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1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2

在中国的历史上，居于指导思想的往往是一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很少在精神层面上思考问题。原创：由于欠缺高远的理念指导，在制度建构和改革过程中，往往显得理念准备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经过理念上的论证。纵观中国的法律，历代法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立法技巧、编纂体例、实施方法等经验实用性领域，而无法朝着法的价值的高层次发展。任何法律都包含着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只有制度层面的法律，而没有精神理念层面上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必然是残缺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制度建设在量上有了惊人积累后，法律权威的缺失却构成了目前制约法治进展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制度的构建必须要有理念支撑。推进现代法治，既要重视制度构建与制度创新，更要注意发掘、培植与发展法治理念。理念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种内在的、隐性的但非常巨大的动力。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于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逐步养成的法治理念。

如今我国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实质上就是对司法理念进行变革。理念似乎是看不见的，但它却决定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及以后将要进行的司法工作的效果和成败，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导或支配，司法改革就难以深化或推进。树立法治理念必将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原创：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检察干警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中的司法力量，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运用这一理念指导执法行为。如何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并自觉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实践呢？笔者认为：

首先，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准确把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基本内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司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检察干警应该努力提高法律素养，坚持严格执法，模范遵守法律，自觉接受监督，把监督制约作为推动和改进工作的动力，保证和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其次，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检察干警要立足实际，扎实勤奋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要求，要给予最及时、最方便、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满足。作为人民的公仆，在工作中要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清正廉洁，确保权为民所用，做到文明执法。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3

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4

同志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当代中国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领导的社会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需要确立正确的方法论，通过方法创新和途径拓展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调动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性

作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思维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具备许多超越前辈的优点和特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面对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时代，不少青年在自觉寻求理论支持，希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获得价值追求与精神归宿。

既然学习、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内生的一种现实需要，那么，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的人。他们的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认，受到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激发，发挥作用。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首先应在基本教育理念上凸显主体性教育思想，实现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

青年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所具有的本质属性，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独立性相对于依赖性，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创造性相对于复制性，而依赖性、被动性和复制性恰恰是在传统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受教育者依赖教育者直接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依赖教育者给出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以致于离开了教育者便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和改造，缺乏主动性，游离于教育活动之外，尽管他们能够在各种检查、考试情境中复制出教育者所教授的内容，但这种复制不是真正的内化，不能构成外化为行为的基础。结果是“说归说，做归做，行动归行动”的知行脱节，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无疑是低效的。因此，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实质上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超越。

以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建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活动，就是要把培养独立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主动性的要求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在交往、互动、对话中，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与心的交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心入脑，转化成内心信念和行动指南。

二、着力建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当代青年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教育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以及对人们思想意识判别、选择、理解力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强化作用。”而这种有效性问题往往会在具体教育活动和实际操作(实施)环节中显得更为关键，需要我们加以重点关注和解决。比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我们经常讲要实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对此，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机械地认为：进教材，写进教材中去就完了；进课堂，确定开设一门课程就可以了；进头脑，加大灌输力度就行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和接受程度与我们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青年中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必须把有效性作为一个基本取向，着力建构与社会和时展趋势相适应、与当代青年对理论信息的接受特点相协调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首先，传播方式、教育方式要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过去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曾过于强调传播、教育过程中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把受众、受教育者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与以往的教育环境所不同的是，在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城市乡村、各行各业的青年都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资源，而不像以往那样只能靠书本或者领导、老师、家长与长者的传达、讲授来获得。因而，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单向性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而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国青年当中的覆盖率和受众面。

其次，传播与教育方式应注重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的相互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展和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这种变化在当代青年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价值选择、理论认同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因而，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采用灌输这种显性影响的传播与教育方式虽然是必要的，但也要注重多重渗透，为青年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创造条件，使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共同发挥对青年的理论教育功能。只有贴近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之中，引导他们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与氛围中自主选择、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三、积极开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的有效载体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新世纪面向当代中国青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大举措，需要选择恰当的载体形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可以积极开发以下几种有效载体形式。

1．编写出版面向青少年的理论普及读物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曾被盛赞其胜过十万雄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读物，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以通俗化的语言表述阐释深奥的哲学理论，且并没有因其通俗性而丧失学术性，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与理论普及教育的典范。因此，在当代中国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理应把这种实现理论普及的方式和经验继承下来，以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每年都会组织专家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该丛书对人们普遍关心但又存在种种疑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了解答，在青年中也受到普遍欢迎。

