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动态例1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国际经济动态例2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超主权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国际经济动态例3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货币体系需要超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债务的信 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国际经济动态例4

金融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

一、国际油价跌宕起伏，严重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一）国际油价跌宕起伏，断崖式下跌

近十年来国际油价跌宕起伏高位震荡，从每桶130美元跌到谷底每桶30美元，断崖式下跌，又重新反弹至50美元。2016年原油价格有所上升，但是仍低于2015年平均水平。

（二）石油产业的并购速度加剧和规模扩大

国际油价低迷，阻碍了很多国家能源开发项目。油价高位震荡和断崖式下跌，严重影响石油企业效益，导致石油产业加速并购。2014年底，全球第二大油服公司哈里伯顿（Halliburton Company）以34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第三大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 Incorporated），用股票和现金支付对价。2015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约470亿英镑现金加股票方式收购BG集团，这是近10年来油气行业并购规模最大交易，其次是陶氏化学和杜邦合并，这两大并购事件引发了化工行业的一系列并购。

二、石油供应链中，美俄新崛起，打破OPEC平衡

近几年来，石油市场供给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油新供给者出现打破了OPEC对国际油价和石油供应链一言九鼎局面，原油供应呈现多元化态势。国际石油市场供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中东还是重要的原油供给者，但北美逐渐形成新的国际原油供应中心，俄罗斯增加原油出口量，美国解禁石油出口，出口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日趋激烈。俄罗斯与OPEC和沙特就减产政策达成协议，旨在共同抵抗美国的原油库存增长和岩页油增长。另一方面亚洲替代美国和欧洲成为原油进口的重心，亚洲进口量约占世界进口总量的50%，其中中国更是原油进口大国。

（一）美国解禁石油出口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连续推出紧急石油分配法案、能源政策和节能法以及能源管理法案等一系列法案，限价限量原油出口。因能源利用率提高对石油需求增长减缓。美国页岩油资源丰富，出现了结构性的石油供应过剩乃至产生原油供应与炼油结构之间的矛盾。美国目前完全有能力石油自给，有分析认为到2023年，美国有可能实现能源独立，能源出口超过进口。美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指出，页岩革命将推动美国实现“能源独立”。

据IEA统计，2016年美国原油产量达到自197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美2017年有可能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美将于2035年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在2014年7月美国首次出口凝析油后，2015年美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先后投票通过解除美国原油出口禁令法案，随后奥巴马签署该法案，正式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美出口原油潜力高达150万桶/日，从国际石油市场的需求影响因素转变为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2014年美国原油产量为5.2亿吨，比2013年增长15.9%，石油消费8.36亿吨，比2013年增长0.5%，其消费量占世界的19.9%，原油进口3.65亿吨，同比下降5%。2016年美国汽油价格位2004年以来最低点。美国解禁原油出口后，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供需产量和国际油价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基准原油价格体系有了重大变化，WTI-布伦特价差波动的区间范围将取决于美国国内石油供需基本面的波动、原油的炼制成本、原油跨区运输成本和其他竞争原油品种的供给。

国际经济动态例5

随着经济形态从原始经济形态演变成商品经济形态，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向更高更新阶段的演变，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时代的演变，国际语言便成为科学﹑技术﹑人力技能﹑环境等经济竞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并成为新的﹑潜能巨大的推动和制约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在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以其有形力量——本国与它国的语言教育相对成本和绝对价值加强其现代经济竞争力；以其无形力量——在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1经济形态演变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和条件

1.1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第六”元素的前提

商品经济形态是一门语言可成为国际语言的前提和条件。在原始经济形态，出于对部落﹑社会形成的需要，产生了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只是在区域内交流，被地域和区域原始经济所分割，其远远未达到国家的语言标准，更不用说是世界语言。这些语言的典型如中国当时春秋战国的各国文字，如：秦国文字﹑齐国文字﹑楚国文字﹑韩国文字等。在封建经济形态下，由于封建国家的形成和统一，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多种语言逐渐被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语言取代。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态下，即使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其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其原因正如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一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语言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如当时的中国，其唐代，元﹑明﹑清以及罗马帝国，古印度等当时的大帝国，其经济势力在当时雄霸世界，但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当时都没有成为世界语言。只有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寻找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区域界限被打破，使得最有经济竞争力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成为可能。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英语成为了国际语言。随着商品经济的演变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一些新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如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因此，商品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

