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1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苏东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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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 bardhan and j. roemer (eds. ), marketsocialism: the currentdebate,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3. 4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2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以理性化、自由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转变。先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被逐渐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确立，各种利益关系因而变得错综复杂，人们对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关注空前地敏感和突出；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展开在诱发新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作出价值判断，市场经济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劣成败成为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共同的话题。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这一课题作出回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坚持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应该成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

一、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现世性价值判断，是指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作为标准的判断方法。市场经济与这种对资源配置和财富生产分配的关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它强调效率和效益，强调合理的市场规则对市场个体的制约，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在人们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异常关注的现实条件下，离开现世性价值判断，不顾人们日益增长的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生活的愿望，对公众提出的任何“清高的”伦理要求，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似的玄谈，对于解决形形的经济伦理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时，“利”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因素，而是义利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义利矛盾运动中动力源泉的核心。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用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指导原则。

功利主义的萌芽，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在西方奠基于近代社会前期，最终形成于19世纪。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导精神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尚义精神，具有反功利的倾向，而这一切是与自然经济的运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威力，是通过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来发挥作用的。这三大法则与规律无不体现着市场经济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客观精神——效益精神。效益精神反映了市场经济求利性本质的根本要求，效益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

功利主义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无疑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时，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重视人们的行为后果，不仅使道德评价具有比较客观的标准，而且对于人们的务实精神具有促进意义；强调趋利避害，不仅符合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本质，也符合现代人的基本心理趋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既有着因共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而产生的共同要求，又有着因所有制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主要是：其一，它把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其二，它虽然侧重以行为后果作为评价道德现象的标准，但也兼顾行为动机的评价意义；其三，既反对重义轻利，也反对重利轻义，而主张义利统一，既求效率，更讲公平。

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现世性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规范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运行的主体是有着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个人。要保证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离不开完善的法制对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法制是建立市场经济的第一种规范，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客观上要求市场活动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进行活动，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没有有序化的市场，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仅有法律的维持是不够的，市场经济还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基础。经济伦理在这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

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资源的配置，来实现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交易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生活，也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道德世界。与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德世界，其核心在于“忠诚”。血缘纽带、宗法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严格的上下级层次结构都要求某种人身依附的“忠诚”。市场经济作为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历史对立，在经济伦理上所要求的核心在于“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最重要的道德基础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缘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基础上的责任感，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进行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离开了这种责任感，市场经济的活动基础——契约伦理和经济信用就难以为继，分工合作的价值前提也会丧失殆尽，交易成本费用将会大大上升。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大量经济信用失常、权钱交易中的“寻租”等违反市场经济伦理的行为极大地危害着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使得分工合作和规模经营的效益难以实现。另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要求个人和企业坚持平等、自由等经济正义原则，这些经济正义原则构筑了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因此，强调经济伦理对个人和企业的规范行为对于建立和维系健全的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但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其“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既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更是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文动力即精神生产力可以作为第二种动力，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伦理是这种人文动力中一种现实的、强大的力量。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人文动力，其中“天职”观念形成的职业伦理，“蒙恩”观念构成的经济合理主义，“节欲”观念构成的积累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的人文动力，它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内生的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判定，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的伦理道德，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经济发展，首先来自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和专业化；二是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和专业化已成为普遍的现实，人们的积极性或进行投资、创新、经营和创造的经济努力，对于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人们的经济努力，尤其是涉及长远利益的投资与创新，需要社会激励提供心理与舆论支持。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寻求合理性依据的偏好，经济伦理的激励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合乎市场经济需求的经济伦理可以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它也可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调动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人们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或替代是必然的，它要求把对于现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作为其他价值判断的基础，在整体上引导着制度的前进方向。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一些具有根本性价值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的出现，比如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等有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价值判断问题等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使其拥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其富有人文精神。在这种思考的指导之下，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同时，还要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

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主张人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要把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其他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均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精神有着双重的道德价值：

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对于市场经济逐利性具有矫正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逐利性。这种逐利性，既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又是导致人的异化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将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是又把人推向了对物的依赖中，从而造成了人本主义精神的沉沦。因而，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要求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为人民谋利益，它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因而在本质上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集中反映，又是抵制和抑制市场经济反人本主义精神负面效应的有力武器。这种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经济行为的最根本和最高的价值标准。

同样，认识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还必须考虑经济伦理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意义。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进步需要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发展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其战略目标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将经济效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令人满意：不仅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性浪费，而且无法使人得到整体幸福。对这种模式弊端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决不能顾此失彼。于是，社会发展模式发生向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这种模式以“人”为本，是一种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全新发展观，它要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是从哲学高度对人的需要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由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本身，又构成需要的主要内容。因此，“需要”体现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及社会实践活动主体这两方面的规定，所以也就是人的本性。需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生产的扩大和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运动和前进。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了人类需要的这种全面性和多层次性。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经济形式，与未来的产品经济形式相比，它有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必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的利益差异为前提，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具有必然性。然而，它又必然会被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形态——产品经济形态所克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以人为本要求即终极性的价值要求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3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以理性化、自由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转变。先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被逐渐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确立，各种利益关系因而变得错综复杂，人们对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关注空前地敏感和突出；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展开在诱发新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作出价值判断，市场经济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劣成败成为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共同的话题。理论和实践都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这一课题作出回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坚持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应该成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

