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1

三　调查时间：2011年10月

四　调查目的：

2007年，本刊就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问题对近50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进行了调研访谈，向读者系统呈现了当时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状况。4年后的今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中国已进入到向纵深发展的全新阶段，我们再次开展调查，以全面了解在华跨国公司中文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国别报告或中文版报告)发展所取得的进展。

本刊力求通过以真实、全面、深入的调查，展现在华跨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领域的理念与实践，为企业提供经验分享与交流的平台，以此促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跨国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　调查过程

在调查内容上，为体现延续性，本次调查以2007年调查问卷为基础，并根据近年来的发展形势新增了对报告本身的定位、周期、反馈意见以及进一步改进措施的调查。

在调查方式上，本刊选取了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的79家在华跨国公司进行调查，相比2007年增加了19家。其中，实际联系到57家，比2007年增加了9家；57家公司中有5家未在截止日期前回复问卷，有7家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次调查，共收回45份问卷，其中3份因填写有误被确认为无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79％。已收回有效问卷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按国别／地域分布如下：欧洲公司20家、美国公司10家，日本公司9家，韩国公司2家，中外合资公司2家，印尼公司1家。它们的业务领域涉及冶金、日化、石化、汽车、家电、电子通信、零售、制药、生物、能源与公共事业等。

两次调查问卷，均按调研对象情况不同分为三类，具体分布如下：

――已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问卷类：2011年发出有效问卷54份，收回有效问卷17份；2007年发出有效问卷11份，收回有效问卷7份。

――已中文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球报告的中文直译)的跨国公司问卷类：2011年发出有效问卷10份，收回有效问卷5份；2007年发出有效问卷12份，收回有效问卷6份。

――尚未以上两种报告的跨国公司问卷类：2011年发出有效问卷35份，收回有效问卷20份；2007年发出有效问卷25份，收回有效问卷16份。

六　调查报告内容、

(一)调查结果

动因

为什么要在中国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4年前一样，跨国公司报告最重要的原因是“适应中国区的发展需要”，其中，94.1％的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选择此选项，而中文版报告的企业100％选择此选项，在2007年，这一数字分别是100％和42.9％。这表明在华跨国佘司更加看重并希望在中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其他几个选项，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和中文版报告的跨国公司呈现出较大差异。

报告的原因是“中国区领导远见卓识”这一选项，有76.5％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选择，而中文版报告的跨国公司则无一选择，说明中国国别报告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中国区领导的倡导；而中文版报告的重要原因是“公司总部的要求”。此外，中国国别报告的动因是更能提升“企业形象”，这一选项的比率高达94.1％。

报告编制过程

由什么样的部门来负责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

2007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国别报告的编制中，报告编制部门主要是公关部门(42.9％)、CSE部门

(42.9％)、人力资源部(14.5％)；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负责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部门呈现多元化的现象：公关部(55.5％)、企划部(17.6％)、公共事业部

(11.8％)、宣传部(5.9％)、其他部门(35.3％)，根据企业在填答问卷上注明，“其他部门”有品质系统管理部、经营管理部对外事务科、文宣部、管理部人事总务科等。这表明在华跨国公司对于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定位与认知并不完全一致。

对于国别报告的编制方式，2007年调研中，绝大多数为“在总部指导下独立编写”，仅有1家企业是独立编制，没有一家企业选择由第三方机构协助编制；本次调查则显示，在“总部指导下独立编制”，仍是最主要的方式，但比例大幅下降至47.1％，而采取独立编制的比例则上升至41.2％，同时还有3家企业选择由第三方机构协助编制，占17.6％。调查数据的变化折射出两个趋势：其一是中国区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增强，逐步独立承担起国别报告的编制工作；其二是由于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专业性，部分公司选择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服务，以保证报告编制质量。

对于国别报告的编制依据(原则)，占第一位的还是“总部报告内容与中国区内容有机结合”(58.8％)，2007年100％的企业选择这一选项；第二位的是“GElG5指南或相关行业标准”(41.2％)，2007年调研中50％企业选择此选项；第三位的“中国区自行制定的原则和框架”(29.4％)，在2007年的调研中无一企业选择；最后是“总部要求”(25.5％)，2007年调研中16.7％的企业选择此选项。

调查数据说明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依据更加多元化，也说明跨国公司更加重视本地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适应中国区的社会责任实践特点，开始尝试“中国区自行制定的原则和框架”。

报告内容

本次调查新增了“中国区报告的定位”问题，64.7％的企业选择“相对独立的报告，应全面展示中国区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措施和绩效”，29.4％的企业选择“集团报告的补充，中国区的社会责任信息是报告的重点内容之一”。表明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更看重中国区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希望报告成为全面展示中国区履行社会责任理念、措施和绩效的平台。

本次调查新增了对国别报告披露内容的调查(多选)，结果表明，企业选择最多的是全面介绍集团有特色的项目和措施(58.8％)，其次是同时披露集团数据和中国区的数据(52.9％)、主要披露中国区的绩效数据(47.1％)、最少的是只披露中国区本土化的项目和措施(29.4％)。数据说明目前在华跨国公司报告的内容仍以全面介绍集团做法为主，同时也比较注重披露本地利益相关方更为关注的中国区实践和绩效内容。

本次调查新增了对于国别报告风格的调查，一半以上的企业(52.9％)选择“应采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报告风格”，47.1％的企业选择“与集团报告的风格保持一致”，17.6％的企业选择“其他”。数据说明，对于国别报告，大多数企业选择了既与全球报告保持一致，同时也融入中国区本土特色的风格。

报告编制的改进

今年新增了对于“报告编制的改进”的调查，选择将“加强报告编制过程中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的企业

占大多数，分别达到了82.4％(国别报告)和80％(中文版报告)；其次是“以报告促管理，加强报告编制的计划和监控”，分别达到70.6％(国别报告)和60％(中文版报告)；再次是“报告的内容和表述”的改进，分别有70.6％(国别报告)和20％(中文版报告)；最后是“注重报告会的宣传与推广”，分别是47.1％(国别报告)和40％(中文版报告)。说明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意识到了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性，并在编制报告过程中积极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也意识到了要通过报告促进管理、注重报告会的宣传与推广。

其中，58.8％的国别报告的企业选择改进报告的框架和结构，而中文版报告的企业则无一选择。这说明大部分国别报告的企业重视改进报告的框架和结构，而中文版报告的企业只能继续沿用集团报告框架。

对于国别报告编制中面临的困难，“数据收集问题”仍然是企业编制过程中最难过的一道“坎”，70.6％的企业选择了这一选项；其次是“编写人员面临的技术问题”，为58.8％；第三是“管理体制问题”(35.3％)、“中国区员工的认识问题”(17.6％)。在2007年的调查中，报告编制的困难由重到轻依次为：“数据收集问题”(50％)、“编写人员面临的技术问题”(55.5％)、“内容筛选”(16.7％)，而“管理体制问题”和“雇员认识问题”则无一选择。

可见，在企业社会责任向纵深发展之后，部分跨国公司逐渐意识到“管理体制问题”和“中国区员工的认识”对报告编制的重要影响。

报告频率

对于国别报告的频率，76.5％的企业选择了“1年一次”，有11.8％的企业选择“2年一次”或“不定期”；

方式和效果

在2011年和2007年的调查中，跨国公司报告的主要方式都是上传到公司网站，并向媒体发新闻稿。在2_007年的调查中，国别报告或中文版报告的13家企业中只有5家企业(23％)选择召开新闻会。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8％(国别报告或中文版报告的22家企业中只有4家企业选择这一选项)，说明跨国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仍然很“低调”。

在2011年的“报告的效果如何”一题中，对于国别报告的效果大部分企业选择了“非常好，各方都很关注”以及“很好，很多媒体报道，总部也很支持”，共占到了76.5％。在2007年国别报告的调研结果中，大部分企业也选择了这两个选项，说明跨国公司报告基本上实现了报告的初衷――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目的。数据说明，已经国别报告的在华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报告对于公司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性。

报告反馈及处理

对于两类报告的反馈以及效果，与2007年调查有2家企业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反馈相比，本次调查中所有企业均表示收到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反馈。2007年调查中显示来自媒体反馈最多，剩下依次是专业机构、其他利益相关方、公司总部的反馈，本次调查中这一顺序有所转变，在国别报告和中文版报告中，反馈意见最多的都是“其他利益相关方”，说明企业识别出的并对报告有所反馈的利益相关方有所增加。也说明利益相关方对于在华跨国公司的报告越来越关注。

今年还新增了一个调查选项，“公司对于报告的反馈意见的处理”，70.6％的国别报告企业表示“有专人负责收集意见”，而同时选择此项的中文版报告企业则仅有20％；对意见反馈及时进行回复或将意见反馈至相关部门、改进公司管理，有47.1％的国别报告企业选择此项，而同时选择此项的中文版报告企业为40％；对“在公司下一份报告中回应反馈意见”选项的，国别报告企业占35.3％，中文版报告企业占20％。以上数据中，国别报告的企业均高于中文版报告的企业，可见国别报告的企业更加重视对报告反馈意见的处理，更希望发挥报告对于改进公司管理和满足利益相关方期望的作用。

20家未报告的跨国公司对已经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70％的企业选择了“普遍或部分质量高”，而与2007年调查中选择“普遍质量高”的企业仅为6.25％相比，可见在跨国公司看来，在华跨国公司的报告整体质量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提高。

未原因

今年的调研结果显示，未报告的企业中，35％表示有计划中文版或中国国别报告(其中选择中文版报告的为20％，选择国别报告的为15％)，在2007年的调研中，这个数字是43.7％(中文版报告18％，国别报告25％)。

