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1

本文所列的联立方程模型共包括有4个方程，分别为3个行为方程，1个定义方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支出法GDP核算恒等式，并把等式中的涉及到的统计指标作为联立方程的内生变量，分成了消费模块、投资模块及真实货币供应量模块，并从其他核算账户中引入外生变量，具体如下：

其中，C（1）～C（7）为待估参数，Y为总产出、C为消费、I为投资、R为利率、M为货币供给量、P为价格水平，G为政府支出、NX为净出口。消费方程的最后选定来自凯恩斯所提的绝对收入假说，而投资方程则依据凯恩斯和克拉克分别重视利率和收入因素而提出，真正的货币供应量是受产出和利率作用。

二、模型估计与解释

联立方程的估计首先要对模型进行识别，通过内生变量个数及外生变量个数对比，方程个数的多少等因素来确定模型是否可识别，通过检验发现本文模型为过度识别，故可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对整体模型进行估计前，对每个行为方程进行协整检验，采用E-G两步法得出相应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说明行为方程的设置具有合理性，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不对具体结果进行展示。在联立方程模型的整体估计上，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联立方程模型的结构参数。3SLS方法的思路为：第一阶段中，首先估计联立方程系统的简易形式。之后，采用所有内生变量的拟合值得到联立方程系统中全部方程的2SLS估计。计算出2SLS的参数后，各个方程的残差值就能够估计方程间的方差和协方差，类似于SUR的估计过程。第三阶段，将会得出OLS的参数估计量。本文用Eviews7.0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结果如下：

由上述消费方程可见，各系数显著，估计效果较好。我国居民平均自发消费为1166.7元，消费额对产出的斜率为0.45，每增加1元的社会产出，就会有0.45元用于消费。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来说，最终消费由当期产出水平决定，而在支出法核算的GDP恒等式中产出有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净出口决定，因此两者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依存。

由上述投资模块方程可见，投资额与产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产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并且滞后一期具有正向的作用，滞后二期具有负向的作用，同时，投资额同样受市场利率的影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看，与消费方程同样，投资额与产出水平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同时外生变量利率的影响则体现了经济总体账户间的互相影响，投资来自收入分配与支出账户，利率来自金融账户，两者之间长期的协整关系体现两个相关账户间的联系与相互依存关系。

由上述真实货币供应量模块方程可见，货币供应量由当期产出水平和利率共同决定，并且与产出水平正相关，与利率水平负相关。上述结论符合经济学原理，属经济学常识范畴，但带入到国民经济核算各账户中就会发现不同账户间的联系，产出水平处在核算的生产账户，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则在金融账户，从而发现两账户间的联动作用。

当我们得到了联立方程模型后，十分重要的应用就是对模型进行模拟，本文基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可对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进行模拟，同时更好的体现我国宏观经济指标间的相互关系，下文利用情景分析方法，模拟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假设情景1：从2008年开始，一年期存款利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0.5个百分点。在此假设下，带入到已建立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得到利率变化后的各经济变量对应的变化值，表中计算公式为：（模拟结果-拟合结果）/拟合结果*100，得到结果如表1：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从2008年开始，如果一年期存款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即央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GDP、居民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然而紧缩作用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对控制多度投资可以起到较有效的作用，从而说明适当升高存款利率能够显著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下降。各指标处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从这种联动机制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政策正是利用不同账户指标间的作用传导机制，达到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2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分类及指标设计的总体思想

经济增长被列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意义尤为明显。

对于经济增长概念的理解，各种说法略有差异，但主旨相同。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增长的绝对量和经济增长的相对率。

从绝对量来讲,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收入（NN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范围内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总和,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与GDP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内要素在国外的资本和服务的收入-国外要素在本国的资本和服务收入。国民收入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和间接税，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跃居世界第四,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大国经济地位。

从相对率来讲，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GDP的增长率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6%左右。

