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价值观例1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011-02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党的十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2]明确了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党的十报告还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从普通逻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角谈点认识。

一、形式逻辑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构成其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普通逻辑学的角度看，概念是反映事物范围和本质的思维形式。概念有“属概念”或“上位概念”（superordinate concept）和“种概念”或“下位概念”（subordinate concept）之分。“属概念”是具有从属关系的两个概念中外延较大、内涵较小的概念。如在中国人和云南人两个概念中，前者就是“属概念”。“种概念”是具有从属关系的两个概念中外延较小、内涵较大的概念。如云南人和中国人，前者就是“种概念”。“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是“真包含”或“真包含于”的关系，或者是“包含”或“被包含”的关系。

概念（concept）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从概念的外延（extension）方面来说的。可分为相容关系概念和不相容关系概念两大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与构成其基本内容每一个概念之间以及每一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具有相容关系的概念。两个概念，若其外延存在相同的部分，即为相容关系，相容关系的概念亦称相容概念。相容关系的概念有外延全同、交叉、包含三种关系。两个概念之间的外延完全相同，这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称为全同关系，具有全同关系的概念即为全同概念。两个概念的内涵完全相同，这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称为同一关系，具有同一关系的概念即为同一概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概念是外延相同的全同相容关系概念和内涵相同的同一相容关系概念，与构成其基本内容的四个或五个概念之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patriotism）为核心的民族精神（The national spirit）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time）;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关系虽然是具有相容包含关系的概念，但不是全同关系和同一关系概念，因为它们的外延和内涵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属概念”，外延大，内涵小，构成其基本内容的每一个概念（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都是“种概念”，外延小，内涵大。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或五个概念，虽然有各自特定的内涵，但从一定意义上看，它们彼此的外延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叉，因此，它们是具有相容关系的交叉概念。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构成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国家层面或宏观层面、社会层面或中观层面、公民个人层面或微观层面构成。从普通逻辑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概念是外延相同的相容全同概念，也是内涵相同的相容同一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与“三个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概念的关系是具有相容关系的“属概念”或“上位概念”与“种概念”或“下位概念”的关系，是“真包含”和“真包含于”的关系，或者是“包含”和“被包含”的相容关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真包含”每个层面概念或每个层面概念“真包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每个层面的构成内容彼此都存在一定外延交叉的相容关系，每个层面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外延交叉的相容关系。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普通逻辑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是“属概念”或“上位概念”，外延大，内涵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是“种概念”或“下位概念”，外延小，内涵大。它们的关系是“真包含”和“真包含于”的相容关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包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概念或每个层面概念或每个层面的构成概念之一都存在“真包含”和“真包含于”的相容关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真包含”国家层面概念或社会层面概念或公民个人层面概念，或者是国家层面概念或社会层面概念或公民个人层面概念“真包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真包含”富强或民主或文明或和谐或自由或平等或公正或法治或爱国或敬业或诚信或友善等概念。或者是富强或民主或文明或和谐或自由或平等或公正或法治或爱国或敬业或诚信或友善等概念“真包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是相容关系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概念，彼此是具有相容关系的交叉概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这是事物的存在和运动所固有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联系。其方法论意义是：坚持联系的观点，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因此，我们要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和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国泰民安的保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公民个人层面核心价值准则服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取向和国家层面核心价值目标，社会层面核心价值取向服从国家层面核心价值目标）的关系，实际上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辩证关系。第一，二者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二者都是中国先进思想，优秀文化体系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是兴国之魂。第三，二者都是先进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第四，二者是前提和高度概括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存在基础和重要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无所依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高度概括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基本方向和基本特征，引领和主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3]第五，二者的内容和范围和侧重点不同，但本质和根本目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而且还涉及改革开放、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实践、民族精神、实现祖国统一等内容。范围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侧重点也有差别，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宏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微观和具体，但二者在本质上和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2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3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4