在今年的调查中，计划在2011或2012年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占到了20％，有一半的企业未确定，而未填答的企业则有30％。

对于中文版报告的企业来说，不能国别报告的原因，“管理体制问题”是第一位(40％)，其次是“没有必要”(25％)、成本问题(5％)、技术问题(5％)，另外，50％的企业未填答。如果有计划国别报告，20％的企业选择会在2012年，“未确定”的企业占到了50％，另有50％的企业未填答。

未报告的企业，如何向公众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呢?90％的企业选择了“通过公司网站”，75％的企业选择了“通过新闻媒体及互联网”，20％家企业选择了“其他途径”。

(二)调查结论

1.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适应中国区发展的需要是其根本的原因。

2.国别报告已成为在华跨国.公司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重要趋势。中国区领导的战略眼光，以及国别报告能更好地树立在中国的良好企业形象是国别报告的重要动因。

3.报告更加本土化。“具有本土特色的报告风格”成为中国国别报告企业最多的选择。在编制报告的依据方面，在华跨国公司不再拘泥于国际或相关行业标准或总部要求，而是开始根据“中国区自行制定的原则和框架”来编制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同时，多数在华跨国公司认为，中国国别报告是一份相对独立的报告，应全面展示中国区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措施和绩效。

4.在华跨国公司独立编制报告的能力大幅提升。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华跨国公司编制部门呈现多样化的现象。虽然在总部指导下编制报告仍然排在第一位，但是在华跨国公司独立编制报告已经成为一个主要情况。同时还出现聘请第三方机构帮助编制报告的新现象。

5.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成为在华跨国公司改进报告编制的首要选择。同时加强报告编制的计划和控制也是大多数公司拟要加强的方面。国别报告的企业还十分关注报告框架和结构的改进。

6.在华跨国公司编制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挑战仍然是数据收集和编写技术问题。与此同时，管理体制问题和中国区员工社会责任意识是报告编制的新的制约因素。

7.报告的方式仍然很低调。企业大多选择上传到公司网站并向媒体新闻稿。选择新闻会方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比例比2007年调查有所下降。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2

一、煤炭企业生产经营概况

山西某煤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成立，为股份制企业。原为多家股东组成，2007年公司又重组经营。该公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2013年之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年均盈利20162.96万元，曾荣获煤炭工业先进煤矿等多种荣誉称号。自2013年以来全国煤炭经营形势整体下行，煤炭市场陷入寒冬，该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2013年至今煤炭售价大跌，由原来的395元/吨下降到185元/吨；企业利润逐年下滑，对外欠款逐年增加，截止2016年9月共欠外债23039.02万元，以2016年10月数据计算，资产负债率高达93.09%。企业人员流失严重，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危机。

二、煤炭企业社会保险缴纳现状

鉴于上述情况，企业各项社会保险出现了不能按时缴纳的问题。截止2016年10月末，公司各类保险共计欠缴15730.68万元。各类社会保险欠缴，给企业、职工和当地政府都带来了各种问题及隐患。养老保险欠缴，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的养老保险就不能正常转移，给职工再就业造成了困难；职工无法正常退休，给退休职工的正常生活带来了麻烦。失业保险欠缴，失业人员就不能正常申领失业保险。医疗、生育、工伤保险欠缴，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医疗保险不能正常转移，在职职工不能正常享受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报销。住房公积金欠缴，职工不能足额领取住房公积金，对有意购买住房职工的正常贷款、担保也造成了影响。综上所述，以上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企业和职工的矛盾不断加剧，不仅造成了不小的社会隐患，还对企业凝聚人心、走出困境产生了不利影响。经调查煤炭企业欠缴社会保险的情况较为普遍。针对以上问题，公司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减轻社保压力，缓解社会矛盾。如在资金排序上，除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外优先满足社保资金需求。尽管如此，由于企业在资金上确实存在很大困难，社保拖欠问题的解决事倍功半、收效不大。2016年10月经公司相关领导与所在地政府、人社局、养老中心、国土局等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针对企业与政府部门审批环节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协商，结果达成如下解决企业诉求的一致意见：一是关于欠缴养老保险不予办理企业职工退休问题。解决办法，缴清2016年的即可办理到龄退休职工的退休手续，并补缴齐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金。二是医疗保险的解决办法同上，职工即可报销医药费。煤炭企业社保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三、煤炭企业拖欠社会保险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2012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煤炭市场整体经营形势严峻，煤炭售价过低，企业经营成本压缩触底、亏损严重，企业资金流动困难甚至出现断流，无力负担社会保险。二是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未能享受政府部分利好政策。2012年山西省社会保险局下发了晋社保局发[2012]15号《关于山西省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但是享受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必须被认定为困难企业。根据晋政发[2014]43号文件中规定，认定困难企业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2013年12月底前，已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二是自2013年三季度至2014年一季度，企业连续一个季度以上利润指标同比下降30%以上，出现严重亏损，资金周转困难；三是2014年1月以来企业没有裁员，且承诺年内不裁员、不降低一线职工收入。但大部分煤炭企业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经营情况就已经恶化，承担2013年度的社会保险费用较为困难，不能满足文件规定的第一个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季节性波动等原因导致不能满足文件中规定条件的第二条件；因此这些企业不能被认定为困难企业，不能享受利好政策。三是部分旧有政策规定制度不符合煤炭企业目前经营现状下的发展要求。例如按照“五险统征”的要求，五险必须同时缴纳。企业想要抽调部分资金解决部分急需解决的社会保险问题，政府因政策限制不能协调配合，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在目前企业资金流转困难，经营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严格执行“五险统征”的规定，也确实不利于社保拖欠问题的解决。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3

1、构成状况。从人员组成来看，企业外来技术骨干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外地生源毕业生到龙口就业后，由企业对其进行培养、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多年成为技术骨干的人员；二是从市外企业正式调入到本市企业的高级技术人才；三是本市企业与重点院校、科技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柔性引进的从事技术攻关、技术研发的高层次人才；四是企业聘请的掌握先进技术和加工工艺的外国专家。从分布领域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仍是外来技术骨干人员的主行业，但随着企业转型升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对技术骨干人员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已经出现向技术含量要求较高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过渡的明显趋势。

2、就业状况。就业渠道方面，应聘和通过企业招聘是外来技术骨干人员就业的主渠道。在工业企业就业渠道中招聘的约占三分之一；主动应聘的略高一些。就业报酬方面，高报酬仍然是企业技术骨干人员工资收入的主要特征。在调查对象中，月工资收入3000元以上所占比例为90%。在就业培训方面，调研显示，企业在技术骨干人员的就业培训方面与5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普遍比较重视人才的专业知识更新和创新能力提升，很多企业选派技术人员到北大、清华、同济以及国外高校进行深造、培训，培训质量和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

3、社保状况。调查显示，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才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达到66.25%。例如道恩集团外聘高管及技术人员共70人，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的48人；一般技术人才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达到98.36%。例如山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外来技术骨干有83人，且全部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

4、住房状况。调查对象中，技术骨干人员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住房问题：靠近二城区的部分企业外来技术骨干自行解决住房；而边远企业的技术骨干人员主要靠企业提供的住房。

5、相关政策状况。近年来，随着外来技术人才的日益增多，考虑到其对龙口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外来技术骨干人员的工作、生活等提供便利和优惠。

一是户口迁入政策。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不必再到市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开具落户介绍信，可凭毕业证、就业报到证、户口迁移证直接到驻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本市引进和调入的人员只要提供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介绍信、相应的资格证书（毕业证）、户口簿（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即可办理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户口迁移审批手续。审批时限由5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符合录、聘用年限缴纳劳动保险的人员，只要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劳动保险、户口簿（身份证）或户籍证明、企业或人才站接收证明，即可为本人办理户口迁移审批手续。审批时限由5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

二是子女入托入学政策。义务教育方面，可在居住地所在的镇区街学校入学，也可以跨镇区街到寄宿制学校就读，享受与本市常住户口学生同等的权利，免收杂费、书本费。完成义务教育后，颁发义务教育证书；报考高中阶段学校时，在考试收费项目和标准、录取条件等方面与常住户口学生一视同仁；普通高中方面，根据烟台市统一规定，升入普通高中必须具有龙口市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学籍、参加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在被普通高中录取的企业外来技术骨干人员子女，可以根据家长和学生的要求选择就读的校区。

二、本市企业非龙口籍技术骨干相关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

1、户口迁入问题。户口问题目前仍是困扰外来技术骨干人员首要问题，由于当前实行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等原因，外来人口的户口迁移依然存在一定阻碍，部分技术人才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家，但是户口落不下好像总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座城市。例如，龙蓬铜管有限公司的部分外来技术骨干在南山附近的社区购买了楼房，但是南山社区不接受户口，无法因买房而将户口迁移至龙口，而当时他们并不了解这一政策，造成了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2、社保问题。通过调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少报、瞒报缴费基数的问题。大多数企业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没有按照本人的实发工资进行缴纳，社会保险都是按照全省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缴费基数既是计算用人单位和参保职工缴费额多少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计算职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重要依据。企业的这种行为，不但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也对本市的外来人才的引进和留用造成了严重影响

3、住房问题。理想居住预期与市场高房价形成的反差是来龙口人才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多数技术骨干人员定居意愿十分明显，而在解决自己及家人的住房问题上，选择买房的比例要高于租房，但高房价成为他们买房定居的一大障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落户龙口、扎根龙口、建设龙口的积极性。