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增长是通过资本、人力、技术与制度的组合和作用来实现的。本文援引以下公式来说明：Y=A・F（K，L）（其中，Y代表服务或者产品的产出，F代表生产函数，K代表资本，L代表人力，A代表技术与管理）。这就是说，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同样的经济增长，会有不同的资本、人力和技术与管理组合，怎样来分析和判断各种组合的特性、合理性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了。

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主要探讨不同经济增长的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路径。如何科学、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一直是学界和社会上讨论的热点。通过对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至少应包括如下四种分类：按照经济增长的成本或要素，可以分为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结构，可以分为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体制，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本质，可以分为发展型经济增长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这四种含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分类虽有交叉，但其差异是明显的。当选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来对各种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判定时，将会更加清楚。

目前国内对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除了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外，基本是是比较宽泛的定性研究，缺少深入的可操作的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的基础是需要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测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就如同检测一个人的健康，首先需要有一套物理与化学的体检指标。因此，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来测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研究的统一与规范，本文中的所有指标都必须遵循如下的原则与计算方法以及程度判断的标准：

指标设计的总体原则：

――关键原则。指标要关键。一个项目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而决定其趋势和发展动向的往往就是一小部分关键指标，因此，在指标选择时候要选择最关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简洁原则。指标不宜过多，因为过多的指标会影响对整体的判断，使得人们很难把握全局。

――多维度原则。对整个指标体系的把握要从多个维度着手，不能仅从单个方面进行分析，保证指标的全面性。

――可操作原则。指标体系中的数据需要可操作，即要使得数据能容易从统计部门得到，否则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所以，在指标的选取上，尽可能选取易得、关键的指标，并且主要将指标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设计方法除外）。所谓正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越趋向好的方向发展；所谓逆指标，其数值越大，代表经济增长的质量越趋不利。对于正指标和逆指标的值的确定我们主要采用以下的公式：

正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正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逆指标计算公式:

公式中各指标的经济含义如下:

S:逆指标综合值；X:报告期指标的当前数值；XL: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低值；XM:指标实际数值所在区间最高数值;Wi:每个指标的权重。

在权重的确定上，主要是运用自身的经验和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必要的时候运用专家调查法来进行修正。

转变程度判断是基于对指标的分析和综合值的计算。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四种程度判断综合起来考虑，就得到了表1：

二、不同类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1.集约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集约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可以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来加以反应，具体为：

2.投资推动型与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从总量上、结构上衡量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程度。而基本建设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重测定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程度。

3.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体系设计

对于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判断，可以用如下指标来衡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市场化程度判断是针对地区或中心城市，而不是针对国家，所以并没有考虑关税税率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4.发展型与欠发展型经济增长方式指标体系设计

发展型经济增长就是消除贫困、经济增长、群体和谐、政府廉洁高效、生态环境宜人、国家经济安全、创新能力强 。它是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状态。

据此，可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概况、问题和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进而提出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经济增长的和谐、理性和安全。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著 周师铭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

[2]赵月华 李志英:《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田春生 李 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3

■ 历史追踪――从“社会产品核算”到“州级国民经济核算专门机构”成立

1954年黑森州统计局第一次开展了“社会产品核算”，1957年首次在州的层面上了生产指标的成果。同时进行了州层面的生产指标和雇员总收入指标方面的方法论研究，县级的指标试点也开始着手进行。

20世纪60年代，统计部门进一步对分配指标消费使用核算和养老金收支指标的方法论进行了研究。1964年首次发表了针对1957年至1961年的州级GDP核算结果。1969年正式将州级核算命名为州级国民经济核算。

1972年巴登州统计局成为德国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领跑者，70年代中期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GDP的核算，同时引进了投资核算、财产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和报废核算，并对核算的组织机构和任务进行了确认。1987年德国《统计法》肯定了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必要性和意义。

1990年12月在柏林召开了首届全德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研讨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统一后的德国，将原东德地区的州纳入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总体框架之下，很多州以州级统计法规的形式将地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固定下来。20世纪90年代末期将州层面的国民经济核算和1995年制定的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ESVG1995）结合起来。

21世纪伊始，按照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首次出版了州层面的国民经济核算结果，并成立了州级国民经济核算的专门机构。

