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例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根本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在我们党内，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里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指出，《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就是对一般原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品质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因。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践证明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再次，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揭示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只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看起来很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我们付出沉重历史代价而得出的深刻结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同志在党内较早开始了艰辛探索，试图带领全党走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开创者是邓小平，其重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此之后，我们党又不断探索，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成果的特征主要有：

（一）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1966年开始的所谓“”，使中国政治动乱，经济停滞，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时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而恰恰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当邓小平同志从“”的磨难中走出来时，就不能不面对这一民族灾难，痛苦地进行反思，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在严峻考验面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阶段，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历史价值、鲜明的时代和实践特征，但又都是同一项历史使命的思想求索、同一块实践土壤的认识之花，因而既有独特贡献又紧密相连，既面对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既内在统一又层层递进，绚丽多彩，却又同根同源，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鲜明特征。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一脉相承”的“脉”，从理论主题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上看，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上看，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共产党人庄严的承诺。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与时俱进”的“进”，主要表现在：在改革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是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矛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些基本理论，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原理和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根据这些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形成了相应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制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领域中的展开和运用。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新时期29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大发展，到21世纪头20年和头50年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四）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志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思想财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党曾经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初创立时的成果，但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进程时刻都在产生出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呈现出一个个阶段性特征。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肩负起了既坚持这个理论、更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

二是，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千万不要把目前获得的理论认识绝对化、凝固化，而要把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展同进步，与实践脉搏同节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在现实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庄严历史使命。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拒绝而且还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就是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还要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又是如何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运用才能达到一个新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发展、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最好实践，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处在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如果应对失误，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我们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

（二）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转变发展方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些新要求更加注重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新要求。

社会主义理论例2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蓝图和光辉前景。报告从六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透过十七大报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在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个新思路、新论断、新举措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提法和举措尤为引人注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意味着我们党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与生命相依的高度；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则从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体现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推进，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

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共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新高度

如所周知，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真正的人民民主或日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和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60年前就认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和重要特征，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第一步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一定意义上把民主等同于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挺进的实践中，更是反复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由此可知，列宁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过早，他的民主理论没有来得及全面付诸实践。而斯大林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实践上则几乎走到了民主的反面。虽然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了“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原则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方法，并且还曾在选举中采用过竞选方式，但他并没有认真坚持下去，致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大旗。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大兴民主政治之风，使人民民主思想广泛深入人心。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三制”的政策，即在抗日根据地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那么，如何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抗日民主政府呢?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支持各抗日根据地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普选方式。在普选中，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进行了从选民登记、选区划分、提候选人、开预选大会到正式选举等各项具体工作。在选举中还开展了竞选活动，各阶级、阶层的代表都积极参加了竞选，不仅有文化的地主、有产者的代表参加了竞选，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的代表也参加了竞选，呈现出一派激烈竞争的景象。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老百姓没有文化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事实上没有文化并不是实行普选和竞选的主要障碍。老百姓不识字，固然给选举带来了不方便。但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民主的生活中学，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投票方法，如画图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烙洞法等，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为此兴奋地说：“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人民在1954年进行了空前广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此胜利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和国家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在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把握上发生了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民主、片面强调的“左”倾路线。最终导致了“”的发生，酿成十年灾难，不仅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受惨重损失，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更是惨遭狂风暴雨的摧残。

“”结束以后，邓小平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毅力，冲破“左”的重重阻力，在1978年底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把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内在联系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2年，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的认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以其特有的理智告诫人们，要确保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切实统一，必须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完善。在邓小平看来。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结构，从制度上把握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寻求解决的方法，是他的政治思维的鲜明特点。他主张，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三强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先后作出许多重要决定或具体安排。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列一个部分论述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文献中当属第一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部分中，报告使用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又跃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虽然与前述列宁的用语、邓小平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更加生动、更加深刻而直接地强调了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通过人民民主的健康和蓬勃发展体现出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基本经验和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民主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展的科学指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既是对人民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发展规律的充分认知。民主价值的高企，显示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突出和强化；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具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平也就愈能得到提升。十七大报告中的新表述，必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思想和巨大动力。

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党内民主迈上新台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86年历史、近60年执政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当代中国，愈益彰显出其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并写进了新通过的。那么，党代会代表任期制的提出有何历史与现实背景?应当如何理解其含义和重要意义?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些回顾和探讨。