4、子女教育问题。伴随着大量优秀的技术人员来龙安家落户，此类技术人员的子女入托入学问题也随之而来。很多外来技术骨干的子女只能在乡镇幼儿园或学校入托及就读，而无法进入市属幼儿园或学校，这与他们的预期并不相符。另外，按照《山东省学籍管理规定》，学生因户籍迁移、住址变更方可办理转学，其中，普通高中转学的审批权在烟台市，若企业外来技术骨干人员子女已在异地升入普通高中、未将户口迁入龙口市者无法转学到本市普通高中，这也给很多外来技术骨干造成困扰。

5、文娱生活问题。外来技术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对于外来技术骨干融入本地社会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企业文化缺失、服务业相对滞后、夜文化单调等问题也制约了外来技术人才的文化生活。

三、关于改善引进人才工作的建议

一是建议针对龙口市的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进行科学的评估和细致的需求分析，借鉴全国先进地区在引才引智方面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完善本市人才引进、管理和使用政策，尽快研究出台符合本市实际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指导意见，从实施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政策引领和扶持、优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实施高层次人才奖励等方面入手，不断优化引来、留住、用好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体制和机制。

二是建议拿出专项资金，设立“人才资源开发基金”，强化人才开发、引进工作的资金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人才补助和设立“突出贡献人才奖”，提升外来骨干人才献智献计、开拓创新的积极性。同时还要重点解决好人才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彻底消除他们在龙口工作的后顾之忧。要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对符合一定条件，有意在龙口扎根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住房补贴或一定数额的安家费，对子女入学、户口迁入、家属工作安置等提供便利条件。

三是劳动部门要做好监督检查，督促企业严格履行职责，落实各项保险、福利待遇，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要监督企业严格按照职工的实发工资额来确定缴费基数，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建议对外来技术骨干人员按照全省规定的最高基数进行缴费，以便吸引更多的外来技术骨干，促进我市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四是要充分发挥统战、工会、文化等部门的职能优势，通过成立知识分子联谊会、同乡会等形式，组织开展一系列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娱活动，为企业外来技术骨干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加快融入的有效平台；人才、宣传等部门及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树立一批素质高、贡献大、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外来人才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善待人才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增强外来技术骨干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五是要重点建设、完善一批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如广场、图书馆、体育场、花园等；突出发展生活业，着力引进大型餐饮、商贸、娱乐、健身等企业；要加快旅游业发展，不断提升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文化娱乐的接待能力和档次，全面打造留住人才的软环境。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4

中图分类号：F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5-0047-05

一、引言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得到全球范围的重视，在政府、社会大众的压力以及企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之下，许多上市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并付出了一定成本。但该信息是否能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发挥其有用性是值得探究的问题，社会责任信息的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靠性和质量。国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Hammond and Miles（2004）认为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评价方法与标准十分缺乏，他们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按照预先制定的报告要素特征进行编码，同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实地访问，让专业质量评价机构、学者检查打分，得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结果发现，英国4个有代表性的信息质量评估组织构成的专业质量评价者对可靠性的定义比公司更严格;标杆和奖励机制是社会责任披露的重要驱动因素。Sillanp■（1998）提出，鉴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机会主义及欺骗行为的普遍存在，经过鉴证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有助于得到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提高信息可靠性。Davenport（1978）建议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报表像财务报表一样受到独立审计。通过社会责任信息审计，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公司会知道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标准，也会掌握如何编写，如何衡量以及哪些是合适的行为和活动指标，哪些不是合适的指标的规范。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就会具有较少的欺骗性，以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

目前国内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和可靠性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宋献中和龚明晓（2007），他们采用内容分析法和信息质量特征的概念框架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进行了整体评价。此外大部分研究是采用指数法对报告披露状况进行评价，专门对可靠性进行研究的极少。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的研究难题。随着我国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研究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分析企业自身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可靠性的说明及审验情况，并通过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探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水平。

二、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含义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2006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三版（G3）对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定义为：编制报告时使用的信息及各个步骤，其收集、记录、编排、分析及披露的方式应当可验证，并可确保信息的质量及实质性。其具体描述为：报告中的信息及数据，应当有内部控制或文件记录为依据，供编制者以外的个人复核。没有证据支持的绩效，不应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除非其为重要信息，而报告应明确解释一切有关该等信息的疑问。有关证明报告决策过程的方式，应当使主要决定的依据（例如决定报告内容、边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过程）能够验证。在设计信息系统时，报告机构应预先考虑到系统能够验证，并作为外部审验过程的一个环节。

一份可靠的社会责任报告应当首先具备真实性，即报告内容和数据准确无误，一份错误的社会责任报告可能使投资者作出错误的决策;其次是所披露报告的中立性，一份报喜不报忧的社会责任信息报告难以让利益相关者信服其是公允无偏的;最后是可验证性，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分散性，验证社会责任报告的成本是较高的。目前，由利益相关者可信赖的独立的第三方进行验证是目前国际上解决可靠性问题的一个通行方法。

三、我国上市公司自身对报告可靠性的说明及第三方审验情况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600家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样本，为了使研究更有意义，在选取时倾向于独立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或是规模更大的公司，并且倾向于在报告中有对自身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说明的公司，这样能对相关说明情况研究得更为深入。

（一）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可靠性说明情况分析

GRI于2006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三版（G3）明确要求，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开头醒目处需要说明企业保证报告信息可靠性的方法及措施。我国没有对企业此方面提出强制要求，所以相关说明情况参差不齐。本部分就企业自身对其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说明来粗略地评价与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可靠性等级。因此提出假设：在我国相关规范没有强制要求对其自身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作出说明或是保证的情况下，企业如果能自愿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其信息的可靠性进行说明或是保证，那么他们的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要大于那些没有说明的公司。虽然企业自身对其可靠性的说明不能保证其报告信息是否真的具有可靠性，但鉴于我国衡量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方法与手段匮乏的现状，暂且认为，有可靠性说明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靠性，大于没有可靠性说明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详尽可靠性保证方法说明或由外部审验来保证其可靠性的报告的可靠性，大于只有一般可靠性说明的报告。

本文将600家样本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说明分为四个层次，即优秀、良好、一般和没有。“优秀”的可靠性说明是既对报告的可靠性进行申明，又陈述了保证信息可靠性的方法和措施或可靠性的验证方法及结果。例如中国远洋既对企业自身保证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方法和措施进行了说明，又请外部第三方进行了信息可靠性方面的审验，同时对信息可靠性的持续改善进行了保证和申明。其具体表述如下“为保证报告可靠性，中国远洋创造性提出了建立和运行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16步法并建立严谨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流程和沟通机制，运用18个评审和改进步骤，从指标数据收集、素材收集、报告框架、报告编写、报告初稿、报告修改、报告送审、内部审核、专家委员会审核、外部审核和相关方沟通全过程完成报告质量控制流程。”“中国远洋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审慎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将提高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可靠性作为改进永恒的主题，不断完善。”“中国远洋建立可持续发展报告可靠性和质量保证机制，通过系列的审核、审计、审验和评价，促进可持续发展报告不断改进。”“良好”的可靠性说明为对报告的信息可靠性进行了说明，但缺少具体的保证方法及详细措施。例如中石油、中国中丝、中国人寿、北京银行等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开头或结尾处申明“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但缺乏具体的保证措施和方法。“一般”则是指社会责任报告中可靠性说明陈述不明确的企业。例如中国铝业的“报告使用数据来自公司正式文件和统计报告”或如神华集团的“本报告所引用2011年的数据为最终统计数，如与年报有差异以年报为准”等对其信息可靠性陈述模糊而不明确的说明。“没有可靠性说明”则是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没有任何关于报告可靠性的说明。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可靠性说明差异很大。1.5%的企业为“优秀”;16.17%的企业为“良好”;28.17%的企业为“一般”;54.16%的企业则没有任何关于报告可靠性和编制依据的说明。

本文还统计了各组企业资产对数的平均数（见表1），结果显示，可靠性说明好的企业资产规模明显大于可靠性说明较差的企业。

（二）第三方审验情况分析

笔者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第三方审验及鉴证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从表2可看出，本文选取的600家样本中有68家经第三方机构独立审验，仅占11.33%。14个社会责任报告审验机构包括一些国际认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行业协会等。

还有些企业有第三方专家的证言和评价，但本文对此类专家评价不做统计与分析，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无法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发表意见。本文对第三方审验和鉴证报告是否包含对信息可靠性进行分析作了统计。具体统计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由于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审验服务不同，或是企业自身的原因，68家企业中只有29家对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在这29家企业中，第三方独立审验机构提供的服务也不尽相同。例如，挪威船级社（DNV）提供专门针对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审验服务，把可靠性分为四个级别：优秀、良好、一般和不合格，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各个生产环节都有着严格的评估;必维国际则是对社会责任信息编制人员进行采访和监督，通过一系列标准流程得出社会责任报告是否具有可靠性，不划分可靠性的级别;普华永道、瑞士通用公证行（SGS）、毕马威华振、德勤、安永、立信、中瑞岳华则不单独对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作出评价，而是表述“社会责任报告没有在任何重大方面不公允”。

四、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实际调研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主要目的是从侧面调研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以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为主，实际走访部分企业为辅的调研方式进行，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巧妙地避开了诸如“你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是否具有可靠性”这样粗鲁直接并且无效用的问题，而是采用从侧面询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生产过程和原始出处是否可靠等问题，并且问题的设置参照了GRI指南第三版中的可靠性测量标准。

（一）问卷设计和分析方法

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包括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论文结构属于半结构式，介乎于结构式和开放式两者之间，问题包括两种类型：封闭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正文的内容包括受试者的背景信息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的调查，问卷题型包括是非题、多选题、主观开放型题等。问题主要根据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三版中关于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可靠性部分综合考虑，提炼分析出14个能够从侧面反映信息可靠性的问题，研究社会责任报告中信息生产的各个流程是否具有可靠性，具体的数值如何得来，由什么部门进行详细的统计并上报等。