所谓“软实力”，最早是在1990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S•奈提出，指“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构成其三大要素。由此可见，价值观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超英赶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贡献国，硬实力不断增强，但软实力发展则相对滞后。从2012年公布的全球30个国家软实力排名显示，中国从此前的第20名滑落至22名。［3］面对下滑趋势，中国要想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不断增强中国软实力，而“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因此，归根结底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软实力的思想引领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树立共同理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奋斗目标，反映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思想是行为的先导，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全体公民树立共同理想，就可以激发社会活力，使中华儿女努力为之奋斗，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其次，凝聚精神力量。诚然，当前社会利益固化、贫富分化等问题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有所高涨，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念迎合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起到缓和社会矛盾、营造和谐秩序的作用，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付诸于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最后，建设道德风尚。道德往往代表社会的正确价值取向，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同时也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价值导向，以此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总之，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社会公民树立共同理想、凝聚社会精神力量、建设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对当前增强国家软实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比较落后，满足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诚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转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歌猛进也促进了政治的发展，如在社会管理、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决策、依法治国、公共服务、政府效率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等价值观念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挑战，误导社会共识，制约社会治理的有效实施。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价值导向、驱动、保障作用。第一，价值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代表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规范公民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第二，驱动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根到底属于文化的范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文化事业产业的发展，而文化建设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保障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以存在一种价值共识作为前提，整合社会意识，凝聚社会向心力，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使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系着能否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的制度体系，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应对西方价值观冲击和挑战的客观需要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由此出现了“强势文化压倒弱势文化”的局面，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宣扬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弱化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从而巩固其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普世文明最先见于奈保尔的“后”时代———即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思潮盛行的时代，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普世文明“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5］p35-4520世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南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在地区实行和平演变，在中东策动“阿拉伯之春”。进入21世纪，开始重返亚太地区，其目的就是宣扬其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动，从而加强其在文化、价值观、制度、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力。对中国而言，一方面，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民财产受到侵吞、公共事业经营权受到蚕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受到了严重挑战。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如英语、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自由女神等对中国文化市场造成冲击，其所蕴含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更是渗透到社会中，造成社会思潮多样化。因此，中国要想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渗透，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就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党的政策安排的重要体现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5

社会实践是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从最初的筹划、实施到最后的完成和总结会耗费大量的人力，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前有许多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存在盲目性和从众心理，仅仅凭着一股热情出发，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会半途而废，一无所获。除此之外，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齐头并进却又良莠不齐，如果大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没有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做指导，在实践中就很容易受到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实践不仅会失去意义，更不利于大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校教育的职责是要将当代大学生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后继力量，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主旨贯穿融入到社会实践中，使之成为我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仅能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正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而且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大学生自觉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自身行为准则的教育效果。

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

社会实践活动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途径，也是价值认知、认同的根本途径，对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基础性作用⑤。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是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步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带动、宣传作用。十报告通过“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崇尚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所主张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就是将十报告中的“三个倡导”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以“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思想基础；以“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自身行为准则。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中实施环节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更易于被当代大学生理解、接受并内化成为自身的价值信念，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3、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

我们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的同时，不应忽视实践的总结环节，只有通过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进行总结、提炼，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实践的效果。首先，在社会实践的总结中，大学生应该认真总结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科学性和指导性。通过这一思想总结的过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将由浅层的、表面的、感性的认识上升为深刻的、内部的、理性的认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自身的理想信念中，并通过行为活动实现这一价值观念的外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入手，通过总结，发现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方面，努力实现社会实践的优化。

二、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开展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这一价值观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及思想认同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将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领悟在实践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从而实现知与行的有效转化和对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1、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充分发挥和调动大学生积极性，将大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与广大农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为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路径，有利于大学生在基层社会实践中了解基层，接受教育，增长才干。由于农业生产劳动的方式以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在广大农村地区显得较为薄弱。结合这一实际情况，大学生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感悟和创造，将已经内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展现出来，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宣讲和传播。与此同时，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践行。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者与践行者，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传播与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