1.2商品经济形态演变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包括了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在自由竞争阶段，语言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贸易的前提和条件。在垄断竞争阶段，跨国公司的出现，学习﹑培训和使用国际语言是从事国际经济的重要内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阶段，为国际语言服务于经济向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其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元素转变质变做准备。

2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论

2.1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析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对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分析也要从生产领域来分析。在从生产领域来分析要明确几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语言不是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而只有成为了国际语言的语言才是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就目前而言，只有英语等少数几门语言才是生产力的因素。因为其他语言还未参与语言的国际分工，因此还不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其次，在分析生产要素的时候，学习本民族语言与学习国际语言其比较成本要归结到生产的成本中；再次，学习它国的国际语言与它国学习本国的语言（如果本国语言成为国际语言）的收益差，是分析的关键。

(2)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要素中，国际语言首先成为培养劳动者的新要素。对劳动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接受教育培训中，接受国际语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花费在这其中的成本，变成为产品的成本。因此，此成本的花费与国际平均成本（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习同一国际语言的成本的平均值）相比，花的成本越少，产品价值实现后的绝对剩余价值就越多，企业或者国家在贸易中就盈利。反之，则亏损；其次，国际语言转化成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人们使用生产工具生产，不可避免的使用语言，从信息要素来说，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要素。使用语言生产比较抽象，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观念的大变革。

(3)从购买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到产品产出流通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货币充当了核心，语言充当了桥梁。如果采取了非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和价值实现则还是要选择国际语言。如果生产采取的是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实现则无须再选择其它的语言，本身不需要桥梁，可实现价值的实现。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便成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基本内容，其学习的成本比构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成本比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语言，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学习英语成本是其它国家学习英语成本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而且向那些学习英语的国家输出师资和学习资料，并组织各种英语考试，其成本比和语言产品输出，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新要素，也是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同等条件下的比较成本优势。

2.2生产新要素分析

(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赋予了生产要素以新的内涵，并扩展了生产要素的外延。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还包括技术﹑人力技能﹑研究与开发﹑信息﹑规模经济与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但是也忽视了国际语言对经济的作用。笔者从生产力新要素中分析国际语言对经济竞争力的作用，并从新要素角度说明国际经济和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格局变化。

(2)技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所积累的技术，可以提高社会和个别生产率。国际语言作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载体，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和桥梁，是技术要素实现的载体和桥梁。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惊人，用于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应该为全世界服务。承载这些科技的语言总是而且是必须要通过国际语言的传播和传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力。因此，要获得先进的科技，必须学习承载这些科技的载体，即国际语言。在学习国际语言的过程中，学习方作为消费者，国际语言国家作为生产者，双方以语言这一特别的商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进行交换。因此，国际语言便转化成商品，这种商品也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的作用下，有其生产成本和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这种商品是极其特殊的商品，其生产和消费比一般商品更容易掩盖其实质。有关理论，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商品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全部内容和生产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语言成为商品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

(3)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人力技能的差异。技能劳动即进行专门培训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进行的技术性劳动。对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成为人力技能要素的最重要元素之一，评价标准和重要内容，是企业和国家用人的标准之一，是定义和评估人力技能要素资本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4)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信息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有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信息时代来临的观点。不管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多高，国际语言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语言是一种能创造价值并能进行等价交换的无形资源，由于其历史原因和语言学的特点，使得这一要素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传统意义上与一般商品相异，其交换价值取决于知识市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在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下，密码形式的语言是国际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好比商品中的古董和历史遗迹。