我国著名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先生认为，近现代政党有五个基本特性，即阶级性、政治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性，它是现代政党区别于古代贵族政治组织和奴隶、农民政治组织的高明之处。由此就决定了政党政治也具有五个特性，即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政党的民主特性也使得政党斗争呈现出“文明”景象：平等竞争、公开对陈、诉诸群众、票箱定夺，等等。

政党的民主特性首先体现为党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个政党充分发挥全党智慧、把握时局脉络、及时作出重大决策、统一全党意志的组织制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从共产主义同盟开始就十分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他们认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为此，第33条明确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状况中央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因为只有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才便于党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集思广益，分析形势，总结经验，采取对策。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共产党尚未执政的不利条件下很难完全实现，但他们开创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却有深远的影响。从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到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从列宁领导时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到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都尽最大努力积极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虽然由于斗争形势的不利或敌人的干扰破坏等种种原因，这些党在当时未能做到每年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在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原则方面却是无可挑剔的。

恩格斯直到晚年仍坚持认为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列宁对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不仅坚定积极，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在列宁领导的6年多时间里，尽管发生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的激烈叛乱，但从1918年至1923年，俄国共产党定期举行了6次党代表大会(从七大至十二大)。列宁不仅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还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充分发扬民主、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进行了探索，作出了表率。例如，列宁把原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改为每年3、4月份举行。这是因为，在每年春季集中全党智慧制定施政方针，再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这对于政府机关及时贯彻落实是方便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十分恶劣和复杂，但依然认真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明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923年党的三大、1925年党的四大和1927年政治局会议前后三次关于的修正案，都重申了上述规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也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从1921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6次代表大会，基本上坚持了年会制的规定。这6次党代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形势的变化制定新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然而，当代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般都是5年举行一次，甚至有的党曾经出现过两次党代会的召开相隔十几年的情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后来被改变了。这种改变始于斯大林当权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换言之，是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传统。斯大林任总书记的初期，还能照常举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是从十五大开始，却一次次推迟开会，特别是直到1952年才举行。与十相隔13年之久。斯大林不仅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而且还改变中央全会定期开会的制度，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政治局，而政治局也不正常开会，实际上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取消党内民主自由，搞“一言堂”和个人崇拜。斯大林破坏党代会年会制的直接后果，导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都不坚持党代会年会制，使党内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组织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党代会不能正常召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如党的六大于1928年召开，而七大直到1945年才举行；的召开是在1956年，而九大的召开则推迟到1969年。其间虽有战争、动乱等不便举行全党代表大会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恐怕还应该从国际共运内部的不正常状况、从党的领袖的主观意志方面去寻找原因。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连党的代表大会都不能正常召开，党内民主还能正常存在和发扬吗?

当然。也不可否认，曾经很重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早在1948年9月他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对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在实现党内民主方面的意义是早有认识的。因此，在1956年召开党的时，他不仅支持恢复早年的党代会年会制，而且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1956年4月28日，在谈到要修改时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的这个创新性建议，立即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在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彻底克服长期不召集党代表大会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设想的、党的确认的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发展。这种“年会制”与马恩开创的年会制有所不同，虽然仍是每年召开代表大会，但并不是年年换届。当时设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换届，省级代表大会每3年换届，县级代表大会每2年换届。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避免了频繁选举党代表的麻烦，也节省了许多宝贵时间。这种“常任制”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后仍然可以采取适当方式监督党委会的工作，并能够经常联系各选举单位的党员群众以及党外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向党委会和党代会作出反映。

