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1

[摘要]中国处于世界经济大形势之下,所以为了更加完善的认识中国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我们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比较、支出法核算的三大需求对GDP的影响等分为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居民消费问题并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消费;三大需求

首先,从GDP的国际比较入手,在汇总《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的数据后,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见下图)。

2001―2010年各国GDP比较

从GDP数值方面分析,中国GDP的总体走势是上升的,但是同经济大国美国同期比较,虽然在增长幅度上占优势,但是总数值仍有极大的差距需要跨越;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是全世界GDP强国,尤其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世界平均GDP负值的情况下,我国仍然保持了92%的同期增长率。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GDP的发展情况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仍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我国2005年GDP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且通过GDP增长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GDP在2001年到2007年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是,我们不得不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GDP增长率开始下跌,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优势,但是我们应当正视问题,从中找出原因来。

我国想要继续扩大GDP,加速国内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就要从宏观的方面看待这件事情。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支撑,国际社会更对中国消费需求寄予厚望。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正式迈入3000~6000美元阶段,这也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但是,如何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们仍需借鉴有关国家扩大消费的政策经验与教训,厘清各种认识误区和政策取向。所以,居民消费低已经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问题所在,以下,我们就从不同方面分析居民消费问题。

1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我国居民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对比分析显示,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增速较慢、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2008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5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居民消费规模较小、增长缓慢。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在世界的位次要低于GDP总量的国际地位,增速要慢于GDP的增速。

自1995年以来,各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美国的最终消费率则保持在60%以上,并在2001年后上升至70%以上;与中国同处亚洲地区的日本,其居民最终消费率也保持在50%~70%的水平。而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始终处于低迷水平,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自2004年起降至40%以下。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其发展趋势也与其他国家相左。各国居民消费率均保持平稳甚至小幅上升的态势,整体居民消费率也保持平稳;而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则从2000年起步入下降通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呈现出水平低,同时发展趋势向下的特征。

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中国的GDP即使已成为世界第四,但我国人口众多,普遍收入不高,且巨大的收入差距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严重问题,所以有效市场规模也就大打折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对需求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收入差距是影响市场需求规模的重要因素。

在最终分配中,居民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现象十分明显。经过收入再分配以后,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4%,但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比重分别为644%和356%,而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在80%以上,美英等国家更是达到了95%的消费比重,差距十分明显。

各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抑制消费支出。由前述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分析可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的增长也有极大的影响。

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

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城乡之间的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在不断拉大,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的中美比较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对GDP增长的拉动

(百分点)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GDP

年均

增长

率%中国3920398021004604602401170美国80702980-980240100-030320

如上表所示,在初次分配方面,劳动者所得偏低、企业所得偏高的问题比较突出。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417%,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在50%~57%。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为296%,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固定资产折旧比重为15%,低于日本,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生产税净额比重为136%,低于韩国,高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且由上表可明显看出,我国与美国的最终消费所占GDP比重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4结论

综合分析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应注重短期刺激和长期调整政策相结合,通过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消费结构、加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以及改革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综合措施,充分挖掘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性转变。

参考文献:

[1]魏国强、浅析目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J].浙江统计,2004(6)

[2]余芳东、扩大我国居民消费潜力的国际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10(6)

[3]陈卫东、居民消费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金融发展评论,2010(7)

[4]刘海燕、扩大居民消费的财政制度探讨[J].中国市场，2013(16)

[5]项婉玉、我国居民消费与GDP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J].中国市场，2013(29)

国民经济核算的论文范文二：森林综合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

摘要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

关键词 森林 综合 核算

在支撑当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等三大类产品中，生态产品已成为社会最短缺、最急需和大力发展的产品，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已成为林业部门极为重要、艰巨和迫切的任务。因此，必须及时开展森林价值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客观地评价，林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所做出的贡献，准确地反映森林资源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对森林资源的影响，反映森林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为国家制定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森林综合核算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要对森林自身的价值进行核算，要将其包含在国民财富之中，第二是要对森林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即森林的产出进行综合核算，并尝试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一、森林总价值与国民财富

森林是一个国家所拥有自然资源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核算森林的总价值即森林的存量价值，并将其纳入国民财富。

1.森林总价值核算

原则上，森林总价值应该是森林所具有的全部功能的价值，包括提供物质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价值。但是，从目前核算所能够实现的程度看，森林存量价值主要是指林地和林木价值总和。