2.3价值分析

(1)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前提下，学习和使用国际语言成为人们生活和贸易的重要内容。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的各种形式：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的岗位培训；合理的人员配置以及修养生息等内容中，外语尤其是国际语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内容，且成为评价人力技能的基本内容和标准。在那些把国际语言当作第一外国语来学习的国家，开设的各级外语学校和外语培训机构，生产的外语学习资料，聘请的外国教师以及组织的各种考试和考核的费用总和，一般被认为是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的资本。或者以成本计算，或者以收入报酬计算，这两种方法都是以工资差异来反映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这在非国际语言国家显得更加明显，那些能够使用国际语言的人从事涉外事务，其工资是从事其他行业，那些不懂国际语言的好几倍。而且，这些国家还把国际语言作为学校学习和考试的基本内容。如中国﹑日本﹑泰国﹑阿根廷等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和员工工作的内容。

(2)从比较成本论和相对成本论来看，国际语言是融入产品的生产要素。国际语言不仅本身是一种商品，在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充当特殊的商品，形成特殊的语言产品和语言的加工生产部门：各级学校，涉外公司和机构，驻外大使，海外机构和学习途径等，有其特殊的消费群体：所有使用和学习该语言的人和民族，国家。而且国际语言是产品的构成要素，在生产领域构成生产要素；在流通领域构成流通要素；在销售领域构成销售要素。它已经从过去服务于经济变成经济发展的要素，与经济的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经济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商品，加速了语言的国际化发展。而语言的国际化又参与了经济的发展过程，或促进，或抑制着经济形态的演变。

(3)从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分析。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是通过它成为特殊的商品形式，通过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国际语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体促使世界上的每一个参与经济的国家都学习使用国际语言来最大限度的获取其使用价值或者实现国际语言的价值。国际语言的无形力量是它部分的转化成生产力，部分的转化成产品的要素以及其独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或抑制经济形态的演变。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作用于具体到国家化的经济，便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掩盖下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对经济形态的演变的关系，值得经济学家去研究。

参考文献

1PaulR.Krugman.InternationalEconomics[M].BergermanUniversity，German，1998(1)

国际经济动态例6

随着经济形态从原始经济形态演变成商品经济形态，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向更高更新阶段的演变，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时代的演变，国际语言便成为科学?技术?人力技能?环境等经济竞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并成为新的?潜能巨大的推动和制约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在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以其有形力量——本国与它国的语言教育相对成本和绝对价值加强其现代经济竞争力；以其无形力量——在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1 经济形态演变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和条件

1.1 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第六”元素的前提

商品经济形态是一门语言可成为国际语言的前提和条件。在原始经济形态，出于对部落?社会形成的需要，产生了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只是在区域内交流，被地域和区域原始经济所分割，其远远未达到国家的语言标准，更不用说是世界语言。这些语言的典型如中国当时春秋战国的各国文字，如：秦国文字?齐国文字?楚国文字?韩国文字等。在封建经济形态下，由于封建国家的形成和统一，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多种语言逐渐被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语言取代。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态下，即使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其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其原因正如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一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语言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如当时的中国，其唐代，元?明?清以及罗马帝国，古印度等当时的大帝国，其经济势力在当时雄霸世界，但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当时都没有成为世界语言。只有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寻找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区域界限被打破，使得最有经济竞争力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成为可能。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英语成为了国际语言。随着商品经济的演变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一些新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如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因此，商品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

1.2 商品经济形态演变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包括了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在自由竞争阶段，语言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贸易的前提和条件。在垄断竞争阶段，跨国公司的出现，学习?培训和使用国际语言是从事国际经济的重要内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阶段，为国际语言服务于经济向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其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元素转变质变做准备。

2 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论

2.1 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析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对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分析也要从生产领域来分析。在从生产领域来分析要明确几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语言不是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而只有成为了国际语言的语言才是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就目前而言，只有英语等少数几门语言才是生产力的因素。因为其他语言还未参与语言的国际分工，因此还不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其次，在分析生产要素的时候，学习本民族语言与学习国际语言其比较成本要归结到生产的成本中；再次，学习它国的国际语言与它国学习本国的语言（如果本国语言成为国际语言）的收益差，是分析的关键。