2、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大学生出于自愿，基于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道义，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理念、目标导向方面都具有内在一致性。首先，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宗旨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社会的贡献价值，宣扬为集体利益、志愿贡献的价值理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也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出发，倡导广大公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担负起应尽的公民义务。此外，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导向也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就是要在奉献和服务中形成正确的认知，树立理性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则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通过价值观教育，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鼓励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在服务社会中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6

关键词：民主；公平；政治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民主和公平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故此，我们探讨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民主、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观

任何政治活动和行为都是有其价值依据的，没有脱离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行为。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亦是有其政治价值依据的，这种政治价值依据就是民主和公平，民主和公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观。

第一，民主与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实现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紧紧抓住社会劳动这一核心，阐述了民主政治的本质。社会劳动具有二重性，即特殊性和普遍性，二者既是矛盾的，又是有机统一。劳动的特殊性可以指人类劳动的具有特殊性意义、或者具有个体性的具体性的劳动活动，它是一种个性；劳动的普遍性则是指任何人类劳动都是蕴涵了人类一般劳动性质，也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活动，它是一种共性。劳动二重性矛盾本质上反映就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或者也可以说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冲突，当这种矛盾无法解决时，那么政治革命就不可避免，从而走向人类解放，趋向于社会主义。这种劳动的二重性的矛盾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发展才能消解，而其历史趋势就是社会主义。同样，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说：“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本质上也揭示了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民主意愿。只有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民主意愿，才能真正发展社会主义。忽视了此点，社会主义将走向反面，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本真精神。

公平的政治价值观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探讨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精髓。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所在。“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共产党人通过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真正公平的社会。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公平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强调只有社会赋予人与人之间公平的基本权利，结束历史上一切人身依附关系，是人获得尊严和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平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恩格斯指出：“公平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在，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

第二，民主和公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追求民主与公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目标，无论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旗帜上始终书写着“民主”两个大字。在如何解答“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毛泽东的答案是人民民主。新中国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民主的新纪元，建立了一系列的体现人民民主政治价值的政治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人民民主思想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江泽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思想，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胡锦涛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出了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强调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社会公平思想同样在党的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政治上推翻了“三座大山”，在宪法上确立了人人平等，建立了相关的保障制度，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条件；经济上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人享有公平的物质条件；文化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思想自由，确立了“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思想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公平的政治价值观重新获得确立，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社会公平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了一条探索实现社会公平的新路。社会主义本质论阐释了社会公平必须建立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强调“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公平思想，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观和核心执政理念。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全体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执政价值观，制定了保障社会公平的系统政策。

总而言之，民主和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它们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二、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民主、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价值、价值关系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有的比较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价值诉求，是对“应该是什么”的一种追问，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各个方面，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它也体现在不同层面，表现为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和具体价值等层面。民主、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看，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是其内在要义之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活动的理论抽象，而现实的活动是蕴含丰富的内容，其中就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等活动。而政治活动中形成的民主和公平的政治价值观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深刻反

映，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一致的，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治活动的一种深刻反映。

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看，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在价值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以及现实选择的必然结果，追求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公平的社会，反对专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始终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这也是中国人民对现实社会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也就必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诉求之一。如果缺乏民主和公平的政治价值观，那么政治活动就是不健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不健全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偏颇的；只有具有民主和公平的政治活动，才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政治活动，也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来看，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是中国社会实践的一种本质反映和价值追求，已经化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一方面，追求民主和公平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价值诉求，也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凝聚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方面，其实，追求和实现民主和公平的社会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是民族精神的内在反映。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富有理想的民族，把社会和谐始终作为自己民族奋斗的价值追求。而社会和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均衡的全面发展的状态，民主与公平也就必然成为其内在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顺应时代和实践的需要的本质反映，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本质把握，而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恰恰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内在反映，深刻揭示了时代精神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价值诉求。我们现在提倡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今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概括，也是现时期社会政治活动本质的提升，而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则是世界政治历史活动的理论提升，也是中国社会政治活动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和理论诉求。