一、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现世性价值判断，是指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作为标准的判断方法。市场经济与这种对资源配置和财富生产分配的关注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它强调效率和效益，强调合理的市场规则对市场个体的制约，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在人们对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异常关注的现实条件下，离开现世性价值判断，不顾人们日益增长的提高收入、改善经济生活的愿望，对公众提出的任何“清高的”伦理要求，只会成为空中楼阁似的玄谈，对于解决形形色色的经济伦理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时，“利”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因素，而是义利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义利矛盾运动中动力源泉的核心。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用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指导原则。

功利主义的萌芽，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并在西方奠基于近代社会前期，最终形成于19世纪。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导精神是“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尚义精神，具有反功利的倾向，而这一切是与自然经济的运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威力，是通过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来发挥作用的。这三大法则与规律无不体现着市场经济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客观精神——效益精神。效益精神反映了市场经济求利性本质的根本要求，效益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生命。

功利主义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无疑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时，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重视人们的行为后果，不仅使道德评价具有比较客观的标准，而且对于人们的务实精神具有促进意义；强调趋利避害，不仅符合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本质，也符合现代人的基本心理趋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既有着因共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而产生的共同要求，又有着因所有制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主要是：其一，它把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其二，它虽然侧重以行为后果作为评价道德现象的标准，但也兼顾行为动机的评价意义；其三，既反对重义轻利，也反对重利轻义，而主张义利统一，既求效率，更讲公平。

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现世性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规范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运行的主体是有着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个人。要保证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离不开完善的法制对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法制是建立市场经济的第一种规范，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客观上要求市场活动的主体以及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进行活动，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没有有序化的市场，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仅有法律的维持是不够的，市场经济还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基础。经济伦理在这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

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资源的配置，来实现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交易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交易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生活，也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道德世界。与传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德世界，其核心在于“忠诚”。血缘纽带、宗法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严格的上下级层次结构都要求某种人身依附的“忠诚”。市场经济作为对传统自然经济的历史对立，在经济伦理上所要求的核心在于“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最重要的道德基础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缘于每个人对自己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基础上的责任感，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进行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离开了这种责任感，市场经济的活动基础——契约伦理和经济信用就难以为继，分工合作的价值前提也会丧失殆尽，交易成本费用将会大大上升。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大量经济信用失常、权钱交易中的“寻租”等违反市场经济伦理的行为极大地危害着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使得分工合作和规模经营的效益难以实现。另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要求个人和企业坚持平等、自由等经济正义原则，这些经济正义原则构筑了人类分工合作的秩序。因此，强调经济伦理对个人和企业的规范行为对于建立和维系健全的经济秩序大有裨益。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但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其“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既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更是非物质生产即“精神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文动力即精神生产力可以作为第二种动力，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伦理是这种人文动力中一种现实的、强大的力量。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人文动力，其中“天职”观念形成的职业伦理，“蒙恩”观念构成的经济合理主义，“节欲”观念构成的积累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的人文动力，它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内生的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判定，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的伦理道德，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经济发展，首先来自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分工和专业化；二是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和专业化已成为普遍的现实，人们的积极性或进行投资、创新、经营和创造的经济努力，对于经济增长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人们的经济努力，尤其是涉及长远利益的投资与创新，需要社会激励提供心理与舆论支持。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寻求合理性依据的偏好，经济伦理的激励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合乎市场经济需求的经济伦理可以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它也可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调动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人们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或替代是必然的，它要求把对于现行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作为其他价值判断的基础，在整体上引导着制度的前进方向。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一些具有根本性价值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的出现，比如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等有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价值判断问题等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以终极性价值判断为导向，使其拥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其富有人文精神。在这种思考的指导之下，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同时，还要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

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主张人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要把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其他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均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精神有着双重的道德价值：

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对于市场经济逐利性具有矫正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本质—·逐利性。这种逐利性，既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又是导致人的异化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将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是又把人推向了对物的依赖中，从而造成了人本主义精神的沉沦。因而，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要求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为人民谋利益，它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因而在本质上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集中反映，又是抵制和抑制市场经济反人本主义精神负面效应的有力武器。这种新的经济伦理精神，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经济行为的最根本和最高的价值标准。

同样，认识终极性价值判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还必须考虑经济伦理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意义。

第一，经济伦理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进步需要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发展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其战略目标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将经济效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令人满意：不仅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性浪费，而且无法使人得到整体幸福。对这种模式弊端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决不能顾此失彼。于是，社会发展模式发生向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这种模式以“人”为本，是一种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全新发展观，它要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第二，经济伦理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是从哲学高度对人的需要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由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本身，又构成需要的主要内容。因此，“需要”体现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及社会实践活动主体这两方面的规定，所以也就是人的本性。需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生产的扩大和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运动和前进。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了人类需要的这种全面性和多层次性。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经济形式，与未来的产品经济形式相比，它有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必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的利益差异为前提，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具有必然性。然而，它又必然会被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形态——产品经济形态所克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产品经济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以人为本要求即终极性的价值要求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现世性价值判断与终极性价值判断的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4