(2)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要素中，国际语言首先成为培养劳动者的新要素。对劳动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接受教育培训中，接受国际语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花费在这其中的成本，变成为产品的成本。因此，此成本的花费与国际平均成本（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习同一国际语言的成本的平均值）相比，花的成本越少，产品价值实现后的绝对剩余价值就越多，企业或者国家在贸易中就盈利。反之，则亏损；其次，国际语言转化成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人们使用生产工具生产，不可避免的使用语言，从信息要素来说，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要素。使用语言生产比较抽象，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观念的大变革。

(3)从购买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到产品产出流通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货币充当了核心，语言充当了桥梁。如果采取了非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和价值实现则还是要选择国际语言。如果生产采取的是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实现则无须再选择其它的语言，本身不需要桥梁，可实现价值的实现。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便成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基本内容，其学习的成本比构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成本比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语言，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学习英语成本是其它国家学习英语成本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而且向那些学习英语的国家输出师资和学习资料，并组织各种英语考试，其成本比和语言产品输出，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新要素，也是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同等条件下的比较成本优势。

2.2　生产新要素分析

(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赋予了生产要素以新的内涵，并扩展了生产要素的外延。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还包括技术?人力技能?研究与开发?信息?规模经济与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但是也忽视了国际语言对经济的作用。笔者从生产力新要素中分析国际语言对经济竞争力的作用，并从新要素角度说明国际经济和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格局变化。

(2)技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所积累的技术，可以提高社会和个别生产率。国际语言作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载体，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和桥梁，是技术要素实现的载体和桥梁。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惊人，用于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应该为全世界服务。承载这些科技的语言总是而且是必须要通过国际语言的传播和传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力。因此，要获得先进的科技，必须学习承载这些科技的载体，即国际语言。在学习国际语言的过程中，学习方作为消费者，国际语言国家作为生产者，双方以语言这一特别的商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进行交换。因此，国际语言便转化成商品，这种商品也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的作用下，有其生产成本和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这种商品是极其特殊的商品，其生产和消费比一般商品更容易掩盖其实质。有关理论，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商品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全部内容和生产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语言成为商品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

(3)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人力技能的差异。技能劳动即进行专门培训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进行的技术性劳动。对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成为人力技能要素的最重要元素之一，评价标准和重要内容，是企业和国家用人的标准之一，是定义和评估人力技能要素资本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4) 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信息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有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信息时代来临的观点。不管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多高，国际语言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语言是一种能创造价值并能进行等价交换的无形资源，由于其历史原因和语言学的特点，使得这一要素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传统意义上与一般商品相异，其交换价值取决于知识市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在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下，密码形式的语言是国际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好比商品中的古董和历史遗迹。

2.3　价值分析

(1) 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前提下，学习和使用国际语言成为人们生活和贸易的重要内容。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的各种形式：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的岗位培训；合理的人员配置以及修养生息等内容中，外语尤其是国际语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内容，且成为评价人力技能的基本内容和标准。在那些把国际语言当作第一外国语来学习的国家，开设的各级外语学校和外语培训机构，生产的外语学习资料，聘请的外国教师以及组织的各种考试和考核的费用总和，一般被认为是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的资本。或者以成本计算，或者以收入报酬计算，这两种方法都是以工资差异来反映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这在非国际语言国家显得更加明显，那些能够使用国际语言的人从事涉外事务，其工资是从事其他行业，那些不懂国际语言的好几倍。而且，这些国家还把国际语言作为学校学习和考试的基本内容。如中国?日本?泰国?阿根廷等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和员工工作的内容。