2.森林总价值对国民财富总量的调整

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财富的核算对象是各种所有权确定、可以为其所有者在目前以及一定时期内带来经济收益的经济资产，其中包括各时期生产活动产出成果被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产，以及一部分符合经济资产定义的非生产资产;而且，核算中以市场价格作为财富的基本估价原则，核算的是各种资产的市场价值。就森林主题而言，上述基本原则会在两个方面导致无法在国民财富中体现森林的重要性。第一，从内容而言，一般来说，人工林属于生产资产，可以包括在国民财富核算范围内，但天然林却有可能因为不符合经济资产的定义而被排除在国民财富范畴之外，即使包括在其中，也会仅仅作为非生产资产，与作为生产资产的森林割裂开来;第二，从估价方法而言，侧重于经济价值的估价原则无法体现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因此，要在国民财富核算中显示森林的重要性，需要在核算方法上做以下改进：第一，扩展核算范围，使之包括所有森林;第二，将属于生产资产的森林和属于非生产资产的森林合并在一起，创建完整的森林资产概念;第三，延伸经济价值，使之包括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

二、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

森林功能的实现在于它为人类和经济体系提供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产出，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本项目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并定义了森林产出概念，并尝试将其与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1.森林产出的定义

森林产出是指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为国民经济提供的森林物质产品，二是为社会提供的森林生态服务。

森林产出没有全部包括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之中。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产出代表经济生产活动成果，一般是指物质产品产出以及通过市场提供给他人使用的服务产出。据此，森林生态服务不能作为经济产出，除非这些生态服务通过市场实现了其服务价值，比如通过森林旅游业实现的森林景观价值;当期林木自然生长也因为无法独立计算其产出量及价值而排除在外，只是笼统地用育林和森林维护活动中的成本投入作为产出替代。

即使是已经包括在其中的部分，森林产出也没有作为林业产出加以核算。在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由于林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当一部分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物质产品产出没有作为林业产出看待，而是被归纳到农业、畜牧业以及工业等部门产出统计之中了，比如各种干鲜林果、森林花卉、林间养殖等等。

可以说，森林产出是一个突破了现有经济活动产出计量的概念，相当于大林业(林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计算的初级林产品产出与森林生态服务产出的总计。

2.将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最终产出成果的指标，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核心指标的作用。由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没有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在反映现实经济活动成果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核算，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调整，得到所谓绿色GDP。

结合森林主题看，所谓GDP总量调整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将当期对森林资源的耗减价值作为经济活动成本从GDP中扣减，得到经济资源耗减价值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对GDP做减法。一般地，作为扣减项的资源耗减价值是指净耗减，即林木资源采伐量与其自然生长量抵减后的净变化，如果该净变化非负，即可认为不存在森林资源耗减，森林发展是可持续的。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2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表现在：完善和发展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经济核算与分析体系；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改革与完善经济核算制度，建立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经济核算制度；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资源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自然资源高效使用、合理补偿和法制化管理制度；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环境问题没有受到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的重视，绝大多数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经济信息没有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反映出来，如为减少和防治环境污染以及恢复生态环境而发生的成本与费用没有在生产成本中体现出来，因环境污染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或因治理环境对社会的贡献没有确切的计算和评价，忽视了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从而就造成了人们对经济指标的片面追求，再加之人口的膨胀，社会需求的膨胀，使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为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良方，一旦建立起来，将会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理论

资源与环境价格的确定，是资源环境经济一体化核算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然资源与环境定价，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且涉及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问题，被众多学者称之为“两难的选择”。国内外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共识。

1．1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曾高度抽象地把社会再生产过程划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并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分配、消费和交换，而分配和交换、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再生产四环节的活动构成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并把它看成是揭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作为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指导思想。

对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随意地使用资源并且不用考虑它的价值损失。因此，以前国民经济核算基于这种理论大多数没有考虑环境与资源给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损失。

1．2价值补偿理论

价值补偿理论的提出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加速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相伴而生的。经济发展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支撑，同时又对资源存量和环境质量产生严重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感到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前列，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然而在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资源的加速消耗，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源全部归国家所有，许多自然资源低价，甚至是无价开采使用，致使财源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按照传统财政理论，财政分配只局限于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对于自然资源配置，资源耗费一直是被忽视的。资源的乱采滥伐，国有资源价值的流失，必然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仍是一个价值补偿问题，只有对资源进行合理的价值补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1．3效用价值论