■ 实施方略――州际一致的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保证核算的科学性、独立性

德国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由专门机构“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负责组织实施的。在实施核算工作过程中有一致的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有自上而下的核算程序。

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

每个州的统计局在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中都是具有表决权的成员。德国联邦统计局则是不具有表决权的成员，法兰克福市统计局作为德国城市的代表参加其中工作，欧盟统计局作为特约代表参加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的各种会议，巴登州统计局是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的主席和主持人，负责整合地区之间国民经济核算的各项事务和对外代表州际国民经济核算组。

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应该在协调一致的原则下展开，每个州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要考虑到所有州在总体上和经济部门上的可比性。所有的州在全德范围内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必须强调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的一致性，以保证指标结果的高度可比性。由于所有的州都致力于方法论角度的协调一致，从而使得1995年引入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时很容易顺利的过渡，并保证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同时，州以下的市和县也强调了国民经济核算在数据来源和指标方法上的一致性。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程序

德国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过程并不是基于原始统计调查的，即并非从最小的基层单位层面汇总至州级数据和国家数据的，相反总是首先有联邦统计局的部级数据，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方法分解出各州的数据。通常欧盟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推荐的两种分解方法用于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即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按照自下而上的方法实施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首先要求具备最基本的详细的统计单位信息，然后按照自下而上的层级逐级汇总出州一级的数据，最后由州一级的数据汇总出全德的数据。自上而下的方法则恰恰相反，国家的总体数据被分解为各州的数据，但并不分解为某个具体单位数据。

■ 借鉴意义――地区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多角度核算经济状况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从生产、分配、收入、使用的循环角度反映地区经济全貌。

地区生产核算

地区生产核算的核心指标是GDP和总产出。总产出反映了经济部门的总成果，GDP则反映了各部门的新创价值。按上年或特定基年计算的可比价，GDP主要用来反映经济的增长。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结果是欧洲层面分配财政资金的依据。地区层面的人均GDP则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它对于联邦层面的财政平衡政策意义重大。GDP指标进一步派生出一系列重要指标：如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单位GDP的吨公里货运量，单位GDP的人公里客运量等。

在国内，有关经济增长的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信息，对于各方面的政策制定意义巨大。以人均不变价格GDP表示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与资金的引进和投资方向的选择关系密切，同时也对择业、地区竞争力和税收产生影响。

地区收入核算

地区收入核算是地区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经常账户核算。核心指标有折旧、雇员报酬和营业盈余。收入核算揭示了在创造社会产品价值过程中，作为要素投入者的劳动和资本是如何获取相应收入的。收入形成指标也是分配核算的基础。作为雇员收入基本指标的收入总额和工资总额对于制定地区养老金标准和社会核算标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地区分配核算

作为地区国民经济核算重要组成部分的分配核算和收入形成核算紧密关联。它揭示了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配核算中最重要的三个指标是要素收入、原始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地区原始收入指标和地区总产出（或地区GDP）指标之间的比较，表明了报告期内产出、创造和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原始收入指标的各个组成部分反映了地区的收入结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社会动机因素决定的再分配机制下的可支配收入指标。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4

中图分类号：F0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81-04

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指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目标模式选择。如果单从时间跨度上讲，这两个时期前后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年左右，但这个时期的经济变革对中国经济进程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极为重大的。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是在“共同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确立和发展的。“共同纲领”是建国初期的指引经济航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所指明的经济任务与目标是通过变革与调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形成独立自主的带有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共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完成以后，根据新的形势发展提出新的发展目标与任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制定并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一五计划”中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并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民经济走上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早期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值得我们深思、总结与借鉴。

一、“共同纲领”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确立与反思

新中国早期经济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是在共同纲领指导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这次转变是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完成的。《共同纲领》是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是：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有步骤地进行，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它的财政金融政策是：在财政方面，建立国家的财政预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厉行精简节约，平衡财政收支，努力积累国家的生产资金。税收应以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和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做到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在金融方面，强调国家对货币金融的严格管理，货币的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的流通，外汇外币金融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统一办理。凡依法经营的私人金融业，应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对社会的金融投机予以严厉打击。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5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1008)02-0018-08