为了确保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先随机选择20个样本对受试者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并与一些受试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然后请受试者帮助对不易理解的问题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对预测的试卷进行了统计与基础分析，最后完成问卷的设计。在保证问卷准确无误的情况下，再用最终的问卷选择130个样本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部门或是负责人，所选择的公司均为我国A股上市公司，选择样本时更倾向于规模较大且独立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另外，还针对问卷中的一些问题，选择部分受试者进行了实地访谈。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1.问卷回收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是在第三部分已收集的样本公司的基础上，采用电子邮件传送网上调查问卷链接（调查派和问卷星）、通过邮件发送电子版调查问卷与发放纸质问卷三种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回收问卷59份，有效问卷57份，有效问卷总体回收率为38%，回收有效问卷所占比率符合标准。

本次问卷调查的有效回收问卷中，75.44%的受试者为男性，其中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为67.46%。受试者担任的职位情况为，48.09%为社会责任报告编制部门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20.25%为社会责任编制小组，31.66%为企业负责对外的客服人员和其他部门人员。其中，从统计数据中得出，规模较大、社会责任披露指数较高、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且有第三方审验或评价的企业问卷回收率明显高于那些规模较小、社会责任披露指数不高、不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且没有第三方审验或评价的公司，回收率达60.07%。（见表4）

2.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调查

是否设立单独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制部门，由专门人员负责并且按时保质地完成信息的采集和加工工作对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有影响，独立的编制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和可靠性的提高。在调研的企业当中有54%的企业没有专门设置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部门，约46%的企业设置了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制部门。可见约有一半以上的企业付出足够的成本和人力在社会责任信息的编制和采集上，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例如中远洋这样的企业设有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制部门，此部门人员的主要职务就是收集信息、编制报告。别的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以及保证各个部门的全力配合，一般会组成一个类似“编制报告委员会”的临时部门，这些成员的构成一般由公司各个部门的中层以上干部组成，即主要职务不是编制报告，而是各部门的内部事务，等到特定时期组成这样一个小组来负责当期的年度信息采集以及报告，这样就能保证各个部门的全力配合，因为小组中有各部门的管理者。

企业是否建立明确的社会责任信息组织管理体系对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有重要影响。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收集涉及到众多的部门，因此需要建立起一个清晰的组织管理体系，才能确保社会责任信息的采集、处理及报告的可靠性。在调研访谈的企业中，有88%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信息组织管理体系，且从调查问卷开放性问题的结果可以看出，愿意透露其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的企业少之又少。只有中国远洋为了保证其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提出了建立和运行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16步法并建立严谨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流程和沟通机制，运用18个评审和改进步骤完成报告质量控制流程。中国远洋完善的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体现在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其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指数达到0.84的高分。不过从调研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企业在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方面还是处于较低甚至是空白的水平。

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涵盖了部分预测数据，“预测”即意味着有不准确的可能性，所以研究报告预测数据也是研究报告是否准确可靠的一个关键部分。G3中规定，报告信息应足够准确和详尽，供利益相关方评估报告机构的绩效，保证其报告的可靠性。对经济、环境、社会主题及指标的预测可以不同方式说明，从定性回应到详细的定量衡量。确定可靠性的特征应因不同信息的性质及使用者而异，如定性信息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机构在适当的报告边界内展示信息的清晰度、详尽度及平衡度，而定量信息的可靠性还可能取决于收集、编排及分析数据所用的具体方法。报告应当达到何等程度的可靠性，部分取决于信息既定的用途。

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的企业当中有72%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含有预测数据，只有28%的社会责任报告不含预测性的数据。企业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难以计量，通常需要进行预测。鉴于此，笔者通过开放性的问题来调查企业如何保证其预测数据的可靠性。在参与调查的企业中，对本问题的回答大部分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如有的企业这样回答：“本公司的预测数据都是基于往年度的实际结果和专家的分析而得出的，具有可靠性”;有的企业则采取回避的方式来回答：“预测数据的可靠性不便于准确评估”或是“本报告的预测数据都是基于公司内部正式文件和统计而得出的，对其可靠性无法给予确切保证”;还有许多企业对本开放性问题没有作答。从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对预测数据的可靠性把握不大。

当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会遇到部分不太确定的信息和数据，但此部分数据G3中明确规定企业需要披露，所以编制人员在决定如何在报告中披露此项信息也是评估此报告是否具有可靠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G3中规定企业应该确保报告披露的信息可以验证，以确定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可靠，保证报告信息适当地应用了报告原则。报告中的信息及数据，应当有内部控制或文件记录为依据，供编制者以外的个人复核，保证其可靠性。没有证据支持的绩效，不应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除非其为重要信息，而且报告应明确解释一切有关该等信息的疑问。因此，当编制人员在编制报告时遇到不确定的信息时，如果此信息是G3中强制要求披露的，那么应该尽量核实清楚以后再作披露;如果此信息不是G3中规定强制披露的，并且无法确定其可靠性，那么为了保证报告的可靠性，应该选择不给予披露;如果编制人员在不确定其报告中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时，选择大概披露或是臆测披露此部分信息，都会影响到报告的可靠性。

调查结果显示，当企业遇到不确定信息和数据时，只有14%的企业选择不披露该项信息，44%的企业选择大概披露该信息，而32%的企业选择核实清楚以后再披露，10%的企业选择其他方法。而G3指南中明确要求，除非此项信息非常重要，否则编制人员在遇到不确定信息时禁止披露。综上所述，只有14%的企业遵守了G3指南的要求。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身的可靠性说明、报告的第三方审验情况，并运用调查问卷、实地调研以及和企业相关人士访谈的方法，探究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水平。通过分析数据得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水平有待提高。从企业自身来看，对社会责任信息可靠性进行详尽说明、就报告的可靠性提供保证的企业不多，但我国规模较大的企业还是独立了社会责任报告，并且为保证其可靠性付出了一定的成本。从外部审验来看，600家样本公司中只有68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经第三方机构独立审验，与国际平均水平40%还有不小差距。从审验报告看，68家经第三方机构审验的报告中只有29家包含了信息可靠性方面的审验，可见我国社会责任报告审验中也很少涵盖可靠性的审验，一是由于信息可靠性难以鉴定;二是由于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方面付诸的成本还明显不够。最后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方式调研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巧妙地从信息采集和生产环节入手，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从原始采集生产到最后登报披露的各个环节是否准确可靠。研究得出，信息的各个生产流程的可靠性还有待提高，可靠性水平无法保证即无法保证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有用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投资者将越来越多地关注和使用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为其投资决策提供支持和依据。因此，可以通过加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社会责任的关注以及提高社会责任的披露质量，最终得以提高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 保罗B.W.米勒，保罗R.班森.高质量财务报告[M].阎达五，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 钟宏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3] 刘骏.会计信息质量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 宋献中，龚明晓.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与决策价值评价――上市公司会计年报的内容分析[J].会计研究，2007（2）：37-43.

[5] 吴丹红，杨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体、质量和行为特征研究[J].会计之友，2014（29）：19-13.

[6] 李正，向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2007（7）：3-11.

[7] 黎精明.关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8-13.

[8] 李多，吴永立.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石化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J].会计之友，2014（33）：46-49.

[9] Shameek Konar; Mark A.Cohen. Does the Market Valu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83（2）： 281-289.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5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舞台上，跨国公司无疑已经成为一支活跃的重要力量。目前，在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世界跨国公司500强中已有470多家落户中国，跨国公司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受益者。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最完整呈现方式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承载着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期待。人们尤其期待，在企业管理中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的跨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领域，是否也有出色的表现?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对于编制和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国别报告或中文版报告)，特别是编制和中国区报告，究竟如何看待?

这是一道在华跨国公司必须面对的考题。

作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记录者、推动者，早在2007年，本刊即开展了在华跨国公司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调研。(详见《WTO经济导刊》2007年第7期：《责任之秀》)

时隔4年，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更多中国公司的选择的时候，本刊再次对在华跨国企业编制和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调查和访谈，跟踪它们这4年来的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的进展状况。

2007年的调查访谈活动，得到了在华跨国公司的积极响应，在我们选取的58家在华跨国公司中，实际联系到48家，积极回应的达到了38家，收回问卷29份，回收率为62％。

今年的调查访谈活动，同样得到了在华跨国公司的积极响应，我们选取了79家行业领先的在华跨国公司进行访谈调研，有57家做出反应，其中回复调查问卷的达到45家，收回有效问卷42份，问卷收回率为79％。

与4年前的调研相比，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未报告的企业也有相当比例把报告的编制和列入明确计划。这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市场越来越重要，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华跨国公司看重并希望在中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和4年前相比，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了明显进步，比如，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认为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其本土化运营的重要标志；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理念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认真考虑本地利益相关方的期望；报告的跨国公司也越来越重视利益相关方对报告的反馈意见和改进建议，报告取得了超过预期的良好效果。

4年前，我们呼吁：跨国公司在给中国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的同时，还要带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实践；在赢得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能“扎根中国，成为优秀企业公民”，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4年间，我们看到了进步。

而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企业的努力，希望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增强与本地利益相关方沟通，增强在本地的透明运营程度，结合其在中国的运营影响和价值，加入到编制中国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行列中来。报告数量明显增加，但仍有巨大空间

2011年的调研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2007年调研相比，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问卷所占比例由25.9％增加到40.5％，未国别报告及中文版CSR报告的比例从55.2％下降到47.6％。2007年仅有25％企业有国别报告或者中文版报告的计划，今年这一数据随着调查样本的增大而上升到35％，但在整体数量上，仍显不够。说明跨国公司还需要加深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认识，将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列入议事日程上来。

