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1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7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肖鸿1999，3］。而在中国，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阮丹青，周路1990］，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伴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也逐渐增加。社会支持网研究若依据社会网络分析的通常划分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整体网研究，关系研究和主体网研究。目前许多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者，主要通过检验主体网或个人网进行研究。［贺寨平2001］国内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阮丹青、张文宏等学者的成果较为突出。

概述：基本程式和内容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就是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该文的开篇即指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以明确其研究的社会支持网是主体网，即与被调查的个人有关系的所有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该报告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即前言，二、研究方法，三、研究发现，四、讨论。本述评将按照调查报告理想模式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对该报告总的加以概述：

1）研究的问题及背景。该文是“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因此并未对研究的问题及背景作较详细的阐述，而是在前言部分直接阐述了社会网和个人社会支持网的定义，并指明该项研究分析的范围只限于社会支持网的“财务和精神领域的帮助”。接下来，两位作者简要列举了部分既有社会支持网研究成果，同时又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是一直受忽视的领域，阐明了本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相关文献的回顾。该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网络构成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发现其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和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因而，其在前言部分简要地提到几位学者对社会支持网研究的结论。首先是关于西方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Burt和Van der poel等人研究发现，“西方社会，在亲属当中，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比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的作用更大。另外，配偶提供社会支持的范围也是最广泛的，人们倾向于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性、工具性和社会性的支持，父母和成年子女也彼此提供精神和工具性的支持……”Wellman和Wortley认为，“社区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普遍衰败，只是居住在不同社区的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建构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会采取不同的模式。”其次是关于中国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阮丹青“重要问题讨论网”研究的结论、边燕杰的强关系找工作分析和蔡禾等人的研究发现。

3）研究的理论或假设。严格而言，这篇调查报告没有提出其理论框架或假设，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城乡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探索性调查研究。该项研究的目标是试图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和财务社会支持网，在网络规模、网络构成模式两个方面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及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尽管这其中有解释性要求，但也未提出具体假设，毕竟它是探索性的，没有假设与限制，或许更利于发现问题。

4）研究的概念及其操作化。本文作者在开篇前言和研究方法两个部分，多次强调只分析城市和农村居民个人“精神支持网”和“财务支持网”的“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模式”的状况。由此可见，该文中有四个关键概念：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相对而言，四个概念中，“精神支持”和“网络构成”的抽象程度较高。“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具体如何操作化作者未作说明，但交代了两种网络成员选择的标准，即“如果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呢？”和“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两个问题。概念“网络规模”作化为网络成员的数量，“网络构成模式”在调查问卷中则被具体操作化为32种人际关系类型（在统计分析中又被归纳为9种）。

5）抽样、样本及总体。作者在“研究方法”部分，明确指出了抽样的详细时间、地点和方法。城市样本是按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的成人等五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多段抽样，共抽出503个样本。农村样本先被限定在天津市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再按照乡（镇）――村委会――居民家庭――18岁及其以上，生日最靠近11月5日成人等四个步骤，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出598个样本（实际分析的样本是宝坻县的334个样本）。从作者分析的样本推断，调查研究总体是18―65岁的天津市城乡居民。

6）结果的表达。作者在“研究发现”部分，通过两个百分比统计表，分别描述了城乡居民财务和精神支持网的网络构成及网络规模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作者“在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后，进行了多元回归及逻辑回归分析”，结果以两张回归分析统计表的形式出现，并辅以文字说明。作者在对四张统计表的内容描述过后，将这一研究发现归纳为四句。作者的另一研究目标――发现“造成这种类似性或差异性的结构或文化因素”，是在该文“讨论”部分实现的。其对前面的研究发现部分给予了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的解释，由此也占据了该文的半壁河山。

评价：研究方法的运用

通览概述可以发现，该调查报告基本上包含了理想模式的调查研究所应具备的程式和内容。若将该调查归为描述性调查研究，则其报告中未提出理论框架和假设但并未违背研究规范。只是调查报告在讨论部分的大量阐释，占据了全文近半篇幅，虽很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性作用，但解释的依据基本上不是出自调查分析的内容。本述评拟就对该报告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予以探讨（只针对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操作方式）。

1）抽样方法与资料收集方法。抽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大类，进一步可细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等若干类。调查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自填问卷法和结构访问法。通过对该文“研究方法”的概述，可以知道该项研究中，城市样本采取的是多段抽样，而农村样本的抽取是判断抽样和多段抽样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抽样设计总体上遵循了抽样专家科什（Kish）教授提出的抽样四原则，具有合目的性、可测性、可行性和经济性。这些优点尤其体现在城市样本抽取过程中。城市样本的多段抽样过程，在开始阶段保证了样本来源的全面性，将全城6个区全选为调查区域。第二阶段则从每个区中随机抽取了3个街道办事处，再从抽出的每个办事处各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充分考虑了各区之间差异较大，各居委会差异较小的可能性，在确保随机性的同时，很好地体现了经济性，可测性相结合的抽样准则。但是在农村样本的抽取过程中，抽样的初始阶段是判断抽样，诚如作者所言，“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加上受研究经费的限制，农村样本的抽选区域定为4个近郊区中的西青区和5个县中的宝坻县”。应该说作者这种考虑合情合理，其下文所列材料也证明了被限定两区的代表性，但这多少会使这一抽样设计增加些许遗憾，使读者对其抽样过程的随机性多少有点怀疑。两相比较，农村样本在抽样的初始阶段较城市样本小，通过判断抽样限定了1个区1个县；在中间阶段，数目则大于城市样本，从抽出的每个乡镇中，抽取出3个村委会，而与之相对的城市样本，则是从抽出的每个街道办事处中抽取1个居委会。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作者“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的观点，而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保证农村样本与城市样本的平衡性。当然，任何一项抽样设计都会受诸多因素影响，很难尽善尽美。有一点这样的缺憾，或许也正说明了作者抽样设计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困难性。然而，作者在城市抽取了601个有效样本，在农村抽取了598个有效样本，而进入分析过程时，城市样本仅用了503个，农村样本仅用了334个（宝坻县样本）。然而作者对这些没作任何说明，这会使读者对抽样设计的缺憾有所感受，但也会对所抽取样本的有效性产生疑问。

至于资料收集过程，该文指出“本文运用1996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问卷调查的资料，但未说明究竟是自填式问卷还是结构访问问卷，读者也无从得知。但读者至少可能会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倘若是自填式问卷，这个针对农民的调查，信度和效度有多高呢？另外，该项调查研究的是“天津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状况，只涉及“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的小部分。而读者在未被告知“支持网”的研究者是否组织或参与了“社会网”的研究时，完全有理由怀疑这项研究只是一个文献研究，而非调查研究。因为这里不能排除该项目研究者从既有问卷调查的资料中“提炼”出变量予以描述分析的可能。

2）变量设计与操作化。变量设计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具建构的基础环节，也直接制约着一项调查的解释性或描述的准确性。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从概述中可以看出，该项研究主要涉及四个变量，即精神支持、财务支持、网络规模、网络构成。作者在量表设计部分，只对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两个变量的操作化给以说明，而未对“精神支持”和“财务支持”给予相应的说明，仅指出了精神支持网成员和财务支持网成员选择的标准。这似乎有点不妥，尤为不妥的是财务支持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即“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会向谁借？”在西方国家中，这一指标可能非常适用，但在中国使用，却不能反映作为网络成员的配偶在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财务支持网统计表的数字显示，农村居民被访者提到配偶的仅为4.1%，城市被访者提及的也只有5.6%，与西方调查结果相去甚远）。这里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这一指标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财产权观念来看，中国的夫妻间个体财产权观念很弱。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从来只有家庭财产权观念，而没有个体财产权观念。这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私房钱”予以说明。为什么认为夫妻间个人保留一定钱财是“私房钱”呢？因为在中国的夫妻眼中，财产是“夫妻共同体”的集体财产。谁若存私心，想保留自己个人的钱财，则无疑被视为是在存“私房钱”。且这种私房钱数量只是有限的，并且这种行为也不被提倡。夫妻共知共有的财产，仍是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主要部分的财产，既然是夫妻共有，则使用财产时就不是“借”，而是“拿”。因此普通百姓向自己配偶“借钱”的概念也很弱，尤其是需要“借一大笔钱”时，更不可能想到向自己的配偶借。当然，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个人财产权观念的普及深入，中国夫妻间这种“公共财产权”的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指标可能也会适用于中国的个人社会支持网调查研究。但在当前似乎难以适用。

其次，从现实生活来看，夫妻间的财产所有权关系难以理清。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在此只能简单地加以说明。第一，单从家庭的功能而言，中国家庭目前具备赡养、孩子教育、经济等多种功能。夫妻的结合，即意味着家庭的构成。夫妻在家庭中会有不同分工，以履行不同家庭功能，诸如获取财富，抚养教育小孩，赡养老人，料理家务等。由此，夫妻在家庭中的贡献也各有侧重点。即使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也很难说，丈夫在外所挣钱财是其私人所有。假如是这样，那么妻子应该得到在赡养老人或抚养教育孩子及家务劳动中的工作报酬。第二，夫妻创造财产时的共同行动使得收获的财产难以分清。这一点在中国大部分农村比较显著。自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来自耕种责任田的财富，往往是夫妻共同劳动的结果。即使流动的农民工，也常常是“夫唱妇随”，夫妻商店、夫妻手工作坊很多，要明确区分夫妻财产困难重重。第三，理财的方式和习惯，仍然使得个人财产权难以独立于“夫妻公共财产权”之外。

可以说有这种难以理清的财产权，使得夫妻间也难以产生向对方借钱的行为，更可能的是配偶双方共同使用财产。因此，无论从夫妻间财产权观念而言，还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权关系观察，这一“财务支持网”所使用的指标，难以测量配偶在个人财务支持网中的作用。也许应该有其他指标的辅助才可。

3）资料分析。该文在“研究发现”部分指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民和农民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向什么人寻求特定的社会支持？”因而，资料分析的前半部分，通过“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和“精神支持网的构成”两张百分统计表，向读者描述了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模式的类似性和差异性。但是，为了“确定城乡居民在社会支持网构成上是否真正存在显著差别”，资料分析的后半部分，随即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予以说明。“财务支持网的构成”回归分析表和“情感支持网的构成”（不知是何原因，使“精神”置换成“情感”，是打印错误吗？）的回归分析表具体展示了结果。在这儿，多元回归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只是被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发挥描述，而不是解释性作用。是否可以称之为统计分析方法的“大材小用”呢？

两点思考

通览张文宏、阮丹青两位学者的调查报告，可以强化一种感受：变量的操作化是调查付诸实践中的最困难环节。变量操作化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调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由此想到，变量的操作化应该因时而易、因地制宜，不断修正和完善。针对当前社会网研究而言，尤其在网络构成的操作化中，应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如现今发达的信息网络，不管这种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还是仅仅是一种“虚拟社会”，但有一点是客观现实的,即“网友”们的存在。虽然其不被在现实中认可，但无疑网友可以视为部分人的社会支持网的一部分，他可以是一些人的精神慰藉，从而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持”的交往对象，所以在操作化“网络构成”时，也可作为考虑的一部分。

另外，变量操作化是建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工具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调查研究中，能否将资料收集工具和变量操作化的关系倒置呢？如：从一项大规模大课题问卷调查资料中，提炼出相当于其小规模子课题研究中的描述或对其建构假设而给以解释。例如，从社会网调查的结果中，提炼出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相关变量，对社会支持网的状况予以研究。如果能做这种倒置，则其研究的结果有多大信度和效度呢？如果在这种倒置关系下，不能像文献二次分析那样有效，研究的结果没有可信性，那么如何防止这种“伪调查”的出现呢？这些也许值得我们去思考。

参考文献：

[1]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3）：12―24.