资源价值核算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即效用价值论。资源价值效益可以通过支付意愿、消费者剩余和影子价格来表达。

1)支付意愿。支付意愿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种商品、一次机会或一种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货币资金。它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用以表达一切商品、效用或服务的价格，是资源效益核算的根本。目前，支付意愿已被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法规和标准规定为资源及环境效益核算的标准指标，并用来核算各种资源和环境的效益。

2)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种商品、一次机会或一种享受而愿意支付的资金与实际支出资金之差。在西方经济学中，私有商品的消费者剩余可以通过其价格资料求得，而公共商品的消费者剩余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求得：①利用“影子价格”，与私有商品类似，可以根据公共商品“影子价格”来求其消费者剩余。②利用支付意愿，询问人们对某商品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出的费用，从而求出消费者剩余。

3)影子价格。由于资源效益属公共商品，没有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但可以利用替代市场技术，先寻找替代市场，再以其“影子价格”来表达资源的效益。例如，计算森林产生氧气的价值，可先计算森林每年产生氧气的总量，并假设这些氧气可用于市场交换，再以氧气的市场价格作“影子价格”来计算森林产生氧气的价值。

1．4可持续发展理论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几种观点可表述为：①不重视可持续性：追求资源开发与纯经济增长；②重视可持续性：注重资源节约与管理；③强调可持续性：强调资源保护；④极端强调可持续性：极端强调资源保护。目前，中国实行的可持续发展属于重视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主张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发展循环经济，以解决当前的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退化等危机。

2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

作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应该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相一致，包括数据来源的调查方法，整理汇总方法和分析研究方法。这里所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指分析研究方法并为此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表1)。

2．1自然资源核算基本方法

自然资源价值核算方法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然资源的核算，是在自然资源成本定价的基础上进行的核算，既包括存量的核算，又包括流量的核算；既要有实物形态的核算，又要有价值形态的核算；既要对各类自然资源分别进行分类核算，又要进行综合核算。由于核算的内容与要求不同，其核算的计算方法也各不相同，一般可采用供求定价模型法J。同时，要把自然资源核算同国民经济增长变化核算以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投入、产出核算联系起来。自然资源的核算可分3个层次进行：第一，对每一种自然资源进行核算，包括自然资源的存量价值核算和耗竭损失价值核算，反映其增减变化；第二，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核算，反映自然资源总量的变化；第三，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增减变化，资本形成的规模以及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净值(NNP)的实际状况。这3个层次的核算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2．2环境保护基本核算方法

2．2．1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核算

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包括企业投入、政府投入、居民投入和各种环境保护治理设施捐助，这部分投资支出以实际发生额为准。环境保护与治理支出主要用于：①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如污水处理厂、集中供热工程、气化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等；②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③环境管理服务支出；④基本建设“三同时”环保投资；⑤居民环保支出等。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和投资按实际费用支出和投资的性质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为治理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它将形成固定资产，是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它的支出具有资本性质，因此，应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率计算的折旧额作为当期的经济损失。第二部分是当年为维护环保设施、环境费用的支出和为监测管理污染治理情况和科研费用的支出。这部分应当作为当年的经济损失。第三部分是当年治理污染时的费用支出，它是对污染物排放的直接治理费，应作为当期的经济损失。计算公式为：污染治理总费用=已治理费用+虚拟治理费用=实际污染治理投资额／已达标率或实际污染处理率。

2．2．2环境质量降级核算

环境质量降级主要是由生产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以及环境噪声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一方面生产中的原材料使用量越大，生产规模越大，自然资源的消耗也越多，排放的污染物也越多，造成的环境质量降级也越快，如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质量降级核算可采用恢复法进行，如大气环境质量由二级降到三级，水环境由Ⅲ类水体降到Ⅳ类水体等。治理大气环境质量由三级升二级，进行污水处理使水环境质量由Ⅳ类水体升到Ⅲ类水体的费用即为环境质量降级的损失。

2．2．3环境污染损失核算

环境污染损失可分为以下及部分：

(1)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损失：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损失包括对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及其他行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使产品减产，二是环境污染使产品质量下降。可以用市场法对这部分损失进行核算。

(2)环境污染对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固定资产主要是指各类机械、仪器、厂房及其他公共建筑物和设施等。环境污染对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缩短使用寿命，以及增加维修保养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用市场法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固定资产损失进行核算。