根据本刊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02-2010)》，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来看，外资企业报告数量增长较快，但占中国报告比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从中国外资企业总体来看，2011年上半年中国外资实体企业数量已达到44.19万家，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不足在华外资企业总数的0.2％，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外资企业仍是凤毛麟角。这显示出外资企业在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为了在中国更好地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本地利益相关方增强沟通是在华跨国公司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在中国全球报告中文版，乃至中国区报告，是赢得本地利益相关方理解和信任的重要途径。在华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国别报告

在选择是中国国别报告还是中文版报告时，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选择中国国别报告。与2007年的调查数据相比，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问卷所占比例由25.9％增加到40.5％，中文版报告的比例从20.7％下降到11.9％。

这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02-2010)》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在所评报告中，有86％为国别报告，14％为非国别报告。国别报告比例高缘于中国市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反映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一客观情况，同时也能反映出外资企业对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意识。”

跨国公司总部如何看待其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全球的贡献，中国区的领导对如何实现和中国共同发展的思考，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华报告的行动。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首先也应该是全球报告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必须把握好平衡，”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认为。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区领导的大力提倡对于公司国别报告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而公司总部的要求对于企业中文版报告有较为重要的影响。2009年，巴斯夫集团大中华区报告。这份巴斯夫在全球第一个针对一个国家(地区)的综合报告，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的绩效。巴斯夫CEO兼董事会主席Jurgen Hambrecht亲自审阅并提意见。

同样，欧莱雅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的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国别报告，也选择了中国。2010年，其全球CEO安巩亲自飞临中国参加报告会，这对于在华跨国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来讲应该算是首例。

报告更加重视“中国特色”

本次调查新增了对于国别报告风格的调查，一半以上的企业(52.9％)选择“应采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报告风格”，47.1％的企业选择“与集团报告的风格保持一致”。对于

“国别报告的定位”，64.7％的企业选择“相对独立的报告，应全面展示中国区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措施和绩效”。可见，外资企业更加重视中国元素在报告中的融入。

“一个不了解索尼公司的人，读完报告后就会对企业有一个非常清晰全面的了解。”索尼中国副总裁赵斌认为，这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这对于在华跨国公司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从‘搬运工’到‘设计师’，我们也是在慢慢探索”，自2006年以来，索尼中国已连续了6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索尼在中国的社会责任事业的最高负责人，赵斌在回顾这一历程时感触良多。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原文照搬总部的报告。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太多自己的项目可以说。而几年过去，索尼在中国发展到了5万员工，更广泛地接触到了各个方面，也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于是我们增发了索尼中国的国别报告”。

素尼中国连续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经历，表明了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对索尼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更表明了索尼对于中国利益相关方的重视。其他连续在中国报告的跨国公司的经验和体会也证明了这一点。报告编制呈现多元化趋势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编制方式、参与编制的部门、编制参考的依据、编制的反馈等等，在华跨国公司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都呈现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

在2007年的调查中，没有一家在华跨国公司选择请第三方机构参与编写社会责任报告，而现在，已经有不少跨国公司选择请第三方机构参与编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过去无人选择的依照“中国区自行制定的原则和框架”编制报告的选项，现在也有了29.4％的企业选择。

赵斌为记者列举了索尼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新变化：“社会责任理念方面，原本是比较狭窄的，现在比较宽泛，已经涉及到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内容上不断地丰富，并且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更生动；从编制的标准和框架上，也越来越科学化。总结起来，可以说是越来越精益求精。”

在华跨国公司中国区报告，在重视本地利益相关方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以本地的利益相关方关注的议题来构建报告的框架，表明部分在华跨国公司的本地化运营更进了一步，值得积极肯定。

报告越来越重视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回应中国利益相关方期待”，在回答“中国国别报告的动机”问题时，NEC中国有限公司在所列选项外特别加上了这一条。而这也是一份报告为企业带来的审视视角的转变。

员工无疑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从3年前编制中国区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起，帝斯曼(中国)就发现，在各个部门搜集资料或者进行进一步资料的确认和撰写的时候，不同的员工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千差万别。“编制报告是挑战也是机遇，是对内部员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一个良好的契机”。正是如此，帝斯曼中国的每一份报告，都收到了来自于员工的特别意见，并对此进行回复，反馈到相关部门，改进公司管理。

连续2次获评金蜜蜂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东芝集团，在《东芝集团CSR报告书2009》报告中，遵循“重要性”原则，重点披露了利益相关方关切的信息。此外，东芝集团报告采用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中的7大社会责任议题作为报告框架，反映出ISO 26000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影响的趋势。

巴斯夫在报告的同时，还会举办利益相关方对话，邀请学者、专家、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与他们分享报告成果，并征求意见，以便做好下一年的编制工作。

在2011年调查中，选择将“加强报告编制过程中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作为报告编制改进方向的企业占了绝大多数，分别达到了82.4％(国别报告)和80％(中文版报告)。

重视报告的预警和督促作用

此外，报告不仅作为沟通的有效工具，更作为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的工具之一，对企业发展风险有一定的预警效应和督促改进作用。

国际金融公司(IFC)中国咨询服务运营官陈蓉在本刊主办的“第三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上发言，特地提到了报告的沟通和预警功能，她还从投资者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报告是否应该披露负面信息，“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只披露正面信息，投资者会怎样看呢?他会觉得你不够诚信，日后一旦发现负面信息，对你的信任度就降低了。这样后续的投资、合作就是一个问号”。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显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共同的更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很多受访者都坦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不断，让企业对外披露的尺度和可信度大大增强，许多以往不明确是否能够披露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并且更加注重的方式以及报告本身的友好性。

期待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中文报告

“可持续发展报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时俱进，和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帝斯曼中国社会责任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希望通过社会责任报告能够让利益相关方、同行帮助自身进步。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6

《报告研究》以2001年1月1日-10月31日在中国大陆的5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主,同时涉及2001年以来的社会责任报告。致力于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构建一个了解中国社会责任报告整体状况、学习和借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优秀实践的专业平台;发挥社会责任研究咨询机构的专业优势,帮助中国企业提升编制与社会责任报告的能力;推动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良好沟通,以实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持续提升。

会期间,新华社等媒体对本刊副社长、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主任殷格非进行了专访,本文为专访现场笔录。

为企业编制CSR报告提供参考

记者:这个研究针对2001年到2009年所有的社会责任报告,历时8个月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决定进行这样深入的研究,以后是每年都进行一次综合的研究,还是每隔几年都要进行系统综合的深入研究呢?

殷格非:我们做这个工作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从2005年就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当时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报告,但是我们预测中国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最近这几年在国际国内场合,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中国究竟发了多少报告呢?通常都是一个人说一个数字,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在同一个场合非常尴尬。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历年的报告,能收集到的尽量收集到,而且建一个数据库,供大家研究使用。

第二个想法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写报告,就是把别人的拿过来参考。但这样有很多问题,因为现在报告越来越多了,没有哪个公司能把所有的报告都拿过来读一遍,我想这部分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量确实是很大。

我们花了8个多月来做这个工作,一个是收集工作比较麻烦。要打电话联系,有的人说我以前的都没有了,几年以前的找不到了。收集还只是一部分的工作,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份都要去读,但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读它、判断它?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评估系统。据我们统计,从2001年1月1日到10月30日中国共了582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实际上收集到541份报告,还有40多份收集不到,这541份我们读完、评估完了以后,会给企业提供一个参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帮助那些想写报告的企业,给他们推荐具体的案例,同时让他们总体上对中国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

CSR报告对内对外两方起作用

记者:这是首次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于公众了解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帮助?《报告研究》对企业发展又有什么帮助?

殷格非: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做社会责任工作的一项新实践,做企业社会责任要有一个很透明的管理,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跟它的社会责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是靠企业自己本身就能实现的。它必须要跟利益相关方共同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责任报告,跟它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取得利益相关方的认识、认可,直至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真正作用,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对内它提高社会责任管理,对外就是刚才说的起到一个沟通交流的作用。所以对内来说,一个报告不是几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公司的很多核心部门都涉及到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比财务报告更丰富,不仅包含了财务报告的内容,而且超越了它。编制报告的过程也是社会责任的理念在公司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责任实践全面总结的过程,所以在内部最终会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

我们做这个研究是提供给企业做参考的,不是说只看几份报告,而是全面研究。企业会知道各种报告都写得怎么样,哪些方面是报告出彩的地方,也会推荐一些我们认为不错的报告,供大家参考。这是我们做这个研究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也会开展一些这方面的培训,每年都在做。就是为了帮助中国的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方面做得更好。

记者:这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中涉及到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央企,将来会不会有更多外资企业,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参与到这个报告当中?

殷格非:我们收集的报告中,大部分确实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这跟我们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历程有关系,为什么这几年发展很快呢?一个是有中央企业带头,比如说国家电网公司在2006年首先中央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国资委又出政策鼓励,希望中央企业带头来做社会责任。现在,国资委不仅仅倡导,而且还要求中央企业三年之内都要社会责任报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开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在这次研究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少量的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专门针对中国运营区的报告,不是像过去仅仅是翻译过来的,以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潮流中来。

记者:请问在做这个研究调查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让更多的企业认识到这个调查的重要性?

殷格非:难度最大的是怎么去构建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因为如果体系有问题的话,参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不能出来一个结果误导大家。这个是最大的挑战,我们也会在以后通过不断的研究来提高这项工作的水平。

责任运营模式创造价值

记者: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没有促进作用?责任为什么能够创造价值?对于企业把社会责任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当中,您有什么建议?