一、前 言

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市场化既是制度变迁的取向，也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农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农村经济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中国”的判断，农村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切基因，不了解农村发展，就不能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解释；不研究农村社会变化，就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市场化，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元增长到1985年397元，7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加263.5元，是过去二十年净增值的4.38倍，而且一举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为全面改革提供了经验、信心和物质基础；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和农民种养结构的大变化，使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199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23.47％，到2004这一比例变为34.03％，极大地支撑起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和谐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可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的每一个大进步都和市场化相关，市场化已经成为农村其他制度变迁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制度变迁，对各地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应当成为理论界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樊纲、王小鲁(2001、2003、2004)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2005)分别连续地公布他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测度值，前者还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量和排序。与全国性的系统研究相比，对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测度方面的研究落后了，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和张丽、栗子亮的《我国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注重状态描述，缺乏可计量性和可比性。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虽是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以个体农户为主要经济主体，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部门，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经济形式，其市场化的方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它的测量指标选取在遵循市场化指标的一般选取原则的同时，也应有自身的特殊性。

二、主要经济指标选择和评分标准

农村经济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使农村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仅包括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农村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还应包括与此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转变。

1　主要经济指标的选取。经济市场化是一个多因素共同演进的系统过程，希望对所有的因素都进行测度既不现实也不科学，为此我们采用主因素分析法，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选取对市场化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来分析。在具体经济指标选择上主要有三大依据：一是效度，所选取的指标必须与市场化密切相关，能反映出市场化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二是信度，资料和数据来源必须是可信的、可重复验证的，另外为减小误差和个别年份的特殊性，我们使用连续三年的算术平均值为计量值，本文计算2004年的市场化水平，故取2002―2004年数据的平均数；三是可获得性，是依现有的手段能顺利得到的。根据这些要求，我们定出了五个方面的一级指标：

(1)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经济主体拥有自主决策的地位和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农村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和乡镇企业。农产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农户是否能根据市场的要求自主地调整产业结构以获取最大利益，这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体现，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的构成，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应越是多样化，这直接表现为农户收入来源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工资、财产等方面的收入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二是农业的种植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应更能摆脱生存约束，越来越多地追求发展，粮食的种植比重应当越是下降，而其它产品的种植比重上升，测量值表现为(1-粮食作物种植占总播种面积比重)。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从近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市场化水平越高，乡镇企业越是发达，为此可以得到乡镇企业市场化方面的第一个三级指标，即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比重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此外，中国改革又表现为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企业不仅注重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注重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发展和提高经营水平，在近年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乡镇企业出口占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比重成为衡量乡镇企业市场化的又一个三级指标。

(2)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化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越高。这一指标可以通过农产收入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产人均现金收入／农户人均总收入)和农户支出的货币化水平(测量值为：农户人均现金支出／农户人均总支出)两个二级指标来衡量。

(3)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现代市场经济使生产要素市场化并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在农村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此外由于资金和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四个二级指标来测度。劳动力的市场化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测量值为：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来衡量，但各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获取，另一方面统计指标口径也有差异，为此我们以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与总收入比来计量，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劳动力的市场化必表现为工资收入，可以免去仅计算劳动力流动而忽视就地市场化带来的误差；土地的市场化本应以土地的流转比率来测度，但因数据原因，我们以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率作替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度，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土地越是稀缺，土地的价值越高，因此农民越是面向市场从事生产，对土地的利用越充分，从土地利用的比较收益角度看，就是土地的耕种面积与耕地实际面积的比值越高，(测量值为：土地的耕种面积／1996年耕地实际面积)；资金的市场化以农村存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收入比(近似测量值为：农业银行的农业存款加上农村信用社存款／农村经济总纯收入)和贷款占农村经济主体的支出