(3)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经济损失的核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考虑环境污染造成的医疗费增加、直接劳动力和间接劳动力损失等几部分，可采用人力资本法进行核算。

(4)水污染损失核算：根据环境规划最终目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应为100％，生活污水处理后应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把此目标作为理想状况，对比现阶段与目标值的差值，算出应处理的污水量，并根据一定的处理费用，核算出水污染损失的价值。计算公式为：水污染损失价值=(生活污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未达标排放量)×污水处理费。

(5)大气污染损失核算：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大气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原因。排污收费为对环境外部影响附加一个真实的价格提供了一种机制，从而确保环境影响被纳入到污染者的决策框架之中。理论上，理想的收费水平应该反映与污染物有关的边际损失成本。但实际上，目前各省都用征收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费来弥补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损失，实际征收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污费都远远低于大气污染环境损失成本。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3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的认识，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执政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再到综合环境和经济I帐户体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1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与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

物质产品平衡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类型之一，其基本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居指一国的物质生产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产值的总和。物质产品平衡体系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制造的价值，计算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创造的价值。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一直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其核心理念在于加速工业化物质基础的建立，这是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观的体现。

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来核算国民经济，除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教条式理解和借鉴苏联经验外，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力的偏弱，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反动势力的压榨和剥削，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文化呈现极端落后的状态。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按当年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原煤、原油、生铁、钢、棉布、粮食、棉花位次都是晟末一批，机械工业几乎等于零，飞机、汽车、拖拉机、大型机械均不能P,I．-0造。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使用，注重物质部门的生产，有利于加快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我们选择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世界冷战局面己开始显现。由于全球战略的利益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是反法西斯盟友的美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总统声称要领导“自由世界”抵制“极权政体”国家的侵犯，这标志着美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破裂和世界“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坚持的原则是，在中国“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不能“表现出对共产党人的任何手软”。根据这样的原则，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而曾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Ⅲ于与美国搞缓和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使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两国之间交恶。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在美苏两国的挑起、支持、默许和怂恿下，我国因为同边安全被迫应对了六次周边战争。为保卫国防的安全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首先加快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这是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又一重要原因。

2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观

国民经济帐户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一种类型，其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所有产业部门提供的增加值之和。国内生产总值足扣除了国外要素净收入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不仅考核计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也考核计量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向国民经济全面均衡发展观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要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怎样发展和加快发展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改变20世纪5O年代以来过分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倾向，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历史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的沉重启示。片面发展重工业，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国民经济发展会欲速则不达。如“火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工业增长速度由1957年的lI．5％，猛增N54．8％和36．1％；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3O％：积累率相应由1957年的24．9％，提高至3．9％和44．8％。

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大幅度下降。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9．5％降N5．4％，1961年和1962年进一步下跌到一30．9％和一10．1％。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任何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都要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冈此，要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工业内部的重工业和轻丁_业之间，物质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和农业之间，且也要求三次产业之问都要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思想，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2001年为15．2％：51．1％：33．6％，与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相比，第一产业迅速降低，第三产业显著提高，使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588亿人民币迅速提高~j12003年1l万亿人民币之巨，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提高~1j4％。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趋势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自从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三次产业理论之后，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很快被西方经济学界接受。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也被西方国家的政府首先使用。而且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绝对比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已成为世界的共识。1996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0％，发展中国家为40％，而我国当年却只有31％。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0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问关系的研究，人均GDP为1000美元以上(1964年美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应为15．9％。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要降到35％以下，而我国2001年这一指标为50％。

3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是当今世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最新系统，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其最主要指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国民经济领土范围内，由所有常驻机构单位生产的扣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资源恢复和污染治理等资源环境经常性支出后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货物和服务)价值之和。它纠正了传统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缺陷，体现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全面反映了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问的关系，真实地核算了能够为人们带来福利的国民财富的总量。

2004年的“两会”后，国家有关部门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重视和研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国内外工业化道路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都相对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3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且分布极不平衡，有15个省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2000m3的严重缺水线，有7个省市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m的生存起码要求，人均森林面积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从1996年起，我国已成为原油的净进口国，每年进口占消费量的1／3左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按照现行消耗速度，2010年应达到20～25亿吨煤才能满足需要。我国经济规模巨大，并且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位列全球之冠，但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每万元工业产值水耗为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很多国家己达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5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5％的水平。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