殷格非:社会责任最终产生的是一个价值观的变化,就是说企业以前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现在为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观的改变,是社会责任产生的根本。价值观变化以后,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准也在发生改变,不仅仅是为股东赚了多少钱,而是为整个利益相关方创造了多少价值,就像上交所讲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就是为股东、员工、供应商、银行、政府各方面加起来的总价值并平衡好各方利益,才是这个公司成功的标准。如果企业能形成这种文化,它最终的社会责任就达成了,我觉得这是以后很多企业长期要做的一项工作。

我们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责任竞争力,就是说企业尽了社会责任以后,是可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的。从2005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出一本责任竞争力的案例集。很多人认为社会责任是负担,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公司运营模式,也叫责任运营模式。社会责任带来公司价值、理念的变化以后,其实公司的经营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对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要重新衡定。以前纯粹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价廉物美是一种竞争规则,只要东西质量好,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就占有优势,现在这个规则正在发生改变,价廉物美只是前提,只有是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价廉物美,才可能在这个市场中占有竞争优势。产品价格便宜、质量好,但是如果克扣工人工资、污染环境,在未来就没有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对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竞争规则应该加入新的元素,公司要具有竞争优势,必须要考虑社会责任这个因素。用责任的理念来导向之后,还可以创造新的市场和机会,直接给公司带来价值。

记者: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殷格非:国外的很多企业十几年前就报告了,它的实践当然会比较丰富。中国社会责任报告从内容来讲比较偏向于社会方面的内容,这可能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有关,强调“社会”这两个字。所以社会方面的内容,在整体报告里面比较偏重。

普遍来说,中国企业的环境内容报告比较薄弱,而跨国公司更多把报告考虑到日常的运营过程当中,特别是跟它的战略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需要提升的地方,现在很多企业还是为了报告而报告,没有真正把报告同公司的目标、宗旨、战略、体系融合起来,这需要时间。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01-2009)》“四大发现”

发现一:发展迅速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受到空前重视。

2009年的各类社会责任报告达582份,是2008年169份的3.44倍,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占全球报告总数比重由2008年的5%左右,预计增长到2009年的约15%。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迅速发展,主要源于:1.先进企业的示范带动。2.政府政策的有力引导。3.社会力量的积极推动。4.企业意识的不断提升。

发现二:起步阶段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水平不高,约一半报告还处在起步阶段,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欠缺,报告指标覆盖率和国际化程度不高,与回应利益相关方要求和体现公司价值尚有一定差距。

1.约一半报告处于起步阶段。

2.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欠缺。

3.报告指标覆盖率不高。

4.报告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发现三:差异显著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无论在报告质量方面,还是在主体的构成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1.报告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报告质量与企业规模正相关,领袖型企业报告的质量相对较高;

二是中央企业报告的质量远高于所有报告的平均水平;

三是不同行业报告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异,采掘、金融保险和电力行业报告质量处于领先水平;

四是成长型企业、民营企业中有部分报告质量较高,但大多数报告的质量有待提高。

2.报告主体的构成存在巨大差异

一是东部地区了373份,占68.95%,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

二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了377份,占报告总数70%以上;

三是制造企业了272份,约为其他所有行业报告的总和;

四是上市公司了465份,占85.9%,非上市公司的报告的数量仅占14.1%。

发现四:潜力巨大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几年报告的数量将会持续大幅度增加、质量会显著提升,报告成为国际通行商业语言的趋势明显,价值将得到充分体现。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7

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计量方法

在国内外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中，主要提及了四种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计量，包括社会责任会计法、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

Abbott W F和Monsen R J（1979）以内容分析法对财富500强企业的年报进行分析，制定了一个企业社会参与度披露指数，研究表明企业社会参与的多少、范围、方向以及企业参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宋献中、龚明晓（2006）综合运用了指数法和声誉评分法对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了研究。在仔细阅读和分析了510家样本公司的年报后，从17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中选取17个指标制作成问卷调查表，要求选中的某类被调查者从决策价值和公告关系价值这两个角度对每个指标进行打分。研究发现，企业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较低。

吉利、张正勇和毛洪涛（2013）从安永国际、润灵环球、金蜜蜂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等9家知名社会责任报告评估机构提及的18个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特征中浓缩出6个特征，编制出问卷调查表，并根据回收的问卷进行实证分析，检验选取的质量特征的准确性和重要性。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盈利水平、董事结构、行业类型、股权性质等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因素。Amar和Boujenoui（2007）以2002-2004年加拿大587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如：企业规模、财务杠杆、企业业绩等变量的情况下，实证检验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以及企业领导层结构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企业治理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董事会独立性与企业治理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张正勇、吉林和毛洪涛（2012）分别以公司治理总指数和公司治理分指数研究了公司治理?ζ笠瞪缁嵩鹑涡畔⑴?露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其中股权结构治理和管理层治理的影响较明显。研究还发现，顾客远近度、行业竞争度和企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市场反应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开始有学者研究市场对污染报告的的反应，如Blacconiere and Patten（1994）、Patten and Nance（1998）等。污染报告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要披露的内容之一。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多少和好坏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Guidry 和Pattent（2010）使用标准市场模型法来分离可持续发展报告首次日前后的市场收益未预期的变化，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市场对可持续报告的没有显著的反应。而在进行横截面分析时发现，高质量的报告会带来更加积极的市场反应，这些结论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后仍保持不变。

建立于我国市场是有效的基础上，国内开始出现社会责任与市场反应的研究。江炎骏等人（2011）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市场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反应，发现在事件窗口各时点的超额累计收益率均不显著异于零，接着又研究了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与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与超额累计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高，市场反应越大。

朱松（2011）以披露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452家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会影响市场对企业的评价，以及是否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价。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市场评价显著正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越高，市场的评价越好，投资者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价越高。

阳秋林（2013）等人以我国沪深两市在2010-2011年经鉴证的社会责任报告的24家企业为样本，选取了十个事件窗口期，研究市场对经鉴证的社会责任报告的的反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过鉴证的社会责任报告的会引起市场的正向反应，即经过鉴证的社会责任报告的，会导致超额累计收益率的显著增加，说明了经过鉴证的社会责任报告更能获得投资者的信任。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8

中图分类号 F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13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22

近年来，在中央政策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谋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逐渐提速，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和未来经济进步的主要方向。正处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交点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正前所未有地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关注，而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与外界的沟通平台，各方对其信息披露水平的要求也日益提升。以2006年为“拐点”，在深交所于2006年9月《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及国资委、上交所等机构一系列文件鼓励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之后，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迎来“井喷式”增长，2006年已超过历年之和，2010年更是达到702份（上市公司为483份）。然而，大量研究却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存在篇幅差异大、宣传做秀味道过于浓厚以及报告内容不中肯、不可比、不准确、不及时、不清晰、不可靠等现象和问题，报告质量总体偏低、个体之间差距较大[1-3]。为何在面临近乎相同的内外部经营环境的条件下，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 研究现状

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9

11月6日，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大中华区总经理纳斯·托马斯（Nancy E.Thomas）在调研报告会上指出，即使是对于CEO而言，科技也不再只是作为基础设施来为企业的业务和战略做支撑。它造就了新的战略和业务模式，让企业拥有在转型中从容自如的能力。

张开臂膀拥抱客户

调研报告基于对全球70个国家、20个行业的4183名首席高管（C-suite Leaders）进行面对面访谈而形成，其中业绩出众企业约占8%，业绩欠佳企业占25%。颇有意思的是，调研报告显示，CEO们认为客户对他们的企业战略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仅次于首席高管本身，排在第二位。

Nancy E.Thomas表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首席执行客户’（Chief Executive Customer，CEC）主导商业的新时代。在数字化和社交时代，客户已经拥有了不计其数的途径获取信息，也拥有了越来越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能够瞬时与全世界分享他们的观点和体验。所以，社交网络与移动商务彻底改变了卖方与买方之间的关系。客户对企业的影响已不仅停留在产品和服务层面，而开始不断渗入到组织运营与战略制定过程中。”

如果无法阻挡，企业就应该顺应大势，以开放的姿态张开臂膀拥抱客户。首席高管们需要重新审视客户的角色，并由此重新定义企业与客户的互动方式，从而创建“客户主导型企业”。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有46%的CEO打算开放他们的企业，让客户参与到企业的产品设计、生产、服务等各个环节，而在未来3到5年内，这一比例将增长至90%。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乐高（LEGO）公司。1998年，乐高公司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出现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趋势，乐高推出了几项运营改进措施。比如，为了扩大在客户中的影响力并以开放的姿态收集客户的意见和建议，乐高公司推出名为Cuusoo的网站，任何个人或团体均可以在该网站对乐高的未来产品提交建议。如果建议被采用，他们还可获得净销售额的1%作为奖励。同时乐高还开启了数字社区和虚拟专家开发团队之间的网上互动，扩大“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活动、桌面游戏以及虚拟体验。经过多年努力，在2010年，乐高“自己动手”桌面游戏部门获取了12.6%的市场份额。而在2011年，公司的销售额增加了17%，几乎在所有市场上都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大幅度领先竞争对手。

“CEO与客户分享控制权。”调研报告中的这句话相信会触动很多人。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当客户（CEC）变得和CEO一样可以控制企业时，不是CEO或企业的失败，而是他们成功的开始。

融合数字和实体业务

O2O已经成为时下另一个重要趋势。世界只有一个，无论数字世界还是实体世界，融合是必然。调研报告同样揭示了数字世界和实体世界正在迅速融合的趋势。调研报告显示，首席高管们已经意识到融合两者的重要性，约60%的首席高管希望寻找能对等地创造业务价值的合作伙伴，大约有一半的首席高管从外部寻找创新的源泉。然而，仅有36%的企业拥有完全整合的实体和数字战略。