这是一种以图片、画报的形式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载体方式，它“按文配画、以画解文”，以鲜明、形象、可感的图片、画报、海报等向人们解释、说明那些看似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近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画说邓小平理论》、《图说邓小平理论》、《画说“三个代表”》、《画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画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画说科学发展观》等图书，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发挥了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积极作用。

3．组织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报告会

理论通常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的，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使人们觉得理论晦涩难懂，只能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研究和阅读。因而，要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使这些理论成果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进入当代青年日常的学习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在大学生当中举办关于理论传播、理论宣讲方面的报告、讲座越来越受到他们的欢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结合青年学生、部队战士以及青年公务员、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思想与生活、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为他们举办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会、理论宣讲会、社会思潮评介讲座青年骨干理论培训班等，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4．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理论解读

在当今时代，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青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构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打开荧屏、网络，我们注意到，解红楼、评三国、读论语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当代青年中颇受热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传统文化在他们中的普及。因此，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论武装，我们当然应该借鉴和运用这些传播媒介来推动理论的普及工作，可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搬到电视、广播中和网络、报纸上进行解读，从而扩大理论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四、注重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5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2-63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6

    “三个代表”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特点、地位和作用及其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首要的理论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对它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进行了描述。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7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构想，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二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马克思对西欧发达国家以外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他对东方社会和亚西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个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对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可能性进行构想，但他已注意到了东方落后国家不同于西欧社会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并认为落后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又寸欧洲社会主义进程有可能起到先导作用.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是整个亚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并第一次提出了一种有特殊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并把它同“欧到刊的社会主义”相对照。马克思真正深人探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从70年代开始的。这一思想体现在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古代社会史笔记及有关通信中。马克思晚年利用古代社会史和人类学等材料，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揭示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的具体可行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相互:补充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社会类型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主要限于西欧各国，这是从一种私有制形式变成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历史运动，有其特有的孕育和成长的演变过程;相反，俄国等落后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它“毫无相似之处”，所以走着各种各样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属于必然。晚年马克思希望通过全面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过程，特别是原始社会后期和文明社会初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演变、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国家形成的各种途径等，揭示不同类型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多样化的道路。从不同社会类型的国家以往历史道路不同，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社会环境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必定也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不但不会影响它们在根本的发展方向上的统一性，反而会体现其统一性。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落后国家完全不必把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当作典型的模式在后面夕卜步亦趋，应当开创出自己特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创建自己的特色模式。

(二)世界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跳越式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模j艾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正因为它恰好处在人类总体文明程度已经较高并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时代环境中，所以，它只要吸收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它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生命进人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反对俄国走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实验。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要坚决走社会革命道路。“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强调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经过自上而下的资产眨解吸的改良主义道路，必须经过社会革命的道路，但社会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实质上无产眨尔级也不等于暴力革命。

(三)社会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为落后国家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景。

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对俄国公社进行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他认为，落后国家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恩格斯把国际条件看作落后国家能否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形式的决定性因索。恩格斯这一思想，打破了民族和区域的界限，使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的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因为世界上处于相互联系中的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别国的制约，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不能离开他国人民的支持。恩格斯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夕亡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都是正确处理和解决了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果。I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帝国主义，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联系和交往更加普遍化，但尚未发展到各发达民族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程度。由于当时世界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十月革命正是在一个外部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成功地利用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结果。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8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衡量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跃迁和整体性发展，就存在着两个极为重要的衡量尺度：其一是强化工具和手段意义、注重实用理性的历史尺度；其二是突出理想和信念意义、崇尚超越性理性的价值尺度。前者指的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和对达成目的可资运用手段的估价，并在此基础上去追求一个限定的目标并设法预测其可能的后果，它重视的是功利的价值，关注的是当下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崇尚效益、崇拜乃至迷信科技的力量，追求现世的幸福和快乐；而后者则重视人的价值，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意义，崇尚终极关怀，追求精神或道德的富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与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过程。一方面，社会现代化受客观规律制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现代化又“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119人们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我”的方式进行活动，改变着自身的自然和外部自然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阐释其现代化思想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了历史尺度同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

二、党的领导集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具体内容上极大地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实践诠释

党的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与时俱进，在具体内容上极大地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实践诠释。