第四，从社会主义道德视域来看，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政治活动领域的具体表现，规范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反映，它深刻揭示了是非、善恶和美丑的标准。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辱的基本看法，是一种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规范着人们在社会中的言行，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一种价值目标和标准。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追求，深刻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和社会的价值诉求目标。而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本质是民主和公平的，民主和公平是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实践的价值欲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在政治活动实践中的反映。如果离开了民主和公平政治价值指导，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将显得僵硬和死板，缺乏活力；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只有具有民主和公平，才可以真正显现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精神和活力以及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要求。

三、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民主和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推进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建设必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起到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政治文明，同时，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文化价值观本质就是一种公民政治文化价值。就如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说，公民文化就是公民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动作层面的观念依托。而这种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公民文化价值观，这种“‘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民主和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价值观的内在表现，而这种民主和公平的政治价值观的培育必然对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促进了我国公民文化的发展，从而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公民文化价值观的提升，也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起到了社会各族人民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和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需要具体化为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大众的内在价值追求。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实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目标，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功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真正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的和要求。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那么，我们努力实现政治活动的民主和公平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培育具有此种价值观的公民，本质上就是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另外一个方面，抽象理论只有具体化了，才可以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和理解。同样，抽象理论只有具体化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才可以真正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也使得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的提升。

四、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

可以从社会存在、社会制度秩序和个体心灵秩序等三个角度来建设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7

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深化教育；率先垂范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辟论述，不仅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精髓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也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对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有丰富的思想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作支撑。

1.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性，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于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古代，“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融入儒家礼教思想之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传统文化中许多闪光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例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积极奋斗精神；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广胸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精神；父慈子孝、伉俪和美、兄友弟恭的和谐家庭关系；言必信、行必果的诚实守信的处世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等。

2.马克思主义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展开的。他们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视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奋斗的价值理想和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包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诚实守信等基本内容。事实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以科学发展观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去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矛盾，才能以对人类未来文明和后人负责的态度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求去解决人的生活方式中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矛盾，更好地形成社会的文明道德风尚，同心协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中国国情、反映时代精神、研究中国问题、回答时代课题、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迫切需要和紧迫任务。

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全球思想文化交流需要

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既给我们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带来机遇，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挑战。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旗号，使用网络、影视、扶持邪教组织和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价值观的灌输。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和拜金主义影响下，在现代信息传播的商业环境之下，我国也出现了物欲膨胀、精神衰退的苗头。一些人被经济利益所驱使，丢弃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丢弃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追求与奋斗的主旋律，通过一些丑陋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方式吸引大众注意力。戏说红色经典、炒作负面新闻、曝光不雅照片、明星吸毒斗殴、代言虚假广告。一些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而对传统文化失落迷茫，没有温情和敬意。种种有违传统文化中真善美品德的不良现象，弱化了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追求，侵蚀着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造成社会公德的萎缩和社会风气的鄙俗，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面临危机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壮大，维护我国文化的安全和“文化主权”，是亟须正视和回应的时代课题。

2.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需要

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布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布局。思想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越来越成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此话让人深思，让我们在社会建设中感受到精神文化缺失所带来的影响，也说明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全社会强烈地需要凝聚和形成价值共识。

3.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文化问题的需要

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我国当前存在的文化问题突出表现为“六无”现象：一是文化无根，传统文化断裂，马克思主义危机；二是文化无魂，魂飞魄散，碎片化、物化；三是文化无序，道德失范、社会脱序；四是文化无力，缺乏凝聚力、吸引力和创造力；五是文化无声，理不屈而词穷，话语权很小；六是文化无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日深。这些现象导致历史、价值观的缺失。例如，大禹婚外情被臆断出来，孔子私生子身份被揭露出来，关公好色的本性被推断出来，司马相如包二奶被设想出来，李白、李清照喝酒等，历史在所谓的通俗化中日益庸俗化。因此，我们必须完成价值观重建的任务。