由于过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优先增长，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警钟也一再响起。去年经济增长达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晟高增幅，煤、电、钢材等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攀升；2002年3月18~20日，我国发生了波及北方八省市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影响人口达1．3亿。至4月8日，据中央气象台沙尘暴监测网络监督结果，2004年我国北方地区已连续发生八次沙尘暴。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早已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体系正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郑重体现。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4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5

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认识的传统观点

无论在统计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认识,基本有下述两种传统观点:

1.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这种认识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作用而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实证、规范两个层面都需要有先验和后验的经验性方法论支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作为官方统计体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了会计账户的形式,将国民经济运行及其结果,予以量化统计。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间、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本身就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研究这些经济现象的方法就蕴含在其中。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瑞典皇家科学院教授爱立克。伦德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评价是:“……在它们产生据以作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至于在学科方面,中国的统计学家们认为:“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等同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并早就将其视为“统计方法论”。

2.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不能仅依赖于感觉和感性,特别是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需要有数据来理性地说明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看成是一个关于数据与信息交流的平台,那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输出端口上,提供的正是这些人士渴望的数据。在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初,“国民经济核算之父”R.Stone 的意图也是利用核算条例去发展一个以“交易矩阵”形式表现的国民经济核算主张,这个“交易矩阵”形式提供了或多或少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部交易总量。通过这个体系,可以创造一种系统的数据库,并可用于许多不同的经济分析,人们可以根据各自所需和偏好,利用这一资料库,却并不损害它。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国际比较”。

尽管有上述两种认识,但是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一种制度,确切的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方法论制度。

二、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

既然制度是一种规范或准则,进而它必然要约束相应的行为,这就是诺斯所言的“游戏规则”的意义。游戏规则,提供了游戏实施的一整套标准及其评价、判断依据。依据这一整套规则,人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做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这些游戏规则可以是不同层次的,但一般而言,人们经常理解到的游戏规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规则等制度。

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原因也源于此。在统计核算领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标准体系”的作用无可厚非且有目共睹。这种“标准”用经济学的术语翻译过来就是“规则”,就是“规范”。一套“标准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统计核算领域方面的“制度规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特点,可从下面这段话中窥见一斑: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在其1993 年7 月12 日的决议(1993/5)中,建议成员国考虑将1993 年SNA 作为编制本国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国际标准加以运用,以促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经济统计与相关统计的一体化,而且还将其作为(可比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国际报告的国际标准加以运用。该理事会还建议,当国际组织重新审核经济统计的某些特殊领域的标准,并力求与1993 年SNA 达成一致,就应考虑1993 年SNA 及其概念。尽管上述文字是以建议方式提出的。然而,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都说明了,1993 年SNA 就是有关这方面的一个标准、规范。即便是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也在以1993 年SNA 为标准,进行核算体系和核算工作的改革,而这实质就是核算制度的变迁。自1992 年中国颁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以来,2003 年中国全面实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

进一步而言,作为制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即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影响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而成立的。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曾指出,所谓的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

毫无疑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人们获取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关于宏观经济数据信息产生、描述及分析决策的规范,它要对数据的生成、方法、及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安排做出约束,进而,它也就通过这种影响力规范了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行为或关系。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可侧重于从统计方法的“标准”规范角度去考虑,这种制度规范了人们对宏观世界了解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使我们对大千世界的理解更接近现实。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他的同伴威廉。诺德

豪斯(William D?Nordhaus)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GNP 总量指标的称赞:“尽管GNP 并没有得到专利权,也没有在科技博物馆中展览,但它的确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离开了像GNP 这样的经济总量指标,宏观经济学就会在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中漂泊”。

具体来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作为制度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套规范和标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关于统计核算与统计工作的一套规范和标准,它详细规范了宏观数据生成的方法及途径。

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对信息处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及行为,这内在地反映了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与人们行为的逻辑。

三是作为统计工作制度的一部分,国民经济核算同时又是一种工作制度。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统计工作内容,要么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么与之相联系。总之,在实际的工作中,它就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而存在。

四是体系本身就是制度的代名词。就“体系”二字而言,体系也是一种系统或机制。在此,它指我们前面所述的统计方法库和统计信息库这样的系统或机制。并且,作为一种很具体的体系或系统,它就属于制度经济学中所言的组织,而组织本身就与制度有关。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但很显然,它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先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与经济学制度的差别开始分析。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相比,定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制度,明显有下述几个特点:

