产品，构建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测产业链。舆情监测机构要选择战略合作伙伴，有效地整合资源才能提供快准全的舆情、竞争情报等业务。如红麦软件与华声财讯成功携手，将技术、服务、业缘关系等优势完美结合。2012年8月，两家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携手进军在云计算、大数据背景下的业务情报市场。经过资源整合，促进彼此的发展。总的来说，当前舆情业从监测、处理分析到应对的整个产业链条上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竞争者。对于未来，谁能将整个链条打通并有效整合，谁将是未来的最大赢家。④

研究客户需求和网络民意，促进两个舆论场良性互动。研究客户需求，就是针对不同需求的客户，开发出几套特定的监测系统，进行舆情预警、危机指导、危机公关与修复、媒体沟通、法律维权等全方位的服务。研究网络民意，就是对网络上反映的问题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理，变堵为疏，而不是无视民意，任期发酵，让其成为“烂尾”新闻。

“大众麦克风时代”，民心可敬、民意可畏、民气可用，舆情监测机构要本着中央“三贴近”的要求，善于从群众利益角度，触摸民意脉搏，从基本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网民坦诚交流；同时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进入网络社区，推动互联网上官民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本文系河南省2013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32400411125）

【注释】

①高忠业：“青岛入列首批国家舆情师培训计划”，《青岛财经日报》，2013年5月8日

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9

为了充分掌握现有网络舆情博弈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比舆情研究的整体现状，本文利用万方数据库中的知识脉络分析工具，输入“网络舆情”进行知识脉络检索，得出2005－2015年间网络舆情文献每百万期刊论文的年度命中数，因该分析工具无法进行“关系‘并’”检索，实现基于博弈论的网络舆情分析文献与舆情总体文献的对比，因此本文通过在万方数据库高级检索中输入“网络舆情”“博弈”两个检索词进行“精确”条件下关系“并”的一般检索流程，共产生49条检索记录，因其中仍混有非相关文献，经手动筛选之后，共保留20条检所记录。图1为2005－2015年间两类舆情研究文献的对比统计图。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始于2005年，2005－2009年间文献生产量增长率较为缓慢，自2009起到2013年，文献年增长率大幅度提升，约为33．241，这与这段时期内我国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即时通讯App技术等的飞速发展，以及大幅度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13年之后，我国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因此14年的舆情文献总量虽有所增加，但增长量已大幅度降低。对比舆情总体研究趋势，基于博弈论的网络舆情研究可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2015年6月仅发表20篇，每年发表量不超过5篇，但这些研究成果在舆情危机的应对和解决方面具有较好的导向性，所提供的舆情研究思路对未来舆情研究也助益良多。

2网络舆情博弈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将网络舆情博弈研究文献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建模两大类，然后对建模文献按照参与主体数量的不同，分两方和三方博弈进行整理归纳。此外，在两方博弈内部又按照主体类别进行了文献划分，图2为文献类别划分路线图。

2．1定性研究将博弈论引入网络舆情研究的早期，学者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舆情事件中相关参与主体及其利益的界定上。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见表1。以上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不同情境下舆情参与主体及各自利益点的识别，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给出相应的舆情危机处理策略。博弈定性分析的方式可以从深层次探究舆情危机产生的原因，把握危机处理的大方向，但其主观性较强，在具体解决方案的提出、恰当的实施时机以及方案实施程度等方面，定性分析的指导意义相对较弱，因此，需要采取数据建模的方式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通过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提供舆情危机处理客观的依据。

2．2建模研究现有的以博弈建模进行网络舆情研究的文献按照参与主体数量的不同可分为两方博弈和三方博弈。传统博弈理论中对行为人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具有共同的知识水平以及博弈双方之间的互相信任。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主体的差异性，使得博弈情形不能够满足传统博弈的假设，形成一种非完全理性的博弈。