国家与市场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对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由此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此消彼长的持久论争。尽管人们已认识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但政府干预总是与市场缺陷有关。如果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由市场很好地加以解决，政府干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一般是从考察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开始的。

一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垄断、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对称等现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但这种分析是一种短期的分析、静态的分析、微观的分析、纯粹的经济分析和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分析。因此，并没有真正揭示市场机制的根本缺陷。实际上，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缺陷不在微观方面，而在宏观方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收入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及经济发展的无组织性，这也是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出发点。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并主张以“发展型政府”概念概括中国政府的职能模式。“发展型政府”概念源于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经济奇迹》一书。在该书中，约翰逊认为，日本模式介于苏、美模式之间，政府对经济起主导作用，但并非全面掌控；政府将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而不是信奉原教旨的自由市场主义。韦德和阿姆斯登将约翰逊的原创性思想扩展到对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研究中，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一些学者鉴于“发展型政府”源于东北亚地区，与中国在文化背景、发展经验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因而将中国政府的职能模式概括为“发展型政府”。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存在一个有着强烈发展意愿的政治经济领导核心，他们事实上起到了为市场经济“领航”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高，利用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实行扶植性产业政策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在发展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保证了合作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由于面临比较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具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型政府”的特点，但仅仅用“发展型政府”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职能和特点并不全面，也并不准确。如，东亚模式各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东亚模式的各国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而中国经济则以内向型为主；东亚模式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面积小、人口少，而中国则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区域差异很大；东亚模式的成功与冷战时期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而这种条件目前已不存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而这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也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存在根本差别，等等。

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尽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并用“服务型政府”概括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但“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或职能的概括，而是意在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这种概括并不能包括国家的主导作用及国家在计划统筹、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促进发展等方面的职能。

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是建立那种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即建立只管价值不管实物、只管总量不管结构、只管宏观不管微观、只管需求不管供给的政府。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种模式缺乏经济发展的长远计划。国家的长期决策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做出的，它直接规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和总体结构，一般不受短期市场价格波动的调节。实现长期决策的主要手段是产业政策、政府投资等直接的调节手段。与此不同，在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政府调节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市场波动、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平衡，一般不考虑长远发展问题，这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显然是有缺陷的。

其次，这种模式缺乏实现经济发展长远目标的手段。一般来说，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结构与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结构往往是不一致的，也正是这种不一致产生了计划调节的必要性。而国家计划调节目标的实现又不可能完全建立在间接的总需求管理上，因为总需求管理只是一种短期的总量政策，而不具备长期结构性调节的功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更多地需要政府的直接调节。

第三，这种模式缺乏应对欠发达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的措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主要是一种局部的功能，而在中国这种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首先因为市场发育不完全、市场信号扭曲，市场失灵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就受到了较大局限，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在广度和深度上却大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第四，这种模式不能有效处理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面临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基础产业落后、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国际竞争激烈及新旧观念冲突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威胁。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能保证国家独立、社会稳定、法制严明、经济繁荣的强有力政府，经济和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和无序状态，改革和发展将会受到阻碍。

第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后发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赶超任务不可能以自发演进的方式来实现，它要求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加速国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推动重点部门和重点企业的迅速扩张，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以此增强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代表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就很难避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固有的模仿性、分裂性和依附性的恶果。

第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虽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非公有制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会有较大发展，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国家不仅要成为宏观经济调节者，而且要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介入经济运行过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根本差异。

二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到底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这一问题上，人们通常用国家或政府的宏观调控来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和国家的经济职能。但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宏观调控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调节，这是因为：第一，宏观经济调节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独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宏观调节。第二，宏观调节只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一部分，并不包括政府其他一些重要经济职能，如微观规制、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特有的一些经济职能(如计划协调、统筹兼顾、国有资产管理等)及与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经济职能(如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等)，也没有在宏观调节这一概念中得到体现。这里所说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经济职能的总体概括，包括多方面内容，主要有：

(一)计划统筹

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内在缺陷，为减少市场机制这些缺陷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国家需要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统筹兼顾。计划统筹是国家最基本和最高级的经济职能，它的目的是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结构、速度、效果等基本因素进行有计划的调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指为社会全体居民提供基本的非盈利性产品和服务，包括国防、治安、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这些基本产品和服务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但由于其特殊的非盈利性，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加以满足，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只有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和有序竞争秩序，加大公共管理力度，保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三)宏观调控

宏观经济失衡是市场经济一个固有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需要的平衡是通过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的，这种自发调节不仅不能保证整个社会总生产与总需要的平衡，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造成工人大量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宏观领域存在的这种市场失灵，要求政府进行总量关系调节，促进宏观经济平衡。如，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物价稳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宏观调节和推出就业政策，促进充分就业；通过对国际收支的宏观调节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通过经济逆向调节消除经济运行出现的波动，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等。