1.作为制度,它的内涵和外延比经济学所述制度要小。经济学制度不管外延如何,其内核在于规范制约人们的行为,这是它的内涵。以诺斯观点为典型,他将制度理解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它所规范的是宏观经济数据、信息的产生及相应的方法,它规范的是方法论本身,而这种方法论是人们用以了解经济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至于由方法的规范,演绎到相应领域人们的关系,这可能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主要考虑的方面。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要比经济学制度小。

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核算规则和分析框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一系列人们认识宏观世界的统计核算规则,规范了宏观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论,建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和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如果说,经济学科甚至包括社会学科是人类对外在人文世界的探索,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这些学科提供的是制度性的帮助。更明确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制度性帮助,是对基础方法论的规范。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详细论述了。

3.人们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一是学术性的,二是工作性的。作为学术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和资料信息库,“库”内的东西是相互成体系的;作为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工作体制或制度。所以,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性的理解,也就有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第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学术性的理解,是方法论制度,在这个制度内,它规范了相应的核算方法和数据生成;第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政府统计制度,它规范相应的统计工作划分和职能部署以及相关的人员安排。

从表面上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两个层次,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仔细分析,情况并不是这样。没有作为学术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不可能有作为工作性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一个工作手册,在这个文本指导下,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要受到相应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做出相应的政府部门的安排。因此,确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学术性是第一层次的,工作性是第二层次的。

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组织”形式。

如果将体系或机制视为制度的一种有机形式,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方法的这个“体系”和作为工作的这种“制度”,其实讲的就是“组织”形式。即便某些学者并不将组织认为是制度,但组织与他们眼中的制度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些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制度。

这种协调,体现在对经济统计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规范上:第一,它需要在不同统计体系之间进行协调,以保证SNA 与更专业的统计在所使用的定义和分类等概念框架上保持一致,如SNA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政府财政统计(GFS)等的相互协调;第二,它是保证从不同资料来源采集的数据在数值上协调一致的核算框架,如对产业调查、住户调查、商业统计、增值税退税和其他行政资料的统一规范。考虑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特点,我们就可得到对这种制度的总体性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方法论制度,它旨在规范宏观数据的生成及相应方法,同时,提供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特性的启示

有了上述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界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改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身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长远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核算工作的广泛展开,必将对经济学科带来巨大的“震撼”,其意义深远。

简单说来,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纳入制度分析的层面。由此而展开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非同寻常的启示。以下我们仅列出几个较重要的方面:

1.超越传统的市场或政府思想的认识。

制度分析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认识中市场或政府的两极思想。长期以来,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认识,受两种思想或思潮影响:不是自由经营的市场思想,就是集权干预的政府思想。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制度性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在的性质时,必须要超越单纯的市场或单纯的政府这样一种两极化的简单观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产物。展开来看,经济应该是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所提倡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任何单一的一方。

2.重新审视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

作为制度考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促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原因在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提供方法方面激励结构的安排。这如同其它所有的制度一样,一个好的制度提供富有效率的激励结构安排。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结构的安排,在于激励人们对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优化,从而体现出制度经济学家们一般情况下认同的效率安排。方法的优化结果,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哪一种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能够超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为许多量化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方法理论的演绎,还是在方法的实证方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么是将其作为方法论基础,要么是将其作为数据基础。

3.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明确。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因而,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 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原因,不单纯是制度的因素,还包括信息性质决定的因素。引入公共产品性质,可以使得我们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制度面的抽象阐述上了,公共选择、集体行动与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制度)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分析,才会有可能进一步展开。而这需要结合下面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框架去解释。

4.用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工具理性的演进。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本身应是一项制度变迁,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它。但鉴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具有市场与政府两种思想动力,所以,我们在考虑其变迁时,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一般模式,应该区分开来对待。并且,从改革的开始时期来看,国民经济核算变迁会表现出与公共选择无关的特征,但更长期来看,其变迁会是集体行为选择的结果。这就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Daniel W.Bromley)所言:“任何一个经济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人们最终会发觉,统计非常有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处理许多他们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到这一刻,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再是政府官方统计的一项工作了,它会融入市场的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1.Graham Pyatt & Jeffery I.Round,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A Basis for Planning, The World Bank.1990. 2.UN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SD,Meeting of the Expert Group to Review the Draft Manual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Final Report Expert Group to Review the Manual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10-12 July 2000. 3.“Fifty Years of ISIC:Historical Origi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by Jacob Ryten, Fourth Meeting of Expert Group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lassifications,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Statistics Division,New York,2-4 NOV.1998. 4.Chazelas,M. Compilation of French Financial Accounts,Prepared for OECD Workshop on Chinese Flow of Funds Statistics,Bejing. 1997. 5.United Kingdom, National Accounts Concepts, Sources and Method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f the UK1998.9. 6.Erik Thorbecke, The Use of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in Modeling 7.John E. Wagner,Developing a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to Examine Tourism in the áreade Prote??o Ambiental de Guaraque?aba, Brazil.联合国等,199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