[2]阮丹青，张文宏，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2）：108―118.

[3]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3）：75―85.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2

一、对问卷调查功能的本土化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问卷调查方法的本土化反思和讨论非常热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角度。首先，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潘绥铭在对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的比较中进行过“社会调查，何谓真实”的反思。杨心恒等人指出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与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主张将模糊数学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郭淑华认为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具有影响，是现代社会调查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其次。从本土实践来分析问卷调查的功能。林斌、王文韬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反思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邓锁、风笑天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核心刊物上发表的问卷调查研究报告的解析和评价表明：我国问卷调查研究在研究方式、抽样方法以及研究主题三个方面都有发展和不足，并对问卷调查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定性与定量的对立、理论与方法的对立进行了反思。方长春从方法论和本土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调查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一种方式的局限性。蔡禾、赵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学发展现状指出，实证研究不等于经验层次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绝不可把实证研究方法简化为问卷调查方法。刘少杰主张中国社会学应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解放，进行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张兆曙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在方法论上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缺失。

最后，中国国情受到了重视。边燕杰等学者指出，国内社会学研究者藉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是对西方的借鉴和移植。这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语言问题”，即由于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再者，中国大陆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泽自两方，而汉语语言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有学者还对2003年在中国进行的《中国综合凋查》进行了反思性的介绍，从问卷设计、调查实施和资料整理等方面列举、讨论、总结了中国社会学者从事抽样调查的实践经验和问题。

在上述反思中，集中于方法论层次上的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的论文偏多，而对于社会学主流研究方法的问卷调查尚缺乏“论方法”这一中程理论层次上的反思。本文愿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讨论问卷凋查的适用范同这样一个“起点”问题。笔者认为，问卷调查应该分为最基本的两类。一是描述凋查，就是要了解某个现象的情况，主要是要获得该现象的绝对数、相对比例和分布状况这样三种数据。二足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检验调查，就是事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来检验这些似设。

二、描述调查：不可能“发现”未知现象

尽管是描述调查，但是它的唯一功能，其实仅仅是“查明”而不可能是“发现”。因为我们只能统计出那些我们已知的情况究竟有多少，不论绝对数、百分比还是分布状况；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从一开始根本不可能设计到问卷中去，还怎么去“发现”?或者说，我们只能调查那些能够给出明确定义的现象的状况。这是由问卷调查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才能去问人家什么；反过来，我们不问什么，人家就不可能回答什么。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从被调查者的回答中发现哪怕是一个原来我们不知道的新现象呢?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查明已知现象的情况而已。例如“中国农民中已经有20％的人进城打工了”这样的结果之所以能够被调查和统计出来，就是因为调查者已经知道了农民中有人进城打工，仅仅是不知道有多少而已。如果连什么人进城打工了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应该去调查农民呢?同样，如果仅仅去调查农民，我们就不可能发现那些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来打工的市民究竟有多少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查明那些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

说到底，即使是仅仅为了进行数量调查，就是仅仅计算一下有多少人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必须事先知道那个“事情”在实际生活中的定义是什么，否则，被调查者就连我们究竟在问什么都听不懂。例如，如果要调查发生过“”的人数，那么我们至少需要知道，在实践中这种活动中究竟包括不包括金钱交易呢?如果连这也搞不清楚，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在调查结果里面包括没包括那些的人呢?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问卷调查不但不能发现任何未知的现象，也无法查明我们不够了解的现象的进一步情况。那么，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进行的调查是不是“发现”呢?例如，究竟什么叫“”不是也可以使用问卷调查来确定吗?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仍然不得不遵守“只能查明已知情况”这一定律。因为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提出“元预设”，哪些现象可能被人们认为属于“”，然后才能去问。因此，我们的调查结果只能查明哪些假设在多大程度上被调查对象所认同，却无法获知还有什么我们原来不知道的情况。

三、检验调查：不可能进行“探索”

虽然没有任何文献评论过，但是一种被美其名日“探索分析”、“数据开发’’的研究实践不仅在我国社会学界普遍存在，而且得以发表的论文颇多。这种所谓的‘‘探索”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首先做出一个毫无相关假设设计的问卷，甚至根本就是“想到什么就调查什么”，然后在获得数据之后，随意地找出一些变量来，使用某些统计方法进行相关分析。万一真的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分析结果，就认为这是一个“发现”，好像自己原来真的就这样假设过。其二，有些研究者使用二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但是并没有去了解问卷的设计者当初究竟提出了哪些相关假设、控制假设与统计假设，也不清楚人家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设计整个问卷(如为什么包括这些提问而不包括那些)，仅仅是从中抽取了某些自己感兴趣的变量，或者把人家原来设计的变量重新进行排列组合，进行相关分析，倘若碰巧得到了“有意思的”统计结果。就作为自己的发现而发表，这绝不是“探索”而是“玩儿统计”。前者是“事后假设”，后者是“替人假设”，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大忌。它们不仅未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探索”，而且会严重误导自己与读者，贻害无穷。这轻则是学术水平问题，重则是学术道德问题。

1.“事后假设”的要害。社会学的问卷调查只能对已有的假设进行检验，却无法探索已有假设之外的任何相互关系。但是我们也仍然只能探索一下，在我们所设定的假设一检验的框架之内，各种因素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们随意抽出任何两个变量做相关分析，那么就是“事后假设”。即使有什么结果也必定是残缺条件之下的扭曲结果。例如，在我们的性调查中，询问了许多个人的基本情况，在统计中我们无意中看到，被调查者的身高与职业存在着显著的相关。但这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发现”呢?因为如果我们原来就假设身高与职业是相关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这个相关假设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系列的设计，如职业究竟应该如何划分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不同的职业划分方法就会带来不同的检验结果。另外，我们还必须设计出多种可能存在的中间变量，如地域差别、健康水平、就业时期、自主意愿等，否则，身高与职业之间就很可能是虚假相关。可是，我们的调查并不是要研究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上述的任何设计，因此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结果”，都不能作为一个“研究发现”来使用，充其量只能是给另外一个新的相关假设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几乎每一个社会学的调查都会问到“五朵金花”(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收入)，而且这样的调查非常之多。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仅仅从中抽取任意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就可以得出“研究结果”，作出“性别与收入相关”、“职业与年龄相关”这类的结论?这显然不可以，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原来并没有进行这样的相关假设，因此也就没有按照这个相关假设进行过任何设计，也就不会拥有检验这个相关假设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提问与变量。

2.“替人假设”的失误。首先，从调查内容上来看，如果原设计者没有提出这样的相关假设，那么他就不会去包含与此有关的各种变量。可是“二手分析者”无论从中抽出哪两个变量来进行分析，都等于是事后自己提出了新的相关假设。这就需要调查那些与这个新相关假设有关的情况，否则就无法检验这个后来的相关假设。可是，原始数据里却不可能有这些内容，因此“二手分析者”哪怕是把人家原来的全部变量都纳入自己的分析，其结果也仍然是在因素残缺的条件下强行统计的结果，其价值与意义仅仅在于有可能给新的相关假设提供一些参考。其次，从提问的设计来看，“二手分析者”必须论证出原始变量的设计符合自己进行二次分析的需要，否则就不应该进行二次分析。例如，原设计者如果仅仅准备考察变量A和变量B与变量C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一定会根据自己的相关假设，把A、B、C设计成自己需要的形式，如有特定的时空限制，都是两极选项(是与否)等等。也就是说，ABC三个变量的这种形式，仅仅适用于假设“A和B都与C有关系”这样的原始设计。如果“二手分析者”直接去统计分析“A与B之间的关系”，那么你怎么知道变量A与变量B现有的时空限定与两极选项的形式，就一定适合于你来检验自己的新假设呢?也许，A与B都应该是五级分类才能够进行两者之间的相关分析。可是原始数据无法更改，结果第二位分析者不得不“强行统计”，得出一个非常可能失误的结果。

总之，笔者希望用极端的说法来引起讨论。使用二手数据，只能有两种用途：第一，遵循该数据原有的假设一检验的方向，通过对原有变量的转换、重新分类、派生等技术手段，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原研究者所没有发现的结果。这其实就是进一步发掘数据，或者说仅仅是对于原研究者的拾遗补缺。第二，如果脱离原有的相关假设进行任何一种统计分析，那么务必首先论证清楚：这个二手数据为什么适合于对一个后来提出的相关假设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应该说明：二次统计分析的一切结果都仅仅在原始设计的框架之内才能够存在，绝不等于能够检验这个后来提出的相关假设。

总而言之，如果非要说检验调查具有所谓的“探索”功能，那么它也是严格限定在问卷原有的“假设一检验设计”这个范围之内，不可越过雷池一步。

四、问卷调查并非最佳选择

在决定采用问卷调查这种方法之初，我们应该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是不是在“发明车轮”?在描述调查的问卷中，每一个提问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特定现象的，因此需要首先考虑一下：我们所要调查的那些具体现象是不是“大概率现象”?如果是，那么对于描述调查来说，我们只是查明了一些尽人皆知的情况，还不如不调查；对于检验调查来说，如果是大概率现象，那么无论把它作为目标变量还是解释变量，都会因为该现象的方差过小而丧失统计意义，大概率的反而就是小概率，道理是一样的，也不应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了解。在这方面，笔者有过教训，在2000年的一次全国随机抽样的调查中，我们曾经设置了一些对于性观念的提问，但是没想到，其中的3个提问竟然有极大概率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例如，93.3％的人倾向于不同意“无爱也可以有性”的说法；有89，0％的人倾向于认为“丈夫有义务满足妻子”；有88.8％的人倾向于认为“女性也应该同样享受性生活”。这样一来，我们的这3个提问等于白费了，不但无法进行相关分析，即使是作为描述调查的结果也意义不大：如此普遍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观察、文本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来获知与确认，还用得着费时费力地去做问卷调查吗?所以，我们不但必须考虑整个选题是不是前人已经研究过，还必须考虑我们的具体调查内容是不是“不调查也知道”。

其二，假设一检验了什么?在检验调查中，虽然研究者们都知道，如果假设被检验后是不相关的，也仍然具有认知的意义，可以避免后来人再走弯路，但是在问卷设计的实践中，大多数研究者却都倾向于努力设计出那些最可能相关的假设。这是因为，可能不相关的假设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无法做到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穷尽。这就构成了检验式问卷调查的局限性：我们使用问卷调查来检验的那些研究问题，其实已经川其他方法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认知，已经足以作出相当充分的解释，否则我们就无法设计出较好的问卷。邱么为什么还要使用问卷调查这种方法呢?原因在于至少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学界，问卷调查、统汁分析这一套定量研究的方法具有不容置疑的主流地位，被认为是最科学的。