2．2．1两方博弈参与模型按照参与主体的构成，可将舆情两方博弈模型分为网民内部博弈和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a．网民内部博弈。网民以互联网作为意见和态度表达的平台，推动舆情事件及舆情信息传播发展。但其知识结构、价值观的差异及与舆情事件的弱利益关系，使其态度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群体成员有限的信息拥有程度和分析计算能力使其行为方式呈现惯性、短视的特点。基于此，现有以博弈论研究舆情生成与发展的文献大都基于演化博弈的思想。魏丽萍在探究“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在网络空间对群体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网络舆情的形成是有限理性的群体在网上心理博弈的过程。根据网民的政治态度及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定义博弈中的收益组合，继而建立网民内部演化博弈模型，以博弈均衡解作为舆情形成的解释。刘锦德等认为舆情是无数不完全信息下的同质个体在面对某一信息时在盲从与分析间策略选择的结果，以信息分析所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作为博弈动力构建两方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在演化均衡解的基础上，引入博弈方的交互利益、成本系数和记忆长度进行影响因子的仿真模拟。郭东伟，乌云娜等借助传染病模型对社交网络中的个体信息传播状态进行分类，引入传播学中的社会威慑因素构建舆情传播过程中个体与其邻居之间的非理性博弈模型。并分别在无标度网络和小世界网络背景下进行理论分析和仿真模拟。王洋，尤科本等研究同一网络社区内部及不同网络社区间，个体针对某一话题的讨论，在肯定、否定和不确定间的策略选择以及对不同意见个体的说服行为，在求得博弈均衡解得基础上结合传播算法对博弈双方数量、采纳概率、收益差及比对概率进行舆情传播的计算机模拟。魏静，朱桓民等认为舆情信息传递的过程是网络节点间信息增长和积累的过程，采用改进的Brookes知识方程说明舆情信息的网络传播条件，继而构建信息容量存在差异的网民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模型的求解和仿真实验。宋彪，朱建明等将个体网民行为产生定义为外部感知和内部状态的函数，在群集动力学背景下对个体网民行为特征进行命题假设，结合社会网络背景构建个体间的利益演化博弈模型，通过系统仿真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张芳，司光亚研究人际间的谣言传播机制，认为尽管相信谣言会带来实际的损失，但其重要性和模糊性仍会导致个体偏向于相信谣言。在这一假设条件下，通过对相信谣言和不相信谣言两类策略收益的界定，构建个体间有关谣言传播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Agent仿真实验。该研究虽未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性。不同于以上对群体内个体进化策略非此即彼的假设，王元卓，于建业等认为群体的博弈过程会受随机效应的影响，提出在传统演化博弈模型中引入随机效应因子，进而探讨应用这一新模型进行网络群体行为研究的可行性。b．网民与政府间博弈。社会转型的加速和改革的深化使诸多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其中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涉色”等问题的频发使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进入民众的关注视野，成为社会矛盾的直接当事者。谌楠，王恒山在BA无标度网络中引入改进的社会福利博弈模型，将政府的社会收益与网民的参与率关联起来，研究政府与网民在某一负面舆情消息传播时的博弈行为选择，通过仿真模拟确定政府在负面舆情传播时的最佳干预时点。刘德海针对突发事件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在Stackelberg多阶段博弈中融入演化博弈思想，指出政府机会主义的产生是基于网民群体策略演进的结果，进而结合均衡解分析其中现实的原因。韩少春等以舆情事件的不知情人(平民百姓)在知情人(政府、专家、利益集团)不同策略下的行为选择为研究对象，构建双方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舆情传播中网民羊群效应产生的可能，进一步通过仿真实验研究羊群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时间。上述研究均将网民作为参与方进行博弈研究，而张玉亮，张昊苏却将网民衍生的“社会支持率”作为舆情当事人和政府博弈争夺的对象，进行博弈建模研究，由此，博弈方的退化导致博弈类型由群体间的演化博弈转向个体间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构建舆情两方博弈模型的文献认为是网民群体内部或网民群体与社会管理者彼此间的利益矛盾促成了舆情的形成与发展，这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是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的。但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利益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这些新加入的个体会因为自身利益的驱使而加入到舆情的博弈中。以文献［2］定义的六类博弈主体为例，这些利益主体几乎不会同时参与同一舆情事件的博弈，但在某些特定主题的舆情事件中，部分利益主体(＞=2)会迅速形成博弈参与方展开利益的博弈。因此，部分学者尝试构建三方博弈模型，以适应特定情境下的舆情生成与演变机理。