比来测定，(近似测量值为：农发行贷款余额加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加农业银行农业类贷款／农村人口每年的总支出)；技术的市场化本想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测量，但由于数据不能准确获取加上对免费搭车现象无法测度等原因，所以我们寻求其他替代指标，从一般角度讲，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认识科技的作用，也越能发挥科技的作用，为此我们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指标来测度科技市场化能力水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年来计数，小学为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我们以16年计算，(测量值为：小学劳动力占总人口比×6＋初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9＋高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2＋大专及以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16)。

(4)农村中介组织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为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获取更多的比较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目前在我国的各种统计中都没有把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列入指标体系，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对全国26个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进行了调查统计，今引用该成果，我们以参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数与全部农户数之比来计量。

(5)政府职能转换与市场环境对市场化的促进。建立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政府职能转换已成为市场化推进的关键，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而更多专注于公共品的提供，同时针对地方政府规模过大的特点削减政府规模已成为共识，这方面我们以四个指标衡量：一是以(农户家庭经营费用＋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建造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工资支出)与财政农业支出和林业支出比表示农村经济的自主程度，比重越高，自主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也越高；二是以财政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与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表示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水平，比重越高，表示政府职能转化水平越高；三是以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比重越高，政府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地方政府的规模也越大，从而更有能力干预农村经济；四是以农民的税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测量农民的税费负担水平，负担越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越低，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越不敏感，从而市场化水平越低。对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包括法制、人的观念等方面，在市场环境好的地区，生产要素的市场回报率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应越小，也就是较少存在干预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各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都能获得乎均收益，为此我们以可活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城乡收益比来计量，劳均收益=人口总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口，城镇劳均收益=城镇人口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就业人口，农村劳均收益=农村人口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就业人口。

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数分配及计算方法。我们采用10分计数，对各指标的权重采用专家评分法，由10名经济学专家分别给出各指标的权重取平均数得出。

对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计算以最高水平为10分，计算公式如下：

i省第j项指标的得分=(Xij-Xmixj)/(Xmaxj-Xminj)×第j项指标分配分值

Xij是i省第j项指标的测量数据，Xminj是各省第j项指标测量数据的最小值，Xmaxj是各省第j项指示测量数据的最大值。

我们对各项指标及其分值分配列表如下(表一)：

三、2004年全国及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我们根据2002-2005年全国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全国及除外30个省、市、自治区各项指标进行测量，得到如下结果(表二)：

在此我们并未计量各地市场化的绝对值，而只观察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因而指标的缺陷并不造成致命后果，因为缺陷是共同的，但有所误差在所难免。

经过详细计算，我们发现：农村市场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云南；有10个省的市场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20个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仅有陕西和广西进前二十名，排位最高的是陕西，排第15名，排名最后的10个省中，西部占了9个。从单项指标值看：上海有8项三级指标得分名列第一，分别是C1、C2、C4、C7、C8、C13、C]6、C17，表明上海在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水平、乡镇企业的国际化、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水平等方面显著高于全国其它省份；北京有7项指标得分第一，分别是C5、C6、C10、C11、C12、C13、C18，表明北京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水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农村的市场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水平高于其它地区；另外浙江省在C4(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取得最高分，该省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15.5％；四川在C9土地的利用效率方面取得最高值；河南省在C14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最高，表明该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的自发投资；广东省在C15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支出占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资金的比重方面占优。与此相异的是，新疆在C1、C3、C4、C7、C8、C17共6项指标得分最低，有意思的是其中有5项是上海得分最高的，这6项指标也使得新疆在总体排序方面仅名列第26位；贵州省在C6、C10、C18三项指标得分最少，而这三项指标得分最高的都是北京；青海省则在C9、C12、C13三项指标发展最不足；另有吉林省、云南省、广西、上海、重庆、安徽省各有一项指标得分最低。云南省仅有5项指标得分进入前20名，有9项指标排名在25名以后，与其它省份差距明显，因而得分最低。北京和上海在C14即农村经济的自主水平方面得分位于最后两位，但在C17即农民的税费负担方面的得分居前两位，说明两个地区财政支农力度很大，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在引导和支持农民走市场化道路可以也应当大有作为。

四、简要结论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6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71-06