其三，为什么非要进行问卷调查?在初学者中，经常有人认为问卷调查是最高级的办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初级的办法，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中国，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其他方法很难运用或者成奉太高，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采用问卷调查。例如，同样是研究以个人为单位的人类活动，行为学方法中有很多监测的成分，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更强。社会学只是因为做不到对大样本人群的监测，退而求其次，才做问卷调查，并不是说明问卷调查有多么高级。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研究的现象存在于小总体之内，而且并不需要随机抽样，那么我们运用参与观察、社区考察、定性访谈等研究方法，不但效果要远远好于问卷调查，而且可以作出更深度的解释。

这里涉及到方法论层次上的争论，本文不拟展开论述，只强调一点：即使仅仅是进行捕述调查，在选择调查方法时，也应该把问卷调查放到最后去考虑。

五、改进的建议：为被调查者(而不是为自己)而设计

第一，对于捕述调查。调查者不仅必须知道自己要了解什么，还必须知道被调查者能够回答什么。

除了根本拒答之外，我们应该把被调查者的一切不回答、错答与慌答，统统视为我们自己问卷设计的失误，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是为被调查者设计问卷的，一切以他们的需要与便利为原则。以下是笔者在调查实践中的一些心得。

被调查者的生活实践的范围大致有多大?所询问的现象是否超出了它?被调查者有兴趣吗?在设计调查主题与任何一个具体的提问时，研究者当然是选择那些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方面。但是，我们必须假设：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于我们所要询问的问题，其实没有觉得有什么重要的，往往是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并不希望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研究者。

被调查者需要多努力才能回答?他们是否具有总结、提炼、归纳、感悟的足够能力?例如，直接询问任何一种“平均数”都是在考验被调查者的数学应用能力。如果我们在设计问卷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被调查者就很可能因为难于回答而放弃努力，干脆顺着调查员的意思作出虚假的回答。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3

我院题为《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现状调查及培养对策研究》之课题,是2006年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课题。在院领导、院特教所的大力支持、课题组相关老师的积极配合下,今天顺利开题了。下面我代表课题组,就本课题的有关情况向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和老师们作如下汇报: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一)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聋校语文教学效率不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不足是当前聋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本课题从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形成机制及培养对策方面开展研究,因此,对于促进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提高聋校语文教学质量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二)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语言学界和教育界关于正常人书面语言发展的研究及成果较为丰富,但在聋人书面语言发展机制及书面语言发展培养对策方面,有深度、有创见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填补了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学在特殊人群语言发展研究方面的空白,而且还将为聋人教育和聋人书面语言发展与培养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三)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聋生学习语言的最大目的是能与人(更多的是健听人)交往、交谈,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立足社会。只有培养和提高聋生的书面语言发展水平,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语言水平。因此,本课题研究有利于帮助聋生融入主流社会,全面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意义重大。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为把握本课题在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我们查阅了2000年至今公开出版发行的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两家特殊教育理论刊物(《中国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翻阅了特殊教育的相关文献,并通过进行了网络搜寻,在对所得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1)研究者普遍认为,聋生语言水平的提高,关键在聋生书面语言发展的培养上。(2)对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培养方面的研究集中在:①聋生掌握书面语言的情况。大量文章主要是罗列聋生在掌握书面语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②对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调查研究。如阅读能力、书写能力的调查,总体反映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低下,大部分学生九年级毕业时阅读普通报刊还比较困难,写出的句子语法错误很多等。③对提高聋人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教学法的争论与探讨。研究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教学方法的争论与探讨上,对研究过程的更多关注导致了对研究目的的弱视。④对聋人书面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重提书面语教学法,呼吁直接用书面语教学法来培养聋生的书面语言能力。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教学实践层面的经验描述上,总的来说比较浅层、零碎和粗糙,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缺少对聋人书面语言发展不足原因的机理性的本质分析和系统研究,因而难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聋人书面语言发展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和回答。

三、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思维与语言》一书中论及关于思维和语言的发展理论时,强调了两种关系:①语言与思维发展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但又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词义”和“言语思维”是维果茨基用以表述和分析二者关系的基本概念。维果茨基认为,词义是一种言语思维现象。一方面,言语借助于概括(思维)实现对客观现实本质的反映;另一方面,思维借助于词义来进行,是在言语中实现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儿童的言语和思维的发展经历着先后(前智力运算和前语言运算)、交叉(自我中心语言和内部语言)和重合等不同阶段,但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词义的概括化(概念或词义的理解)和系统化的方式及水平既是言语思维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决定言语和思维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教学的本质及重要作用就在于通过发展人的概括化和系统化能力,促进言语和思维发生结构性的突变和新质的建构。②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基于语言和思维的理论分析和儿童科学概念形成的实证研究,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实际的智力年龄与他在有帮助的情况下所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显示儿童的发展存在一个“最近发展区”。因此,“一种合理的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头,并引导发展”,教学必须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维果茨基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发展理论对于本课题研究和形成主要观点的影响是深刻和多方面的,概括的说,主要有以下三点:①语言与思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辨证统一关系。“言语思维”这一概念深刻概括了这种关系。因此,关于聋人书面语言发展的研究应从言语思维的辨证关系入手,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单一和片面的,研究语言的就只研究语言,研究思维的就只研究思维,因而就难以从言语和思维的辨证关系把握上深刻揭示聋人书面语言发展的本质和动因。②在言语思维的发展过程中,词义概括化(概念或词义的理解)、系统化的方式及水平,是影响、决定言语和思维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由于听力障碍和言语障碍造成聋生早期言语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词汇量和语法结构)的不足(可能还有聋人手语对思维发展的负面影响等),因而导致了聋生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的低下,进而造成聋生学习书面语言的困难。书面语言写作过程其实是一种更为高级和复杂的言语思维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刻认识聋人书面语言发展的方式和机理,而且可以使我们在认识聋人言语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更加有效的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培养对策。③聋人的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要立足于聋生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发现和早期干预,着眼于聋生语言和思维发展的“最近发展区”进行教学,使教学走在发展的前面,这样,教学才能事半功倍,聋生的书面语言发展才能更快、更好。

四、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本课题以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思维与语言的发展观点”为理论支撑,以系统的理论思维方式,通过对近年来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培养的文献研究和对聋校低、中、高年级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调查入手,考量聋生言语思维的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寻找影响聋生书面语言发展的相关因素,从言语思维的角度,着力分析聋生学习语言的困难和书面语言发展低效的原因,探究他们书面语言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为全面提高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提供有效对策。具体来说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运用文献研究法,对近年来聋生书面语言发展培养的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研究,明确已有研究的进展、主要成果、不足以及本课题的研究方向和重点。(2)运用调查法,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从聋校低、中、高年级聋生书面语言发展水平的现状调查入手,研究聋生言语思维的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3）运用调查法、观察法、分析综合法,以问卷调查、课堂实录、作业试卷分析、小型座谈会等形式,考察聋校语文课堂教学,分析聋校现行的语文课程教材,了解聋生与语言发展相关的非智力因素等,综合研究影响聋生言语思维概括化和系统化水平发展的各项因素,着力揭示聋生书面语言发展低效的原因,探究他们书面语言发展的内在机制。(4)运用访谈法、实验法,针对聋生书面语言发展低效的原因,从聋校语文课堂教学、聋校语文课程教材、聋生非智力因素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验证性的实验研究,提出培养聋生书面语言的有效对策。

五、本课题的研究步骤、研究成果及人员分工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4

【Abstract】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that is in certainly of the period， author rightness some a research problem various related cultural heritage carry on system to check with analysis， and as to it's medium of of data， data and main standpoint carry on induce to comb， analysis refine but compose of thesis.The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a necessary link in the society the inquisition the research and have can't act for of function.This text will from the basic content，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angle of view， then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in the society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eaning launch analysis and explain， for full exertive the 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 is in the society the inquisition of the function provide some ories basis.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 overview；The society investigate；Data collections；Research and investigate

引 言

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之后，作者在对选题设计所涉及到的研究领域中相关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基础之上，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新水平、新动态、新科技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社会调查，是人们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有计划、有目地对相关社会事实进行资料收集、归纳、分类以及研究，从而做出描述、解释和提出对策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献综述既为社会调查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准备工作，也为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新观点和新看法。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开展文献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的基本内涵

认识和把握文献综述的基本内涵，是开展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研究工作的基本和前提。作为科学文献的一种，文献综述是“综”与“述”相结合。“综”是指经过作者对阅读材料的整理、综合分析，把许多文献资料的共同观点、实验结果和方法提炼出来，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加以综合、概括的科学思维过程。所以“综”是精华与核心；“述”是指专门地、深入地、系统地论述某个方面的问题，是在“综”的基础上，按文章的写作程序把它表现出来展示给读者的过程，是一种手段和方法。

一个好的文献综述就要充分地收集与课题相关文献的相关资料，能够以其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根据的趋势预测为新课题的确立提供有力的支持和论证，不但可以为下一步的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某种延伸的契机，而且能表明写作者对既有研究文献的归纳分析和梳理整合的综合能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对学位论文水平的总体评价。因此，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不仅为调查研究提供了解过去、展望未来的资料，而且能够使作者掌握关于所选课题的知识，有助于启发作者选题和调查研究视角与调查方法的思路，为选题和调查设计提供线索；更有利于提高作者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

2. 文献综述对社会调查的作用

文献综述中对一些社会调查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等方面的述评，为社会调查的深入开展起到重大的作用。因此，文献综述中所负载的知识信息，对于开展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作用。

2.1历史性作用。从文献综述的综合性来说，有利于为社会调查提供清晰明辨的历史资料。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时期同一课题的所有主要研究成果的综合概括。因此，要尽可能把所有重要研究成果搜集到调查者手中，并作认真细致地进行加工、整理和分析，使各种流派的观点清楚明晰，清晰地运用到社会调查之中，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提供了历史依据。

2.2客观性作用。文献综述的描述性来说，有利于社会调查研究客观的转述并运用文献中的观点。文献综述在对各种流派的观点作介绍时，应该保持这些观点的“原味”，这就要求对被介绍的观点作客观性的描述。因此，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运用文献综述，首先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各个流派的重要观点进行转述；同时，在归纳各种观点时，要抓住要点，表述时应简明扼要。

2.3前瞻性作用。从文献综述的评价性来说，有利于社会调查所选课题今后发展动向或趋势的明了。在社会调查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介绍研究成果，传递学术信息，还要对各种成果进行恰当而中肯的评价，并表明作者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文献综述重点在于“述”，要点在于“评”。由于评价的倾向性，通过文献综述，就会引导出对课题今后发展动向或趋势的说明。

3. 文献综述在社会调查中的意义

社会调查是一种系统的认识活动，它既包括资料的收集工作，又包括资料的分析工作。文献综述是由调查者通过系统的查阅与所选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和加工，从而撰写出综合性叙述和评论的文章。那么，从所研究对象的资料对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来看，通过文献综述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评价，不仅可以进一步阐明所选课题的意义，还可以为本课题组织材料、形成观点奠定基础。