2．2．2三方博弈参与模型在以博弈论研究网络舆情的文献中，仅有3篇文献涉及到三方博弈。按照文献发表先后顺序，魏芳芳首次打破传统的两两博弈模型，以网络空间中不法企业为谋求暴利的谣言散播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府－企业－网民各自策略空间及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以三维立体图展示不同策略组合的渐进趋势，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陈福集，黄江玲针对舆情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网络水军恶意炒作这一典型现象，建立政府－当事人－水军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策略组合下参与方的行为选择，并结合现实给出相应的指导建议。张玉亮，张昊苏认为突发事件当事人与政府除争夺第三方网民的支持外，更需要借助媒体扩大自身的影响效应，但媒体不同于第三方网民的非利益性，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它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文献在已经构建的两方博弈中引入媒体作为第三方博弈主体，以研究相关参与者的策略变化。

3现有舆情博弈研究存在问题

我国网络舆情的应对已由最初的围追堵截到积极应对再到目前的常态管理，各项研究方法也逐渐趋于成熟，特别是近年来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舆情研究与管理进入智能化阶段。但基于博弈论的主体行为研究对把握舆情实质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现存的各项研究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改进。

3．1理论分析的不足－缺乏交互性现有理论分析文献多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舆情事件弈主体的识别、主体行为特性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以及各主体利益点的界定。但却忽视了博弈论所暗含的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即同一情境中的参与主体是如何根据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如何在不同的策略间游动、权衡以及对手的策略选择会对自身产生何种影响。这种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析方式无法将舆情所受的主体合力表达出来，因此也无法体现舆情动态变化的特性，仅能描述舆情某一时点的静态特征。

3．2建模研究不足

3．2．1研究主题不明确现有的舆情博弈建模文献过分强调模型的构建和求解，而对舆情本身的信息关注不足，这使得构建的模型在运用时，要么仅适用于个别情况，要么需要进一步确认其具体的应用范围，分别以文献［20］和文献［8］为例加以说明，文献［20］研究当网络舆情发展存在网络推手时的情形，但其在实际行文中仅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商业企业的不正当营销行为，大大缩小了网络推手的话题炒作范围，这种对参与主体功能的部分缩减直接使模型运用受到限制;而文献［8］主要研究网络舆情传播时，政府最佳干预点的选择，但其在研究范围的确定时，仅模糊的指出研究对象是有负面影响的舆情事件，这种笼统的概括会使其模型在现实舆情的监控运用中失去针对性，进而失去实用价值。因此，前者的单一性和后者的过度概括性使这两类研究无法形成对不同主题的舆情生成原因和发展动力的深入探析，继而使模型运用受到限制，失去其固有的参考价值。

3．2．2研究阶段不明确作为网络舆情的一大研究分支，舆情演变阶段研究已取得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以四阶段演化为例，包括产生、发展、高潮和衰没等四个不同的状态。因舆情发展的动态性，其在不同阶段的参与主体、利益关系以及影响效力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在构建博弈模型时也应有所差别。但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仅文献［19］明确指出构建模型的适用阶段，而其他文献对舆情演变阶段差异的忽视使其模型在理论和应用上的指导意义需进一步界定。

3．2．3部分文献模型选择不恰当在建模文献中，文献［12］和文献［17］均对博弈进行非理性假设，属于混合战略下静态博弈的情形，但现实中的博弈主体均具有知识获取和学习能力，能够根据舆情演变和其他参与者的策略进行策略调整的个体，因此舆情主体的静态博弈分析并不适用于动态的舆情传播现实。此外，在网民与政府的两方博弈研究中，仅文献［9］认识到博弈主体相对于传统演化博弈的差异，即博弈的一方(政府)由由原先分散化行动的群体参与者退化为理性的个体参与者这样一类特殊的演化博弈，进而对博弈模型作出适当的调整，而其他研究者仍沿用传统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建模研究，从而与现实产生出入。

4研究展望

针对现有舆情博弈研究文献中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

4．1模型运用的改进

4．1．1结合舆情主题建模模型构建优于理论分析的地方在于其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但劣势在于对舆情宏观把握的不足。这导致在构架模型时，要么忽视模型构建背景，仅就模型谈论模型，要么是基于某一特定舆情事件进行模型构建，从而使模型适用性受到限制。此处理论与模型理想的结合方式，可以考虑面向舆情主题的建模方式，即，按照一定的主题分类标准将舆情分成若干类，对每一类主题舆情进行博弈模型构建，这样在建模时既具有简要的背景依托，同时又扩大了模型的适用范围。