但是，这种令人鼓舞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设想，长期以来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推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颇感遗憾的事情。那么。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什么仍然没有提出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而是提出了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呢?其与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有什么不同呢?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发扬党内民主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在一些地方已经进行的、十六大明确要求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得到积极的开展或加强。然而实践表明，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应该说目前尚未具备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成熟条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而原来以党委全会替代党代会年会的做法，使党的代表大会处于“休息”状态，绝大多数代表在参加完党代会之后，对党内决策的优先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上是根本不能享有的。因此。社会上有人戏称党代表是“一次性代表”。即使很多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党代表本人，也习惯于把党代表身份视作一种政治荣誉。而不认为是党内民主的权利和责任。显然，这种状况既不符合广大党员迫切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愿望，也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秉承实事求是、与时惧进的精神，认真总结一些地方党组织在试点工作中的经验，认为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切实可行，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体现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于是，这项制度就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郑重提出并确定下来。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就是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代表由党员选举产生，获得代表资格和职务后，其代表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届期相同，任期内切实履行职责，并接受党员监督。党代表在党代会届期内的“身份”大体上与人大代表相当。所以。党代表任期制首先体现为党代表权力和职责的扩展或复归，而本质作用在于提升党内民主，使党内决策的民主化迈上新的台阶。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以落实代表的主体地位和任期职责为前提，以建立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既要高度重视保障代表在任期内的权利，不断强化代表的任期意识、代表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代表对党内事务和党的工作的广泛参与和切实监督，同时也要教育督促代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发挥代表在推进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理论例3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例4

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的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振兴松原老工业基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抢抓重要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因此，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各种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对松原来讲，国家实施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就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机遇。实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战略，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谋划全局，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继实施东部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在省委八届四次全会上，省里研究确定了加快吉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在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上，市里也提出了振兴松原老工业基地的具体目标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既是我们审时度势、洞察时机、把握机遇、敏锐应对，适时提出的适应性目标，也是力求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和根本前提。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松原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和指导方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松原的情况看，建市以来，经济社会始终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2004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利润、招商引资、粮食产量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第三。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继续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存在和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支柱产业相对单一，经济增长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长期、稳定的农民增收渠道尚未形成；在建及储备项目中科技含量高、产品结构优、产业链条长的项目还不多，对全市经济起支撑作用的大项目比较少；各项社会事业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文化事业、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滞后和不足等等。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采取得当的应对措施，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心百姓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任务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群众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但经济社会发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城乡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依然存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全局的高度，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构建和谐松原的历史任务，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为群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证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社会主义理论例5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块理论基石。这个理论把人类的五种社会形态区分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类，明确指出在对抗性社会形态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而只有在非对抗性社会形态里才具有这种可能。离开社会形态，把追求社会和谐视为任何社会都可以实现的普世价值，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长期梦寐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对其都有精辟的论述。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百家争鸣，逐渐形成了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这两大学派都曾提出和论证过和谐思想，但侧重点不同。总起来说，儒家学说以“人”为中心，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学说以“自然”为中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道两家各把握了一端，以其相互对立和补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

19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而且明确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但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代替它的未来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通过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缓解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但这个相对稳定局面不等于和谐社会，不能把二者画等号。资本主义受各种矛盾的困扰，不可能长期稳定，更不可能出现和处于和谐状态。从社会形态来看，既没有封建主义的和谐社会，也没有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依据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只有取代资本主义对抗性社会形态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请注意这段经典论述的开头和结尾。开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是说明在对抗性社会形态里不会出现社会和谐;结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说这种高度的社会和谐，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提前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因此要立即着手推进这一伟大事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不是什么“标新立异”和“超越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和谐社会只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我们现在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二者在和谐度上有很大差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二、社会主义矛盾论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并对这种矛盾做过透彻分析的第一人是。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二块理论基石。

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学习和运用的观点，在人民内部，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出现的日益增长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面前，坚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和解决好一系列社会矛盾，不断地促进社会和谐。当然，对于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则是另一码事，只能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战而胜之，而不能对他们讲什么和谐。

所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当时在实践中未能贯彻落实，但是它却对后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今天我们重温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可以说，社会主义矛盾论是打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扇大门的一把钥匙。

三、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三块理论基石。从提出社会主义矛盾论到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整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发生了重大失误和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其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社会主义矛盾论和社会主义和谐论中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邓小平深刻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实践中的理论创新都是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和展开的。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所谓社会主义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它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的理论概括。邓小平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特征做了科学的回答。在搞清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以后，势必提出比基本特征层次更高、更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针对一些人坚持传统观点，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错误理解，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科学论断的提出，不仅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而且也意味着迟早要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试想，一个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和起点，通过既能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又能实现社会公平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社会，不正是一种和谐状态吗!至此，和谐社会的构想已是呼之欲出。社会主义需要社会和谐，也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新论断。这就是说，和谐和富强、民主、文明一样，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特征、本质、本质属性的关系，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认为，特征属于制度层面，是实实在在的实体；本质不属于制度层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由制度派生的，但比制度所起的作用更大。我们不妨用这样一个公式比喻：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派生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派生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本质和本质属性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了，就成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社会主义理论例6