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精髓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也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奋斗的目标和任务。

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深化教育工作

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阵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新宣传方式。广泛运用新闻媒体、互联网等传播载体，运用形式多样的社会宣传，运用贴近实际的教育实践活动，运用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运用遍布各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运用各具特色的文艺作品，运用丰富多彩的出版作品，源源不断地推出原创性的文化作品，并且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来传播和营销其价值观和文化作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更好地走进群众、深入心灵，转化为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人们的自觉行动，形成自己一套独立的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平台。有利于凝聚起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并在价值输出上占领制高点，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主力军作用和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充分发挥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知名人士、公众人物的独特作用，带动全社会共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伴随这种表率和引领，社会风气也会随着主导的引领而逐渐向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落地生根。

3.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要加强制度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赖于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健全完善。只有锐意改革创新，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公正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机制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才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也才能真心认同、热烈追求和忠诚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并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而制度的规范作用对于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内在品性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敬畏规则，信任规则，遵守规则，久而久之，就会将制度的外在约束内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和自身的道德品性。

参考文献

[1]管子·牧民.

[2]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8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论及欧洲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时说，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阶级、阶层抑或利益群体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社会政治、经济样态，对政治、经济的未来走向，以及社会变迁的目标模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而渐次把各自的主张诉诸实践，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这样，欧洲的社会转型或者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治思潮。在这纷繁复杂的众多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始于19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虽然在转型的社会主导力量、内在动力及目标模式方面与西方社会以往的转型有诸多差异，但作为以现代性社会样态为导向的社会变迁，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可比性。与政治、经济转型相伴而生的政治思潮的兴起及表现形式、内在特征，中国当下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描述的西方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改革开放前闻所未闻，或者仅仅是暗流涌动的一些政治思潮，如今不仅大行其道，而且日益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并且不断弱化甚至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著名学者马立诚先生认为，除了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这里，马立诚所讲的新、老左派思潮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政治谱系里都可归为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述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在当下中国并非独立存在的政治力量，也不具有相对完备的言说形式，更不具有清晰可辨的政治诉求，它更多依附于形形色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极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中。而新儒家思潮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具有现代意义上政治思潮的特征。任何历史都是当代的，作为一种现代性因素而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样穿着民族的服饰出现了。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笔者长期担任政治学基础理论、国际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工作，在课堂上，常常会问学生诸如“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社会主义”的问题，也问“谁读过《共产党宣言》”、“谁读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问题。学生们的回答往往令人错愕。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模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陌生使人惊诧。相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甚至一些极端的政治思潮却与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如影随形，部分学生对某些思潮的主张如数家珍。据相关资料判断，当下纷繁复杂的政治思潮在高校大学生、研究生中的迅速传播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不是特例和个案。高校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种现象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不仅令人深思，而且急需从理论上加以正本清源。

正是如此，继十八大报告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而“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及“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弱化道德秩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道：“当一种思想占领了人们头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然而，当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时期，传统文化结构、既有的价值体系被解构和颠覆，但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尚未成功建构。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政治思潮纷至沓来。它们借助于各式媒体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和观念，并在许多场合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

中国虽然存在众多政治思潮，但很少有一种思潮成为多数人接受的主流思潮。这就使人们在社会转型进程的众多问题上，意见出现分立。在政治共同体或者基本价值层面，2008年以来思想界的意见尤其对立。自由主义者推崇普世价值，对政治教科书上所表述的一些传统价值表示质疑；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及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者虽然异口同声地否认普世价值，但他们在包括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而社会主义思潮的信奉者内部也存在左、中、右的分野和理念上的对立。政体层面的共识在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看来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中国思想界对诸如现代政治规则、法治社会规范，甚至政治共同体本身等都缺乏足够的认同和广泛共识。