4．1．2结合舆情发展阶段建模正如本文3．2．2提出的，已有的舆情博弈研究文献都未曾进行涉及整个舆情生命周期的建模研究。若能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探讨舆情在不同阶段间的演变机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和解释舆情产生与发展的本质，有针对性的制定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网络舆情分析研究现状例10

目前，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划分，有所谓乡村传播、城市传播、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性别与女性传播等。本文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以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为切入点，讨论开拓和建立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校园传播学。

一、风险社会与大众传媒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有关风险社会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谢尔顿•克里姆斯基的《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芭芭拉•亚当的《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等。“风险社会”理论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制订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中国学者申凡、陈奕认为，社会风险是一种将导致社会既有运行机制和稳定局面遭受破坏的不确定因素，其核心特质为一种导致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共时态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安状态，在历时态上表现为一段持续发展过程。

中国近年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一批专著问世，如张乐的《风险的社会动力机制》、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丁烈云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等，大多从公共管理视角或哲学层面切入，有些研究涉及了风险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和信息沟通。确实，在大众传媒广泛渗透并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克也认为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之间关系密切。按照发展传播学的观点，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和推进器。探讨大众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具有学术价值，亦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结构特征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面同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近年的一些突发事件表明，“风险社会”其实离中国并不遥远。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领域都存在潜在风险，处理不好，将对社会稳定与和谐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加强对风险社会的研究，对我们避免、预防和消除自然的和人为的社会风险具有借鉴意义；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颇具参考价值。

二、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突发事件与校园突发事件

风险社会与突发事件紧密相连。突发事件又被称为“突发公共事件”或“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它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相伴而生，相互影响。一方面，对突发事件的网络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若有不慎，易引发“蝴蝶效应”，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舆论已成为一些突发事件的策源、酝酿、发酵、放大的重要场域。随着突发事件频发，网络媒介越来越深度介入，如何认识、把握并有效管理网络舆情，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地方政府和舆论宣传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个集中表达与展示的窗口，承载着社会与公众的诸多期盼，与社情民意有着深刻的联系与互动。全面把握网络舆论的规律和走向，倾听、引导和满足公众诉求，积极疏导，有助于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在全面提高社会科学化管理水平的诸多措施之中，健全网上舆论管理机制被寄予厚望。2011年，时任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首次提出把虚拟社会的管理纳入社会管理，把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管理统筹结合起来。

突发事件网络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外相关研究相对中国较早，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对突发事件网络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方面，国外主要有三种调控模式，即彰显个人自由的北美自律模式、个体自律与国家调控相协调的欧洲均衡导控模式和凸现政府强制介入作用的东亚模式。国内突发事件网络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研究以几大主题为主，涉及新媒体环境下的突发事件网络信息传播模型与规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警、研判及其指标体系、政治监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管理的公众行为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导控、应急决策支持、媒体责任、法律与政策规制等。这些研究也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特色，如丁柏铨教授的论文《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关系研究》，围绕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从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角度切入，提出了可行的研究方法、理论架构和研究思路；喻国明教授的论文《大数据分析下的中国社会舆情:总体态势与结构性特征——基于百度热搜词(2009—2012)的舆情模型构建》，以百度搜索词数据库为研究对象，采用大数据的价值挖掘与分析技术，提出将碎片化的舆情信息整合处理，并进行舆情模型构建，用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舆情的结构性特征和测定中国社会舆情指数，对于社会管理和社会协调有重要启示；赵振宇教授的的论文《系统论视野下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框架构想》，在系统论的视野观照下，构建了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喻发胜、赵振宇的“双因叠加效应”认为，对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而言，“事件处置”和“舆论引导”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相互影响，难以分割。如果事件处置不力，则舆论引导难以奏效；同时，如果舆论引导不力，则会使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且可能激发更强烈的舆论。

在论著方面，有丁俊杰、张树庭主编的《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合著的《网络舆情热点面对面》、邹建华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等，都非常注重研究的应用性和针对性。