(2)从比较成本论和相对成本论来看，国际语言是融入产品的生产要素。国际语言不仅本身是一种商品，在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充当特殊的商品，形成特殊的语言产品和语言的加工生产部门：各级学校，涉外公司和机构，驻外大使，海外机构和学习途径等，有其特殊的消费群体：所有使用和学习该语言的人和民族，国家。而且国际语言是产品的构成要素，在生产领域构成生产要素；在流通领域构成流通要素；在销售领域构成销售要素。它已经从过去服务于经济变成经济发展的要素，与经济的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经济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商品，加速了语言的国际化发展。而语言的国际化又参与了经济的发展过程，或促进，或抑制着经济形态的演变。

(3)从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分析。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是通过它成为特殊的商品形式，通过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国际语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体促使世界上的每一个参与经济的国家都学习使用国际语言来最大限度的获取其使用价值或者实现国际语言的价值。国际语言的无形力量是它部分的转化成生产力，部分的转化成产品的要素以及其独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或抑制经济形态的演变。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作用于具体到国家化的经济，便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掩盖下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对经济形态的演变的关系，值得经济学家去研究。

参考文献

1 Paul R.Krug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 Bergerman University， German，1998(1)

国际经济动态例7

1 “双顺差”格局的负面影响

双顺差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外汇储备激增，导致央行 “对冲”操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大量“对冲”的存在也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第二，国际收支双顺差给人民币汇率造成持续的升值压力。双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导权，陷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与货币供给增长的双重困境。要减轻外汇占款造成的过多的基础货币发行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加大回笼现金力度或提高利率，这些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第三，长期双顺差将加剧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短期内，持续的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导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摩擦愈演愈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受到更大制约，贸易谈判中需付出更多代价。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并不是我国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2 国际收支观点比较

目前，国际收支主要有以收定支、贸易定支、汇率主导及适度逆差的动态平衡四种收支管理观点。通过比较这几种主流国际收支管理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应以适度逆差的动态上的大体平衡为宜。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很少，在外汇方面实行“量入为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外汇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外汇储备量很小。但现在看来，这种收支观点已经不适用了，原因在于“量入为出，以收定支”强调的是一种人为的静态平衡。以一年为期，在顺差年政府要想方设法地把外汇收入投资出去，而在逆差年又要想方设法地获取外汇弥补缺口，这样的收支管理方式很可能与我国短期乃至长期的经济目标相冲突，阻碍经济发展。另外，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数额巨大，收入总额难以计算，“以收定支”在技术上存在困难。

以贸易政策作为国际收支的核心政策也不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收支管理观点。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工制造业贸易实现出口盈余。然而，在我国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将被第三产业所取代，到那时，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所涉及的国际经济交往将更频繁，对国际收支造成更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质上的推动作用更大。若此时还固守贸易政策，忽视国际资本流动，将影响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用汇率政策主导性来调节国际收支也存在缺陷。首先，政府对汇率的频繁干预会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不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本国货币的信心。同时，国家对汇率干预时要考虑进出口商品的弹性、国内外经济政策及国际市场的贸易环境等复杂的综合因素，难以保证汇率政策的准确有效。其次，汇率不仅对贸易有影响，对国内商品生产、国民收入等影响也很大，汇率政策有可能与国内经济目标冲突，阻碍国内经济良好运行。

相比较而言，适度逆差的动态上的大体平衡更适合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首先，适度逆差的国际收支扩大了国内资源利用规模，使国内消费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同时也减少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动态平衡实现了国际收支的有效管理。动态平衡是指不强调一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而是以经济实际运行可能实现的计划期为平衡周期，保持计划期内的国际收支均衡。如此一来，我国可以不必为追求每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而滥用外汇储备，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动态平衡除了以一定时期的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个基本目标外，还以国民经济增长为另一个基本目标，避免了国际收支与国内经济目标的冲突。

3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适度逆差的动态上的大体平衡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其对我国国际储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将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国际经济动态例8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点，而从2010年开始放缓的中国经济成为近几年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中国政府把这种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称为新常态。文章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定义、特征、内涵与内容等要素进行解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常态经济，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具体到我国国情，必然又有其独特性。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规律和特点，是开展下一步战略规划和系统工作的先决条件。