3.1有利社会调查者明晰选题。文献综述对社会调查了解所选课题的情况具有重要作用，使社会调查者对课题的选定能够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在科研性的社会调查中，文献综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研究课题的历史、现状、当前争论的焦点以及发展趋势的情报资料，能够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到本领域的全面情况，从而确定这一值不值得做，为什么要做，去研究什么。这些都是在文献综述对研究课题的查找和了解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利于研究者选定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3.2有利于社会调查者更新知识。文献综述对前人对相关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使社会调查者能够对选课题有效地进行知识的更新。文献综述具有内容浓缩化、集中化和系统化的特点，能让调查者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对某种专题的内容、意义、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明确的认识，有利于帮助他们迅速地了解到有关专题的历史、进展、存在问题，做好科研定向工作。

3.3有利于社会调查者确定方法。文献综述对相关内容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归纳和梳理，使得社会调查者对能够很好地把握和确定调查研究视角与方法。文献综述对所选课题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有利于调查者了解以前关于这些发面的调查与研究，能够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恰当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确定一个更为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问题，进而确定调查研究视角与调查方法。

3.4有利于社会调查者借鉴或参考。文献综述的检索的作用，使社会调查研究者对的资料来源有了清晰地认识，有利于读者的了解与参考。文献综述后所附的参考目录可为读者已确定课题的许多参考文献，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报检索系统。利用参考书目采用回溯检索和循环检索的方法，可获得成千上万篇的文献资料，为读者对调查的了解和知识的运用提供了帮助。

3.5有利于社会调查者开拓视野。文献综述把相关的各种观点的收集和整理，使社会调查者在研究中能够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的组织材料。作者通过收集文献资料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熟悉并掌握查找和积累资料的方法，并且在查找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身的分析、归纳、整理、综合的能力，是作者全面、完整的了解有关专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培养锻炼组织材料和正确表达思想的能力。

小 结

文献综述作为一种科学文献，通过为社会调查所选课题收集丰富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和系统整理，将收集的资料运用于社会调查研究中，是社会调查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要重视文献综述在调查研究中的作用和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顺达、陈有进、孙宏安 《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5

    本文将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多期的微观家户面板数据，致力于从家户经历贫困或非贫困状态的生命历程出发，描述并解释在中国农村，这种状态的持续对其贫困状态转换的影响，从而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对贫困动态问题，以及这一问题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固化程度的研究。

    一、文献回顾

    贫困问题研究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早期的研究中，主要关注贫困的概念、测度和发生机制。近10多年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上升到新的高度，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究，因此，贫困动态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连续的追踪调查数据，对贫困动态的研究更多地借助于定性方法，如Krishna和Davis等分别使用“进展阶段方法”和基于生活史的定性分析方法对长期的贫困动态进行研究。“进展阶段方法”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参与式方法相结合，强调贫困群体自身对贫困动态转换的认识。这一方法要求村民以社区为单位，集中讨论家户在脱贫的过程中，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在不同阶段主要增加的消费项目有哪些?调查表明，在受访村民看来，食物、住房、欠债、衣着是需要依次满足的基本需求。因此，只有当家户跨过了这几个基本需求层次，才被公认为实现了脱贫。“基于生活史”的方法同样利用参与式方法通过对家户成员的访谈，回顾了该家户历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并通过树状图可视化地呈现出该家户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及其发展轨迹，这些事件被用来解释贫困状态变化的原因。

    而随着家户跟踪调查项目的实施，对微观面板数据的获取成为可能，也涌现出关于贫困状态转换和持续的定量文献，这些文献大都利用收入或消费指标来观测贫困的动态变化。Haddad等使用埃及347个家户的面板数据测量了1997—1999年的家户消费变化。结果表明，在2年的时期内，陷入贫困的家户数量是脱离贫困家户数量的2倍。并且在所有的贫困人口中，有一半持续处于贫困状态。 Lawson等结合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理解贫困转换和持续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他们认为尽管从2种研究中得到很多相似的结论，但是方法的结合能够为贫困状态转换提供更丰富的理解。Cater等结合消费贫困线和资产贫困线区分了结构性转换与随机性转换，他们把资产水平变化所导致的脱贫或陷贫称为结构性转换，而把由于某种积极的或消极的随机性事件导致的脱贫或陷贫称为随机性转换。基于这一划分，Radent等在对肯尼亚2000—2009年期间贫困状态转换的研究表明，在脱贫的家户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资产积累实现，大部分陷入贫困的家户都经历了随机性的贫困转变。

    对贫困状态转换和持续的定量方法研究也被中国的学者广泛采用，这主要源于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各自组织了多项的追踪调查项目。张立冬等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罗楚亮描述了中国农村在2007年和2008年之间贫困的变动状况，发现大部分贫困群体仅仅经历了1年的贫困，而且大多数贫困人口在这2年都经历了脱离贫困或陷入贫困的动态转换过程。王朝明等采用贫困指标束和转移矩阵的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贫困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

    上述研究主要是通过基本的统计分析来描述贫困的动态转换过程，而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除了直观地关注家户在2个时期之间的贫困状态转换以外，家户此前持续处于贫困或非贫困状态的延续时间跨度也对贫困状态的转换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动态贫困问题的一个关注焦点。当然，也有研究做了类似的努力。Bigsten等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城市和农村在1994—2004年期间贫困的持续性。结果表明，这些家户频繁地陷入或脱离贫困，但是，如果贫困家户经历贫困的时间越长，他们脱贫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果家户处于非贫困状态的时间越长，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小。这说明贫困作为一种状态，具有很强的惯性。Glauben等利用贫困转换矩阵描述了中国浙江、湖北、云南三省的农村家户在1995—2004年期间脱离贫困或者持续贫困的概率。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了贫困持续时间对脱贫概率的重要影响。鉴于生存分析主要针对期限数据，并能够应对数据的截取问题，本文将借鉴这一方法，从长达20年的家户生命历程，通过生存分析同时考虑持续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和持续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问题。

    动态贫困的状态转化与持续，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社会分层的固化程度。大多数研究利用相对收入流动性测度来反映收入分层的固化，同时，此类分析也间接地反映了贫困状态的变化。这些研究表明，农村的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地位缺乏变动；最穷苦的10％的人口中，没有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那部分人更是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然而，收入流动性主要关注整个社会各阶层收入水平所处 位置的相对变动，侧重于对不平等的考察。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按照能否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这一绝对贫困概念，农村底层居民打破原有的停滞状态，冲出贫困的情况；以及那些非贫困家户，陷入贫困可能。希望通过对贫困的动态变化和持续情况的研究，揭示农村中低层居民所处社会阶层的变动情况。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贫困动态问题研究家户或个人在不同时期之间贫困状态的转换。以任意2期的调查数据为例，包括贫困—非贫困(脱离贫困)，贫困—贫困(持续贫困)，非贫困—贫困(陷入贫困)，非贫困—非贫困(持续非贫困)等4种动态过程。在家户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贫困转移矩阵来描述不同时期之间上述变化的发生数目和概率。由t期到t+1期的贫困转移矩阵如公式(1)所示：

   

   

    研究动态贫困问题，除了关注2个时期间贫困的动态变化，还应该考查贫困或非贫困状态的持续性，以及持续时间对贫困转换的影响。本文使用在医学统计学中广泛使用的生存分析方法来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生存分析被用来研究所关注的结果变量在某一关注事件发生前所持续的时间，它使用生存函数或风险函数来描述生存时间的分布特征，通常包括参数方法、半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这里分别使用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来计算家户在给定贫困或非贫困状态以及家户的异质性特征后脱离贫困和陷入贫困的概率。

    生存分析有助于应对观测数据的截取问题。在调研中，往往当一个家户开始进入观测时，可能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贫困或非贫困状态；而当最后一次观测结束并退出调查后，仍然可能持续保持原先的状态，但无法对连续观测时段前后的家户状态进行跟踪和记录。将前者称为左截取，后者称为右截取。对于左截取问题，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忽略；而对于右截取的情况，包括样本流失和直到最后一期仍然没有发生状态转变的情况，在生存分析中都可以处理。

    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为离散数据，取自间隔不同的8个年份，当把观测数据转化为期限时，忽略了调查间隔不一致的问题。此外，在调查数据中，贫困状态的转换发生在前后2次调查之间，如发生在第α-1次调查和第α次调查的区间。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统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数据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卡罗来纳人口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营养和食品安全所实施并提供，调查的省份包括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9个省份。这一调查涵盖了上述省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及家户特征信息，使考察中国农村家户贫困情况成为可能。该调查截至目前已经了8轮(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其中辽宁省缺席了1997年的调查，并在该年由黑龙江省代替，自2000年开始，这2个省份都参加了调查。本文使用上述所有8年的农村家户数据来考察家户贫困的动态变化和持续性，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仅保留连续参加2轮以上调查的农村家户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总计有2539户参加了14766次调查，平均每户参与调查的频率是5.8次。

    2.样本统计分析

    表1显示了基于以上数据所计算的各年真实人均收入(2009年价格水平)、基尼系数以及贫困发生率，真实人均收入从1989年的2038元增加到2009年的9312元，而基尼系数则由1989年的0.4223上升到2009年的0.4729，这也反映了在收入水平大幅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渐增大。这里使用绝对贫困线(包括官方的贫困线和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人均收入的50％)来分别度量样本总体的贫困发生率①。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反映了定义贫困的2种思路，绝对贫困线以满足人们日常基本需求为出发点，而相对贫困线以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作为参照。

    按照官方的贫困线标准，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在个别年份由于国家贫困线较之上一调查年份有较大的提升，也使贫困发生率有所反弹。具体来看，贫困发生率由1989年的20.95％下降到2006年的3.13％，但是由于2009年官方贫困线较大幅度地提升到1196元，使得贫困发生率又有所反弹，上升到8.07％。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要比中国官方的贫困线要高得多，因而所计算的贫困发生率要远高于按照官方的贫困线标准计算的结果，但保持大幅下降的趋势。例如1989年的贫困发生率为54.03％，到2009年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为10.74％。尽管按照相对贫困线来统计样本总体的贫困水平并无多大意义，但是可以发现贫困发生率在最后2轮调查中要远高于之前的调查，这也说明尽管平均收入水平有着大幅提高，但是不平等程度却愈发剧烈，处于社会底层的家户比例有所增加。

   

    四、实证分析

    1.贫困的转移概率

    从样本总体来看，1989—2009年贫困发生率已经大幅下降，但是这种趋势并不能完全反应各个调查年份之间贫困的动态变化。因此，本节分别基于国家贫困线、世界银行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对家户贫困状态的判定，进一步通过转移矩阵来显示家户在2个时期之间的贫困动态变化，其结果如表2所示。