近年，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校园重大突发事件占了相当比重。校园重大突发事件因涉及公众利益成为社会和的焦点，网络传播的快捷性更加使此类事件的影响力急剧扩大，网络传播的失范与道德缺失又增加了校园重大突发事件所引起的负面影响。因此，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亟需规范，以期预防和减少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模仿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目前对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的研究方面，仅有零星论文涉及，如陈强、王雅蕾、王国华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泛化现象研究》、施敏锋的《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网络传播中的道德缺失与秩序重构》、赵治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及应对策略》、唐东升的《新兴媒体条件下的高校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构建研究》等。新闻业界的突出研究成果则有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定期的高校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对高校应对网络舆情提出了应对意见和建议。

具体到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而言，近年有些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也频频被推到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园神经连接千家万户，校园舆情也是社会舆情的一个窗口。相关部门在这方面既有成功应对的经验，也有处置不当的教训。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表现出与其它领域的共同一面，也有自身的特点，对此加以研究总结，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综上所述，近年中外学者在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与舆情管理研究方面成果令人瞩目，学术积淀丰厚，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如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单一，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研究不多，缺乏对各类典型个案的分析和解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得比较少等。

三、关注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校园传播学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已有较细致的划分。以上述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研究为切入点，可尝试开拓和建立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校园传播学。校园传播学研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校园传播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应用价值方面，校园传播学研究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研究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传播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可深化对网络舆情管理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校园传播学研究的总目标在于为当下中国校园治理和教育发展提供传播支撑，亦即研究如何以传播促进教育、社会和国家发展。

2.校园传播学研究什么

校园传播学的总体框架可分为史论篇、实践篇、对策篇和借鉴篇等。首先，史论篇可对风险社会、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突发事件和校园重大突发事件进行理论探讨，为整个研究提供理论工具。研究中国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与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把中国校园重大突发事件放到社会大系统和诸多复杂的现实因素中加以考察。其次，史论篇可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校园重大突发事件，加深研究的纵深感。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都呼唤校园传播学的建立。我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学生运动其实都可称为校园重大突发事件，这样一种学术视野将为当下的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和网络舆情管理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并显现出校园传播学研究的中华传统特色，还可开拓研究的历史深度和学术厚重度。

史论篇研究应注重采用理论探讨、历史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查阅并分析鉴别、分类整理有关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文献，为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传播和治理研究提供历史素材。个案研究法，即在分类的基础上以典型性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为例，具体分析。实践篇则主要研究近两年和今后三年中国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和网络舆情管理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以及相关对策。可从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模式，即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入手，考察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网络舆情管理的现状和问题。重点分析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和网络舆情管理的典型案例，案例可包括过去两年和将来三年。研究上述5年期间校园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包括事件简述、进程实录、传播路径、舆情源头、网络传播、官方回应、舆情分析、评论文章、多方点评等。对围绕特定事件形成舆论的内在演变机理进行研究，构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演变机理体系，系统分析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演变路径、演变动因和生命周期。

对策篇主要探讨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和网络舆情的管理对策。按照人际传播管理、组织传播管理、大众传播管理、网络传播管理分别探讨。就政府、学校、媒体如何提高舆情识别、舆论引导和交流沟通能力进行对策性研究，包括校园重大突发事件舆情识别指标、舆论处置模式、舆情沟通机制等。对策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并重，辅以个案研究。定量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法等手段，田野调查法以追踪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为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篇可探讨国际上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和网络舆情管理的三种主要模式：北美模式、欧洲模式和东亚模式。鉴于美国是一个突发事件、尤其是校园重大突发事件较多的国家，可以美国作为研究重点，以资借鉴。主要采用对比分析、囯别分析、个案研究方法。采用对比分析、囯别分析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

总体而言，要坚持宏观研究与微观调查相补充、全面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统一。既要宏观把握古今中外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传播和治理的整体情况，又要以校园个案的微观调查弥补宏观研究之不足。要想研究出切实有效的校园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和网络舆情的管理对策，前题是了解真相。对于尚未平息的校园重大突发事件，深入现场进行追踪调查和深度访谈将充满挑战。对于已经过去的校园重大突发事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以还原事实真相也颇不容易。在研究的总体思路方面，可先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域，是研究视角的创新。通过梳理其理论，建构关于风险社会之传媒角色的规范性认识，为后文的描述和分析提供理论工具；接着，以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为基础，构建校园传播的模型。通过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以网络舆情演变为核心议题，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对校园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孕育、扩散、变换和衰减四个阶段的舆情管理展开研究，探讨校园传播和校园治理、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现代传播研究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