显然，一个社会在基本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就会有持续的焦虑，就会有极端主义思潮和反社会运动的兴起。战国时期楚襄王和士大夫宋玉曾经有过关于风的对活。楚襄王问风从何而来，宋玉对日：“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政治思潮和自然界的风一样，只要它们产生的条件具备，立马风生水起，所谓“枳句来巢，空穴来风”。

这样，在各种思潮纷呈而且缺乏主流价值观引导的背景下，必然出现普遍的道德沦丧和公民精神家园的迷失。人们徘徊歧路，“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于是，一些人不再愿意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不再有基于信仰的诚信；不再有悲天悯人的情愫；不再有天下关怀，开始专注于自身享乐，专注于索取。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开宗明义：城邦的目的是善。而善在政治学里就是公平正义，就是道德规范。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道德生活，就没有和平、和谐的政治生活。中国儒家强调的德政、以德治国等理念，更是明确地将道德视为政治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终极意义上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时代的叛逆者拍案而起，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首先是基于道德诉求，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残暴、不人道的抗争，基于对劳动和人的异化、对“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的义愤。马克思、恩格斯在篇幅不多的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照例把道德置于重要位置，把平等、自由、和谐及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视为主要社会元素。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如果从政府到官员、民众，不遵守道德规范，践踏正义，腐败堕落，那么，该社会不仅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且很可能是政治动荡的开端。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合思潮

如何重构道德秩序，打造与时代相适应的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就要如胡锦涛所言：“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为此，我们需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键在于教育实践活动，尤其是政治理论和德育教学实践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缺乏共识、价值分立、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重要因素，是政治理论和德育教育将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变成了纯粹客观知识的学习。这种不提供意义、信仰和精神价值的德育教育，不仅空洞、毫无吸引力，而且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属性。用熊彼特的话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

由于过往的政治教科书不能简明扼要地回答何为社会主义？没有深入阐述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那种“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就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劳动者解放的武器，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只提供手段，价值理性才闪现出意义的光芒。

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核心价值体系作了深入论述和明确概括，从而为政治理论课和德育课的教学实践真正成为知识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并举的活动提供了指导。

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时候，各种社会思潮便不再是异己的力量，中国社会便实现了多元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整合。

以深化改革凝聚社会共识

然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讲：“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里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因此，消解当下各种极端思潮对社会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形成社会共识，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借助于相关理论范式，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考察各种思潮背后的物质关系，从而弄清它们的成因、特质及未来趋势。这即是古人宋玉所谓的：“其所托者然，顺风气殊焉。”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9

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强制人们接受。最重要的是只有人们自觉接受和广泛认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代媒体具有覆盖面广、渗透力强、影响力大、公信度高等优势，运用现代传播的新闻舆论力量，就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到千家万户，普及到每个社会成员，使核心价值观入耳入脑，内化于心，从而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通过新闻传播潜移默化的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其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框架。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凝聚，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精神滑坡，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国家的“主心骨”，是价值考量的“定星盘”，是社会前进的“推进器”，是和谐社会的“剂”，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在经济升级与社会转型期，媒体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世界范围思想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激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呈现多元、多变、多样态势。思想迷失、信念动摇者有之；观念扭曲、道德堕落者有之；追逐金钱、奢靡颓废者有之；有腐朽、没落思想的滋生蔓延，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沉渣泛起。个别人甚至被膨胀的私欲吞噬了良知和人性，出现了凶犯盗车杀婴、医生拐卖婴儿、法官集体嫖妓、教师猥亵女童等挑战道德底线的极端事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行政、法治、政策、制度等综合手段，但主流舆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闻舆论虽不是一种强制力量，但新闻传播中蕴含道德力量，能对人们的心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法律、制度是规范人们道德、价值观的“硬约束力”，那么，主流舆论的感化引领是一种“软约束力”。大量的道德、价值观问题不能靠强制力量来解决，而要靠说理、靠教化，靠舆论进行春风化雨般的疏导、引领。为此，媒体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报道力度，深入浅出讲解24字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同时，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鞭挞社会上落后、丑恶、腐朽的道德行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养自信自强、理性平和、昂扬向上的社会心态。