(四)微观管制

市场机制失灵是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缺陷，主要表现为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方面。在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因此，也需要政府进行调节。如，通过政府干预控制外部不经济效应、利用外部经济效应；通过制定市场进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规则及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措施，创造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秩序，促进有效市场结构的形成；通过增加透明度和交易信息供给，减轻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由于微观领域中政府干预通常以非市场手段直接介入市场，造成对市场的替代或对市场的限制，故又称为微观管制。(五)国有资产监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和重要行业中，国有经济占有较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国有经济的所有者需要承担起所有者的职能，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机构管理国有经济的资产和股份，任命或提名国有控股公司负责人，参与国有资产经营的重大战略决策，监督国有资产营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六)制度创新

作为一个处于发展与转型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和组织改革、推动创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内源”的自主式发展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如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也都是由党和政府领导和发动的。因此，国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主导力量，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样是一种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上述政府职能的根本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满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这种根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市场经济中各微观主体是独立的所有权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二是商品和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与各种经济资源都变成了商品，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三是由供求、竞争和价格等因素的变化波动、相互作用组成的市场机制调节着生产和消费，引导资源的配置过程，推动经济的发展。建立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向。但应认识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是有调节、有干预的市场经济，国家或政府的调节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早已成为历史的遗物。尽管如此，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绝不可轻视。20世纪后半期以后，以私有化、自由化、国家作用最小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大肆泛滥，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出发来解读中国的模式和经验，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完全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国家的调节作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部门取得的，庞大的国有经济和广泛的政府干预只是起到抑制经济活力、损害经济成长的消极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则是政府干预所致；政府的规模应是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外，不应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观点是错误且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政府的规模是扩大而不是缩小，政府的作用早已超出“守夜人”的范围。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国家强盛和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更是生死攸关。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中国经济近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与策略及强有力的组织与协调，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三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曾是为实行工业化的后进现代化国家和许多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阶段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同现代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最重要的差别是：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源配置主要依靠价格机制的引导，政府职能主要是制定和实施市场规则，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总供求的平衡，为市场机制起作用创造条件。这种市场经济是一种宏观间接协调下的市场经济。而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则不同，国家是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它的主要职能不仅仅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经济稳定，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除具有后进现代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外，还有自身的一些重要特点。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反映了市场发育不足和后进国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制度选择的影响，不同之处则在于宪法制度和历史阶段的差异。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工业化目标双重约束下形成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历史要求。这种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虽不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永久固定的模式，但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它是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一种体制选择。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为：(1)国家不仅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宏观环境的维护者影响经济运行过程，而且作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社会共同利益的共同代表深入经济生活内部，对经济运行过程产生决定性影响。(2)国家调节的目标不仅是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为市场机制创造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和调节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推动工业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3)国家调节的内容不仅是总供求之间的总量平衡，更重要的在于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等。(4)国家调节的手段不仅包括间接的需求管理，即财政、货币政策，还包括许多直接调节的手段，如，改革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国有资本的管理、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推动等。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政府还要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力量，从各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5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227

市场社会主义是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讨论而形成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潮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其在西方的思想舞台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兴起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才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讨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在我国进行，我们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探索，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不断完善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两者的比较和思考，必定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借鉴。

1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

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是相对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它以超越资本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即强调市场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主张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期待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社会公正、平等、民主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在经济学上，市场社会主义被进行广泛的定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按照所有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激励机制四个因素，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生产资料公共所有作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对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1]英国索尔・艾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等人则侧重于市场这个手段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认为：“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社会主义。”[2]面对多种多样的定义界定，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把市场当作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不具有社会制度性质，将市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本利用效率的优点与社会主义制度融合，可以促进社会的完善和发展。《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界定，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者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下集体智慧的结晶。面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对生产力水平的阻碍，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创新发展道路，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与政治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的，都可以在实践中使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改革实践，在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2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

21出现背景差异

市场社会主义，特别是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新模式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经济背景和社会制度环境有着本质的差别。

市场社会主义处于私有制和发达市场经济制度之上，其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本质在于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弥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均，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目前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目的是为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指巨变和解体后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这里特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建构的理论，因此其背景都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由此可见它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是如何建立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价值目标，比如关注如何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微观体制，在不问背景及效率的条件下，实现其“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与此相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上，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更好地配置资源，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成果，是一种力图运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优势和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优势的经济体制，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22经济基础差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其他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和完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它的控制上，可以有效地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于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稀缺资源和关键领域显示出其特有的地位，为更好地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保障。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充分利用市场这一“中性机制”对各种经济信号进行及时、灵活、准确的反应，提高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和平等”。