收稿日期：2011-03-1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CJGZ68）；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山东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证研究”（2011RKGB1017）

作者简介：朱启荣（1962-），男，安徽巢湖人，山东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投入大、产出少、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与要求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为此，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等进行了研究。刘春宇和闫泽武［1］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崔立涛从经济增长质量、结构优化、科技投入、资源转化效率、环境影响、经济效率方面设计了评价经济发展方式类型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特点［2］。

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评价仅局限于我国个别省份的研究，至今尚没有人对近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进行过评价；其次，已有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较少，而且又多集中于经济增长以及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方面，而没有考虑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丰富内涵；再次，缺少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构建一套新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二、 构建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定义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3］。据此，笔者从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民生状况4个方面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视为“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它与“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民生状况”一起构成了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相应的二级与三级评价指标（见表1）。其具体安排是：“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级指标包含“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平稳性”、“物价稳定性”、“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7个二级指标，这些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是“经济增长指数”、“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中部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7个三级指标。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十分广泛，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节约能源”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二级指标。其中，“节约能源”二级指标包含“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单位GDP能耗”2个三级指标，“环境保护”二级指标包含“单位GDP排放工业废气量”、“单位GDP排放废水量”与“单位GDP产生的固体废物”3个三级指标。“民生改善状况”一级指标包含“国民生活水平”、“国民享受教育程度”、“国民寿命”3个二级，其中，“国民生活水平”二级指标包含“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2个三级指标；“国民享受教育程度”与“国民寿命”这2个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分别是“国民人均受教育年数”与“国民人均寿命”。

三、 研究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从上文构建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该体系包含的评价指标较多，需要将这些众多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由此来反映被评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整体情况，然后，通过纵向的比较，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普遍采用加权评估法，如常见的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由于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它们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指标的合成［4］。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避免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中评价者因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个人偏好的差异影响［5］。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较理想分析方法。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指标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指数，由此来反映历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

（二）分析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影响因素的方法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7］。索洛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新观点 ，揭示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8］。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展为人力资本投资，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10］。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资源节约与环保等也有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笔者以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因变量，建立线性方程（1）。利用该线性方程，检验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

Z=α0+α1Y1+α2Y2+α3y3+εi（1）

等式（1）中，Z为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Y1、Y2和Y3分别代表制度变量、技术进步变量与人力资本状况变量，α0是截距参数，α2与α2是相关系数，εi为随机变量。

四、 数据来源与加工

本文用于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三级指标共有16个。其中，“经济增长速度”、“物价稳定程度”、“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民受教育年限”与“居民平均寿命”分别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前后两个年份经济增长指数计算得到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支出与GDP数值计算得到的。“中西部地区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西部省（区、市）GDP数据与全国GDP数据计算得到的。“单位GDP能耗”与“单位GDP工业三废排放量”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GDP与用于生产的能源消耗以及工业“三废”排放量计算得到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依据农村与城镇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平均值。用于实证分析的技术进步变量用时间序列表示，制度变量用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状况用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表示，后面两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9年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指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五、 实证分析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变化的评价

1.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计算得到表2中的特征根及其贡献率。由表2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矩阵中的最大4个特征根分别为9.818、2.838、1.283和1.183，它们的值都大于1，而且它们的综合信息贡献率为94.514％。这说明，前4个主成分能够包含原变量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故选取前4个主成分进行进一步计算。

通过计算，得到表4中的1990-2009年各年的主成分得分，再根据表2中的各特征值贡献率，得到下列以上年度的综合汇总分值（即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

Z=0.33118Z1+0.2947Z2+0.17702Z3+0.14214Z4(6)

将1990-2009年的各评价指标值分别代入公式（2）至（5），得到表4中的各年度主成分（Z1、Z2、 Z3 、Z4）得分系数，再将各年度主成分的得分系数代入公式（6），得到各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见表4中Z项）。

从表4和图1中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以1998年为分水岭，此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负值，之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正。从变化情况看，199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1990年和1991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降低，到1992年达到最低点，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提升。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最小二乘法和1990-2009年自变量与因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对方程（1）进行估计，得到方程（7）。