新时期的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改革开放这场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目的的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则是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表明，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仍然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而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创新，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继承与发展关系的科学界定，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科学揭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说了新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结束后，我们党正是把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艰辛的探索，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结合实际继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其永葆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令人振奋。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我们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长期发展的事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阶段的起始阶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我们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要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

社会主义理论例7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01-02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1]。说“笼统”是因为从产生至今，市场社会主义仍旧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然而，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往往各有侧重，但都没有离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两个要素。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回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责难、探索社会主义如何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发展起来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延伸的主线。自诞生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1.计划模拟市场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曾围绕“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这一主题，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斯、哈耶克为代表，另一方以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旅美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米赛斯、哈耶克认为，只有自由制的市场才能实现竞争，进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仿制的”。因此，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2]。针对他们的观点，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计算，合理分配资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继承了泰勒的试错法，认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中央计划局可以由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均衡。

2.计划与市场并存、融合阶段。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到了50年代开始显现出体制上的弊端。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经济效率问题、动力不足问题使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寻找改变的道路。人们开始探求一种既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又能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并成为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论证计划与市场并存，并提出种种“分权模式”的学者。著名的有布鲁斯的“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锡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科尔奈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模式，诺夫的“平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1]。由于受到“左”的束缚，东欧各国改革最后都没有成功，“改革的失败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未能发展到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程度” [3]。

3.市场联姻和市场主导论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在美国和英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彻底突破了社会主义只应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看法，主张社会主义应完全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4]。克雷格里、林德布罗姆等经济学家提出市场“中性论”，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既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十足的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标志，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中。换句话讲就是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联姻”。英国工党的理论家埃斯特林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一种经济模式，“在一个希望采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工业社会中，市场应成为交易的主导形式” [5]。总之，市场联姻论与市场主导论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4.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资产阶级自由派猛烈攻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非理性的，是一种毁灭自由的体制。原苏联国家私有化转轨失败，劳动者饱受通货膨胀和失业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社会主义开始远离自由主义，主张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全面而辩证地总结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教训，按平等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重构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他们认为，在世界性社会主义信誉危机中，只有市场社会主义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才是能够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这个时期鲜明的特点是出现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理论模型。分别是德雷兹的“工人管理企业”类型、布兰德的“工人所有”类型、罗默的“社会资本租赁制”类型、布洛克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组织”类型、博卡拉的“混合经济”类型[1]。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简析

1.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市场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创新与突破。市场社会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社会福利和效率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形成。（1）平等：市场是会注意认为社会主义根植于平等主义。平等是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平等既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也是每个人发挥才能的前提。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寻求报酬、地位以及平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是机会均等” [6]。（2）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明确指出，民主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色，也是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市场不民主，而是资本主义不民主。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将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为民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资本家已经不存在了，正是这个阶级拥有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选举与其它途径影响和控制国家政策” [7]。（3）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秉持一种以有效选择为核心的自由观：一个人的自由应该有多种选择，社会的自由程度与该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密切联系。市场是自由的前提，因为市场允许人们对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资源做出多种选择。

2.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观。如前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将市场经济从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肯定了市场和计划的都是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社会主义认为，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目的实现自然要求使用某些手段，但这些手段并非由此便成为目的本身，手段的选择和放弃应使其对现实目的的价值与功效而加以确定。如果将手段变成目的本身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实现。因此，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者强调，这种将市场机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的做法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而这是正确理解市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6]。

3.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观。在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深刻反思前国家将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并不是公有制的唯一和最好形式。在市场社会主义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自由、民主、平等，那么所有制形式的选择就完全成为一个手段问题。公有制对社会主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像传统的社会主义那样把公有制理解为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而应赋予公有制新的内容，采取多种实现方式。

社会主义理论例8

任何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属性在不断发展，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所谓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它是事物本身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是由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决定的。组成事物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事物本质存在的客观基础，一事物和他事物的本质区别是由事物的各个特殊组成要素及其关系结构决定的。一般来说，本质和规律、必然性是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考察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随着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认识的深化而逐步深化的。