“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技术或安全方面的顾虑，最大的障碍在于如何将社交网络等互联网应用融入到企业的业务中，如何在数字与实体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以及如何理解采用数字战略时的投资回报。”Nancy E.Thomas认为。在数字与实体的融合上，上品折扣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在实体店面中，上品折扣应用数字技术获取第一手客户数据并进行分析，帮助企业进行精准营销。例如在北京上品折扣中关村店，每当顾客携带上品折扣会员卡进入门店时，部署在门店的读卡器会对顾客进行识别，同时摄像头将记录下顾客的衣着和配饰。这套系统还记录顾客在店内挑选货物时的行走路线及挑选衣服的过程，以及最后下单所花费的时间，这些都将记录到上品折扣的数据库中。未来，上品折扣通过线上和线下积累的数据，就可以分析出顾客对穿着和配饰的偏好，从而实现精准营销。同时，上品折扣用实体店的库存完成顾客在电商数字平台提交的订单，实现两者的融合。顾客可以在上品折扣的电商平台下单，订单将传到实体店的移动POS机处理，用实体店的库存来完成订单，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整合，数字与实体的完全融合。

全渠道、端到端的客户体验

要打造“客户主导型企业”，如何打造最佳的客户体验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给客户带来最佳的体验，企业已经不能再把客户按类别或者群体来划分，而应该以独立个体的视角来看待每一个客户，并为每一个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客户体验和服务。这是“客户主导型企业”与传统的以客户为中心企业的显著区别之一。当然，创新的科技，特别是社交网络化与数字化的互动、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让这些成为可能。

“这场竞赛的最后赢家是那些能够更充分了解价值链的所有方面并360度地了解客户体验的企业。”瑞士陶氏化学公司全球营销及需求生成总监胡波特斯·得偌易（Hubertus Devroye）认为。调研报告显示，近70%的首席高管已经进入角色，驶入“赛道”。2013年，52%的首席高管实现了更加广泛地使用数字渠道与客户进行互动的目标。同样，实施社交战略、精心设计客户体验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回报。调研报告显示，企业中倾向于花费更多时间来精心设计有吸引力的客户体验的首席高管所占的比例比业绩欠佳企业中的这一比例高出29%。

零售行业应该算作极力追求极致客户体验的行业之一。“对于零售行业而言，真正良好的客户体验不仅局限于店里，而是全渠道、端到端的客户体验。”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合伙人、零售行业总经理谢宏认为，零售行业企业要实现全渠道客户体验要做到五个方面，包括顾客视角的统一、商品信息的统一、营销资源的共享、供应商和采购的统一以及交付体验的统一。“当然，企业真正做到跨区域、全渠道的管理是非常复杂的，未来三五年内，各个零售企业将在全渠道客户体验上展开竞争。”谢宏说。

作为中国的高端零售商，百盛购物中心就与IBM合作搭建了数据分析平台来分析来自线上和线下的会员卡客户的消费行为和他们喜欢的产品类别，以此提供个性化的体验来赢得年轻客户的青睐。百盛购物中心借助信息系统对客户购物行为的深入分析，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促销优惠。例如，某客户以前购买了某款名牌手袋，这可能表明该客户对相关奢侈品有很高的购买意向。当该客户访问该网站时，该平台可以在其浏览时为其推荐产品。如果该客户购买所推荐的物品还会提供额外优惠，如给予八折的折扣券供其在下一次购买时使用，从而鼓励重复性消费，提升客户黏性。客户分析使得百盛能够针对最有可能在特定时间上网的客户推广特定产品，从而帮助创建个性化的购物体验并提高客户忠诚度。百盛将通过分析访客和客户活动，不断提升网站的个性化体验和客户转换率。

首席高管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客户主导型企业”里，CEO“让权”给客户只是首席高管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实际上，当客户有能力影响到企业的各个环节时，也就意味着企业各个部门的高管都要应对这种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CMO（首席营销官）往往是企业中最直接面对客户的首席高管。然而在科技，特别是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数据爆炸中，越来越多的CMO觉得不堪重负。调研报告显示，表示面对数据爆炸尚未做好准备的CMO从2011年的71%增长到2013年的82%；而另一方面，CMO在对社交媒体应用上的进展微乎其微，2011年，感觉尚未准备好应对社交媒体的CMO占68%，而2013年是67%，基本持平。缺乏连贯一致的社交媒体计划和竞争举措，是CMO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实现战略的障碍。

IBM对企业CIO（首席信息官）人群有着最广泛的调研。调研报告显示，CIO们预测，未来几年IT职能部门的重心将发生重大变化，他们预计会在原来属于CMO职能范围的活动中花费更多时间，比如客户体验管理和新业务开发等。为此，超过五分之四的CIO希望将IT的重点放在以下两个关键举措上：使用分析功能，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中获取深入洞察；为前线业务实施领先的技术、流程和工具，以便更好地了解客户。当然，CIO们非常清楚他们面临的挑战：从收集到的数据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并可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洞察力非常困难，构建更为强大的信息架构并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才是关键。

调研报告显示，CFO（首席财务官）希望在整合全企业范围内的信息，优化规划、预算及预测能力，衡量并监控业绩等方面做得更好，这同样需要企业整合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的应用。然而，CFO长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整合企业内财务方面和非财务方面的信息，从而利用数据建立起统一的映射。

同样，社交网络已经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得到应用。此外，CHRO（首席人力资源官）希望能够摆脱某些行政性的事务，而专注于人才管理以及明智决策所需的分析。调研报告显示，业绩出众企业的CHRO们更多地依赖大数据和分析技术，他们中的61%已经把数据分析用于人才管理，49%把数据分析用于业绩评估。事实上，员工是客户关系中不可缺失的部分，为“客户主导型企业”寻找和培养合适的人才，从而提升客户体验变成了CHRO最大的挑战。

企业前端的变革离不开后端的整合协同。在企业后端，CSCO（首席供应链官）需要强化客户分析并加快决策，打造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的供应链，创造真正的客户主导运营模式。调研报告显示，76%的CSCO希望在未来2～5年内通过先进的分析技术来促进科学决策。当然，目前各个企业的供应链和市场营销职能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有限，这是CSCO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显然，在“客户主导型企业”中，为客户提供极致的服务是首席高管们的共同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客户让企业的首席高管和高层主管们团结起来，围绕同样一个目标进行协作。”Nancy E.Thomas认为。调研报告显示，在业绩出众企业中，有92%的CEO认为自己和其他最高层主管能够高效合作，而在业绩欠佳企业中，这一数字只是72%。

无论如何，科技带来变革，让客户开始主导企业。同样，科技可以帮助企业应对这场变革，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面对这场“海啸”，中国的首席高管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注：本报道中所引用的数据和图表均来自《2013年IBM全球首席高管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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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调研报告例10

一、综合报告提出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单纯的财务报告信息已经无法完整反映企业价值，人们把专注的焦点投向企业的报告模式，包括企业非财务信息的报告问题，对传统财务报告模式进行改进的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促使更多的企业开始关注企业行为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独立的环境报告也相继出现，这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真正兴起的基本标志。

2000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了第一份适用于任何规模和类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2年修订后第二版，改版指南中指出一般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与财务报告同时，或者作为财务报告整体的一部分，至此，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包括财务报告体系内的信息披露和独立于财务报告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2006年修订后的第三版发展报告指南即G3标准，是当前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报告指南。与此同时，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了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该标准的诞生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推动了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2011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在G3标准的基础上编制了G3.1指南，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信息进行了完善，包括发展战略、管理方针、公司治理、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劳工绩效以及产品责任等内容。

由此可见，随着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非财务报告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其内容和形式也逐渐丰富，出现了诸如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报告形式。但是各种财务与非财务报告的独立出现，使得各报告之间的内容重复、信息冗余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关键信息得不到有效整合，这不仅降低了企业报告的决策有效性，而且还加大了企业报告的编制成本，增加了报告使用者阅读和理解报告的困难，反而使信息使用者容易忽视重要信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环境气候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企业报告价值的担忧，如何改进现有企业报告体系已成为当今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人们认识到企业应在分析和整理现有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的基础上，编制一份综合报告来披露综合信息，在分析财务、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以及公司治理等信息时，从它们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从而预测企业的发展前景和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企业和社会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应运而生并提出了“综合报告”理念。

2010年8月，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由英国查尔斯王子倡导成立的可持续性会计项目（A4S）、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等机构成立，其宗旨是构建一套综合报告框架，以期要求企业定期编制综合报告。委员会委员主要是来自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国际证监会组织、世界银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代表，以及来自政府、企业、投资者、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代表。我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李勇是该委员会的委员。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委员会曾在印度、美国、中国以及巴西等多个国家举办会议来探讨综合报告的发展、综合报告讨论稿的制定以及综合报告试验计划的开展等等，还曾在哈佛商学院等高等院校、学术机构召开相关研讨会，对综合报告的内涵、报告框架的构建以及未来发展进行研究探讨。

二、综合报告发展的初步探索

2011年9月12日，委员会综合报告讨论稿—《迈向综合报告：在21世纪传播价值》（以下简称“讨论稿”），讨论稿中对采用综合报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提供了构建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初步建议，并就综合报告的发展以及框架的构建等有关问题面向全球征集反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11年12月14日。

（一）关于综合报告框架的主要内容

委员会拟通过创建一套综合报告框架，来实现综合报告的编制。该框架将企业的财务、社会责任、环境和公司治理等信息联系起来，以清晰、简明、一致和可比的形式列示出来，目的是使这些更广泛、更易于理解的信息能够满足新兴的、可持续的、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