Z=0.357+2.231Y1+1.807Y2+1.675Y3(7)

(-1.916) (1.862) (2.499) (3.712)

R2=0.892调整后的R2=0.887DW=2.012

方程（7）情况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显著。这说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积极影响。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除1990年和1992年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已取得初步成效。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积极影响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体制与机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当前，应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体制机制，形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加快价格、财政、税收、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利益导向机制。

第二，利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1］。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引领经济结构优化最重要的驱动力。目前。我国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应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弥补和缩小这些差距。一方面能够促进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能够引领传统产业改造与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全要素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低，这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12］。促进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人力资本是全要素中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应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刘春宇,闫泽武.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J］.宏观经济研究，2010(6)：40-41.

［2］崔立涛.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博士论文，2008.

［3］侯文.对应用主成分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探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25(2)：211-214.

［4］杨永恒，胡鞍钢，张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J］.经济研究,2005(7)：4-17.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单行本)［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NORTH D C.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8］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9］LUCAS R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12(9):567-581.

［10］PAUL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 (5):327-330.

［11］史晋川.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历史、现实［J］.浙江社会科学,2010(4):12-19.

［12］PAUL KRUGMAN.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 1994(10):102-11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ZHU Qirong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7

国民生产总值是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不断发展之中产生的价值，属于宏观经济指标，能体现国民经济的最终成果。利用该指标既能对物质生产发展及价值进行反映，还能对不同服务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以及不同劳务活动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反应，最终呈现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及水平。

一、生产与非生产领域的划分问题

针对划分我国生产及非生产领域的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衡量生产与非生产领域问题主要为了判断国民收入是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创造价值？促进社会发展及不断进步的剩余物力和财力是否充足？利用这些剩余价值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及医疗等不同行业的发展完善，满足所有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

对于社会主义产生劳动范围的确定要严密进行，所选取的生产劳动活动必须为国民收入创造价值，保证总量指标计算的质量，避免数据失真的现象出现。如果非生产劳动重复计入总量数值中，所得的总量指标数值就不真实。通过货币表现出生产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产量和劳务量的价值也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这些产品产量和劳务量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承担者。如果对于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不真实，那么现有的建设资金就发挥不出其实际的价值，生产基础资料难以满足，随之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就明显短缺，也就是说社会购买力已经不能适应物质产品产量及劳务量。这些问题的出现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国家财政收入虚增；财政赤字；物价的无规律性上涨；货币的贬值；通货膨胀等。

二、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作用问题

（一）反应经济总量

我国对不同总量指标计算的范围长期是以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无论是农工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还是国民收入，都是这样确定计算范围，但是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非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所以在对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重新统计时，我们添加了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全部总量，对总量指标的计算范围进行了补充。

（二）为反映和研究经济结构提供数据

在我国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之下，经济及产业的结构有了彻底的变化，越来越复杂。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落实就不能单一的依靠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趋势及相关信息决定，而是要及时获取第三产业相关动态，还有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占比关系。要注意的是在全面统计不同产业总量指标的时候，对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总量数值都要进行充分的计算，力争达到研究结构的需求。

（三）可以较全面地反映积累状况

累计的内容反映的是国民收入总量减去消费总量之后的部分，对累计内容的反应需要考察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传统模式下对累计的核算只计算固定资产新增的价值，但是实际情况下固定资产折旧费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利用折旧费对不同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及购置都会产生一定的价值。在传统模式和实际工作中两种价值的叠加才是真实的累计状况，区别这两种价值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通过考察国民生产总值才是反应累计状况的确切指标。

（四）便于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核算工作

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经济发展下市场越来越多样化，无论是基本的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还是多变的技术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等，都在越来越复杂。国家经济体制在不断改进完善，对不同企业的管理国家并不直接控制，而是设置一定的经济杠杆调控市场来进行制约，利用间接的方式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引导。另外对资金的调控更多的是运用一些价值量指标，这种方式非常重视资金的流量和对存量的核算，更加说明了国民生产总量指标的统计及计算在非物质生产领域内的作用重大。