9.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1996:《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

10.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6:《经济学》(第14 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1.诺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12.保罗。萨缪尔森,2000:《中间道路经济学》,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13.丹尼尔。?W.布罗姆利,199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4.佟哲晖,邱 东,1992:《国民经济统计学》,中国统计出版社。

15.邱 东,蒋 萍,杨仲山,2002:《国民经济核算》,经济科学出版社。

16.杨仲山,200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纲》,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6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2]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 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4] 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 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7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8

环境经济核算的主旨是要在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着眼于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全面核算。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的一套理论方法即所谓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s,简称SEEA )。在环境经济核算的研究和实践中，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是提供支持和指导，同时对研究实践成果予以总结和提高。其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广泛的就是联合国主持下编纂的一系列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本文拟对这些手册进行简要评介，并借此勾画环境经济核算的国际进展。

一、SEER-1993:环境经济核算总体框架

对国民经济核算提出质疑并试图构造出环境经济核算框架，这种尝试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类似的尝试、设想、研究、实践累积起来，直到1993年，伴随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修订版的，环境经济核算较为完整的框架才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附属核算账户由联合国推出，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临时版本)》，简称SEEA-1993手册。通过该手册，整合了此前“数年中讨论和应用的不同概念和方法，把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领域不同学派的方法综合在一起”，通过综合，由此确定了环境经济核算的基础和有关基本概念，给出了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并为下一步的研究实践提供了空间。

首先是确定了环境经济核算的起点。尽管有人认为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内，不可能很好地处理环境问题，但大多数国民核算专家否定对常规国民核算账户做重大改变。所以，最终选择了以下设计方针:在国民核算账户传统框架之外建立一个特殊的附属体系，用于描述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作为综合环境经济政策的数据基础，用以建立不仅包括经济变量也包括环境变量的全面的经济模型。

进而形成了环境经济核算的总体框架。在概念扩展基础上，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对应不同内容，形成了环境经济核算的积木式框架，其中包括若千个版本，这些版本分别代表了环境经济核算的不同阶段，它们递进延伸，为环境与经济之相互作用提供越来越综合的核算。

版本一是根据环境经济核算需要对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的重组，目的是为环境经济核算内容的展开提供一个基础。

版本二试图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内，分解那些与环境有关的流量和存量，具体核算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包括在现实经济流量中的环境防护活动核算，二是包括在经济资产中的自然资产存量核算。它只涉及已经包括在经济核算之中的环境要素，因此不是全面的环境经济核算。

版本三扩展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资产范围，试图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基础上具体描述经济与环境之间发生的实物流量，并把有关环境的实物流量和存量置于国民经济核算结构之上，形成环境(实物单位)经济(货币价值单位)的混合核算。

对有关环境的存量和流量进行货币价值核算构成了版本四的主题内容。由干估价方法的不同，具体形成了三个子版本。版本四.1体现市场价值估价法的环境成本，版本四.2中所包含的是按照维护成本法估价的环境成本，版本四.3核算的环境成本则是或有估价方法和市场价值估价方法的结合。结合环境成本的核算，给出了相应的’‘经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国内产出(EDP)”。

最后，版本五涉及到对环境经济核算范围的进一步扩展。这部分扩展内容的核算更加具有争议性，因此不代表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EEA-1993仍然是一个理论性的核算框架，关于核算的具体贯彻实施和具体核算方法，关于环境经济核算的实际应用，则相对着墨甚少。到那时为止，各国除了局部的实物核算以外，还较少环境经济核算的实际应用案例，因此，它实际上只是对理论框架讨论的总结。