    按照官方的贫困线标准，在每2个相邻的调查年度，只有小部分的非贫困家户在下一期陷入贫困，而大部分贫困家户在下一期实现了脱贫，因此，脱离贫困与陷入贫困以非对称的比例同时存在，1989—2009年的变化状况也是如此，在这期间，有86％的贫困家户脱离贫困，而仅仅7％的非贫困家户陷入了贫困，这也充分表现了我国扶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脱离贫困的家户比例要高于陷入贫困的家户比例，这也直接促成在1989年最初的贫困家户中有94％都实现了脱贫。但是，由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远高于我国官方的贫困线标准，贫困家户的基数较大，因此在大多数调查年度，脱离贫困的人口比例要远小于持续保持贫困的人口比例。例如，在1989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户中，只有26％实现了脱贫，而74％的家户仍然在1991年处于贫困状态。由此看来，尽管脱离贫困与陷入贫困的动态过程持续存在，但是贫困状态的持续性也不容忽视。

    按照相对贫困线的标准，贫困的持续性特征更为突出。在绝大多数2个相近的调 查年度之间，连续贫困的家户比例超过了80％。而总体来看，1989—2009年间最初所调查的贫困家户中，有76％也在最后一次调查中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对于非贫困家户来说，绝大多数家户在下一次调查中也同样保持在非贫困的状态。

    2.Kaplan-Meier生存函数与风险函数——非参数估计

   

   

    根据世界银行贫困线计算结果也大体呈现类似的趋势，而根据相对贫困线的计算结果却没有明显的趋势。上述结果表明，无论按照哪一条贫困线标准，在长期，都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家户面临陷入贫困的威胁，也就是说，农村家户表现出对贫困的脆弱性。例如，根据国家贫困线，那些最初非贫困的家户，有43％左右都在整个调查周期中经历过至少一次贫困。此外，按照绝对贫困线标准，家户连续处于非贫困状态的期限越长，陷入贫困的瞬时概率也就越小，也就是说，家户保持非贫困的时间越长，面对贫困的脆弱性也会减小，非贫困状态表现出持续性。

   

   

   

    3.离散时间比例风险模型的估计结果——参数估计

    公式(6)所示的离散时间比例风险模型通过参数估计来考察贫困或非贫困状态的持续期限和一组家户异质性特征变量对风险率的影响。考虑变量的可获得性以及本领域研究经常考虑的家户特征，这里采用了以下自变量：①家户贫困或非贫困的持续期限；②家户的人口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户主为女性；③家户的人力资本特征，这里以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④家户的财产特征，包括家中拥有汽车、家中拥有摩托车、家中拥有拖拉机、人均耕地面积；⑤家户成员的就业特征，包括家中工作在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的人数，家中工作在集体企业的人数，家中工作在民营企业的人数；⑥接受政府援助资金的对数值和接受亲朋礼金的对数值，这2个变量分别反映了家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特征；⑦省际虚拟变量。

    分别基于国家贫困线、世界银行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表5显示了贫困家户脱离贫困的比例风险模型的估计结果，包括参数β及其标准误以及各个变量对退出率的直接影响。其中，基于国家贫困线的模型并没有通过似然比检验，可能是因为国家贫困线相对较低，所确定的贫困人口数量较少，且大部分贫困人口只经历了一期的贫困，导致参数估计失败。

    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估计结果表明，每多延续一期的贫困状态，其脱离贫困的风险率将提高大约8％，这与之前非参数估计的结果相一致，即随着贫困的持续时间越长，其脱离贫困的概率也就越大。此外，户主年龄和户主年龄平方的估计系数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当户主年龄大约在47岁左右时，家户脱离贫困的概率最大，这反映了家户生命周期对脱离贫困的影响。教育对家户脱离贫困起了显著的作用，当家庭中成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时，其脱离贫困的概率要上升3.3％。而家户成员在民营企业就业却显著地降低了脱离贫困的概率，这也说明了相对于其它正式部门就业来讲，在私人部门就业的风险较大。

   

    按照相对贫困线标准，估计结果表明，每多延续一年的贫困状态，家户脱离贫困的概率则会减少大约8％，这与之前非参数估计的结论相一致。另外，此时，接受政府援助资金对脱离贫困起了积极的作用。

    表6显示了非贫困家户陷入贫困的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由于大多数家户都处于非贫困状态，因而纳入生存分析的观测样本远高于脱离贫困模型的情况。根据国家贫困线的标准，家户持续非贫困的时间对其陷入贫困的概率有显著的影响，非贫困状态每延续一期，陷入贫困的概率就要降低10.0％，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之前非参数估计的结果。对于家户的异质性特征而言，家庭规模越大，其陷入贫困的概率也越大。户主年龄对陷入贫困概率的影响呈现 U型，当户主年龄为42岁时，其陷入贫困的概率最小。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陷入贫困的概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家户的成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将减少6.3％。家中拥有摩托车也与陷入贫困的概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在生存分析中，所考虑的大部分观测时期位于20世纪90年代，摩托车是农村家户重要的代步工具和消费品，是否拥有摩托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户的经济条件。人均耕地面积与陷入贫困的概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在农村，耕地对于家户减贫的重要性。家中工作在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的人数、家中工作在集体企业的人数均与陷入贫困的概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了正式部门就业是免于贫困威胁的保证，而在私人部门就业却无法起到相同的作用。此外，接受政府援助资金的对数值以及接受亲朋礼金的对数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陷入贫困的概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了政府的相关保障措施和家户自身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当采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作为判定贫困与否的标准时，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与采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相似。而在采用相对贫困线时，却发现持续非贫困的时期与陷入贫困的概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这一作用是不明显的，而其它家户异质性特征与陷入贫困概率的关系大体上与之前的模型保持一致。

   

    五、结论

    本文基于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农村微观家户数据，通过生存分析研究了家户贫困或非贫困状态的转变，以及这种状态的持续期限对脱离贫困和陷入贫困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虽然在宏观层面上，随着样本总体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基于绝对贫困线标准测定的贫困水平随之下降，但在微观层面上，进入贫困与脱离贫困的过程以非对称的比例同时存在，只不过进入贫困的概率要远小于脱离贫困的概率。

    第二，生存分析表明，大多数贫困家户在经历了短期的贫困后，能够快速脱离贫困。按照绝对贫困线的标准，家户贫困持续的时间越长，其脱离贫困的瞬时概率也就越大；而按照相对贫困线的标准，家户连续处于贫困状态的时间长度却与其脱离贫困的瞬时概率大体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6

一、实践报告的封面、扉页和目录

1.封面内容： 实践报告题目、团队名称;

2.扉页：成员组成(姓名、班级、)、实践单位、实践时间等;

3.目录：正文的各章节、团员感言、附件等。

二、实践报告撰写的内容与要求：

一份完整的实践报告应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报告题目

报告题目应该用简短、明确的文字写成，通过标题把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概括出来。题目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为避免冗长，可以设副标题，把细节放在副标题里。

调研报告的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2.学院及作者名称

学院名称和作者姓名应在题目下方注明，学院名称应用全称，用5号微软雅黑字。

3.摘要(有英文摘要的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报告需配摘要，摘要应反映报告的主要内容，概括地阐述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实践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论。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英文摘要一般至少要有100个实词。摘要包括：

(a)“摘要”字样。

(b)摘要正文：摘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简要说明调查目的，即简要说明调查的原因;第二，简要介绍调查的对象和调查内容。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对象、范围、调查要点及所要解答的问题;第三，简要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介绍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助于使确信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并说明选用该方法的原因。

(c)关键词。

4、前言

介绍实践的目的,意义, 相关背景、时间、地点、人员、调查手段组成，实践单位或部门的概况及发展情况, 实践要求等内容。

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7

    问卷法是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最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特别是在调查研究中的使用则更为普遍，因而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10项社会调查中就有9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可见问卷调查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十分突出。这些年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广泛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使体育社会学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要提高问卷调查法的效率，就必须了解和基本掌握其要领。

1、问卷调查法及其种类

    问卷是社会研究中搜集资料的1种工具，它的形式是用1份精心设计的问题表格，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情况或征询意见。问卷调查是书面调查，即调查者用书面形式提出问题，被调查者在既定的局面表格上回答问题。问卷调查一般是定量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统计量推断总体。问卷调查的对象可由调查调查者自行选取，如专家咨询等;也可用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这样可保证调查问卷具有一定的样本量。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所使用的调查问卷，按填答的方式可分为自填问卷和代填问卷。自填式问卷是由被调查者本人填答的，而代填式问卷则是由调查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代为填写的。自填式问卷调查可按问卷的传递方式不同，分为报刊问卷调查、邮政问卷调查和送发问卷调查;代填式问卷调查也可按照与调查者交谈的方式不同，分为访问问卷调查和电话问卷调查。

2、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结构与原则

2.1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2.1.1从被调查者的角度考虑问卷的设计由于问卷需要被调查者回答，因而调查者在设计问卷时既要突出自己研究的主题，又要考虑被调查者回答的方便。因此要注意:问卷设计不宜太长，问题不要太多;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太难，更要避免提出被调查者不愿回答的，诸如较为敏感或涉及个人隐私等问题;不应要求被调查者进行难度较大的回忆和计算，不要提出明显带有调查者本人观点的问题等。

2.1.2对队碍问卷调查的因素有明确的认识一项问卷调查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被调查者能否与调查者合作。从问卷设计的角度上分析，影响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合作的障碍主要来自主客观两方面.主观障碍是被调查者在心理和思想上对问卷产生的不良反应，客观障碍则是由被调查者受自身的知识、能力、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的。

2.1.3从多方面考虑问卷的设计工作问卷看起来是由1组问题和答案所构成的调查表格，但在其设计时却涉及了许多在问卷上看不到因素。在设计问卷时需要注意的因素较多，而在这些因素中，调查目的、调查内容、样本性质、资料处理分析方法、问卷使用方式、调查经费和时间等影响因素则是必须考虑的。

2.2问卷的一般结构

2.2.1卷首语即1封致被调查者的短信，作用在于向被调查者介绍或说明调查者的身份、调查目的以及对被调查者参与合作的谢意等。卷首语要求简短明确，用语客气。

2.2.2指导语即填表说明，用来向被调查者说明如何正确填答问卷。如果是单项选择或“是”与“否”的问题，向被调查者说明将自己的选择在何处打“j”或划“o ".如果是多项选择，说明是否需要排序以及如何排序等。如“请将下列问题的答案按您认为的重要性程度在“口”内填上1.2.3……”等。

2.2.3问题和答案问题和答案是问卷的主体，被调查者的各种信息正是通过问题和答案收集到的。问卷中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两大类。

    所谓开放式，就是只提出问题而不为调查者提供具体的答案，而是由其自由作答。如:“您最喜爱的健身方式是什么?”，(请自填)。

    开放式问题的主要优点是回答者有充分的自由按自己的情况或发表意见，不受什么限制，回答往往也是最自然的，所得资料也比封闭式问题所得资料丰富生动。但开放式问题也有缺陷，其1，受被调查者理解能力、知识水平和表达能力等限制;其2，由于需要较多的思考，因而会花费被调查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其3，开放式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可能过泛，因而不便于处理和定量分析。