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认识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逐步深化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矛盾运动本质上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所以当时我们大体上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属性，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本质属性。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没有充分展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主要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从《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来寻找理论根据和作出理论判断的，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来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步展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本本上。比如，我们逐步认识到：计划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属性；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各有多种实现形式，至于哪一种实现形式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应由实践来回答的现实问题。同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人民民主的认识，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继续进行不懈探索。邓小平同志提出，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认识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本质来概括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反映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显著特征。作出上述理论概括的实践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依然会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任务。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社会形态方面发展到生产方式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论述，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的认识

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日益丰富、广泛、深刻，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也逐步在社会基本矛盾特殊性、社会主要矛盾特殊性、社会结构矛盾特殊性等不同层次的一定关系中表现出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新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殊性的深刻把握。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在于它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1980年，我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起步，1984年改革的重点逐渐转入城市，随后展开了全面改革。当前，我们仍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改革虽然体现出某种革命的性质，但这种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完善的过程，并不表现为剧烈的大和对抗。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表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自然而又自觉的历史过程。这是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最深刻的内在根据。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人类自有阶级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时表现为阶级矛盾，有时表现为阶级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党的明确提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重要论断没有坚持下去。党的十二大之后，我们党对这一问题又作了比较准确的表述，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依循的主要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富裕，其中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条件。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存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特殊性的一定关系中。

关于社会结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阶级结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由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所造成的对抗和冲突。新中国的成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作为完整的剥削阶级已不存在。虽然社会还存在着一定的阶级差别，社会结构也划分为不同利益的各种阶层，但是这种阶级差别和阶层差异之间的矛盾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以民主的方式、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以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同时提出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仅有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还有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民内部矛盾更多地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仅在实践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矛盾特殊性的一定关系中。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属性也在不断发展

事物的本质与其现象相比，相对地比较稳定，但它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按照列宁的说法，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本质在自己的发展中，转化为自身矛盾的多种多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对象内部和对象之间本质的和非本质的、稳定的和不稳定的、重复的和不重复的、一般的和特殊的联系和关系。因而，人们对事物本质包括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社会和谐这一概念，可以表达某种社会理想，也可以表达某种对象的本质属性。就概念本身的规定性来说，它是不同历史关系的产物，所以，只有把它置于这些关系内并在一定历史关系中才具有充分的意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一定历史关系中的表现。社会和谐是人类自古以来追求的社会理想，但已往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社会理想无法转变为现实。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使和谐社会由空想变为现实，社会和谐有了一定的历史关系的根据。

社会主义理论例9

1市场社会主义概述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学者把它的特征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

第三，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20、30年代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9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当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他们重新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

2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提供了参考、研究的价值。

2.1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人批驳了市场属于资本主义，而计划只属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手段”或“工具”，提出“中性机制”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过程中，吸取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取成分，结合中国实际和他国经验，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邓小平经过长期探索，在深刻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认真汲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开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钥匙，剔除了缠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所谓社会基本制度属性，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论，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如米勒就明确指出“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秘书”（即社会主义需要市场）。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统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能够兼容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米勒在他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就指出国家的作用有：制定收入标准，制定积极政策，来实现工整的分配；国家还要设立公共机构，负责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项……由此可见，市场社会主义也并不盲目崇拜市场。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必须结合起来运用，使之优势互补。但是，二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市场机制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计划机制、宏观调控只能起到辅或指导性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最后，市场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持有的观点。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主张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以企业为单位、利润为导向参与市场竞争，保持高效率，倡导某种形式的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关注收入分配平等。而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十分重视效率与平等的一致性，强调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主张在兼顾公平与效率时，效率应优先考虑，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

2.2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首先，西方学者虽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但对于何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仍缺乏认识。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但在其具体形式上仍有分歧，缺乏深度。所以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很难实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行的主体力量。所以只是一种现代、当代的空想主义。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开始，就有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科学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理论上的明确性，是在吸取西方学者的积极观点、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和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其次，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必然要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导方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中，正确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大力加强工作力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倡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尚，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3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基本制度不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保障的。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就规定了公有制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并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而当代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也主张公有制，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有经济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大多数模式都是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但这样一来，实现收入平等分配的社会平等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其次，运行机制上也不相同。我国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而为达到目标，就要相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改革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国外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通过何种方式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物质保证；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理论例10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