总之，价值取向越是纷繁复杂，媒体越要站稳脚跟，越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在众声喧哗中彰显主流价值，在交融交锋中凸显中国精神，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二

新闻媒体要加强对社会思潮的正确引导，必须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正确辨析各种社会思潮，掌握社会思潮的各种特点及影响，从而把社会思潮引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轨道。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它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紧密联系。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时期不同阶段、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并得到广泛传播后对社会生活产生不同影响的意识潮流。社会思潮一般具有下列特征：一是具有时代性。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它迅速反映客观世界的最新变化与发展趋势。它在诸多的思想活动中脱颖而出，汇成潮流，使人难以回避。二是差异性。由于反映不同阶层的主张与利益要求，社会思潮各不相同，差异很大，往往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正确与谬误，先进与落后，理性与偏激，相互交织。三是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意识萌发、涌动，社会思潮相互交融。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信息网络的迅猛崛起，使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突破国界，对社会思潮起辐射、叠加、放大效应。四是流变性。随着情况的发展和公众关注的转移，社会思潮也会演化，其自身有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今天是沸沸扬扬的“热门”思潮，明天会逐步“冷却”退潮，而新的社会思潮又会萌发涌动，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恩格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这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6页）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主流、支流之别，任何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因为主流意识是统治阶级意志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因此，新闻媒体要正确引导社会思潮，必须正确处理思想意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思想越是多元，越要突出主导思想的一元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理所应当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统，又顺应了当今时展的社会思潮，植根国情，顺乎民情，顺应民意，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制高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的先进性和自身优势，以及广泛认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它能引领社会思潮。所以，媒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武器，来鉴别、分析形形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选择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主流思想；有利于促进社会富强、文明、民主、平等的主流意识；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和敬业精神，倡导友善、诚信品格的主流思想，加以广泛传播，使其入脑入心，成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共同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和价值目标。

尽管社会思潮带有明显的阶级、党派、社会集团的烙印，也有反政府、、反人类的粗鄙不堪的异端邪说，但相当多的是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从这一点出发，解决属于思想认识的社会思潮，只能采取充分说理的方法，帮助人们分清理论是非、思想是非。为此，新闻媒体要从全党全国的大局出发，针对社会思潮，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发挥疏导、沟通作用。比如，有人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宣扬以“自我为中心”，不讲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有人一味追名逐利，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网上有人鼓吹40岁前赚够4000万元的“事业观”，“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择偶观，“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找鞋去吧”的为人观。又如“老人跌倒该不该扶”引发的一波一波的舆论热潮……新闻媒体对诸如此类的价值观问题，要深入了解和密切关注，深入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规律与特征，摸准群众的思想脉搏，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循循善诱，疏导结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助人们认清这些价值观的危害，从思想的误区中走出来，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事业与责任、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后富的关系。街谈巷议中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也就是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往往是社会思潮的雏形，新闻媒体不能回避，而是要敢于触及，把政府工作的重点、实际工作的难点与群众关切的热点结合起来报道，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沟通理解的桥梁。正确把握热点事件、热点问题的报道，有助于引导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不仅由一定理性形态的思想为主导，而且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一旦被激发而演变为社会思潮时，积淀在社会心理中的理性因素就能为意识形态奠定思想基础。因此，群众情绪，社会心态，往往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和“催化剂”。所以，新闻媒体要正确引导社会思潮，就要悉心把握社会心态，了解群众在思考什么，期盼什么，满意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憎恨什么，加强对社会舆情的调查、分析、反馈工作，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媒体一方面及时、正确、有效地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决策和方针政策，起着“上情下达”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要充分反映群众的意愿、呼声和合理诉求，起“下情上传”的作用，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双向汇流的态势，把引领社会思潮落到实处。社会思潮看起来纷繁复杂，但都是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后的结果。为此，新闻媒体要认真地把握这些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运用新闻舆论力量，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从而弱化甚至清除错误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