    所谓封闭式，就是提出问题的同时，给出2个或若干个可能的答案，供被调查者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看法和意见，从中选择1个(单项选择)或多个(多项选择)作为回答。例如:

    “您最喜欢看哪一类的电视节目?”(限选1不答案，请在口内打“口”)。

    (1)新闻类口(2)体育类口(3)文艺类口(4)经济类口(5)军事类口(6)其他类

    “您喜欢观看的体育比赛是什么?”(可选多个答案，并请按您所喜爱的程度在口内标明1.2.3.4……)。

    (1)足球口; (2)篮球口; (3)排球口;(4)田径口:(s)体操口;(6)跳水口;(7)乒乓球口;(8)羽毛球口:  (9)网球口;(10)游泳口;(11)射击口; (12)滑雪口;(13)其他(请写明)。

    封闭式问题的优缺点与开放式问题正好相反。虽然这种方式对被调查者有一定的限制，缺乏自发性，回答中的偏误也难以发现，但由于回答者填写较方便，所花时间较少，对其他方面也无特殊要求，对回收到的问卷便于进行统计处理和定量分析，所以是1种常用的问卷设计方式。

    封闭式问卷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常用的有:(1)填空式—在问题后面的横线上或括号内填写问题:(2)两项式—只有2种答案而选择其中之一的方式;(3)多项式—列出多种答案，由被调查者选择其中1项或多项的形式;(4)顺序式—列出若干种答案，由被调查者给这些答案排出先后顺序的方式:(5)等级式—列出不同等级的答案供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加以选择;(6)矩阵式—将同类的多个问题和答案排列成1个矩阵的形式:(7)表格式—将同类和几个问题和用表格形式体现出来的方式。

2.2.4编码所谓编码，就是对每1份问卷和问卷中的每1个、每1个答案编定1个惟一代码，并以此为依据运用计算机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

2.2.5其他资料包括问卷的名称及编号，被调查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等，问卷发放与回收日期，调查人员、审核人员姓名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2.3问卷设计的原则

    (1)客观性。所设计的问题必须符合客观现实和实际情况。如果在调查问卷中所提出的问题大大落后于实际，调查的结果就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如果所设计的问题超越了现实，调查所提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难以使人信服。(2)必要性。必须围绕调查课题和研究假设设计必要的问题。设计的问题过多和过于复杂，会增大调查成本和降低问卷的回复率，设计的问题过少又无法说明调查研究欲说明的问题。(3)可能性。问题设计要符合被调查者回答问题的可能。超越或低估被调查对象实际能力的问题都不能正确反映实际情况。(4)自愿性。必须考虑被调查者是否自愿真实回答问题。凡被调查者不可能或不愿真实回答的问题，都不宜正面提出。(5)针对性。主要指当“专家”问卷调查表发放时，其对象的选择要恰当。当问卷表中的内容对专家来说也不熟悉时，就难以看到加以回复。

    在问卷调查中，被调查对象一般是通过对问卷中已设计好的问题与答案的理解来选择回答的，因而，如何清楚地表述问题和设计答案是其难点。表述问题的基本原则是:

    (1)具体性。一般在问卷中不要用抽象概念和提笼统的问题，因为抽象概念和笼统问题不易回答，即便是回答了也难进行科学分析。(2)单一性。每1问题的内容要单一，不要把多个问题合在一起提出，因为对复合问题难以用某1答案来回答。(3)准确性。表述问题的语言要准确，不要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更不要用容易产生歧义的语言和概念。(4)简明性。用于表述问题的语言要尽可能简单明确，句子冗长繁琐而不得要领的问题会降低回复率和有效率。(5)中立性。表述问题的态度要客观中立，不要使用诱导性语言和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更不要在问题前套上诸如:“x x说……”等“帽子”。(6)通俗性。问题的语言表述要通俗易懂，不要使用被调查者感到陌生的语言，特别是不要使用过于专业的概念和术语。

    此外，问卷中问题的表述要尽量避免用否定句的形式来表达，特别是对问题答案采用“是”与“否”的选择时，否定句容易产生误答。

    设计答案的基本原则:

    (1)相关性。所设计的答案必须与所询问的问题有直接关系，避免出现答非所问或无关答案。(2)完整性。尽可能地穷尽与问题有关的主要答案(因太多而不能列出的可在最后用“其他”表示)。(3)同层性。所列出的答案要在同1个层次上，即按分类标准是同一类别、同一维度和处在同一分类水平上的答案方可。(4)互斥性。设计出的答案应当是相互排斥的，如果出现互相包含和兼容的问题，被调查者在作选择时会感到困惑。(5)可能性。所设计的答案应当是被凋查者能够回答并愿意回答的，即对方从能力上和感情上均可接受的。

3、问卷设计中常见的错误

3.1问题含糊

    即问题的含义不清楚、不明确，或者可能产生歧义。如:“你近来是否经常参加锻炼?"(1)是口;(2)不是口。

    在这个问题中，“近来”、“经常”和“锻炼”的表述都比较含糊。“近来”是个时间概念，但它也是1个相对的概念，可指近2, 3天、近2, 3个星期、近2, 3个月甚至更长。“经常”是一频度概念，但也是1模糊概念，达到什么要求才能称之为经常?1周3次还是3周1次?“锻炼”1词在体育界以外，就可能联想到其他的锻炼，如下基层锻炼等。即便知道是指体育锻炼，但它包括哪些内容，骑自行车上下班算不算?

3.2概念抽象

    有些调查者常常用抽象的概念或极为专业的术语来表述问题。如:

    (1)“你认为举国体制是否是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最佳体制?”

    (2)“按项群理论，可否将现有的运动项目分为以下几大类:……”

    在(1)问中的“举国体制”是1抽象概念;在(2)问中的“项群理论”是1专业性很强的术语，把这些概念和术语用于对象是相关专业人士的调查尚可，但如果用于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就难免会让人头痛。

3.3带有倾向

    调查问题的设计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在问题表述中体现出来。如:“中国足球水平如此之低，而国内足球甲a俱乐部球员的收入又高得离谱，你认为这种现象合理吗?”

    (1)合理口;(2)基本合理口;(3)不合理口;(4)很不合理口。

    问题的这种表达方法明显地带有对选择答案的诱导，其结果是导致被调查者选择后两项答案。虽然问题的设计者可能并未偏离事实，但这样的表达方式显然不符合中立性的要求。

3.4多重含义

    1个问题只应当问1件事情，如果1个问题中同时出现2个或多个事物，回答者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如:

    “目前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是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步?”

    (1)是口((2)基本是口(3)不是口

    从表面上看，问题是指体育运动1件事情，但由于在体育运动中包含了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等方面，如果这些方面的发展并不协调或不同步的话，对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做出适当的选择。

3.5问法不妥

    除问题的设计之外，在答案的设计中也会出现错误或不妥当的情况，问法不妥就是其中较为常见的1种。如:

    “对运动员应当多表扬，少批评”

    (1)正确口(2)错误口((3)不知道口

    表扬和批评只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多与少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答案中用正确或错误等来界定某种方式显然是不对的。如果在这个问题后再加上“您是否同意采用这种方式”并将答案改为“同意、不同意、不清楚”就较为妥当了。

3,6过于复杂

    设计问卷的原则之一是简明，而在许多社会调查问卷中并未注意。如:

    “协会制在现阶段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多项选择)”

    口(1)项目管理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双轨制”运行方式，不利于调动社会体育组织的积极性。

    口(2)协会自身的能力还比较欠缺，需要进一步提升其管理水平与市场运作能力。

    口(3)政府对运动项目的管理权限过大，存在越拉、错位与不到位现象。

    口(4)协会制有效运作的社会化网络不健全，难以承担起竞技体育发展的责任。

    (5)以全运会为代表的赛制使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主体，阻碍了体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6)单项运动协会通过市场获取资金的能力不足，政府财政的补贴有限……。

    问卷设计中的复杂的问题和答案本身并无错误，但某些被调查者不太愿意对这些复杂问题动脑筋。因此，如果问卷中的问题和答案表述过于复杂，会大大降低其回收率。

    虽然在问卷设计中出现一些错误或不妥也属正常现象，但为了提高问卷调查的效率，则应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各种错误的发生。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8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9.033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9-0166-05

近年来，信息查寻行为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许多研究者已对网络用户、高校学术用户、人文社科研究人员等特定群体的信息查寻行为进行了探讨。美术院校教师因为是“凭直觉获知的、独立的、通过灵感创作的个体”[1]，其信息查询行为应该有与普通用户不同的特征，而这一特征的研究，根据目前我们的了解还十分欠缺。通过对CNKI的系统检索，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关于美术院校教师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仅局限于其图书阅读倾向[2]的调查分析，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而美国、南非等国的研究者对其本国的美术院校教师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且颇具特色。本文拟在明确相关概念和模型的基础上，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两方面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希望能对今后国内的相关研究起到参考作用，并能为美术院校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提供借鉴。

1美术院校教师信息查寻行为的相关概念

1.1信息查寻行为

目前信息查寻行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Wilson认为信息查寻行为是为满足某个目标的需要而进行的对信息有目的地查找[3]。Marchionini把信息查寻行为定义为人们为了改变其知识状态而从事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个过程与学习和解决问题紧密相关[4]。Johnson则指出信息查寻是从所选的信息载体中有目的地获取信息的过程[5]。巢乃鹏把信息查寻行为定义为信息用户因为感知到需求（或解决问题）而采取的相关信息查寻策略，并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的信息活动表现最终获得所需信息的整个过程[6]。从这些定义可知，人们有信息需求是信息查寻的一个基本假设，而信息需求总是与信息查寻的动机相关联，Gruning认为需求是引发思考和行动的内在动机状态[7]。

1.2信息查询行为模型

模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科学问题时常用的分析和表述方法，它是对真实世界中问题域内的事物的描述，应用模型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具有形象、清晰、易于理解的特征。因此，它广泛地为科学研究所运用。

在研究信息查询行为时，模型也是一种常用的分析描述方法，描述和解释能够预测个体信息查找时所做的行为的环境。正如Wilson所言，任何一种信息查寻模型都不可能表达已有的所有理论[8]。因此，研究者们所建立的若干信息查寻模型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侧重于因素和变量对信息查寻行为的影响，有的则侧重于信息的交换过程等等。根据对现在研究的概括，研究者通常从以下几方面来构建信息查询的模型：

1.2.1基于日常生活的信息查寻模型

Krikelas模型[9]，它主要从信息需求产生的环境、信息需求、信息源的选择三方面来构建信息查询行为，强调信息动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查寻者从自我记忆与周围的人中寻找答案的潜力。该模型主要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信息查寻的研究，但在工作导向性的环境下的学生或者专业人员的信息查寻行为更符合这一模型。

1.2.2基于影响因素的信息查寻模型

Wilson第二模型[10]强调信息查寻中的复杂环境，认为用户信息查寻行为受5种变量的影响：心理倾向、人口统计学背景、与个人社会角色相关的因素、环境变量、信息源的特点。Wilson第二模型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对查寻行为的分类：被动注意、被动搜索、主动搜索、不间断地搜索。