1.党的领导集体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把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可靠保证，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关于现代化运行条件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巩固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并把这种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完善作为社会现代化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和可靠保障。中国以此为指导，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压倒一切”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运行条件，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事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唯有稳定才能搞好经济建设。国泰和民安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国泰就没有民安；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也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4]210“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4]213在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为了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社会现代化持续、快速而健康的发展，党的领导集体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4]211要“统观全局，精心谋划，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4]215其次，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最后，在国内则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不懈地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力求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2.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关于现代化有不同道路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革命性跃迁和整体性发展过程中，西欧有西欧的模式和道路，东方有着不同于西欧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又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党的领导集体充分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经济文化尚十分落后的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3]94“走自己的路”反映的是一种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实践理念，是一种确保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照抄外国模式的崇高信念。它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其前提和支撑，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3]29当然，独立自主不是自我封闭，自力更生更不是盲目排外，相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向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一切外国开放，并主动加入世贸组织，这也是在“走自己的路。”

3.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关于现代化进程实质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现代大工业在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上的积极作用，高度评价了作为现代历史主体的资产阶级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的巨大贡献，即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256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力的高速增长看成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实质之所在，即“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实质之所在”[8]。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现代社会不同于过去一切世代最为本质的地方。党的领导集体以此为指导，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三大确立起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都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4]3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4]33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9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对于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自觉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对政治文明的研究，从整体而言，还是初步的。本文拟对政治文明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以及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关系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政治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文明思想。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将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层面，而且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集权专制的对立面[1]。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出“文明国家”的命题[2]。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社会的概括和文明时代的基础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明确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3]。这些论述，毫无疑问都包括政治文明。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也不可能从学理上对政治文明予以全面的研究，更没有把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在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经过了过渡时期的社会变革，阶级已经消灭，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现象都成为多余的东西。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将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随之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现象也就不存在了，当然也不需要了。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4]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文明，而是要使政治文明归于消亡。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到无产阶级的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他们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础”[5]。公社以强有力的措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对公职人员实行选举制、撤换制和普通工人工资制，公社是兼顾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并用地方自治代替资产阶级官僚中央集权。这种民主制包括后来恩格斯所论及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指的都不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但仍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特有现象。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尤其是未看到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因而尽管他们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某些特征，但是他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行详尽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况且他们一直认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作为国家的国家等政治文明已经不复存在。列宁也没有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然而他对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将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文明的认识以及社会文明的结构与相互关系的论述和理论概括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诸如民主、法治等有十分详尽、深入系统的论述外，并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反复强调要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治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一个时期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江泽民在2001年1月10日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7]2002年7月16日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过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8]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9]胡锦涛同志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文中指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对自己一贯坚持和实行的发展人民民主的方针的新总结、新概括。全党同志都要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牢牢地把握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把握不牢，走偏了方向，不仅政治文明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三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全面加以推进。”[10]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创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次将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十分清楚地界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性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政治文明的属性和政治文明蕴涵的内容及政治文明涉及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和具体原则；明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充分说明了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原则性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的和意义，特别强调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如此等等，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提出了一系列课题，开辟了诸多研究领域。随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其理论价值和理论意义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一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也正是这三大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分析社会的构成，但上述论断确实蕴涵着这样的思想，那就是文明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生活领域，或者说三个系统。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结构形态。人类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什么时候社会就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反之亦然。忽视、偏废了任何一种社会文明的建设，不仅这个社会就会残缺不全，呈畸形态势，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便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带领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路线。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雄辩地证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使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新和全面的事业，作为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必经阶段的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在政治方面，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扩大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健全，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具体的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行政管理机制，司法体制，人事制度，推进中国政治的发展，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影响和决定它们的发展方向和进程，真正地发挥其规范和保证作用。