而市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有学者对它进行了精辟的概括，称其为“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用劳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3]由此可见，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制度特征。这些特征也构成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各种理论思想所面临的制度基础。在这种制度下，竞争性市场是经济的调节者，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形成，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和竞争法则运行，这些都应该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严重弊端和矛盾，如何缓解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剥削、压迫以及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23宏观调控的差异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机制是一种整体性的资源配置方法，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并不意味着排除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涉及国家宏观经济的问题都需要国家从宏观的角度去调整、弥补和克服。社会主义是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自我发展最终实现，必须通过宏观调控，运用政府的财政、货币和收入等措施和手段，调节社会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作为生产者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是由资本家进行调配，对于宏观调控的作用仅仅局限在解决市场带来的种种弊端，市场社会主义发展到当代，其各种理论模式对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都做了严格的界定，例如其明确指出政府只能通过指导性计划对某些信息失误和协调失误进行补救，再如约翰・罗默曾经说过：“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经济计划：用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的计划和在市场还不失灵时用于取代市场的计划。”[4]不仅如此，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强调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态度不同，市场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不同的阶段各种模式对于宏观调控的作用强调程度有着逐步缩减的趋势，这更体现出两者在宏观调控上认识的差异。

24根本目标不同

不同理论基础决定了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必然存在本质区别：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致力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以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社会主义，则着眼于追求“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之所以将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追求更大范围内的平等和公平。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由于资本主义的自身弊端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试图通过“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不良现象。

与此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了追求共同富裕，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明确把共同富裕作为必须坚持的两条原则之一。

除此之外，两者在分配制度的观点和理论实践结合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正是由于以上的诸多差异才让我们对两种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坚定信念。

3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的意义所谓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各自独具特色的观点，但是两者共同追求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以及不同的思想观点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促进共同发展。有借鉴才有超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自党和理论界的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经验教训，同样我们更可以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中得到大量的启示。

31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早期市场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家的实践中已经证明，“计划―市场二元机制”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种两全其美的方式并不存在，只有充分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比如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标志性开端的“兰格模式”，其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通过强有力的计划模拟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在此模式中，只存在“一个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市场。但在劳动以外没有资本货物和生产资源的市场，资本货物和劳动以外生产资源的价格因而是广义的价格，即只是为了会计目的确定的现有选择的指数”。[6]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机制来完成资源的配置规划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方式的实质其实就是在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前提下，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中，但是没有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改革还是仅限于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没有根本改变。这启示我们吸取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也证明我国成功找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点。

32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前文提到，市场社会主义对于公有制的态度随着理论的发展逐渐弱化，并且问题在各国的实践中逐步凸显。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实践中，由于普遍弱化甚至是放弃公有制这一根本经济制度，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陷入了生产持续大规模滑坡，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等。私有化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外资涌入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出现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比如，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过程中。1990年1月至1996年6月间获得了9400福林，但其中只有一半真正上缴国库，另一半都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流失，由此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重，所以私有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反而会是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虽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是更强调公有制，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将它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中国吸收借鉴市场社会主义的积极成分，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我们希望并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将取得更多喜人的成绩，我们将继续以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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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6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苏东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转贴于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转贴于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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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7

关键词：市场 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Key Word: Market Market socialis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作者简介：赵云姣（1986―），男，河北保定，河北省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学者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理论观念，这一思潮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西方思想舞台上没有处于显要的位置，直至80―90年代得以重新兴起并得到完善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经济理论思潮；而历史的同期，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变革业已展开，并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证明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相同或相似，那么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究竟有着何样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做一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

分析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首先需要对二者做一个清晰的界定。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相对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与前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而言的，顾名思义，市场社会主义具有生产资料归公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它同时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的配置手段。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出发，给出了各自的回答：以经济学专业视角来看，市场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稀缺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按照所有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激励机制四个因素，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生产资料公共所有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①；林德布洛姆采用消费者与生产者为划分标准，将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公有制和消费者偏好的混合型市场导向制度，即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②；英国学者埃斯特林则以市场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关系去界定，认为：“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③。从以上几种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定义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归根到底都包含两个要件，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市场为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与调节，因此，可以说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范畴。美国权威性的《新帕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涵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定：“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④。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同的理论家界定各不相同，但遍观这些定义，他们都认为市场是一种配置手段而不具有社会制度的性质，认为市场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效率，这两者的融合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众所周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带有严重的弊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国逐步摆脱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搞计划经济这种陈旧观念的束缚，形成了全新的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改革和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由这一结合而形成的体制，一方面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必然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2、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3、在宏观调控上，以实现最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二、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之处

1、二者出现背景不同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其本质在于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公平，事实上这种思想来源于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苏美两国经济体制进行分析批判的结果，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产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对现代化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从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导入市场这一资源配置手段，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不是对旧有理论与观念的改良。

2、二者经济基础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其它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很明显，不仅具有量的优势，还有质的提高，它能够有效地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保障；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在这种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私有经济，公有制处于次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成份是私有经济，但是这样一来，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所拥护的公平则无从谈起，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的形式，没有一定形式的公有制，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平等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3、二者运行机制不同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并且是整体性的经济机制，尽管确立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排除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涉及到全局的战略性经济问题，都必须由国家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调整，这就克服了单纯依靠市场进行调节的盲目性状态，就能够更好地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而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找到使用何种可以使用的途径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每个生产者生产什么，怎么生产，都由资本家个人说了算，而这些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必然会在个别部门加强生产的组织性提高生产技术，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却是生产的无组织状态，没有宏观上的控制，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对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破坏，历史业已证明这一点的存在。