Johnson模型[5]以从左到右的直接因果关系的流程图进行描述，包含了3个组件下的7个因素。这一模型以4个先驱因素作为开始，包括人口统计学的变量、直接经验、显著性和个人信仰。模型的第二组件是信息载体因素，包含了信息渠道的特点和信息渠道的实用性。模型的最后一个组件是信息查寻行为，涉及到信息渠道与信息源的选择，过程解释、感觉、其他的相关行为以及认知元素等。该模型是目前为止确定变量对信息查寻的影响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9

[作者]刘芳，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1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75-004

本文所谓人类学苗族研究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仅涵盖人文学科中的文化人类学学科范畴的苗族研究，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并以文化人类学内容为主。历史上有关苗族的汉文记载虽然对人类学学科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严格的说不应在其列。就现在所拥有的人类学苗族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人做出精确或基于精确的统计。因此，笔者只能在其研究的历史阶段和学科研究重要成果上做一个粗浅的梳理，以飧读者。

关于苗族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方民族学的初期阶段。十八世纪的殖民风暴逐渐席卷全球，西方列强觊觎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尤其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导，他们不远万里到东方社会播化他们的基督文化。鉴于东方主流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抵触，他们首先将视角转向东方社会中那些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群体，苗族即为其关注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通过一系列宗教活动，使部分苗族群众觉得在基督的世界里可以找到安慰、理解和尊重。因此，苗族地区的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有着双重的身份，其一是传教士，其二是文化学者。他们以其特有的文化素养撰写出了早期的苗族民族学作品，尽管它们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主观色彩，但对于一个东方古老民族，毕竟被人提起并为世人瞩目，客观上揭开了人类学苗族研究的序幕。在随之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不论西方民族学者还是本土学者，对苗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和考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归结起来，百年苗族人类学研究大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早期西方冒险家、传教士对苗地和苗族各支系的一般描述阶段

法国耶稣会士迪・，阿尔德(Du Halde)曾到过中国，但他引用别人的记述，于1736年撰写了著名的《和中国鞑靼人的概况》(Decription de I'empire de la Chine et la Tartarie Chinois)，其中有不少关于苗族的记载。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西方最早的带有学科研究性质的涉及苗族的人类学作品是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Blakiston.Thomas.Wright)1860年代所著《长江上的五个月》。其书中部分内容记载了苗族体质容貌等并有附图，尽管书中错误颇多，但却是有关苗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早期纪录，如果以此为肇始计算的话，那么苗族的人类学研究至今已经有近15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苗族人类学研究可谓走过了一个由外(国外)到内(国内)、由浅及深、由分散到系统、由白描到深描的过程。今天的苗族人类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以本国和本民族学者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专业群体为基础，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一些学者甚至将这日渐完备的研究体系称为“苗学人类学”。

英国最早关于苗族研究的专著的作者是伦敦教会的洛克哈特(Lockhart.William)，他曾于1838年和1861年两次来华，前后长达二十多年，于1861年撰写了《关于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民》一书(on the Miao-tsze or Aborigines of China)。美国传教士格雷姆(Graham.D.C，汉名葛)对四川苗族著有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所搜集的传说与故事的数量很多，为苗族研究提供了资料。美国的另一位传教士布里奇曼(Bridgrnan.E.C，汉名裨治文)于1859年将《黔苗图说》译成英文，对国外研究苗族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创办的《澳门月报》中，也刊登过不少有关苗族研究的论文。英国传教士克拉克(Clarke.S.R)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对苗族、仡佬族等进行过不少调查，在他的著述中对苗族的历史、语言、传说、宗教以及习俗都有详细叙述，其代表作是《中国西部的苗和其他部落》(The Miaotze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rn China)(1894年)。在东南亚及我国云南苗族地区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萨维那(Savina.F.M)，他研究苗族的历史，详细地描述苗族的语言、习俗、传说和，撰有《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于1924年首次出版，1930年再版。1972年又再次印刷。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著有《苗族的故事》、《在中国难于进入的角落里》、《云南北部的碉堡》、《云南北部见闻录》、《未被踏查过的中国地方》、《柏格理在中国》等书，不同程度地对苗族进行了研究和描述。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W.R.Geddes)1976年所著《山地的移民》(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是他在泰国北部苗族山区调查的成果。书中对苗族的历史、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作了描述，其中的一句话，深刻地概括了苗族千百年来的悲惨命运和困苦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还有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G.M.H.普莱费尔(Playfair)著《汉文史料中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The Miaotze 0f Kweichow and Yunan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 (1876年)、布罗姆汤(Brormton)著《对中国南部苗子部落的访问》(A Visit to the Miao-tsze Tribes of South China)(1881年)、C.贝伯(Baher)著《在中国西部旅行与调查》(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n Chi-m)(1882年)等等，还有一些语言学方面的专著和字典。

二、二十世纪初期――中期，西方学者和早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对一些苗族地区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和学术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他的苗族研究著作。他在1902年到我国西南各省调查，1903年著有《苗族调查报告》(1935年译成中文)。书中对苗族历史、语言、体质、风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的这本人类学专著，至今对我国苗族研究仍具有较大影响，它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专业的运用程度在现在的苗族人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书中每一章都是一个研究专题，而且是抓住了苗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领域：如历史源流、服饰、政治制

度、工具(劳动和娱乐)、人体测量等等。

早在1889年日本东京大学成立史学会，并出版《史学杂志》，其中也有苗族研究的介绍；1941年成立东洋文化研究所，该所以中国为重点，对东方各国及考古学进行综合研究，1943年开始出版《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65年成立于东京的中国研究所，其出版物有《中国研究月报》、《中国研究所纪要》、《新中国年鉴》等。1978年成立了东方学会。在这些杂志中涉及不少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苗族的研究也在其中。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亚洲研究协会”，出版《亚洲研究杂志》，是对中国研究的重要刊物，苗族的研究介绍也在其中；英国1963年以利兹大学建立汉学中心、1968年开办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其东方和非洲学院出版的通报以及《大亚细亚》、《皇家学会会刊》等杂志也常有关于中国历史等方面的论著。近二十年来，西方关于苗族的研究主要以日本、美国、英国等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个人侧重的研究形式进行。前苏联时期研究的东方语言学及民族学对苗族也有涉及。(前)列宁格勒大学的伊茨(P.φ.HTc)，对苗族的研究还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如1960年出版的《苗族》(Mro)。

上个世纪早期，随着我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兴起，许多研究人员将社会文化研究深入到苗族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有：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梁聚五的《苗夷民族发展史》、盛襄子的《湖南之苗瑶》、《湘西苗疆之设治及其现状》等，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对贵州苗族的研究，如《贵州短裙苗的概况》、《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生苗的人祖神话》、《大花苗名称来源》、《贵阳苗族的跳花场》、《苗族吃牯脏的风俗》等，以及林名钩、笑岳、王兴瑞、阮镜清等对川、滇、黔、琼等地苗族的考察，如《川苗概况》、《海南岛苗人的来源》、《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滇边苗族杂谈》等。另外，上个世纪中期，我国史学家对于苗族历史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如范文澜、王桐龄等等。

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早期调查研究活动

在此当推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为先驱。1933年他随同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并在后来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1940年写成《湘西土著民族报告》，1951年写成《湘西兄弟民族介绍》，1986年由后人将其诸成果合并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面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再版。解放后，从事苗族本民族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更是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

四、上个世纪中期――迄今，国内外苗族研究的广泛开展

国外进展状况。解放后，国外学者利用我国流传出去的若干史料和研究成果，以及到东南亚一些苗族居住的国家搜集一些材料等条件，继续他们的苗族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以后，苗族开始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学者对东方这个古老民族的研究兴趣一直没有减弱。改革开放后，来中国大陆的从事苗族研究的西方学者大增，香港和台湾学者对大陆苗族社区也情有独钟。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客观条件等原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多有局限，因此，他们对中国苗族的研究实际上还处在“门外、门槛”的阶段。就苗族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内部千差万别的子文化特色而言，他们对苗族社区文化研究犹如蜻蜓点水。尽管如此，海外人士的有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仍有着一定的影响，如，路易莎(Louisa Schein)(美)80年代到中国研究苗族，其专著《少数民族的准则：中国文化政治里的苗族和女性》(2000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就为国内外苗族研究学者所关注。客观地说，由于我们对国外苗族研究人员及其研究领域的了解程度十分有限，以上评价难免偏颇。

在国内，随着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对苗族的研究力度亦随之加大，苗族主要聚居的省份和地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都撰写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更是全面汇集了有关苗族历史、源流、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蓝本。

改革开放以后，多学科、多视角相结合的苗族研究专著纷纷面世。目前我国学术界以及国外同行撰述的对我国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苗族研究专著计有：《苗族史》(伍新福、龙伯亚)、《中国苗族通史》(伍新福)、《苗族文化史》、《苗族历史与文化》(李廷贵、张山、周光大)、《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再版)(石启贵)、《苗族女性文化》(王慧琴)、《百苗图校释》(刘锋)、《漂泊的家庭：苗族》(古文风)、《四川苗族社会与文化》(郎维伟)、《云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颜恩泉)、《中国苗学》(石朝江)、《湖北苗族》(龙子建)、《苗族服饰文化》(杨正文)、《中国苗族服饰文化》(龙光茂)、《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杨著)、《苗族》(石莉芸、李云兵)、《苗族图腾与神话》(吴晓东)、《中国苗族巫术透视》(罗义群)、《西部苗族古歌(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33辑)》(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鼓魂：西江苗族鼓藏文化田野笔记》(杨德培)、《四川苗歌文化》(古玉林)、《百苗图疏证》(刘锋)、《百苗图汇考》(杜薇)、《百苗图校释》(李汉林)、《锉刀下的风景――湘西苗族剪纸的文化探寻》(田茂军)、《民间思想的村落――苗族巫文化的宗教透视》(陆群)、《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文集》(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曼译)、《苗族：金平铜厂乡大塘子村》(殷永林主编)、《红枫湖畔的苗家》(贵州清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清镇市苗学会)、《陶比・李峰传：老挝这片是非之地上一个苗族人经历实录》(Toby Lyfoung，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Life of a Hmong Man in the Trou-bled Land of Laos)(Dr.Touxa Lyfoung)、《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美]金介甫，符家钦汉译)、《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吴一文)、《苗族银饰》(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四川苗族古歌》(古玉林)、《贵州苗族教育研究》(罗廷华、余岛)、《生死之间――月亮山牯脏节》(徐新建)、《苗疆考察记》(徐新建)、《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变化》(游建西)、《唱“勒”苗族的巫辞――一个苗族社区的研究》(张晓松)、《苗语语法(川黔滇方言)》(罗有亮)、《梭嘎苗人文化研究》(吴秋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潘年英)、《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石茂明)、《越南苗族的文字：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个案研究》(Hmong Writing Systems inVietnam：A Case Study 0f Vietnam’s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阎幽罄Joakim Enwall)、《乡土中