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文明建设中不仅是不可缺失的内容，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文明以其特有的结构和功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广泛地介入和规范社会生活，影响和制约其他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其自身的权威和能量引导、控制着社会的发展前景。其他文明一旦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政治文明就会予以干预。社会的其他文明建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它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当然，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它的作用程度又会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以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制度为例进行分析和考察，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政治文明的独特作用。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统治阶级为实现其统治而规定的或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政治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维系这种关系而如何组织、分配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各种原则、方式和程序等强制性规范的总和。它以自己的规范体系规范和调整社会政治系统中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其强制性对全社会提供普遍的约束力。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的这种权利是通过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专门政治制度)来行使、体现和保障的。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不断地满足人们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助于健全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9]。在决策的难度空前加剧，决策的复杂性、艰巨性日益增加，决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指导着整个国家的内外行为，规定着整个社会的各种生存方向，牵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决策制度并不是绝对不会出现失误，而是当出现失误时容易得到纠正，不至于出现因决策失误而酿成的政治动荡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毁灭性灾难。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助于增强公共权力主体(派生意义而言的)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认为，政治权威是指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公认的威望和所形成的支配力量，它是政治权力具有效能的典型体现。而政治权威的基础是其合法性。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到公共权力委托者的认同和拥戴。在每一个公民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人人都直接参与各种管理的情况下，究竟谁代表大家行使管理权，就变得相当重要。如果公众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产生合法性危机，不仅难以形成实现既定目标的合力，而且有可能使社会分崩离析，陷入混乱之中。而公共权力主体的产生只要依据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就会保证公民对权力体系产生认同感，形成坚强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正是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所必需的。坚持和健全各项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建立、健全以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的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运作机制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真正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从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保证党和国家的决策能够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纲领、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会带来国内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新型组织不断涌现，职业分类与职业活动方式也将进一步加剧，从而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和清晰化。这种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政治主体演变为政治关系。这些关系能否合理、妥善地予以协调和处理，不仅关系到各社会主体的合理定位和潜能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和政局的稳定。因而社会的各种关系能否和谐，各社会主体之间矛盾能否调解，都需要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地健全各种缓解矛盾、化解冲突、消除张力的机制和体制，完善协调政治关系有效、科学的手段和方法。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跨越性发展，必将冲破各种时空界限，使国民的眼界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当中也蕴含着某些各国都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性标准。在中国国民的眼界不断开阔的同时，他们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自主意识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发展以及各种制度的演进而不断增强，利益和需要日益向更高层次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开辟各种渠道和途径，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和运行规则，有序地扩大民主，同时也要加强法治建设，根据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在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和进取精神的基础上，构筑法律体制，借助于法治使各政治主体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并通过规范、引导，逐步将法治的规范内化为政治心理，使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更加理性化。实现政治行为既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又有较好的效能，实现与预期效果、宗旨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原有的利益格局通过一系列的调整、转换，变得更加多样化。各种不同利益已经和正在产生碰撞、矛盾，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心理，消除不断积聚的社会张力，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整合，保持社会持续长久的政治稳定，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带根本性的。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加坚实、广泛的阶级基础，以政治制度的巩固和生命力来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利益上的重大调整加剧了社会成员对各种利益的追求以及各种态度、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日益多元化。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中西思想意识的碰撞，西方发达国家以科学技术发展和资本的全球化活动为基础的高位文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扩张和渗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在此情况下，我们在大量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政治标准、政治理想、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评判标准，推动全社会形成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信息化社会的沓至，明显地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节奏，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要求每一个政治主体、社会主体有敏锐的反应能力，把握利用每一个时机，以政治的高效能促使广大社会成员政治效能感的增强，这就要求国家、政府和政党具有较高的能力、能量，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当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学理上讲，任何文明社会都是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的统一体，社会的文明形态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并表现出来。做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深化对各种社会文明的认识，把握各自的特征，揭示其规律性。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划分是相对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往往互相渗透、彼此依存。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政治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手段。随着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加快，政治文化日益世俗化，指导或驱动着政治主体的行为；广泛存在着的社会政治心理，日益成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形势的晴雨表，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难舍难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总目标的一致性，尤其是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同一性，使得它们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特别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转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旦超越具体的界限发展成为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时，那么就必然成为政治问题，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予以解决。当然政治文明和某些方面问题的落实和解决，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也必须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予以实现。因而刻意地单独强调某一方面的建设是不现实的。当然，三个方面的建设其主次缓急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主要任务的调整而有所侧重，但即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并不意味着舍弃其他方面的建设，在一个社会的全面建设时期更不应该有先后之别。倒是在社会急剧变革的短暂时期或许存在这样的现象。因而从大局出发，在理论上科学认识，在实践上合理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基于对政治文明涵义的科学理解。有关政治文明的涵义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我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和一定社会阶段上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况。如果这个涵义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那么它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它必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蕴涵着某些人类共同追求的积极因素和进步成份，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或许还有不少内容至今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的国情从性质上分析和把握，它是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辩证否定过程，这种否定不是割断历史，也不是闭关自守，发展就意味着不断地超越，超越的基础就是继承其科学成果与精义的过程，继承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积极因素、合理内核。同时应该明确，政治文明既然是文明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文明社会是与阶级的分野和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从本质上讲政治文明无论是哪一种形态，都鲜明地带有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色彩，任何政治文明都是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政治文明，其宗旨是使自己和统治合法化、固定化，超阶级的政治文明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复杂的政治文明都可以通过阶级分析方法予以剖析和说明，抹煞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也就等于舍弃了政治文明本身，使政治文明说不清、道不明，难以认识和把握其本质。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懂得，中国的国情从时空上分析，是21世纪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从事政治文明建设，绝对不能脱离实际。众所周知，政治文明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并不是绝对的，政治文明具有社会相关性，它受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征的影响，深深地带有民族的鲜明特色。因而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就是同一阶级内容的政治文明，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各个国家因历史传统、民族特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其政治文明也会显示出不同的具体形式，因而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始终不渝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即使是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也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改造，绝不可照抄照搬。