4、二者根本目的不同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将市场效率与社会主义公平结合起来，在形式上他们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平等和公平，但是无论如何，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平等和公平”只能是少数人的“平等和公平”，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根本不会允许实现大多数人的平等与公平。然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追求共同富裕，它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这句话言简意赅的道出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在引入市场手段的同时，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牺牲暂时的平等来获取真正的效率与更高的富裕，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5、在理论联系实践方面不同

市场社会主义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从没有在任何国度加以实践，这也就无法依据已有的经验去检验它的成败得失，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理论的支持，更有强有力的实践行动，既借鉴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又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发展，迅速的推动了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性，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成为世界所瞩目的经济中心。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都是对传统认识的突破与创新，二者都主张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市场导入社会主义之内，作为提高资源配置的手段与方式，因此而言，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同点。

1、两者都认为市场是手段

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赞同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法宝，计划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市场和计划均为资源的配置方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代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找到了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键点，市场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有计划，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有市场，也可以搞计划，这两者与各自的社会制度无关，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2、两者都注重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性

市场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主张同样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持有的观点，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纳了市场配置资源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本质， “他们主张以企业为单位，利润为导向参与市场竞争，保持高效率，倡导某种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关注收入分配的平等”⑤。而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十分重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党的十四大以来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把公平问题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公平问题不仅是再分配要解决的问题，在初次分配中同样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事实上，实现社会的公平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两者都赞同市场与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不等同作用

市场不排除计划，计划也不排除市场，两者共同为经济服务，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国家的宏观调控也不可或缺；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计划两者之间必须结合起来，使之形成优势互补，但仍是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宏观调控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三、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的意义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毕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正确认识二者的共同与不同点，对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向深入，促进其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从理论上进一步理解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让我们纵观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当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在于上述国家将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形式上，未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案，从而也未能发挥市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导致了最后的瓦解，这些国家的反面教训启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从理论上确认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简单的将两者一融合就大功告成，而需要深入进去，解决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

第二，有利于我们借鉴市场社会主义的有益成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人类的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我国的市场经济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矛盾仍较多，在解决矛盾方面，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众多有益的参照，他们所设计的一些运行模式，可以同时满足市场效率与社会主义公平两者的要求，我们通过认真辨别，祛除其非科学的成分，吸收其合理有效的部分，为我建设所用，从而更好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正是依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崛起指日可待，在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枝独秀，成为世人关注的中心和社会主义展翅腾飞的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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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8

新改革方案明确：(1)政府在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服务两方面的主导地位，前者主要由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服务，后者则由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减轻个人医疗成本，(2)今后3年，政府将为新医改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并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及农村的医疗参保率达到90％以上。

医疗产业及服务，在全世界各国无分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都是一个麻烦问题，美国也没搞好、因为它的复杂涉及了好几个相关而又不相等的领域：(1)医疗体系及产业，这又包括了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及营利性医疗企业；(2)保险体系与产业；(3)制药业及其与医药体系之间的分业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庞杂系统之中，又穿插了政府、企业与个人三种角色的互动。当然，最核心而又关键的角色，就是政府。

为了要体现社会公益，也就是社会主义，让社会中的弱势者也能平均地分享的医疗资源，政府的角色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

(1)在公共卫生及基础医疗服务两方面承担全部或主要的角色――因为这些领域缺乏足够的市场诱因来吸引营利性的民营企业投入，政府必须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地一肩挑起；

(2)规划建立有效率的、普及率高的全民健康保险体系；

(3)建立医药分业制度，严格执行医与药的分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9

所为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多用于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未被人们普遍认识的新生事物的报道；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它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体裁近两年在报端偶有所见，象新华社播发的《关于物价的通信》、《关于粮食市场的通信》、《换个角度看盈亏》等，以及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三资企业”、企业资金问题的系列报道等。

分析性新闻与新闻述评、新闻分析、新闻综述、思辨性新闻、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等中外新闻品种，虽在某些方面类似，但有明显的区别，这些报道形式远不能代替分析性新闻。我们不妨对分析性新闻最为接近的四种报道形式作个比较。先看一看解释性新闻，它一般是提供新闻背景并对有关新闻事实进行解释或分析的报道，着重回答五个“W”中的“Why”（为什么），告诉受众新闻事实的意义及前因后果，对复杂的事件进行整理和解释；新闻述评这种体裁是新闻评论的表现形式之一，表述方式主要是就实论虚，寓理于事，因事说理；新闻分析，是对新闻事实本身进行的解剖、评说；思辨性新闻，带有较强的论证、辨析色彩。任何一种新闻报道形式都是对事物发展的客观反映，上述几种报道形式也不例外，只是作者的主观反作用力强一些。作者在对事物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纵横捭阖，给以理性的比较透彻的解释分析，作品的思辨味较浓。而分析性新闻，则是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二、新的形势和任务呼唤分析性新闻。