国：摆贝――一个西南边的苗族村寨》(彭兆荣文)、《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黄才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台江苗族卷》(卢勋等)、《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张晓)等等……。在全国主要的民族研究、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类学术刊物上有关苗族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近几十年来，苗族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许多研究成果颇有见地，甚至是填补各种研究领域的空白之作。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例10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1）07-0007-04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群体。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对1978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多学科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的方法也在逐渐规范化，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中的结论存在一些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为提高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水平, 明确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准确把握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制定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对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梳理。

二、已有的研究成果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国内研究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整体上令人担忧，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是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1]。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喜忧参半，申继亮、武岳通过量化研究发现，虽然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压力事件水平上显著高于非农村留守儿童，但二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无显著差异。虽然父母外出打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但并未发现留守本身给儿童的发展造成任何直接的不良影响，大量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负面描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不良环境的消极作用，而抹杀了个体发展的主动性[2]。总体上看，当代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是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1.农村留守儿童表现出的基本的心理特征

陈广云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远离父母少亲情、独立性差怕吃苦、自私心重难合群、过度自尊少谦虚、极端自负怕挫折等[3]。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心理承受力弱、意志力不强、缺乏安全感和家庭归属感；自卑、寡言、悲观、孤僻；任性、脾气暴躁、情绪焦虑、态度冷漠、神经过敏，有的还有盲目反抗和逆反心理，对父母打工不理解而充满怨恨。这种心理上不正常的现象，陈广云将之称为“农村留守儿童综合症”[4]。很少有研究者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去认识某些心理现象（如任性、逆反心理）是儿童心理发展的正常表现，这会使研究有失偏颇。有的研究者发现，有少数孩子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变得更加坚强、自信，自理能力增强，而且能够理解父母的做法，把对父母的思念、感激变为学习的动力，自觉上进，表现良好。如王峰生的研究发现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面对挫折更加坚韧，形成了自主自强、勇敢负责的良好个性[5]。综上所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不健康问题，以推动新农村建设。

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分析

王东宇对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与父母分离时间不同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更突出；代养人的文化程度、教育观念、教养方式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也存在很大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城乡差别以及是否与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有较大影响[6]。周宗奎等指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实际上是与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些问题相互影响的[7]。申继亮等的研究结论是：母亲是初中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支持源；不同性别、年级和留守时间的初中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状况存在一定差异[8]。吴桂华等指出家庭教育缺失；教育资源短缺；制约农村留守儿童“学有所教”；未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格局[9]。以上研究者都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负面效应，同时我们要看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处境和经历能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独立，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面对挫折更加坚韧，形成了自主坚强、勇敢负责的良好个性。综上所述，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需要专家学者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3.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王美玲认为，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学校作用，发展寄宿制教育，开展心理辅导课；组织自治教育，农村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应在各年级设置“农村留守儿童自治班”；正确引导家长，改善家庭教育。家长要提高自身素质，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0]。姚云提出，应以教育部门为中心，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以寻找事实基础，充分重视和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政府主动担负相应的责任，以实现社会关怀的构想[11]。郑哲认为，学校的教育影响是儿童入学后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应充分发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和作用[12]。殷世东指出，“留守”学生失范行为的矫正需要社会、国家、社区、教育部门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共同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建构一个有效的支持系统[13]。叶曼等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因素，并提出了心理健康教育多元互动模式，即加强社区、学校、父母、监护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互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14]。陈香从家庭教育角度指出，父母应有完整的责任意识，要定期与子女沟通交流，更多关爱子女，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表达对子女的爱，同时取得社会和学校的支持[15]。以上研究都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实施途径和策略，却没有确立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这样不免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空洞无物，运作困难，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应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特点确立相应具体的心理健康内容：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道德品行教育、良好个性塑造等。在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课、专题讲座、个别咨询与辅导，创设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帮助他们解除心理困扰，提高心理素质。

4.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

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有两种：一是理论研究方法，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审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相关因素及其教育策略等；二是实证研究法，主要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状况、农村留守儿童人格、自我概念、心理健康等方面。具体有心理测量法、访谈法以及问卷调查法等。

5.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心理学理论依据

通过对近三十年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的心理学依据主要有：（1）人格心理学：郑雪的研究中提出统合是健康人格的本质特征，人格良好的个体主要表现为客观的认知与正确的自我意识、乐观的生活态度与积极的情绪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社会适应，以及实践活动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和自我效能感[16]。（2）发展心理学：蔡少娜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或消极的自我概念、自尊高低、自我接纳的程度、自我效能感、是否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自我调适能力等一系列相关的心理学概念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17]。（3）社会心理学：闻吾森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各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与积极应付方式负相关，与消极应付方式正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正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负相关[18]。（4）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中关于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尤其是主观幸福感、乐观、宽恕等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与健康心理之间有很高的一致性。何树华、杨巍峰、姚杜娟、王巍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5）心理弹性理论：所谓心理弹性，是指在显著不利的背景中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申继亮等人的研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的远环境只是一个缺乏解释力的标签。远环境是通过影响儿童的近环境，从而作用于个体，因而它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单纯地研究远环境，例如留守、留守时间等对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近环境的作用，例如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家庭教育观念和监护人的教育质量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能更有效地抓住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关键因素，及时有效地采取干预措施。（6）经典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非常强调儿童与父母的关系，认为早期的母爱剥夺有可能造成儿童情绪发展上的创伤性后果。研究还认为，亲子分离未必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后果，关键问题不在于分离本身，而在于替代父母对待儿童的关心程度能否补偿和代替亲生父母。此理论为我们成功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带来了曙光。上述心理理论中可从社会和个体的角度分为两类。从社会角度考虑的有社会心理学、心理弹性理论；从个体角度考虑的有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经典分析理论。不同研究者因自己的研究视角不同，所依据的心理理论也不同，笔者认为应该同时考虑这些心理理论，探索新的研究视角。

6.现有调查研究的主要特点

已有调查研究活动的主要特点：（1）大多数调查是针对一个或几个县、市的小范围。（2）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人口输出比较多的省。（3）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前农村留守儿童还比较少，15至18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尚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4）在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课题进行研究后，对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举措落实的可行性及落实情况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问题与展望

（一）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不统一

明确的概念界定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但是，迄今，对于什么是农村留守儿童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还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这将直接影响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孩(子)、留守学生、留守少年、留守幼儿、空巢儿童等五花八门的概念在目前的研究报告中均有出现。其次，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将概念统一到“农村留守儿童”上来，但是，不同的研究所指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很不统一的，特别是在“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孩子的年龄”等确定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基本要素上还存在较大差异。

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原因剖析不全面

除留守以外，离婚、虐待都是儿童成长环境中的危险因素，所以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竟哪些问题确实是留守状态造成的？哪些又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需要以农村留守儿童所处的整个成长环境为背景，加以综合考察。很多研究者仅仅是以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作假设，而以这种片面的假设为指导，设计出的往往只会是以某个或某些学校（或学校的某个年级）、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农村家庭为研究单元的研究内容和调查方案，从而有可能忽略了其他的儿童成长环境或者其他种类的危险因素给其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研究分析和研究结论，其可信度有待考证。所以必须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实证研究。

3.文化客位影响

笔者认为，在研究农村留守儿童过程中，存在一个文化客位的问题，即研究者有可能已经过早地将其个人的观点强加给了被研究者，那么自然会得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结果。在调查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时，如果研究者已经想当然地认定农村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视他们为心理不健康的异类，那么在调查过程中也就带有这种偏见，调查结果就“意料之中”了。而在研究非农村留守儿童其心理健康问题时则没有这种文化客位影响。因此，研究者在认同农村留守儿童中的部分人也许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同时，也不应该将此问题扩大化，刻意地认为心理不健康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普遍现状，把农村留守儿童都看作心理扭曲的异类和弱势群体，从而将其与非农村留守儿童明显地划清界限，这样也许会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客观地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所在。

4.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对研究有干扰作用

尽管学术界认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可能截然分开，但笔者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分类以后认为，其中只有少数的文献偏重于定量的研究，有多数的文献偏向定性的研究。前者是基于对客观数据的收集和验证，排除了研究者本人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所以成文的过程比较概括、客观。后者是基于对“既有事实”的特征描述、原因分析、对策研究，其中，研究者的主观条件会情不自禁地介入研究过程，从而影响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定性研究中，对同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进行研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都会因为各自不同的出发点而对这一问题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除了研究者的职业倾向以外，这些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偏好、信念、性格特征、年龄、性别、经济地位、家庭背景、个人与贫穷有关的生活经历等都可能导致他们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切入方式，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不断地反思，尽量避免个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从而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5.忽视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心理特征的关注

在描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特征时，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研究者谈到了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的心理特征，而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聚焦于对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的研究。然而，农村留守儿童一般都是在艰苦环境的磨练中成长起来的，苦难造就了他们早熟的秉性，挫折磨练了他们不屈的性格，因此坚强是他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而且，由于家庭的贫困，他们从小就较少得到父母的呵护与照料，逐渐培养了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他们遇事比较有主见，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显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学习和工作中普遍都勤奋好学，生活一般都艰苦朴素等。这些优秀的特点和潜质，更值得社会各界去关注和开发。如果只看到或强调农村留守儿童消极的心理特征，而忽视对积极心理特征的关注，无疑违背了研究的公平性原则，难免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会给农村留守儿童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因此，在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即使是描述消极的心理特征，我们也应该持一种客观的、非批判的态度，更不能忽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中积极的特征。

（二）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展望

在农村留守儿童领域，当务之急是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准确地掌握情况、了解问题，为制定对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1.明确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农村留守儿童一词最早是由一张（1994）提出的，当时是指父母在国外而被留在国内的孩子。今天通常指的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的孩子。严格地定义农村留守儿童，需要确定以下三个基本的要素：（1）外出父母的数量。是父母双方还是单方外出的孩子算留守儿童？ （2）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父母外出流动多长时间的孩子可以被视为“留守”儿童？（3）孩子的年龄界限。多大年龄的孩子算农村留守“儿童”？纵观现有研究文献，只有少数研究对上述三个要素作出了界定，但各项研究所作出的界定标准很不统一。

按照以上的要求可以组织小型研讨会，邀请曾经开展过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部分研究者和统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确定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概念明确后，要以适当方式公诸于世，以便共同遵守执行。

2.组织力量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这点是能否成功开展下一步研究的先决条件，应该尽快组织实施。建议由权威机构组织儿童、教育、心理、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等领域的专家进行集体攻关。研究内容要尽量覆盖教育、卫生保健、权益保护、营养、行为、心理、亲子关系等内容。

3.整合分散的力量和资源，及早开展一次大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调查

为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活动。此前，由于没有全国性调查为支撑，各地在开展相关工作时不得不各自为政，导致调查研究的效率不高。由于技术力量的限制，各地的调查常常规范性不够，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及早组织一次有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专题性全国调查，并在专题调查基础上组织深入的科学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各地的农村留守儿童工作。

4.农村留守儿童分布的地区差异极大,全国性调查要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这种分布特点进行

此前，一些科研机构选择的全国性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地点并不是农村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却又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得到的农村留守儿童情况，极有可能反映不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

未来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范围扩大的同时，应注重研究方向、方式、方法，以及对农村留守儿童各方面问题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完整且成熟的研究成果，切实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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