全球背景下的经济新常态

相对于21世纪初，当前的全球经济是暗淡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困境，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并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缺陷，新凯恩斯主义及政府的干预举措被重新认识，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诉求更加突出，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阶梯层级也趋向更高水平。世界经济正处在更加复杂的结构调整期，以往的经济格局已经无法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新动力与新挑战并存，扩大开放与地方贸易保护并存。回望2015年，全球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凸显。

世界经济新常态趋势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正是经济低速复苏和世界格局变迁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即增长与结构的震荡调整。一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增长受到拖累，虽然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但也同样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和自身发展阶段特征优势的限制，“内忧外患”的加剧既降低了本国经济增长速度，又会对贸易关系国或债权债务国构成负外部性影响，最后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缓慢。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经济质量的相互影响随着开放程度提高而趋向更加全面甚至系统性，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高端产品以及服务产业的绝对优势及技术出口限制，使得追赶型国家在靠近自身的技术瓶颈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提高，经济增速自然趋缓，而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依靠技术优势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欧美国家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正是要保持和提升技术优势。在这种特征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联合战略，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而现有技术又不愿让发展中国家使用，各自为政的增长模式和逐渐攀高的贸易壁垒拖累了经济的整体复苏速度。

另一方面，在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而在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再往前的2005年，中国GDP总量仅为18.59万亿元，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早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动力引擎。随着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崛起，世界治理结构正在向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倾斜，但也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新体系制约。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八国领导人非正式对话论坛G8峰会早于1999年扩大为包含10个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和10个发达经济体的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现已成为国际间重要的经济对话交流平台。而中国于2014年组建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进一步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为了构建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符合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正在加紧建立并完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协议（PSA），并扩大与同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区（FTA）建设，进一步拉拢所谓“真正之友”（RGF），以建立排除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在外的新型国际贸易关系格局。

全球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等因素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低迷中缓慢复苏的大环境下，全球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矛盾和增长压力。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表示，全球经济正处于调整之中：新兴市场增长普遍放缓，中国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进程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受阻。

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8个经济体中，2015年，有115个经济体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历史平均水平，有107个经济体增长预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个经济体的增长预估值低于历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达1.07%。同时，根据IMF统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1%，2016年和2017年的预测增速分别为3.4%和3.6%，均比此前预计增速下调了0.2%。

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年均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奇迹已经逐渐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区间，并自2010年开始一直处于缓慢下行轨道中。主要工业生产指标持续回落，第三产业增长堪忧，且伴随日益突出的各类金融、财税、城乡、户籍、社保、人口、廉政、外贸、收入分配等方面社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必须进行更深层次和切合实际的认识和判断，并依此调整国家政策和安排未来政府工作规划。②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解释

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是指新的稳定状态或者说正常形态。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间的30年，每年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率，多样化、规模化的工业化进程，持续的、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壮大的国际资本流入，体制机制与经济结构的非对称发展，都属于旧常态的具体表现，是各种要素、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经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过短暂的震荡，中国经济表现出了缓慢下行趋势，作用于经济形态的各种要素、因素发生了潜在或根本性变化，观察各项经济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国民总收入GNI等）和主要经济现象（产业价值链转移、欧美日“再工业化”、新兴产业发展等）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从经济增长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阶段性可持续的中高速、集约型经济。曾经的高速偏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众多内生和外生因素变化而变得不可持续，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技术竞争遇到瓶颈，国家贸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低端制造业规模性转移和国外中高端制造业回归，经济政策逐渐趋于僵化，投资拉动经济效果边际递减，过剩产能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这些因素约束已经将中国GDP增速从10%以上拉低至7%以下，并趋于稳定。中国经济正处在向后工业化阶梯迈进的过渡、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阻力倒逼经济增长方式更切实地转向环保、节约、绿色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效率问题重要性已经开始高过增长效益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PF）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③新常态经济正是这样一种阶段性增长趋缓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向完全的绿色经济迈进的动态集约化经济。