（五）一定程度反映国家经济效益

国民经济总量指标是一种增加值，把它作为国家经济效益的体现需要把中间产品或中间消耗重复计算的影响排除。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评价并不能局限在考察其工农业总产值，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涉及的不同领域，对不同领域辐射面的广度和力度进行考核。

（六）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利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考察已经成为了必要的任务，在不断广泛应用的过程中也逐渐说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价值之高。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需要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及社会总产值之间做好权衡，不同的指标都具有其各自的价值，其中，对社会生产总成果反应的核心指标应该设置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考察。另外对于计划的制定以及分析问题的依据应该依靠社会最终产品，而中间产品用来确定产品的规模和结构之外，还可以用来确定不同区域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生产规模、发展速度、比例关系及经济效益等。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8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9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例10

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而东亚、拉美和中国大陆发展模式不同的基础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不同。我的研究发现，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失业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等。

如果中国继续靠大资本、大项目、大企业，继续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政府管制津津乐道，认为还严得不够；如果地方一味做大做强，只考虑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如果中央靠做大做强集中起来的财力，再给居民进行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的保障；如果居民都不去创业，而对政府的保障抱有太高期望；那么，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模式案例，即发展的“中国陷阱”。（周天勇/文 据《南方周末》）

■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设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也很明确，最终将在我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体制。（李君如/文，据《前线》）

■ 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逻辑

总体说来，三十年改革一直在不断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中，推进改革的力量大于阻碍改革的力量，即动力大于阻力，因而形成了改革的驱动力，或者说改革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形成这种局面的理论逻辑是，改革形成的新体制效用大于旧体制效用加改革成本，产生了社会的效用增量。具体说来，改革需求者从改革后获得的效用大于改革前的效用加改革中受到的损失，因而成为改革的支持力量，并不断产生新的改革需求。同样，改革的供给者也从改革后获得了在抵消改革所受损失后大于改革前的效用增量，因而产生了继续推进改革的积极性。（李佐军/文，据《中国经济时报》）

■ 领导者的核心能力模型

领导者核心能力模型体系为“政治辨别力、工作推动力、持续创新力、自我提升力”为主能力和“政治判断力、形势把握力、政策运用力，决策力、驾驭力、运作力，创造力、应变力、学习力，自省力、自律力、自纠力”为子能力，这突出了国有企业领导者能力要求，保证了模型内涵自身的专业性、针对性和独特指向性。（周新民/文，据《理论前沿》）

■ 从“有中国特色”到“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后，“有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两个新词汇先后走入我们的视野，变得家喻户晓。作为新时期我们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词、核心词、关键词和高频词，从“有中国特色”到“中国特色”的变化，表面上看仅一字之差，实际上却蕴涵深意。

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彻底转变，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而不是部分的创新。（肖玮/文，据《检察日报》）

■ 新时期的三大法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同志正式称为“大法宝”的有三个：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有三大“法宝”。它们分别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而作出的战略抉策，是思想大解放的结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同时，改革开放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不进一步解放，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深入，最终就不可能成功，改革开放也推动我们的思想进一步大解放；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都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序展开并逐渐整体推进的，没有党的正确的、强有力的领导，就不会有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或者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要不辱使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三大历史性责任，也必须且只有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来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文/王思敬）

双周热点访谈

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促进科学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李建平教授答记者问

■ 聂 娟

记者：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是怎么组成的？它的宗旨是什么？

李建平：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是适应国际竞争力发展和国内区域经济竞争格局的需要而成立的，它由福建师范大学、福建行政学院等单位联合组成，中心领导机构以年会形式运作，平时工作采取沟通协调方式商定工作。该中心的宗旨是每年定期向社会有关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产业经济和企业竞争力等竞争力评价报告以及举办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高层论坛等。

记者：什么是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李建平：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由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引伸出的一个概念。省域经济从本质上说，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所谓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指一个省（市、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源的吸引力和对市场的争夺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带动力。

记者：《蓝皮书》的指标体系是如何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