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对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时代的呼唤：㈠改革开放后，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改革开放提供了万千机会、扩大舞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释放。仅就农村而言，“大包干”的横空出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高产优质的高效农业，小城镇建设，外向型经济等等，古老的黄土地上新潮迭涌，力作频出。仅仅十多年时间，昔日单调的农村经济版图就彻底变了样！但每一件新生事物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欣然接受的，而是需要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烈思想交锋不必说了。就是乡镇企业，十多年来也蒙受了诸多非议和偏见，什么“任其发展会改变公有制性质”啦，什么“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资金、争市场”啦，什么“不正之风的风源”啦等等。所以，为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鼓与呼是新闻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种鼓与呼决不是“就是好”之类的口号式、定论性宣传，而必须深入进去，向读者揭示出新生事物发生或出现的依据、运作过程、作用和影响以及发展趋势等，尽可能帮助读者正确地了解、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国外一些发展经济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被纷纷引入国内，像股份制、期货交易、现代企业制度等。这里面就有三个结子：一是国人一般都对这些东西比较陌生，缺乏认识；二是或出于有些东西是我们过去大力批判过的原因，或实行后触动部分既得利益者，开始推行时阻力较大；三是受多种因素制约影响，可能会出现“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情况。比如把股份制搞成单纯的集资手段，而忽视了企业改革。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颇有生命力的“四不像”的东西。对此，需要向读者尽可能地交待个明白，弄清利弊得失。像既不是股份制也不是合作制的股份合作制，以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不规范的经营形式，但由于这种形式既避免了损害农民利益的财产归大堆，又实现了适应生产需要的资产的联合经营，也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选择未来的更规范的经营形式的机会。凡此种种，都需要新闻界给以正确解释分析，积极准确引导。

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者外部联系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使这种联系空间发达起来。像农民，过去只是单纯的劳动者，敷衍着干完干部派的活儿后，就“关起门来朝天过、不管春夏与秋冬”了。而今，其角色已转换成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他们研究市场行情，据此确定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其生产过程也需要多方面的帮助才能完成，诸如科技、生产资料供应、资金、水利等服务；最后，他们还要想方设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产品推销出去。农民与社会的联系变得千丝万缕了。随着交互作用的因素的增多和力度加大，事物发展的复杂性特征及多样性本质得到充分显现。比如一个企业的兴衰，过去仅系于国家的政策、计划；而今而受着国内外市场、产品及质量、领导人的决策、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原材料供应、资金、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对不同企业的作用各各不一，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一个模子套下来就完事。

㈢改革开放后，过去一些惯用的对事物的观察角度和评价标准过时了，必须“换脑筋”，代之以市场经济的眼光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就需要新闻界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及时给以分析和引导。比如工农业生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产量越高越好。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了不见得是喜，少了也不见得是忧；经济发展速度决不是越快越好，脱离市场需求、超越基础产业承受能力的高速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㈣改革开放是一场打破秩序、建立新机制的深刻革命。因此，各种事物质与量的变化丰富多彩，旧事物孕育着新事物的萌芽，新事物有旧事物的痕迹。像前段实行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便是突出的例证。这也需要我们充分运用分析性新闻，帮助读者理清头绪，正确认识事物，推动事物尽快完成新旧交替。再从读者角度来看，改革开放，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增多，文化素质、审美情趣日益提高，万其是改革开放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所以他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只知道“是什么”，而更关心“为什么”，“会怎样”。他们想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事物发展的背景、过程及多种可能的走向。

纵观十几年，可以说我们的新闻报道为推进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就卓著。加上我们的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工作方式不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外，亟待上水平，上档次。概括起来，我们的报道程度不同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片面。没有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不看历史，不看发展趋势，也没有分析事物彼此间的联系以及该事物在全局中的地位。更没有研究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及其本质，就事论事，顾此失彼。二是浮浅。没有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其矛盾特点，正如同志所批评的那样：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三是理想化。把复杂艰难的改革开放看得轻松简单，或者当作一锤子买卖。很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新闻界就无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10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0-0150-03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伦理学说，尽管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英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专利，“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都是贯穿着某种功利主义原则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使用，只不过各自的功利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以及阶级内容和表达方式。