“风起于青蘋之末”，当某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思想露出萌芽时，新闻媒体就要以极大的政治敏感紧紧抓住，迅速传播、形成舆论力量，使这种先进思想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汇成社会思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1979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同学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这个口号反映了当代青年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体现了时代精神。新华社记者发现后及时报道了清华大学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又组织了许多后续报道加以跟进，使这个口号广为传播，成为时代最强音，并转化为各行各业人们的自觉行动。这是一个新闻媒体引领社会思潮的成功范例。

三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各种新的传播业态发展迅猛，改变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给舆论生态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变化。“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话语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舆论生态新格局的出现，使思想文化多元化更加凸显，对新闻传播工作带来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媒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目前，我国网民达6亿多，为世界之最。网络传播具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每个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好恶，随意运用发帖、博客、BBS、微博、微信等手段传播信息，极度公开、自由，少有核实审定和准许的制约，也无需考虑传播后的社会效果。这种高度的随意性，往往成为偏激冲动和情绪化舆论的“推手”。网络空间的这些特征，使之成为正确和谬误的交锋区，各种思想观点的集散地，谣言的高发区。一些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丑恶现象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必须高度重视网络传播阵地建设。主流媒体及其重点网站，应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对网上舆论的引导，使其回归到理性平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正确轨道。为此，主流媒体及其重点网站，要对群众迫切希望回答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对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热点事件要认真应对，促使热点问题降温，热点事件缓解；对群众的一些疑虑和模糊认识要认真疏导，释疑解惑；对网上蛊惑人心、恶意煽动的谣言要予以有力回击；对网上的一些流言要及时予以澄清；对网上揭露的腐败行为要加强舆论监督。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掌控网上舆论的主动权。

针对网上信息“碎片化”的弱点，主流媒体可以凭借新闻专业队伍理论素养高、系统思维能力强的优势，进行深度引导，使受众获得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使主流舆论发挥认知辨识、明事悟理的作用，从而有力地引导社会思潮。

社会主义价值观例10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相互区别

1.内容不同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十报告用这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2.范畴不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那些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要求，体现社会发展趋势的核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一个内容全面系统、内涵丰富深刻的科学体系。

价值观是人们心中的深层信念，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行动遵循的准则。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拥有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十报告用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晰而凝练，不仅展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新认识，而且让社会公众找到核心价值观里的“主心骨”，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

3.地位作用不同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党的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更加精炼，易于普通百姓理解，更易于转化为行动。按照十要求，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领和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及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就会迷失方向。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点

1.本质上的一致性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体现，它们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存在基础和重要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无所依托、无所寄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高度概括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基本方向和基本特征，引领和主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2.目标上的一致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没有灵魂，就会显得庞杂、分散而不集中、不精练。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制度安排和实践运动提供科学、完整的价值合理性依据。

3.发展上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体系，其建设也是一个不断充实、加强和提升的过程，因而对于“核心”这个概念应当有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核心”要坚持、要加强，要发挥主导、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核心”与非“核心”的内容，既要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又要相互统一、相辅相成。除了“核心”部分外，还有许多的、非“核心”的部分，也属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范畴，并且有些也会不断融入、充实、提升到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中。因此，只有用发展的观点、开放的观点，才能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丰富、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科学、更加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要重视“”部分，又要重视“核心”部分，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实践，又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提升。

三、结语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清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共同点和不同点，不仅是教师教学的需要，更是促进教师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