从经济结构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结构平衡导向的市场化、调整型经济。旧常态经济的过快发展没能依靠市场化同步完成结构的转型，经济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平衡、城乡、国企私企和产业结构平衡等问题都被置于比较次要的位置，而现在已发展成为突出矛盾，到了不得不改的阶段。新常态经济的结构调整内在诉求是根本性的，既有市场结构、政府机构的调整，还有政府与市场、民主与自由的调整。市场结构调整涉及宏观方面的三大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传统与新兴产业结构调整、同产业同行业内部整合、低效高污染产业转移调整、部分国外工业回归造成的外部性调整等等。新常态经济是向市场要效率的经济，调整的目标正是要发挥出市场效率的应有效果。

从经济动力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科研创新指向的信息化、革新型经济。新常态经济是在以往经济动力不足情况下发展出现的，新动力是维持新常态经济稳定增长的第二根本性内容。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发展放缓，传统动力减弱，但支持经济基本面的新兴经济、创新创业型经济、信息技术经济、服务业经济开始表现出稳定增长的动能，也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动能。创新也将覆盖传统产业，但速度显然要慢于起步于蓝海（垄断环境或空白市场）中许多创新经济业态。在新常态经济中，技术革新成为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关口，各种企业创立的科研中心、部级实验室就是最好手段，技术创新的委托外包服务需求也开始升温。与实业革新相伴的，是对老旧制度的革新，包括金融制度、生育制度、户籍制度、利率制度、审批制度、短期经济政策等。

从经济福利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分配公平趋向的福利化、和谐型经济。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首要课题就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注重社会公平是经济存量财富巨大化的条件下，寻找能够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的途径方向，是国富促进民富的必然前提。国家的发展强盛最终还要归于每一个国民的富裕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劳动能力和国民素质提高，都需要以收入的普遍提高为基础，以必要的社会保险为保障，以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及高效率的教育体制为配套，以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体制为支撑。新常态经济的福利化过程也是解决中国已经存在多年的基尼系数过高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自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世界平均警戒线水平以上（0.419～0.491），而美国学者统计中国在2005年至2012年间的基尼系数在0.53～0.61之间。新常态经济要实现百姓福祉，必然从更多层面增加政府开支用于民生保障，并继续通过财税收入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从经济配套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综合配套引向的对称化、综合型经济。中国旧常态经济的有限市场化和政府的繁政集权拖累了当前经济发展，政府对市场的管控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旧常态下的经济体量增长惊人，但行政改革却效果甚微。新常态经济是对称化经济，是实现政府机构、机制及政策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相对称的经济，政府的简政放权和进一步市场化是在同步协调扩展的，经济的综合效率，即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是新常态经济稳定提效的内在需要。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走出全球性危机一般需要7年，而新兴市场则需要13年。④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伴随此消彼长的多元化退潮或许会持续至少6年。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面临的“新常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目前的状态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是赶超型经济增长⑤的条件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新常态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结语

自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将中国经济新常态作为官方正式观点提出以来，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热词。2014年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央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经济新常态与“战略转型”、“经济阶段性特征”、“平常心态”、“调结构与转方式”等关键词联系紧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明确认识。在国内经济形势趋向新的稳定均衡和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从现实发展现象和内在机制中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是提出应对措施和确定未来“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前提。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较大。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理论纷争的同时，是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国际新常态已经表现出低增长中缓慢复苏、欧美日货币政策分化、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治理格局变迁、欧盟和日本经济持续停滞、产业价值链国家间转移、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然较高、俄罗斯经济困境持续等多种特征，导致中国出口的外需增长放缓和技术型进口的受限范围扩大。在较为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实现稳定增长，中国必须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新常态经济就是从增长方式、动力、结构、平衡和配套角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新经济形态，是在动态调整中从不平衡到平衡、从结构扭曲到结构合理、从政策与经济特征不协调不配套更加协同一致的阶段过渡，并必然存在改变固有体制机制的阻力问题和影响部分利益集团的固有利益问题，深层次的改革更需切合实际、冲破阻力和跨越陷阱。