讨论稿中对综合报告进行了定义：综合报告是以一种可以反映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等背景的方式，对企业战略、治理、业绩和前景等重要信息进行整合并列示的报告制度。它将对企业如何管理以及如何创造并维持价值进行简明介绍。讨论稿中提到，综合报告最初应关注那些大型企业报告及其投资者的需求。综合报告应成为企业的主要报告形式。

该报告框架编制的核心在于企业的商业模式及其如何创造并维持价值。商业模式，常被看作是一种方法、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其创造并维持价值。企业会通过多种形式确定商业模式，因为价值的创造不仅仅是内生的，还会受到那些蕴含着风险及机遇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状况、社会问题、技术变革等；会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来创造，如员工、合作商、供应商以及客户等；会依赖于各种资源的质量、可用性以及可获得性等，这些资源包括资金、人力、知识、自然及社会资源等。因此，综合报告框架体系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信息：影响企业的主要外部因素；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渠道；以及企业为创造、维持价值，应如何使商业模式与外部因素及资源产生互动等等。

此外，在综合报告框架中，有六个主要的内容要素，即企业的商业模式及组织架构、经营环境、战略目标、治理状况、业绩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该报告框架将对这六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整理、列示和介绍，从而使其之间的相互联系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来。

（二）关于综合报告框架全球征求意见情况

委员会讨论稿后，共有200多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组织机构提交了关于讨论稿的反馈意见。除了少数机构（例如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认为综合报告不应取代财务报告，应将其中的非财务信息部分单独构成一份报告来作为财务报告的补充之外，大部分机构都对综合报告的制定以及报告框架的创建持支持态度，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意见。主要意见有：

一是建议制定通用语言、术语定义以及一致的计量原则。综合报告可以作为一个催化剂来推动当前企业报告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委员会需要向企业、投资者、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介绍综合报告的用途及价值，因此综合报告的推广需要一些时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指出，在综合报告获得广泛认可前，可能会出现综合报告与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其他报告共存的局面。对此，建议委员会应考虑制定通用语言、术语定义以及一致的计量原则，从而有助于未来不同报告的整合。

二是支持委员会最初重点关注大型企业报告及其投资者的需求。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等机构都认为大型企业具备全球化视野，并具有长期创造并维持价值的能力，它们的行为也能够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委员会关注投资者的需求，有助于使得报告提供的信息更加简明清晰又有针对性，也避免了报告信息量大且冗杂的问题。

三是支持委员会构建全球一致的综合报告框架，但框架的制定需建立在其他相关领域完善的基础之上。南非会计准则理事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建议，委员会应与相关机构进行沟通合作，尤其是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共同合作来制定一套全球通用的报告准则、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共同推动下一代可持续性报告指南的出台，同时也应与其他国际机构以及各国准则制定机构不断联系合作，就报告实践以及相关信息的计量进行研究等等。

四是委员会应就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问题进行研究。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提到，委员会在讨论稿中并没有对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问题进行说明，例如外部审计鉴证程度、审计鉴证形式等，该问题应成为综合报告发展下一阶段需解决的问题。审计鉴证有助于提高报告的质量，但综合报告信息的多样性也会给其审计鉴证带来不小挑战。建议委员会应与相关机构（例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等）就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五是委员会应更多考虑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德勤等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多数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例如香港会计师公会等，都建议委员会在框架构建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使投资者、报告编制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了解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从而使得报告框架更加满足不同报告使用者的需求。此外，由于综合报告是一个新理念，建议委员会应针对其内涵、特点等方面，对企业、投资者、报告编制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宣传、教育和培训。

三、发展综合报告面临的挑战

目前综合报告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综合报告如何编制、其内容框架如何构建、非财务信息如何计量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而言，发展综合报告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一）非财务信息计量难度较大

综合报告要求企业全面披露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对财务信息的编制、计量和报告，目前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进行规范，但非财务信息包括社会责任、环境以及公司治理等信息，涉及面较广，相关信息不易收集，计量难度较大，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如何对综合报告中包含的非财务信息范畴进行确定，由于综合报告的使用者群体非常多样化，一一满足这些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需求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综合报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哪些非财务信息应在报告中披露；二是如何对非财务信息进行计量，非财务信息表达形式多样，有些指标易于量化，例如市场占有率、雇员数量等，但是大部分指标难以计量，例如企业管理者素质、顾客满意度等。虽然理论界对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等非财务信息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一些初步的计量方法，例如对社会责任信息计量采用指数法等，但非财务信息的现有计量方法种类依旧较少。目前的障碍在于如何使这些“无形”的非财务信息有形化、标准化、数据化、可计量化。

（二）综合报告编制成本较高

传统的财务报告仅需要财务人员在报告中反映财务信息，而综合报告将扩大报告编制人员的范围。综合报告仅靠财务人员编制是不够的，编制这样一套致力于向社会各界完全披露企业信息的综合报告还需要人力资源、管理、销售以及市场等各部门人员的共同努力，最后再由相关人员对各部门信息进行整合。此外，相对于财务信息而言，相关人员对非财务信息的获取、分析、计量、加工的难度也较大。这些因素均会导致报告编制成本的大幅增加。

（三）审计鉴证面临新的挑战

对于传统的财务报告而言，审计人员仅需要对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公允性进行审计鉴证。综合报告的推出，将马上面临对非财务信息进行审计鉴证的问题，这将给审计人员乃至审计行业带来不小的挑战。非财务信息的多元化且难以计量，将对审计人员的知识面以及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加大了审计鉴证机构的审计风险，容易引起相关审计责任问题。此外，综合报告的推出，也迫切需要审计行业加快推出非财务信息相关审计准则，完善综合报告的审计鉴证体系。

（四）综合报告信息披露监管较难

综合报告涵盖财务、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以及环境等多方面的信息，信息的多样性也会对综合报告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缺乏有效的监管及评价机制，再加上非财务信息的主观性较大，其真实性有时难以得到保证。为避免出现“监管漏洞”等问题，现实监管过程中需要多个相关部门的协调与统一，例如，环保部门对环境信息披露出台相应的监管规定、能源部门对节能减排出台相应规定以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对员工劳动环境和服务保障出台相应规定等。但即使在监管规定完善之后，还会面临到底是由一个综合性监管机构对综合报告进行监管还是多个部门分别对报告的不同模块内容进行监管等诸多难题。综合报告的监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五）利益相关方适应综合报告的能力还需提高

综合报告致力于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进行有意义的反映，以满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那些潜在的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因素，比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公司治理等信息，也会在综合报告中反映出来，但是其影响并不一定会迅速反映到当前利益相关方普遍关注的财务信息上，利益相关方可能不会敏感地捕捉到其中深层次的信息，导致其不能受益其中。因此，相关机构还应对利益相关方提供配套服务，通过培训教育、相关资料等途径，使其真正理解综合报告的内涵，从而清晰地把非财务信息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

（六）与现有准则标准以及其他组织的协调难度较大

目前，综合报告的理论及实践还处于初始阶段，在综合报告如何编制、信息的披露、非财务信息范畴选择、关键指标如何计算、是否应强制实施以及应当如何审计等方面，委员会并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此外，综合报告的推出，将财务信息与多类型非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势必需要国际标准以及各国相关标准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订，这也需要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国际证监会组织以及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之间进行有力的沟通和有效的磋商，例如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综合报告涉及的财务报告准则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与国际证监会组织就综合报告的监管问题进行协商等等，其协调工作量和难度之大不容忽视。

四、我国综合报告的发展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以提交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方式推动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形，虽然目前我国尚未有企业采用或者综合报告，但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与不断完善，也体现出向综合报告发展的趋势。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总书记在200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引导企业树立现代经营理念，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要求；总理在2009年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讲到：“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张德江副总理也在2011年11月份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央企业要抓紧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主动社会责任报告。

2001年，中石油了我国第一份环境健康安全报告，这翻开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等相关信息披露的篇章。2006年3月份，国家电网了国内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随后一些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以及民营企业也相继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成为我国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工具。根据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网统计数据，2010-2011年，我国共有898家企业（机构）了2010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截止到2012年4月20日，我国已有约540家企业（机构）了201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规和指引，主要有（见表1）。

虽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持续增长、报告质量有所改善、报告可信度逐步提升，但由于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正处于起步阶段，信息披露、审计鉴证以及监管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例如编制标准不统一、内容不规范、报告披露不透明、监管制度不到位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五、国际综合报告的启示与我国的应对举措

综合报告的编制和发展，符合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发展循环经济、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要求，也与相关部门呼吁企业提交可持续发展报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不谋而合。综合报告的发展对于我国企业界、会计界以及金融界等经济各领域而言都是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目前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等环节尚未成熟，远不能满足各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因此，我国应参与国际综合报告相关问题的研究，做好有关标准、制度建设准备工作，从而推动我国企业报告体系的建设，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密切跟踪综合报告领域最新国际动态，加强对综合报告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广泛听取我国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关于综合报告以及在我国推行采用综合报告的意见，全面总结我国企业披露非财务信息，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基本情况、经验教训和特殊问题；加强对综合报告编制、非财务信息披露及量化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为企业社会责任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二是研究我国综合报告有关标准建设，完善综合报告信息披露。近年来，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涉及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综合报告的发展，将对我国包括财务报告在内的企业报告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们应在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发展的基础上，研究探索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编制标准建设工作，完善综合报告的信息披露制度，并着手做好有关信息的计量、分析利用等环节的制度研究与配套改革工作，为综合报告在我国的发展做好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