二、SEEA-2000:环境经济核算实施的步骤

SEEA-1993就环境经济核算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提出了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随着一些国家就环境经济核算进行实验所积累的问题和经验，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在2000年又7《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操作手册》，简称SEEA-2000 ,其主要贡献在于，是要为如何具体实施环境经济核算以及分析应用相关结果提供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指示和建议。

各国实验表明，很难一下子编制出完整的环境经济核算表，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基础数据缺乏，二是对估价方法存在很大争议。而且，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常常面临不同的环境问题，着眼于应用，实际上没有必要做全面的环境经济核算，而是应该针对优先的环境主题进行核算。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有必要将环境经济核算的内容进行拆解，形成相互联系的不同部分和循序渐进的实施步骤SEER-2000就此进行7总结，提出了核算内容拆分的五个部分和十个步骤。

第一部分，应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进行环境分析，具体包括三个步骤。

步骤一是编辑包括资产存量的产品供应使用账户，

步骤二是识别和编辑环境保护支出数据进行核算

步骤三是分别不同产业编辑生产性自然资产账户，重点是那些培育性生产资产。

第二部分，自然资源核算，所覆盖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国民经济核算所定义的经济资产中的非生产性自然资产，具体包括第四和第五两个步骤。

步骤四是编辑自然资源实物账户，目的是用实物测度单位(面积、体积、重量等单位)记录自然资源存量及其在当期内的变化。

步骤五是要对自然资源进行货币估价，编辑货币单位的价值账户。

第三部分，环境资产核算，所覆盖的环境资产是指所有权不确定、无法从其使用直接获得经济收益的那部分资产，包括空气、水体、土地、野生动植物等。这些核算内容作为第六步骤，主要是用实物单位编制环境资产账户，反映其资产存量及其变化。

第四部分，排放账户，是针对经济过程排放的残余物所编制的账户，其内容组成了第七和第八两个步骤。

步骤七是安经济编辑扫澎账户，按实物单位核算。

步骤八要估算关于排放的维护成本，即要用货币单位估价排放对环境资产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部分，总体描述与分析，是要对环境经济核算的最终结果予以总体反映，并使之成为分析应用的工具和基础。具体包括第九和第十两个步骤。

步骤九是对核算结果予以综合并列表显示，中心是要进行价值核算，对传统经济核算总量进行环境因素调整，如自然资本总量，经环境因素调整的国内净产出(EDP)等。

步骤十是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传统指标与环境经济核算的经环境调整指标进行比较。

三、SEEA-2003: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方法指导

由于普遍面对的环境压力，由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各国的推进，近几年环境经济核算实践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与此相适应，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也是异常活跃的，一方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要将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方法。SEER-2003(最后草稿)就是这样的一份方法性指导文件。

和SEER-1993和SEEA-2000有所不同，SEEA-2003更加强调现实应用成果的总结，文中尽可能地包含了各种实际应用案例的讨论。如果说SEEA-1993勾画出了环境经济核算的理论框架，SEER-2000就是要说明应该如何去做，给出了可能的操作步骤，试图使核算成为可行，进而，SEEA-2003就是要总结实践中已经做了什么，通过这些实践检验，说明不同核算内容的可行性及其应用价值。总体来看，在前两个手册基础上，SEEA-2003对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内容组成做了进一步的归纳和扩展，将环境经济核算的内容归纳为四组账户，同时扩大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环境经济核算基础的范围，加强了对各部分具体核算方法的讨论。

第一组账户是经济环境间流量的实物核算和混合核算，相关核算内容得到了详细的讨论，而且介绍了类似核算的应用案例。通过这一组账户，可以最大限度地集合现有各种分散的、具有不同目的的环境数据，将其初步纳入SNA的既有框架中来;同时，可以将环境数据与原有的经济数据进行比较，考察经济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和环境对特定经济活动的敏感程度，反映关键性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

第二组账户是环境保护支出账户和与环境有关的其他交易核算账户，是就现实发生的与环境保护、恢复、管理有关的活动所构造的核算框架。其中，一部分是针对现实发生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活动进行核算，另一部分是针对现实中利用各种经济手段来有偿使用环境的情况所进行的核算，比如征收环境税费。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9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例10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些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GDP数据偏高，有些则认为偏低。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部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以GDP为例

从MPS到SNA，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无论是统计的口径、方法，还是统计的质量都在不断改进之中。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我国仍存在着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外，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等有形产品扩展运用到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服务领域，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机构，成为加强和改进数据质量的重要组织保障。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N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