(三)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是由建设和改革推动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但政治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它们的作用。体现在政治领域，那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至于政治建设方面，多年来更多地强调民主、法治建设等。尽管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毕竟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政治文明的全部，民主法治建设也并不等于政治文明建设。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只是使政治建设更加全面，更具有高度的概括，也更好地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相契合。不能以此来否定或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当年在提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时，也没有将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的动力仅仅局限于二者的建设上，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在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十年之后确立的。因而并不意味着因为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便发生发展战略的转移。为了很好地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倒是有必要从理论上搞清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二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不同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较为丰富，它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民主形式的丰富，而且还包括政治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政治行为的不断规范、理性，政治关系的和谐，政治思想观念的创新，法治的健全，管理效率的提高等等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对既有的政治关系的调整，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要进行创新性建设。二者对于政治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样重要，正如物质文明建设不能取代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互为替代，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强劲动力和手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3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5，2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3，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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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74.

[7]人民日报，2002-06-01.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例10

******同志在2002年的“5·31”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在十六大报告中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重要论断是十六大报告的一个亮点，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的新创造和新认识，也体现着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品质，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认识和实践中走向新的成熟。在全球化愈益凸现的今天，在我们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征程中，该论断的提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的伟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文明(civilization)是与野蛮、愚昧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标示着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有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对“文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文明在社会主义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虽然认识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但没有把两者提高到文明的角度来认识，没有对文明从涵盖物质世界领域上仔细划分。

对文明从物质世界领域上予以划分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在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在1983年阐释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一划分突破了人们对于文明在领域上认识的混沌状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补充。

******同志在深入研究前人“文明观”理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文明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后，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认为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涵盖了主观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全部。这是对“文明”领域的科学划分。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探索。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但对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属于哪一范畴没有明确地做出回答。随着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愈来愈重要，探索如何使政治与经济、精神互相作用、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已势在必行。邓小平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视政治建设，在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但是没有把物质、政治、精神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贯穿起来。******同志在不断的探索中，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统一起来，明确地提出“政治文明”理论，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政治(polities)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围绕国家政权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从古至今各阶级、各政党都十分重视政治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在******同志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对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科学的政治理论体系，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回等，指明了政治的产生、实质、核心。

政治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先进的政治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它必须是行政主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先进的政治思想的指引下，采取先进的政治行为积极主动地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求行政主体必须明白什么样的政治是先进的政治，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几代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把政治发展的程度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性地将文明的概念引入到政治领域，从文明的高度反映政治及政治生活，用文明的标准来界定政治发展的程度。******同志这一论断将我党对政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的伟大创举，也必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起到指引、评价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代表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能够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思想观念、制度建设、法治等方面充分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神圣使命和强烈自主感，促使广大人民以主人翁的身份真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对经济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程度内改变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文明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它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自然也是最有力的。历史证明，在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里，经济就会迅速的发展；反之，在****独裁，社会昏暗的环境中，生产力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正如毛泽东所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时候，对于政治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文明，它积极倡导民主法制的良好氛围，最能适应经济基础，并且在适应的同时能够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自我改革、自我调节，因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将是积极向上的。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我国是一个有着封建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僵死的政治体制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曾使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治体制仍然不完善，如具体制度不健全，人民民主权利得不到真正行使等，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