（作者为辽宁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9页。

②刘元春：“2014～2015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新内涵”，《人民论坛》，2015年第1期，第57～59页。

③青木昌彦：“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15日第16版。

国际经济动态例9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体系研究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论述散见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有：(1)国际价值理论；(2)国际分工理论；(3)国际贸易中的货币、信用；(4)世界市场理论；(5)对外贸易政策。

实际上，马克思从准备写作《资本论》开始，就已经构筑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完整范畴体系，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在“六册计划”的前三册，各个经济范畴被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范畴，这个整体不断运动，从一国界限范围内，发展到国家层次上的概括，然后，又跨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中的国家的关系而出现”。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需要遵循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范畴体系的演化逻辑，这个逻辑体系把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运动和演化内在地、真实地结合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危机结合在一起。例如，《资本论》第1卷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而揭示了资本运动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可能性。但是这些危机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而已，或者说是不充分的现实性而已，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危机才能得到充分展开，直至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消亡，这样也就把影响和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各个因素统一起来，统一在一个现实而又严谨的逻辑体系之中。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角度来看，这个展开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国际化，原先国内矛盾“在局部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现在，在世界市场上，“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并且，“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全球化

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依赖都越来越深了，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体系里，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格局正是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预示的结果。当然，马克思的全球化和我们现在所普遍观察到的全球化是有所不同的，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全球化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的逻辑；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方式，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政治和文化活动等全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如同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不平衡性往往被全球化的表象所掩盖，乃至于当今世界产业大转移往往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次重要发展机遇，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事实上，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愈加不平衡，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冲突愈加明显，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斗争乃至战争更加普遍和激烈，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过程的必然逻辑结果。

三、基于环境因素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

基于生态环境内生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源泉和决定，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生态资本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将环境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使之成为一个与土地、劳动、物质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并重的新的要素，为实现经济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国际经济动态例10

二，经济变动过程中的贸易损害。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既有静态模型，也有动态模型。不过，不管是哪种模型，对经济变动过程中，利益变化的比较只有一个基点：自给自足状态。这些理论模型都是将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较来确认国际贸易利益。不过，关注贸易损害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此不同，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把经济变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外，还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进行比较，由此来明确贸易损害的起因与程度。例如，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状态在开始时，第一个国家对第二个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其后，则对第二个国家出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因而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而且更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工业制品贸易状态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依据希克斯-萨缪尔森国际贸易理论，在后一状态的评估中，就会出现贸易损害问题。显然，在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且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的比较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的比较，这关系到进行贸易的各个经济主体能否获得它所需要的贸易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从贸易损害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摩擦，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贸易损害的范围，而且需要综述评估各种不同的贸易状态下的贸易利益得失，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三，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

就目前来看，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主要有下列几种：

（1）消费损害机制。一般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消费其商品；同时，由于进口更多的商品，消费者的选择更大，从而能够获得来自产品种数增加的利益。因而在消费机制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贸易利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消费者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消费行为，随着国际贸易状态的变动，消费者的约束条件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出现贸易损害问题。

（2）生产损害机制。这种机制表现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商品大量的进口，造成国内生产秩序的混乱；二是十分低廉的价格，导致国内生产者出现损失；三是商品替代，外国生产的商品完全替代本国的商品，导致原有生产者破产和失业增加；四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国内生产者退出生产领域导致的损害问题；五是产业调整，就像格雷哈姆提出的那样，也将导致贸易损害。前面的两种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进口激增引发的产业损害、倾销和造成的产业损害相同。显然生产损害机制的表现较多，是贸易损害的重点。

（3）要素收入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所描述的机制，各种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会在国际贸易状态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收入方面的变动，特别是收入减少问题。这必然导致这部分经济主体对国际贸易的反感，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4）政策机制。这是由于相关政策变化引发的贸易损害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补贴造成的损害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综合机制，即上述几种机制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可能会形成引发贸易损害和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的和特殊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