一、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又为最大幸福主义，《辞海》之“功利主义”的解释为：“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功利主义，亦译‘功用主义’。”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当时存在的经济状况产物，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或者伦理学流派，它根源于人们的生存欲望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霍布斯）的感官满足，是将功利当作道德标准，是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观点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人们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保障保证个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义集大成者杰罗米・边沁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number，the greatest happiness），即“最大幸福”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这种情况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执行政府职权的一个或一批官员的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阐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上的主人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具有其定夺。”快乐和痛苦是决定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那些人应该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而那些人不应该去做的，或是不值得去做的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事情。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只有量的大小而没有质的不同，比如在学校获得奖励得到的快乐和朋友聚餐得到的快乐是等价的。针对快乐的计算问题，边沁提出了他的“快乐计算法”，即苦乐价值的大小由以下七个因素决定：快乐强度大小、快乐持久性、确定性的程度、迫近性、继生性、纯度和范围，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道德温度计”。边沁虽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的伦理学体系是粗糙的，对快乐论原则、最大幸福主义等都未做充分论证。因此，他的功利主义学说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修正并发展了边沁的学说，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边沁不同的是，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大小，而且有质的不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要强。”某些种类的快乐内在地比其它种类快乐优越，但其依靠主观经验区别快乐的质和量是有局限性的。密尔认为凡是能够为别人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道德观所赞美的。可见，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不仅主张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把牺牲自己的福利而获得的高尚道德看作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大工业化和产业革命，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新生和保守两种社会力量尖锐对立，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说为其提供理论知识作为其思想武器，其政治条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其文化背景是以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秩序为理想的个人主义道德精神。功利主义“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文化背景’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自由辩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武器，这种新的伦理关系突出了利益关系，用利益关系替代了旧的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性关系让位于经济利益关系。

针对功利主义是否适合我国现状的伦理观，学术理论界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一种理论引起学者讨论毫无疑问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功利主义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经济的产物，强调了人的基本需要，是有进步意义的，任何一种理论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绝对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所决定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的扬弃

功利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其是否适合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我们要确实对其做到扬弃。

（一）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合法取利

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都是以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模式，也为功利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联性。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后果论的经济形态，强调收获、利益，它是围绕利益的生产、分配的经济活动。“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建设方面向美丽中国前进。而功利主义是一种效果论，是一种快乐主义，它直接根源于人们对“后果、效用、收获、事实”的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对快乐、幸福的追求与道德联系起来，有鲜明的利益倾向。

（二）理性追求个人利益关系

自然条件下，个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财产所有权归社会共同体所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人从人伦上下依附关系、家族、血缘的从属关系下解放出来，个人获得了独立支配自己财产和独立自由、自主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市场经济是蕴含利己性、为他性、服务性的双重属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个体的一切需要和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的劳动交换才能实现。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益而与市场上的其他个体合作，并且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总是谋求实现最小投入――最大产出。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也调动了人们人性深处的欲望，使义利关系常常处于博弈的状态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积极引导人们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求利与取义有机结合起来。当义利关系平衡时，获利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当“只要有钱可赚，其他一切不管”、“只有损人才能利己”的思想占上风时，就会出现“毒豆芽”、“地沟油”、“注水肉”、“三聚氰胺”、“避孕药养黄鳝”、“毒生姜”等见利忘义的违法行为。当前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惧，促使我们反思：应当怎样理性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义利博弈中要固守和坚持什么样的基本伦理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将义与利统一，认为个体不是仅仅以合法的手段获利就是义，在合法取得的同时，还要合道德，不仅要取之合法，还要取之有道。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个体道德境界的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道德境界的提高反作用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使人们不陷入当下社会过分的功利和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内容应包含理性原则，墨子的“志功合一”也告诉我们要义利并重、以利进义、以义促利。

（三）功利主义离不开“看得见的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并遵循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必须规范自己的求利行为，以保证市场的有序化进行，如果主体违规和失范，就会使市场运行偏离轨道，造成市场的混乱。

机会平等的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结果的不平等，我国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可以有效地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等手段做到合理调控。边沁也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他发现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隐晦地提出市场失灵的观点，因此边沁在相当程度上认可“看得见的手”――政府活动的合理性。

市场有其自由平等性，由“看不见的手”掌控，失灵的时候可以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但有时政府进入的幅度大容易打消个体的积极性。前段时间针对微信是否要收费引发的争议，涉及3亿多用户，包括4000万海外用户的利益。三大运营商主张收费，理由是微信分流了语音、短信业务，占据信令资源，影响了收入；腾讯方面则强调微信增加了运营商的流量，否认将要收费传闻；而工信部则抛出“有可能收费”的说法。“微信收费”之争的背后是复杂的利益纠葛与博弈。对微信用户来说，运营商已经收取流量费，凭什么重复收费？中国内地电信运营商虽三分天下，但仍处于垄断地位。三家之中以中国移动最为积极，其余两家态度暧昧，这是竞争格局使然。表面上微信收费之争是单纯的市场竞争，面对的是新经济浪潮下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成本分摊的世界性难题，但是在中国国情之下，又涉及垄断与创新、政府与市场等关系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有形之手”企图进行宏观调控，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言，会考虑运营商的合理要求，但严禁利用垄断地位遏制微信等增值服务，微信不会大幅收费。监管者变成了决策者，竞争中的所有各方都成了被调控的弱者，表面上看垄断似乎被遏制了，但是，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国电信行业的自由竞争与创新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体利益的价值导向的同时，肯定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某些契合点是必要的。功利主义的核心是为人们追求利益和幸福的目的，他强调效果论，要求人们合理追求利义，并增加“最大幸福”的生活要求，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将功利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原则统一，利与义协调好，使之与我们追求集体主义的主导向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使市场经济公平、合理、高效率地发展，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 考 文 献 ]

[1] .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3]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